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諔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上述特点，对后世的文学教育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对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取向的侧重，既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教育具有浓郁的政教色彩，我们的文学阅读教学存在着政治泛化、道德强渗等弊端；也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对情感、审美因素的漠视，文学教育教学因不能满足学生的精神诉求，丧失了自身的内在功能与价值而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当代文学教育实现自身功能价值必须努力克服的障碍。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学报;特色栏目;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101-01

高校学报是学术刊物,在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注意突出重点,以大力度和高质量为追求的目标。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建于1979年,1998年公开发行。学报以“广集学术精品,建设特色栏目,争创一流刊物”为目标,立足周秦文化故地,注重基础理论探讨,密切关注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全面展现西北地区学术新成果。学报从创办之日,就设立了周秦文化、苏轼在周翔等研究栏目,参加了地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如“全国苏轼学术讨论会”、“张载学术讨论会”等。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方针实施,香港、澳门确定了归国的日期,海外华人寻根问祖的人日益增多,寻找炎帝遗迹,研究炎帝文化也成了既是现实需要,又是学术的必然的话题。湖南、湖北,先声夺人,打出炎帝之旗,宝鸡人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要守住炎帝故里的名誉。

可以说宝鸡可供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宽广,文化底蕴很深厚。前有华夏始祖炎帝史迹遗留于此,后有周秦王朝和周秦文化发展、勃兴于斯。

宝鸡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的故里,炎帝在这里“教民稼穑”,发明医药,开创集中贸易,因尝百草时,误食毒草而亡。他的后代后稷是中华文明的农业的始祖。

宝鸡又是中国重要的两个王朝周、秦的发祥之地。这里留有许多历史遗址,如北首岭遗址、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秦都雍城、秦王陵墓群,更有大量青铜器在此现世。周公姬旦在此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儒教文化的基础,以礼治国、以乐帮成了周王朝重要的文化特色。秦人在雍中兴,秣兵厉马,奖励耕战,推法家文化,逐渐东进,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周秦的文化底蕴博大深厚。周秦的青铜器既是佛器,又是祭器。周秦的宗庙都在周原一代,数量大、质量高。建国以前,就已出土青铜器数千件,建国以来全国43%的出土青铜器发现于宝鸡。大量遗址的发掘和出土青铜器为周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考古学证据,对研究商周历史断代、周代礼制及文化形成和发展、秦的勃兴、壮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宝鸡,古称陈仓,是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文化十分丰富,周朝的姜子牙的佐政,以及《封神演义》的传奇,三国时期有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及五丈原上的诸葛亮庙,宋元之际的大散关保卫战,唐代凤翔作为临时首都反击叛乱等等。

宝鸡自古有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炎帝后稷的农业教化,周公的礼乐教化,东汉在此设坛讲学,宋代苏轼在凤翔的诗文教化,明代大思想家张载开办横渠书院。班昭、班古的好德教化等等,使宝鸡的教育史辉煌灿烂,异彩纷呈。

同志1997年视察宝鸡时,为宝鸡题词“青铜器之乡”。当代文化大家文怀沙先生谈到对宝鸡的文化研究时,认为应设一个“宝学”,深入进行探讨。多年来,为了充分展现宝鸡的文化魅力,学报在办刊过程中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宝鸡的学术研究。如参与宝鸡市与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先秦学研究联合召开的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学术的综述和学术论文等。

宝鸡文理学院是宝鸡市辖区内唯一的一所本科高等学校,既承担着为宝鸡和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任务,也承担着提升宝鸡文化和学术研究水平的任务。学院是为地方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而设立的,理应关注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和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既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的支持,也要为政府的文化和宣传战略提供学术的帮助。近几年来,根据地方和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宝鸡文理学院学报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周秦文化和青铜器研究上,以求突出特色。学院成立了“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作为省级教学科研基地来建设。同时又成了周秦文化研究所。学报为此专门开设了“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专栏,作为特色栏目来办,在人员、稿筹、版面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

“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栏目创建后,由于极具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社会反响强烈,吸引了国内大批专家、学者投稿,如张岱年先生、文怀沙先生、林剑鸣先生、张文立先生、魏英敏先生等。全国著名秦、汉史研究专家林剑鸣先生曾在我刊1988年第4期上发表学术论文《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英敏在1988年第4期上发表《对传统文化的在认识》。同时,学院众多学者关于周秦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也引起极大社会反响,受到多家学术转摘机构的转载、复印。近几年来,随着教育部“名刊名栏”工程的建设,本院学报从2003年对周秦文化栏目进行加强与重建,还聘请了国内外著名学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为学术顾问,加大了对青铜器的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周秦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周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融合、时代特征与地区特征,周秦时期的社会思维模式、文化选择模式、人伦规范、社会心理类型、文学观念及审美形态,出土青铜器铭文考释等,共发表文章150余篇。2003年学报在眉县杨家村青铜器出土后积极组稿,重点推出了“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研究”,刊发了亲历考古发掘的研究人员和国内著名考古学专家李学勤、常金仓、彭曦等论文5篇,为学术界西周诸王世系研究提供了确凿证据和丰富资料。李学勤先生的两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此外,还刊发出土现场和出土青铜器、器物铭文的照片10余幅。自2004年1期开始,在每期封三上介绍一个宝鸡出土的国宝级青铜器,已先后推出了毛公鼎、墙盘、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三十多件,对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情况、器皿的大小、重量、文字、研究情况尽可能地提供详实资料,对宝鸡最新考古成果进行介绍。这些研究,引起了新闻报刊的极大关注,如《新华文摘》杂志图文并茂予以转登。

本刊以“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为代表的特色栏目建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三年刊发的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光明日报》等136条检索途径转载,在全国综合大学学报排名,2005年为68名,2006年为65名,2007年为92名。并荣获全国优秀学报奖励;“青铜器与周秦文化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人文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历史文化考证与文体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体界限并非文学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经、史、子、集中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备的。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多样，有的较符合现代研究范式中对文学性的界定，被视为文学文体；有的则是功能性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了文学性的文体。对前者来说，文化视角能为研究的深入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文化视角则是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惯于按照某些标准将某一文本划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再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解释之。此种做法的问题在于：首先，划分文本所属领域的标准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具有整体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经等明确的学科分化，如《诗经》不仅是一部审美特征鲜明的文学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功用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维和阐释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语方式研究》（以下简称《先秦文体》）一书对文体含义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释，又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郭英德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可分为体制、语体、体式和体性四个层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语言修辞、语体风格、表现方式、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内容。（前言第2页）但过常宝所论之文本的“结构体式”主要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等方面的特征”（绪言第4页），对与时代审美风尚和作家个性气质等因素有关的语体风格涉及较少。因为先秦文献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时文章体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体分类复杂交叉且具有多层级的特点，每一部或者一类文献可自成一种文体，又可同时包含其他文体，故其在书中指称研究对象时多用“文献”而非“文体”，有效化解了分类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给论述带来的障碍。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文体形态并非个性化的体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标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话语形式和此种话语形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发展演变的呈现。不同的文体标志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书》中周诰的功能即是总结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

基于研究对象鲜明的文化属性，《先秦文体》一书没有从文体形态或审美风格入手，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话语方式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了细致考察，力求再现作为规范性话语形式存在的文献典籍背后隐含的行为方式。如其书中提到《春秋》的编订和书写原则不只是为了呈现史事，其表达重点在于《春秋》书法的价值暗示，史官通过价值暗示的话语行为来践行符合理想的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又如其认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不同文体呈现出的语体风格与作者个性气质并无必然关联，他们选择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话语建构，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诸子散文表现出来的不同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即是以价值宣扬或争夺话语权为目的的话语建构。此种将文体诸要素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证与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将抽象符号重新历史化的过程。借文化分析来研究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对语体风格的把握。从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内容和表达的目的会对语体风格造成直接影响。而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话语内容和表达目的又是作为彼时行为方式的载体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会影响语体风格。此法可视为对从文本入手研究语体风格的补充。

