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1篇

《文汇报》的，有陈钦源、黄裳、黄立文、徐凤吾和朱嘉树，连我共6人。其中陈钦源与黄裳一直是副总编辑柯灵手下的大将，我在解放前就认识他们。据柯灵告诉我，黄裳原名容鼎昌，中学的时候，就向他编辑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和《万象》投稿，黄裳的散文很优美，他很欣赏。为联络与作者们的感情，柯灵常常举行作者茶话会，黄裳来参加过。他看黄裳穿一件灰色显短的长袍，因为迟到，黑郁郁的脸上一副尴尬相，给柯灵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黄裳去了大后方，就音讯全无了。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总主笔徐铸成请柯灵担任主笔和副刊主任，负责众多副刊，编辑缺乏，柯灵正在物色人才。有一天接到一封昆明来信，正是黄裳写的。黄裳说：在重庆，他继续在交通大学上课，不久，便被征调为美军的编译官，跑了很多地方，积累了不少生活的经验。抗战胜利后，美军回国了，他失业了，生活困难，想回上海来，既买不到也没钱买车票、船票。经徐铸成同意，柯灵马上给黄裳汇去一笔款项，而且还给了他“文汇报特派员”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黄裳访问r_一些名人，写了几篇稿件，而且打通了买票的关节，很快就同到上海，参加《文汇报》的工作。柯灵本来是想让黄裳担任副刊编辑的，而徐铸成却安排他跑社会新闻。不过黄裳写了许多京剧漫谈在副刊上发表。我们都以为他是京剧行家呢！

四大连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21日，被封闭的《文汇报》再次复刊、我和黄裳成了同事。

那时《义汇报》销路不佳，只有二三万份。为争取读者，正副总编辑徐铸成、柯灵想出了用长篇连载吸引读者的办法，柯灵组织了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征得郭沫若同意，转载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的《抗战回忆录》，及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组织的张治中的《和谈回忆录》，号称四大连载。但是，《历史无情》、《抗战回忆录》没连载多久，就接到上面通知“不宜发表”，只能腰斩。害得柯灵连连向师陀、郭沫若赔不是，苦得要命。张治中听说后，他的《和谈回忆录》也不肯拿出来了，所谓四大连载，最后只剩下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篇了。

《文汇报》两领导决定组织长篇连载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梅兰芳传，因为梅兰芳抗战八年时蓄须停演，民族气节非凡，两领导非常敬佩。他知名度高、号召力强，叙述梨园往事，—定雅俗共赏。那么派谁去组稿呢？懂京剧的黄裳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但是考虑到黄裳在抗战胜利，梅兰芳登台演出时，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梅兰芳年事已高，应退出京剧舞台。梅兰芳也许对黄裳不满，乃决定由柯灵亲自出马。柯灵早在编《万象》时就与梅兰芳打过交道，请梅兰芳参加他们举行的京剧座谈会等。抗战胜利后，更专访梅兰芳，写《梅兰芳一席谈》—文，长达近万字，在《文汇报》上分两天刊出。这次梅兰芳来上海演出，柯灵更在家里宴请他，由夏衍、于伶作陪；梅兰芳也在他上海的家里还请，也由夏衍、于伶作陪。他们早是知心的朋友。所以柯灵一提出，梅兰芳就欣然同意。不过他不擅长写作，因此决定由他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记录，再寄至上海，请其弟许源来补充修改。柯灵则决定在北京，由北办记者谢蔚明负责联系梅家，在上海，由黄裳负责编辑梅兰芳传记。

这位许源来常常晚上才到报社来，因此，晚上七八点钟我们总是看到黄裳和他在一起研究稿件，《舞台生活四十年》自1950年10月15日刊出起，整整连载了一年，黄裳为此真是花费了不少心血。

狼狈不堪

黄裳是藏书家。他藏书的事，我们1952年时就听说了。那次领导派他去苏州采访，同他一起去的人回来说，他却在那儿大淘旧书，所买旧书之多，后来只能雇一只船装运回来。还形容他淘旧书时的那股傻劲和搬书时的狼狈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不已。这件事在报社内传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领导们当然也听到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不久黄裳就被安排到我们文艺组来了。这怎么行呢？黄裳是大记者，是有点名气的作家，我怎么可以领导他呢。我采取的办法是随他去，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决不管他。黄裳只到文艺组露过两次脸，以后人就不见了。后来听说他到他的同学黄宗江那儿去了。黄宗江刚刚参军，穿着黄军装，属于总政文化部，他忙于组织徐玉兰、王文娟的越剧团参军，正在为她们排练《西厢记》，即将到部队去演出，难道黄裳也去搞越剧了？他喜欢的是京剧，越剧对他合适吗？大约不合适吧，不久就听说他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去了。当时柯灵已离开《文汇报》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当副所长去了。当然编电影剧本是很好的工作，不过剧本都要送中央审查，当时最主要的审查官是，水平极高，那些剧本经过九次炮轰，十次干炸，十个剧本倒有九个一毙了之，黄裳受得了吗？不久，黄裳又回到《文汇报》来了。

一走了之

黄裳在我印象里，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热衷的是古籍和京剧，他怎么会成为，而且被定为极右的呢？上世纪90年代他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

他的罪行是他写的那篇《解冻》，解冻当时可是个热门话题。最早发明这个词的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他的那篇反映那群在斯大林时代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文章，题目就叫解冻。文章一出，全球震动。黄裳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从那儿移植过来的。光凭题目就足以套他一顶主义的帽子。

黄裳干嘛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呢？其实并不是他自己要写的。1957年4月中旬，市委召开整风座谈会，给《文汇报》一张请柬，副总编辑钦本立把它交给了黄裳，就此把黄裳推人陷阱。《解冻》不过是反映这个座谈会的一篇通讯，记录的都是参加座谈会的那些教授、科学家、工程师等所谈的对党的意见，黄裳只是抒发一下：“的讲话，像春天的太阳发出的温热，使停滞的冰河解了冻……”

仅仅这么一篇通讯和几篇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谈戏曲的短文，就被划成中的最高级别——极右，实在出人意外。黄裳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自然不服。他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态，使那些奉命批斗他的革命左派大为生气，他们纷纷向总编辑陈虞孙告状。于是陈虞孙亲自出马把黄裳叫到办公室来。

黄裳对陈虞孙印象一直很好。在解放前老《文汇报》，他们是同事，陈是主笔，对编辑十分客气。解放初，陈虞孙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黄裳专门去拜访过他，陈虞孙满面笑容，热情接待。而现在他看到的陈虞孙的面孔却是冷漠无情的。“你对自己的罪行，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而你对大家的帮助，态度不对，要好好端正。”陈虞孙冷言冷语地说。

黄裳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说：“什么态度，要我强颜欢笑吗？”

陈虞孙勃然大怒，拍桌说：“你什么态度……”

黄裳没有听他后面说些什么，因为他已别转屁股，一走了之。

《文汇报》的生杀大权都操在陈虞孙手上，黄裳如此冒犯，只戴上极右帽子，处分留用察看，真是对他宽容的了。

摘帽后，我和黄裳都回到了文艺部。我在《笔会》，他在理论组，很少见面。只听说他因卖书受到过批评。天知道。反右把他的工资从180元减到82元，他不卖书，如何养家糊口呀！

大力士

“”开始，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当然不能坐在文艺部。造反派把我赶到校对组上夜班去。到校对组，才发现黄裳和黄立文早被发配到这里了，两人面对面地坐着，胸前各挂一块很大的写着“分子”的牌子。革命左派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羞辱别人的，但对我们来说，除了“忍”别无选择。

而黄裳偏偏另有选择。不久前，他出了一个错，把尼克松变成克尼松，他没校出来。幸亏尼克松是美帝国主义头子，是阶级敌人，错了没关系，被组长批评几句算了，要是变成青江，变成春张桥，越南变成南越没校出来，不是要变成反革命了吗！因此，黄裳坚决要求到运输组去干苦力活，并且怂恿黄立文一起去。而黄立文不吭声，自认为对校对工作有把握，不肯去。不久，一篇文稿出了错，把万寿无疆排成无寿无疆，黄立文没校出来，这还得了！工总司造反队包围《文汇报》两天两夜。编辑部批斗大会在大礼堂举行，黄立文在像前足足跪了三四个小时，几乎站不起来。他原是编委，高工资180元，划为，降到82元，这下更减到50元。真不知道他这一家以后怎样活法，他已不适合做校对工作，被发配到运输组去。黄裳看到他，哈哈大笑，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但运输组决不是太平无事的地方，工人们齐心合力把巨大的卷筒纸从高处拉下来时，得马上拔脚飞逃，被它撞着，就危险啦！有一次，黄裳狂奔跌落在铁轨上，屁股撞到铁器，硬是被撕裂Y--块肉，血流如注，急送医院救治，休息了整整一个星期。这还算是幸运的，要是刚巧火车驶来，他就没命啦！

而且为惩罚，不准黄裳和他也划为的弟弟容正昌使用机械搬运卷筒纸。卷筒纸至少几百斤重，久而久之，黄裳倒找到了窍门，练出一套本领，他不仅可用屁股顶动它，而且还可以用双手把它抬起，工人们跷起大拇指，称他为“大力士”，黄裳颇为得意。

鸡蛋里挑骨头

不久，我与黄裳在五七干校成了同学。黄裳与报社原副总编辑陆浩住同一个宿舍。陆浩曾对我说，他最讨厌与黄裳住在一起，因为黄裳记日记。陆浩愤愤地说：“谁知道记些什么。”

黄裳记日记与陆浩有什么关系？我转了转脑筋，才意识到陆浩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被黄裳记在日记里，给造反派一检查，就会生出许多是非来。

