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论文范文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1.夏商周三代玉器种类有,王室专用的玉圭,玉璋,玉琮,玉柄等.装饰用的玉珠,玉镯,玉管,玉兽面纹牌等,兵器用的玉戈,玉刀,玉戎,玉剑等

2.夏商周三代玉器的艺术特征,在继承原始社会玉器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在玉器制作中,采用夸大局部,不求形似,突出神韵的象征,为主要表现手法.使玉器更富有观赏性和装饰性.时代风格表现为崇尚自然,追求真实.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感.在商周玉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此时玉器的南北之分已经消失,玉器制作艺术,长时间磨和统一,夏商周三代玉器文化的重要特色就是,逐步形成了统一格调的礼玉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文化

公元前770一221年

中国的玉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标准,这就是玉为君子的德玉文化.孔子曰,玉有五德,仁.义.勇.智.洁.这五德.

这一时期玉器有1.主流纹饰,龙首纹,谷纹,内钩卷云纹,蓠纹,2.主流线条,兽面和谷组合纹,谷纹加斜格线的蒲纹,星纹,鱼鳞状的龙纹.3.主流型器,组合佩,双龙佩,带钩,玉剑饰,活连环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玉质上乘,并且创新了不少新器型,线条运用娴熟,纹饰审美含量增加,刀工遒劲,风格清新潇洒,最著名的玉

汉代的玉器文化.

汉代是国大一统的盛世,玉器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

1.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佩玉中有了玉鹰.玉熊.玉仙人.玉辟邪.玉鸠首仗.有了九窍玉塞,这时的玉壁不再是圆形的也有其他形状.

2.玉器的材质也多样化了,当地的石材和新疆和田玉同时使用,不仅使玉器的数量大，从质量上也有了根本的提高.

3.汉代的玉器要求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反映了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最著名的有玉仙人奔马.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玉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纷纷,玉文化的发展受到抑制,魏文帝曾下令禁用玉衣等大型玉器,民间的玉器用才由玉改为用白石,黄花石,玉器工艺萧条,传世玉器作品也寥落晨星.做工朴素,精工者极少,主要的三类用途1.生活用品有玉杯.玉带钩.玉印.2.装饰用的有玉衍及其它佩.3.鉴赏用的有玉辟邪.玉瑞兽.魏晋南北朝玉器的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单化,装饰简化,作为时代的特点.有玉杯玉带钩,器型一般较小,钩首多做龙首,变厚变宽,玉衍是当时流行的玉佩,多做如意云头状,玉器总体风格以素面为主.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历史文化村镇价值评价的方法

现有历史文化村镇价值评价方法评述随着2003年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的进行，在赵勇等人研究［4］［5］的基础上制定的《指标体系》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价值特色”和“保护措施”两大部分．历史文化村镇的核心价值是与历史文化村镇的自身特征密切相关的．对于历史文化村镇核心价值的提炼也应该建立在特征评价的基础之上．如上文所述，这些整体性的特征既包括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普遍相似性，更包括了历史文化村镇之间的特殊差异性．对其核心价值的评判，则往往需要更多考量历史文化要素保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评价体系应该包括特征评价和真实完整性评价两个方面．但从现行的《指标体系》来看，为了评价的方便，指标的简化，人为地将“特征评价”与“真实完整性评价”混在一起，造成评价的结果或者看不出该历史文化村镇的真正价值所在，或者看不出其真实完整性方面是否有问题．因此，将真实完整性评价指标从价值特色评价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评价子系统，并与价值构成要素建立对应关系．这样，有关价值构成要素的指标权重将可以得到重新的分配，同时也可以对它们各自的与整体的保存情况进行系统评价［6］．

历史文化村镇价值评价体系的建构一个评价体系的建立有四个关键环节：①评价因子的确定；②建立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③制定评分标准；④评价体系的操作．本文着重对前三个环节进行说明．首先，遗产是否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等价值，是一个评价的结果，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能从“价值构成体系”出发去寻找证据，而应该通过对历史文化村镇的详细调查和分析研究以后，确定其“特征要素”（CharacterDefinedElements，CDE）作为评价因子．其次，对于目前大多数历史文化村镇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则多采用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又称AHP，是一种能有效地处理难以用完全定量方式来处理的那些复杂问题的方法，比较完整地体现了系统工程中系统分析和系统综合的观念，特别适用于兼有定性和定量因素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分析评价．它把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有效层次，根据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就每一次的相对重要性给予定量表示，并利用数学方法确定出表达每一层的全部元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数值，通过对各层次的分析导出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根据上文所述，评价目的决定了评价体系需要具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功能，而AHP显然是有利于建立这种比较结构的．第三，历史文化村镇的评分标准应该简便易行，权重的分配应该根据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符合逻辑性．