《先秦文体》的研究思路与郭英德对“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之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来，即不同类型的行为落实到语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区别性的形态特征，以其形态特征为依据，区别类分，即有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第24页）既然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源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那对与特定文体相关的文化行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为文本方式之文体。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也是此种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阐释和历史考证。其以《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典”“谟”“训”“诰”“誓”和“命”诸文体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文体的源流发展与文体形态，认为“《尚书》编纂成书的各种资料来源，应当为当时各种文化礼仪制度下的史官的载录。而六体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过渡到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当时的各种文化礼制”（第25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一书方法和思路也与上述诸论著相类似，尤其注重历史文化考证，在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之外还吸收了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以功能为标准对殷商西周的散文文体进行分类，认为文体研究不只涉及文体要素及文体结构的自身属性，还与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等深层结构相关。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传统的继承，历史性保证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讲，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皆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密切相关。历史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演变过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对文献资料落到实处、有理有据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测、语焉不详与证据不足等状况。从文化学、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切入研究文体问题，亦可突破学科限制和固定思维的障碍，在把握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但历史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加之部分真伪难辨、年代不明，处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且要在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文献，处理好共时描述和历时比较的关系，若无扎实的功力，恐难以完成。

二、理论意识与文体研究

如果说上述专著皆偏重于文体史，研究者多为文献学或古代文学出身；则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以下简称《文体观念》）与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以下简称《贯通与驾驭》）二书则较为重视文体学和文体学史诸问题的探讨，研究者皆有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文体观念》是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与美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文体学史、文体理论和审美形式等问题；《贯通与驾驭》是一部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流变、文体系统和文体理论等。本文开头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无论是历史文献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还是理论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皆强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此与童庆炳、李春青等学者所强调之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开篇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认为此法入手之处在于重建文化语境，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关系，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第7页）。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也对文体研究所需之“历史语境意识”做了说明，即其不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语境，还应包含研究者所处的现代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语境具有相对性，不仅与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有关，也会受到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个性因素的影响。而重建文化语境是为了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具体研究服务的。故而如何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文本之间力的关系、共时考察和历时比较之间的关系、宏观背景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语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研究，而不至于喧宾夺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体观念》一书中所辑论文是作者多年来文体研究成果的汇总，其对文体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及研究方法皆受童庆炳影响较大。其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观念与历史文化因素（如士人心态、社会思潮、审美风尚、学术发展和文学批评观念等）之关系的探讨较为深入细致。《贯通与驾驭》一书较突出的特点是将文体文献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相结合，兼顾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如其在剖析了具体的文学公案，细致辨析各类理论文本的基础上，依据既涵盖理论，又与创作密切相关，显示度高，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等标准，将“本色”与“破体”视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之后先对“本色”与“破体”的词义演变及进入文体学话语体系中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又对比分析了宋代田锡、陈师道、张戒、洪迈、朱熹、陈造、刘克庄、严羽等人的本色论，以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六经文体相参”“诗之古体、律体相参”等破体互参的理论与实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在宋代的文体理论中，本色论占上风，关于破体互参的理论则相对匮乏，但破体实践却比比皆是，甚至宋代文学的开拓性恰恰突出表现在创作的破体互参中。此处作者将理论话语与实践活动分开考察，而非预设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或理论一定指导实践的前提。发现了王安石、黄庭坚和陈师道等人身上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并存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在于“家法”传统的限制要求尊体。但宋代文学艺术求新求变，各文艺门类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以求创新的文化环境又从客观需求上促成了破体的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从哲学层面探讨了“破”与“立”之关系，即本色论是基础，能建立规范性；而破体则能促进文体的发展演进。所以文体规范的破与立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如何推动文体向前发展。这整个论述过程材料翔实，层层推进，有点有面，史论结合。

总的来看，无论是治文艺理论的学者提出的“文化诗学”之研究方法，还是治文学史的学者强调的“文化考据”的方法，皆力图实现对文本分析、文化考证与理论引导的综合运用。文本不仅是具体研究的物质对象，还是重建历史语境最主要的材料，故而对文本的把握至关重要。文本并非只是语言形式，而是与文化语境密不可分的历史生成物。借助考证等方式进入文本和文本的历史，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理论的空疏，但正如《先秦文体》中所强调的，文化考证以文献为基础，但文献辨析却少不了理论意识的指引。而理论意识不只体现在抽象概括与理论架构等研究行为上，其当是一种对探求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之渴望，是对具体研究背后微观与宏观、特殊与一般、历时与共时等关系的把握。故而理论意识不只能引导文献辨析，还应该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和保障。当然，此种兼顾文本、文化与理论的研究方法虽看起来是比较全面的，但其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要收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献材料，有扎实的小学功底对材料进行处理，还要对言说对象及其存在的时代背景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领悟，且需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这些素质的培养，实在非一日之功。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时评阅读；作文教学；阅读质量；思维训练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与文化日益进步，青年们更应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情怀与深刻思想性，可是基础应试教育的威压、落后的教育观念给我们培养出了无数唯唯诺诺的“考试机器”，有着独立见解、思想深刻的高中生实在为数不多。更为可叹的是，那为数不多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学生也不敢放弃高考的诱惑。他们在高考作文中根本不敢畅所欲言，也不敢表达一点点不同的见解，原因是一辈子只有一次，输不起。

新课程标准提出高中阶段的作文教学应指导学生“考虑不同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养科学理性精神”。可见，作文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教会学生写框架式的议论文，更要加厚学生的知识积淀，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引导他们走向更开阔、宽广的天地，让学生写出真实而富有灵性的好文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更应注重学生的思考性、思辨性的培养，如何能让学生带着应试教育的镣铐跳起洋溢思想性的舞蹈则更是我们一线教育者的必修课。为了上好这一课，笔者认为应从时评阅读中汲取思想的火花，从而使学生的作文灵动闪耀。

一、时评阅读之路归正

叶圣陶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韩愈的一句话则揭示得更为形象，他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也就是说，“耕”是“获”的前提，“学”（阅读）是“文”（写作）的基础。基于先贤的认知――阅读，是写作的根基。因此，许多学校还开设了阅读课，以扩充学生的阅读储备，更有教师印发大量时文，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但是时评阅读之路的尴尬无可避免：对时评阅读足够重视，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时事阅读之路，是否应坚持走下去？时事阅读之路，路在何方？

正如章熊所指出的：“研究剖析作者的思考，揣摩体味作者的语言运用，培养语感，这种‘揣摩谋篇’的教学能够有机地把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结合起来，成为我国语文教学的特色，独步于世界教坛。”潘新和先生也大力呼吁语文教学应由“阅读本位”过渡到“作文本位”。这都启示我们：时事阅读，应以作文为基点和归宿，揣摩时文作者的语言与思想，从而有效提升作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如何引导学生进入一种高效率、高素质的阅读状态，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冲击学生的思想，引发学生的思考，带来议论文写作的高效益，则是时评阅读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线教育教学的工作的笔者做了初步探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简易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逐渐展开。

1.课堂内外，互为补充，使时评阅读有系统性

首先，以课文为基点，纵向挖深度。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但舞台却很宽阔，时文阅读能为教材学习做好铺垫和延伸工作，如，配合《我与地坛》的教学，可以补充史铁生《合欢树》《秋天的怀念》，让学生更好地体味史铁生与母亲之间细腻、感人的亲情，同时课外补充史铁生《命若琴弦》《史铁生的坦荡辞世是一个示范》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对生命、对人生的态度。