陆浩究竟是从延安来的，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的锻炼，他的顾虑是很有道理的。在那个年代，白纸黑字就是罪证，因此许多人都把日记撕了。

而黄裳是著名散文家，一向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三四十本日记被抄家抄走后，虽然一开始还有点提心吊胆，但如今事情已过去五六年了，他并未因此遭难。原来那些造反派、工宣队文化水平不高，对黄裳日记没有兴趣，他的日记本还躺在小仓库里睡大觉呢，因此黄裳仍旧写日记不误。

那年冬天，天非常冷，黄裳出工挑大粪，虽穿一件老棉袄，还是出一身大汗，歇工回来，远远就看到Q君和z君，穿着军大衣，坐在宿舍门口，一面晒太阳，一面正聚精会神地看本子。那本子墨绿色，精装，厚厚的，黄裳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日记本。只见这两位仁兄有时交头接耳在谈什么，有时用红笔在日记本上涂划着，黄裳虽不免有些紧张，但总觉得自己坦荡荡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两位在报社是出了名的。Q解放初期进报社时原是一个小记者。近年来，由于马列主义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人入党，不但能吃透领导的意图，而且还能举一反三，领导讲一句，他能讲十句加以充实发展。因此尤得领导的喜爱。从此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从记者、部主任、总编办剐主任，直到编委，是总编辑的得力助手。z在报社是出名的一贯正确者，这两位在“”初期被揪了出来，经过三堂会审，一解放就被任命为操纵牛鬼蛇神生杀大权的调查员。凭他们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上纲上线的非凡本领，是有本领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在他们眼里黄裳的日记满纸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不断用红笔在那些反动的语句下划杠，在小纸条上写批注，夹在日记本中，而且还把那些反动句子抄录下来，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材料，硬是给黄裳截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书祸

而使黄裳遭殃的，不仅仅是他的日记，还有他的藏书。有一天，通知他去人事科报到。怎么，是工作需要调回去了？他是，没这样的好事。四天后，看到他回来了，一脸的沮丧、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才知道，又抄他的家去了、“义革”初期，他家就被抄过。那次只抄去一些日记、书札、他的著作，有字的纸片及存折等，而这次呢，把他的藏书都抄走了，带头抄家的就是那个Q君。凡是有字的书本，包括拓片在内，一律装入麻袋，麻袋不够，又回报社去拿，汽车来去好几次总算抄得一干二净。留给他的只有毛选四卷，还有胡风反革命材料按滑本、

第二天又通知他到报社去参加编目工作。参加编目的大约有五六个人，其中竟然有他认识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顺廷龙先生，顾先生是负责鉴定的，他把较好的版本放在一边，另一边是普通版本一共822种，2160册。黄裳后来发现。他的那些版本书都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黄裳的批斗大会在五十校大礼堂举行，大礼堂座无虚席，足足有两千人，横幅白纸黑字写着“彻底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黄裳”，黄裳两字颠了倒，还打着××。黄裳被押上台，押他的是他的班长孙叔衡。老孙见场面如此之大，很为黄裳担心，他在黄裳耳边轻轻地说：“你别当真呀！”而从反右到“”经过无数次大批大斗锻炼的黄裳，早已是专业的运动健将，他觉得这像演戏一样，群众高举拳头，义愤填膺似的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黄裳，黄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也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黄裳，黄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火力极猛，出乎他意料的是揭发批斗的重点竟是他的藏书，这个说他买这么多版本是“囤积居奇”，那个痛骂他买书是“投机倒把”，更有人要他彻底交代以书谋利的底账，这真叫黄裳哭笑不得。为什么这些人对黄裳藏书这么发生兴趣？一个造反英雄的揭发泄露了天机，他说：“黄裳这些版本书都是一钱不值的假货，康生同志对此作过批示‘以伪乱真’！”话音刚落，全场轰动。

康生何许人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小组顾问，理论权威是也，黄裳哪里高攀得上。他怎么会知道黄裳藏书的真伪呢？原来，这位康生酷爱古籍，他雇一个叫路工的到处购书，路工认识本报一个编辑，经介绍，前来拜访黄裳。也是黄裳过于天真，他把那些珍藏的版本和盘取出，让路工大饱眼福，却又不肯出让给康生。路工回京向康生汇报，康生勃然大怒，写下“以伪乱真”这一批示。康生的批示，在上海造反派眼里，还不是像圣旨一样重要，于是对黄裳抄家、批斗、关押，给黄裳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为康生报仇雪恨。

批斗大会结束后，黄裳就被关进配电间隔壁小房间里隔离审查。

黄裳整整被隔离了8个月，这期间最痛心的是没能为母亲送终。O君通知他，他母亲病危，他非常着急，要求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而Q君依旧笃悠悠地吸烟，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不准！”黄裳愤怒极了，但那个人主宰着他的命运，他无可奈何，只能颓然坐下，久久站不起来。

对反革命，当然要加强劳动惩罚。黄裳被编在尖刀连，造房子，搬砖弄瓦，拌三合土，干的都是重活。黄裳自恃是强劳动力，依旧干得十分卖力。长期的精神摧残及强劳动的伤害，他终于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脑血栓。医嘱：“以后不能再劳动了。”从此黄裳休养在家，没再上过班。

“”结束后，发还抄家物资。三四十本日记物归原主。黄裳见日记每页都划满红杠杠，还夹着无数小纸条，写有批注。日记封面贴了一张白纸，编了号，写有“已抄”两字。所谓已抄，就是已把那些划杠杠的句子，作为反革命罪证抄录在案。黄裳抽出那些小纸条，足足有好几百张，与那些抄录在案的纸张一起，装了厚厚一袋。可见Q、z两君为把黄裳打成反革命费了不少心机。黄裳一怒之下，一丢了之。后来又有点后悔，不如留着作为纪念。不过，还回来的他的著作《关于美国兵》等书中，也划着红杠杠，夹着小纸条，纸条批注写着：“宣扬美国物质文明”、“吹捧史迪威大将风度”等等，已保留下来，也是纪念品。

至于他的藏书，原以为一概没收，这时也少少发还一些，都是普通的书，那些珍贵的版本，则每本作价两角，总算赔了他1000元，就此一笔勾销。黄裳会就此罢休吗？决不，他还在讨下去，这是后话。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2篇

号召专家组进一步解放思想

1958年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中央电影院向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专家做动员报告。他指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明年要大规模地庆祝建国十周年、展现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决定。届时将邀请外宾和华侨来参加国庆活动，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的大宴会厅以及居住的宾馆等重点工程。这些工程要少而精，既实用，又美观；既保证质量，又讲究艺术，且要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同时，万里还对其它几个重大建筑项目做了明确指示。

报告会结束后，根据中央指示，向各地的建筑专家发出了邀请信，共同进京研究相关工作事宜。由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对这次邀请极为重视，所以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在9月10日晚就已到齐。到京后，有关方面便立即要求各路专家在五天之内拿出第一稿方案。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到9月20日，专家组已经进行了第三稿方案的设计。面对如此快的进度，刘仁、郑天翔、万里等要求专家们再广开思路，解放思想，不拘一格。

应当承认，许多建筑专家在解放后确实做过不少建筑设计工作，但他们从未设计过规模如此宏伟和高质量的建筑物，所以，三稿所提出的方案仍属老一套者居多。同时，由于老专家间不好互提意见，设计方案进展不大。由于方案定不下来，一切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各方面的领导对此都很着急。

得知这个情况后，专门指示专家组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广泛发动群众，可以让一些优秀青年专家参加到方案设计中来。根据的指示，专家组的青年人逐渐多了起来。由于年轻人思想解放，老框框少，与老专家结合在一起便能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经过新老专家的反复研究，专家组主要在以下5个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一是大会堂的地基是在天安门前正阳门部位，还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二是大会堂的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是350米、400米，还是500米；四是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五是纪念碑左右是摆两个建筑物还是摆四个。

经过最后研究讨论，北京市委在四稿的基础上，就专家组提出的问题做出如下决定：一是大会堂的位置在广场西侧，包括宴会厅、会议室等辅助设施；二是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但要注意协调；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为500米；四是纪念碑左右各摆一个建筑物；五是在形式上要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积极性。决定最后报请总理审定。

根据市委指示，专家组随即又拿出了第五稿方案。上级对专家组提出的“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宴会厅的位置在大会堂南边还是北边”、“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三个问题给予了答复：“大会堂正门中心不要正对纪念碑，其余问题可发动建筑专家们进一步研究。”此后，专家组又在10月4日拿出了第六稿方案。

10月6日，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将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的第六稿方案送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请审定方案。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看了各个方案，然后指着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用商量的口气说：“大会堂是不是这个方案比较好一些？”同时又指着一个设计有大屋顶的方案说：“这个可以作美术馆的建筑形式。”接着又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一些，做成一实一虚。”关于万人大会堂内部的形式，设计方案已有圆形、方形、六角形、扇形和椭圆形等几种形状。审视了一会儿又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的马蹄形，又补充说：“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

从中南海回来后，专家组根据的指示，又做出了第七稿方案。10月9日，当第七稿方案送交总理同意后，选取七稿中较有特点的八个方案，制成照片，向全国27个省及一些大城市进一步征求意见。

经过前7稿方案的探讨，专家组共做出84个平面图，189个立体图。之后又请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分别组织少数有经验的建筑师，在发往全国的8个方案的基础上各做一个综合方案，以便最后提请总理审定。至此，外地来京参加国庆工程设计的专家陆续离京。10月14日，审查了专家组送交的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3套方案。他首先详细地看了3套方案的平面图和立体图，同时，还反复查看了规划局的设计方案，从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并一再征求在场同志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

“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50年。”

万人大会堂从设计一直到完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工程的进展。1958年11月初，彭真等人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向中央书记处进行汇报。汇报中，工程办为邓小平等书记处领导同志放映了由北京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庆工程影片。总体看，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很满意。

