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论论文范文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关于企业文化的界定与认识过程

“企业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从文化和企业的定义谈起。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如，南齐王融《曲水诗序》称：“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社会政治与经济。

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

企业文化——或称公司文化，我国有时称企业精神，一般指企业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对企业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其内容大体分为：①劳动文化(主体是劳动者)；②生产文化（主体是管理人员）；③经营文化（主体是决策层）。它是企业领导倡导、培植并身体力行的结果，通过各种方式灌输到全体员工的日常行为中去，日积月累地逐步形成。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对企业经营管理发挥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既使领导人更换，也会代代相传。如大庆油田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如何正确认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溶于企业管理之中，具有目标的一致性。人们对于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认识的深化，既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又是以经济力量的竞争、抗衡、较量的变化为背景。然而，企业文化又是企业管理从唯理性定义向非理性定义发展的产物。所以说，对“企业文化”定义的表述就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各式各样。有人认为，企业文化由其传统和风气所构成，包括一整套象征、仪式和神话，它们把公司的价值观和信念传输给雇员。有人认为，所谓企业文化包含为数不多的几个基本原则，它代表着公司存在的意识。而普遍的看法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信念、价值观、理想、最高目标、行为准则、传统、风气等内容的复合体，是一种精神力量，用于调动、激发目标对象作出贡献。

在我国，许多学者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一种看法认为，企业文化是个复合概念，由“外显文化”与“内隐文化”两个部分组成。“外显”指的是文化设施、文化教育、技术培训和文娱活动等；“内隐”是总目标的倡导，要求遵循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或指这些内容融汇而成的风貌或企业精神。第二种看法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精神风格；第三种看法认为，企业文化属于“经济文化”，反映的是企业这个经济组织的价值观、目的、行为准则和习惯。企业文化不是一个纯粹的企业性概念，更多的是体现它的“社会性”，不仅包括传统观念和积淀，也包括现代概念的冲击影响。当然，也有人从“广义”与“狭义”两种形式来分别定义，认为企业文化由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和行为文化三部分组成，这和把企业文化分为“硬件”和“软件”或“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区分法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见，“企业文化”概念具有很大的弹性，其内涵与外延有时可以非常广泛，大到无所不包，有时又可以十分具体，细致到某个事物。

上述“企业文化”的概念几乎都是从表象特征性出发来定义，回答的是“这是什么？”而运用主义者却认为，这还不够，必须回答“它做什么用？”和“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两个课题，笔者完全支持这一立场。因为任何理论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才有实际指导意义，才得以检验是否具有科学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把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描述如下：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企业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的产物，包含价值观、最高目标、行为准则、管理制度、道德风尚等内容。它以全体员工为工作对象，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交心联谊等方式，以最大限度地统一员工意志，规范员工行为，凝聚员工力量，为企业总目标服务。

二、企业文化的功能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理性上的认知是件普通的平常事。但对企业文化的巨大作用要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倒是非经历实践和品味它的历史总结不可。“文化”在战争中具有摧枯拉朽之功能。《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粮食局尽，汉军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楚歌，项王乃大惊日：‘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他中了刘邦的谋士之计。，多声鹤泪兵败如山倒，抗战时期，日寇以强大的攻势掠我中华，一曲“《义勇军进行曲》激发了数以万计中华儿女的爱国之情,小米加步枪终于击败武装到牙齿的顽敌。作为民族文化的雷锋精神培育了新中国几代新人。作为创业文化的铁人王进喜，应当是新中国艰苦创业的典范和化身。作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企业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中国和外国，近代或将来，都离不开企业文化的非凡作用。如哈佛大学、斯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一批经营管理咨询公司等研究机构都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特别是针对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的日本公司和面临激烈竞争的美国公司，以及一些困难重重的公司，分成三种类型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和企业经营业绩产生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当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文化的影响甚至大于企业管理研究和经营策略研究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那些作用因素——经营策略、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管理体制、企业财务分析手段以及企业管理领导艺术等。美国、日本企业界的最优秀的总经理们总是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维护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他们从企业文化的实践中捞到不少好处，对企业文化情有独钟。如日立公司奉行的哲学“和，诚，开拓”精神。“和”即强调全体员工以和为贵，心心相印，主张开展非正式讨论在内部形成风气，公司一年内收到建议421万条；“诚”则批对用户的态度，以诚相待、诚实信用；“开拓”则要求勇于创新，争取更大成果的一种旺盛的斗志，以“向新领域挑战，百折不挠”的精神调动员工的感情。美国的惠普公司则以“自己就是企业”作为精神支柱。传颂甚广的有一则故事：参观者看到该企业员工江满头大汗，而把电风扇直吹机器，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员工回答很干脆：“要保持公司机器的洁。”这种爱护设备，保证工作而不顾自己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成优秀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优秀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优秀文化，它们与普通企业公一线之隔。普通企业的文化处于一般或低水平状态，员工们编造借口、推委责任、鱼目混珠而不知所措。优秀企业的员工实事求是，有主人翁意识，积极投入工作实践，勇于解决问题。他们的领导千方百计调动员工的劳动热情和聪明才智为企业发展服务，又让员工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世界知名有优秀企业家都不约而同地有这种体会。英国福特汽车总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企业可以归结于某一个人，企业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群体，健全而稳固的组织结构要比实施的经营法则重要的多。英国原子能管理局局长约翰.鲍尔认为，只有幕僚和职工之间能够心心相印精成和作，企业才能发挥高效益。企业的生产与绩效完全系于全体作业人员，秉头着忠诚做事和只着眼于薪金口袋的心态实在有着天壤之别。团队精神在实现企业管理中已占据重要位置，这也是企业文化必不可缺的主要内容。真正的团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必须能够创造出共同的“产品”，有共同的目标；二是全体成员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工作；三是团队成员之间建立或形成互相认可、互相负责、共同遵守的契约。

四、中国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人文化成”和“以事教化”，似乎是以“文”为形式，以“教”为手段，达到“化”的目的。这与今天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所指的培养、教育、改变、发展的意思大致相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性十分明确，那就是文治教化。

纵观企业文化，概括起来说，除一般文化所共同的特点外，还有其个性：

1.区间性。

文化活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针对的是文化的创造者和被实施者，文化的使用范围指的是该种文化的“区间性”。例如，西夏文化，以历史时空为界定；民族文化以种族不同为界定；企业文化，则有自己的专指性，即那种产生于企业，与企业相互依存，虽然与社会有广泛联系但仅能生存和使用于企业这个活动区间的文化。企业文化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离不开企业这个主体。反之，在企业之外的文化，它可以与企业生存发展有密切联系，甚至对企业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但它不属于企业文化的范畴。

2.依附性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人为本，认为“人者，五行之秀气也”（《小戴礼记.礼运》），有“人为万物之灵”（《苟子.解蔽》）的记载，说的是尊重人性，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古典学派的人本管理理论相比更为深刻，有独到之处。企业文化产生所需要的条件具有共通性。企业成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相互间交往，并且无论从事哪些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可获得一定的成就。在人际关系中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相联系，不断发生矛盾和碰撞，又不断地得到调和、妥协，达到统一。企业文化就是这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行为活动，不断进化集聚而成。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扎根于企业，依附于企业，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离开人去谈企业文化，就是无源之水。

3.目的性

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目的性，紧紧围绕企业自身为其终极目标服务。惟此，别无其他选择。这是因为，其一，企业文化与该企业生存发展同生死、共存亡；其二，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实践的主体是该企业的员工，其中决策者的主导性意见占有很高的地位，员工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盈利性程度息息相关，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文化在企业无立椎之地，纵使外来文化的干扰影响，也没有太多的市场。当然，当具体的某个企业目的与社会发展目标相悖时，企业的目的性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和修改。例如，企业文化必须适应环境文化，企业分配制度要适应于现行国家推行的分配体制的总格局等。