其次，以时文为线，横向拓广度。

当学生通过课文基点积累了若干个作家点后，笔者认为还需要为他们架构起一张时文之网，在横面上进一步延伸，并形成系统。如，配合《将栏杆拍遍》这个知识点，可以补充《读柳永》《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看到梁衡对于宋词大家的评论，补充《跨越百年的美丽》，让学生领略梁衡对“美丽”的全新解读，体悟永恒的生命哲学；在功利化之风愈加浓厚的当代，补充龙应台《给河马刷牙》、鲁枢元《从陶渊明看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帮助学生构建起个人的精神家园。

2.读写并举，互为促进，使时评阅读有内容性

首先，引导学生撰写摘要和读后感。

其次，借助时评阅读，提高学生议论文语言的驾驭能力。

最后，撰写时事评论文字，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

现阶段的时文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几乎各种媒体中都活跃着它的身影。为学生撰写时事评论文字提供了有效范本。笔者尝试：在每学期初布置任务，将全班45人划分为6个时事阅读小组。每周由时事阅读小组组长确定时事主题，并选派一位学生在周一课前五分钟讲述时事新闻或热点事件，并对此概括感悟或评论，这些感悟评论或是自己有感而发或摘录借鉴时文，再由该学习小组选派两名学生就该事件继续提出看法，也可由其他组成员来评议驳论、争议商榷，形成“百家争鸣”的研讨氛围，使得学生懂得许多社会知识，看清纷繁世相背后的实质，学会科学、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3.师生对话，互为提高，使时评阅读有愉悦性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阅读的根本在于多种声音对于文本的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融合，如此才能形成一种建设性解读，同时也可以放大学生的阅读愉悦性与积极性。

二、时评阅读助写作走向深刻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是议论文走向深刻的必要条件。而时文阅读将让学生从芜杂的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去伪存真，揭示问题产生原因的能力逐步提高，更在对话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高度立论、深刻透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领略了议论文语言的鲜活灵动、素材的时代气息。如此看来，时文阅读将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大幅提高。而如何引导他们在具体写作时带着高考的镣铐展现精当独到的议论分析能力，则是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经过初步尝试，发现一条可操作之路。

第一步：引述时事材料。在议论文开头，抓住时事关键，简洁概括至80字以内。如《底气》开头：“天安门广场边，一个新造的孔子塑像被竖起。”同时在引的同时要扣住论题，提出论点。如，上文《底气》中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打造中国的文化底气，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下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材料，4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首先分析先秦文化因为开化了世界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底气，接着质疑当今中国文化向先秦文化寻求底气的原因，再次分析先秦文化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底气带来的弊端。这样层层剥离分析、评论，纵向论证，深入挖掘，使议论文有了论述力度。

第三步：联系现实，2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承上过渡，自然联系到西方文化底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非单独的文化名人。搜集典型论据，扣题论证，并提出怎样真正铸就当今中国文化底气的措施。

第四步：总结全文，100字左右。回扣材料，升华总结，收尾要求形象有意蕴。如上文《底气》结尾：“回首悠悠五千年，孔子老先生孤独地站在历史的起点，他瘦弱的肩膀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重塑中华文化底气，你我需共同努力。”

当然，文无定法，此四步只是笔者一点小小心得，有很多细节尚需要斟酌。

如此一以贯之，时评阅读，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怎会底下？语文素养焉能不高？时评阅读必将为学生写作着上灵动、深刻的一笔。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左传》；行人辞令；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60-02

《左传》是一部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著作，它在行人辞令的记录、整理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其历史散文著作的艺术魅力。历朝历代对其行人辞令的研究一直延续不断，本文主要从20世纪以前和20世纪以来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历代文人学者对《左传》行人辞令的研究概况。

一、 20世纪以前的研究概况

对《左传》行人及行人辞令的研究，自古有之。行人，又称“行李”、“行理”， 本是由大夫担任的一种专门职业，即现在的外交使节。《周礼・秋官・司寇》载：“大行人，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朝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唐代以前对《左传》及其行人的研究，基本上囿于经学范畴。但也有人注意到了行人辞令。《隋书・经籍志》著录《春秋大夫辞》三卷。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说：“齐桓征楚，诘包茅之缺；晋厉伐秦，责萁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词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指出了行人辞令一言兴邦的重要作用。《书记篇》中说：“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郑国的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得到诸侯的青睐和重用。又在《才略篇》中说：“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之圃，j耀似缛棉之肆。e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I政，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在这里刘勰指出了各国行人所擅长的辞令内容，表明在当时社会中辞令的作用着实不小。在《文心雕龙》中记载了许多行人辞令和与行人辞令有关的内容，刘勰在指出它们的现实价值的同时体味了它们的艺术价值。

唐代学者们从文学角度评点《左传》，从不同方面评价了《左传》的文学特征，指出辞令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对行人辞令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评述。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指出辞令对于行人大夫的重要意义。 在《史通・言语篇》中又说：“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举例说明行人辞令对于邦国的重要性。刘知几又在《史通・申左》篇中指出《左传》中所记载的辞令“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身为史官，刘知几的这些论述很有说服力。刘知几还在《史通・申左篇》中赞叹：“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指出这些言辞皆经过作者的琢磨润色，所以艺术水平极高。

宋代对行人辞令的研究取得很大突破，南宋的陈Y、真德秀从文体角度研究行人辞令取得重大成就。

明代对行人辞令的研究也是注重其文体研究。

清代古文学家们选录《左传》的辞令很多，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选《左传》48篇，他对这48篇的评点，篇篇精彩、句句到位。例如对《烛之武退秦师》的点评：“分明一段写舍郑之无害，一段写陪晋之有害，而其文皆作连锁不断之句，一似读之急不得断者……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他的评点写出了烛之武辞令的实用和美妙之处。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有45篇，《古文渊鉴》有108篇，余诚编著的《古文释义》有40篇，其中大部分是辞令。

清人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也较多。如冯李骅的《左绣》，从“文章”而不是从“经传”的角度论《左传》之文及人物。李文渊的《左传评》三卷，其兄李文藻亲自校勘。《四库全书提要》对该书的评价是：“《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于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近人吴]生的《左传微》也是值得一提的著作，正如此书的校注者白兆麟在序言中所云：“此书初稿名《左传文法读本》……而此本‘以文为主’诠说文字，讲明义法，要在发明左氏微言。”

总之，20世纪以前的研究尽管规模较小，但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20世纪以来的研究概况

20世纪以来，学者们才开始真正从文学角度全面认识评价《左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种文学史的撰写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庆振轩的《中国文学史发展纲要》，罗宗强、陈洪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褚斌杰、谭家健的《先秦文学史》等，都把《左传》置入先秦历史散文的海洋中详加论述。行人辞令作为《左传》语言艺术的典范，备受重视。

（二）大量论文的撰写

20世纪以来，研究行人辞令的论文日渐增多。如沈松勤的《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归纳出行人辞令的特色分别是以分析利害、揣摩心理、高谈雄辩、微言婉语见长，并指出行人辞令对荀子《议兵篇》、李斯《谏逐客书》以及对汉初政论家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的影响。胡安顺的《〈左传〉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论说方法之比较》指出行人辞令和战国策士辞令的相同点是诱之以利、示之以害、以事为喻、引言说理、举史壮论。陈彦辉的《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一文主要从春秋行人对《诗》、《礼》的掌握和运用，对以《尚书》为核心的历史知识、以《周易》为核心的哲学知识之了解等方面考察，揭示行人在社会动荡、王纲解钮之时得以兴国存邦、抑暴治乱的内在原因。查清兰的《浅析〈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其发展》从春秋“行人”与外交辞令、春秋外交人才的文化素养、春秋外交人才的外交实践三个方面，对《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张高平先生注重对前人成果的吸收，不仅研究了《左传》的语言学和文字学价值，而且对行人及行人辞令都有独到的见解。

