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20世纪80年代，科技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还十分有限。除了在舞台、广播、电视、印刷等方面有所发展外，几乎没有别的文化业态，而就是这些文化业态，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很缓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没有改变。到20世纪90年代，设计技术和印刷技术相结合，短短几年时间里专门负责图文的文化业态就出现了。大量的图文社在国内各大城市不断涌现，于是各种海报、名片、贺卡等的设计和印刷日益精美。今天的设计软件、印刷技术和印制设备都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而图文社的分工也越来越细。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特殊要求的文稿设计，如论文中的电子图片、演讲中的演示模型，等等。所以，一些专门负责设计的设计馆相继成立，而专门负责印刷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不仅印刷业被细分出多个新兴业态，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也纷纷推出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和手机信息平台。可见，科技的进步，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升级和细化原有的文化业态。

人类社会经历了物物交换、货币交换的时代，这两种消费支付方式延续了几千年。然而，十年来的科技创新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货币支付方式，虚拟化的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等消费支付方式已被广泛应用。短短十年时间，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电子支付技术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无不与不断的科技创新有关。随着互联网领域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快钱、支付宝、财付通、汇付天下等电子支付企业在互联网领域内的市场竞争已日趋白热化。之所以白热化，就在于这种电子支付技术已经被好几个企业掌握，技术上的竞争已经难以有所突破，其竞争的只不过是市场份额而已。互联网的兴起带动了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而电子支付技术的竞争已经转移到了移动支付领域，移动终端(如手机、PDA等)通过无线技术接入互联网的移动支付技术已经出现。以后在没有有线网络的地方，依赖通信网络仍然可以实现支付功能，相对于依赖有线网络的支付方式来说，这又前进了一步。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我们现在认为最先进、最便捷的移动支付，或许要不了几年就会被专门负责卫星信号支付的新兴业态取代。

动画动漫、网络游戏、广告设计、软件开发等新兴文化业态，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不断融合、发展而催生出来的。高新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变得更便捷、更紧密了，这种结合所催生出来的新兴文化业态的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更大。这些新兴文化业态是科技不断发展创新的结果，它们依托互联网和通信网发展，从开始出现就注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中的科技含量，并且反作用于原创性的科研活动，对新的文化产品不断地提出新要求，等新的文化产品出现之后，又推进整个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这种循环刺激、互相促进的机制，使科技和新兴文化业态都在快速的发展、融合、细化。以高新技术引领的新兴文化业态，由于其知识含量高、附加值高，已经成为增长最快、最具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业态。随着新兴文化业态的出现，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据权威统计，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5．8%，占GDP的比重为2．75%。2004年至2008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3%，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近5个百分点。①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与科技紧密结合的文化创意产业受到了高度重视，决定指出，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促进以科技为支撑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仅在北京市，就成立了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而文化创意产业也成为了北京市的第二经济支撑，近三年其占北京市GDP的比重都在10%以上。

科技创新提升文化产品的构思水平、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

科技创新对任何一个产业的影响都集中于构思、设计和生产等环节。科技创新使文化创意产业能够产生合适而不脱离实际的构想，并在构想的基础上高效地加以设计和生产。

1．科技创新提升文化产品的构思水平。文化产品的构思绝不是无中生有的空想，而是建立在现有科技水平的基础之上。科技的创新和进步，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使人们有机会、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创造性的产品构思。但是，科技的发展程度不同，人们创新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不一样。人们的构思绝不可能脱离现有科技水平，那样的构思只能算预测。在几十年前，构思生产一个虚拟现实的软件产品还难以想象，而现在同样因为现有科技水平还没有发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尚不能设想完全用电子书籍替代纸质书籍。虽然每一项创新都建立在现有科技水平的基础之上，然而每个业态的利用角度不一样，同一种科技上的创新，有可能带动好几个不同的设计构思。

2．科技创新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科技创新必然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提高表现为多种形式，或者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老的生产方式，或者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软件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无纸化网络办公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像新闻编审、排版等工作，二十多年前采用的是低速度、高成本的人工设计、分类编排。而在信息量巨大的今天，已经能够实现采编、发行、播发一体化的系统流程。很多国际一流的电脑设计软件都是每年升级一次，每次升级都是对原有版本的改进，其所关注的除了使用功能，就是使用效率。

3．科技创新提升文化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只有拥有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文化创意企业，才能拥有市场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很多票房很高的美国电影无不带有三维技术的踪影。反思我国为什么没有那么高票房的电影，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3DMax、ACD、Maya这样的三维设计软件，而在于我们缺乏制作技术和相关人才。除了三维技术外，虚拟现实是现今另一种热门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模拟现实，人在通过语言、手势等与计算机进行实时交互时，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2011年，第六届北京文博会上推出的在线多媒体运动平台OMMS，展示了虚拟现实这种技术的最新进展及其广阔的发展空间。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我国的高端文化创意产业(尤其是电影、动漫、游戏、软件等文化业态)还相当滞后，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之一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说明我国在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上的创新十分迫切。

4．科技创新提升文化产品的生产装备水平。现代社会从艺术设计、演艺会展、广播电视到休闲娱乐、新闻出版，无不用到显示设备。现在的显示设备变得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轻便、越来越高清晰，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等已经司空见惯，而可以折叠的柔性显示器(AMOLED)、不需要戴眼镜观看的3D电视、薄得像纸一样的碳纳米显示器(CNT)已经开始生产。这些高科技装备大大提高了文艺演出、设计服务、广告会展、广播电视、娱乐休闲等一大批文化业态的呈现能力，从而带动高效益的设计或服务，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2012年1月1日，我国首个3D频道将采取卫星覆盖、有线接收的方式在央视开播。②可见，装备技术的提高不仅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甚至还影响到整个文化业态的发展。过去民间传统工艺靠手工操作来完成，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甚至会在“徒弟荒”中没落。而要实现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在生产工艺、生产效率和生产装备等方面有所突破，使其走上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科技创新扩展文化观念的传播形式、方式和速度

文化是人之社会活动的结果。文化总是试图去影响别的群体或别的文化，其本身就带有传播的能力。过去由于科技不够发达，文化传播基本上都是依靠文字或声音的形式和随人迁移流动的方式进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原始的传播方式早就被淘汰了，文化观念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李长春同志指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的文化产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我国文化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要实现走出去的战略，就必须利用科技创新，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1．我国文化吸引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文化的传播形式上。科技创新带来的数字化技术，使文化传播形式多样、形象而具体。传统单一式的文字描述已经过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有限。现代社会，声音、图像、视频、模型、模拟场景等传播形式此起彼伏，各地博物馆、民俗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已经广泛使用声、光、电一体化展示平台，这种平台能够生动、具体地展示文化的人文魅力和艺术价值，并引人入胜。故宫博物馆以及上海世博会上的数字化《清明上河图》，由于其加入了动感元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2011年第六届北京文博会上，水晶石文化创意公司再次展示了文化传承类新作《老北京动起来》，生动地再现了老北京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勾起了很多人的时代记忆。由于采用了数字化虚拟技术，并配以声音和光线，原来静止的图像活动了起来，令人难以忘怀。2008年，故宫博物院与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合作利用3D虚拟技术推出了“虚拟紫禁城”平台，使用者除了可以在“紫禁城”游览外，还可以参与交流活动。这种平台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呈现形式，将文化的传播过程变得生动化、角色化、娱乐化，从而有效地展示了故宫建筑的艺术魅力和清代人的文化内涵。

2．我国文化影响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文化的传播方式上。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正在形成，文化信息已经变得无孔不入。科技在网络通信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不断开辟了文化传播的新渠道。依靠网络的信息传播已经成为当今的主流传播途径之一。人们不一定非要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才能获取新信息，而只需要上网，通过简单的点击鼠标就可以获取信息了，而且这些信息采用了蛛网式的超文本链接，每个信息之间相互关联，又组成了一个信息网。自从1994年我国接入互联网之后，网络传输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以其资源分散、信息量大的特点，提供了庞大的信息资源。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原有文化业态都纷纷推出了网络化的产品。正是由于网络技术和传输技术的科技创新，才创造了信息量大、传输快捷、交互性强的互联网络。随着我国信息通信网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将爆炸式地增长。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更是创新了业务形态，三类信息网络设施的文化传播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在2011年年第六届北京文博会上展示的超级电视平台，利用的就是IPTV/OTT技术。这种高技术产品借助电视观众的普遍性，远远扩大了信息的覆盖面，其文化传播的速度更快、更有效。随着大容量和高速度通信技术的发展，手机等移动设备已不再是简单的通话工具，具有极高传输速率的3G手机已经成为手机市场的主流。据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峰会估计，未来三年我国的3G用户总数将超过传统互联网。③3G手机的出现使图像、声音、文字等信息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我国文化辐射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文化的传播速度上。科技创新促进了信息传输介质和传播技术的提高。传播速度的提高，首先体现在传播介质上。电波、光纤以及电缆等传输介质，使信号以光的速度在各个接收器之间流动，在传输容量方面也不断提高。2011年，“超级计算2011”会议上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已经实现了广域网络中双向每秒186GB的传输速度。依赖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网络应用程序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2000年刚刚兴起的博客技术，让人们不再像网页时代那样被动地获取信息，而是通过分享在各用户之间主动地传播。2011年11月，第十一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微博客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④在这么庞大的用户群中，一条信息甚至可以在1秒钟之内被转发上万次，信息传播已经发展到了井喷时代。文化是以信息为载体的，文化观念影响着信息的内容和形式，所以，信息传播本身也是文化观念传播的一部分，人们在获取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被一种或几种文化观念所影响。信息的样式越多、渠道越多、速度越快，就意味着文化观念的传播越有效。

科技创新提高文化服务的实现能力

科技创新提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以及信息传播质量，这本身就提高了文化服务能力，但这种文化服务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广大民众，侧重于服务的大众性和公益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化运作，根本上还是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的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文化发展的质量。科技创新对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演出舞台流动化以及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