3.社会性。

企业植根于社会，属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细胞。细胞依附肌体而生存。企业文化属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联，它们之间相互产生影响。企业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重脱离社会文化的企业文化没有生存的可能，与社会文化背道而驰的企业文化必然遭到取缔。

5.普遍性与差异性。

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企业作为法人，就具有拟人性，不仅表现在承担民事权利义务与责任这个主要方面，还表现在自己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经营目标等。企业文化的这些内容对于企业都具有运用的普遍性，但对具体的企业之间来说，企业文化具有差异，甚至千差万别。差别在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凝聚企业的全力；差别在于针对各自存在的不同的薄弱五一节；差别在于企业都有处于不同行业、生产不同产品、不同服务对象、经济效益处于不同阶段等。

6.可塑性。

企业文化既是长期传统的遗存产物，又是现代文明影响的产物。它不是企业纯自然产生的，而是继承上的扬弃，是在一定基础上的不断挖掘、改进、整理和概括。企业文化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社会运行机制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和企业自身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总是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但从总体来看，企业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生产关系调整变化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在企业改革、兼并、重组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优化组合，其企业文化虽然有所差异，但完全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摩合，达到相互融洽或者兼容并蓄，形成新的企业文化。

五、企业文化的组织实践

企业文化是一项以人为本的复杂工程，不是一时的经验总结或靠几个文字人员编写出来的，而是企业经过长期的实践提炼而成。从我国目前企业的现实出发，要想使企业文化产生更大更好的效益，在企业文化的组织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文化建设应与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相适应，不能脱离实际乱提口号。

企业生存于社会大环境之中,承接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影响。任何企业经营理念、发展目标、保障体系都不能超越大环境而独立生存。企业文化只能在独立给定的表演舞台中显示自己的才华。非此，绝无企业文化生存的土壤。

2.企业文化建设要注意群众性，吸引广大员工参与，决不是少数人的事。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员工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与导致的统一行为，因此它的成果必须是全体员工在实践中共同创造。它来自员工群体，普遍受这个群体的欢迎和接纳，即常说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只有得人心的企业文化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3.抓住企业文化的核心，处理好国家、企业、员工的利益关系，任何唯精神或物质刺激的倾向都有缺陷。

企业与企业员工的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在于说理工式的正确引导，决不是简单说教而能奏效。员工思想水平、价值观念随着个人文化素质、经历阅历、社会影响的不同，存在明显的层次差导性。因此，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在企业内客观存在。有的员工能够充分认识到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企业的生存，离开企业发展，员工收益就是一句空话。但有的员工则急功近利，利自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较为深厚。当前，我国以近劳分配为主体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但均贫富、吃大锅饭的思想与习俗仍困扰着企业，企业文化必须用周边典型的案例来引导员工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亡的观念。

4.企业文化必须倡导团队精神，凝聚合力，共同为总目标服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推行生产的总体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家是自己指挥自己的手，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7页）。企业文化具有为企业总目标服务的特性。总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来构成，因而企业文化必须为优良的管理提供舆论支持，形成良好氛围，使各项管理得以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协同企业组织系统内的各子系统以至员工每个人、每个岗位都在团队中发挥积极作用。

5.企业文化的实施，方法上要采取树立榜样、典型引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优秀企业文化一般都较注意发现和推崇身边的典型、树立榜样。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集中体现企业文化的魅力，使企业文化人格化、模特化，使员工能看得见，学有榜样，比得上，效仿有型；另一个关健在于，所确立的企业文化的具体内容，如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信守的诺言、制定的制度，领导者必须带头严格遵守，身教胜于言教，“桃李不言，下自为蹊”。如此才能得到员工的敬佩和支持，才使企业文化的推行得以顺利进行。

6.企业文化的组织实施，需要一定的形式来体现，也需要一定的物力财力加以保障，仅高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企业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彩球，也不是哗众取宠的装饰。它扎根于企业员工，溶于全体员工的思、言、果之中。然而它又带有灌输性，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体现，如企业形象策划CI导入；各种有意义的庆典活动。如厂庆、升旗等；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如球赛、文艺汇演、邮展书画展等等。活动必不可少，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必不可少，至于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则是需要提倡的，勤俭节约本身也属于企业文化提倡的内容。

7.企业文化的组织实施，关键在于组织领导，在于实施过程中，重点不在于研究部署，而在于具体去做和不时检查督促。

考察现有企业文化活动，成功的例子不少，他们事先有计划（主要是具体方案）、有部署，按计划进行活动，更重要的是督察活动的全过程，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提高。也有相当部分企业，其效果不明显。问题不在于他们有没有研究和部署，关键恰恰在于领导把这方面工作的精力仅仅放在研究和部署上，到此结束而没有下文。看上去像抓，其实并没有抓，或者抓而不紧。久而久之，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就这样流于形式，以到尘封日久而失去它应有的光辉。

8.企业文化的组织实施，要建立完善的网络和必不可少的激励机制。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2篇

在教学中，旅游文化概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实践性。旅游管理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种实践性也体现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学习旅游文化是为了服务和指导旅游实践活动，只有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掌握旅游文化的相关知识。其次是复杂性。旅游文化是由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多种文化现象组合而成，包括旅游主体文化（即旅游者的动机、爱好、消费心理等）、旅游客体文化（即旅游目的地以山川河流等为主的自然景观，以园林建筑等为主的人文景观以及以宗教、民俗等为主的社会景观）、旅游中介文化（即为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企业和机构的价值取向、行业精神、行业规范等），其复杂性显而易见。再次是广泛性。旅游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广泛性。广泛性体现在教学中就是不求学生有专业系统的理论知识，而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是大众性。旅游业发展到现在，已经突破了阶层、地域的限制，呈现出全民参与的特征。尤其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将旅游活动当成放松心情、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大众旅游的开展。

2旅游文化概论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旅游业的长远发展，需要较高层次的从业人员，他们不仅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意识，而且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因此，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但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种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要目的，以“老师教、学生听”为主要模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对理论性强的学科比较有利，但却不利于实践性强的学科。这种缺陷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学生在这种“填鸭式”的教学中被动地接受知识，为了应对考试进行片面的机械性记忆，使学生既失去了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兴趣，也不利于创新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其结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

3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改革分析

3.1提高旅游文化概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

教学是一项带有艺术性的活动，教师应该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艺术性地展现课堂教学的魅力，尽可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次成功的课堂教学应该做到以下几点：语言应该准确、生动、形象；语速应该快慢适中；语气应该抑扬顿挫；在讲课中将讲述、提问、讨论贯穿其中，使课堂气氛和谐愉快。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而且要熟练掌握教学的基本技能，体现课堂教学的艺术性，这样课堂教学才能丰满生动、引人入胜，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达到教学的目的。

