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原生态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J].中国音乐，2005，4.

[4]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J].音乐研究，2004，4.

[5]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6]杨仲华、尤志国.中国气派民族神韵百姓欢迎──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确立[J].中国音乐，2005，1.

[7]杨曙光.多维文化视野中的专业民族声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4，2.

[8]管建华.文化策略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5，2.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2篇

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大学体育文化的功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文化具有传递、继承、辐射以及创新等功能。大学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样具有健身、育人、导向和创新等功能。

(一)学术功能

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相适应。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在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部门才能体现出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而现在，由于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涌现，许多高校也对体育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是一些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对大学体育文化学术功能的一种拓展。

(二)导向功能

大学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导向功能。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家、集体及校园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园体育行为引导到体育建设目标上。体育在长期的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价值观念，并不断进行升华，在为校园体育行为提供参照的同时，也引领校园文化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交网络交际的频繁，大学体育和日常生活逐渐融合。“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观念的提出，促使大学体育文化对社会体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三)竞技功能

体育是竞技比赛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学体育文化也少不了竞技功能。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体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体育文化竞技功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更好的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本校体育项目的特色。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本校的体育项目竞赛的实力，同时也为创建独具特色的大学体育文化营造出了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创新功能

大学校园是体育历史文化的“储存室”，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加工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体育新技术、新观念等不断涌现与推广，促使大学体育的发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体育文化在展现当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在当前多样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要与世界体育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体现出本校体育事业的发展特色，发挥出高校体育主导文化的作用。

(一)坚持普适性与特色性相协调统一

在现阶段文化多样性语境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坚持体育文化普适性与特色性的相互协调统一。首先，高校体育文化要坚持其普适性，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气息，保证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体育文化的协调;其次，作为高校体育，又要体现出其自我的特色，凸显个性，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也要正确处理高校体育文化多样新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体育文化面对的是全体学生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仅仅突出了几个比较占有优势的体育项目，忽略了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点。还有些高校，没有立足于本校的发展实际，将把整个学界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了风向标，盲目发展，未能体现本校特色。这些极端思想与行为都不够正确，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真正体现出素质教学的内容。过去，我们在教育中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正处于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期。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体育文化也应该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接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素质教育中，需要重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有利于培养体育兴趣，自觉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1.彰显体育精神。国与国，校与校、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体育比赛中，有利于形成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提升集体的凝聚力。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推进素质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养竞争合作精神。体育精神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将来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同时，体育项目中的团体合作性，促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形成协作配合的意识，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3.塑造学生性格。体育竞赛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塑造学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三)尊重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更加频繁。体育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我们既要为本民族的体育文化感到骄傲，也应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抱以足够的尊重。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而其他国家也有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要尊重他国的不同体育文化。并要对这些优秀文化进行挖掘与整理，体会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在尊重保护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同时，促进我国体育文化建设。在多样性环境下，我们要正确理解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辨清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体育文化学术、导向、竞技以及创新的文化功能。在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中，坚持普适性和特色性的和谐统一，要把素质教育作为指导思想，尊重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并要贯彻“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思想，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走出体育文化建设的误区，促进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出一份力量。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地球环境的恶化,各种生物数量迅速减少,很多物种甚至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作为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地球支撑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以比其历史上的自然过程加快了1 000倍以上的速率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其形势十分严峻。世界各国从中看到了危机,组织起强大的科研队伍,对生物保护进行了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为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很多专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我国就有这样一位保护生物学家,他从事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研究50余载,主持过国家、中科院、云南省和国际基金组织等多项科研任务,连续担任中科院3个研究所(园)的行政领导30多年,为科技管理和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就是我国著名保护生物学家――许再富教授。

勤奋成才结缘科学

1939年,许再富生于广东饶平一个贫困的家庭中。在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万水千山之遥的我国西南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生活在那样一种科研的学术氛围内,许再富深受影响和熏陶,在那时,他便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而与科研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许再富到科研所时是职称最低的“见习员”,他深感自己知识贫乏。所以只要所里有学术报告和专业培训班都要争取参加,晚上和节假日多用于看专业书。后来又抓住机会,边工作边学习,读完了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函授课程,为科研工作“充了电”。

在参加工作的前20年里,许再富本来从事的都是技术性的工作,但好奇心驱使他对植物园栽培和野外的多种植物进行实验和观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并参考了前人的一些著作,写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论文,这些论文得到了蔡希陶教授和吴征镒教授的认可。而年过“不惑”之年,许再富还到原东德去留学,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要用英文听课、实习、考试和进行论文答辩,把带去的一本《英汉词典》都翻烂了,其艰辛和付出是不言而喻的。

许再富教授的认真和努力得到了中科院的信赖和器重,他连续担任了三个独立研究机构的副所长、所长(园长)。在这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许再富教授是科技管理和科学研究“双肩挑”。那时的许再富教授很清楚,科技管理与单位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责任重大,而科学研究只是个人的问题。所以,他把80%-90%的时间投入到科技管理上。值得安慰的是,被中科院评为“优秀所长”,而在他卸任之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已成为世界的一名园,也首批进入了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基地。而科学研究则几乎成了他的“业余爱好”,只好利用多数的节假日进行科学试验和野外考察,也利用多数的晚上看书,整理资料和写论文等。

保护生物功在社会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许再富教授主要从事植物资源及其引种驯化的研究。而在1977年,他陪老师蔡希陶教授到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会议”,在会议上了解到国际上十分关注经济发展加快了资源的消耗和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问题,而植物资源也因人类的滥用而处于受严重威胁的状态。所以,1978年,在由许再富教授主持起草制定的中科院云南热植所的《十年发展规划》里,经蔡老同意,在原有“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方向任务中,增加了“保护”两个字,成了我国最早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机构。在1980年,这个规划获得中科院的支持,许再富教授主持了一个“濒危植物调查及迁地保护”的课题,从此他的一生与生物多样性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80年代中期,许再富教授到原东德的德累斯顿技术大学参加联合国环境署和教科文组织在那里举办的“资源发展、土地管理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研究生班学习。在那里,一些国际著名专家多次介绍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受其启发,许再富教授的毕业论文就选择了“云南热带植物资源的保护”。

1990年,许再富教授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我国第一个“生物多样性考察组”,赴美国和巴西考察,接触到该领域的一些国际前沿问题。当年,作为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后改为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中科院召开的、我国第一次“生物多样性研讨会”,也应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的邀请,在1991年中科院召开的“生物科学未来十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现状、趋势与展望”的报告,这也成了我国生物多样性领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综述论文。

自此以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便成为了许再富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很多的研究表明,在生物多样性分布最丰富的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流失与本土和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森林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和湿地生态文化等的淡化与丢失密切相关。因而,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它们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所以,在制订多管齐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时,不能把文化尤其是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整理、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等置于视野之外。

有史以来,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是绝对的。所以,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又如另一枚硬币的两面:保护和利用。保护应该是有效的,而利用则应该是可持续的。如果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是采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不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则各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行动必将是徒劳无功的。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提倡“生态文明”,也正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可持续的模式,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等,这为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带来了新的曙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增设植物园,从而达到对植物物种进行保护的目的。那时,我国的植物园几乎与国际植物园同步,因挑起了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新重担而至今已发展到240多个,收集保存的植物30 000多种,约占世界植物园保护植物的1/3,其中分布在我国的约20 000种,保护了我国区系成分的60%,每年进植物园观光旅游和接受科普教育的人数也达到二、三千万人次。所以,植物园的建设除了进行科学研究和进行科普教育外,还是受严重威胁的成千上万种植物的最重要避难所――诺亚方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植物园的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布局不平衡,植物园的建设受投入和人才制约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但需要科研工作者的努力,还需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的保护。

爱国情怀温故知新

许再富教授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东德留学之前已先后到过斯里兰卡、泰国和英国等国家进行过多次的科学考察,而从德累斯顿技术大学国际研究生班毕业时,许再富教授已早过“不惑”之年了。但在许再富教授的心中,他的事业在中国,之所以40多岁了还到国外留学,不过是想多开眼界、多学一些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科学事业而已。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4篇