1．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随着计算机数字化技术以及网络传输技术的创新，公共文化资源，尤其是图书馆资源，通过数字化产品传输给用户已经成为可能。国家图书馆已经建立起了数字化系统，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也在积极筹备建立数字化图书馆。网络集成化的自动管理系统，让人们不再奔波、往返于工作地点与图书馆之间，而只需上上网就可以方便地查阅图书信息或者直接阅读书籍。由于所有的图书信息都被计算机技术处理过并收集在图书信息数据库中，甚至所要借阅的书的馆藏位置都可以利用三维虚拟技术显示出来，所以人们查询图书时的效率更高了，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在每个书架之间穿梭。公共文化资源高效率和便捷的应用技术不仅仅应用于图书馆、博物馆、民俗馆等公共文化资源，也完全可以实现资源数字化、传输网络化。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工程在技术上已基本成熟，关键是在管理制度上创新。

2．演出舞台流动化。舞台技术不断提升的同时，可拆卸的、微型的舞台设备已经占据主流，那种需要好几个人才能转动的灯光架已很难想象。随着流动舞台的出现，舞台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便携式、多元化的设备将直接服务于广大民众。由于流动舞台以大型舞台车为载体，往往配备高清显示器、大功率音箱、微型控制台等设备，相比大型的话剧院，流动舞台机动性好、表现形式也不差，且能够深入社区、农村，甚至边远地区。因此，流动舞台已经成为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农村居民欢迎流动舞台就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欢迎露天电影一样。而就是电影下乡，送去的也不再是过去那种老式放映机、盘式胶卷，而是数字电影，不仅设备轻便，而且影像清晰，这无疑是舞台科技创新提高了文化公共服务能力的表现。

3．管理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三个方面。管理创新是现代科技引领下的管理模式创新，集中体现了科技社会化的结果。由于有了先进技术的支持，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创新也层出不穷。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出现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直接把图书馆搬到了街头。这种图书馆利用自助管理系统，实现了图书借阅的自助服务，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保证了计算机高效检索的同时，还保证了人们可以随时利用空闲时间完成图书的借阅与归还，又避免了像数字图书馆那样，只能读取数字信息。所以，自助图书馆既具有传统图书馆的优势，又拥有数字图书馆的效率，这种自助图书馆的出现自然是软件技术、联网技术提升的结果。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技术背后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体现在人参与技术进步的结合，如果人没有良好的服务理念，再先进的科技手段也难以被应用。所以，“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出现，说明科技创新对文化服务能力的实现，不仅体现为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更体现为人之文化理念参与的管理创新。

科技创新提高文化安全的技术保障能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不断积淀产生而来的。文化由于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从而成为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存在的根本，是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源泉。文化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保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否则将在文化领域上丧失自我，国家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没有自己的灵魂。⑤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高新科技传播媒介已经成为文化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所以文化的安全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以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文化安全的技术保障能力。

1．科技创新提升文化安全的技术保障，体现在抵御外来文化输出上。“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当代世界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方式都依靠高新技术来实现，国际间文化传播不均衡、不平等的现象也因各国科技创新程度不同而反映出来。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先进的文化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那就会在各种民族文化、各种社会思潮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美国政府于2011年5月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国际战略与政策报告，意欲扩张其在网络空间的总体优势，将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与其在网络空间的利益诉求捆绑在一起，向世界“打包兜售”。显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加紧利用自身在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硬实力，进一步扩张文化软实力，以强化其信息传播和文化输出优势。⑥在我国文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强化文化重点领域，并协同非文化部门保障文化安全。利用我国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成立以网络、广播、电视为主体的文化传播网，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这期间，必须依赖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力量。

2．科技创新对文化安全的技术保障，体现在对色情等不良信息的检测和拦截上。色情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追求性自由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民族对性盲目崇拜的文化。这些文化严重毒害着人们的心灵，是腐朽的文化垃圾，而且这些文化垃圾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更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差甚远，它不仅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妨碍了国家文化安全，导致社会犯罪案件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要坚决杜绝这些文化垃圾的散布和传播。但是在互联网领域，信息量庞大，逐个的信息检测很难实现。而且图像和音频、视频采用的是数字化压缩存储技术，其检测难度远远加大了，尤其是P2P下载软件出现之后，化整为零的数据包，以及分布式传播方式，使得色情信息更难检测，所以大量、影视、论坛等在互联网中传播。过去对色情信息的拦截主要依靠IP限制，但是全球IP地址的数量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统计，目前互联网上的已超过3．7亿个，而且我国有很多色情信息的服务器都设在国外，仅仅通过IP限制根本无法实现。所以，我国还在钻研其他有效的办法来拦截这些色情信息。从颜色直方图到肤色统计方法，人们对图像的识别技术在不断进步，2008年国家工信部推出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使用的就是局部图像识别技术，新的识别技术还在不断摸索之中，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将来一定会在互联网中得到有效检测和拦截。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根据古小彬《海南客家人》一文介绍：“与大陆仅一琼州海峡之隔的海南岛上，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客家人，据不完全统计，现有三十多万。主要分布在儋州、定安、三亚（原称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文昌、琼中、海口等市县。岛上客家人最早出现在宋代。那时，海南岛上缺牛，客家人便从广东省高州、雷州贩牛到海南用以耕作和食用，居住地域在古儋州客家村——大同村。……从宋代迄今，客家人在岛上居住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元、明、清、民国。自广东、广西、福建诸省陆续渡海居琼者络绎不绝，从而形成一支客家大军。”

由上可知，海南客家人也是移民运动的产物，那么，客家精神在海南是否得以传承和发展呢？本文试图根据海南网站搜集到的资料，从客家精神中开拓进取、崇文重教、崇先报本、爱国爱乡四个方面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

一、勇于开拓进取、造就了海南客家人。

移民运动，前路遥遥、风云莫测，充满着冒险。客家人发展的历史，正是披艰历险，顽强拼搏的历史。风雨磨难，铸就了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性格。“不靠亲不靠戚，全凭自己长志气”、“人有志，竹有节，有志有节世上立”、“山高高不过脚板，石硬硬不过手掌”，这些谚语，正是客家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极好写照。而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客家移民运动得以成功的首先要条件。

据《渡琼客家史概述》介绍：客家渡琼曾经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起于鸦片战争以后，终至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迫清政府开放广东沿海口岸，而导致在广东的台山、开平、新会、报宁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势力的扩展，逐渐形成“土客相争”，“仇客分声”的局势。在此种局势的威迫下，该地区的客家人为了谋求出路，南迁渡琼，来到崖县、定安和儋县的沙帽岭（又名沙坡岭）山麓等地开山种田，后人就把这批客家人称为“老客”。嗣后，到了同治三年间，因广东西路事件（赤溪事件）及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影响，为了避开“世乱”及“逐客”的悲剧，客家人又第二次大规模地渡海来琼，分别居住于儋县、定安、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琼中等八县的山区，前前后后一共有1万人左右，这也是后人所称的"新客"。这些“老客”、“新客”就是当今渡琼客家人的开山始祖。

三十年代初期，大陆军阀混战不迭，各称霸一方。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实业家急于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为这些实业家所寻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别从南洋、广东梅兴地区漂流渡琼，在儋县那大、琼中县三脚岭等地，投资经营矿、植（橡胶）业。兴办万发、侨兴、联昌、松涛等公司，创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兴街和松涛爪哇街。这客家渡琼的第三次高潮，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来客多为殷富商贾巨子，资本雄厚，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建人，后因风云变幻，这批客家人也相继转移到南洋去了。(_2o#v-Y(b

第四次高潮是在1949年至1958年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接着人民马不停蹄地南下解放了海南岛。海南建设需要大批人才，当时适逢政府大张旗鼓地征召人才随军南下，开发建设海南，对于那"无用武之地"的梅县客家人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从梅兴地区随军南下琼州参加队和垦荒队，进住海南各县镇乡村，成为五十年代初，巩固海南，建设海南的主力军之一。

此外，""年代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饥肠辘辘的客家人，分别从广西、广东各地牵男携女、成群结队到海南"找老乡"。还有大批印尼难侨来到海南、进了华侨农场。成了海南建设的又一批生力军。

试想，这些“老客”、“新客”来到海南偏僻山区开山种田，需要付出多少的汗水和辛劳？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海南人生地不熟怎么敢来？来了怎么吃得了苦？又怎么能与当地交流融合，并在海南站稳脚跟？

正是开拓进取精神，激励他们以坚恝不拔的毅力、无艰不摧的勇气排千险、克万难，才能在海南岛站稳脚跟，成为海南岛的主人。

顽强的开拓进取精神，还体现在客家人在海南发展实业上。又据《渡琼客家史概述》介绍：三十年代初期，大陆军阀混战不迭，各称霸一方。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实业家急于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为这些实业家所寻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别从南洋、广东梅兴地区漂流渡琼，在儋县那大、琼中县三脚岭等地，投资经营矿、植（橡胶）业。兴办万发、侨兴、联昌、松涛等公司，创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兴街和松涛爪哇街。这次客家渡琼，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来客多为殷富商贾巨子，资本雄厚，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建人。至海南解放前夕，海南客家实业已发展到较大规模。海南解放后，这些橡胶园大都被国营农场接管，属华南垦植局管辖的西联、西培等橡胶农场密集于那大地区的周围，就是以这些客家人开创的胶园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骄人的成就，不也是客家人开拓进取精神的结晶吗？