3.2利用相关文学、艺术作品，扩展学生视野

在旅游文化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相关学科，尤其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作品，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扩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例如，在讲授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时，可以引用古代文人学者创作的诗词歌赋来表现这些自然景观的美，杜甫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来表现泰山的高；李白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来表现庐山瀑布的壮观，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来表现黄河水的滔滔不绝；白居易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来表现江南水景的多姿多彩；苏轼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来表现西湖的美景等等。通过这种方法，使学生将旅游景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用诗歌感染学生，强化了学生对旅游景点的感官认识，又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3.3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鉴于《旅游文化概论》内容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尤其是使用多媒体教学。对旅游资源进行介绍时，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它图、文、声并茂，直观性较强，能让学生近距离多角度了解相关内容。这是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因为语言再生动形象，也无法让学生产生真实感。比如，在讲“佛光”时，“佛光是在阳光斜射的条件下，由云海雾珠发生的衍射分光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佛光由外到里，按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排列成色彩华美的光环，光环随人而动，人在光环中如身临仙境，是高山地区特有的天象奇观”。学生通过老师的讲解对佛光的成因、颜色和形状有所了解，但是，没有图片，学生仍然不知道“佛光”为何物，而多媒体教学的引入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多媒体，学生不仅了解了佛光，而且看到了佛光，教学效果显而易见。其次，引入多媒体教学，使教学内容更形象，更直观。在讲中国饮食文化时，中国的饮食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形成了所谓的菜系：菜系的代表菜，如鲁菜的葱爆海参、糖醋鲤鱼、清蒸加吉鱼、九转大肠、锅塌豆腐、火靠大虾等；川菜的宫保鸡丁、麻婆豆腐、鱼香肉丝、水煮肉片、怪味鸡块、干烧岩鱼、干煸牛肉丝等；苏菜的三套鸭、蟹粉狮子头、常熟叫化鸡、大煮干丝、香脆银鱼、松鼠鳜鱼、羊方藏鱼等；粤菜的三蛇龙虎会、油泡鲜虾仁、脆皮乳猪、东江盐焗鸡、瓦缶掌火屈水鱼、脆皮炸海蜇等；浙菜的西湖醋鱼、东坡肉、龙井虾仁、蜜汁火方、清汤越鸡、干菜焖肉等；闽菜的佛跳墙、炒西施舌、鸡丝燕窝、沙茶焖鸭块、荔枝肉等；湘菜的麻辣仔鸡、生熘鱼片、清蒸水鱼、腊味合蒸、洞庭肥鱼肚、吉首酸肉等；徽菜的黄山炖鸽、问政山笋、红烧划水（旺火急烧青鱼尾段）、符离集烧鸡、李鸿章杂烩（李鸿章设宴款待美国公使的杂烩）等。这些菜学生有的见过、吃过，但大多数既没见过也没吃过，所以如果没有多媒体图片的帮助，学生很难对这些菜有深刻的印象，通过观看欣赏大量菜品的图片和教师仔细的介绍，学生就会对我国的饮食文化产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让学生在课堂上受益颇多。最后，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和容量大增，既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而且由于信息量的增大，使学生在一定的时间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从而扩大了知识面。

3.4将讨论引入教学中，拓展学生思路，活跃课堂气氛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讨论法，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比如，在讲旅游者形成的条件时，可以先将学生分组进行讨论，然后将各组讨论的结果进行综合，最后教师再对结果进行补充修正，最后得出结论：旅游者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有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闲暇时间、健康的身体等；主观因素主要是外出旅游的需要和动机等。经过讨论—完善—总结三个环节，让学生在良好的师生互动中得出结论，完成授课内容。这样的方法比单一的授课法更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刺激学生进行思考，教学效果也更为明显。

3.5将案例分析引入教学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将案例分析法引入教学过程中，可以启发学生独立自主地去思考、探索，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中国旅游报》中《火车火了旅游业》为案例：旅游业成为青藏铁路2006年7月1日通车至拉萨以来的最大受益者，并且迅速跃居“三产龙头”。“火车开通以来，飞机、汽车、自驾车旅游一起旺。”自治区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廖礼生对记者说，“火车进藏”使得旅游业出现“井喷式”发展。统计显示，2006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25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7.7亿元，相当于全区GDP的9.6%，创历史新高；全年参与旅游经营服务的农牧民达6900多户、2.9万人，人均收入达5300多元，同比增长153%。今年前5个月旅游业“淡季不淡”，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67万人次，同比增长82.7%，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78.6%，其产业规模还迅速扩张。因看好“火车商机”于2006年7月在拉萨开业的雅鲁藏布大酒店，去年客房日平均入住率50%左右，总经理周韶西说，今年至11月全部客房已被旅行社订满。据自治区旅游局预计，2007年全区接待游客总数将突破300万人次，旅游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越来越大。让学生以此报道为例来分析交通业与旅游业的关系。通过学生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交通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起到先锋和促进作用，发达便捷的交通会极大地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学生对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印象会更深，更有体会，从而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

3.6改革期末考核方式

将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相结合，传统的考核方式只注重学生最终的试卷成绩，而忽略了学生平时的表现。其结果就是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不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只在期末考试前突击记忆大量的理论知识来应付考试，这样的考试对学生来讲弊大于利。因此，应该对期末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将平时成绩纳入到期末的考核当中，使平时成绩和卷面成绩各占一半。通过卷面成绩来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通过平时成绩来体现学生在课堂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只有将两种考核方式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成绩，才能真正反映学生学习的真实状况，也为教师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有效的依据，推动教学的深入发展。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本科毕业论文 选题质量

选题，即确定研究主题，是撰写学位论文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好的选题是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关键。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2011～2014年间鞍山师范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124篇本科毕业论文，总结现阶段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提高论文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选题情况统计

我们以届别为单位，对124篇论文（2011届27篇，2012届31篇，2013届31篇，2014届35篇）的选题方向进行分析。把选题初步分为四个模块：1.对外汉语基础研究，包括以语音、词汇、语法、汉字、语义、语用为范畴的基础性研究；2.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包括对学习者习得与认知的研究，教学方法和技巧、教学顺序、教材编写等研究；3.文化研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4.除上述三模块外，其他选题均归为这一模块。选题为前三个模块的论文完全符合本专业方向，选题为第四模块的论文主要集中于语言应用研究。

从统计数据来看，对外汉语基础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模块的论文共计100篇，比例为81%。选题为其他论文共计24篇，比例为19%。选题为对外汉语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篇数逐年增多，选题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向的论文篇数逐年减少，选题为文化研究方向的论文篇数每年变化不大。从整体来看，四届论文的选题角度正向多元化发展。

关于对外汉语基础研究的选题分布不均衡：语用研究最多，共计16篇，占该模块的45%；其次是语法和词汇研究，分别为9篇和8篇，占该模块的25%和22%；再次是语义和汉字研究，分别为2篇和1篇，占该模块的5%和3%；语音研究四届为0篇，占该模块的0%。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角度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对学习者习得和认知的研究，共计35篇，占该模块的71%；其次是对语言要素教学的研究，共计12篇，占该模块的25%；再次是对教学法的研究，共计2篇，占该模块的4%。关于学习者习得和认知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向：偏误分析和习得过程研究。有34篇为偏误分析，占该选题角度的97%。值得注意的是，2011届毕业论文中有15篇的选题为偏误分析，占当年论文选题的56%。

关于文化研究角度的选题总体数量不多，选题角度主要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每届毕业论文均有该模块选题，且篇数变化不大。

模块四的选题呈多元化发展，且数量逐年增多。前两届（2011届和2012届）学生仅就家乡方言进行调查研究，后两届（2013届和2014届）学生论文选题角度得以拓展，开始关注网络流行语研究、商业用语研究，以及影视歌曲作品的语言研究。

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毕业论文选题较为丰富，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但有个别论文的选题偏离专业要求，不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下面，我们就选题范围和选题质量进一步剖析，寻找症结所在，以提升毕业论文质量。

二、选题情况分析

1.选题范围分析

根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本专业学生专业课程学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以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为基础的汉语言类课程，以及以基础英语为核心的英语类课程；二是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在内的教学方面的课程；三是包括跨文化交际学、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与礼仪在内的文化类课程。毕业论文是对四年专业学习的综合性答卷，自然应该体现出专业性。从这一角度分析，选题范围应包括基础研究、教学研究和文化研究。