历史文化村镇价值构成要素———评价因子的确定

通过对法国［7］等案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不仅仅关注大的自然背景以及聚落空间中的人工环境，还非常关注村镇中与农耕生活息息相关要素，因为这是构成乡土特色的原因，同时这三个部分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乡土环境的整体．根据历史文化村镇的特点，我们可以确定其评价因子确定的原则，并且选定评价因子．符合中国特色原则中国的历史文化村镇自然、人工、人文三大方面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历史文化村镇往往包含了显性物质构成要素和隐性的非物质构成要素两类，物质环境往往是非物质要素的空间表达，如中国的风水理念曾经是历史文化村镇在选址、规划、营建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聚落内部往往体现非常强烈的宗族关系等等．中国的历史文化村镇在相对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往往发展成较大的规模．如很多历史文化村镇核心区的面积往往在10ha以上．因此，聚落内外部往往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体系”特征，如街巷、节点空间、公共建筑等在功能上、空间层次上都有分级、分类．尊重构成要素逻辑关系原则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其整体性，因此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价．评价的指标在再分解过程中需要尊重关系的逻辑性，避免现行的《指标体系》中指标与分解指标之间的“偏差”甚至“无关”的问题．

历史文化村镇价值评价的层次结构

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评价和真实完整性评价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评价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特征评价与真实完整性评价．前者是为了评价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后者则是说明目前的保存状况．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历史文化村镇如果现在的保存度很低，则其整体价值就不高．特征评价具有地域性、复杂性、模糊性的特点．如历史建筑的典型性、聚落环境的优美度等．因此，特征评价往往会采取主观评价、定性为主的方法．如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对“突出普遍价值”的阐述，用非常精辟的文字说明该遗产地如何满足《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确定的标准，并通过比较分析说明其独特性与重要性．为了更加客观地说明特征评价的结果高低，在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一定的定量评价．但是在评价标准中应该是简单的、清晰的、非此即彼的，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评价的模糊性．真实完整性评价主要是基于历史文化村镇原生价值的评价，因为原生价值是派生价值的基础和前提．真实完整性具有可量度性的特点，如原住居民的比例、历史建筑的年代与数量等．因此，适合采取定量比较的方法，通过包括面积类、数量类和百分比类等指标进行评价．历史文化村镇价值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目前的指标体系分为两种类型：单一指标体系与多指标体系．对于单一指标体系，进行分层处理，层级划分的多少有一定差异．第一层多为目标层，表征的是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目的．第二层到最后一层主要是由项目层、指标层、因子层等构成，表征的是具体的评价内容．根据前面的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大量的调查，确定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评价的层次结构．

历史文化村镇价值评价的评分标准

现行的《指标体系》采用了综合评分法来确定权重．这种方法简单明了：首先，对需要做出评价的对象选定评价的具体指标，参照有关标准，对各个评价标准标定出评价标准，并规定每个指标的最高分、最低分、等级标准，以及评分的具体处理方法；其次，根据评价标准和指标的具体数据对具体指标进行评分；最后将各个指标所得分值进行综合归纳、整理，得出总的评价分数，由此来判断该评价对象的状况．本文借鉴了现行的《指标体系》的因子权重确定方法，确定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p#分页标题#e#

结语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作者：赵志星 高源 单位：太原大学教育学院 太原科技大学体育学院

在我们所读到的李白的诗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与酒相伴，在花前月下，在泛舟湖中，李白无处不在饮酒，无时不在抒发自己心中情怀“，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等千古绝唱。其实练武之人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的门派，拳法也多种多样，但是武术的灵魂本质还是“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气势的获得才是武术的最高境界，这一点与酒所给人的豪气、胆气相一致。武人好酒，上古的夏育、传说中黄帝的大力士力牧、春秋时代的薛炽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都是好久的武士。武人好酒，是借酒表现出他们豪爽的气概和尚武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就还成为他们创出绝世武功的“灵丹”，我们所熟知的醉拳就是清代傅家拳的创始人傅青主在醉酒的情况下创编出来的。它是模拟醉酒者的形态，把一些武术技法融入其中，讲求“以醉取势，以醉惑人，以醉进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拳种。