二、执着的崇文重教精神，培养了海南客家人。

客家人继承中原华夏文明优良传统，历来崇文重教。

客家人在移民运动中，吃尽千般苦，更希望通过教育，让子孙能“学而优则仕；同时为了谋求生路，为了经商、做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客家地区向来文教事业比较发达。此外，在客家宗族社会中，宗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同家族中士绅学子数量的众寡、学问的高低，紧密相关。高、众者，则家族声隆；低、寡者，则家族不显。各家族为振家声、族威，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培养族中子弟，望其考科入选，金榜题名。旧时，凡中举人以上者，可竖“楣杆”，以显示功名，借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因此，客家人把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当作一桩大事来办。定制立规，写入谱牒。正如学者崔灿在《客家三论》中所言：“客家人办教育的热情源于中原，而又极大地超过了中原。中原人办教育，入学的多是贵族或富人子弟，穷人子弟往往拒之门外。客家人办教育是博施于民，只要是同宗同族的子弟，不论贫富一律收授……”正因如此，客家人勉励儿孙读书的谚语俯拾皆是：“山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补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等，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情形。

海南客家人也不例外，始终把兴办教育、培养客家人才奉为金科玉律。清末民国初年，杨梦焦（兴宁人）秀才、叶梦同（儋县南丰头茶人）等先贤创办了那大地区第一间客家学堂--陶江书院。1905年，钟可权（梅县人）、叶元勋（南丰头茶人）、钟鹰杨（南丰深田人）等在那大海北街（今儋州市卫生局内）创建了“客族大同会馆“。民国8年（公元1919年）2月，琼崖道尹饶芙棠先生（梅县松口人）为“客族大同会馆“题匾改名为“渡琼会馆“。1935年邓瑞英（那大合罗人）、李英华（南丰尖岭人）等名贤创办了那大第一间客家小学——那大二高（以渡琼会馆作校址）。1945年至1946年，邓瑞英、梁少海、钟天统在那大创办海南第一间客家中学——中原中学（借那大二高校舍建校），后改为琼西中学（今那大中学前身）。客家人以客家学校、客家会馆为基地，致力客家子弟的培养教育，为弘扬客家精神，继承先贤优良传统作出了可喜成绩。宋后，海南建起“文昌孔庙”、“五公祠”、“坡书院”等名人纪念馆，更加激励子弟“学而优则仕”。至科举制度废止，计共中举人700多名，登进士100余名，从“三代进士”至“公孙尚书”，出现了海南人入朝当官的可喜变化。

三、浓厚的崇先报本意识，凝聚了海南客家人。

历史上客家先人是被迫南迁的，常年背井离乡。游子在外，尚且“每逢佳节倍思亲”，长年迁徙，漂泊无依的客家人对故土的怀念、对祖先的崇拜自然特别虔诚，他们的后裔承传了这种带有儒家观念的传统，色彩更为浓烈。不论迁移到何处乃至海外异国他乡，客家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祖辈来自何处。“摘瓜寻藤，崇先报本”。这种崇先报本意识强烈地体现在他们对祖宗的崇拜上。

广大客家地区几乎家家户户供奉祖宗牌位，各个姓氏还广泛盛行祭祖修谱，翻开客家每个姓氏的谱牒，开宗明义必有“树有本，水有源”这则谚语，必然少不了详细叙述氏族的起源、衍播。诸如“离乡不离土，离亲不离祖”、“天有日月，人有良心”之类的谚语俯拾皆是。目的在于告诫子孙后代，无论贫富贵贱，谁都不能忘记自己根之所在，本之所依。大陆各地，客家各姓宗亲，每年春秋祭祀祖宗，有的客家老年华侨、华裔，十几二十次返回祖国寻根问祖，深情感人。

基于这种崇先报本意识，海南客家人还注重“走遍天下，乡音依然”、“宁卖祖宗田，唔忘祖宗言”。据石屋人整理的《儋州客家文化小谈》载：客家话是海南岛方言之一，且以那大为著。比较集中的就在那大方圆数十里。据不完全统计，仅那大地区的客家人就有14万人左右，今日的那大不仅是海南西路重镇，也是渡琼客家人聚居的中心，所以，那大地区流行客家话。儋州市南丰镇一直被誉为“客家镇”、那大胜利路一度誉称“客家梅县街”。客家话分布在那大镇及其管辖的石屋管区、侨南管区、白南管区、红南管区、新屋村、菜园下村、合罗管区、前进农场、雅拉农场包括现在归属那大的原洛基镇的洛南、炮龙、茅园等村，及蓝洋镇、南丰镇、和庆镇。被客家文化同化的儋州地区有：西联农场、侨植农场、两院部仔、军屯管区等地区，现在大都流通客家话。在那大基督教堂里，你会听到牧师用流利的客家话诵经做礼拜；在那大的红旗市场、军屯市场不会讲客家话，经商的人是做不了生意的；在收听广播时，同样能听到播音员用标准的客家话播音。在客家村落里，客家氛围更加强烈。比如说儋州市的南丰镇，客家人占百分之九十，只要是在这个镇居住操其他方言的人都会说客家话，如在这里长期居住，不懂说客家话有可能会遭受歧视，造成诸多不便。在这里的客家人要是拿普通话与大伙交流，会被大伙嘲笑，排斥，小看，性质严重的话还会背上一个忘祖的罪名。

海南万宁市以海南话为强势语言，但万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却以客家话为主，那就是万宁兴隆农场，万宁的三分之一财政税收都来自兴隆。兴隆客家人对外从来都不说自己是万宁人，来自万宁，没什么事也很少去万宁城区，只有城区的来兴隆玩。正是这浓厚的崇先报本意识，使海南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骨子里深深都知道自己是个客家人。

四、强烈的爱国爱乡精神，成就了客家人的重要贡献。

客家人因为逃难而离乡背井，在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颠沛流离中，亲人、故土分隔天涯的切肤之痛，使他们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相比，爱国爱乡之情更加强烈。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情怀在客家谚语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有土才有花，有国才有家”、“国富民强、国破家亡”……表达的是强烈的爱国爱乡之心。又如：“背井离乡，故土难忘”、“别人的龙床，不如自家的狗窝”等，抒发的是深沉的爱乡之情。

客家人的爱国爱乡观念，同样体现在海南客家人身上。他们把爱国爱乡之情融入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之中，为海南岛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远在道光元年，阳江渡琼客家人麦万杨三公（名开献）就在和庆海岸河上游的船肚村附近，独资建造一座长50米，宽2米，高5米的船肚石拱桥，该桥经历了150年的山洪暴雨的冲刷，至今仍完好无损。

清代光绪年间，儋州、临高发生土客争端，纷扰着百余村。时任琼州镇标的儋州市南丰镇客家人钟鹰扬，在阳江县征匪治邦卓有政绩，闻讯便回海南举办保卫团局，会同乡人除暴安良。与此同时，又与梅县籍钟可权、兴宁籍杨问蕉等，创办海南岛上第一间客家会馆——客族大同会馆，安置了大批从大陆来琼的客家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海南客家人踊跃参加革命，陶江反击战、那大战役、石屋的五岭庙战役等无不留下客家前辈前仆后继、奋勇战斗的足迹，侨南村、陶江村还是儋州市出名的革命老区。

在教育方面，如前所述，许多客家人热心建校办学、或慷慨捐资助学，为海南客家子弟的培养、海南教育事业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经济开发方面，渡琼客家人的建树尤为卓著。1904年，秘鲁客家华侨曾金城先生（番禺人）就在那大创办侨兴有限公司，经营矿、植业，开采大宝山锡矿，开辟白南、五岭一带的胶园，他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至1936年，北美客家华侨吴业添先生（新会人）集资兴办联昌公司（今国营西联农场前身），第一次大规模从南洋引进橡胶苗定植。马来西亚客家华侨郑任良先生（梅县人）在琼中三脚岭创办松涛华侨实业公司。蔡惠植、赵彩兴（梅县人）在那大办起兢业胶园；范其禄在那大石屋开辟“其禄“胶园；邓瑞英、邓瑞文、邓德辉等人在那大合罗分别开辟“刻刻“、“生生“、“兄弟“胶园；杨秀春、梁少海在兰洋南罗分别开辟“清白“、“茂山“胶园；钟南歧、钟翔歧、钟宏歧、钟明岐等兄弟在兰洋加老分别开辟“南歧“、“翔岐“、“宏宏“、“岐山“等胶园；邱文蔚、陈道允、钟波平、彭志贤等人在南丰那旦等地开辟“文蔚“、“道允“、“波平“、“志贤“等胶园。这些橡胶园大都于1935年创建的，儋州客家人的经济收入大都是橡胶，所以儋州的原始橡胶产业一半是客家人生产的。

值得一提的是客家人为主的兴隆华侨农场，在全国同类农场中建场最早，先后得到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特别关怀；经过53年的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具有固定资产2。3亿元，累积上缴利税2亿元，年创缴利税2000万元，年国内生产总值约780万元，聚农、工、商、旅游综合发展的大型华侨企业，成为全国华侨农场的一面旗帜。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蕴积了深厚的传统伦理道德。我们在建立、发展护理文化的过程中，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与美德，用救死扶伤、不谋私利，献身事业、不贪名利、广施仁爱、不计报酬的要求来规范护士的言行，使护理事业日益兴旺发达，这就是“以德兴护”的深刻内涵。发展护理文化，一定要将“以德兴护”作为中心理念。在科室的护理文化建设中，将“以德兴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为护理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从护理文化理念提升为一种人生信念。

2建设具有一流文化素质的护理队伍

建设一支有着文化素质一流的护理队伍，是建设、发展护理文化的根本保障。否则，护理文化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流文化素质，是指除了合格的学历和一定的医护理论之外，还必须要有三种精神。