赵逵夫先生在《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中指出，新时期先秦文学的研究第一要有历史的眼光，既要考虑到历史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又要结合考古的成果，对于上古文献中反映的内容，不能轻易否定，先秦文学研究要体现出时间的进程；第二要用文学的眼光，要突破经学思想的束缚、史学的束缚，还要破除成见的束缚；第三要坚持从文学史的事实来揭示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赵先生在另外一篇论文《叔孙豹的辞令、诗学活动与美学精神》中指出，行人辞令是先秦时代具有文体学意义的散文，对后代散文、辞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说：“行人辞令是作者精心撰写的文字，有独立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是完全不同于子书、史书节选的片段的。”这就为我们研究《左传》中的行人及行人辞令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在这篇论文中赵先生还详述了叔孙豹的赋诗、诵诗、引诗活动与其诗学思想，这就为研究先秦行人的个例树立了榜样。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主要对春秋时代辞令的各种文体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论文对先秦各种应用文字从文体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归类，展现了每一种文体的内容结构、风格特点。通过前人时贤的研究使我们重新审视了春秋时代的文体特点，对后世各种文体的来龙去脉更加明晰。另外，李锡澜《委曲婉转、绵里藏针――谈《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胡安莲《论〈左传〉“行人”及其辞令特色》、王守谦《略论〈左传〉中行人与行人辞令》、陈彦辉《春秋行人形象论析》、王俊《春秋行人辞令研究》等，在各个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时期，行人辞令作为语言艺术受到普遍的重视。

三、存在的问题

对《左传》中的行人辞令研究者甚多，成绩也较突出，对《左传》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研究者忽略了对行人本身和行人辞令评点的研究。如果对这两点能够认真研究，并放入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深入分析，既可以加深对行人及行人辞令的认识，也可以更好的鉴赏、评点行人辞令。

［参考文献］

［1］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2］唐・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清・金圣叹.金圣叹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4］清・吴]生.左传微[M].合肥：黄山书社，1995.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湖南 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 时空结构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内（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过的人群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切成就。在这种含义之下，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是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显的阶段。因此，本文对于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及成因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管窥豹、坐井观天，拙陋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

传世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记载极少，我们对湖南先秦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建国六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斐然，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虽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在文献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我们唯一所能依据的素材和研究对象。不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献记载较丰富的中原地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样离不开考古学。因此，湖南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发现或确认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已达3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为“某某文化”，有的因为相关材料较少而未正式命名，仅暂称为某某“遗存”或“类型”。下面先作一个简要介绍：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类群”和“潕水类群”两大系统[1]，均分布于雪峰山脉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区。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连续发展的四个文化——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和十里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为集中，故称“潕水类群”。目前该类群还未正式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在东部地区的长沙、浏阳、益阳、安化等地点也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因材料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较多，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地区。具体来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八十垱下层遗存” 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发现于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名“玉蟾岩”的石灰岩洞穴中）。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东岸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上层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望子岗一期遗存” 等。

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区的皂市文化（或称“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早、中期）、费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资水下游的樟树塘类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时期）；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等。以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多为商代至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澧水下游、洞庭湖区及洞庭湖东岸地区出现楚文化遗存，洞庭湖东南的湘江、资水流域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区。战国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楚文化所占据。

通过以上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的大致过程为：距今约40万年左右，湖南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在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湖南被带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楚文化占据湖南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来区分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区域文化（长江文化）的过程，秦代开始成为中华文化一员。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等的涵义进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内（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现过的人类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或各种性质的判定。一个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个部分。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地域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区内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区，这个分支或小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定具有独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传统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该共同特性为相邻地区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见。湖湘文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湖南境内自古至今生存的人类文化是否具备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则“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现代行政区划称“湖南文化”更合适。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内起源或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间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区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间包括湖南但必须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区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内也可以为境外地区，而实际上湖南在先秦时期未曾成为过区域文化的中心区。在区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过程，且总的趋势是“区域”范围不断由小变大，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区域文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不同地区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具体过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现为发展阶段性、演变节奏、文化互动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

与长江流域多数地区一样，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又回归到本土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反复而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分别称为“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

史前时期是湖南先秦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末，结束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边缘地区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本土文化阶段，后段为区域文化阶段，前、后两段的时间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时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种。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区的“澧水类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潕水类群”文化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旧石器群；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区的八十垱下层遗存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有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这一阶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分布区均未超出湖南境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输出或传播。例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一支向北迁徙形成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开始出现、汤家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别传到长江下游、岭南珠三角、江汉平原和汉水上游地区，鄂东皖西地区的黄鳝嘴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区的咸头岭文化、大黄沙文化、江汉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均发现了白陶器，器型和装饰风格与洞庭湖区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相对较高并处于文化传播的主体地位，应与湖南境内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史前时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类型、岱子坪·舵上坪类型、高庙上层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些地域文化多数已开始具备上述区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本地文化传统仍占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区而成为了以境外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边缘区，文化的演变节奏也与境外的文化中心区同步。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高庙上层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实际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扩展；其后的高坎垅类型就是屈家岭文化在该地区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资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岭文化一改本地从黄家园类型到大塘文化以釜为核心的炊器传统，代之以鼎为核心的来自长江下游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虽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岭文化的中心区，但因堆子岭文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系统，故实际上已是以境外为中心的文化边缘区。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到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将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纳入了其政治版图。从大溪文化开始，以境外为中心区的区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内陆地区挺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区都被纳入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体系。仅湘南、湘西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自身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阶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并不妨碍湖南大部分地区所呈现的区域文化特征。

原史时期（亦称原史时代）是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二个大的阶段。此前笔者已专文就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原史”时期进行了首倡和概论性阐述[2]。该文认为，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末至秦帝国建立前这一段历史既不属于史前时期，也不属于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建议借用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期”这一概念称之。

理由是：长江流域的整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秦帝国建立后，长江流域被纳入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历史体系，应与先秦时期分开；而先秦时期又须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点应在新石器时代末。因为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高度发达的几个大的区域文化集团（可称为早期国家或酋邦）几乎同时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区域文化的遗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过程在文化传统层面上是断裂而非连续的。与这种断裂特征相匹配，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不复存在，而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主流。关于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起点，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吴越和巴蜀已属历史时期，但按照“历史时期”的涵义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期”这一点来衡量，它们均未进入历史时期。传世文献中确有不少相关记载，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是来自它族（华夏族），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过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纪念性文字、日常记录或专类文书而非“史”书，也没有较完备的编年系统，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时期”的概念属性。所以，本文亦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末至秦这一时段称为“原史时期”并以楚进驻和统治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原史时期前段，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末，下限为楚国统治湖南之前（约当春、战之际）。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樟树塘类型、炭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 等。本阶段楚文化已传入湖南境内，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春秋中、晚期已见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战国以前并未大规模进驻湖南，春秋时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据，东部湘江、资水流域为百越文化分布区，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应为苗蛮文化分布区。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复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区，但较史前时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点。例如：外来文化传统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区内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间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为外因且基本跟随境外文化的演变节奏。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显优势使其时刻对长江流域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作用，以致在两湖地区难以自发形成分布范围稍大的区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无力完全征服和控制这一地区，没有可能将其直接变为中原文化的分布区。因此，这一阶段湖南的本土文化传统反复出现突变、复归的循环过程，不过每次复归后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加入了新的区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新的区域化不断迈进的过程。