园林设计评价不仅限于对园林各要素山水、地形、建筑、植物等的评价，还应包括对这些要素布局、规划、营造的意境等综合性质的“精神”评价，并从中提炼出能对各构成要素及内在“精神”进行评估的准则。本文以园林植物美学标准发展和园林规划设计的美学考虑为基础，进而分析园林整体美学要求，从中提炼出综合评价各要素的评估准则。1.园林植物美学标准的发展西方国家对园林植物有两种态度：一是以种植为主要目的；二是为造园的材料之一。西方国家受早期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早期哲学家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认为：数是万物之源。数既是世界的来源和性质，又是世界的存在和状态。于是美的规律当然也就是数的形式规律，数的和谐是西方人最高的美学理想，美就是数的和谐。在西方园林里黄金分割与比例关系就成为艺术规则与标准。表现在园林植物上，就是严格按照规律计算得到一个规整的图案。在中国传统的造园中，植物是园林的构成要素之一。中国园林对植物的评价形成与中国园林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以周维权先生在园林史中的阐述，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秦汉时期是满足人们物质生存的阶段。以种植和饲养动物为主。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满足人们对植物的精神寄托阶段。从模仿自然到了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享受阶段。第三，隋唐时期进入了一个自然美，形式美，艺术美的完美结合阶段。第四，元、明、清时期是对意境的追求阶段。园林植物美学的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从自然生存要求到欣赏、心意层次上的愉悦要求。对园林植物评价包括了生态美、形态美及意境美等多个角度。2.园林规划设计的美学考虑中国园林规划设计比较重视主题之美，注重对传统古典园林设计原则的师承与创新。师承“师法自然”的造园思维，顺应“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因地制宜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园林造园原则主要有：“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山水为主、双重构造；有法无式、重在对比；借景对景、引申空间”，具体到造景手法有：抑景、借景、添景、夹景、框景、对景、漏景等。造园内容包括：筑山、理池、植物、建筑、书画等。因而中国园林在造园构景中运用多种手法来表现自然，以求渐入佳境、以小见大、一步一景的艺术境界，以取得自然、淡泊、恬静、含蓄的艺术效果。这些方法既可以作为造景手法，也可作为观赏法则。从美学体现角度看，中国园林合适地利用了山石、植物、建筑，因地制宜，对大自然之美进行再现，体现了一种怡然、闲适的自然之美。中国园林也追崇“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美。而这种意境美是一个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国艺术精髓的美学范畴。园林中的意境美讲究“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正如宗白华先生在其《美学散步》中谈到：“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出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所在。中国古典园林有“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造园思想和“虽为人造，宛自天开”的美学境界，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和谐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日月、山河、森林，无不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也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再次论证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思想的科学性。虽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以经济发展为背景的，但经济的发展同样影响着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正如《淮南子本经训》上，“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典故，指出发展经济以不能破坏山林、水体等生态环境为前提，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所以，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国园林中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和道德之美。中国古典园林深受儒家“德”思想的影响，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将竹子、松、悔、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比作高尚品格的象征。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思维。

二、园林美学评价准则的提炼

以园林植被美学标准发展、园林设计美学考虑为例，进行美学评价基础分析，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同的美学因素，这些共同的美学因素即可作为不同形式、不同目的规划建设的园林的共同评价标准，也是园林美学评价的共同准则。这些准则包括：园林美的自然基础，可以生态适宜度代表；园林美的人文基础，可以主题符合度代表；园林美的感官基础，可以视觉美感度代表；园林美其他未能反映的角度，以综合美感度来代表。园林设计评价一般涉及到园林的艺术、人文、心理等多方面，只有对园林这个审美主体以及审美经验有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探索，才可能将园林美学评价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园林传统的美学评价比较关注意境，由视觉带来的心理感受，而忽略了视觉之外的一些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综合因素。本文以美学、设计美学为指导，以园林设计和园林规划设计原理为基础，根据园林美学评价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有效性为原则，来确定园林美学综合评价体系。园林也是一个设计产品，设计的目的并不是产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是为人的、有目的的设计。1.设计美学中相关的理论阐述1957年7月，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上，提出设计作品的基本原则：适用、经济、美观。一直作为我国对设计评价的标准。此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设计作品的思想性强调出来，因而较长一段时间里，设计作品强调：思想性、实用性、艺术性。徐恒醇先生的《设计美学》将整个设计美学分为形态构成、功能转化、文化整合、审美范畴、符号表现以及风格的变迁。在设计的审美的范畴中认为有形式美、技术美、功能美、艺术美、生态美。在设计美学中的形态构成中谈到设计产品都是实用、认知与审美三种功能结合，与适用、经济、美观原则一样同属审美的标准。同时《设计美学》认为，人工形态是有目的性、有社会性社会文化产物。作为人工形态，就包括了功能、形式、结构、材料等因素。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性和模仿自然性，是“师法自然”。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契（G。Lukacs）“模仿是艺术的决定性源泉，正是模仿和激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使人产生了一种全新类型的反映方式——审美。”结构上有一定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形式上有色彩、形状等被人直接感知（徐恆醇，2006）。[1]从设计方法学的功能论来说，设计产品具有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物质功能包括技术功能、实用功能、环境功能。技术功能又包括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实用功能包括操作性、宜人性、效能；环境功能包括人工自然、生存方式。精神功能包括：审美功能、象征功能、教育功能。其中审美功能包括造型美、技术美；象征功能包括集团象征、地位象征、意义象征、个人象征；教育功能包括陶冶情操、影响思想（徐恆醇，2006）。园林作为一种设计产品兼顾着物质与精神功能，它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用技术手段将其变成人用得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同时在精神上也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用意境来使人进入一个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精神境界。中国古典园林多以诗句的意境为主题，根据诗句来勾画草图，建造时，依诗词来仔细推敲山水亭阁植物的位置，同时还以诗词来点题景名。如拙政园中的“远香堂”，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香远益清”的诗句。还有“与谁同坐轩”、“小飞虹”、“小沧浪”等都出自名家诗词。李砚祖先生在《论设计美学中的“三美”》中，将设计的美分为功能之美、科学之美、技术之美，设计产品从一开始被设计就具有了目的和规定性。完善的功能带来技术美感。功能美的因素包括材料本身特性发挥的联系，和感性形式本身符合美的形式规律（李砚祖，2003）。[2]科学之美，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设计的最本质特征。设计的过程是设计师探索和追求美的过程，科学家是寻求和发现美，设计家是寻求和创造美。技术之美，科学与技术是一种共生关系，它介于自然美与艺术美之间。技术美与功能美有着内在的联系。技术美通过工艺材料、形式和功能体现出来。工艺技术是对材料的运用及加工技术。《吴良镛：城市美的创造》中总结城市美的艺术规律有整体的美、特色的美、发展变化的美、空间尺度韵律的美（中国建筑学会网站，2013）。[3]法国美学家拉罗曾经把工业产品的美分为5个范畴：1、功能的结构之间的统合，显示出美；2、材料的结构；3、有机的结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主次关系，其重要性的显著程度决定了人的喜好；4、形式的结构，包括对称均衡色彩等多种形式要素；5、环境的结构。强调各部分协调产生美。2.园林规划、设计中的相关原理以及设计比赛的评价标准《园林设计》一书中谈到园林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有：适用、经济、美观。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根据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环境的差异彼此之间有侧重。三者不可分离不可孤立，单纯地追求一样都可能使设计方案成为一纸空文（唐学山等，1997）。[4]《园林规划设计》中将园林美归纳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其中自然美包括了多样性、象征性、直观性。对园林设计的基本形式美法则也做了总结与归纳。如多样统一、对比与微差、均衡与稳定、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任有华、李竹英，2009）。[5]各种设计比赛，也会确定一些评价的标准，根据各类设计比赛的评价标准，可以归纳为：功利、美学、环保、文化、法律等评价标准。功利评价因子包括功能、经济、安全和健康。美学评价因子包括线条、形体、色彩、肌理、光线、空间等视觉元素的合理安排。环保评价以环保作为设计的标准，文化包括设计的社会文化意义，法律包括对设计是否依据了法律法规来判断。