上述武术文化的价值是现代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层面，然而当今社会需要来看，人们对于武术的定位更趋向于它的强身健体的功能。那么下面就健身层面来研究其在社会中的价值。武术的健身价值的历史渊源从武术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需要决定着武术的社会功能，武术价值功能的实现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对武术的不同影响，从而也制约着武术的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定位。例如在明朝戚继光时期，武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群体健身和娱乐，而其它的武术的文化价值方面就比较次要。科举，也叫做“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武进士科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废止，武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二百年。正是此举不仅仅“混淆世族盘据”，也打破了腐朽的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拓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由于武术成为平民晋身仕途的又一途径，使得这一时期武术的技击性在社会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保健养生则发展相对缓慢。到了清朝末期，受武举的废止的影响，武术的技击价值逐渐被削弱，其健身和保健的价值得到了发展。随着1910年民间武术组织精武体育会的成立，代表精武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和发扬爱国，修身，正义和助人的精武精神，还订有包括人格，风度，言行，服务，友谊等行为规范，提倡博众家武术之长，使国术发扬光大，在这一时期武术的健身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武术健身价值的发展在相对和平稳定的今天，各种文化和活动都以不同的姿态发展，当然武术也不例外。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社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人们的生活理念的转变，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定位由技击性转变为健身养生。建国以来兴办的各种武校，还有晚清留下的各种武馆和武术基地，更者在建国以后在学校里也大搞武术教学，这对武术在群众中的蓬勃发展非常的有利，当然其目的还是为了强身健体，提高国民素质。再比如，不断兴起的小区活动中心大多是以太极拳为主要的健身娱乐方式.还有举行的各种国内国际武术比赛，也不是单纯的技击比赛，而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武术在我国人民大众中早己形成它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健身娱乐价值和文化价值。古代的各种健身操，健身拳(如八段锦，五禽戏等)在民间流传甚广。可以发现，武术的健身价值在民间的发展有很深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不论是文化价值还是健身娱乐价值，在诸多武术价值中的定位己经有了其独特的形式。传统武术价值体系具有历史波动性和社会需求性特征，武术的技击价值还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从技术体系、人数规模，还是武术赛事等方面都占有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理念的转变，武术的健身价值已逐渐顺应了社会需求，成为当今人们研习传统武术的主要目的。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文化是一条长河，从传统走向现代，由传统到创新，乃是必然的过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但它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文明的交融碰撞，是客观的存在，也蕴藏着文化创新、民族文明复兴的契机。必须承认，现代商业文化，市场经济文化，来自于西方。而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基因，似乎压根儿与它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其财富观、利义观集中表现在:“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现代商业文化，市场经济文化理念，则要求必须利字当头，讲求务实，不避讳利益，在利益上双方博弈，在既定游戏规则基础上，重契约，重合同，严格履行，严格监管，严刑峻法。看来，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但在中西方(商业)文化中，都推崇“诚信”二字。而中国古人与今人，同样都推崇“诚信”二字。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也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诚信依稀成了中国文化词库中极其珍贵的宝藏!在市场上，假烟、假洒、假药等等，应有尽有，防不胜防。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商业欺诈行为，最易受危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消费者。作为个体的消费者(买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显然处于弱势，他面对的交易的另一方往往不是个体的卖者，而是一个组织机构，一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故常把单个的消费者称为弱势群体。1962年3月15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即: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决定选择;有权提出消费意见。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确定每年的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从此，保护消费者权益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高度重视。

美国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倡导者，如今的美国消费者，几乎天天都生活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顾客就是上帝”，“消费者就是上帝”，在美国并不是什么神话，而是常事。在美国的许多商店，如沃尔玛百货、山姆会员店等，除了食品之外，几乎所有的商品，消费者购买后若不满意，可以在3个月之内，无条件地找商店退货。这些，已是一种(无形的)契约，一种习惯，一种文化。据说，许多中国留学生“为了证实”，曾多次特意将买回的商品(甚至用过之后)在满3个月的前几天拿去退货，的确还受到了商店服务人员的热情接待呢!

中国自1987开始，每年的3月15日，全国各地消费者组织都联合各有关部门共同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成果，促进全社会都关心、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各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仍存在不少的问题。现代商业文化奉行法治，诉诸法律程序。市场经济亦即契约经济、法制经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度，公平竞争是基本的游戏规则，任何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被视为可耻，而且也没有它的市场，这是社会契约和法制体系的制衡机制使然。人们在遵循现代商业文化，市场经济文化理念的同时，更敬畏相应的法制，法律是强制性的硬约束。唯有严格履行，严格监管，严刑峻法，交易才能最有效地保证公开、公平、公正。

可以说，文化价值、文化创新所体现的是现代商业文化，市场经济的灵魂。而关注文化价值，重视文化创新，乃是打造企业文化、培植文化创意产业乃至实现民族文明复兴大业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因为如此，2009年中国制订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文化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思维和产业化