2.1无私奉献――崇高的献身精神护理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与人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的事业，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幸福、安宁。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无一丝的私心杂念，这就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在这方面，我们以南丁格尔和优秀护士为榜样，感受她们为了人类健康而自觉献出一切的优质品质，把为了事业而无私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2.2终生学习――可贵的进取精神当今世界，处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无论何种职业，一张文凭定终身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要使自身的专业水平与文化知识不落后于时展，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进行终生学习――连续不断的专业学习与文化积累。终生学习，作为一种可贵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优秀护士保持一流文化素质的根本性途径。在我院的骨科护士，都认识到终生学习的重要性，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参加大专课程学习已蔚然成风，制订近、中、远期学习计划，同时主动自觉地参加护理部、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直至终生。还有的参加进修、阶段培训，有的进行专业自学，或阅读各种护理报刊。终生学习在科室已深入人心。了解护理发展现状与信息则是大家除上述学习之外的一致行动，护士们的自身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12名注册护士中大专毕业的有6人，还有3人在继续大专学习。

2.3亲密合作――优秀的团队精神护理活动，需要个体的优秀表现，更需要团队的合作精神。因而无论是对患者的临床护理，还是院外的延伸服务，都要依靠科室或与外科室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团队使用的含义不仅仅是指许多人在一起工作共同完成某一件事，更重要的内涵是具有高度文化素质，但持长不一的多个人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从不同的层面上尽力，在各自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共同出色地完成某一项任务。只有具备了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群，才能充分地发挥团队合用的威力，因而，团队精神也是护士文化素质的具体表现。就骨科而言，患者从骨折发生到痊愈，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如缺乏团队精神，很难保证护理的高质量。本科室的护士，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把每一个患者的全程护理都当作一次团队合作的实践，保证了护理质量，赢得了患者的赞誉。今年，在大雪突袭，骨折患者骤增的紧急情况下，本科室护士与外科室的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配合默契，圆满地完成了治疗护理任务。

3推行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文化护理模式［2］

2000年，中华护理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通力合作，概括出了中国文化护理的定义。情、理、知、行，即关怀照顾、伦理道德、知识、实践。也就是说，文化护理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而这个中心是建立在关怀照顾、伦理道德、知识实践的基础上的。我科在护理工作中推行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文化护理模式，要点如下。

3.1整体护理――文化护理的需要整体护理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护理模式，以患者健康为中心，具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从多角度、多层次满足患者的生理需要与健康需求，表现出极强的文化性。我科有幸成为我院整体护理试点科室。在此基础上集中体现了文化护理的基本理念。数年来，整体护理的实施结果，大大地提升了护理质量，营造医院护理文化氛围。这足以证明整体护理与文化护理息息相关。

3.2人文服务――文化护理的关键何谓人文服务，即在护理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对患者生命与健康、权利与需求、人格与尊严的关心与关注，并为之竭诚服务。这是实施文化护理的关键。本科室的全体护士认识到人文服务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实施文化护理的关键。人文服务渗透在整体护理之中。护士们始终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一切为患者着想，处处关注患者的权利与尊严，时时关心其身心的需求，“只有患者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3.3健康教育――文化护理的重点文化护理的理念是从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任务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并帮助健康的人提高健康水平，由此，健康教育诞生了，并成为当前医疗界的一大热点。又是文化护理的极重要之点。本科室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从整体护理开始，取得良好效果，我科的健康教育以住院的骨折患者为对象，对其进行入院宣教，术前、术后宣教，早、中、晚期功能锻炼的宣教等的健康教育活动。护士们详细地向患者介绍了骨科知识和疾病诊断、病程、预后，并发症以及治疗护理方案，在每一检查之前，介绍其检查手段的必要性，注意事项，配合要求。检查完毕，及时反馈检查结果。患者出院后，护士们进行延伸的宣教，通过这样的健康教育，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3.4无缝隙护理――文化护理的途径随着护理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延伸，护理工作已渗透在预防、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护理服务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为其健康提供保健常识，预防疾病，在其患病时提供治疗与护理，使其康复，在其康复后，又进行跟踪护理，让其注意保健，防止再次患病。在疾病与健康不断交替的过程中，护理始终发挥作用，提供连续性无缝隙的护服服务，有效地保证了人最大限度的健康水平。可以说，文化护理通过无缝隙护理实现，无缝隙护理是文化护理的主要途径。目前能做的是：（1）向社会广泛宣传有关的卫生知识，把防止骨折、骨质疏松等作为宣传要点提醒人们防患于未然；（2）对住院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使她们尽快康复；（3）对已出院者，借助现代的通信设备进行宣教，让患者及时复诊、回访，尽快恢复健康，保证生活质量，并预防再次患病。

综上所述，我科护理组进行发展护理文化的探索，护理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我们决心继续努力，贯彻人本服务，更快地发展护理文化，为攀登护理艺术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20)笔者自80年代末以来致力于这样的探讨，在主持的一系列课题研究和发表的一些著述中体现了逐步探索的轨迹，如《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中日近世经济观略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1期；《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译序，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301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载日本高崎经济大学《东洋思想与现代》特刊1994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载《沿海企业与科技》特稿1997年第5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载《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边境文化精神是指边境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文化传统和文化共识。边境文化包含边疆民族文化、域外文化、迁徙文化、农牧文化、抗争文化、宗教文化、神秘文化以及内地主流文化等多重文化因素，具有民族性、杂糅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正是如此，边境文化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思想、文化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随着边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处于不断的流变与发展之中，表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多样的文化思潮，多变的价值观念，既有优雅的基因也有劣俗的土壤，既有先进的因素也有落后的影子，既有主导的内容也有干扰的杂音。然而，文化精神是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要提升一种文化精神，必须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发展的进程中，边境文化必须理性凝缩边境地区人民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意义，广泛凝聚边境地区社会思想文化共识，剥离一切庸俗化、媚俗化、鄙俗化的文化思想，努力成为推动边境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手段。因此，边境文化必须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雅的审美情趣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努力成为边境地区兴边富民、崇德敬业的精神魂魄，成为边境地区各民族充满活力和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

二、引领边境文化理论创新

要激发边境地区文化创造活力，自觉地推动边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调动边境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对边境文化本质、文化内容、文化功能、文化生产等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边境地区社会文化各层面中，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在实践中引领边境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一般来说，文化活动中包含着价值活动，文化活动是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念是文化活动的核心内容，但是，价值都有其客观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价值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因此，一方面要结合边境文化特点，切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崇高性，进而通过平等、协商、对话的方式，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边境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针对边境文化的地位、作用、性质、内容等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精神导向，努力创造一系列原创性的文化理论成果，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与整合性。

三、引领边境文化心理认同

边境文化形成以后，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会凝结成特定的文化模式，发展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又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边境文化心理主要是指边境文化传统中，边境地区人民最普遍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理解的心理状态。心理认同是指认识与情感的一致，是认知与行为的统一，是把外在的思想观念移入内心并积极外化为自觉行为的不断强化的逻辑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国家、社会、个人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是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凝炼、提升和弘扬，在边境地区思想文化发展中，均有深厚的思想积淀和理论基础，但是，只有被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认同，才能成为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价值引领和价值追求。边境文化心理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的一致，是提升边境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前提和基础，是促进边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要善于利用边境地区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提高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边境各族人民的喜好与风气、民约与乡规、崇尚与禁忌等风俗习惯之中，消除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拒斥心理，为边境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和真实认同，寻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坚实根基。在此基础上，通过边疆生产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具体行为，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引领边境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引领边境文化实践发展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任何文化思想理论也都必须经过具体文化实践形式，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转换，也只有在文化实践中文化思想理论才能得以沉淀、检验和发展，否则，任何文化思想理论不管多么正确，其意义和价值都缺乏说服力。边境文化实践是指边疆人民在建设边疆过程中，通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创作、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交流、道德践履等文化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对象化活动。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边境文化建设，必须真实地反映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和美好愿景。因为，边境地区的人民群众才是边境文化实践的真正主体，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具体多样的实践活动之中，密切关注边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边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才能够真正促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投身于边境文化建设之中，使边境文化焕发生命力、富有创造力和增强凝聚力，才能够真正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得到精神生活上的实惠，使边境文化成为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