2.选题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4届毕业论文的选题和成绩分析，我们认为论文选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学生选题能力不强，所选题目缺乏前沿性。题目过于陈旧，虽然可参考借鉴的成果丰富，但很难找到创新之处，论文几乎变为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第二，选题范围掌控不佳。有的选题过大，论文框架大且空；有的选题过窄，可论述内容有限，以致文章论述唆，达不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有的选题偏离专业方向，完全根据个人喜好跨专业选题，无法体现专业性。

3.优化选题的途径探索

做好选题工作是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写作的基石，因此，应加强对选题工作的管理。

首先，学生和指导老师要提高对选题工作的认识。不能为了应付差事，随便报送一个题目了事，会给后期论文写作带来麻烦。选题过程中，指导老师充分发挥学业引导作用，可以根据学生专业兴趣，提供若干选题和参考资料，使之自主选题，避免学生盲目选题。

其次，明确选题范畴。有的学生完全根据自己喜好确立论文题目，完全偏离专业方向，显然不符合学业论文要求，因此，老师要严格把关，做好引导工作。并不是说本专业论文只能选择前三个模块的题目，语言应用方面的题目可以选择，我们完全可以专业视角分析社会语言，拓展论文选题范围。

最后，强化选题论证工作。选题审批工作应实行层级制：第一层级为学生向指导老师报送题目，同时应提交研究综述和论文思路，以利于老师了解学生对题目的熟识度；第二层级为指导老师向教研室报送题目，专业教师集体讨论题目，既可避免题目重复，又可多层级审查；第三层级为专业负责人向文学院报送，最终完成本年度专业论文题目申报工作。

总之，选题直接影响毕业论文质量。选题质量既能反映出学业水平，又能体现出对待论文的态度。因此，在毕业论文改革过程中，应该把提高毕业论文选题质量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参考文献：

[1]王丽娟.高校毕业论文工作的改革探索――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毕业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言语幽默概论;许三观卖血记;黑色幽默;意译

1.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黑色幽默文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一直都被公认为黑色幽默作品中的佳作。时代周刊曾这样评论：在小说中，余华选择了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阐释了这个社会的荒谬，并成功地结合了正义与讽刺。

2.理论基础

言语幽默概论（GTVH）是Raskin和Attardo于1991年共同提出来的。Antonopoulou教授则这样称赞道：言语幽默概论可以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唯一羽翼丰满的研究幽默的语言学理论。言语幽默概论包括两个方面：构成幽默的六大知识资源以及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该理论指揭示了笑话表征的六层模式，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是：叙事策略（NS），语言（LA），情景（SI），目标（TA），脚本对立（SO），逻辑机制（LM）。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则认为：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是指六个知识资源根据幽默生成能力和幽默相似度区分能力的强弱呈层级排列系统，排列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脚本对立逻辑机制语境对象叙述策略语言。戈玲玲教授（2012）提出，“修辞手段是汉语幽默文本中叙述策略这一知识资源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关于语料库的建立，以言语幽默概论的六个参数为依据，以文本句为句子切分单位，考虑幽默的生成特征最后，运用检索工具检索，建成英汉双语平行数据库。

3.语料分析

语料分析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将原文与译本做成电子文本整合制定小型数据库，基于GTVH的六个参数，主要以文本句为句子切分单位，进行人工标注，然后进行数据统计，从而得出初步结论，为定性分析做准备。我们发现《许三观卖血记》中，幽默的片段的总数为113处，其中有11处的幽默翻译采用的是意译方法。定性分析就是指运用言语幽默概论，对所得出的定量结果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探讨该理论对翻译汉语言语幽默的指导意义。在对比了原文及其英文版本之后，进一步发现：在这113处幽默片段里面有11出的幽默是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并且这11处幽默均处处体现出中外文化及语言上的差异。根据统计显示，意译均成功地将这11处幽默片段中的幽默效果保留到译文中，也就是说，在遇到这种含有中外文化差异特点的片段，意译是最佳选择之一。

4.案例分析

在分别完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之后，还要做的就是案例分析。在言语幽默概论的指导下，利用GTVH中的六个参数对案例进行标注，运用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进行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本文选取了平型数据库中几个典型的意译案例。

例1：原文：“卖血时就是两条腿有点发软，就像是刚从女人身上下来似的。”（P.231）

H{SO<真实的vs.非真实的（卖血时的感觉vs.从女人身上下来的感觉）>LM<类比>SI<上下文>TA<抽象的对象（卖血时的感觉）>NS<对话（比喻）>LA<比喻词（就像……）>}

译文：“When you selling blood，your legs will probably feel a little weak for a while.Its a lot like the moment after you have finished with a woman.（P.231）

H{SO<Actual vs.Non-actual（the feeling of selling blood vs.the feeling of having sex with a woman）>LM<analogy>SI<context>TA<sth.abstract（the feeling of selling blood）>NS<dialog（simile）>LA<figurative word（like…）>}

在例1中，“从女人身上下来似的”则蕴含中国文化暗示，在缺乏中国文化学习的外国读者看来就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译者采用了意译方法，直接将其译为“finished with a woman”，译文不但很好地向外国读者解释了原文的内涵，而且还没有让幽默丧失。

例2：原文：李血头说：“等日子好起来了，我还是不会去拿群众一针一线的。”（P.125）

H{SO<真实的vs.非真实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vs.从事卖血的暴利勾当）>LM<否定>SI<上下文>TA<具体的对象（李血头）>NS<对话（讽刺）>LA<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

译文：Blood Chief Li said：“When things get a little better，Ill go back to the old policy of 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P.126）

H{SO<Actual vs.Non-actual（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 vs.doing business of selling blood）>LM<negation>SI<context>TA<sth.concrete>NS<dialog（irony）>LA<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在例2中，“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则是含有浓厚中国政治色彩的表达，这对于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其中的内涵是非常困难的。译者巧妙地运用了意译，并将其译为“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从而很好的阐释了其中的内涵。

5.总结

在基于言语幽默概论和双语平行数据库的统计，我们完成这篇论文。最终我们发现：首先，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语篇是汉英翻译的一大障碍。其次，作为常用的翻译方法之一，意译可以很好解决翻译中文化差异的问题。在遇到这类问题时，意译可以作为首选。（作者单位：南华大学）

参考文献：

[1]昌根花.国内幽默的语言学研究综述[J].读与写，2008，（4）：37～51.