原史时期后段，即楚国统治湖南时期，具体年代为战国时期。本阶段湖南全境基本上为楚文化所占据，仅雪峰山高原山区情况不明（目前邵阳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楚墓），也有可能仍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区。楚文化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核心、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为“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湖南遂成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称“南楚”。湖南境内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面貌上与江汉平原核心区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将湖南境内古代越人的某些传统（如越式铜鼎）融合吸收并传播到其它地区。关于楚人大规模入驻即统治湖南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传统意见认为当始于春秋晚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为战国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过50座，战国早期楚墓数量也不多。这一现象与楚国公元前四世纪初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的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以上就是湖南先秦文化的时间框架和文化传统演进的总体趋势。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空间内，“先秦”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间范围又是相对稳定的，否则该文化就不存在或演变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说，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但相对稳定是主要的，变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对于一定区域内人类文化史演进模式、动力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对湖南先秦时期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内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围、兴亡时间以及相互间交流融合、更替传承关系等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在空间布局上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在南北方向上联系紧密，而在东西方向上有所隔离，很明显地可以先划分成东、西两区而不是南、北两区，而且从历时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时间段之间，东、西两大区的空间范围也是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东、西两区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区空间位置经常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特征用八个字概括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下文进行具体阐述：

从字面上理解，“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首要特征是东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进退，而且分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退则表示有变化。统而观之，这八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

东、西两区的分野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因为东部地区材料太少还难以看出，但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成形，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战国前都十分明显和典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强势，致使湖南东、西两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东、西分野才渐趋模糊，但东、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且有研究表明，楚人进入湖南东、西部的路线和经营策略也是不同的。东、西分野的具体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脉为分水岭，北端沿洞庭湖南缘东行、再北折沿洞庭湖东岸直至城陵矶，略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么，东区范围涵盖湘江、资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东岸地区，即今行政区划的岳阳（除华容）、长沙、益阳（除南县）、湘潭、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十市所辖地区；西区范围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含今常德、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四州市所辖地区。

在东、西两区内一般又可分为南、北小区，但不同时期南、北两小区的界限会有差别，总的趋势是从北向南移动，但也有反复。西区的南、北小区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县五强溪一带为界限，北小区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南小区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来南移至麻阳、怀化市一线。东区的南、北小区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线为界，北小区包含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区，有时（如原史时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与湘江下游地区分开形成单独的文化区；南小区总体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后文叙述之便，笔者将西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北区、湘西区，东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东区、湘南区。

旧石器时代，由于东部地区考古材料太少，情况不明，但西部地区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北（澧水类型）、南（潕水类群）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域文化发现太少，难以对比。

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北区先后出现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继承关系明显，分布区东抵南县、华容一带，南至石门、慈利、桃源一线；湘东区先后有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在存续年代上，黄家园类型文化跨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虽然两区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处，但文化的兴亡时间完全不同步。湘西区先后出现的高庙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传统有传承关系，年代与湘北区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当，但主体面貌差别较大。湘南区的情况目前不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湘北区先后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而湘东区首先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区，其后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所替代，本区的石家河文化与湘北区差别甚大，并非由湘北区传播而来，而是来自汉东地区。湘西区高庙上层文化虽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较多影响，表明外来的区域文化开始向沅水中游地区渗透，接下来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和石家河文化进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区，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传统。湘南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岗一期遗存仍属于本土文化。

原史时期前段，湘北区商代至西周晚期为本土传统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围包括沅水中游在内，春秋时期早、中期楚文化进入该区北部澧水下游一带。湘东区又可细分为两个小区，北部洞庭湖东岸地区先后有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铜鼓山一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内的分布，范围仅为岳阳市以北的长江沿岸一带，费家河文化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时期情况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进入该区。南部湘江、资水下游地区先后有樟树潭类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树潭类型文化面貌与湘江中、上游望子岗一期遗存有共同之处，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曾经北传；炭河里文化虽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形成的，文化构成中也包含有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传统为主的地方青铜文化，与此前的樟树潭类型及春秋时期以“越人墓”为代表的遗存同属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区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时期为皂市文化分布区，春秋时期有可能为楚文化分布区，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区商代至西周时期有朱家台类型，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沅水上游地区商代仍为斗篷坡文化延续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湘南区坐果山类型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望子岗一期遗存的土著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亦属百越文化，战国时期逐渐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时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个小区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异，其中湘北区与湘西区、湘东区与湘南区相对较为接近，亦可看出东、西分区的格局。随着楚文化从北向南一步步推进，东区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区的本土文化苗蛮文化逐渐向南及东西边远山区退却，前者主要向岭南地区和雪峰山高原迁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区。

我们相信，以上所论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分布——“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之格局，将会随着考古资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显现和完善。以往多数学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般也是首先将它们分为与本文基本相同的四个小区来展开的，但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四个区之间空间层次的差别，本文指出的其在东西方向上相对稳定而南北方向上时有变化的现象，对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成因探索

前文关于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可明显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每期又分为前、后两段。而从文化发展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演变趋势来看，在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基本相同的过程，而且两个时期的地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特征，即整个先秦时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间分布的东、西分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在东、西两大区内文化的空间变化呈南北向移动，且总体趋势是从北往南推进。

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与整个长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这一特点不仅仅为湖南先秦文化所独有，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先秦文化同样具备。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经发展到了高水平的区域文化阶段，不仅空间分布范围很大，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礼器、社会的等级分化等都已出现或达到相应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比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准文明社会”却几乎同时衰落并消失了，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现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区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学术界提出过多种假设，或以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过度侈靡奢华，耗尽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终致盛极而衰；或以为洪水泛滥直接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笔者曾提出，洪水泛滥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滥对长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终导致了长江文化的消亡。许多线索告诉我们，距今4000年左右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范围内，可能的确经历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高发期。如：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故事；当今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创始神话都有洪水传说，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当时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来才迁到了西南地区；文献记载尧、舜、禹在征讨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并归咎于其所编造的三苗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长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说明当时自然环境的异常。另外，长江下游地区不少考古遗址发现了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商周时期之间的洪水淤积层。试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滥（包括接踵而来的瘟疫等）已经让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大伤元气，中原文化（显然因为治水工程卓见成效而受洪水灾害影响较小）也不敢如此随意编造借口、无端用兵南下。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确已开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经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深入到了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区“白庙文化”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夏商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马桥文化包括湖南境内的皂市文化、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型、费家河文化等无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迹。中原文化的南侵无疑打破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原有体系，从而导致了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传统的断裂，但是，外来的中原文化又无力在本地再建一种新的秩序，原区域文化各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复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状态。此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两大阶段形成及发展道路重复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其次为境外文化对湖南的影响。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以罗霄山脉、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为屏障，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大体形状呈开口朝北的簸箕形，它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共同构成了两湖盆地，成为长江中游的主体。簸箕形的开口处、长江南岸为洞庭湖所在，它与长江对岸被称为“云梦泽”的大片低湿地通过长江连为一体，实际上构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来，湖南确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空间。更为独特的是，在湖南中部从南到北隆起着一条雪峰山脉，向南穿过南岭、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与洞庭湖水网湿地一起将湖南分开为东、西两半，且雪峰山脉峰峰相连，从北至南几无缺口，完全阻断了东、西两侧的交通。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与雪峰山脉北端之间的狭窄地带。故此，在历史上多数时期，东、西部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不是彼此之间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区，即使在当代，湖南东、西两部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东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间范围在东西分野的大框架内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为地理环境所致。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从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内中央为雪峰山脉，东、西两面又有罗霄山脉和武陵山脉，湖南的东、西两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狭长形，东西方向上纵深很短，不可能为人类文化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这些宜居地与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这就决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东西分野”总框架下“南北进退”的格局。