三、园林美学评价指标体系提炼

由于评价的目标不同，评价指向也就会有不同，评价因子的选取也会有差异。本文的评价因子选取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被研究者们研究过并撰文的，与园林美学评价相关的，比较可靠的、有用的评价指标，通过专家对比研究者们评价法中的各种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对园林美学评价中的主要评价因子的可靠性和有用性进行选择。二是一些评价指标只是术语上的差异，但含义相近，因而本文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遵循指标与评价目标一致性、可比性的原则上对评价指标做了归纳与整理，提炼出与园林设计综合评价的相关指标，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三是根据实践操作的需要，充分体现准确、科学的原则来选择园林美学评价指标。1.经典园林著作对园林美学评价指标的论述（1）《园冶》是世界上第一本造园理论书，由明末计成所著。总结《园冶》的园林设计评价指标包括：变化、差异、赏心悦目、合乎时宜、因地制宜、形态美、色彩美、嗅觉美、音律美、象征美、曲折美、幽静美、空灵美、生态美。[6]（2）《中国园林美学》是第一部对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系统化研究的专著，由金学智所著。总结其园林设计评价指标包括有：真善美、合目的性、功能性、结构、艺术性、技术美、季相美、时景美、文学性、书法艺术、绘画性、雕刻依附美、独立美、历史性、文化与传统、意境美。[7]（3）《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的作者余树勋是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建立了园林工程学科。总结书中的园林设计评价指标有：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民族性、愉悦性、直觉性、联想性、功利性、主次分明、一致性、各异性、趣味性。[8]（4）《园林清议》是著名的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关于园林的论文集。他强调个性特征、比例与尺度、地方性、意境、立意、协调。[9]总结经典园林著作，园林设计评价相关的评价指标有：变化、差异、赏心悦目、因地制宜、形态美、色彩美、嗅觉美、音律美、象征美、曲折美、幽静美、空灵美、生态美、真善美、合目的性、功能性、结构、艺术性、技术美、季相美、时景美、文学性、书法艺术、绘画性、雕刻依附美、独立美、历史性、文化与传统、意境美。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愉悦性、民族性、功利性、直觉性、联想性、一致性、各异性、趣味性、主题突出、地方性、功能性、意境美、历史性、自然美。个性特征、比例与尺度、意境、立意、协调。本文认为变化、差异、各异性、个性特征可归纳在多样性中；曲折美、形态美、比例与尺度可归纳在形式美中，文学性、书法艺术、绘画性、雕刻依附美可归纳在风格与特征中，幽静美、空灵美、嗅觉美、音律美、象征美、愉悦性、联想性可归纳在意境美中。适宜性、地方性、因地制宜等可归纳在地形合理运用、植物合理选择、水体合理利用中。社会性、阶级性、民族性、历史性、文化与传统等可归纳为文化与传统。趣味性、愉悦性可理解为娱乐性等等。最后总结出：技术美、功能性、空间与布局、色彩美、形式美、地形合理运用、植物合理选择、水体合理利用、文化与传统、风格与特征、意境美、自然性、协调性、独特性、多样性、娱乐性、整体性、季相变化、历史文化、完整性、娱乐性等21个评价因子。2.相关的美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评价指标的提炼通过CNKI的词条相关度的搜索，“适用、经济、美观”，“园林美学评价”，“园林美学评价方法研究”，“景观美学评价”，“中国传统园林美学”有博士论文39篇，硕士论文105篇，相关的学术论文280篇，会议论文31篇。“美学视角下的中国园林设计综合评价”则没有找到相关的论文。从具体数据可得知研究中国园林美学综合评价的文献几乎没有，只能从与之相关的风景园林、园林植物、森林景观等美学评价中获得一些评价因子。从文献总结来看，其中与园林美学评价相关的博士论文有9篇。这9篇博士论文多为森林与植物景观的评价，因而与园林设计综合评价相关的因子多为生态和视觉美感方面的，使用比较多的评价因子有：季相变化、自然性、协调性、独特性、多样性、娱乐性、整体性、独特性、自然性、整体性、历史文化、生动性等。园林美学评价相关的硕士论文有18篇，同样，硕士论文也多以风景林景观、植物为主，与园林美学综合评价相关的评价因子有：体现立意、提升境界、分区合理性、人性空间；功能上的完美等可归纳为功能性；地形地貌多样化、地形地貌奇特度、区位条件、自然性、生态美、风貌协调性等可归纳为地形合理运用；植被覆盖率、植物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绿视率、生物多样性、群落稳定性、乡土性、多样性、绿色覆盖度等可归纳为植物合理选择；水体优美度、水体质量等可理解为水体合理运用；结构复杂性、空间序列、艺术构图、构景层次、完整性、环境协调性、层次丰富度、视觉多样性、构景层次等评价因子可总结为空间与布局；色彩鲜明、色调变化、色彩丰富度、色彩与季相变化、生动性、色彩富于变化、季相变化等因子可归纳为色彩；比例与尺寸、秩序与协调、韵律与比例、奇特性、形式美、对比度、形式上的美好等总的来说是形式美的法则；历史文化价值、文化的可读性、科研和历史价值、文化氛围、人文内涵、历史文化性、科研价值等归纳为文化与传统；地域特色、时代特色、人文景观的丰富度、观赏特性、景观地域性、地域特色、珍稀度。景区独特性、典型度、奇特性、生态美等归纳为风格与特色；意境美、和谐性、意境上的妙美等归纳为意境美。重复出现比较多的评价因子还有：自然性、独特性、科研价值、生动性、完整性等。会议论文3篇以及期刊发表的论文有19篇。从众多的评价因子中找到与园林设计相关的评价因子。其中功能性原则、功利性原则等可以用功能性来概括。科学美可以理解为技术美。生态性原则、和谐、多样性、多样美、植被色彩、植被类型、有序性等可以概括为植物合理运用。水体质量、水体大小、水景可以概括为水体的合理运用。层次美；层次美、空间美、有序性、构景层次可总结为空间与布局。色彩效果、明暗效果、季相美、主色彩、色彩丰富度、色彩对比度、色彩美、色彩、质感、绿色覆盖度、季相变化等，可理解为色彩。艺术性原则、统一，均衡，韵律，比例、多样美、对比美、调和美、韵律美、对比美、调和美、变化美、均衡美、尺度美、虚实美、师法自然等因子可理解为形式美。历史文化性、历史与风俗、艺文与书画、科研和历史价值等因子可理解为文化与传统。美学质量、时代性原则等可理解为风格与特征。诗情画意美、联想美、意境美等可理解为意境美。以上总结出来的评价因子，综合为：技术美、功能性、经济性、空间与布局、色彩美、形式美、地形合理运用、植物合理选择、水体合理利用、文化与传统、风格与特征、意境美、自然性、协调性、独特性、多样性、娱乐性、整体性、科研价值、季相变化、历史文化、完整性等22个评价因子。

四、园林美学评价指标选择

（一）主成份特征值及主成份个数原始问卷有21个园林美学评价问题，因此计算得21个特征根，如下表所示。由上表可见，从第五个特征值开始，其值既小于1，意味着第五至21个主成份，在美学综合评价中的贡献较小，可以忽略。结合前述美学评价理论研究，可取四个主成份。

（二）各主成份因子载荷表及变量选择结果本研究中21个变量在所取4个主成份上的载荷如下表所示由该表可见，总体上看，Q1、Q2、Q4、Q5、Q6、Q9、Q13、Q14、Q17、Q19、Q20、Q21在四个主成份上的载荷较为显著，均在0.7以上，其他变量的载荷相对较小，对主成份的贡献不大，既在园林设计评价中的地位不太重要，可以忽略。其中Q13、Q17、Q19在第一主成份上载荷较大，属于第一组。按各指标的含义，这一组主成份，可命名为“主题合符度”。Q4、Q5、Q6在第二主成份上载荷较大，属于第二组。按各指标含义，这一主成份可命名为“视觉美感度”。Q1、Q2、Q9在第三主成份上载荷较大，属于第三组。按第三组三指标各自含义，这一组主要反映了园林各方面的综合美学特质，因此可命名为“综合美感度”，也是园林设计评价最主要考察对象、美学评价绩效的主要表现形式。Q14、Q20、Q21在第四主成份上有较大载荷，为第四组。按这一组三指标的含义，该主成份主要反映园林自然环境融洽性或生态适宜性，可命名为“生态适宜度”。