[2]戈玲玲.基于言语幽默概论的汉语幽默文本特征研究[J].外国语，2012，（4）：35～44.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西方文化概论”;史料;历史学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除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论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笔者还引入了部分考古证据、影像资料、印章等史料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支撑。在授课对象主要为历史学本科学生的课程中，进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从学生所提交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情况看，这门课程所选择的十二个专题不仅激起了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努力在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分析中，试图就其中的某个感兴趣的论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并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1］希罗多德．历史(上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痴情的菲亚美达［M］．陈才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赵林．神旨的召唤———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5］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四卷)［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6］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6篇

1.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何关系？

这是一个讨论了近30年的老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近年来似有升温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也自然可以归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即民族音乐学是学科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属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之构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一样，故此不宜称为“民族音乐学”。因此，近年来在不少音乐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列为两个研究方向。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大家都只认同一种意见（也许再讨论30年依然存在不同见解），问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归属。若按第一种意见，在学科归属上自然好说。但按第二种意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否是一个学科的称谓？如果不是，它究竟应叫做什么？它如何在我国的音乐学学科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应从何而来？

这是值得音乐学界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音乐学界人士虽没有公开讨论，但目前至少可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为“框架论”。认为应直接引进西方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或将其逐渐本土化，或将原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另一种为“积累论”。认为方法应从实践中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自然也是来自他们的“实践”。应在学习借鉴西方人建构学科理论的方法（或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前者人称“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后者是“借西方造钥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是要“框架论”还是“积累论”？抑或是二者兼容？若要框架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有否“本土化”的需要？如果有，如何“本土化”？如果方法从实践中来，要不要对自己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梳理、总结？如果要，我们如何从中抽象出一套自己的学科理论？如二者兼容，又如何将西方的与本土的相结合？

3.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上要不要持“文化相对论”？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今还有人沿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大陆学者中有人也常说，我们这里是民族音乐学，你们那里还是民族音乐理论（大意是民族音乐学先进，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者是高举“文化相对论”大旗的，但为何在学科理论上却又不持“相对论”呢？既然要“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但为何又不“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的学科理论呢？

因此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有否高低之分？有否过时的理论？如果有，我们应如何看待学科理论的高低？民族音乐学界大都认同音乐文化应“多元发展”，那么，音乐学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是否也应“多元发展”？如果说音乐是文化，那么音乐学科理论是否也是文化？如果是，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上如何持“相对观”？

4.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的不同学术共同体中，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

在学术研究上，是倡导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科都按一个模式发展？还是倡导不同学术共同体依据一定条件彰显自己的学术特色，从而形成不同流派呢？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也好，还是哲学、史学也好，都存在不同流派。其一部学术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流派发展史。在国内高校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倡导办学应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这类品牌专业的建设评估、硕士博士学位点的申报等等工作中）。

如果说我们认同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国际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学派”之说，那么在国内各地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中，应否提倡在学科建设中彰显各自的特色？

在大陆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目前似有这样一些所谓“流派”现象：“苇子坑学派”、“鲍家街学派”、“左家庄学派”；还有由某些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跨地域的不同群体：“曹家军”、“上海E－研究院”等等。这种“不同”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有：什么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如何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5.我们应如何看待民族音乐研究中学术规范问题？

学术规范是学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我近年来也较为关注这一领域（可能是干过编辑的人的“通病”——眼高手低）。音乐学界最早讨论学术规范的论文就出自我们民族音乐学界。即杨沐于1988年发表在《音乐研究》第4期的《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2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引起了多大的重视还是个问号。在我看来，学术规范大多容易被理解为“写作格式”问题，即“形式规范”。然而，重要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实质规范”，它是保证学术创新的重要准则。比如：我们有多少论文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全面、系统地研读过该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有多少论文在写作中明确说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已有成果的关系？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并详细说明了自己研究结论得出的经过？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全部研究材料的来源和出处？

据粗略估计，不合以上“四项基本原则”（详参葛剑雄《学术研究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约占已发表成果的80～90％。我与研究生合写过一篇“汉族吹打乐研究”的文献综述，收集1980年以来的文献156篇，其中有93%的论文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交代该领域的学术史，自说自话。没有规范的学术研究，只能产生学术垃圾。民族音乐学界在这方面的情况应引起讨论、引起重视。

以上所及仅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即音乐学各学科均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那么除此以外，音乐学各分支学科，有否本学科特有的学术规范？目前我们对此领域探讨较少（也有一些学科，比如音乐史学界在史料考证方面就有“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之基本规则等等）。那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有哪些？

6.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课程体系中，按课程的知识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技能训练，一类侧重文化知识。前者系指演唱、演奏能力，对乐谱的分析解读能力的训练，后者则指对音乐文化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的培养。

那么，在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这两类课程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据武汉音乐学院的经验，早年的课程设置都比较偏重于技能训练（开设大量听唱、模唱类的具有感性知识的课程，还有关于形态分析的作业等等），这与当年偏重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倾向有关。近年来，各类概论课程（诸如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等）纷纷开设，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但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即，不少（音乐学专业）学生直到本科毕业，连一些非常基本的民族音乐形态问题都弄不清。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在小组课中增加形态研究的内容、在集体课中增加“模唱课”。

同时，这一问题也与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某院校一位青年教师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令人倾倒，但当有人提问让其“举例说明”时，这位教师竟无以言对。还有一些感性知识积累较为丰富的青年教师，音乐技能不错，但在文化知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语言文字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以至于在如何做学问等问题上感到茫然。

因此，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类课程与文化类课程的关系？这两类课程在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中是否应有所不同的侧重？二者在课时的安排上，如何达到协调、平衡的最佳境地？

7.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构中，如何处理不同课程之间的关系？

目前各音乐院校开设的民族音乐类课程，大致有：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曲艺音乐概论、民族器乐概论、民间歌舞音乐概论、宗教音乐文化、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民族音乐形态学、工尺谱视唱、中国传统乐理、传统声乐模唱、传统音乐记谱训练等等。目前的问题是，对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我们较少研究。以至于还存在着对上述各类课程的功能、性质认识不清和不同课程之间的“重复”现象等问题。

可见，其中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课程分类？不同类别的课程其侧重点（或应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同时，在音乐院校中，面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应如何设置这些课程？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8.在民族音乐教材建设中，如何处理“知识更新”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音乐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大量新的理论成果不断问世。那么，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如何吸纳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便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面对新的研究成果，应否有一个鉴别、思考、选择的过程？如果有，应如何选择？再如，面对新的成果，我们是偏重于材料的取舍呢？还是应偏重于观点的选择？还有，在将新成果编入教材时，如何处理诸说并存的问题？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有否一个“穷尽材料”的基本原则（有人提出，除了学术研究应穷尽材料外，教材的编撰，也应如此）？等等。

9.在目前高等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关系如何？

理论上讲，我们应“中西平等对话”。同时，从今天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看，也有一个中西音乐课程设置的平衡、协调问题。但是我们现有的课程设置能否做到这点？或做得如何？都是一个未知数。比如，目前在有些音乐院校的研究生考试中，规定学习民族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必考西方的音乐分析学，但学习西方音乐专业的研究生，不考中国民族音乐。这就有个考试科目的“身份导向”问题。讨论民族音乐的课程建设，我们必须知道：在全国各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特别是后者，这是培养“工作母机”的地方，将直接关系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培养的音乐教师都不知何为民族音乐，或较少具有民族音乐的技能与知识，那么我们建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对此问题恐怕要作一较为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掌握一手资料，同时还应考虑如何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上采取相应措施才是。

10.如何处理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设与上级指令性政策的矛盾？

在各高校修订教学计划时，一般都有上级文件作指令性规定。比如规定必修课多少学时，选修课多少学时，课外实践多少学时等等。一般说来，这些规定当然应该执行，但是，其中有没有“一般与个别”的矛盾？有没有民族音乐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矛盾？或者说，上级规定的各类学时数，是否一定与艺术院校特别是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人才的培养之需要完全适应？一方面，我们要建构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在教学上办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上级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相关指令性政策，其中的矛盾如何处理？

11.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提法很好，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这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在此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甚少。比如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等等，似乎不见权威经典。检索音乐学文献，只见到以“区域音乐”为题的论文2篇，但均未对何谓“区域音乐文化”下定义。参考其他学科的相关领域，大致有区域民族学、区域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其基本特点也是将这些学科领域中的问题置于特定的区域——或自然的或人文的环境中，然后进行研究的。一般而言，区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是指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内聚力的地理空间（覃光广等《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由此可见，要进行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首先须定义“区域音乐”这一概念。同时，还须进行该领域研究课题、发展战略的研讨。