五、引领边境文化制度建设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实践，文化实践要通过制度来规约。边境文化要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文化制度的价值引导作用。这里说的文化制度不仅仅是指文化艺术的创造、交流、管理等种种规定，还包括对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具有调适功能的文物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形式、民族风俗和社会禁忌等等。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成果，是引领当代社会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强大武器，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动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根本，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要在实践中引领边境文化发展，并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必须注重文化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以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落实，防止边境地区具体文化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相背离。在实际工作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软约束”与文化制度规约的“硬措施”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落实到边境文化具体的政策规定、法律制度、文明公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评价机制和社会管理等诸方面之中，用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样才能收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功效。特别是在当前边境文化市场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追逐利益最大化，容易产生文化畸形，必须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合理排序利益驱动因素，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边境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价值取向的基本定位，必然表现出根本性、目标性、恒久性、包容性和超越性特点，具有强大的凝聚人心、振作精神、引领方向等精神感召力，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边境文化发展，就是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边境文化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融合交流、互荣共生、和谐发展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生活之中，并内化为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判断是非的标准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成为促进边境地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精神力量;同时，通过边境文化的发展，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边境地区的社会基础，进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整体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比较之下，第六届全国美展奖励制度的设立，尤其是用评奖机制代替批评机制，这种方式的特定作用显得非常突出。奖励制度的基本立足点体现出对艺术家精神劳动的尊重、承认和鼓励，通过对价值评价系统的操控，影响美术的创作和发展，正是与市场经济大潮相适应的一种有效做法。自第六届美展设立奖项以来，美术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美术新人，通过全国美展的获奖确立了他们在美术界的地位，并对之后的美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创作手法、艺术语言、题材等引起许多画家的效仿，往往是上届的金银铜奖获得者，在下届美展上就能看到其留下的影响。有的获奖画家，由于其重大贡献会在接下来的全国美展中被聘为评委，他的审美风格会随着身份转换作用于全国美展的艺术取向。譬如，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铜奖、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金奖、第八届全国美展获油画艺术奖的韦尔申、第八届获得优秀作品展奖(此届没设金银铜奖)、第九届又一举摘得金奖的王宏剑，都在之后的全国美展中做过评委，这也折射出新的奖励制度所带来的审美取向的循环性和它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全国美展奖项的设立，除了维护美术自身的规律外，还要考虑这些奖项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评奖标准的要求。长期以来，通常以“政治和艺术相结合”作为标准，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前几届的评选标准基本是以“工农兵”为主，第六届以来已经有很大变化，“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要求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的多样化”;［3］第九届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评价第十届美展优秀作品时，使用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新标准。第六届中国画作品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第九届美展于长江、陈嵘、钱宗飞、吴涛毅的国画作品《民兵史话长卷》;第十届美展油画作品陈坚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与忻东旺《早点》，中国画作品袁武的《抗联组画》;第十一届美展国画作品孙震生的《回信》与苗再新的《雪狼突击队》等作品获奖的原因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评奖要求，但基本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用高超的技艺传达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变化，这正是自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为适应时展需要而出现的崭新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经济杠杆的作用，无疑也会产生其负面社会效应。自第六届评奖制度实施以来，每当评奖结果公布后，全国美展的评审机制、评奖质量、入选标准、各地区的比例等受到各种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正是对这样的评审机制、评奖标准的关心和爱护。例如，批评家张晓凌认为全国美展“评选方式僵化”，“主办者每年向各省分配名额，由各省美协初选，再由主办者最终裁定”;“评选标准单一化”，“虽然全国美展每次评选都号称‘百花齐放’，但事实上，每次都是‘一花独放’”;［4］基于此种舆论，有的人则为画种入选的件数少而伸冤，如周光真曾撰文认为“第十一届美展陶艺件数与漆画相比只有120件，而漆画有300件”，［5］为陶艺工作者鸣不平;有的为分配名额抱屈，第九届美展评委妥木斯为没有入选进京展而鸣冤，他说:“我长期在内蒙工作，自己也是少数民族，在多次会议上都提出，这样的全国大展必须注意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和56个少数民族的平衡，既然叫‘全国美展’，就要代表全国。今年连一件都没有，进京展览给‘剃了光头’，这是一个明显的工作疏忽。在今天，参加晋京展的意义既超出美术，也超出了民族问题。”［6］妥木斯的看法显然是从美术参展的意义上考虑的;有的为没有入选持异议，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评委孙永说:“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看，我有两次在全国美展获奖，但是也有两届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作品，拿去参展，结果都没入选，但是这几件作品我现在拿出来，怎么看都觉得是好的，让我很郁闷纠结的就在这里。”

再如，历届全国美展山水画获得金奖阙如，有代表性的画家很多落选，如在十一届全国美展上，湖南的旷小津、石纲，山东的刘罡、常朝晖，浙江的张捷、茹峰，河北的柴宗洁，黑龙江的周尊圣，广东的张彦、方楚乔，安徽的周逢俊、潘望森，四川的菅苠棡，北京的韩敬伟、许俊、张龙新、石峰等中青年山水画家纷纷落选，［8］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明显的个人风格与传统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或入选的受挫往往令参加者感到自身的努力方向错误，对如何调整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更有甚者认为，以后的入选或评奖也无望，就去寻求其他的参展机会，从而拒绝参加全国美展。作为全国美展的评委，其奖项的评出自然是由他们共同合力作出来的，但评委们对评审结果满意吗?答案总是“总体满意，但力作甚少。”力作缺少的原因很多，如有些成名的画家拒绝参展，如油画家艾轩认为:“尽管我心里还是很希望再次参加全国美展，但也不会再像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直接抱着作品去送展。”［9］一些参展获奖较多的画家，希望多给年轻人机会而不再参展。雕塑家陈云岗为后来的不参展说明了原因:“绝不会再参加了。一个人一生参加不了几届全国美展。而我两届连续获奖，已令我深感不安”。另外就是参展画家的功利思想作祟而影响到作品质量，一个部级展览提出自己的主题和艺术要求后，“有些艺术家以某种心理去曲解这种主题，而这类作品又被主办者加以肯定，成为经典套路，被一代代艺术家沿用，最后形成只有‘主题’而无真正思想和精神的窘境”。

第八届全国美展就因为“整体可以，但没有特别突出”能够得上金银铜奖的作品，同时也因为评委的意见相左较大，而为获奖者统一颁发优秀作品奖。有时获奖名单出来后，评委们甚至会怀疑是否是自己评出的奖，欧洋认为每次评委们评出的奖，“只能代表这一届评委大致的口味而已，即便如此，还不是真正说明评出的获奖作品完全代表了评委的意愿，尤其是对少量的金奖作品。有时评委在给某作品投票时，也许并未认为这些作品特别精彩，可得金奖，他或认为这些画还算有特点，或觉得此画功夫下得大，不忍不投票，或认为这位作者不容易，需扶一扶等等，就投下一票吧!另一位评委也可能同样想法也投下一票，最后结果是，这件作品票最多，获得金奖”，［12］这是一种不能的游戏规则，投票结果评委根本无法预测。对评奖的诸多怀疑、不满，原因复杂。一方面体现了美术评奖对画家创造性精神劳动的尊重和认可;另一方面，由于艺术标准不像体育运动那样可以有明确的数据衡量，不免出现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对奖项的设立，以及评价机制的选择上。从文献资料上来看，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的评奖都是在中国美协这一框架内进行的。评选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先是县、市地方层面，而后是省美协，评出优秀作品报送中国美协。中国美协再复评，选出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再选出进京作品，也就是获奖提名作品，而后在提名作品里，评出金银铜奖及优秀作品奖，各届有所变化。实行层层筛选，确立优秀作品的原则。在各省的入选作品中，会照顾画种、各地区的比例关系，一般按照各省会员的数量，来分配各省各市参加名额。在这各层级筛选中，都会有相对的漏洞或不公平产生，在各省的分配名额中，容易有人际关系、评委的审美眼光所带来的局限，以及各省分配名额的不合理问题。在终评阶段，评委组成，评审程序以及评委的个人阅历、审美品格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获奖作品的评判。评选委员会委员的认定，也是中国美协确定和批准的，就评奖的委员会委员来说，有担任重要的文艺部门的领导，有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金银铜奖的著名艺术家，有卓有成效的批评家等组成。评价标准的设立以及对它的理解和阐释是较为明确，也是较为统一的，如周扬所说:“评选不仅是进行表扬，还要有所倡导，应当全面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周扬的话，虽是对整体的文学艺术评奖而言的，但也确实道出了美术评奖的本质，在表扬之外，关键的是“倡导”，体现社会主义美术应该有的样子，以起到对全国美术的导向作用。

回顾历史，因为标准设定的规范性，而艺术又具有敞开性、探索性，评奖就可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漏洞与偏颇。第六届评委叶浅予说:“在评选中，意识到作为评委，既不能以普通观众的眼光来看作品，又不能凭本专业的标准去看其他品类的作品;必须从全局出发，既看现状，又看历史，既看个别，又看整体，尽可能评得客观些、公平些。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的偏爱，因此不得不承认，评价艺术，只能做到接近公平，因为艺术标准相当复杂”，［13］这既道出了评委在评判时难以避免的偏颇以及艺术标准难以衡量的苦衷，也说明评选方法、评选标准的研究，确实已经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大问题了。全国美展的权威性、导向性，会演变成一种价值尺度，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人格的控制力量，让画家产生一种屈从与认同心理，甚至放弃自己惯用的艺术手法，而只为获奖而画。李小山认为:“组织者的意向一贯明确，时代的力作、重大题材、工农兵形象、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等等，于是参展者心领神会按照这种思路去搞作品”，广东江门市美协主席戴国顺也恰当地表露了基层美术作者的心态:“基层的业余美术作者把五年一度的全国、全省性美展视为提升的阶梯。这提升包括名声的提升、身份的提升、画价的提升。倘能三次入选，成为中国美协的一员，在同行中还可以悄悄地翘一下尾巴。倘侥幸获取金奖银奖，各级文化部门层层嘉奖自不必说，画价也很因此往上升蹿，于名于利于地位都有好处”，在这里，这部分画家的参展心态表露无疑。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首先是关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优先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群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从实用和功利的观点看，个人参与群体的真实动机是要借助群体这种社会组织来获取、维持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个人对群体而言，总是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即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但全国美展的共同利益对个人而言，就不再是实用和功利的了，而具有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全国美展评奖在批评声中逐渐改进，对送件程序、展区划分、评委构成、评选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如第八届美展评委在画家之外，国、油、版、雕、综合等五大组增设一位理论家。从第九届全国美展开始，针对制作之风过盛的情况，评委们采取了抑制办法，评委赵绪成指出:“在评选中对一些制作痕迹太重的作品，评委们作了重新投票降级处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者，也因制作痕迹太重而没得到更高奖项便是例证。”