除地理环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影响文化空间分布的因素，有时还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对于周邻其它文化的优势特别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为决定文化相互间空间布局的主体，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与境外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进入固然对境内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上不仅未能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且多数时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整个先秦时期，湖南东、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自然障碍较少的洞庭湖两侧往北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是由南岭山区的河谷地带通往珠江流域。正因为如此，从史前时期后段开始，来自江汉平原或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从北边进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进，此为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南北进退”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1] 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类型及其地位[A]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长沙：岳麓书社，1996.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字：一、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先秦文学的成就包括神话、诗歌、散文三大部分。

（一）、神话。神话是原始居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中国神话包括创世神话、发明创造神话、战争神话等等。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都有许多古典神话的记录。这中间，《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为丰富，而且接近古代神话的原貌，它最具有神话学价值。它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神话作为原始居民意识形态的体现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中默默传承着，它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世的创作。它对于后世文学不仅有素材的意义，更具有原型的意义。古代神话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创造，使文学作品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诗歌。《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散文。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著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大多为哲理散文，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精神特征，并在形式和观念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诸子散文无论在文体、语言、结构各方面，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两汉文学。汉朝分为东汉和西汉。两汉的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散文、汉赋、诗歌。

（一）散文。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司马迁的《史记》可以堪称两汉文学中历史散文的顶峰之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它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政论散文。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二）汉赋。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汉赋，当时是文学的壮流。《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合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合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作品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都借物抒怀，意境深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美而绮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方铭先生在分析汉赋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时，强调其色彩特色，有“色彩绚烂，气势雄奇，醉人心魄，迷人魂梦”，“绚丽而不失深沉”等评价，称赞其“鲜明而丰富的色彩夺人目精”。在对汉赋的典范进行讨论时，又有“形象生动”的“彩色的骚体句式”诸语。汉赋的华丽风格，是和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气象相一致的。在艺术成就上，汉赋客观上使后人从中了解与认识汉帝国大一统的历史风貌，了解祖国壮丽的山河、高超的建筑和精湛的艺术。同时，在这些铺叙与描写中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汉赋善于铺陈夸张，想象丰富，对客观事物做具体形象的描绘，汉赋用词贴切，讲究语言的音调、节奏，一些篇章颇具音乐美。这些都是汉赋的艺术贡献，而且是作家自觉的艺术创造。可以说，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对文学自学创作时代的到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文学成就上，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三）、乐府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体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乐府诗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其次，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再次，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先秦诸子 散文 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G623.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3-0056-01

人教社选修教材《先秦诸子散文》的编者意图是：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认同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文化，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并学习用历史的观点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眼光审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局限。

然而，选修课的测试在高考试题结构中没有得到有效体现，虽从教材比例分量上来看，高中三年必修课程占五个模块和选修课程占五个模块的数量相等，但教师“重必修课、轻选修课”的观念仍存在。况且由于课时紧，以人教版《先秦诸子选读》36个课时为例,该书共七个单元,涉及《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 扣除测试讲评时间外，最多只有30个课时用于教学，故每单元平均只有四课时,课时的不足很容易导致教师为赶进度而 “眉毛胡子一把抓”,或注重于文言文字词句的积累和讲解，或因其文中散文思想性强，就等同于思想政治课讲授人生大道理，从而背离了选修课开设的初衷。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先秦诸子散文》教学策略的有效构建，进而提高这门课的教学效益。

一、组织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教学内容

先秦诸子散文之所以流传至今，其根本原因是文中折射出的人文精神如坦荡浩然，自强不息的精神，宽宏感恩之道、中庸之道、和谐之道等等。吕思勉先生说：我国学术，只有先秦时候的诸子百家之学纯为我华夏民族的自创。

而且《先秦诸子选读》选用的是儒、道、墨、法四家散文中重要的篇章，每个单元即为每家思想文化专题：如面对紊乱秩序的现实社会及仁爱忠恕之心的缺失建立“仁”的学说，提倡追求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和谐；孟子面对功利主义和君王暴政盛行时代提出“行仁义”“施仁政”主张；庄子的“安时处顺、以无用为大用、尊生”思想体现了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关怀了处于无路可走境遇的人们……。在具体的教学中，我们也不必局限于此，不能仅仅依靠课本所编排的顺序教授，可以依据各个学派主张求同存异，用心整合，大胆取舍，自主组织新的学习专题。如：“孔子论学”“孔子论仁”、“孟子论义与利”、“《老子》中的矛盾观”、“《庄子》中的譬喻”、“《韩非子》中的寓言”等。指导学生归纳总结某方面思想内涵，体会其精髓，积累含义深刻的名言警句，进行专题辩论，写作专题论文(注意与时代特点尤其是最新时事结合起来分析研究， 交流论辩)，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时间紧迫难处，适当加快教学节奏，留足时间为学生自主研究性学习和探究提供有力条件，扩大课堂教学的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二、实现以砥砺人格为重心的难点突破

先秦诸子散文是各家及其成员思想的表现，充满了卓越的智慧，他们在关注和思考现实社会与人生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师生。在学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学生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面对子路的坦率自信，夫子“哂之”；在《季氏将伐颛臾》里，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在《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里，看到了他是兼善天下的仁者，正如人们评价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

在讲授《孟子》可以感受到他的“大丈夫”人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一直影响至今。更重要的是文中也提到了如何培养这种大丈夫人格精神的方法。《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提及到养气同时也是养勇。这种气是由道德心灵生发出的，不是一般的大胆，更不是匹夫之勇。《人和》中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对正处于青少年阶段的高中生如何处理同学关系有指导意义。学生在遇到困难挫折时，学习庄子的逍遥精神（优游自在淡泊名利隐于江湖，甘心寂寞出世脱俗匿于荒野）获得心灵的慰藉。

历史悠久的古代散文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批判地继承优良文化魅力就是学生应具备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体验诸子们的情感，滋润自身灵魂，升华人生境界。从而获得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获得一种人情、人性、人格的深刻体验和感悟，进而形成健康健全的人格。

三、实施以诵读悟情为手段的教学方法

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幺先生曾说：“阅读教学第一是读，第二是读，第三还是读。”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吟”，反复诵读自古以来就是学习文言文的主要途径。《红楼梦》中贾宝玉学习文章，也是诵读，述其意，谈其悟。故在先秦散文教学中可以实施以诵读悟情为手段的教学方法是必要的。

先秦散文语言简练，思想深刻，句式长短相继，音律和谐。在读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加深对先秦文章的感悟，还可以在朗读中体味作者当时的意境，领悟其文章的深刻内涵。但朗读虽好，也要根据不同的阅读要求，应该给学生确定不同的诵读目标。如初读时确定的目标可以是“读音准确、节奏流畅”或者“初通大意”；再读时确定的目标可以是“领悟情感”、“理清脉络”等，让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带着问题去读。倘若只是“有口无心的朗读”贯穿其中，就成“和尚念经了”。还可以依据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特点灵活运用朗读手段。一类是语录体散文，如《论语》《墨子》适合学生分角色朗读，强调语气要适合孔子文章的舒缓迂曲，从容淡定。一类是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如《庄子》《孟子》根据文本的特点适合集体读句读，读出强烈感情，读出孟子文章充沛气势。一类是专题议论文，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如《荀子》和《韩非子》短文章整体读，长文章逐段读，长文章划分论点、论据重点读或默读。此时教师用有感染力的示范朗读影响学生，或抑扬顿挫，或舒缓不迫，就连简单的“之乎者也”有腔有调，或“足之舞之蹈之”，让学生身临其境，产生悟文的喜悦之情。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先秦哲学；道家思想；文献整理；文献研究