12.如何看待已有传统音乐区域划分的不同类型？

依笔者的理解，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倾向于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多探讨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的音乐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要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音乐文化的区划问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各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区域音乐教学、合作的基本前提。

粗略考察该领域已有成果，目前音乐区域的划分大致有这样几种：

其一为地理学上的“综合人文区划”；其二为“单项人文区划”。前者在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一书中得以体现，还有杜亚雄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分组”的研究。后者为杨匡民、苗晶、乔建中等关于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刘正维关于戏曲腔式、民间音乐调式的分布研究等等。

由此可见，综合区划是以多种音乐体裁、品种为参照的，单一区划则以某一种音乐体裁、品种或音乐形态要素为参照。需要讨论的是，这两种划分类型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应如何在其基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的区域划分？

13.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

一般认为，应以文化区为基础，再考虑文化流（文化流这一概念多见于音乐学界，大意相当于地理学界的文化圈或文化扩散）的问题。在传统音乐的各种类别中，民歌往往被看作是最基底层次的品种，但若考虑到民歌本身也在传播，也在流动，如何鉴别？也就是说，在民歌这一领域，有否也存在着文化区和文化流的问题？此外，在划分的结果上，对某些品种的地理归属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诸如有学者认为，梆子腔起于陕西，本属西北高原区，但传到其他地区时就不能认定它仍是西北文化的组成部分（赵宋光）。但也有学者认为传自西北的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及湖北的西皮腔，均不应属于他们各自的“腔式板块”，而应属于“西北板块”（刘正维）。

需要讨论的是，在传统音乐的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划分上是应以“具有相似音乐文化属性”的区域为标准呢？还是应以“音乐文化的亲缘关系”为标准呢？抑或是将二者交叉运用，综合考虑呢？

14.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除了以音乐本体为标准外，还可否以不同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的和人文的）为标准？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多以音乐本体作为地理区划的标准。考虑到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应有所联系（特别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音乐），那么，我们还可否考虑以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作为划分音乐区域的依据？比如自然地理环境，可按不同水文（长江流域的音乐、黄河流域的音乐、珠江流域的音乐等）、地貌（山区音乐、丘陵音乐、高原音乐、平原音乐等）、植被（寒带针叶林区的音乐、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音乐、温带草原区的音乐等）作划分。再如人文地理环境，也可按方言地理、农业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等进行划分。

如果有这种学术上的需要，不仅生存于此环境中的音乐与生存于彼环境中的音乐可作比较研究，而且还可探讨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音乐事项的种种发展演变及其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此等等，均值得探讨。

15.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如何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理论？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7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8篇

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通过对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课程在目前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积极探讨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有效策略，主要从课程内容的设置入手分析如何把语言学概论课程同其他同类课程进行区分，从教学方法的改革来探讨如何改善课堂教学效果，从知识综合建构的角度探讨如何增强课程的人文内涵。

[关键词]

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

语言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培养学生语言素养使学生掌握基本语言理论的课程，在语言类课程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独立学院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教学设计方面，与普通高等院校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的教学远不能令人满意。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一、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同相关课程重复从目前的教学设计来看，语言学概论课程开设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之后，这三门课程都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属语言类课程，于不同的年级开设，知识有一定的层次性，但是从教学内容设置来说，特别是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内容重复现象明显。从我们学校选用的教材来看，现代汉语课程选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课程选用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的《语言学纲要》。通过对比发现，这两种教材在很多地方存在着重复。正如有学者分析的“：语言的性质、音位理论、义素理论、语义场理论、层次分析法等部分基本上是重合的，有的甚至连章节的小标题都一样。”[1]虽然两门课程的开设间隔了一年，但对学生来讲，依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失掉了教学内容的新颖性特征；对老师来说，不过是“炒冷饭”的活动。不具备新鲜感的知识内容，必然会使得语言学概论课程在讲授时丧失应有的吸引力。

（二）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亟待改进现行的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仍然是讲授法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理论性较强，讲授法能够以教师为中心，在讲课时使教学内容的呈现具有条理化、系统化的特点。教师全程讲解知识，忽略了学生的参与。而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主体意识，愿意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教师只用讲授法教学，势必造成一种“满堂灌”的客观效果，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难以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有学者说：“在讲授的基础上，尝试课堂讨论、学生做专题综述等教学形式。”[2]因此需要认真考虑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活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中来。

（三）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缺乏应有的人文内涵索绪尔把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因此大多数的语言学概论课程重点讲授的是抽象的语言系统问题：语言构成、语法规则等，缺少对人文精神的足够关照，使得语言学概论课程缺少应有的人文内涵，只是简单地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人文内涵更不能忽视。语言符号的意义正是体现了它的人文内涵。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要想理解一种语言，离开文化怎么能行？我们语言学概论教师应该着力思考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如何融入丰富的人文内涵。

二、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有效策略

（一）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1.学过的知识灵活处理。如前所述，已经在现代汉语课程中讲过的知识，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重复讲授，首先会造成教学时间上的浪费，其次会造成学生兴趣不足。为此，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探索就是把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已经讲过的知识点简化处理，正常讲课需要45分钟的，我们只用10分钟时间进行要点回顾。这种回顾省时，但容易流于不细致，为此我们补充练习题，即通过练习巩固学过的知识。2.强化学生的课堂活动。不仅是略讲已学过的知识，还可以设计学生课堂实践环节，由学生来试讲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学过的知识点。我们在开课之初就布置了课堂讲课实践内容，学生复习及预习，通过讲课的方式进行呈现，巩固了知识体系。由老师讲变成学生讲，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变化。从学生的素质来说，智商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情商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这也符合现代教育中要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与时间的要求。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设计了30个问题作为课堂讲课的基本题目，让学生有丰富的选择。

（二）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1.采用寓教于乐的例证法实施课堂教学。讲授法在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但是，现代的教学模式不能还停留在传统的讲授法一种方法中，要积极探索其他的教学方法。我们积极探索如何把理论知识的讲解融进对现实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当中。在讲到语音部分的知识时，学生对于发音原理不能透彻理解，特别是发音部位的问题，看起来是现代汉语课程曾经讲过的知识点，但是语言学概论课程要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站在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采用了电视剧《乡村爱情》中的一个角色———王木生———进行例证分析。根据剧情的设定，王木生的舌头短了一截，舌面前音会发成舌面中音。舌面中音在汉语普通话中不是标准音位，但是是可以发出来的。通过移动舌位让学生了解发音的原理：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的配合。当学生也能发出来时，都觉得好笑，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明白了发音的原理，就不觉得国际音标的辅音表是难以捉摸的“天书”了。本来枯燥的理论课程马上转变为饶有兴味的实践课。有了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师的授课热情自然也就提高了，教学效果必然是锦上添花。2.恰当运用现代化、信息化教学手段。打字机的键盘与打字机打出来的文章一直是经典教材中对语言和说话关系的一个经典比喻。可是学生对打字机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教学效果不是很好。我们选用手机这个学生熟悉的移动设备进行比喻：手机的键盘乃至手机的型号都可能是一样的，可是用手机键盘编辑出来的短信内容则是千变万化的。这样一来，贴近了生活实际，理解起来效果更好。如果沿用打字机的比喻，就需要教师对打字机进行必要的说明，一般会在多媒体PPT课件中展示一张打字机的图片。恰当使用PPT课件，能够有效改善传统“讲授+板书”的授课模式中信息传输量不够大、花费时间多等问题。特别是在课件之中插入音频、视频等内容，把枯燥的理论知识化为形象的影音片段，学生的感知效果必然超越以前。3.布置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作业。“语言学概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学生语言理论方面的专业素养。”[2]独立学院的学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能力并不突出，但其动手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很高。独立学院的学生迫切地渴望通过实践活动证明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在讲到“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这节内容时，我们进行了教学思路的改变，布置作业让学生思考：如果其他动物能够掌握人类的语言，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我们提示学生可以联系影视作品进行分析，比如电影《人猿星球》（1968，2001）、《猩球崛起》（2011，2014）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语言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4.有效延伸学生的课堂学习与课后实践。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现在的教学改革的背景之下，很多理论课程的教学时数一减再减，教学内容却没有办法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完成原有的理论讲授，还要保证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就要求我们任课教师有效延伸课外学习与实践，课堂讲授与课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我们在讲授语言学经典导读、汉语词汇学、文字学等课程时，就已经开始向学生传递写作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或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社会调查的信息。配合学校组织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组织了对语言文字现象有兴趣的学生进行项目的论证与申报，项目获得了省教育厅的立项批准，已经顺利结项。项目的顺利开展与成功结项，为学生创作毕业论文提供了有力的前期调查基础与论文创作实践训练。目前，完成项目的学生正在以项目内容为选题方向进行毕业论文的创作。能够参与到项目中来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强化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比如我们以学科作业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语义内容的调查。2014年有很多学生在课堂上作了自己调查内容的汇报。有些调查报告已经接近毕业论文的设计要求。