12月初，彭真安排把国庆工程的建筑模型送到中南海，准备请中央政治局领导审查。不久，刘少奇、来到了陈列模型的房间。刘少奇指着大会堂的模型问：“要这么多廊子干什么？”工程办的同志回答说，一方面为了装饰，另一方面是为了能遮雨。刘少奇又问：“这么高能遮得住雨吗？”则询问了外墙面采用的花岗岩石是哪里生产的，质地如何……

12月底，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主持并亲自做介绍，最后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这些工程的方案。中央政治局领导通过了方案，这对所有参与设计与施工的人员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他们的干劲更高了。

大礼堂本身长60米，宽1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宴会厅除有容纳5000人的本厅之外，还有大交谊厅和小宴会厅等；全部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体积约160万立方米。大礼堂有两层挑台，二层挑台外挑29米，三层挑台外挑22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不仅当时国内没有做过，即使在国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大家都感到安全把握不大。

得知这一情况后，在1959年1月中旬把万里等人召到中南海，详细询问了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材料、施工的准备情况。最后他说：“国庆工程必须贯彻实用、经济，在可能情况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切实做好。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50年。”“你们一定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问题，否则，就会在全世界造成很坏的影响。”“大会堂的建造要古为今用，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吸收世界一切好的东西。”稍后，按照的指示，国庆办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大会堂的结构安全工作。

1959年1月18日，又亲自视察了大会堂工地，询问了宴会厅廊柱的粗细、高度、间距大小，以及主席台到最后座位的距离等问题，并提出了台前的乐池不用时要能够盖起来的建议，还到天安门城楼上察看了整个广场的情况。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和作了实地调查之后，1月20日，又一次参加了专家研究会议。会上，他当场询问每一个专家是否能保证安全问题。2月23日，根据他的指示，工程办再一次邀请全国各地的建筑专家来京，再次审查大会堂的设计方案。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57人，其中建筑专家34人、结构专家20人、美术专家3人。审查小组对大会堂的结构设计连续进行了7天的审查，着重讨论了宴会厅的抗震能力及大礼堂挑台的安全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在建筑设计方面，审查组共提出了558条意见，后经反复研究，对其中重要问题提出了22项结论性意见。如国徽位置、外檐装饰材料、色彩以及大礼堂内部采用“水天一色”的方案等。

2月28日，在中南海的大会议室召集副总理及有关部长们开会，商讨压缩国庆工程问题。他在会上说：国务院办曾接到原拆迁居民的来信，他们反映现在的居住有困难。人民现在居住环境都保障不了。我们绝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困难。为此，我们要对一些工程项目进行压缩，以便挤出更多的材料多为人民盖一些住宅。经过会议讨论，最后决定：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等建筑缓建。

会后，亲自到工地各处看了看。他站在宴会厅大楼前对陪同人员说：“在这样短时间内搞这样一个大的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是难免考虑不周的；但是关键部位一定要保证做好，次要的地方还可以逐步修改嘛！你们要一年建成，五年修好。”

要为节约每一吨水泥、钢材而奋斗

施工建造大会堂之前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拆迁工作。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占地达13*9郾73公顷，拆迁机关单位67处，房屋1823间；移民684户，拆房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虽然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但由于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极高，大会堂地基上的房屋拆迁工作到1958年10月10日已基本结束。10月17日，施工建筑组绘制出柱网尺寸图，并把建筑位置放线图提交给施工单位；10月25日，又向施工单位发出基础刨槽图；28日，又发出全部基础图。由此可见，大会堂的工期虽然紧迫，但各项准备工作还是有条不紊的。

10月28日，天还没有亮，工地便出现了一片热烈沸腾的场面，大会堂施工正式拉开了大幕。10月29日，大会堂工程主要材料已经初步算出并送交国庆工程办公室。国庆工程办公室接到报表后发现，所需材料的数量出乎意料的大。为此，国庆工程设计领导小组在31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材料问题。同时将这一情况上报万里。

万里要求各国庆工程设计组对设计需要进行一次复查和讨论，不要好高好大，脱离实际，必须十分注意节约材料和控制造价，要为节约每一吨水泥、钢材而奋斗。根据这一指示，设计组又重新对自己的设计方案做了调整，降低了原设计的钢性基础地梁厚度的1／3，基础垫层厚度也从40厘米改为25厘米；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钢筋混凝土基础从原来的6万立方米减为4．5万立方米。仅此一项就节约混凝土1．5万立方米，同时还使全部基础施工提前了10天，节省了6万个工日。另外，浩大的大会堂工程，共需挖掘土方43万多立方米，浇铸钢筋混凝土12．7多万立方米，钢结构使用型钢3600多吨，大理石、花岗岩、水磨石和剁斧石17万多平方米，琉璃瓦2．3万多平方米，通风管道26公里，动力电缆和电线45公里，照明电缆和电线670多公里。对于如此大的重点工程，设计院的专家们将办公室搬到了施工现场，边干边解决问题。然而，在施工过程中还是不断地有各地的建筑工作者提出各种不同改进意见。

为了统一思想，合理施工，指挥部于12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会议上，工程办对大家提出的不同意见做了认真的答复，并进行了科学改进。1959年1月6日，工程办又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中，大家普遍反映的意见有三个：一是面积太大，但大而无当。原设计要求是7万平方米，现已经扩展到17万平方米，因此有人建议，在不改变原结构的前提下，挖掉一些面积，使中间成为露天的院子，可使附近的厅室自然采光；二是建筑物总的体积虽然很大，但在视觉上却感不到高大，原因是建筑物的中部不够突出，建议两侧压低一些；三是认为柱子多达180根，无用而挡光。但在是否取消柱子还是把柱子改为附墙方柱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次座谈后，工程办考虑到人大常委会曾提出除万人大会堂外，还需要有个容纳1000多人的小礼堂以及各省、市需有一两个大会议室和相应附属用房的要求，经与设计院同志共同研究，做出了结合使用要求变大而无当为大而有当的决定。此后，又经反复研究，在上层中央大厅的前边，把原来的空廊部分做了一个有1000座位的小礼堂，可作文艺演出和放映电影之用。还在大礼堂的西侧，增辟了8个大的会议室等。同时，为了施工方便，把面西的南北两段空廊和圆柱取消，图纸做了很大修改。

在设计厨房位置时，也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把厨房改在宴会厅同一层两侧。但考虑到厨房与宴会厅同层，厨房的气味透进宴会厅会使宴会大煞风景，又提出了仍将厨房改到上层去，将餐厅改为贵宾厅的意见。后经和北京饭店、防疫站等有关方面研究，认为厨房安在上层无法供应五千人的中餐热菜。一时间，厨房的位置问题无法解决。后来经与暖卫设计的同志研究，把厨房空调改为负压回吸，这样既方便了供餐，又使厨房气味不会透进宴会厅。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很好。

1月20日之后，指挥部将下一步工作重心放在了讨论大会的建筑形式、立面色彩、音响照明以及使用面积分配问题上。除了意见一致的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大礼堂墙面装修用料问题、大礼堂顶棚的处理问题、正门柱头的处理问题、北门口是否要汽车坡道以及灯光布置问题等。23日，建筑审查组正式向写出报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如下解决：一是外墙一律用淡米黄色的假石墙面，东门外廊柱柱身用艾叶青大理石，柱座用东北红大理石，东立面两侧廊柱用假石，南、北、西三面廊柱先用假石，以后换大理石；二是大礼堂的墙面用料和色彩；三是东门外廊柱的柱间距离及大门形状；四是西面南北两排双柱廊和基座全部取消；五是大礼堂天花板向台口倾斜，与舞台做成“水天一色”；六是柱头多做几种模型以便进一步研究；七是大礼堂和宴会厅的灯光照明度要尽量高一点，最低要70个勒克斯；八是建议成立舞台设计小组；九是大礼堂电声系统要达到报告时分散声音、演出时集中声音的要求。

在大会堂用电系统设计方面，设计人员发挥出了较高的设计水平。从设计大会堂方案开始，负责各设备系统设计的人都要求自己负责的方面赶超国际水平，特别突出的是在用电方面。对于大会堂用电量的估计，从开始时争论就比较大。按正规设计程序，应首先定出所用电器设备，然后才能估算出总的用电量。可是在这种边设计、边施工、边研究使用的情况下，不仅各个用电点的用电量估算不出来，而且对如何选用照明度标准也争论不休。按设计组最初计算，大会堂的用电量应当在1．3万千瓦。最后，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决定设计两个变电站，各设四台1000KVA变压器。最后试验的结果表明，大会堂全部照明和动力的全负荷运转完全可以满足大会堂的用电需要，且可以保证用电安全。

进入6月份，大会堂工程已基本完成，余下的大量工作是装修。大会堂的厅室很多，家具陈设数量也不少。如完全统一安排或加工定货，则必困难重重。经大家研究并请示上级决定，每个省市分一到两个厅室，该厅室的内部如灯具、家具及各种陈设的供应和布置工作等，均由本省市负责。同时，这个厅室并将作为人大在开会时该省、市的小组会议室。这样即调动了各省市的积极性，也促进各厅室创造出各自的不同特色。对于主厅室的装修，如宴会厅前正对迎宾大楼梯的大幅国画，是经确定选用的诗词《沁园春・雪》为主题，由当时著名国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负责绘制而成的。

命名“人民大会堂”