第九届全国美展还增加了艺术设计部分。第十一届美展在评委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变:除了沿用以往评委中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之外，本届还通过各艺委会推荐评委库的专家名单，选择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艺术家来充实专家队伍。在评选方面，更为科学化，如林木所言，“除了各级层层筛选外，在最终入选获奖的评选机制上，采取了设立评委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委名单，临时通知评委，当场评选计分，当场公布结果，公证机关现场监督等等公正保障措施。为此，中国美协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计分软件。每个评委在独立评选后，数据输入软件后可立即出结果。结果又在国家公证员的现场监督下马上公布，以杜绝事后的人为干扰。在复议机制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性设计。在金、银、铜奖的评选上，也有一套公证员监督，评委评议，独立投票，现场计分现场公布的科学严谨的程序和方法。”［16］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雕塑征稿方式由层层筛选改变为直接向组委会投稿，同时增设了实验艺术展区，把实验艺术纳入到展览体系中，凡此种种改变措施使全国美展朝科学化、公平化发展。在对评选标准的认定上，全国美展近些年为艺术的自由作了最大的努力与争取，《物华》、《嫩绿轻红》等作品的获奖，说明全国美展对多样性、探索性作品的接纳与认同，对于美术来讲，这是令人庆幸的事。抽象绘画从第七届美展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实现了“零的突破”。在近几届的全国美展中，表现日常生活、儿女情长、探索新技法的作品日渐增多，今年的第十二届美展中对实验艺术的接纳，使美术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方法。全国美展，充满了跌宕起伏和悲喜交加，它的整体形象与百年美术融为一体，它的评奖，在各种声音中也显示了极高的关注度，政府、画家、观众等都对它寄予厚望，使美术评奖超出了它的承受力，也使它奇迹般地承受了这一切，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对它的关注、质疑、批评说明了对它的爱之深切，亟待全国美展评奖克服其弊端，以及与之有关的各方都做出调整: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放宽心态，“得奖者不要太兴奋，落选者也不要太丧气，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17］对于评论家而言，也不要言辞激烈，全盘否定全国美展，诸如“评选整体有失公正”、全国美展“只是热热闹闹的活动而已”等言辞，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感情用事作风尚需改变;对于各美术机构而言，不要把全国美展的获奖或入选看作晋升、职称评审或社会地位的唯一衡量标尺;而对于全国美展的主办方，应该在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合理地分析，建立起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结合全国美展开展的中国美术理论批评建设，一方面要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从自身的美术批评传统出发，结合现实的社会文化状况，提出新的美术理论问题”，［18］具体操作上，在送展渠道上，要允许没有组织的，或者说体制外画家个人送展，增强包容性，在评委库建设中，如林木所言，“可在评委库中，分出国、油、版、雕各自的评委群，也可再细些，如国画中，能兼顾到随机抽取的评委中又大写意、小写意、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各类型能大致平衡;［19］在评奖层面上，“不要分金、银、铜，评出优秀作品就行。艺术没有固定标准，比不得体育竞赛，可以用一把尺子量。只能评出较好的，难以评出最好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信息时代，亟待看到全国美展在促进主流艺术价值形成的同时，也能注重促进艺术的全面繁荣发展方面，通过国家意志与民间思想的相互结合，通过评奖这一制度设计，引领中国美术文化在思想性上积极、健康向上;在艺术性上大胆探索;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生活的作品;选出的作品要“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导引，让画家知道“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21］“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22］反对把进入全国美展以及获得奖励作为个人利益提升、画价抬高的渠道，而“当市场的奴隶”，确实做到最权威、最广泛、最具影响力、最具学术性，这才是其意义的终极所在。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一、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1、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官本位思想）、权力惧怕心理与权力虚无心理共生，形成对立的二元政治情感并存的心理结构。

与西方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相反，中国人对权力具有浓厚的崇拜心理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国人有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对权力，当权者爱不释手，无权者向而往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失去制约的权力曾被统治者滥用到极致，国人深切体会到了有权者的威严和无权者的无奈，更羡慕当权者的风光，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当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当官发财"已是中国人一种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识，所以，现在有人“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竞争对手，就不足为奇了。拥有权力还意味着拥有名誉、地位和尊严，晋升官阶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功成名就的标志。可见权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础，权力崇拜自然就会妨害权利的实现，并且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但是在权力崇拜的同时，中国人又常常出现权力虚无意识的泛滥。例如，不少人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而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令不畅，“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虚无意识的反映。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自然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给自足性，万事不求人，这就容易产生权力虚无；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崇拜容易导致专制政治，权力虚无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现代法治既反对专制，倡导权利至上，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倡导法律至上。

2、无奈的清官情结、圣人掌权心理。

从40年代即开始的对“红太阳”、“大救星”的歌颂，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的“青天”、“父母官”的称谓，构成了一股虽与公民文化极不协调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富有生命力的大合唱。[1]老百姓受到侵害时，只寄希望于“青天”、“清官”救民于水火，解民命于倒悬，中国史籍中对清官的歌颂令人感动，但恰恰反映了人治社会中法治的软弱和无能。在一个推崇法治的社会，在一个依赖制度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把自身的命运系于一人的现象，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的权威[2]。这种“奇里斯玛”型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度里，往往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它带给人们的常常是“清官情结”和“救星情结”，而且这种情节在时下仍然大有市场，清官戏的热播就是体现，《生死抉择》、《省委书记》和《天下粮仓》等等都曾轰动一时。现在很多社会不公现象，按正常的程序往往解决不了，非要有某个高官、甚至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才可以解决，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中国特色的“批治”，问题解决以后有些人免不了要高呼“×青天”，甚至下跪谢恩，活脱脱一个封建时代的“顺民”、“臣民”形象！而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政府和公务员是公民（纳税人）所雇佣的公仆，委托他们行使公共权力,他们解决社会矛盾是他们的义务，干的不好公民只有批评、监督甚至是更换他们的权力，干的好却无必要感恩戴德！清官期待意识是精英主义政治思想的体现，它使人们把政治的清明寄托在“清官”、“圣人”身上，因此注重人的选拔而不重视制度对人的约束。如果政治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在制度上找原因，而在人身上找原因，不是期待制度解决，而是期待能够再出现一个完美的领导人来解决和改变现状，这实质是人治社会的体现，普通老百姓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这种清官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而科学严格的制度却可以保证清官的出现是必然且是理所当然，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因此，清官是可敬的，但却是无奈的，在百姓呼唤更多“吕日周式清官”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寻求制度为民创造福祉的努力。在为吕日周感动的同时，我们需保持一份现实的清醒，不能忽略制度的建设和对制度缺陷的理性批判。

3、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每个社会成员生来就是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和面子，民间更有“熟人可以多吃三两豆腐”之说，中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认识什幺熟人，而不是想到我应该按什幺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之风盛行，民间有人戏称“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可见其市场之大，因此，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人人都知道编制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却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成“白条”，因此也就出现了陈四益所说的制度虚置。因此，我们讲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从纸上的宪法到心中的宪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义务本位的法律体系，导致国人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

从古至今的各种法律文化，可以大致分成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利本位模式两类。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模式，现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应该是权利本位模式。简要地说，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义务本位模式；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平等对待（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权利本位模式。义务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它着眼于如何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单向社会控制，法律在确认臣民的有限权利时，只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对统治者的义务。权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它允许甚至鼓励（至少在法律规定上）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用义务来源于、从属于、服务于权利的逻辑去安排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总之义务本位论者认为，其一，义务是法的重心。其二，在法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作保障。其三，法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的权利规定更多的信息。其四，法以义务为重心不仅不会削弱权利而且有利于权利。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必然造成人们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政治参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这种体制下造就的要幺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草民”，要幺就是“刁民”、“暴民”，而非公民。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和浸淫，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中国人--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下级服从上级，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成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成了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形成明显的反差。

以上这些臣民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在民、民主法治、权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必需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先要厘清三个基本概念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

所谓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组成要素的民间组织具有五个显着的特征，即组织性，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产物，臣民社会则是小农经济和人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法治（），经济上的特征是明析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别是心理结构上国人完成了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构成要件，所以说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根基。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它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概念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阐述公民的一般涵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公民（citizenship）“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实体间的法律上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享有某些权利、特权以及因其效忠国家而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4]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人与国家互负义务。这是对臣民国家单方面地向个人施加义务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避兔了暴政。二、个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对维护个人在国家中的不同地位（等级和特权）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排斥了特权。三、个人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对象（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法律又是在个人以公民身份的参与下运作的（离开了这一点则是专制主义）。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构成要素。总之，公民身份标志着社会生活处在无政府主义这一端点与专制主义这一端点的中间状态，表明政治的民主化。何谓公民文化（civilculture），《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5]，解释似乎过于概括。我国公民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学者沿袭了阿尔蒙德参与型复合政治二分化的提法。如学者丛日云认为，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6]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是二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面，民主制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又如学者李传柱认为，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7]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显然也是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发展。

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8]而我们现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克服臣民社会、臣民意识的残余并且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具备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的公民至少具备下列特征：

1、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人若丧失了人权，即沦为奴(隶)，不复享有自由。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2、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民主的基本涵义是在民和民为邦本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党派独裁，主张政权民授(通过选举制)、政策决定权民予(通过代议制)和财产民有(财产所有制)、民治(自治)、民享(权力和权利共享)，特别是要确立现代选举制度，解决权力的来源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层层向上依附的积弊，真正确立情为民所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意识，抛弃“清官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法治是指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构，它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以法治官和正当程序原则。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型，不仅要求社会有完善的立法和法理权威的确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让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法律。是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奉行民主法治，增进人民福利。必须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中国要尽快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不要让孙志刚的悲剧再次重演①。培养公民的意识，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公共权力秉持应有的警惕，防止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和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

4.责任意识。现代社会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去爱惜、去维护、去发展，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特定时期交叉重迭。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少数人的逃遁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的缺乏令人忧虑，“非典”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的公共大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幺样的公民就有什幺样的政府，有什幺样的政体。只有当公民们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

5.纳税人意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培养纳税人意识是迈向公民社会的门槛。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相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应该依法纳税，同时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质询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收情况和税收支出情况，有权对政府的税务行为、财政行为和公共事务提出质询，有权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督察直至依法和控告，最终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更换自己雇佣的“公仆”。政府和公务人员通过税收拿了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应该热心地为纳税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刁难，公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有批评、监督、甚至有更换其的权力，却无感恩戴德的必要。作为公务人员，如果嫌拿的工资不够多，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但决不允许，贪赃枉法。公务人员违法，更应依法惩办。否则，公民对法律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仅公民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更要树立纳税人意识，他们的被纳税人养的意识才可以引申出“公仆”意识。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已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我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但是成绩却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仍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反思我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一直被严重地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们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深层次的差距。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是制度，但是唯独不可以把把整个国民置换和移植掉，人的现代化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现代化也最为艰难，这不是那一个人，那一部分人存在地问题，而是全民族人人都存在的问题，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在政治上早已经被打倒，文化上也曾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观念、伦理结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没有真正改变，而且早已牢牢扎根于潜意识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状态（所谓的潜规则）左右我们的思想指向、行为指向和价值指向，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即使伟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历史上许多惨痛教训以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困难都与它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自身的文化观念素质构成社会的基本层面。社会各个基本层面是相互决定、相互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在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实和完善，离不开人的素养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的支撑。以《走向现代化》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一千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痛切的教训使一切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10]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史表明，公民意识的缺失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但是是现代化的必然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因此，呼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人的现代化问题需要全民族觉醒，需要全民族人人反思，也是建设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