（三）充实、丰富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人文内涵作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专业教师，只是通晓课程教材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深广的知识背景。1.语言学概论课程主讲教师应具备多语言背景。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程，需要对教材内容全面与深入的把握，但只是把握这门课程的内容还是不够的，虽然我们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课程教学，教学语言以汉语为主，并不是表明对其他语言的需要就等于零。目前大多数的语言学概论教师是出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熟悉的外语基本上都是一种，而且精熟程度很低。而语言学概论课程要讲授的是关于人类语言的普通知识，只懂一门外语，是难以驾驭这门课程的。我们的对策之一就是选择有多语言背景的教师进行课程的讲授。一位主讲教师有四年英语本科学习经历、三年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习经历。该教师本科时期主修英语，第二外语是俄语，硕士阶段第二外语是日语。这样的多语言学习经历，对于语言学概论课程来说，是非常适合的。2.语言学概论教学灵活运用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解析与阐释。教师对于语言现象的认识、对于语言理论的理解，不能流于表面，而是要对语言生活有着深入的接触，能够把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联系。专业教师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都是与学生的现在、过去及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用个人经历也即教师人生体验引导学生思考正在发生的或曾经发生的语言事件或现象，必然有着强烈的说服力。比如，我们在处理句式变换的时候，积极引导学生思考肯定句变否定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否定词的位置问题。我们举出儿童在造句时出现的否定句格式上的偏差，如“你不能看到见我了”“你不能找到我了”等。这样的句子是怎样出现的，成人为什么没有使用呢？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认真讨论，拉近了理论学习与语言现象的关系。通过这种引导，使学生认识到生活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是可以研究的，这也为他们将来写作毕业论文提供了方向与具体选题的范例。3.积极探索专业课程之间的有机结合。没有一门课程是独立存在的。任何一门课程都与其他课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语言学概论课程来说，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大学外语等课程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些课程与语言学概论有关联，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门课程之间，都有着丰富的联系，只是由于授课老师的不同，造成了课程之间的隔阂，学生在学习时是分散进行知识建构的，难以把学到的各门课程中的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文学类课程与语言类课程很多时候是被看作两个方向的，但实际上，这两类课程也是有相通性的。以古代文学课程为例，我们讲古诗词意象的问题，其实就是语言符号的问题。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学生理解不好，主要就是不了解“征蓬出汉塞”中“蓬”的意义。如果弄懂了这个符号的意义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同类的诗歌就可以触类旁通了。有很多诗歌写“孤蓬”“飞蓬”“飘蓬”“转蓬”等，具有相同的符号意义与价值。文学概论课程也是一样，不仅仅是由于两门课都是概论课程，还在于两门课程讲授的理论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结构主义，文学课要讲，语言课也要讲，又怎么能截然分开呢？

【参考文献】

[1]甘智林〈.现代汉语〉与〈语言学概论〉教学对接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08（3）.

[2]曾毅平.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若干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9篇

这是一个讨论了近30年的老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近年来似有升温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也自然可以归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即民族音乐学是学科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属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之构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一样，故此不宜称为“民族音乐学”。因此，近年来在不少音乐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列为两个研究方向。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大家都只认同一种意见（也许再讨论30年依然存在不同见解），问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归属。若按第一种意见，在学科归属上自然好说。但按第二种意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否是一个学科的称谓？如果不是，它究竟应叫做什么？它如何在我国的音乐学学科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应从何而来？

这是值得音乐学界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音乐学界人士虽没有公开讨论，但目前至少可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为“框架论”。认为应直接引进西方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或将其逐渐本土化，或将原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另一种为“积累论”。认为方法应从实践中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自然也是来自他们的“实践”。应在学习借鉴西方人建构学科理论的方法（或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前者人称“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后者是“借西方造钥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是要“框架论”还是“积累论”？抑或是二者兼容？若要框架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有否“本土化”的需要？如果有，如何“本土化”？如果方法从实践中来，要不要对自己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梳理、总结？如果要，我们如何从中抽象出一套自己的学科理论？如二者兼容，又如何将西方的与本土的相结合？

3.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上要不要持“文化相对论”？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今还有人沿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大陆学者中有人也常说，我们这里是民族音乐学，你们那里还是民族音乐理论（大意是民族音乐学先进，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者是高举“文化相对论”大旗的，但为何在学科理论上却又不持“相对论”呢？既然要“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但为何又不“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的学科理论呢？

因此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有否高低之分？有否过时的理论？如果有，我们应如何看待学科理论的高低？民族音乐学界大都认同音乐文化应“多元发展”，那么，音乐学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是否也应“多元发展”？如果说音乐是文化，那么音乐学科理论是否也是文化？如果是，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上如何持“相对观”？

4.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的不同学术共同体中，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

在学术研究上，是倡导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科都按一个模式发展？还是倡导不同学术共同体依据一定条件彰显自己的学术特色，从而形成不同流派呢？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也好，还是哲学、史学也好，都存在不同流派。其一部学术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流派发展史。在国内高校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倡导办学应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这类品牌专业的建设评估、硕士博士学位点的申报等等工作中）。

如果说我们认同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国际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学派”之说，那么在国内各地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中，应否提倡在学科建设中彰显各自的特色？

在大陆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目前似有这样一些所谓“流派”现象：“苇子坑学派”、“鲍家街学派”、“左家庄学派”；还有由某些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跨地域的不同群体：“曹家军”、“上海E－研究院”等等。这种“不同”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有：什么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如何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5.我们应如何看待民族音乐研究中学术规范问题？

学术规范是学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我近年来也较为关注这一领域（可能是干过编辑的人的“通病”——眼高手低）。音乐学界最早讨论学术规范的论文就出自我们民族音乐学界。即杨沐于1988年发表在《音乐研究》第4期的《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2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引起了多大的重视还是个问号。在我看来，学术规范大多容易被理解为“写作格式”问题，即“形式规范”。然而，重要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实质规范”，它是保证学术创新的重要准则。比如：我们有多少论文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全面、系统地研读过该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有多少论文在写作中明确说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已有成果的关系？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并详细说明了自己研究结论得出的经过？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全部研究材料的来源和出处？