7月25日，大会堂验收委员会成立，随即对大会堂的各个部位进行了严格检查和验收，以确保安全投入使用。9月9日凌晨2时30分，来到大会堂工地视察。万里等人陪他首先看了大礼堂部分。走到大礼堂的二层挑台上问道：“这个挑台安全吗？”又到宴会厅看了一下，还走上宴会厅的主席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到北京厅坐下，询问了诸如有多少人参加了施工工作，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工程等问题。万里等一一作了回答。之后，给工程建设者以很高的评价：“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却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一个纪念碑。但是人数太多，碑上也写不下这么多的名字。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此时，万里提出：“这座建筑到现在还没有命名。过去曾讲过，需要请命名。”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万里回答说：“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3时30分，又回到了宴会厅的前边，走下楼梯，从北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工地。从此，这一伟大的工程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3篇

1983年，为了解决我们这些人“没文化”的问题，各大院校受组织部委托，举办“科级干部大专班”，我考入了农牧学院农经系。每天忙于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春正也报考了，以较高分考上了管理干部学院文秘专业(当时她在总局办公室管档案)。

内蒙古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缺一个核办 农牧业文稿的秘书，有人推荐我。1986年，我到了办公厅，核办文稿，相当枯燥，可同时又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方方面面的法规、政策、具体问题、解决办法……钻进去深入研究，也是很有味道的。

1989年，进入不惑之年，如范进中举，“大器晚成”，当了副处长。同年，曾去苏联、蒙古检查出境劳务工作。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因公出国”，每到一地，视察工地，听取汇报，综合问题，与苏蒙谈判……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1989年到1999年，是我付出最多、也最有意义的十年。当时的政府秘书处，同时为七位主席副主席、八位秘书长厅主任服务。分为秘书组、机要组、办文组、会议组、信息组、档案组、文印组、交换组，总共四十多人(后来变成了十个处)。处长提拔走了，我和另一位副处长主持工作。当时干部居住分散，只有处级干部家里才有电话。政府工作繁杂琐碎，随时都有紧急重大事件发生，而当时保卫处的值班室只管机关安全，不管突况处置。秘书长“知人善任”――对我明确指示：“你就是‘常务值班处长’。下班以后、节假日，各盟市各厅局，有紧急电话一律转到你家，由你提出处置意见，报相关领导。”这一下可把我拴住了，八小时以外，轻易不敢出门，偶尔出门，也要向总机说明去向；即使到政府礼堂看电影，也要把座位号告诉总机，以便他们通过礼堂电话找我。同时，我配备了八个组的房门钥匙，无论过年过节、深更半夜，随时能开出信函、盖出公章、查出档案、找出材料……诸如森林火灾、黄河凌汛、煤矿事故、流行疫病等急情，都经过我们的手，及时、果断、科学、合理地得到处置。

上班，基本第一个到；下班，肯定最后一个走。办公桌上三部电话，一部内部指挥督促；一部对外联络协调；一部向上请示汇报，忙起来三部电话一起响，那才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即使这样，也必须始终保持和基层工作人员的密切联系，从不“高高在上”。

我还是支部书记，主席、多数副主席都是我“领导”下的普通党员。党性最强的应该数延安长大的布赫同志，每次参加中央全会归来，他总要亲自找到我，让我安排支部大会，汇报情况。大家七嘴八舌，问些各自关心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一一作答。每月发工资，布赫同志都是第一个来交党费，如果出差不在，也一定委托机要秘书及时代缴。布赫同志情趣高雅，胸襟开阔，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牛玉儒同志就是他们这代人言传身教出的好干部。当时，牛玉儒同志也夸我是“最称职的秘书处长。”

1995年，为了照顾到北京上学的儿子，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向领导提出个人要求，希望到驻京办事处工作，干什么都行。牛玉儒同志说：“正在考虑提拔你，最好别去。”我说：“等着提拔的人那么多，我走了能给别人腾地方，就让我去吧。”经再三要求，终于同意调我到内蒙古驻京办任接待处处长，兼北京内蒙古宾馆总经理。已经是副委员长的布赫同志书赠条幅：“公生明，廉生威。”我始终坚持这两条原则，律己责人，一生不悔。当时，宾馆已经开业十年，无论硬件、软件都有待大规模整顿。从转换机制、整顿规章、企业文化、团队精神抓起，员工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7年，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评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1999年到2004年，北京内蒙古宾馆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当时工资待遇并不高，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团队。

几乎所有在这里住过的老同志都对我们赞誉不已，老革命克力更曾对其他地方的服务人员说：“你们如果能像北京内蒙古宾馆那样，拿我们当自己家的老人看待，我们就满意了。”人大副主任张鹤松说：“我感到你们是用真心对待我们这些老同志。”云曙碧、云照光、刘作会、刘珍、周维德、宋志民、贾才、刘晓旺、周荣昌、杨紫珍、王秀梅、伊钧华、包文发等老同志，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却仍然把内蒙古宾馆看作自己的家，对待员工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每当他们对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我更感谢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许多革命传统，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

2003年，非典横行。我们本来已准备对外停业，忽然左邻北京中医院的负责人来联系：为了非典病房医护人员家属的安全，暂不让他们回家，就近安排宾馆食宿。我们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安排他们住进一层客房。有个别同志担心：万一他们传染了咱们怎么办?针对这个情绪，我们当即召开全体留守人员会议，强调：“这些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能为他们服务，是我们的光荣。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救死扶伤，我们怕什么?”群情振奋，大家都感到自己很高尚、很自豪。同时，我们也发给大家必备的药品、装备，叮嘱千方百计做好防控，争取平安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非典过后，中医院给我们送来感谢信，并奖给我们超过食宿费一倍的奖励，我们欣然接受!这是患难交情，这是崇高荣誉!

2004年，我已经五十五岁，在宾馆干了八年半了。2000年办事处提格，我这个副主任也水涨船高，成了副厅级干部。当时已有文件，行政领导不准在企业兼职。于是，我顺水推舟，建议换人。很快，《内蒙古日报》刊登启事招聘总经理，竞岗，投票，新旧交替了。2月底，我离开了曾经呕心沥血为之工作的宾馆。

后来这五年轻松多了，先后分管经济联络、信息、办公室。很多处级、副处级、科级、副科级干部，都很敬业爱岗，“不待扬鞭自奋蹄”。

有幸在北京赶上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并参加了闭幕式。那时候的北京，蓝天白云，花团锦簇。大家陶醉在欢歌笑语中，百年梦圆，扬眉吐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感到由衷的自豪。有幸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抗震救灾表彰大会，聆听汶川抗震英模的动人事迹和同志鼓舞人心的讲话。

闲下来写写毛笔字，看看互联网。从2006年6月开始写博客，至今已三年有余。虽是虚拟空间，仍有真诚实在，不装腔作势，不撒谎骗人。蒙网友错爱，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老年人摆脱寂寞、相互交流的一个好地方。把所思所想、所爱所恨真实记录下来，自己没事翻翻，别人偶尔看看，字里行间无不展现着祖国六十年的巨大变迁。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4篇

怀仁堂的前身是仪銮殿，建于1888年，是西太后慈禧到中南海休闲的居住场所。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它同圆明园一样被烧毁了。1901年以后，慈禧、光绪从西安回到北京又在原址上进行重建。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王朝被，仪銮殿遂改名为怀仁堂。

令人心酸的《简章》

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会议科孙同科长向我们介绍怀仁堂概况时，我有幸见到一份陈旧但却珍贵的文字资料。资料上清楚地印着《中南海公园怀仁堂临时租用简章》，其中，“第二条，租用大厅连同罩棚每日租费大洋三十元，兼用左右厅者大洋五十元……”；“第五条，租用各屋内电灯每夕每盏大洋一角，电扇每具收大洋三角，火炉每具收大洋六角，气炉以实费计算”；“第九条，本简章自呈报市公署备案后施行”。一个昔日至尊至贵的皇家殿堂，经遭劫难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竟然要靠出租收费过日子，而且过的还是衰败不堪、穷困潦倒的日子。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怀仁堂终于回到人民怀抱，开始了它的新生。

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性的国家礼堂

195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次在西楼大厅开会时对他的老战友说：“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后，全面规划改建怀仁堂的工作就很自然地被提到中央议事日程上来。搞建筑我们是外行，当时中央对要把旧的怀仁堂改建成新中国第一个高规格的国家礼堂心里没底，但是我们有人才，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是第一届政协会议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第一位特邀代表，后来怀仁堂改建工程的总设计师就是他。”

从1950年初开始动工至1951年底，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一座万余平方米的新怀仁堂在旧址基础上顺利竣工。新修好的怀仁堂高峻端庄，气势磅礴，铺满青绿色琉璃瓦的大屋顶坐势而起，叠落在三开间的红门之上，一枚醒目的国徽高悬屋檐，犹如天安门城楼般雄壮威严。两座尖顶的四角阁楼分列左右，规整对称，在视觉感观上呈现出层次分明、力托顶端的奇妙效果。沿着6级高阶步入其中，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以舞台、礼堂、正厅和后花园为一线的中轴贯穿整个怀仁堂，堂内1294个席位上方悬挂的八盏彩色大宫灯，空中生辉、欣悦夺目。四间大休息室鼎立殿堂四角，新的古建风格，中西结合，尽显大气之相。

按照一般会堂惯常的布局，应是礼堂在前，舞台在后，而怀仁堂的设计恰好相反。这是由于后部正厅四根立柱与大礼堂屋顶承重相连，无法拆除，只能拓展正门近处的荒地作为舞台地基。设计者们出其不意地运用大屋顶下方高阔的纵向空间，建造了一个设施齐备、宽敞美观、方便实用、功能完善的大舞台。

新礼堂展现辉煌

新落成的怀仁堂很快迎来了全国性的各种专业会议和一些国际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3年――1957年)，在怀仁堂召开的党、政、军、工、青、妇等大型会议多达120余次。1952年10月还在怀仁堂开过11天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有37个国家，378位代表和列席代表参加，可谓盛况空前。至于其他报告会、座谈会、宴会、文艺晚会和接见照相等活动更是不胜枚举。