三、培育公民文化的途径

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问题累积成山，工作千头万绪，因此要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社会运动，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下面这几项工作，我认为是长期性的，也是奠基性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培育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公民文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则是它成长发育的沃土。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恶果:一是形成人们对土地，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形成身份社会和封闭保守心理；二是养成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进而形成亲情礼法大于法治的传统，养成崇古崇长崇老的心理；三是养成人们对男性家长的依赖，进而形成依附仆从心理。这些恰好是哺育臣民社会的沃土。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则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权力的组织、运行方式和实现方式的运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会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权利平等和人身自由；市场经济的契约合同规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法治社会而非身份社会。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努力的方向主要是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使商品和各种市场要素自由进出各地市场，打破特殊行业的行政垄断、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使权力寻租失去土壤[11]，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当前，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总量和经济指标增长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利益结构，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在单向控制的利益体系中，个人利益绝对隶属于国家和整体利益，下级利益隶属于上级利益，政府权力的触须深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利益吞没其它主体利益的情形，现在个体利益日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性的日益张扬和社会活力的增强。在公民社会和民营经济冲破国家垄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到今天，谁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谁也无法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因为经济的增量，对外贸易的增长，财政税收的增加，人民的就业和福利愈来愈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由此，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对权力迷恋的“官念”正在逐步淡化，例如浙江温州两位副市长和正副政府秘书长辞职经商，特别是副市长吴敏一是一个留学美国、仕途很顺、大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干部[12]；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摆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并逐渐生长出一个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由此，使得自由、财产保障、人权、法治、社会公正、公平竞争、民主和政治改革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先知先觉者的呼吁，而日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是政治民主的动因，昂格尔也曾经论述道，多元利益集团是法律秩序即法治出现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君主官僚政治、贵族特权、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对于西欧法治的成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多元利益之间没有谁能消灭其它对方，必然产生妥协，“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一些自由裁决的权力，而贵族和第三等级则需要放弃某些摆脱政府的独立性。正是通过相互的调和和让步，法律秩序才得以出现”。[13]新一届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协中多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是可喜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存在，为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需求，也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想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中产阶级，培育公民社会。我们所倡导的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扫除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文化是制度之母，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社会传播作为培育公民文化的主导方面，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最缺乏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李慎之回忆，在他上中学时期，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幺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14]当前我国的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教育内容空洞化（说教），教育过程形式化（走过场），教育手段单一化（老一套）、教育效果虚弱化（耳边风），为此，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探索政治教育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时展的趋向要求政治教育要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学校是系统的、专门化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学生通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其它老师及同学关系的相处，初步了解政治生活的规范化特征，并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这一时期是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15]因此，学校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6]这就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也要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我们讲教育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里讲的“人”不是“臣民”、“顺民”而是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观念，这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指向。包括：要协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心理；要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念；在教育内容上，要注意系统的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就道德意义而言，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意识，公德意识；就法律而言，包括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法治观念等；在教育途径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予，“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17]，引导公民的民主实践，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使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成效；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扩大受教育范围，深化教育程度提高教育效果。

第三，按照十六大报告“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的要求，“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支部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的要求[18]，搞好基层民主建设，使基层民主的实践（包括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大学校。村民自治和村民直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从1987年算起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对这种“草根民主”或者说“泥腿子民主”众说纷纭，对它的评价更是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中国民主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对村民自治不可估价过高，也有人不屑一顾，但无论如何评价，大家都承认村民自治给广袤而又古老的农村大地带来了新的政治元素和制度变量，成为中国近20年来政治发展的一个亮点，特别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也给那些“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搞不了民主选举”、“中国太大，搞民主选举，会乱”等延续了几十年的陈腐论调作出了有力反击，对此青年宪法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的蔡定剑先生作了详细的社会调查[19]。如同徐勇所言，“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20]，农民通过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人，对村集体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也是一个对没有民主传统并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民主训练。正如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没有完成农民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国人的政治社会化，而完成政治社会化，政治实践是最直接的，因为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它媒介而言，它具有更根本的意义。现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现象，深圳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王亮击败正式的候选人的新现象，还出现了用张贴海报、承诺等方式竞选等现象，最近又出现了选民要求罢免人大代表的事件①。对这些现象，我认为政府要积极引导，保护公民日益高涨的但又十分敏感脆弱的民主热情，因势利导地修改现行的选举法规，让选民的民主参与行为和自己的利益建立关联，如同蔡定剑所言民主对大学教授来说是理论问题，对政府官员来说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普通公民来说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如果把民主意识理解为纵论国家大事，深谙民主理论，那幺民主永远只是政治学者独享的奢侈品。一次成功的民主实践比十堂政治课更有效果，民主实践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反之一次失败的或者虚假的民主实践将会极大破坏民主信心和民主信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城市实行居民自治，县级以下实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通过形式民主训练民众，培养民主习惯，在到运用形式民主争取权利、维护自身利益，正如军人必须从“一、二、一”的队列训练一样，久而久之，民主就会固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进入国人的骨髓和血液，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养成公民意识，形成公民文化，民主从价值理念变为制度实践，至此，民主才有了根基，而不在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曲高和寡地呐喊——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毕竟我们已经在路上。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大理地区是云南较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之一，汉武帝开边“西南夷”，这里就被纳入了汉帝国永昌郡的羁縻治下，在大理洱海的中心地区设置了叶榆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此时，这里主要是昆明夷的居住之地，汉武帝数次发“间使”通“身毒道”都闭于“昆明”。在两汉帝国持续的军事打击、政治怀柔及文化感召下，逐渐被纳入了中原中央王朝的羁縻政治体系中。三国蜀汉政权在此设置云南郡。唐帝国初期大理地区被划入经略西南的戎州都督府，此时实际统治南中地区达400余年的爨氏家族企图继续这样的“自治”局面与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发生冲突，诸爨诛杀唐帝国经略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据点安宁筑城使竹灵倩，唐帝国把目光转向洱海地区的南诏，扶持南诏吞并其他五诏，消灭爨氏的统治力量。其后以大理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南诏国。唐帝国“以夷制夷”的边疆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失败，但对包括大理地区在内的整个云南边疆地区实际起到了巨大的发展促进作用。虽南诏政权一度与吐蕃王国联合与唐帝国屡兴兵革，但其吸收的儒家文化对大理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南诏政权最终归附唐帝国，隶属唐帝国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的云南安抚使司管辖，其本质是唐帝国治下的一个羁縻府州。南诏政权末期，白族最终形成。随后的大理国政权延续了南诏国的文化传统，继续吸收中原儒家文化，白族属于农耕稻作民族。

元帝国灭大理国后建立云南行省，并加宗王镇守，但此时的云南边疆地区，大理国政权的统治刚刚结束，大理国延续的是南诏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精神与制度，其中略有损益，历经两个地方政权统治达500余年，在诸多方面元帝国实际上无力进行有效控制。舍利畏起义镇压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及权臣高氏家族，他们在大理地区仍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元帝国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在云南边疆地区得到有效发挥。明清帝国时期中央政权的力量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副贰从滇东北进入而一举消灭元帝国镇守云南的宗室梁王。前元帝国大理总管大理王室后裔致书朱元璋要求仿朝鲜例，以藩属国身份臣服于明帝国，以谋求独立割据之地位，朱元璋严词拒绝。明帝国军队迅速荡平云南边疆的割据势力，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基础上设置云南布政使司，并留沐英及其后裔世袭镇守，发展屯田事业，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边疆地区，云南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清帝国继之，特别是清雍正时期授权鄂尔泰对西南边疆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治下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在明清中国人口剧增的背景下，大量汉族移民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云贵高原开垦山地。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基础雄厚的大理地区得到了更进一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开发。明代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移民以军屯为主，大理地区是重要的经略区。洪武十九年沐英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中称：“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这个提议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之荒，榛荞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令沐英“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诏景川侯曹振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大理）之地屯种。”到明代末年，“洱海地区的耕地已由明初的2.8万顷增加至5万多顷，扩大了近一倍，历史上素称干旱的云南县，亦一变而为‘云南熟，大理足’的富饶沃壤之乡。”

可见其实施屯田的开发程度之深。此外，有明一代还实行了“民屯”和“商屯”，这些政策都促进了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清代向云南边疆移民的情形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代移民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内地土地已被垦殖殆尽的矛盾所致。清代中国人口剧增，“顺治八年（1651年）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633326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326307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4亿大关。”[5](52)清廷中央政府对此采取了务实态度，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皇帝认识到“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物。”[6]中原腹地及江南地区无地耕种的过剩人口与云南存在大量可开垦的山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形式。雍正年间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大理地区的土司统治势力虽不及镇雄、乌蒙、东川等地强大，但其周边大量的土司势力被消灭，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相互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和容易。清雍正时期及后期向云贵高原移民一直持续进行，并呈不断上升趋势，雍正皇帝诏谕：“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外，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7]清代是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的一个重要时期，迁入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的人口在300-400万之间。