马克思曾借用西斯蒙第的话说，劳动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4］这里，我们也可以套用来说，文化如果不商品化、产业化，就等于没有实现它的(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的实现，必须有赖于创新思维和产业化。现在人们所讲的文化产业，严格意义上讲是文化创意产业。一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也有人将文化创意产业分别称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创新科技。［5］不难发观，文化创意产业，乃是最具活力和魅力的朝阳产业。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时装模特在T台走秀，个个宛若天仙，美艳袭人，在灯光、音乐、布景等舞台艺术效果作用下，更是花枝招展，如花似玉，光彩夺目。无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抑或是电脑屏前的观众，无不眼花缭乱，无不心旷神怡，无不赞不绝口。假若有谁要问:T台究竟展示的是名模的人体或身材之美，还是展示的是服饰之美?它还真令人难以区分。不管怎样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确能起到名人率先消费的广告示范效应。勿庸置疑，一位出色的时装设计大师，不仅仅是时装艺术设计大师，他同时也是心理学大师和美学大师，他能以精微的洞察力，去透测分析、挖掘出蕴藏在消费者心灵深处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需求。时装款式无论是前卫新潮，还是古典怀旧，它都凝聚了设计大师超凡的艺术想象力和新颖的文化创意。而时装模特表演，从服饰、发型、化妆到摄影、摄像、电视等，已形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这是一条非常吸引眼球的文化创意产业链。而它的下游产业链，甚至可链接到整个服装产业链。名模时装表演，虽有极高的艺术性，但对消费者而言，名模们不只是在表演，而同时也是在“试穿”，是最前卫、最早的消费者!比如，今天法国巴黎推出一场春季时装名模T台走秀，过不了多久，美国纽约曼哈顿闹市可能就会有人穿上那款时装漫步街头。这或许就是一种“蝴蝶效应”。

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必须有文化底蕴，所以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必须打破陈规，萌发新的创造性思维。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是整个社会经济产业链的高端产业。比如服装，首先必须是有创意设计，新款设计成功后才能去加工制作，再进入销售领域。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看，先要有订单，而订单的多少取决于营销策划，而营销成功与否取决于新款创意设计，然后才去采购原材料，去加工制作，去发货，去找物流，去找仓储，最后完成分销，进入零售领域。在以上流程中，设计、订单、分销是重要环节，而设计创意乃是源头。在美国和欧洲市场，许多赫赫有名的品牌的服装，其原产地来自中国东莞。东莞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除了服装，还有电子、家私、玩具、鞋等等。美欧的商人赚取了从品牌、设计、到订单、分销直至零售的绝大部分利润，而东莞的厂家仅仅收取了一点点委托加工费而已。当然，中国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也还分享有其它利益，如布料销售、服装机器设备销售、物流等等。同时，也解决了大量的员工就业。

东莞的厂家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但能恪守信用，尽力打好“委托加工”这份工，而不是靠生产冒牌货去冲击市场。制假售假，虽能一时得到暴利，但会惹来官司，遭到索赔、罚款，诚信全失。东莞企业老板们的这种“打工仔心态”，合作精神，务实精神，逐成为一种东莞现象，一种东莞文化。东莞的台商、港商云集，加上东莞的企业老板甘接全球的委托加工订单，东莞“世界工厂”因此而得名。当然，东莞的企业亦在开始转型，东莞企业经历了一段成长过程后，逐步迈向成熟，自主创新的品牌日趋增多。比如，在文化产业方面，东莞的玩具研发、生产及销售已产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敢于创新、鼓励创新并切实保障创新，乃是社会进步的契机和原动力。商业诚信的保障，需要讲道德，需要有良知，但更讲法制，需要制度保障。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创造发明人、著作人的权益，它保护的是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文化创意产业本身，也就有知识产权或创新科技的内容(它包括专利、注册商标等)。从上述服装的例子可见，创意设计，创造品牌至关重要。显然，抓往了文化创意产业，也就牵住了整个社会经济产业链的牛鼻子。

当今世界，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据报载，美国文化产业年收入高达4000亿美元，产值占GDP的18%－25%，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2001年，日本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18．3%，是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相形之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文化产业却仍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2001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1907亿元，仅占GDP的2．96%。［6］据有关部门测算，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6%，据此推算，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大约是6412亿元，比2006年增长18．4%。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上年提高0．15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根据以往的数据推算，200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近7600亿元。2008年，北京、湖南、云南、上海、广东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率先突破5%的五个省级单位。［7］

文化价值的测度与文化创意产业统计

对于消费者而言，人们购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即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现在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的“期望值”更高了，比如服装，不仅仅要求它能遮体、能御寒，还要求它舒适、美观、高档、有(文化)品味等。既要求它有实用价值，又要求它有审美价值或文化价值，还要有较高的“性价比”。统计学、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能去直接相加，即不同商品的(销售)数量不能相加，但它们的价值量可以相加，即不同商品的(销售)金额可以相加。即便如此，人们对商品流通中的文化价值，仍有必要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并探索进行计量测度。