在我当招待员的几年中，还是觉得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历次全会更令我兴奋不已，回味长久。这倒不是因为能品尝到北京义利食品厂精美可口的点心和茗香四溢的杭州西湖龙井茶，主要在于它开会时间长、内容多，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话，了解到不少新鲜事，还能学习一些会议文件、资料，这是别的会议无法相比的。人代会，时间均在15天左右，每次到会人数1200位左右，其中不但有领导干部、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也有普通工人、农民、军人，更不乏有战天斗地的英雄好汉和模范工作者。他们代表当时全国6亿多人民来到怀仁堂，共谋国家发展大计，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

过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少，大会发言多，平均每天有15人发言(包括书面发言)，要用一周时间才能讲完。大会组织者考虑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方言各有差异，便将发言用铅字排印成稿，照章宣读，方便与会者听懂、参阅、记录。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浙江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吴宪、张杏花、沈策、罗祥根等，以及著名人士邵力子，历史学家吕振羽，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主任的发言稿。特别是张杏花向大会报告“亲自察看杭州市小营巷居民区卫生工作的消息”和邵力子先生建议用国家的力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的发言，在代表中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和反响。对于如此众多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刘少奇、、、陈云五位中央常委都很重视。大会中间休息时，在首长谈话室对其他人说：“台上讲的人，神气十足，有血有肉；台下听的人，全神贯注，备受教育，包括我们在内。看来多请一些人上台去讲，是个好办法。”刘少奇插话说：“他们既是本人、本部门甚至本地区成功经验的汇报者，又是向全国各条战线上成功经验的学习者。”其余三位听罢，哈哈一笑，无不深有同感地表示，“人代会已经变成加快建设祖国的经验交流会了”。这是多么乐观的精神!多么经典的评说!

同赵丹的意外对话

电影演员赵丹先生，无党派人士，是山东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参加人代会那年刚刚40出头，风华正茂，大家都喜欢多瞧他几眼，当然有可能的话，更愿意同他聊上几句。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时，我遇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那时我在怀仁堂西休息室值班，有人约赵丹先生谈话。我正给他们上茶时，听赵丹说了句：“这桩事，依找我的秘书去。”演员有秘书，我感到很好奇，那人离开后，赵丹要几张办公纸，我顺口问了一句：“你有秘书?”他似乎也有些惊讶，反问道：“对啊，我是有秘书的，怎么了?”我赶紧摇头说：“没什么，只是觉得你戏演得很好，秘书哪有什么表演经验，还得听秘书的。”他大笑不止，指着自己的鼻子用上海话说：“小兄弟，阿拉是演员，现在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事情多，要人帮忙，晓得么。”我点头不语，心想：原来如此，名演员加名导演，配备个秘书，应该。此刻，我为自己的冲动和缺乏知识而后悔，不过很快就成了一种高兴的后悔。

一位特殊的招待对象

记得人大一届四次全会之时，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搀扶照顾喜饶嘉措活佛。喜饶嘉措活佛是佛教界三大领袖之一(另两位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是青海省人大代表，曾任青海省副省长，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时年70多岁，身穿袈裟，一脸慈祥。从他与人的交谈中，我略知其参与日常法事活动的时间并不太多，大量时间是用来研究佛教理论的，特别是在新中国背景下，佛教如何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怎样认识爱教爱国的核心是统一、同一、一致；而不是对立、分裂、不一致。很显然，他是一位有着高深佛教理论爱国爱教的进步人士。由于喜饶活佛年事已高，上下台阶行走不便，需要有人搀扶照料，所以他每次来开会，我总是在门口恭候，等专门接送他的小轿车一停，我就把他扶上台阶，送入礼堂的席座并代领大会文件，直至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代表照片编号是01110。等到会议休息时，我就搀扶他进休息室，端茶送水，甚至照顾如厕，真是全程贴身服务，不敢有丝毫怠慢，不能出任何意外和差错。到会议结束那一天，喜饶活佛站在门口跟我告别时，用力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谢谢你，一直把我照顾得这么周到，你是世界上的好人。”我身为服务人员只是完成了分配任务，却得到如此高的肯定和赞誉，真是非常满足、非常幸福。这一番打动人心的话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每每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善者、安也”的强烈感觉肃然而至，仿佛是在提醒我：小心做人。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能到怀仁堂演出”和“能去怀仁堂看戏”，是广大演员和观众非常向往的事。中央有关部门为此曾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1950年文化部在怀仁堂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开始，经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话剧演出、曲艺汇演，到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为止，在怀仁堂总共演了多少节目，已无法找到详尽的登记材料。粗略估计，应在4位数以上，而且还不包括外国文艺团体来华访问时在怀仁堂的演出。有时一演就是一个多月，像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共有28台，各民族1300多位演员表演了近300个音乐舞蹈节目。

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我国文艺事业空前繁荣，优秀剧目大量涌现，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的有：梅兰芳院长演的京剧，中央芭蕾舞团第一届毕业生汇报表演以及傅聪的钢琴独奏。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怀仁堂正厅举行国宴招待伏老一行。宴会上，伏老兴致高昂地一桌一桌举杯敬酒。当来到梅兰芳座位时，他站住说：“梅博士，你是很有名的艺术表演大师，你的戏演得好，艺术造诣高，我们苏联人很喜欢你。”梅兰芳听后连声道谢说：“主席阁下，我将于近日在这里(怀仁堂)为您演出。”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惊喜，因为大家知道梅先生在解放后，从1950年7月就任文化部京剧研究院院长时起就没再演出过，那么多年下来，只是潜心搞京剧研究，身体也长胖了很多。此次郑重向伏老承诺登台献艺，能行吗?到了第三天果真演了一出《天女散花》，这是他自1951年后整理编辑的新戏，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诠释古装剧神韵，展现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反响强烈。因为在一大批老干部当中除了一些重要的派人士解放前曾经在北京、上海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外，鲜少有人见过他的戏，只是对他的名气及声望有所耳闻。因此，演出当天现场热闹非凡，谁都不愿错过一睹大师风采的宝贵机会。虽然梅先生已62岁了，但演得相当用心卖力，动作依旧轻盈秀美、妩媚传神；唱腔依然醇厚流丽、细腻婉转，再次向观众展示了独具一格的梅派大师风采，广得赞誉。

中央芭蕾舞团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毕业生汇报表演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国首批芭蕾舞毕业生系统从师于苏联芭蕾舞专家传授的俄罗斯学派，经过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授课和训练，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冬天，由苏联老师带领到怀仁堂为中央各级领导和文艺工作者演出了古典芭蕾名剧《天鹅湖》。在演出的间隙，饰演配角的小天鹅集体来到西休息室喝水，我听到门外一群稚嫩的嬉笑声传来，开门一看20来个10岁左右，穿着蓬蓬裙的小女孩冻得又跳又叫，我赶紧让出通道，他们立即鱼贯而入。可能是怕损坏戏服，虽然又冷又渴，但还是小心而有序地挨近暖气站着喝水休息，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一双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一阵阵稚嫩的欢声笑语顿时让休息室充满了阳光一般。我问其中的几个人：“你们跳的时候，脚疼吗?”她们摇摇头说不疼。我又问：“开始学的时候疼吗?她们一齐答：“开始训练的时候是疼的，有时候疼得都不会走路了，后来就好了。”短短的几句问和答便使我明白国家培养一个芭蕾舞演员是多么的不容易，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芭蕾舞演员就更难了，要吃多少苦才能取得成就啊!这次的演出非常成功，得到了中央各级领导特别是、委员长和苏联老师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为我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及其他艺术人才获得锻炼和培养创造了良机，同时也积累了一批古典芭蕾剧目，为中央芭蕾舞团日后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5年我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波兰华沙获得肖邦国际比赛第三名。这个喜讯令中国人兴奋，更让音乐界扬眉吐气。因此，一年之后，他在怀仁堂的演出就成为必然。那次演出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和北京市不少高级干部都来了。傅聪身着雪白的硬领衬衫和裁剪得非常贴身的黑色毛料燕尾服，显得格外英俊帅气，洋味十足。怀仁堂舞台西边，有一架苏联赠送给我国最高档的大钢琴，硬木琴架、钢质脚滚，要俩人合力才能推动。演奏时，支起大琴板，远远望去人琴合一，声动有序，活像一尊棱角分明的艺术作品。应当说傅聪获奖后回国的这场精彩演出是成功的，但是也有不协调的声音，如有的人鼓掌是勉强的，自称听不懂，只是听热闹，洋东西享受不了，个别人甚至笑着调侃说这是对牛弹琴。当然，更多人是报以了长时间热烈掌声的，内行或有点音乐知识的人更是极力欢迎和赞扬。可以说傅聪的演奏诠释出了肖邦音乐最主要的“故国之情”，表达了一种无限的惋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穷尽的怀念!他演绎出的优美和声让人有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真实感觉，将诗歌与音乐的神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次演出在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职业钢琴家在国际上取得的成绩及认可。

“”时，有人提议要把怀仁堂改名为“中央礼堂”。理由是：破旧立新。此提议反映到、那里后，得到的答复是：旧的怀仁堂早就破掉了，现在是新的怀仁堂，我们在那里开了那么多会议，办了那么多事情，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什么还要改名呢?不改为好吧。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5篇

在此期间，全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挂职晋城县委副书记，来搞调研工作。我当时是县安置办公室负责人，在知青安置工作中，荣幸地和赵树理同志有所接触。如今41年过去了，旧事还同昨日，尽在眼前，令人回忆起来倍感亲切。