到清末云南人口已达1250万人，[9]而明末，天启间刘文征撰写的《滇志》中云南人口仅为1468465人，[10]增长了近12%。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对云南边疆地区进行了深度开发，如偏僻的广南地区，“广南向止夷民，不过蛮僚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向如乐土。”“乾隆四十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三千五百五十甲，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七户……然遗漏甚多，日流民忽来忽去，无定数。”大理地区历史时期以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云南边疆地区都处于较高的领先水平，属于云南边疆地区发展的“腹里”地区，广南等地处滇南的偏远地区尚且如此，大理地区更自不必言。乾隆七年云南总督张允随奏请：“请嗣后民夷垦种田地，如系山头地角、坡侧旱坎，尚无砂石夹杂，在三亩以上者，俟垦有成效，照旱田例，十年之后，一下则升科，至水尾河滨，尚可挑培成田，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后，以下则升科。如零垦地土，低洼处所，淹涸不常，难必收者。仍长免升科。仍照该地方官给照开挖，以杜争占。”[6]乾隆三十一年又诏谕：“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均已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向令边民垦种，以供口食，而定例：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均以下则升科。第念此等零地土本与平原沃壤不同，倘地方官经理不善，一切丈量甚力，胥吏等恐不免从中滋扰。嗣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着听民耕种，概免升科，以杜分别查勘之累；且使农民无所顾虑，得以踊跃赴功，力谋本计；该部遵谕即行！”嗣经户部遵旨议定：凡内地及边省零星地土，悉听该处民人开垦种植，云南布计亩数，永远免其升科。”

从上述资料中可知，清代中央政府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人口剧增的压力，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其目的在于缓解人口压力。同时也可看出，清中后期，上述奏请、谕令中屡次提到“山头”“地角”“水滨”“河尾”等词语，说明云南的土地开垦规模之大。乾隆三年云南提督蔡成贵上奏言：“云南大理城三十里之喜洲地方草厂，向为提督牧马之区。因有旷废余地，于乾隆二年借备工本银二百两。本年募民耕种……”清代为了扩大洱海出水口，降低水位，保护洱海周边的农田不被淹没，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洱海“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浚，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既没。”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滇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清乾隆以后云南“水路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鼓励开垦‘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之土……姑无论平坝或半山区，即使象宾川（大理）、大姚之间‘盘踞六百里’的铁索箐山区，明朝时期被认为是不开化的‘奥区’，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开辟，至道光年间，已是‘深山大壑之中，无不开辟之地，即无不居人之境，而村屯瞭望，若指掌矣。”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是人口增长所致，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资源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原腹地大量的闲置人口移民进入，同时也带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康熙五十二年大理府“原额人丁共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一。今（嘉庆二十五年）滋生男妇大小共五十六万六千三十五名口，计十万一百五十二户。”“道光十年，实在土著民户一十万三千四百三十六户，男妇大小民丁五十九万六千七十三丁；土著屯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八户，男妇大小屯丁二十万五千九百四十二丁。”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大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为13%，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为7%。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大理地区每平方米人口密度为2.89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41.31人，道光十年为44.27人。呈现为越来越快的增长趋势。在人力充足，农业生产技术娴熟、王朝帝国政府“惠民”政策的促进下，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取得了长足发展。“道光七年，（云南）实在成熟民田地八万三千七百四十四顷四十一亩六分零。实征正耗夏水税秋粮麦、米、荞等共一十六万八千三百二石二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一十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五两五钱六分零。又实在成熟屯田地九千一百四十三顷九十八亩七分零。实征正耗夏税秋粮麦、米、荞、谷、豆共七万二千二百四十六石一升零。实征条丁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二分零。”[12]大理府道光七年，“成熟民田地九千三百九十一顷八十四亩三分零。实征正耗夏税麦、秋粮米共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斗五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两九钱七分零……成熟屯田地一千四百九十三顷三十六田四分零。实征条丁等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四千八百九十一两八钱七分零。”[12]在云南21个主要的府厅级行政单位中，其中上缴赋税占到全省的1/8-1/7左右，仅次于云南府。

二、反思：文化、制度与生态环境变迁

明清时期，在国家治边思想、决策及客观人口剧增的历史背景下，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获得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王朝帝国大一统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内地化的过程中，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一切都奠基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数量庞大的人口，在大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从其人口增长、垦田亩数及水利建设等发面可以看出其发展程度之深。农业生产是一种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大理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生态环境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发展程度本已较高的平坝、河谷等平缓地区早已被利用完毕，这些平缓地区只占大理地区整个面积的10%，其余90%左右都为山地。大量人口涌入大理地区，玉米、马铃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对高原山地气候适应极佳，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山地的开发逐渐成为普遍和必然的选择。笔者在田野走访中，从当地年岁较大的农民口中得知了一些从其祖上口耳相传的关于村中一些土地开垦的大致时间等情况，在文献记述中也可看出。山地的大量开发、使森林面积减少，水土保持能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据2002年大理市水土流失调查数据显示，大理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51.1%”，卢冬冬等在《基于景观格局和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大理市生态脆弱性分析》一文中通过对景观格局指数和水土流失敏感修正指数的数值分析，计算得出大理市生态脆弱区的分析，“极度敏感区面积为29751.92hm2，占研究区面积的16.7%；高度敏感区面积44961.70hm2，占25.2%；中度敏感区面积15070.81hm2，占8.4%;轻度敏感区面积71122.56hm2,占39.8%；不敏感区面积17654.55hm2,占9.9%。”

“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洱海西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区域，以及洱海东部植被覆盖较差的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洱海西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区域，以及洱海东部植被覆盖较差的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17](96)由洱海及其径流、周围湿地、森林等形成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区域生态环境无疑在过度开发强度下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大量森林被砍伐，改造湿地，修建众多水利工程减弱了河流自身的调节功能，水土流失严重，大量的淤泥导致洱海水位不断下降，面积萎缩。上世纪60年代以来洱海水位和面积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结果。明清以来过度的农业开发是导致的重要因素。儒家文明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早熟的理想性导致弱化技术因素，作用在农业生产上即表现为文化思维上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实际人口压力下不能发挥有效的规避作用，农业生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必然引起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大理地区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本民族中亦保留了独具特色的“小传统”，生态文化是其中一份子，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白族的传统习惯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作用，如大理州洱源县凤羽坝子北部的铁甲村，是白族聚居的村庄，村中有一块清道光十五年的《乡规碑纪》，明文规定：“铁甲村虽僻处僻隅，男人非不良也。总由在外日多，乡规在议，屡行不义。河边柳茨，绿御水灾，不得口行砍伐；山地栽松，以期成材，连根拔取……今众姓会议，同为盛世良民……不许仍蹈前辙……所有规条开列于后：……一遇有松菌，只得抓取松毛，倘盗砍枝叶，罚银五两；一查获盗砍河埂柳茨，罚银五两……”白族的传统习俗中还有禁止猎取和食用作为本民族图腾的动物，注意保护森林和水资源等。但上述这些保护的环境的生态文化在社会发展经济的主流影响下，被慢慢的“屏蔽”，丧失了原有作用，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现代非传统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具体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技术具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并不能无原则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从文化思维层面考察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文化、制度两大社会发展的“人事”因素与自然生态环境有巨大的关联影响，三者相辅相成，不能无视地把自然生态环境置于前两者的对立面，只知道无尽的“索取”，而不知保护与延续。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陷亦应用国家决策、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给予“矫正”，与时展的具体情况相适应。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中国乡村文化是一片广袤的富矿，蕴含着无限的文化生长空间和市场拓展空间。各级政府、国有和民营企业乃至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乡镇基层组织应具有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眼光和创造激情，绝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浙江横店农民利用山川风物，打造逼真度高、价格低廉、风格多样、服务周到的中国影视拍摄基地，修建出万里长城、故宫、19世纪南粤广州城等场景，不仅为拍摄影视服务，而且成为新的旅游休闲景区，创造了震惊海内外的“横店模式。山西晋中榆次后沟村因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一跃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黄金旅蝣点。后沟村为此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各地有不少被文化部命名的特色文化之乡，如“风筝之乡”、“唢呐之乡”、“竹编之乡”、“陶艺之光”、“剪纸之乡”等，这些特色文化的建设一旦与产业融合，必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里的商机无限，这里展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亮丽曙光。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农村文化管理体制没有理顺，部门分割严重,目前，乡、镇文化站人事、经费都属于乡、镇管理，而业务上受上级文化局指导，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表面上看是多了一条通道，而实际工作上却多了一道门槛。上级文化局只从业务上下达了不少工作，而没有给钱；而文化员集中主要精力参与乡、镇中心工作，只忙碌于应付上级的检查。（四）农村文化事业队伍建设弱化，人才上匮乏。目前，乡、镇文化站的编制大都只有1―2人，最多的也就3―4人。像我一样的文化员，基本都兼任其他工作。另外人员年龄老化，学历不高。

二、对农村文化发展对策

（一）实加强组织领导，真正把文化工作纳入硬性考核

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充分认识到文化工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作用，提高对乡村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文化工作必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落实、一起考核，要形成刚性的考核机制，比如有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各类考核指标；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明确的奖惩措施。依靠刚性的考核，切实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确保一方长治久安。

（二）政府真正采取措施，加大必要的财政投

入政府要保证对文化事业的经费投入，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文化投入的比例。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投入文化事业，出台优惠政策，吸纳文化产业投资，吸引社会各界捐资，形成有特色的文化产业融资体制。以现有的机构、场所、设备等为依托，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养文，通过多元投入，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撑。

（三）充分理顺条块关系，乡、镇文化员受条块管理

由以乡镇管理为主，实行垂直管理，实现人财物的集中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文化员独立开展工作，保证文化员的正常开展，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为确保队伍稳定，明确规定每个乡镇确保有专职文化干部从事文化工作。

（四）加强文化队伍建设，提升文化员的综合素质农村文化队伍是农村文化的主力军，必须切实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文化员的素质。一是要加强培训，稳定和提高现存队伍，定期选送文化员到相关院校进行培训，提升业务素质。二是要广泛吸纳人才，从艺术院校毕业生，从文艺骨干队伍中发现人才，充实到乡、镇文化队伍中，不断增添新鲜血液。三是要提高待遇，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文化员，激励文化员奉献文化事业，全身心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