对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而言，测算商品销售收入中的文化价值颇有必要，但也颇有难度。几乎很难分清产品销售收入中，哪些是物质资本的贡献?哪些是人力资本的贡献?哪些又是文化创意方面的贡献?这里，可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Cobb－Douglass生产函数Y=ALαKβ来进行测算。

企业不是孤立的，它是千丝万缕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联接点。从企业延伸到行业、到地区直至全国范围，测算难度也就更大。囿于范围扩大，也囿于客观上分工更细、更专业化，一些产品的生产工序和环节成为独立的部门，有的业务独立了，有的业务则外包出去了。同时，一方面，产业日益文化化，另一方面，文化日益产业化。因此，上述对企业而言的文化价值，也就相应放大，称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它的统计测算也就更有必要。

在现行文化产业分类目录中，未列进教育、体育和自然科学研究，但将公园管理、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等纳入了文化产业。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教育和自然科学研究，作为文化产业，在理论上应当不会存在什么争议。体育比赛(尤是艺术体操、花样滑冰、跳水、水上芭蕾等)，与文艺表演，同样收取门票，同样是给观赏者以美的享受，理当纳入文化产业。将旅游活动纳入文化产业似有牵强，若从闲暇时间旅行可增长文化知识，带来精神愉悦，激发创作灵感而言，尚且可以与文化创意联系起来。但将休闲健身娱乐等活动纳入文化产业，似乎与文化创意相去甚远。这类活动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保健，能带来身心放松、精神愉悦，恢复健康，却无“文化”元素，也无“创意”之意。若将其列入文化产业，那么，则似乎同样可以将医疗卫生行业全纳入文化产业。这样，问题又来了:餐饮业的工作人员也会有话说:我们也要申请加入文化产业!我们天天从事的是“酒文化”、“饮食文化”的工作，川菜馆、湘菜馆、粤菜馆的大厨们，天天在进行精湛的“厨艺表演”呢!后面，茶业店、茶艺馆的工作人员也有话说:我们的“茶文化”难道不是文化吗?而售楼小姐也要说:我从事的是“建筑文化”工作呢!的确，在英国，建筑业就属于文化产业。而在日本，则是将娱乐观光业(包括)与文化产业大致等同起来。

当然，不可否认，休闲健身娱乐等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增加税收、GDP的增长乃至“维稳”等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就统计行业划分而言，它仍然只能是第三产业中的居民服务业，而没有必要纳入(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产业，就像交通、金融、商业、医疗卫生等重要产业均属于第三产业而不应纳入文化产业一样。［8］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可归结为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而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应当看到，文化创意产业，处于整个社会经济产业链的高端，其辐射拉动作用是不可限量的。因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比如，信息技术暨信息产业的辐射功能，几乎能覆盖到所有产业，扩散到每一个家庭。而作为行业旗舰，微软软件的每一个新的创意，都会给全球范围内整个行业带来新的变化。因而，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公司，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在全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擘的科学创意，改变了世界历史。凡高、毕加索、杰克逊、麦当娜等艺术巨星的艺术创意，给世界带来赏心悦目(悦耳)的不朽艺术杰作。诺贝尔奖得主们的科学研究或文学创作成果，奥斯卡金奖影片，好莱坞的大片等，这些科学和文艺成就，无不充满人类智慧，无不充满创意创意、文化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核，而文化的创新又愈来愈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撑。文化创意产业堪称萌发或孵化大有潜质的文化创意的摇蓝。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6篇

（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三）践行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代精神引导乡村经济文化建设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总书记要求：“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道路，新时期的发展将会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由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化、环保化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取得。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时代精神，指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发展观是关于中国当展的科学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精神指导。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对乡村文化生态价值重建的一次尝试，新时期的乡村文化生态价值应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引导，结合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实际，兼顾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优良传统。从思想上、理论上自觉坚持正确的文化生态价值观，尊重自然，实现科学发展。加大在农村地区宣传科学发展观的力度，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文化生态价值观，使农民养成高度的环保意识。同时，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应相互联动，深入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进行污染治理，这是促进乡村生态环境和谐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7篇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构成