（三）园林景观美学评价指标删选结果的分组及其意义由前一章与上两节研究，通过调研发现，园林美学评价指标的选择，专家与民众的选择结果基本相同，这些指标包括文化与传统、风格与特征、空间与布局美、形式美、色彩美、技术美、植物合理选择、功能美、经济性、水体合理应用和地形的合理运用。这十二个指标，可以按其实际含义，分为四个模块。六、小结以美学、设计美学作为理论指导，以园林设计、园林规划设计原理为基础，根据园林美学评价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有效性为原则，对园林设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进行提炼，从两个方面小结出评价指标。一是从园林学著名专家学者的专著及论文中提炼出相应的评价因子，从中获取相关的21评价因子。二是从数百篇博士、硕士论文和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寻找出与园林综合评价相关的论文，从中提炼出22评价因子。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在文献综述获得21个备选指标基础上，运用专家访谈法，得出12个专业人士觉得适用的园林美学综合评价指标。又从实证角度，对园林综合评价指标，通过对民众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了实证选择。用统计手段验证了本次调查的信度，不仅验证了问卷整体的可靠性问题，而且对个别指标与整个问卷的一致性进行了验证，从中可见，有些问题，既评价指标可能在整体一致性上表现不优。再以主成份分析方法，选择出贡献度最大的四个主成份，并以对主成份信息贡献为度量手段，筛选出12个信息贡献度最大的指标。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主成份贡献最大的指标，与前述信息一致性指标，结果基本相同，较充分地证明了这些指标的可靠性。最后对四个主成份与12个指标信息进行了归类。为后续园林评价的量化评价新方法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5篇

本届大会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同。中国作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秉承“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理念，对不同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尊重，必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和兼收并蓄。我们希冀本次大会总结和阐释民族、民间和地方性知识，以探索更为健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发展的内在含义，更深入地探讨在保障生态安全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发展路径的选择，更积极地发挥人类学、民族学在构建人文与自然和谐的世界方面的重大作用。

本届大会日程安排包括开、闭幕式，主旨发言，分机构会议，专题会议，学者论坛，影视及各类展映、展览，学术考察等，其中专题会议是本次世界大会的主体内容。大会还将借助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民俗资源，组织与会的数千名学者进行学术考察，考察地点既有民族博物馆，也有原生态民族乡村。此外，大会还将展映24部由学者提供的人类学影视片，举办若干场影视人类学学术专题会议，会议进程间隙将安排有精彩演出和其他文化活动。

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胡小明教授领衔的学术研究团队的策划下，于2007年初着手申请专题会议，2007年6月“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与“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两个专题会议获大会组委会确认并着手征集专题会议论文。“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专题，主要是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关注体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探讨各种身体运动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起源、进化、发展、传播和变异，在人类整个文化制度中的功能以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等。“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专题，关注体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及研究成果，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问题，同质化与多样性对民族体育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生态体育与休闲娱乐等。为推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开发西部文化资源中的应用，胡教授近期率青年研究人员与贵州民族学院教师组成苗族独木龙舟联合考察队，前往黔东南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为专题会的学术交流提供最新鲜的实证材料。

截至2009年4月，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筹备组先后两次征集与会代表论文，共收到日本、韩国、爱尔兰、中国的70余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议题与摘要。论文经认真评选，并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审核，确定本次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将邀请正式代表30人、非正式代表10人参加。根据大会组委会安排，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将于7月27日参加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28~29日将安排参观云南省少数民族村寨与博物馆。与会学者还将商讨筹建东亚体育人类学研究会等事宜。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Georgia Southwestern State University，GSW)校长、世界第一部体育人类学专著(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An Introduction，1985)的作者肯达尔•布兰查德教授(Pro. Kendall Blanchard)，得悉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后，欣然发来贺信。

专题会议相关信息可登陆本届大会网站(www.省略)与体育在线论坛“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板块()查询。会后，我们将选择优秀的学术成果，出版会议论文选集。相信本次世界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定将在加强东亚体育人类学学界的联系，促进世界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人类学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等方面作出贡献。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组织传播;美国传播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44-04

诞生于美国的组织传播学科,20世纪早期最初的研究主题是如何维护机器的效率;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国际传播协会正式设立“组织传播小组”,系统的复杂性成为组织传播研究的焦点;之后的70年代,组织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引入组织文化理论,变革性地开启了对“组织化过程”中传播问题的探讨。有关这一时期组织传播理论发展的研究著述颇丰。[1]1988年～2008年,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大趋势,造就了组织发展总体环境知识化、技术环境数字化、经济环境全球化、竞争环境合作化、市场环境个性化,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组织传播研究者带来限制和挑战,促使了美国的组织传播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之势。近20年来,美国组织传播研究文献数量之多、研究主题之广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本文就1988年～2008年间美国组织传播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组织传播文献及其主题分布

我们以“组织传播”为关键词,检索美国1988年～2008年出版的四大传播学期刊:《管理沟通季刊》(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应用传播学研究》(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学专论》(communication monographs)、《人类传播学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得到79篇文献;以同样方式,在全球最大的在线图书馆“questia”中检索到学科标记为“组织传播”的72篇文献;在美国国家图书馆过刊全文数据库“jstor”中得到标题或摘要包含“组织传播”词条的100篇文献,并在《组织科学》杂志(1990年～2008年间)得到标题或摘要包含“组织传播”词条的46篇文献,共计257篇学术论文(不包括重复的文献)。

对上述257篇组织传播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中,我们发现,1988年到2008年间美国组织传播研究的主题包括: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领导权力与政治冲突;情感生活;组织气候和文化;认同;多样性和多元化;组织形式;应用性;全球化;女性主义;公众传播与资讯流动;社会化和其它。

在众多的研究主题中,“电子媒介的沟通和技术”方面的文献占总数25.3%,以绝对的数量优势排名第一位,显示出新科技革命环境下技术对组织传播的影响之大。主题为“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的论文占10.9%,排名第二。全球化的今天组织传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传播研究也开始关注多样性和多元化、新的组织形式以及组织传播的应用性等问题。领导权力与政治冲突、情感生活、组织文化、组织认同作为组织传播的经典主题则始终被研究者所关注,分别以占美国组织传播学术论文总数的8.2%、5.8%、5.4%和4.7%排名第三到第六。

二、组织传播学术著作的研究焦点

1988年～2008年间,美国亚马逊书店()中标题为“组织传播”的纸质图书共97部,这个数量显示美国组织传播的著述是非常丰富的。97部纸质图书的研究主题分别包括:学科介绍;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情感生活;组织气候和文化;应用性;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女性主义;全球化;认同和领导权力与政治冲突。除了学科介绍类图书以外,研究主题为“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的著作占21%排名第一。按比例依次排名的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组织中的情感生活、组织气候和文化、组织传播的应用型、组织传播中的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女性主义、全球化、组织认同和领导权力与政治冲突等等。其中,1988年～1994年,组织传播学术书籍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组织传播学科的介绍。“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在1995年成为了组织传播学术书籍的新焦点。1996年此焦点转向“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从1999年起组织传播学著作开始关注“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并且这种关注从2002年至今越来越突出。

三、20年间组织传播研究主题的阶段性演变

1988年～2008年间涉及组织传播的各类文献,勾勒出美国组织传播研究主题三个不同阶段的演变:1988年到1995年,组织传播研究大比重地聚焦在“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上;1996年起,组织传播研究更多地围绕着“多样性和多元化”主题;2002年至2008年,组织传播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困境、挑战、变革和创新”。

(一)注重对电子媒介中信息传递问题的研究(1988～1995)

美国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中心,其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得组织传播的研究重心转向电子媒介的沟通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变革,这种研究在1995年间达到了高潮。组织传播从1988年～1995年的研究目的主要体现在: 通过解释组织中电子媒介活动所呈现的数据,理解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组织传播的变化和发展。组织传播研究主题很大一部分,均聚焦在以电子媒介为主的新媒体中讯息传递的流向、目的和效果上。诸如组织中“电子媒介的沟通与技术”;不同环境中组织进行的媒体选择;远程办公对话;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用户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传播研究边界的扩大,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组织传播行为与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组织中的传播网络,组织内部员工的角色功能、组织传播关系和组织创新等四个方面:

1.研究新媒介中的传播行为与组织结构的关系。1995年,Orlikowski et al在《组织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正在形成中的电子通讯:技术在语境使用中的亚结构》[2],该文通过实证考察的方式,调查了日本一个研发项目组中使用计算机会议系统的情况。研究发现,此系统的使用者间的互动,深受少数设计系统特征、语境的个体影响。组织中多媒体技术的设计,实际上成为组织的一种亚结构,对组织语境产生重大影响。研究者由此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介过程,帮助员工适应这种亚结构对组织传播产生的各种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1992年Carson C. Woo在杂志《组织计算》中发表的论文《一种促进组织中半结构化和经常性谈判自动化的方法》[3];1995年,Hinds, et al在《组织科学》中发表的论文《跨越边界的沟通:工作、结构和在大组织中使用通讯技术》,[4]等等。