据粗略估计，不合以上“四项基本原则”（详参葛剑雄《学术研究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约占已发表成果的80～90％。我与研究生合写过一篇“汉族吹打乐研究”的文献综述，收集1980年以来的文献156篇，其中有93%的论文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交代该领域的学术史，自说自话。没有规范的学术研究，只能产生学术垃圾。民族音乐学界在这方面的情况应引起讨论、引起重视。

以上所及仅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即音乐学各学科均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那么除此以外，音乐学各分支学科，有否本学科特有的学术规范？目前我们对此领域探讨较少（也有一些学科，比如音乐史学界在史料考证方面就有“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之基本规则等等）。那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有哪些？

6.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课程体系中，按课程的知识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技能训练，一类侧重文化知识。前者系指演唱、演奏能力，对乐谱的分析解读能力的训练，后者则指对音乐文化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的培养。

那么，在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这两类课程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据武汉音乐学院的经验，早年的课程设置都比较偏重于技能训练（开设大量听唱、模唱类的具有感性知识的课程，还有关于形态分析的作业等等），这与当年偏重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倾向有关。近年来，各类概论课程（诸如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等）纷纷开设，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但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即，不少（音乐学专业）学生直到本科毕业，连一些非常基本的民族音乐形态问题都弄不清。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在小组课中增加形态研究的内容、在集体课中增加“模唱课”。

同时，这一问题也与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某院校一位青年教师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令人倾倒，但当有人提问让其“举例说明”时，这位教师竟无以言对。还有一些感性知识积累较为丰富的青年教师，音乐技能不错，但在文化知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语言文字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以至于在如何做学问等问题上感到茫然。

因此，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类课程与文化类课程的关系？这两类课程在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中是否应有所不同的侧重？二者在课时的安排上，如何达到协调、平衡的最佳境地？

7.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构中，如何处理不同课程之间的关系？

目前各音乐院校开设的民族音乐类课程，大致有：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曲艺音乐概论、民族器乐概论、民间歌舞音乐概论、宗教音乐文化、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民族音乐形态学、工尺谱视唱、中国传统乐理、传统声乐模唱、传统音乐记谱训练等等。目前的问题是，对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我们较少研究。以至于还存在着对上述各类课程的功能、性质认识不清和不同课程之间的“重复”现象等问题。

可见，其中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课程分类？不同类别的课程其侧重点（或应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同时，在音乐院校中，面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应如何设置这些课程？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8.在民族音乐教材建设中，如何处理“知识更新”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音乐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大量新的理论成果不断问世。那么，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如何吸纳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便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面对新的研究成果，应否有一个鉴别、思考、选择的过程？如果有，应如何选择？再如，面对新的成果，我们是偏重于材料的取舍呢？还是应偏重于观点的选择？还有，在将新成果编入教材时，如何处理诸说并存的问题？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有否一个“穷尽材料”的基本原则（有人提出，除了学术研究应穷尽材料外，教材的编撰，也应如此）？等等。

9.在目前高等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关系如何？

理论上讲，我们应“中西平等对话”。同时，从今天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看，也有一个中西音乐课程设置的平衡、协调问题。但是我们现有的课程设置能否做到这点？或做得如何？都是一个未知数。比如，目前在有些音乐院校的研究生考试中，规定学习民族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必考西方的音乐分析学，但学习西方音乐专业的研究生，不考中国民族音乐。这就有个考试科目的“身份导向”问题。讨论民族音乐的课程建设，我们必须知道：在全国各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特别是后者，这是培养“工作母机”的地方，将直接关系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培养的音乐教师都不知何为民族音乐，或较少具有民族音乐的技能与知识，那么我们建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对此问题恐怕要作一较为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掌握一手资料，同时还应考虑如何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上采取相应措施才是。

10.如何处理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设与上级指令性政策的矛盾？

在各高校修订教学计划时，一般都有上级文件作指令性规定。比如规定必修课多少学时，选修课多少学时，课外实践多少学时等等。一般说来，这些规定当然应该执行，但是，其中有没有“一般与个别”的矛盾？有没有民族音乐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矛盾？或者说，上级规定的各类学时数，是否一定与艺术院校特别是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人才的培养之需要完全适应？一方面，我们要建构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在教学上办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上级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相关指令性政策，其中的矛盾如何处理？

11.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提法很好，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这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在此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甚少。比如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等等，似乎不见权威经典。检索音乐学文献，只见到以“区域音乐”为题的论文2篇，但均未对何谓“区域音乐文化”下定义。参考其他学科的相关领域，大致有区域民族学、区域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其基本特点也是将这些学科领域中的问题置于特定的区域——或自然的或人文的环境中，然后进行研究的。一般而言，区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是指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内聚力的地理空间（覃光广等《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由此可见，要进行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首先须定义“区域音乐”这一概念。同时，还须进行该领域研究课题、发展战略的研讨。

12.如何看待已有传统音乐区域划分的不同类型？

依笔者的理解，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倾向于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多探讨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的音乐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要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音乐文化的区划问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各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区域音乐教学、合作的基本前提。

粗略考察该领域已有成果，目前音乐区域的划分大致有这样几种：

其一为地理学上的“综合人文区划”；其二为“单项人文区划”。前者在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一书中得以体现，还有杜亚雄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分组”的研究。后者为杨匡民、苗晶、乔建中等关于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刘正维关于戏曲腔式、民间音乐调式的分布研究等等。

由此可见，综合区划是以多种音乐体裁、品种为参照的，单一区划则以某一种音乐体裁、品种或音乐形态要素为参照。需要讨论的是，这两种划分类型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应如何在其基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的区域划分？

13.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

一般认为，应以文化区为基础，再考虑文化流（文化流这一概念多见于音乐学界，大意相当于地理学界的文化圈或文化扩散）的问题。在传统音乐的各种类别中，民歌往往被看作是最基底层次的品种，但若考虑到民歌本身也在传播，也在流动，如何鉴别？也就是说，在民歌这一领域，有否也存在着文化区和文化流的问题？此外，在划分的结果上，对某些品种的地理归属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诸如有学者认为，梆子腔起于陕西，本属西北高原区，但传到其他地区时就不能认定它仍是西北文化的组成部分（赵宋光）。但也有学者认为传自西北的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及湖北的西皮腔，均不应属于他们各自的“腔式板块”，而应属于“西北板块”（刘正维）。

需要讨论的是，在传统音乐的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划分上是应以“具有相似音乐文化属性”的区域为标准呢？还是应以“音乐文化的亲缘关系”为标准呢？抑或是将二者交叉运用，综合考虑呢？

14.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除了以音乐本体为标准外，还可否以不同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的和人文的）为标准？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多以音乐本体作为地理区划的标准。考虑到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应有所联系（特别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音乐），那么，我们还可否考虑以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作为划分音乐区域的依据？比如自然地理环境，可按不同水文（长江流域的音乐、黄河流域的音乐、珠江流域的音乐等）、地貌（山区音乐、丘陵音乐、高原音乐、平原音乐等）、植被（寒带针叶林区的音乐、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音乐、温带草原区的音乐等）作划分。再如人文地理环境，也可按方言地理、农业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等进行划分。

如果有这种学术上的需要，不仅生存于此环境中的音乐与生存于彼环境中的音乐可作比较研究，而且还可探讨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音乐事项的种种发展演变及其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此等等，均值得探讨。

15.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如何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理论？

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尹传兰(1972- ),女,黑龙江鸡西人,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论、文学批评学研究。(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姜婷婷(1982- ),女,吉林双辽人,防灾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学研究。(河北 三河 101601)

[课题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2011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2010年教改重点规划项目“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探索”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XY11049)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44-02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