其构成可做如下粗略地分析:首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其衣食住行活动及其活动的过程与成果。从存在的样态来看是居于文化艺术表层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资源。从各民族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取材、结构、造型、款式、空间利用、功能分区、装饰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少数民族感知、认识、想象、征服改造宇宙自然中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出少数民族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观察能力、认知能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审美创造能力。如秦淮以南农耕民族的服饰，燕山长城以北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服饰，从材质、款式、制作、挑花刺绣工艺、装饰等既彰显地域特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也标示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再从各民族的建筑而言，藏族、哈萨克族的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的竹楼，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黎族的船型屋等民族建筑，无不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杰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文化艺术资源的物态化载体。在物质层面从其性质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种不同于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形态的物质资源。从其功能来说是以满足少数民族基本生存、娱乐和审美需求为目的的物质文化。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存在于其深层的，满足其娱乐、归属、信仰、心理、认知、审美的精神文化，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音乐、舞蹈、美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存在，积淀着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山川、花草虫鱼、天文宇宙、人际社会和人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认识及所形成的生命观、幸福观、爱情观、宇宙观等观念。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与戈壁、沙漠、绿洲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哭泣、对抗与和解、喜悦与欢乐，是肉体在时空中湮灭后精神的遗留，是集中反映维吾尔族人喜怒哀乐之情感、善与恶之认识、美与丑的观念的艺术。以其演奏的乐器而言，就有热瓦普、手鼓、萨塔尔、艾捷克、胡西塔尔、笛子、维吾尔族扬琴等丰富的乐器种类。从木卡姆中的几句歌词足以看出其功能与价值:“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2］(P10)。“心灵的秘密用文字永远书写不尽，爱情的神话用书卷永远解释不清。世上花儿有刺，珍珠与贝壳紧紧相连，哪有不受苦的手艺，不受折磨的爱情。”［2］(P28)歌唱生命、爱情的魅力，解说生活的道理与人生的哲理。许多民族至今仍通过故事、民歌、谚语、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表达其鲜活的感知与丰富的情感。每个少数民族的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整体，并在不同层面表现各民族的精神及其民族个性。其丰富的存在不仅是维护民族精神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和丰富人的感性、心灵、情感，促进人格完善、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正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审美教育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源库，从开展审美教育的要求来说，这些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原生性千百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没有走上职业化、专门化、学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具有显著的原生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就是其日常生产生活本身。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但无论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还是建筑、工艺、服饰等都不是专业化的，而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就是其生活本身。在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划分，在田间地头，在中堂聚首，在节日礼仪，在篝火晚会，舞蹈和音乐交相辉映，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者。在建筑群落、生产工具、日常器具、穿戴服饰上，美术、工艺无所不在，无一不彰显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感知、对世界的认识、对美的追求。因此，许多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感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质朴纯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他们“艺术化生存”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专门的剧院，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但是，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既是剧院又是舞台。他们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们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民族艺术审美的传承者。因此，要想了解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传承的习得性。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十分独特，既没有专业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家庭和社会的代际传承是主要方式。以学习刺绣为例，刺绣是既实用又有观赏性的十分精巧的工艺美术，对刺绣技能、技巧的传授和学习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教育。我国苗、瑶、土家、布依、哈萨克、黎族等民族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般往往是自幼学艺，个别教授的，担任教员的一般是祖母、母亲、姐姐等亲属，而且学无定规，不用教本，完全是经验传授，学用结合，经年不辍。再例如少数民族的建筑，建筑的过程既是工程的建造过程，也是年轻一代向长辈学习的过程。长辈既是施工者，又是教师，年轻人既是工程参与者，也是学生。年轻人在参与实际的房屋建造过程中，自然习得老一辈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和审美观念。三是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存在形态的混合性。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大多数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既包含着民族审美的精神追求，也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从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在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宝库中找出比较专门化的、纯粹的艺术作品，它们大多既有其实用的价值，又有宗教的、象征的、审美的等多重精神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审美是人类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但从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来看，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从人类审美历史来看，审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于它的独立化，需要有职业化，使审美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是处在非职业化的阶段，他们的审美文化产品具有功利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去衡量少数民族审美艺术资源。但在理论上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审美资源的原生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审美实践的活化石，需要大力研究、开发和利用。(二)地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且大多居住在中国版图的边陲地带。由于其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艺术审美资源的占有上和审美实践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异较大，有高山，也有平原;有草原，也有丘陵和水域。蒙古族的长调、苗族的山歌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广漠草原和崎岖丘陵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二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其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只能孕育出摆手舞，而不可能产生反映海洋文明的渔猎工艺。三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只能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侗族大歌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等，它们反映了侗族和维吾尔族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打上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三)民族性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全体民族成员世世代代审美实践的结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作为对这种历程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歌赋、音乐、舞蹈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充分的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在狭义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少数民族的审美资源是和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壮族的山歌用的是维吾尔语，也不可能想象朝鲜族的舞蹈表现的是对基督的虔诚。三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是展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宝库。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功能与价值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8篇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29）此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9篇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当转化为具体的商业价值时，它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寻找商机和端午节文化的契合点，挖掘节日细微处潜在的商业价值，保证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影响力。