道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统治阶级以及学术界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儒家。然近代以来道家不似儒家那样面临着被全面的局面，因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先秦时期的道家文献更是被学者们视为瑰宝。本文试图从近现代先秦道家文献整理研究、当代先秦文献子书的研究、先秦道家文献整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及不足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以来先秦道家文献整理研究作一次研究综述。希望给学者们提供参考的线索。

一、近现代先秦道家文献整理研究

1.清末至民国初

（1）经世致用思想在道家文献研究中的体现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经世致用”思想在有识之士中逐渐占主导地位。魏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强调《老子》是“救世之书”。这是他对现实与国情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入仕思想的体现。他的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本义》一书中。被称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亦然。他的著作主要有《庄子节选》、《庄子杂钞》，曾国藩主要是强调老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后又有历劫余生的《老子研究与政治》。

（2）西学视野下的道家文献解读

随着西学的传入，用西学的方式研究道家思想成为此时期的普遍现象。首开此风的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他著有《评语》和《评语》两书。此后有章太炎的《庄子解故》和《齐物论释》，梁启超的《老子哲学》，程辟金的《老子哲学的研究与批评》，胡哲敷的《老庄哲学》、张默生的《先秦道家哲学研究》。这些学者或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或从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或从唯物主义等方面对道家文献进行解读，为道家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民国以来

与儒家研究相比，此时的道家研究在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先秦道家在此时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争论

此争论始于胡适，他认为老子是春秋末年人。梁启超随即提出质疑，认为老子是战国末年人。随后这一问题引起学术界极大的争论。关于老子的年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春秋末；战国初；战国末；秦汉。学者们前后发表了40余篇论文讨论此问题，后大都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可断定老子生活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

（2）对道家经典著作的校勘、注释

此时对先秦道家经典的校勘、注释主要集中在《老子》上。20世纪20年代的马其昶《老子故》、奚侗《老子集解》都是带有“集注”的性质。20年代后期陈柱的《老子集训》、蒋锡昌的《老子训诂》、严灵峰的《老子章句新编》、高亨的《老子正诂》相继出现。其中高亨的《老子正诂》以王弼的《老子注》为底本，兼采另外20多个版本进行对比校勘，其中有近百处与出土《老子》一致。蒋锡昌在《老子训诂・序言》中提到其书的特点：“此书校勘之法，重在以老解老。……训诂之法，重在以老诂老。……”引用书目达84种。蒋、高的著作都是功力深厚的佳作。此外，杨树达的《老子古义》，钱基博《老子解题及读法》，吕思勉的《经子解题》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此时关于庄子的校勘、注释相对较少。主要有马其昶的《庄子故》、支伟成的《庄子校释》、胡远的《庄子研究》、朱文熊的《庄子新义》、杨照明的《庄子校证》、马叙伦的《庄子义证》、叶国庆的《庄子研究》、王叔岷《庄子校释》等。其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是较好的著作。王叔岷《庄子校释》几乎收集了现存的各种《庄子》版本，博采众家之长，考证精深，指出郭象本1569条错误，可见其用功之深，是一部难得的校勘佳作。

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罗的《诸子学述》，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也是此时期与先秦道家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著作。

此外，研究道家的专著还有王力的《老子研究》，郎擎宵的《老子学案》、《庄子学案》，蒋锡昌的《庄子哲学》等。

二、当代先秦道家文献的研究

20世纪八十年代对道家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道家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另一方面，道家经典被以通俗的方式解读和宣传，各种介绍老庄智慧的书籍也逐步成为大众读物。陈鼓应提出“道家主干说”，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们认为单从哲学方面讲，“道家主干说”成立。此时对先秦道家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道家文献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佳作不断。在古籍整理方面主要有高亨的《老子译注》、张松如的《老子校读》、卢育三的《老子释义》、王世舜的《庄子译注》、杨柳桥的《庄子译诂》、曹础基的《庄子浅注》、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等。其中，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以郭庆藩的《庄子集解》为底本，择善而采，通俗易懂，校勘精良，语言流畅兼富文采，属上乘之作。专论主要有詹剑锋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古棣和周英的《老子通》、张恒寿的《庄子新探》、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子研究》、张舜徽的《周秦道论发微》。

2.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出土道家文献研究

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数量颇丰，其中道家文献占了不小的比重。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凡物流形》；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阜阳汉简《庄子・杂篇》；定县八角廊汉简《文子》，北大汉竹书《老子》、《周训》等。

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提供了大量的佚书，填补了一些学术空白。例如《太一生水》和《恒先》都与《老子》、《庄子》、《列子》、《黄老帛书》的思想有不同之处，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描述宇宙生成模式的文献。《黄帝四经》在汉代就已经亡佚，时隔两千余年得以重现。出土文献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直被学界忽视的战国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盛况。第二，辨别文献的真伪，确定作品年代，作者身份。例如《文子》、《冠子》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伪书，出土文献的出现使这些疑惑得到解决。第三，为早期儒道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第四，为训诂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例如，许抗生的《帛书注译与研究》、黄钊的《帛书校注析》、尹振环的《帛书释析》、高明的《帛书校注》。其中高明的《帛书校注》是一本难得的校注佳作。他以王弼本为主校本，又取河上公本、傅奕本、敦煌写本、道观碑本等历代版本共三十三种作为参校本，对帛书《老子》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可以说是研究帛书《老子》一本扛鼎之作。郭店《老子》出土后，丁四新先生著有《郭店楚竹书校注》一书。另外，北大汉竹书《老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老子》古本，必将为老子的校勘等工作带来新的希望。《道家文化研究》、《中国哲学》等刊物都出版了专号。其间相关的论文更是多不胜数。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综述窥探其大概，例如《郭店楚墓竹简研究述评》（上、下）；《研究综述――兼论今后研究的方法》；《帛书研究》；《近十年来国内郭店楚简研究综述》；《帛书研究综述》。许多研究文献在20世纪学术研究中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成为道家文献研究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3.学术史研究成果

总结性学术史成果的出现也成为此时期的一大亮点。例如熊铁基、马怀亮、刘韶军合著的《中国老学史》，成为一部专门研究、论述老子学说发展历史的著作。作品探讨了从战国之季到明清时期老子研究的概况，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此后三人又合著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作为对《中国老学史》的补充。此外，台湾学者戴美芝的《老子学考》以先秦直到清代等时间为经，以正文类、传注类、义疏类、音义类、通论类等类别为纬分别进行探讨，是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方勇的《庄子学史》对两千年来的庄子研究做了一次最精确、全面的总结和阐述。作者首先概述了庄子其书、其人、其思想、其地位及其影响，然后分别总结了历朝历代思想家对庄子学说的继承、发展及批判。另外，还总结出庄子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政治、艺术、经济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此后又有熊铁基主编，李宝红、康庆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庄学》，总结20世纪以来庄学研究的新成果。

三、先秦道家文献整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及不足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道家文献研究的一些趋势。

趋势一：先秦道家研究更细化、更深入。不再象以前提到道家必是言老庄，而是深入到了《文子》、《冠子》、《黄帝四经》、稷下道家等末流道家的研究。例如关于文子的注释就有杜道坚的《文子缵义》、李定生和徐慧君合著的《文子要诠》、《文子校释》、王利器的《文子疏义》、彭裕商的《文子校注》等作品。赵雅丽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近年研究简评》的研究综述，可见近年来《文子》研究的盛况。

趋势二：与现实结合更紧密。例如“当代新道家”的提出便是这一趋势的写照。学者们在努力寻找先秦道家思想与现代化建设的契合点，挖掘其应用性价值。例如：将道家文化运用到政治、教育、逻辑、环保、旅游、养生、心理等方面。这一点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写照。