2.研究电子媒介环境下组织的传播网络。1991年,Ronald E. Rice和 Carolyn Aydin在面对组织中新兴出现的电子媒介时,将组织中的传播网络视为社会信息进程的机制[5];1995年,Lea et al发表在《组织科学》上的论文《构建组织网络:电子通讯发展中的内容和语境》,[6]则通过一个组织中电子媒介的发展案例,讨论了在具体传播过程中,传播技术在设计和实施中复杂的内容和语境关系。研究者将这种关系比喻成一种新组织形式中的传播网络;1995年,Zack et al在《组织科学》上发表了论文《社会语境和正在进行中的计算机支持的管理小组间的互动》[7],文中认为电子沟通虽然是形成新的组织形式、结构、工作设计和任务进程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但是沟通是一个社会进程,领导者在实施新沟通技术之前,需要分析和精确的掌握工作场所中的社会语境。

3.分析新媒介对组织中人际关系和角色功能的影响。1995年,Joseph B. Walther和 Lisa C. Tidwell发表在《组织计算杂志》(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上的论文:《计算机多媒体沟通中的非语言线索:对关系沟通的时间学影响》[8]指出:与多媒体中非语言线索的传递密切相关的时间学,影响着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电子邮件对时间信号的不同使用,会影响电子媒介传播中信息传递者和接收者的个人感知。1995年,Schahram Dustdar 在《组织计算》杂志中发表了论文《桌面多媒体会议:IBM组织语境中的人际交往》[9],文中指出:在合作系统中,能够支持包括远程合作在内的多媒体合作系统的出现成为一种潮流。此系统可以提供同步的视频和音频服务。IBM公司的桌面多媒体互动会议系统就是一种典型。此系统中不同语境下的人际交流成为了学者的研究焦点。同年,Everett M. Roger和Marcel M. Allbritton在《商业沟通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商业组织中的互动沟通技术》[10]则聚焦了商业组织中,技术对人际沟通的影响。

4.研究使用电子媒介的组织中创新的意义、过程和方法。1990年,Nilakanta et al在《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对数据基础的发展中的环境的创新传播的影响》,[11]强调了电子媒介中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对组织创新的重大意义。1994年,E. Burton Swanson在《管理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组织中的信息系统创新》[12],文中指出:在信息技术时代,员工的创新能力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组织中的信息系统部门最有责任去迎接电子媒介给组织带来的挑战。1995年,J. David Johnson则在《商业沟通季刊》上探讨了以团体为基础,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两种组织创新过程中的沟通差异[13]。

(二)组织传播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阶段(1996～2001)

William W. Neher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组织传播:改变、多元性和一致性的挑战》[14]中指出:重视组织成员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组织不再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白人男性在居民和劳动力中的人数正快速减少。预计到2025年,大多数组织中的白人男性会成为组织中的少数民族。这使得跨国公司把多样性和多元化视为一个重要的问题。Neher将组织传播的功能视为一个整体而非一个个具体的传播过程。他将组织传播的功能定义为把激励、指示和调节综合,从而获得更宽广范畴下组织传播行为上的顺从。对于这样综合了命令和控制、识别问题、协商问题、解决冲突的组织传播,研究者需要从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出发,来对其做深入的理解。1996年到2001年间,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关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用多样的方法来理解具体语境下传统的组织传播问题。从1996年开始,对于作为人类经历和组织传播进程中根本重要和普遍存在的“组织文化”理论,组织传播研究者开始将其作为持久的话题,用了多种方法在具体的组织传播语境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主题主要表现为:组织气候、认同。关于“认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通过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及个体工作时的不同个性;二是研究新经济时代、新社会契约团队中组织一体感的意义演变。比如,2001年,Ale Smidts et al 在《管理学会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员工沟通和感知外部威望对组织认同感的影响》[15],文中分别对三个不同组织中的员工认同感进行研究,发现员工之间的沟通能够提升组织的外表威望,并且帮助解释组织认同感。而具体的沟通语境则在衡量员工沟通对组织认同感产生的具体影响时,起到核心的作用。2001年,Dov Te'eni在《管理信息系统季刊》上《评论:一种认知-情感模式的组织传播的IT设计》[16]认为:在组织中,全新的信息系统能有效促进沟通,组织的将来会更加的依靠虚拟组织,所以信任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中建立信任却是非常困难的。信息系统的沟通被期望扮演关系导向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任务导向。从这方面说,组织对于设计认知-情感模式下沟通支持系统的需要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样会更好的促进组织特别是虚拟组织中的经营和工作关系;

2.用多样的方法到组织传播实践中去解决问题。1996年,Reardon 在《管理沟通季刊》上《组织传播的十字路口:定义或两分法》[17]指出:“当站在组织传播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许通过从业者和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会更容易成功。”此时的研究者更希望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来理解更为实际的组织传播知识。而在实践中类似续约、裁员、健康、安全等组织话语,因为显得过于复杂和棘手,需要组织传播研究者用多种方法和视角来理解这些问题。

3.对于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关注还表现在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的组织传播研究。在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浪潮中,美国的组织传播学者从1996年起,开始关注传播学和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组织包括:团队基础的组织、知识型组织、自我管理组织、民主合作型组织、女性组织、社团组织、多国家合作组织,比如国际合资企业等。这种传播和组织的关系,甚至包括作为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建设渠道的一些非政府组织间的互动关系[18]。组织传播研究正在深入到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新颖的组织中。这是对传统组织概念和传统意义上将组织和社会分割开来的挑战。许多组织传播学者从多视角出发,从不同方面解释了社会、文化、组织和传播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

(三)应对困境、挑战和变革过程中创新(2002～2008)

从2002年起,随着全球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层层深入,使其对组织传播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新焦点。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了组织传播实践的方式,并对组织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导致了大量的全球化语境下新的组织形式的研究,比如虚拟团队等;全球化还使得研究者更加关注基层组织的沟通进程,特别是非正式沟通网络对正式组织创造性的影响力;同时像非政府组织的结构以及全球化变革中改变员工的具体战术等这样一些研究主题也备受关注,由此也促使组织传播研究的创新。[19]由此表现出三个方面的趋势:

1.全球化语境给组织传播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组织传播的研究者纷纷发出“打破权威”的口号,2004年,Mumby在《管理沟通季刊》上《权利罗盘针下的游牧理论:克莱格,组织中的批判组织传播研究》[20]中,强调应该在组织传播领域培养具有批判主义品质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一个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任何人都更称得上是组织中的游牧学者,他们善于描述边缘化和知识分子生活间的关系。边缘化的情景可以使你脱离行事严谨的束缚,不用害怕翻车,不用担心同一组织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同事。一个真正的游牧型知识分子不会依照惯例而是敢于冒险、代表变革。他们不会原地不动而是选择前进,他们总是敢于冒险、充满争论并且经常挑战组织中墨守成规的智慧。”2007年,Lynn M. Harter和Patrice M. Buzzanel在《传播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重新讲述组织传播理论和实践:继续“精神”和“工作”的对话》[21]中,也要求我们重新关注组织中一些边缘化问题和一些还没有被世俗学术霸权所承认或被压制的地方。

2.探索感情层面的组织生活,成为了“打破权威”的起点。组织传播学者深入实践,关注情感层面的精神因素,探寻个人情感对组织创造性的影响力。比如,工作场所中团队组建过程的情感角色的扮演问题(Shuler & Sypher, 2000),以及研究组织理性多元化的同时,研究组织情感的多元化(Krone & Morgan, 2000)问题,等等。2002年,米勒也在《管理沟通季刊》上《工作场所的情感经历:在悲剧中教授》[22]。文中指出:对于组织和管理学者来说,工作场所的情感研究变的越来越重要。学者们认为,组织怎样建设、沟通和控制工作情感,不仅影响到员工工作生活的质量,同样影响着组织是否能够认识到其自身向良性或恶性发展转变的能力。学者们还认为,在帮助解释组织中的这些情感问题方面,组织传播占据了有力的地位。2007年在《传播学研究》上发表了《重新讲述组织传播理论和实践:继续“精神”和“工作”的对话》[23]一文,文中作者Lynn M. Harter和Patrice M. Buzzanell提倡在组织传播的研究中,深入实践关注情感层面的精神因素,挫折、愉快和真诚的承诺等,用这些来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中以非传统的方式来控制工作的进程。

3.更加注重实践的过程和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组织传播研究趋向于“问题的中心化”。2002年,由Daniel P. Modaff et al共同撰写的组织传播学本科教材《组织传播:基础、挑战和误解》,[24]从非常独特的视角,在介绍传统的组织、人类、系统、文化批判和组织传播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与60位不同组织中的领导人和员工的实际对话来说明组织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误解”才是组织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作者在书中号召用组织传播来解决这些鲜活的问题。2003年,由George Cheney et al共同撰写的著作《全球化时代的组织传播:问题、反思和实践》,[25]也从相当真实和具体的视角出发,帮助读者理解全球化、多元化社会中的组织。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四位作者工作生活在世界上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中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具体的组织并在其中建立情感实验室来最终把真实语境下的鲜活经验和视角呈现在书中。

参考文献:

[1] 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Orlikowski et al. Shap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The Metastructur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Use.[J].Organization science, 1995(6).