一、旅游无烟工业

旅游被称为无烟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可以满足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需求。比如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每年要过三个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在这一个月内要举办公祭屈原，农民骚坛诗会，龙舟游江招魂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屈原故里端午的独特习俗，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另外还有屈原的投江地湖南省汨罗市，每年前往汨罗市屈子祠凭吊、缅怀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络绎不绝。可见，端午的文化内涵刺激了旅游消费，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当地端午文化品牌的铸造，二者相得益彰。

二、节日装饰物文化产业链

节日装饰物既是节日的衍生文化，又是节日文化的寄托物和载体，搞好装饰物的销售，可以有效刺激消费，与此同时烘托节日气氛。

（一）香袋

又称香囊、香包、荷包，我国民间端午节佩香袋的习俗极为古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香袋。《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袋内装有研细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有消毒卫生和醒脑清神的功能，就像是随身佩戴一个“空气净化器”，因此民间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各种香袋寄托着人们辟邪却病的美好希望，同时还具有审美情趣，香袋形状多样，颜色丰富，是很受妇女儿童喜爱的装饰品和礼品。

（二）五彩线

民间传统认为，端午节戴五色线可以避开蛇蝎毒虫的伤害，在端午节后第一场降雨时要将五彩线剪断扔到河里，意味着让河水将瘟疫、疾病冲走。戴五彩线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东汉应劭著的《风俗通》中就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苏轼在《浣溪纱》词中描述端午节的美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宋代词人杨无咎《齐天乐》在词中则用“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形容端午节时女子的服饰。不同于艾草和菖蒲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五彩线的点缀美化功能远比求吉辟邪实际功能明显。（三）葫芦

葫芦外形呈“S”形，像是八卦图中阴阳的分界线，道教文化认为葫芦可以收尽天地间的邪气，所以民间传说神仙收鬼怪的法器都是葫芦，太上老君装仙丹的容器是葫芦，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的法器也是葫芦，在古代葫芦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加上葫芦腹中多子，象征多子多福，又与福禄谐音，所以民间俗信葫芦能避邪气又象征吉祥。端午节在门窗上挂葫芦的习俗由来已久并沿用至今，《燕京岁时记》中说：“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上，以泄毒气。”即用彩纸剪成葫芦形，于五月初一早上张贴房室门楣，剪口向下，意味着倒灾驱邪，初五晚将它摘下丢掉，喻指一切不洁和邪气都被带走。现在过节很少有人记得将葫芦口朝下，但颜色各异带着各种彩穗装饰的葫芦仍不失为一种美丽的装饰和点缀。

（四）盆栽

被称作端午三友之一的菖蒲不仅可以入酒，同样也是室内装饰、盆栽观赏的首选佳品。

菖蒲制作的盆景，首先有抗污染作用，古人夜读，常在油灯下放置一盆菖蒲，可免灯烟熏眼之苦。而且，用菖蒲做盆栽既美观又富有诗意：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生野外则生机盎然，着厅堂则飘逸俊秀。苏轼在他的《石菖蒲赞》的序言中说菖蒲“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并且能够“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是中国文人淡薄名利、不屈不挠、清雅超俗的人格操守的写照，所以用菖蒲做盆栽既实用又雅致。

西方国家的圣诞树和情人节玫瑰的销售在获得巨大的商业收益的同时，也促进了节日文化的推广，甚至圣诞节和情人节登陆中国后喧宾夺主，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与其铺天盖地的商业攻势不无关联。借鉴这些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做好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端午节装饰物的推广和销售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链，在形成强大的节日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以崭新的形式重新焕发光彩。

综上，端午节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需要我们将经营的创意融入到节日文化中，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软实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存续民族文化的血脉，在全球化时代彰显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色。

参考文献

[1]杨丽娟，端午节文化及其旅游价值探析[J]，宜宾学院学报，2005(4)