一份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讲话稿

1965年5月底，县委、县政府决定于6月7日开会欢送我县第五批（当年的第一批）知青插队。大会之前，依惯例，安置办公室必须为县委主要领导事先准备好一份5000字左右的讲话稿。不论是哪位书记、县长讲话，提前5天就得把稿件送到本人手里，如不满意，退回安置办重写或修改。该工作是欢送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历年都很慎重。同时我们又接到通知，今年的欢送讲话是由赵树理副书记出面的。当时，我非常紧张，连忙与团县委副书记董小红，县委机关负责写简报的张朋生、丁建民同志商量讲话稿的事。大家一致认为，赵书记是大作家，水平高，眼界宽，要求高，给他写材料，一定得比往年更加劲，尽大家的能力写出高水平、有质量的讲话稿，并共同拟定了讲稿提纲。我们决定由张朋生写前半部分，丁建民写后半部分。这样，用了两天时间，讲稿写完了，我们几个先认真通读了几遍，自觉还差不多，就给赵书记送去了。谁知到第二天早上我上班时，材料被退回来了，上面没有任何批复和指导意见。我心想：“糟了！”赶紧通知董小红到赵书记那里去问清原因，但赵书记已下乡去了。我们一致认为，一定是水平太低，达不到赵书记的标准。之后，我们又赶忙重新加工，连夜加班，同时又抽调了两名同志一边写，一边审查，一边誊清。第二次送上去，我们又没有见到赵书记本人，只好请通讯员小张代为传送。不知怎么回事，材料很快又被退回来了。大家非常不理解，情绪更紧张了。这时已是6月6日了，眼看第二天上午8时就要开会，讲话稿还没有定下来。我嘴上没敢讲，心里却暗暗抱怨：“就算您是大作家，我们是小人物，嫌我们写得不好，也总得给提出批评意见呀！难道赵书记就这样难侍候吗？是不是太官僚了？不行，我们必须亲自见到他，让他当面批评！”我向县委其他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通过联系，我们得知赵书记去了南村公社，晚饭后才回来。我和董小红也不敢回家吃饭，就一直在他的门口死等。

我俩蹲一会儿，站起来在门两边转转，等啊等，一直到晚上9点多，终于把赵书记等回来了。我们抢先上前打招呼，说有急事汇报。赵书记让我俩进屋坐下，紧跟着又进去了几个同志。只见他从抽屉拿出一盒恒大牌香烟，很客气地向每位同志递烟，我们连忙表示不会抽。于是，他把恒大烟放回抽屉里，并从他的中山装衣袋里掏出半盒当时普通人常抽的每盒二角三分钱的黄金叶香烟，自己用火柴点上，一边抽烟，一边听董小红同志汇报。董小红同志说：“我们主要是请赵书记看一下这份材料，因为明天上午您就要在欢送大会上作报告。前两次给您准备的材料又修改了一下，您看行不行？”说着把材料呈上去。赵书记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笑了笑说：“我不是让通讯员小张把这个稿子给你们送回去了吗？并叫他告诉你们我已经看过了。我讲话，怎么能用别人写的东西呢？这不是笑话吗？小张就没有告诉你们不用给我准备讲稿吗？真是的……”说到这里，我怕赵书记追究小张的责任，就插话说：“小张送回去时，我们几个都不在办公室，是我们误认为还得重新再写。”赵书记又说：“我讲话是表达我的思想观点，不是读别人的文章。我只要求你们给我提供几个准确数字，再告诉我讲话用多长时间就行了。知青工作很重要，这是、直接管的事。青年人到农村艰苦锻炼是百年大计，我就让我的女儿到农村劳动锻炼去了。青年人不受艰苦磨炼，将来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丰，就要出修正主义……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俩起身告别。出门后，几天来的紧张情绪瞬间烟消云散，心里别提有多么轻松愉快了。自此，我完全认识到进门前我对赵书记的怨气纯属误解，殊不知，赵树理同志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大名人。

第二天上午8时，欢送大会准时在县大礼堂举行，赵书记也准时到场了。县广播局搬来了录音设备，我们把当时县里比较有水平的主持人――文化馆的于迎霞也请来了。按大会议程，第一项是奏乐，第二项是唱歌，第三项就是领导讲话。当赵书记走向讲台时，千余人的大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场内外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许多群众都是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赵树理，都以能亲睹其形、亲聆其音而感到荣幸。会场内虽然人多但秩序井然，全无半点嘈杂。为了照顾围在会场门外和街道上的欢送人群和听众，广播站的同志们又增加了扩音器，并把街上的喇叭全部开放了。当我们发现赵书记手中并没拿讲稿，只是在两张香烟盒纸片上列了个提纲时，怕留不下资料无法写简报和向省、地委汇报，便赶快安排了两个工作人员作记录。怕记录不确或有遗漏，待晚上街上广播重播时，我们又着人反复加以核对，这样才一字不漏地把赵书记的讲话内容记录下来。虽然他只是凭着自己香烟盒纸上罗列的提纲讲话，但不多不少，正好是原先预定的一个小时。

报告结束后，他又和书记常三毛，县长郭绍文，副县长芦文蔚、卫忠惠等一起与本次下乡知青合影留念。然后列队步行，在鼓乐声中，将这些披红戴花的知青们送出城外。当知青们坐的大卡车缓缓开走后，欢送仪式才算结束。

我收藏了赵树理同志的那次讲话记录和当时的那张留影。“”中，赵树理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身心受到野蛮摧残，但我坚信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干部，这样的党员臭不了，肯定会盼到拨云见日那一天，所以我甘冒风险把上述二物珍藏起来，一直珍藏到今天。

“我知道了的事，就要负责到底”

1965年9月7日，晋城县组织动员了一批男女知青，由县农林局一名副局长和两名干部带队，到追山公社天苍峪组建天苍峪知青独立林业队。这支队伍计58人，文化程度有高中、初中、高小，年龄最大的刚过20，最小的才15岁。天苍峪离城80里，是一个早年被人遗弃了的小村子，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处的深山区，自然条件恶劣，荒无人烟，高山深谷几乎全被原始乔灌木和野草覆盖着。因那里仅有10余间无门、无院墙的石头房子和八九间石块、土坯结构的破败墙垣，根本没有可供运输的路径，所以知青们被暂时安顿在离追山10里、离天苍峪约8里之间的另一个仅有几十口人的小山庄窝铺――西南岭住下。带队干部随即勘测地形、筹款，准备购置砖瓦，修汽车路，盖房。

西南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公社党委非常重视，老区群众政治觉悟高，又热情好客，让知青娃娃们三五一组地住进了民房，但这里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村里竟找不到一处可供他们做厨房的房子，知青和带队干部只好在村中一棵大树下以石块、泥土砌灶做饭。11月的天气，几十口人的大锅上连个锅盖也没有，山风卷着尘土，直往锅里刮。而小山村一下子猛增了这么多人，水源也发生了问题。

仅仅上述这些还不要紧，最令我这个安置办公室负责人为难的是：数年来，在本县的柳树口、南河西、晋庙铺、衙道、土河、追山这几个公社与河南省交界处，两省群众因抢夺地上、地下资源而不断争斗、打架。县委分管领导和农林局长迫于边界已有大片林木土地被对方侵占，恰又见到中央有关上山下乡的文件中有“可以独立建队建场”的规定，未经深思熟虑，便在向上级申报建场的请示中仅说了天苍峪一带的林木资源丰富而有意隐瞒了存在严重边界纠纷的事实，而该请示当时已获省委、专署正式行文批准，并全部列入了国家计划和财政预算，如予否定将如何向上级交代？

此时，赵树理书记因到犁川公社下乡，特意到西南岭知青点考察了一遍。第二天一早，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当即赶去，待我坐下后，他问我：“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原来到天苍峪安置知青建队的意见是经谁决定的？”我答是卫忠惠副县长（分管农林水利）和农业局的人调查考察，写出请示，经省里和专署批准的。他又问：“上级拨了多少经费？”我说：“每人440元。”随后赵书记很严肃地说：“这件事并不是我分管的工作，我也没有参加过县委讨论这件事的那次会议。但我发现让这些孩子到那样的地方占领山头，独立建队很不妥当。首先，需在崇山峻岭上修一条十几里长的汽车路，让刚出校门的十几岁娃娃去干那样大的工程能行吗？国家给每个人下拨的400多元，只限于建房和一年的生活费，县里能不能拿出需要修路的工程款项？特别是听说原来你们的设想是让这些孩子去把守‘边关’，抵御‘外来侵略’，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荒唐了。所以，现在我既然知道了，就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不是在全国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中讲到‘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吗？我知道了的事，就要负责到底！建议你们尽快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对这部分孩子一定要安置妥当，不能出大的错误，影响全局……”我详细地向赵书记汇报了自己所了解的该事件的前前后后，并表示马上向上级各主管部门写材料说明实情。这次，我俩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到我曾于11月初陪县上山下乡领导组成员之一、副县长芦文蔚同志到西南岭、天苍峪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没想到赵书记有些情况了解得比我还详尽。

关于赵树理书记此后为这件事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我不得而知。但几天后，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立即放下其它工作，专程到西南岭走了一趟。在详细考察了知青们的饮食、住宿、取暖、用水、劳动、学习等情况后，他流下了热泪。回城后，他马上和县委的几位县长研究决定：立即向上级打请示报告，县委意见要撤销天苍峪知青独立林业大队，将58名知青暂时撤回，安置到县苗圃、伊候山林场、府城良种场，等候另行作妥善安置。就这样几经周折，往返省城和晋东南专署，请示报告终于得到答复。当年底，天苍峪知青全部撤下山来，工作、生活转入了正常。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6篇

要讲大会堂的故事，必须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过去的天安门前是个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这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普通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一个机会――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勾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几次“微调”:东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右门被相继拆除，原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被改为永久性建筑。比较大的一次动作是在1955年，随着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出了将近1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可是，新广场究竟该建成什么样子，谁心里都没数。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联合组成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谋划整个旧城区的规划改造工作，天安门广场是其中一个子项。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在苏联专家的所有方案中都没有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