[3] Carson C. Woo. An Approach to Facilitate the Automation of Semistructured and Recurring Negotiations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 Vol. 2,1992.

[4] Hinds, et al. Communication across Boundaries: Work, Structure, and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 Large Organiz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5(6).

[5] Ronald E. Rice,Carolyn Aydin.1991.Attitudes Toward New Organizational Technology: Network Proximity as a Mechanism for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6, No. 2.

[6] Lea et al. Constructing the Networked Organization: Content and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5(4).

[7] Zack, Michael H., McKenney, James L. Social Context and Interaction in Ongoing Computer-Supported Management Group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5.

[8] Joseph B. Walther, Lisa C. Tidwel. Nonverbal Cue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Effect of Chronemics on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 1995.

[9] Schahram Dustdar. Desktop Multimedia Conferencing: IBM's Person to Person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 Vol. 5, 1995.

[10] Everett M. Rogers, Marcel M. Allbritto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J].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Vol. 32, 1995.

[11] Nilakanta et al.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a Data Bas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J].Management Science, 1990, 36(1).

[12] E. Burton Swanson. Information Systems Innovation among Organizations.[J].Management Science, Vol. 40, No. 9, 1994.

[13] J. David Johnson, William A. Donohue, Charles K. Atkin, Sally Johnson.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Factors Related to Contrasting Innovations[J].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Vol. 32, 1995.

[14] William W. Neher.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of Change, Diversity, and Continuity. [M]. Allyn, Bacon, 1996.

[15] Ale Smidts, Ad Th. H. Pruyn, Cees B. M. van Riel. The Impact of Employee Communication and Perceived External[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4, No. 5, pp. 2001.

[16] Dov Te'eni. Review: A Cognitive-Affec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Designing IT[J]. MIS Quarterly, Vol. 25, No. 2, pp.2001.

[17] Reardon. The Crossroads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or Dichotomy[J].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96,10 (1): 106-11

[18] Kathy Krone. Trends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ustaining the Discipline, Sustaining Ourselves[J].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56, pp2005.

[19] Shiv et al.2005.Transforming Resistance, Broadening Our Boundaries: Critic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eet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J].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2(2).

[20] Mumby.2004. Nomadic Theorizing with a Power Compass: Clegg, Interstitiality, and Critic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J].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8(1).

[21] Lynn M. Harter,Patrice M.Buzzanel.2007.(Re)story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about Spirituality and Work[J]. Communication Studies, 58(3).

[22] Miller, K.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 in the workplace: Professing in the midst of tragedy.[J].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2.

[23] Lynn M. Harter, Patrice M. Buzzanell. (Re)story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about Spirituality and Work[J].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2007.

[24] Daniel P. Modaff et 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s, Challeng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M]. Roxbury Park,2002.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档案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档案，这些民族档案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日益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档案学领域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定量分析相关主题的成果，但从博硕学位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的却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对具有一定学术研究水平的博硕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成果及特点，以期对该领域档案研究工作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一 概念界定

1960年8月国家档案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档案”的基本概念，但是并未给出一个完整内涵和外延，之后，有许多学者分别发表文章进行探讨，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才是少数民族档案。杨中一等学者认为凡属于反应少数民族问题内容的档案，无论什么载体形式、书写形式，都应视为少数民族档案。[1]张鑫昌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档案应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少数民族档案即以某少数民族文字符号等方式记录和反映本民族自身历史和现状的原始记录;广义的少数民族档案则是各个时代的一切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关于各少数民族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符号的原始记录。[2]

综上所述，以少数民族文字作为划分标准的观点有失偏颇，有些少数民族没有形成本民族文字，有许多档案是用汉字写的，这样划分不利于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此外，单从少数民族档案的来源来定义也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故综合来看，张鑫昌等学者的观点就比较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事实上大多数学者也一致认为少数民族档案除了具有一般档案的特点外，还要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它应当是少数民族的各种社会组织或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反映本民族活动的原始记录。[3]

二 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的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超星“读秀知识库”中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为搜索平台，辅于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云南大学图书馆联机目录查询系统以及各学位授予单位图书馆收藏的博硕学位论文库，以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涵盖的各个主题：“民族档案”、“少数民族档案”、“民族档案史料”、“民族历史档案”、“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等为主要检索字段加以检索，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具有多样性，故又以各少数民族作为检索字段逐个检索，最后对检索结果进行核对筛选，剔除重复收录的情况，选择研究性学术性较强的来分析研究。

三 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检索统计，截止到2014年，以少数民族档案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共计70篇，其总体情况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知。

1.年度分布。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可以从年度分布的角度来把握该领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研究状况。如表1中的数据显示，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起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梅先辉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料初探》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少数民族档案的学位论文，之后如表1所示，1991-2004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停滞不前，发文量均为1篇，并且在这期间还出现过时间断层，如1992-2006年，1998-2001，2005年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学位论文均为零，但是这并不说明该时间段没有相关博硕论文涉及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其原因可能是本文所依据的平台对少数民族档案学位论文的收录有所遗漏。到了2006年，研究开始呈现平稳缓慢上升趋势，2009年，论文量出现了大突破，有10篇相关学位论文，这说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开始受到了关注。2010年至今，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保持一种较平稳的发展趋势，其中2012年是发展的最高峰，高达12篇，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人们对其关注逐渐增加，其研究涉及的学科和研究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2.学位授予单位。对博硕学位论文授予单位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历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在各学位授予单位的分布情况，分析各自的特点与研究领域的差异，从而对各学位授予单位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队伍做出客观评价，正确认识各单位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氛围，以期对彼此之间的合作提供研究提供参考。

3.论文级别。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多样性的特点。当然，博士学位论文较之硕士学位论文在结构和内容上相对来讲要更加系统和全面，研究内容除了涉及基本理论的阐述外，还包含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论证， 对研究对象的说明更具有深广度。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博硕士学位论文级别分布的统计，来进一步分析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水平和动态，以便为今后的课题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统计结果显示，博士学位论文共计15篇，占总数的21.4%，硕士学位论文共计55篇，占总数的78.6%，这主要是因为学位授权点和招生数量的差异。总体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逐渐增多，且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系统，高层次的研究逐渐加强，这就为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因此我们相信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成果将更为丰富、更具价值。

四 结论

1.研究的主要特点

首先，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具有学科体系多样化的特点。它是民族学与档案学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涵盖了民族政治、民族文化、档案史料、档案编纂等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学科与学科之间内容的交叉与融合，一些新兴分支学科如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少数民族档案法学、少数民族医药档案学等也逐步兴起与完善。其次，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元化、广泛化的特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遵循简单到复杂，单一到多元，表面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民族档案研究也不例外，初期的民族档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史料编纂方面的研究，就史料来谈史料，而到了中期开始逐渐涉及到档案编研、档案保护，后来又延伸到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民族档案馆的构建、档案事业的建设等方面，研究内容呈现多样性特征。再次，少数民族档案系统化的研究逐渐展开。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我国民族档案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统计的70篇学位论文中有的专门研究满族历史档案、蒙古族历史档案，还有的研究瑶族、白族、傣族等不同民族的历史档案。

2.研究对策

首先，立足现有的研究基础，深化既有的研究领域，拓宽新兴的领域，强化民族档案收集、整理研究，建立和完善民族档案理论体系，注重档案事业体系的建设，提升该学科在档案学与民族学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让该学科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其次，加强各学科领域之间的互助合作，逐步完善研究教学体系，各单位之间依据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建立信息网络平台，提供教学和科研信息，培养学科带头人，形成学术团队。[6] 再次，扩展研究范围，平等对待每一个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保持民族档案研究主体的多样性，不仅重视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要重视其他少数民族，对关系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全局的一些热点、重点、难点等战略性问题，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集中优势兵力协作攻关。最后，要注重把握民族档案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大都融合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内容，这些知识以口耳相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我们称这部分档案为口述档案。因此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档案时既要依托现有史料，还要深入实地进行考察访问，以便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少数民族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

[2]张鑫昌、郑文、张昌山.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J].思想战线，1988.（1）.