趋势三：道家研究出现了通俗化普及化的倾向。尤其是今年来“百家讲坛”作为传统文化面向大众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担当了向大众传播道家文化的使命。例如姚淦铭的《老子与百姓生活》、南怀瑾的《老子他说》《老子的帮助》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老子的智慧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用老子的思想分析现代人的生活。将老子与现代人的距离拉近了。另外，《庄子》的大众读物还有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述过的《心得》、《傅佩荣》、王蒙的《庄子的享受》、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蔡志忠的《庄子说》等。这些通俗读本为大众了解老庄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也因为有跟风与媚俗的思想作怪，其中有许多误读与浅陋之处，不免使人诟病。

趋势四：道家研究出现了出土文献研究这一新的分支。各大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也相继开设了“出土文献”这一课程，还有些高校把出土文献作为古典文献的一个研究方向来招收博士生，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可见其盛况。

概言之，先秦道家文献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果，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学风显得有些浮躁。例如，“中国知网”中的出土文献相关的论文中有许多是重复、没有新意的文章。可能这与国人的“跟风”潮流有关。先秦道家文献校勘方面还是缺少“甘坐冷板凳”的人才。其次，现代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这要求我们的研究也日益精细，但也暴露了不少弊端。中国古典文献学毕竟是文史哲不分家，因此要想将先秦道家文献研究透彻，必须具备文字学、文献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学界应打破门户之见，多进行相关学科的交流互动。各大高校也应注重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养的学生，为古典文献研究提供后备力量。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大家在研究某一问题的过程中，经常凭借主观的猜想或个人的好恶而做出错误结论。因此我们在考证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说“任何考证都要回答可能的反证的挑战，讨论相反的可能性，不考虑反证和相反可能性的考证都是不可靠的”。此外，学术界许多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方法来研究和评价中国文化，这样虽然开阔了视野，为先秦道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同时也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们应该尝试着找出更加适合我们本民族文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指导老师：王天海

参考文献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孙以楷等.道家与中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张立文等.中国学术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王弼注.老子，诸子集成，第3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5]郭象注.庄子诸子集成，第3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6]顾颉刚.古史辨[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7]熊铁基等.中国老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蒋其昌：老子校诂[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

[9]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彭华：郭店楚墓竹简研究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3）.

[11]曹峰研究综述――兼论今后研究的方法，国家省会科学基金项目“今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成果之一，中国知网

[12]李夏，帛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07年版

[13]谭宝刚：近十年来国内郭店楚简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07（7）.

[14]张艳：帛书研究综述[J].语言学研究，2012（2）.

[15]赵雅丽：近年研究简评[J].重庆社会科学，2002（4）.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由于时间的久远性，对一个同在今天我们所住的这块土地上，但时间如此遥远的阶段，我国音乐史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怎样的研究？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否因此更加的深入？还有怎样的研究课题，能让我们对于先秦音乐有更多的认识？

研究范围与方法

音乐史教科书所呈现的，是被广泛承认的研究成果；期刊杂志的先秦音乐文章呈现，则为学术界研究的尝试、偏好与普遍兴趣。因此本论文将首先从此二部分切入，观看先秦音乐的既有研究成果与倾向。其次对于学界近年来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所观察到的发展方向，在此特别关注先秦音乐部分，进行探讨。最后将提出目前为止仍存在的问题性，以及可以尝试的研究新视角。

一、既有内容

（一）教科书中的内容组成

翻开《中央音乐学院2011年博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关的通史著作，②包含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1）；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2006）以及秦序的《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2001）。针对这些文献，本论文将从其目次部分切入，进行分析与归纳。

目次所呈现的段落主要内容陈述部分，三份文献都包含了音乐相关神话、音乐考古、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文化生活、乐律、音乐美学，以及先秦较为特殊的课题：礼乐等内容。刘再生更加入特别阐述歌唱与乐器的相关人物及事件段落。三者除了叙述表达方式的差异，内容比例上仅仅有细微的出入。

纵观杨荫浏的著作，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在考古出土文物仍相对缺乏的年代，在其先秦音乐部分，杨荫浏主要透过大量文献中，音乐内容的截取分析，拼凑当时音乐文化生活样貌。③相较于杨荫浏的内容，2006年修订再版的刘再生著作，除了承续杨荫浏的音乐文化拼图，许多近期考古资料的应用，为其书中的先秦音乐文化内容，寻得更多依据。但以31个不同主题，延伸“上古时期”的第二层次内容，缺乏对于此历史阶段大量知识的归纳统整，使得目录一览，相对显得较为庞杂。④至于秦序的著作，⑤在整体内容上，虽然因为其书属于简明教程，内容显得较为浓缩，但依然可见作者了更多的心力于中西音乐起源的神话，以及西方学者对于音乐起源的研究成果上。

除了通史性内容中的先秦音乐部分，1994年李纯一所出版的《先秦音乐史》⑥，内容完全集中于先秦这个阶段，亦受到学界的推崇。⑦李纯一的书中，将考古出土文物及相关的测音数据放在全书的中心地位，而借助文献中记载的音乐]唱与]奏相关人物事迹之刻画，也为先秦音乐生活画面，增加了更多的拼图。

（二）传统偏爱的研究课题

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八千二百多种重要期刊。如果针对其中1994—2011年的文章，键入关键字“先秦音乐”，总共出现298篇资料。⑧依照标题所提示的最主要陈述内容，可往下再细分成探讨音乐思想与审美观的“美学”内容；主要为《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探讨的“文学”内容；包含音乐生活、教育、人物等等的“文化”内容；先秦特殊课题的“礼乐”内容以及“心理学”、“歌唱（歌词）”、“考古”、“乐律及曲式”、“乐器”、“其他”等主题。粗略统计各种主题数目为：美学127篇、文学23篇、文化53篇、礼乐8篇、心理学4篇、歌唱（歌词）10篇、考古13篇、乐律及曲式5篇、乐器24篇、其他31篇。

统计数字显示出国人对于美学课题的偏爱。在先秦音乐的研究内容中，有约42％与美学相关，与名列第二大类的文化相关主题，在此仅占18％，可说相差悬殊。即使将文学、礼乐、心理学、歌唱等内容，一并广义解释为文化内容，其与“文化”内容的53篇相加总和共98篇，在数量上仍无法超越探讨先秦音乐思想与审美等美学内容的127篇。

除了美学偏好以外，统计数据所透露的讯息，还有因为传统上，许多这个阶段的音乐研究课题，并未建立“先秦音乐”这个关键词。“先秦音乐”是一个以文化观点看待音乐的关键词，在这样的关键词下，音乐不仅是一个时间阶段，不仅是一件音乐成品——例如一首诗经歌谣或一件出土乐器——更是一个流动的，包含音乐创作、展]与欣赏层次的概念名词。先秦音乐研究课题中，许多并未利用“先秦音乐”作为其寻找的关键词——例如音乐神话或者音乐考古，二者更多与文学（神话）及物质性（考古）相结合——显示这些主题，较少被利用为架构先秦文化样貌的素材。

（三）近年研究面向的扩大

21世纪初期，中国音乐史学界，掀起了一阵重写中国音乐史的辩论，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批评所引发的省思，也带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把关注点放在摆脱“哑巴音乐史”，重启音响考察思路，由曲调考证切入的写作内容；文献与考古上的新发现；以及对于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反思。⑨此外，中国古代音乐史内容中，对于虽然仅占中国总人口数5．4％，居住面积却占中国总面积50％—60％的55个少数民族的关注，远远不够，{10}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努力的另一个方向。

2005年秦序发表了对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面向范围的文章{11}。文中提及了A．通史性论著；B．音乐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文献、音响及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古代音乐文献的考订、整理与打印／出版普及性文献注释本；C．专题、断代研究，包括谱的解译研究／音乐考古研究／地方、边疆及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其他专题专史研究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