突出政治，大剧院被拿出广场

由于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这件事陡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50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三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据曾参加过大会堂方案设计的陶宗震先生回忆，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于是，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都被拆除了，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而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无轨无线”不仅是出于游行集会的考虑――“紧急时刻，长安街上要能起降飞机。”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这些方案充满了不拘一格的想像。

规划局把这七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委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曲折的方案设计过程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1958年10月14日，北京市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方案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北京市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大会堂下面压着永定河故道，大会堂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总督府之时，张刚刚出生半月，多亏革命党不伤妇孺才逃过一劫。长大后的张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

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一时摸不到头脑，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这是因为，此时“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经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了。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尽管曾存在种种争议，经过近五十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7篇

按照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半年来，市委宣传部结合自身责任分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精心谋划，积极运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责任分工。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城市名片和旅游品牌宣传

打造“母爱圣地、幸福乳山”城市名片和“寿比南山

在海南福如东海在乳山，东去三亚、夏到银滩”旅游品牌，是我市实施“旅游兴市”战略的重大举措，围绕这两大举措，宣传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打造活动。

一是邀请中视金桥、《走向世界》杂志社等国内专业机构共同策划制作了以“母爱圣地幸福乳山”为主题的城市形象宣传片、广告片、音乐旅游形象片以及大型宣传画册。其中，10秒城市广告片已于今年1月开始在央视一频道和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媒体广场》栏目及央视四频道《海峡两岸》栏目分时播放，到10月结束。

二是配合市委、市政府组织举办了中国（乳山）母爱文化节。活动期间，除按照市里的统一安排，认真做好有关协调服务工作外，重点组织搞好了乳山市首届“十大杰出母亲”评选、母爱文化研讨会、篝火晚会、中小学生百米长卷绘画展、周末文艺演出、中国女摄影家眼中的“母爱圣地、幸福乳山”摄影大展、“母爱圣地、幸福乳山”征文、赴曲阜和邹城参观学习其举办母爱文化节的经验等活动，邀请新华社、中新社、《大众日报》、新浪网、搜狐网等60多家媒体对我市母爱文化节进行了宣传报道。同时，借助“品牌中国（女性）高峰论坛”乳山新闻会的举行，开通了品牌中国网乳山专页，在《品牌时报》刊发了傅书记整版专访文章；设计并推广使用了市委、市政府贺年片和领导干部工作名片；在全市推广使用了“母爱圣地幸福乳山”邮资封，全市已有3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新邮资封11万枚。进一步擦亮了“母爱圣地、幸福乳山”城市名片。原定6月6日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母爱圣地、幸福乳山”大型主题晚会，由于四川地震的影响，推迟到9月上旬举办。

三是围绕“旅游兴市”发展战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开展了齐鲁采风新闻采访活动，先后赴蓬莱、沂水、冠县、垦利和荣成等县市进行了为期8天的深入采访，深度报道了这些县（市）在发展做活文化旅游、节会旅游、生态旅游、集群旅游以及旅游营销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为引领我市旅游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引导和舆论支持。和旅游局、市报社共同组织开展了乳山市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大赛，活动自7月10日正式启动，目前正处在作品征集阶段。同时借助全国青少年帆板锦标赛在我市举办，加强旅游兴市宣传，在新华社、中新社、央视体育新闻、《中国体育报》、山东电视台新闻联播等媒体刊发新闻稿件29篇。围绕青岛奥帆赛的即将举办，做好了我市对青宣传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关宣传方案和计划已经制定完成。

二、关于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的开展

年初，组织召开了全市创城责任单位协调动员会议，按照省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对我市创城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根据《省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对我市的创城目标、内容、标准进行了科学分解，落实了具体部门、岗位责任和督导、评估、达标责任机制，并把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纳入部门年度精神文明建设考核。到目前，已完成63个单位近800份文件材料的查阅，编印完成了《乳山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材料审核表》，并上报省文明办，创城工作扎实推进。目前，仍在严格按照《省级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体系》要求，继续做好各种材料的汇总整理和对各相关责任部门的协调、督导、验收、改正工作，力争一役成功。

三、关于打造文化品牌的有关工作

一是成功举办了有关影视剧的首映和公映仪式活动。继电影《心雨花露》、《天堂之约》去年在我市成功拍摄之后，今年1月19日，又与《人民政协报》联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电影《马石山十勇士》首映式。4月25日和6月12日，又分别在威海和乳山组织举办了电影《心雨花露》首映式和公映式，谱写了我市影视事业的新篇章。

二是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搞好冯德英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冯德英文学馆装饰装修工程于3月7日开始进行设计绘制装饰装修招标工作，5月10日，由乳山正华公司承担开始动工，到目前一期改建工程已完工；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与装饰装修工程同步开始，文学馆工作人员根据从各种途径搜集的线索，去青岛、济南、苏州、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出版社、剧团征集资料200余件，征得冯德英先生相关手稿、照片、书籍、书信、影视光盘等各种资料1000余件。目前，正在进行分类、拣选、整理、加工，组织编写陈列布展大纲和脚本，进行陈列布展准备工作；文学馆人员招聘工作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冯德英文学馆拟定9月下旬开馆，同时，与省文联共同举办的冯德英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文化礼堂汇报材料范文第8篇

州委、州政府对此次演出高度重视,要州文化局按李瑞环主席要求,动员全州力量,组织一台高质量、高水平的晚会。在佘战生副州长的直接领导下,州文化局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精心筹备,从全州挑选了一批民族特色浓郁、深受观众欢迎的民族歌舞和白剧,于三月底组成了以大理州白剧团,大理州歌舞团演员为主的包括白、彝、回、纳西、汉等民族组成93人强大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艺术团”。艺术团以佘战生副州长为团长,州民委主任尹润菊、州文化局艺术科科长薛子言为副团长。带去的主要节目有:白族婚俗表演唱《掐新娘》、白族舞蹈《白子白女》、苗族舞蹈《解疙瘩》、白族舞蹈《闹山红》、白族舞蹈《闹阳春》、彝族舞蹈《甜甜的山泉》、白族舞蹈《洱海渔歌》、白族民俗舞蹈《踩新船》、彝族舞蹈《彝山夜曲》、白族双人舞《喜悦》、叶新涛、杨永忠的白族风情对唱《花开两朵万年春》、白剧《相逢在货摊》及一批歌唱节目。

阳春三月,春风送暖,大理州艺术团肩负着全州各族人民的重托,于三月二十一日从下关出发,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在民族饭店一住下,即接到李瑞环办公室通知:四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小演出厅为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演出。对于四月一日的演出,办公室作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艺术团所有人员填表报审,非艺术团人员不得随团进场、不准照像、不准录像,连照像机、录像机都不准带入场内。我们艺术团有大理电视台的摄像记者李志钧负责新闻和专题录像,我还负责照像。我们估计四月一日晚上肯定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出席观看,这样重要的场面,如果不拍录下来,我们如何向全州人民交待。我们找到李瑞环的秘书,反映了我们的希望和要求,请秘书向李瑞环主席反映一下。后来秘书回答:这是中央办公厅的规定,不能更改。这个回答更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和李志钧同志商量,一定要想办法拍下资料。我们就把摄像机,照像机藏在道具箱里,到时看情况再说。我们到人民大会堂装台,所有的灯光、音响电器、都经过“工作人员”的严格检查。我们用的所有电线,都重新用绝缘材料复盖。演出时,台上各个部门都有“工作人员”照顾。当晚七时观众开始入场。七时十分,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我通过台上玻璃窗口看见是李瑞环,丁关根同志进场,七时十五分我们演出正式开始。先是白族“三道茶”歌舞,演员向首长及前三排欢众献茶。然后是歌舞演出。当节目演到近一半时,突然场灯大亮,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总书记进来了。台上的演员们都很兴奋激动。江总书记入坐后,演出继续进行。江总书记很有兴趣地观看演出。每个节目都鼓掌致意。演出一结束,演员们立即在台上列队等候首长接见。我和李志钧迅速从道具箱中拿出相机和摄像机,占领有利位置。、李瑞环、丁关根等中央领导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李瑞环主席对大家说:“主席今晚正和开政协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及宗教界代表座谈,会议还未开完,就赶过来看大家的演出”。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怀。演员们纷纷挤上前和合影,我则挤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中,不断地按动快门,拍下这一个个珍贵的镜头。集体合影刚一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可以了吧!”我回头一看,一个台上的“工作人员”正朝我点头微笑。我一下明白了。我们自以为做得巧妙,蒙混过关,其实我们的一行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掌握之中,可能考虑到我们是边疆少数民族,机会难得,留下这些珍贵资料,情有可原。所以才放我们一马吧。

四月二日、三日我们要在中南海警卫局礼堂为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次会议代表汇报演出。于是一日晚一演完,大家就赶快下妆卸台、装箱、装车,连夜赶到中南海警卫局礼堂,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大家又下车,装台、基本就绪,已近三点钟。演员回住处休息,舞台工作人员继续对灯光,试音响。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我们和演员到礼堂彩排时,只见舞台工作人中,有的躺在服装箱、道具箱上,多数则躺在地毯上睡着了。北京的农厉三月初,夜晚是非常冷的,有的人为了御寒,干脆就将地毯压在身上。我们一到,就将他们叫醒,吃了一点我们带来的早点,他们又立即聚精汇神地投入工作。因为只有一丝不苟地把今天早上的彩排搞好,才能保证晚上的演出万无一失。佘副州长看到这个情况,感慨地说:“没想到大家搞演出是这样的辛苦”。一、二、三日三场演出非常成功。立即在北京引起强烈的反响。