[3]裴桐.让少数民族档案的花朵盛开[J].档案学研究，1988.（1）.

[4][5]陈海玉.三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现状与趋势[J].档案学通讯.2012（1）.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城市滨水区是城市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在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城市景观、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城市滨水区的独特地位正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世界各地掀起了滨水区开发与再开发的运动。我国滨水城的开发建设起步不久，很多项目由于建设周期短和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指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滨水区是一个城市非常珍贵的资源，也是对城市发展富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它是人们远离拥挤的压力锅式的城市生活的机会，也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呼吸清新空气的机会。

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人们的关注。

借鉴总结国内外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城市滨水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应包括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优化原则

从滨水区自身来看，滨水区的设计在整体上应具有和谐感和整体感。虽然因各地块属性、自然环境的不同，滨水区内各部分在使用性质上会有所差异，但是整体来看，各地块之间的设计风格、绿化形式应该统一。城市的滨水区与市区之间要加强联系，防止将滨水地区孤立地规划成一个独立体。规划滨水区时要时时想到整个城市，把市区的活动引向水边，以开敞的绿化系统、便捷的公交系统把市区和滨水区连接起来，保持原有的城市肌理的延续。另外，还要求设计者研究滨水空间对城市的影响，要从城市整体和区域空间来考虑城市滨水空间的构成形态和涵盖功能，以促进城市的整体活力和繁荣。

二、景观异质性原则

景观异质性是指景观内各要素之间或景观要素内的差异性，是景观复杂性的表现形式。异质性是景观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景观空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应是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原则。维持良好的景观异质性，能够提高景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景观的持续发展。

三、景观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描述景观中嵌块体复杂性的指标。它包括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多样性对于景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准则，又是景观管理的结果。由于城市景观中自然生态系统少，应适当补充自然成分，协调城市景观结构。在补充自然成分中要注意物种的多样化，避免物种单调、结构简单的状况廊道、嵌块体形式多样，大小嵌块体相结合，宽窄廊道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通过多样化的景观配置，提高景观异质性。

四、景观针对性原则即地域特色原则

每一景观都有与其他景观不同的个体特征，这些个体特征的差异又反映在景观的结构与功能上。不论从生态还是地理、历史、气候、文化差异等角度看，每个城市的滨水空间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这些地域差别形成了纷繁多彩的风格与特色。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应该强调利用城市所在地域的区域环境特征，保持和维护特定区域环境及生态位的独特性，因势利导，选用地方材料，造就各具特色的城市滨水空间环境。自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一样的，滨水空间要有特色，最根本的是要适应当地的自然和当地的条件仁。

五、遗留地保护原则

即对原始自然保留的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要实行绝对的保护。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的景观规划设计，要求人类对自然的介入应约束在环境容量以内，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的基本通道，创造既服务于人，又与自然环境相融洽的最佳场所。城市往往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滨水区往往是城市中历史文化比较丰富的地区，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和建设也越来越注重这种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形成富有文化内涵的景观，成为一个具有“记忆”的地区。

当今地球上绝大多数自然景观都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人类的干扰与影响，并在组成和结构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真正原始的自然保留的己经极为稀少，有着极为珍贵的生态、科研、人文等方面的价值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记录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足迹，具有不可补偿、不可替代的多方面的价值。在进行景观规划时，应对这样的区域加以绝对的保护。注重自然景观的保护，尤其是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对不得不破坏的自然景观应加以补偿或修复。对水源地、名胜古迹、重要的城市森林绿地加以格外的保护。

六、人性化原则

在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中，设计师要注意一切设计都联系人的生活与尺度。只有建立在对现代人的心理、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才会使滨水景观设计的内涵得到更大的延伸，遗失了这一点，滨水空间景观设计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成为与城市环境良性循环相抵触的消极因素，成为“为设计而设计”、与现代人需要相抵触的东西。在城市滨水空间的营造上，一定要考虑人的多层面、多方位的不同需要，以达到空间环境与人行为活动的有机统一。

七、安全性原则

确保城市堤防的稳固，防止因绿化植被或其他景观设施破坏大堤结构，防止堤防在洪水来临时发生管涌、溃堤等事故的发生，确保城市居民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不受水灾的侵扰是城市堤岸的首要职责，是综合开发城市堤岸、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美化城市环境、创造多重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新晨

八、亲水性原则

所谓亲水性是指人能够触摸到水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物理现象，也可以说是手能触及到的心理现象。滨水区设计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满足人们亲水的愿望，亲水性几乎是滨水区规划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九、综合性原则

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对滨水区的分析不是某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也不是某一专业人员所能完全理解并作出合理的决策。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需要多学科合作，包括景观规划者、土地和水资源规划者、景观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生态学家、地理学家等。

参考文献：

[1]余新晓、牛健植、关文彬等，景观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刘茂松、张明娟，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3]赵宏伟，城市滨水地区的开发建设基于城市设计思想的反思.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1.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城市滨水区是城市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在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城市景观、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城市滨水区的独特地位正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世界各地掀起了滨水区开发与再开发的运动。我国滨水城的开发建设起步不久，很多项目由于建设周期短和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指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滨水区是一个城市非常珍贵的资源，也是对城市发展富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它是人们远离拥挤的压力锅式的城市生活的机会，也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呼吸清新空气的机会。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人们的关注。

借鉴总结国内外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城市滨水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应包括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优化原则

从滨水区自身来看，滨水区的设计在整体上应具有和谐感和整体感。虽然因各地块属性、自然环境的不同，滨水区内各部分在使用性质上会有所差异，但是整体来看，各地块之间的设计风格、绿化形式应该统一。城市的滨水区与市区之间要加强联系，防止将滨水地区孤立地规划成一个独立体。规划滨水区时要时时想到整个城市，把市区的活动引向水边，以开敞的绿化系统、便捷的公交系统把市区和滨水区连接起来，保持原有的城市肌理的延续。另外，还要求设计者研究滨水空间对城市的影响，要从城市整体和区域空间来考虑城市滨水空间的构成形态和涵盖功能，以促进城市的整体活力和繁荣。

二、景观异质性原则

景观异质性是指景观内各要素之间或景观要素内的差异性，是景观复杂性的表现形式。异质性是景观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景观空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应是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原则。维持良好的景观异质性，能够提高景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景观的持续发展。

三、景观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描述景观中嵌块体复杂性的指标。它包括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多样性对于景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准则，又是景观管理的结果。由于城市景观中自然生态系统少，应适当补充自然成分，协调城市景观结构。在补充自然成分中要注意物种的多样化，避免物种单调、结构简单的状况廊道、嵌块体形式多样，大小嵌块体相结合，宽窄廊道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通过多样化的景观配置，提高景观异质性。

四、景观针对性原则即地域特色原则

每一景观都有与其他景观不同的个体特征，这些个体特征的差异又反映在景观的结构与功能上。不论从生态还是地理、历史、气候、文化差异等角度看，每个城市的滨水空间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这些地域差别形成了纷繁多彩的风格与特色。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应该强调利用城市所在地域的区域环境特征，保持和维护特定区域环境及生态位的独特性，因势利导，选用地方材料，造就各具特色的城市滨水空间环境。自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一样的，滨水空间要有特色，最根本的是要适应当地的自然和当地的条件仁。

五、遗留地保护原则

即对原始自然保留的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要实行绝对的保护。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的景观规划设计，要求人类对自然的介入应约束在环境容量以内，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的基本通道，创造既服务于人，又与自然环境相融洽的最佳场所。城市往往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滨水区往往是城市中历史文化比较丰富的地区，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和建设也越来越注重这种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形成富有文化内涵的景观，成为一个具有“记忆”的地区。