[2]陈连山，话说端午[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10篇

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与调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十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简而言之就是实现‘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因此，高校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要求、新挑战。高职校园文化具有高校校园文化的共性，但亦有其特点。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应紧紧围绕高职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和办学条件，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培养学生扎实的职业技能、合格的职业素养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为导向。同时，加强与企业的互动，积极吸收企业文化，突出实践教学环境设计和职业环境氛围的营造。当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成为教育教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工作，已经在高职院校中得到充分的重视。然而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组织设计不合理、体系构建不健全、形式过程和成效性不匹配等问题：（1）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缺乏长远设计。校园文化建设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续不懈地突破创新。但是，当前一些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倾向于功利主义，高职院校主要偏重于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而没有将其文化活动纳入学校的长远规划。（2）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内容与实际相脱离。校园是文化传承和延续的主要载体，不同的高职院校应有各自的主打特色，而且内容应该丰富多样，但在现实中，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实际脱离程度比较严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常常注重物质层面而忽略精神领域。另外，高职校园文化将重心放在学生娱乐轻松的各种活动上，而学术、科研型的启迪教育活动较少，还有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活动也很少，这些活动导致重心严重偏离，学校表现出学习氛围不浓、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象。（3）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偏重政治化和形式化。文化感染和思想政治教育密不可分，我们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蕴含在校园文化之中，使教育对象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真正培养合格人才。在实际践行中，高职院校却偏重政治化和单一化，从而导致校园文化建设成为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附属内容。（4）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无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冲击。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校大学生是互联网的主力，年轻一代追求时尚，紧跟时代潮流，在信息爆炸的社会，学生很容易迷失在虚拟世界中而不能自拔，而当前高职校园的文化建设缺位又无法引导学生回归现实和培育辨别能力。高职院校应当紧跟当前“互联网+”形势，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加强和改进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调整的挑战与机遇共存期，也是各种文化碰撞激荡的矛盾凸显期，高职校园文化极易受到商业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高职校园群体传统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和侵蚀。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正确引导做好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紧迫性。

2.1经济全球化引发外来文化渗透要求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我国推动更高层次的全方位开放，西方思想文化观念大量涌入。高职院校是思潮交汇融合碰撞的地方，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逐步形成，极易受到不良思潮的煽动，而缺乏对我国历史、现实维度的深刻考量。西方文化思潮里有精华也有糟粕，资本主义浓厚的金钱至上等价值观会严重侵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也存在着较为偏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在此形势之下，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就成为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倡导主流价值观，求同存异，包容并蓄，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和坚强保证。

2.2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日益彰显其价值工业化时代对技术型人才的需要日益扩大。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兴办培养这类技术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并逐渐演变为高等职业教育，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教育的共同路径。80年代之前，我国实施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分类分层体制不清晰，形式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学术教育为导向。普通高等教育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层次，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几乎是空白。随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新设备和新技术对人才的需求促成了高职教育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从而在我国教育结构中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而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深水区”，面临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需要培养大量能够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高技能人才。高职教育以其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技术人才输送凸显极为重要的价值。

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经济的组织形式、利益关系以及分配方式呈现了多样化形式，而且人们的思想活动体现了其多变性和差异性。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本土价值观与外来价值观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日益明显，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多元观念和文化的强烈冲击。高职校园作为人才培养的载体也在社会大潮流中受到冲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是当前高职院校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道德品质，更利于构建起校园道德约束，营造“道德感”校园精神和优良学风，唯有主动认可和积极顺应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与融合，才能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3.1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精髓指导高职校园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而高职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为新时期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指导高职校园文化建设，首先要做好将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融入到高职校园课堂，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的精神内涵。其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必须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我们党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因此，要始终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各种文化思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尊重文化多样性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使之内化为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求学态度。

3.2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点亮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主题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体现了全体中国人对国家繁荣和民族昌盛的美好向往，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树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比较抽象。首先，理想教育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将抽象的理想具体化为现实中可以践行的活动，如可以引导青年学生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非凡成果，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震撼力，从而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其次，理想教育要紧密结合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为学生切实提供学习、就业和创业帮助，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共同理想。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始终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才能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4.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鼓励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核心价值观在引领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当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职校园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让其真正被广大师生认同和接受,并让广大师生自觉参与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能起到凝聚作用的领导机制。加强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并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学校工作全局予以统筹安排。领导机制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要常提倡新，要常抓不懈。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学校党委要动员组织力量主动协调解决，同时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注重在学校规章制度的框架下营造活泼、创新与和谐的制度氛围。学校要通过制度和规范建设来确保各项工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3.4用交互式思维融合促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从而创新实践模式交互式思维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职校园的文化建设能够形成紧密结合的关系并且良性互动。高职院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充分结合本校实际，用校园文化、精神和氛围建设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载体。同时高职院校在把握校园文化方向，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时也要始终坚定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导教育学生的首要目标，并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相对应开展文化建设工作，从而达到两者思维融合和良性互动。此外，也要在确立指导核心的基础上用于校园文化领域创新实践模式，如高职院校可结合自身定位和特色，弘扬注重细节、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不断学习、立足实践、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精神。也还可结合当下热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高职校园“攻坚克难，脚踏实地”的创业文化，积极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自身技能素养，提高其整合资源能力，从而在产业经济转型，“互联网+”等国家政策利好的形势下闯出一片天地。

4小结

在当前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之下，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系统培养各层次各类型专业性技术人才，服务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和互联网、物联网新思维，努力成为促进国家技术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成就。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始终与之紧密结合，就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交互式渗透融合，达到形成良性互动的共同体的目的。打造高职院校的特色文化，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于创新校园文化思维和实践模式，积极为学生营造生动鲜活的学习和创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