四月三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作了突出的报导。二号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头条报导了总书记、李瑞环、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上台接见演员,一起合影的消息。并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作了播放和评价。一个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在《新闻联播》中用那样长的时间报导,那是少有的。一个州级少数民族表演团体的演出,享受这样的规格,那更是少见的。《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第一版头条《等观看大理州艺术团演出,祝贺少数民族艺术家演出成功》一文中称赞“大理州艺术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观众献上一台有浓郁云南风情的歌舞节目”。“少数民族艺术家们以精彩的表演展示出一幅云南大理州风俗画”。尤其是由青年歌唱家叶新涛、杨永忠在台上台下演唱的对歌逼真地再现了大理三月街青年男女抒发爱情的生活场面。《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均在四月二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分别发表文章,对大理州艺术团的演出作了热情洋溢的宣传报导。《文艺报》四月六日发表照片和文章。文中称赞:“来自蝴蝶泉边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艺术团最近来京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献上富有浓郁风情的歌舞节目。、李瑞环、丁关根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两会的数千名代表、委员观看了他们的精彩表演。中央领导同志,在今年初视察云南时对这个艺术团长期生活在基层,扎根在民间艺术沃土之中,表示极高的赞赏”。《人民日报》四月二十日发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冯双白的文章《苍山洱海毓灵秀》,热情赞扬了大理州艺术团的创作和演出。文中写道“坚持民族艺术纯正、浓郁的风格与艺术创作的统一做起来颇为不易。可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作者在分析了近年来歌舞表演与民俗风情融合一台演出的各种形态后说:“比起上面这类创作,大理白族自治州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则显出了他们为人的质朴,艺术上的认真。他们的艺术是在以求得对传统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创作。很有些出于传统而超越传统之法的味道。”

《光明日报》发表舞蹈评论家张苛的文章《喜人的风――观云南大理州艺术团的演出》文中说:“大理白族自治州艺术团为首都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晚会”使人“在精神上确有亲切、新鲜、振奋的感受。好一阵喜人的风啊!是艺术之风,生活之风,土风、民风。”“晚会最突出的是民族特色。从内容到形式,包括舞蹈、音乐、舞美、服饰及至组合的方式和演出的方式,无不闪耀着民族特色。”此外,北京《舞蹈信息》出版了评论大理州艺术团演出的专版,《中国建设》、《今日中国》、《团结报》、《民族画报》、《中国新闻社》等都发表了消息、评论和照片。

大理州艺术团到达北京时,州委书记李汉柏在中央党校学习,并正与云南省长和志强一起为“广大铁路”,“滇西水泥厂”(现为红搭水泥厂),“引洱入宾工程”和铁道部,建材部、水利部进行紧张的商谈。大理州艺术团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演出完之后,和省长和李书记立即安排艺术团于四月五日――八日为铁道部、建材部、水利部、中央党校演出。因为大理州艺术团在北京的演出,影响巨大,各个部都知道艺术团是李瑞环邀请的客人,亲自接见,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各主要报纸大力宣传、赞扬,因此他们对演出非常重视。演员们也知道这几场演出对大理州今后的经济建设发展关系重大。大家演出都非常认真努力。演出圆满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后的商谈,可以说是一路绿灯,非常顺利。几个部对大理州这几个建设项目都表示要大力支持。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指示:“广大铁路建设要提前上马。”我们艺术团四月五日,返回下关,不到一个月,铁道部庞大的专家评估团就来到大理开展工作。我们艺术团四月五日为铁道部演出时,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一到北京,搞后勤的高天武等同志就为艺术团返程的火车票四处奔走,文化部,国家民委都表示:90多人的卧铺票,无法解决。正在我们一筹莫展之时,在为铁道部演出过程中,铁道部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主动问我们:“你们回昆明的火车票解决了吗?”我们回答说:“没有,我们正为此事发愁呢。”他说:“你们演完等我一下”。演出一完,这位同志就交给我们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铁道部给北京火车站下的一道命令,主要内容是:在大理州艺术团离京时,北京火车站负责为其解决火车票及货运车箱。这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大家喜出望外。四月二十一日离京返昆明,北京火车站专门在北京――昆明客车上加挂了一节硬卧车箱。进站有专人引领,进入贵宾休息室候车。

四月九日应天津市委、市政府邀请,大理州艺术团赴天津慰问演出。十日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等六大机关慰问演出。十一日为驻津陆海空三军部队慰问演出。十二日举行白族“三道茶”晚会,招待党政军领导,文艺界专家,社会名流。十三日为文化,民委各界人士慰问演出。十四日又到塘沽新港为海港工人慰问演出。十五日到大港油田为海港工人慰问演出。十六日到196师参观并慰问部队指战员。

因为我们是天津市老市长李瑞环邀请的客人,所以天津市的接待非常隆重、热情、细致、周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宴请艺术团时,特别将艺术团的几位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安排在一个小餐厅里就餐,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市委领导特别给大家介绍:每次到天津视察时,都是在这个小餐厅用餐。对于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盛情,我们真是十分感动。以后,不管是到哪个单位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尽管演出很辛苦,但演员们所到之处,一直处在热情、友好的氛围之中,心情都十分愉快。在天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族“三道茶”的演出和到196师的参观慰问,天津市有关方面得知白族“三道茶”是白族招待尊贵客人才举行的文化礼仪活动。因此十分重视。在选择演出场地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安排在天津戏剧博物馆。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全木结构的演出场所。解放前梅兰芳等四大京剧名旦,以及等共产主义先驱人士都曾在此演出。自从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再已没有安排任何演出。也不开放参观。为了安全防火,用电都有严格限制。演出前,他们提出用保温桶和保温瓶为我们运开水冲“三道茶”。但我们说白族“三道茶”要现烤,现冲才有浓烈的茶香和白族特色。他们又破例同意我们在偏房内用电炉烤茶。但绝对禁止用明火。演出时,我们发现在用电炉的偏房外停了两部消防车。这使我们非常感动,他们不但处处为我们破例,而且照顾得这样细致周到。这充分体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大理州各族人民尊重、友好的深厚情谊。

为了体现“尊贵的客人”,天津市安排参加“三道茶”招待会的是:天津市党政军领导,社会名流、文艺界专家,我们熟悉的有著名歌唱家关牧村、吴淑珍等。对此次演出,大理州艺术团对“三道茶”和演出节目也作了认真准备,精心安排。以佘战生为首的艺术团负责同志、全体演员、乐队齐到演出厅外列队欢迎。客人个个盛装华服,款款而来,欢迎队里立即唢呐高奏,锣鼓齐鸣,主人上前握手问候,热情欢迎。演出中献“三道茶”,规范有序,演员们热情洋溢,舞姿翩翩、歌声绕梁。观看者神情专注,彬彬有礼。这次“三道茶”演出,我才真正体会到“白族三道茶”是欢迎尊贵客人的文化礼仪活动的深刻的文化内涵。

196师是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参观、表演的一支特殊的部队。师长是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国多个驻外使馆担任过武官的军事外交官。他在十一日晚上看了大理州艺术团的演出就和天津市有关方面要求安排大理州艺术团到196师演出,但日程早已安排满了,没有答应。他了解到艺术团十五日回北京晚上没有演出。就找到艺术团负责同志,介绍了部队特殊情况,表示已安排了军事表演,热情欢迎艺术团全体同志到部队参观,下午保证把艺术团按时送回北京。盛情难却,艺术团领导经过研究,接受了196师的邀请,上午观看表演,中午为部队演出。196师驻在天津至北京的路上,离天津不远。艺术团的车队出天津不久,就见公路的每个交叉路口都有带红袖标的威武的战士为艺术团的车队指引前进的方向。进入营区,每个小交叉路口,照样如此。车队被直接引到表演区主席台不远处。主席台旁整齐的战士列队迎候,队列之后是军乐队。艺术团人员一下车,军乐队高奏迎宾曲,战士们热情地鼓掌欢迎。艺术团人员在主席台入座,师长简短地致欢迎词后,表演随即开始,先是威武整齐的分列式行进表演,接着是雄壮激烈的刺杀对抗,最后是精确热烈的实弹射击。吃过中饭为部队官兵慰问演出。下午回到北京,陪同我们的天津市文化局的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享受的完全是国家元首的规格礼遇。”

大理州艺术团在天津的演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高度赞誉,《天津日报》四月十日第一版以《大理白族艺术团来津慰问演出》为题提前作了宣传报导。四月十三日第一版在《大理艺术团首场演出》中写道:“他们的表演如同一幅民族风情画,细腻地展示了白族姑娘们如水般甘甜、活泼的白族小伙子们热情奔放的纯朴性格。演员们俏丽多姿的身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北京还有两次重要的演出活动。一是到“建国饭店”专门为外宾演出白族“三道茶”。这是建国饭店总经理到下关看了“三道茶”后就和州白剧团团长赵建华定下的。他要向外宾推介白族“三道茶”。十九日在建国饭店演出“三道茶”时,我特别留意外宾的反应。演出中,外宾对白族“三道茶”的礼仪很感兴趣,对演出的民族歌舞很欣赏。听了“三道茶”的介绍则对每一道茶都很好奇。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献过第三道茶后不久,突然从观众席中传来小孩子的尖叫声,我和州歌舞团团长喻良其急忙走过去。只见一个外国小男孩,又是跺脚,又是摆手,不断地摇头嘘气。小孩的母亲拿着一粒花椒向我们比划示意,我们立刻明白是小孩咬着一颗花椒,麻得受不了。于是向她解释说,这是一种配料,没关系的。用清水嗽嗽口,很快就没事的。一场虚惊,很快平息。

四月十八日正好是白族“三月街”民族节日,艺术团应邀到民族文化宫和在京白族乡亲联欢,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能在北京和白族老乡共度白族“三月街”民族节,大家感到特别高兴。白族乡亲们纷纷上前祝贺演出团演出成功,都激动地说:“你们为大理争了光、为白族人民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