当今地球上绝大多数自然景观都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人类的干扰与影响，并在组成和结构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真正原始的自然保留的己经极为稀少，有着极为珍贵的生态、科研、人文等方面的价值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记录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足迹，具有不可补偿、不可替代的多方面的价值。在进行景观规划时，应对这样的区域加以绝对的保护。注重自然景观的保护，尤其是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对不得不破坏的自然景观应加以补偿或修复。对水源地、名胜古迹、重要的城市森林绿地加以格外的保护。

六、人性化原则

在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中，设计师要注意一切设计都联系人的生活与尺度。只有建立在对现代人的心理、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才会使滨水景观设计的内涵得到更大的延伸，遗失了这一点，滨水空间景观设计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成为与城市环境良性循环相抵触的消极因素，成为“为设计而设计”、与现代人需要相抵触的东西。在城市滨水空间的营造上，一定要考虑人的多层面、多方位的不同需要，以达到空间环境与人行为活动的有机统一。

七、安全性原则

确保城市堤防的稳固，防止因绿化植被或其他景观设施破坏大堤结构，防止堤防在洪水来临时发生管涌、溃堤等事故的发生，确保城市居民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不受水灾的侵扰是城市堤岸的首要职责，是综合开发城市堤岸、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美化城市环境、创造多重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

八、亲水性原则

所谓亲水性是指人能够触摸到水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物理现象，也可以说是手能触及到的心理现象。滨水区设计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满足人们亲水的愿望，亲水性几乎是滨水区规划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九、综合性原则

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对滨水区的分析不是某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也不是某一专业人员所能完全理解并作出合理的决策。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需要多学科合作，包括景观规划者、土地和水资源规划者、景观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生态学家、地理学家等。

参考文献：

[1]余新晓、牛健植、关文彬等，景观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刘茂松、张明娟，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3]赵宏伟，城市滨水地区的开发建设基于城市设计思想的反思.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1.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10篇

人文素质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实践体验,以不断将知识升华和转化为内在品质和外在能力与气质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理性与价值判断、科学与人文等素质相协调,真善美相统一的个体人格[1-2]。科学技术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求真的人文活动,同时也包含着对善和美的人文追求,人们在对科学价值的追求中体现着人文价值的取向[3]。在教育领域内,传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生物学课程曾经受到批评和指责,认为科学主义的强霸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严重隔离,使得生物学教育中的“鸿沟”现象愈发彰显[4]104-106。因此,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必须在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都要进行基本的建设,缺少了科学精神的生物学教育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自然科学的根本,是不完整的科学教育;缺少了人文精神的生物学教育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灵魂,也是不完整的科学教育[4]104-106。整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特别是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培养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在生物学野外实习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的多重体验实施人文素质教育

(一)考察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征,体验生命之伟大

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生物要与生存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生物的适应性,才有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界和千姿百态的生命形式。一些从未涉足西北环境的南方同学,总以为沙漠里是荒凉无际、寸草不生。而当他们面对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中郁郁葱葱、傲然挺立的沙生植物时,深刻感受到生物与环境的奇妙关系,更由衷地感叹:沙漠并不是生命的,看似弱小的植物,不断与恶劣的环境顽强抗争,经历了伟大的进化历程,是奇迹,也是生命的赞歌!学生们通过考察深刻领悟到沙生植物种种奇特的形态是对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如梭梭和红柳的叶子成了鳞片状;骆驼刺的根系不仅发达,在春天多雨的季节里吸足了水份,可供一年的生命之需。这些形态特征对于适应沙漠严酷的环境十分有利。因此,在教学实习中,要激发学生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使之学习、了解生物适应性的本质和意义;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关注自然界的和谐,思考如何增强自己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二)考察民勤生态危机,体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

20世纪50年代,随着石羊河流域最后一个湖泊青土湖干涸而成沙源,民勤荒漠化生态加速发展,时至今日,民勤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5]。在民勤县的实习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考察了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中的生物类型和特点,也深刻体会到了民勤的生态危机:严重的资源性缺水、人口剧增、耕地不断扩大、灌溉用水急剧增加、石羊河下游断流、湖泊干涸。因此,在野外实习中,教师以事实不断引导学生思考民勤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策略。同学们也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的观点,即要充分考虑生态承载能力,要按照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石羊河流域和民勤干旱缺水的实际出发,坚持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确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提高有限水资源的利用效益为目标,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学习民族文化,体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甘肃境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中包含着许多有利于实现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体现在、禁忌习俗、生产生活方式、丧葬文化等不同方面,它们对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起到了极为有效的保护作用。如藏族的祖先崇拜以及图腾崇拜,使大部分动物作为直接崇拜对象,如鸟类、鱼类、两栖类、哺乳类、爬行类、昆虫类等,由崇拜而形成禁忌杀生的观念。从生态学的观点分析,禁忌杀生观念及由此而引申出的素食、放生、不穿动物皮毛服装等行为,实质是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尤其对野生濒危动物的保护,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天葬也反映出藏族人对大自然的爱护和尊重,因为无须为做棺材而砍树伐木,也不占用土地,使自然资源得到了保护,减少秃鹭对其它兽类和鸟类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6]。甘肃玛曲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全县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地方,足以说明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与藏族崇尚自然、保护资源的理念不谋而合。这种实习引导学生们深刻体验了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利用民族文化中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积极内涵这一社会资源来推动现代社会环保事业的发展,创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

(四)考察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体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实习基地之一的碌曲县是甘肃境内最大的黄河支流。碌曲和玛曲都是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均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在涵养和补给黄河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功能和生态地位,在维系整个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经过在碌曲尕海湿地、则岔森林、黄河首曲阿万仓湿地的实地考察,同学们了解到,近年来,甘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草地和湿地遭到严重破坏,土壤的渗水和蓄水能力大幅下降,暴洪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加剧,部分地方沙化,严重威胁了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此外,甘南黄河源区还面临天然草地严重退化、生产能力大幅下降、草原湿地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威胁、以及水源涵养能力普遍降低、河流水量急剧减少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在甘南黄河源区的实习,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只有重视该地区的生态保护,才能使生态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才能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物学野外实习中实现人文教育的策略

(一)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将人文教育全面地纳入教学体系

1•改革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主动深入社会实践

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如果教师的教学方法不能调动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很难得到发挥。因此,明确“学生主体”观念,倡导民主的教学氛围,采用讨论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唤醒和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成为整个实习活动的主人。这方面,兰州大学的野外生物学实习带队教师做了不少尝试,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实习时间相对短暂,穿越和经历的路线较长,因此,如何克服地域广泛、生态类型复杂、物种特异性较强与学生多、时间相对紧张之间的矛盾,是实习队面临的挑战之一。在全面了解不同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在组织管理方面,改革大团队式的野外实习活动方式,进行有计划的分组模式,将整个实组分成若干个兴趣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如民勤水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小组、甘南牧区草地退化人文因素调查小组、阿万仓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小组等,由不同的教师带队具体指导,让学生在开展野外生物学实习的同时,对个人感兴趣的社会实践课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样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体性,而且也有效地发挥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开展生物学实习的同时,主动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教学实习效果也明显提高。

2•改革教学内容,将生物科学知识的传授

与人文精神的培养有机结合主动将人文知识内化到生物科学知识中,这是兰州大学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的地域特色和教学特色。拓展生物学野外实习的内容,在自然科学实习中引入人文内容,加强同实习地社会、文化、经济的联系,使实习内容更贴近社会生活主题。如兰州大学理科基地在生物学野外实习过程中,时刻灌输环保的思想,激发环保意识和使命感,注重将植物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观察、研究,使学生加深对植物界的了解,开阔其视野,还可以不断地增强学生的生态和环境意识,从而提高其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并建立合理利用植物资源的理念;鼓励学生走入实习地的居住区域中,了解当地经济结构、宗教文化、人口密度等人文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学生也可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统一。

(二)提升教师的人文素质,发挥教师的启发引导作用

教师在教给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应努力激发学生热爱知识、崇尚真理的精神,培养学生以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视角来认识问题的眼光与情怀。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指导教师要在日常生活、教学实践中广泛学习和运用人文知识、分析问题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不断地反思、总结、探索,提高自身人文素质。在实习活动前,要做好充分准备,不仅了解实习地的生态环境、生物类型等,也要尽量搜集当地经济、历史、文化、民俗等资料,并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体系中。因此,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学科知识和人文内涵的教师,才能善于挖掘教育资源,营造有利于培养学生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环境,使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取向等都受到感染,获得升华。

(三)实现多元化考核和评价体系,体现人文素质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