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2 17:56:36
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科学，它的宗旨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图书情报学又是为了人类求知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方面的深层研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图书馆情报学的见解，不断把图书馆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使得图书情报学得到可持续发展。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主动获取知识的方式对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科学，它的宗旨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图书情报学是为了人类的求知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当前情报学理论研究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新的发展动向和新的发展路径。国内外许多情报学家都致力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方面的深层研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图书馆情报学的见解，不断把图书馆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就从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可持续发展和发展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些研究和探讨。
一、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
纵观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系统的发展历史，风风雨雨己走过了几百年。如果单从图书馆以保存文献为主要功能这一对象来说，从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只是由于战乱被毁掉了，但从前人留下的史书记载可以得出这一事实确实存在过。到今天图书情报学随着当今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完善和迅猛发展，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离不开的一种文化职能机构。简言之，图书情报学就是在以图书馆为主，包括各种资料室、信息中心、情报中心、信息咨询机构、情报研究所以及培养各种图书情报人才的各大学的图书情报院系、各种类型的出版社、科研机构等当今社会主要的信息机构持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图书馆是他们的核心和发展源。
二、图书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情报学在当今时代是如何发展的呢?这是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图书情报学也不例外，当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自身原有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时，就预示着这一学科面临看重大变革。要实现这一跨越，有两个方法，一是发明新的理论方法。二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发现新的理论或方法，发明新的技术。在社会科学中，大多为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方法、技术。
过去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借阅全凭手工，费时又费力，效率低，又容易出差错。自从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图书馆管理后，这一状况彻底改变。借阅管理目录查询都由计算机自动管理，效率高、差错少，使图书馆管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而现代科学的一大发展趋势是交叉综合，不仅是相似相近的学科之间进一步综合化，甚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由于学科之间的移植而形成交叉学科。现代科学中不存在截然独立的学科。在自然学科研究中参照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反之亦然。综合化趋势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本学科的系统理论，还要了解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有关理论，使其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科研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对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由过去的简单的文献情报学发展到当今的高科技图书情报学的综合学科，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代替了过去的手工操作和半机械化，填补了学科之间的鸿沟，使相近学科，甚至相差很大学科之间研究储存人类有价值的知识及先进的科学资料也能得心应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情报学这一学科人员素质也应相应的有较大的提高，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由过去的低级操作人员变为今天掌握高科技技术的高级人才，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才能更好的、更高速的为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得心应手的高科技信息和高科技情报。才能将图书馆办成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及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公共场所。
图书馆做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那么图书情报学也在给人们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这个公共场所中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超前的科学价值。这是因为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文化、资源的协调发展是离不开的。
广域图书馆与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是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域图书馆的基本特性包括：是介于书库与数据库之间的多维空间典藏图书馆；是介于各种馆藏内涵之间属于多元内涵与干系的图书馆；是具有执行栓释资料功能，发挥大媒体结构的复合图书馆；是继传统图书馆之后，充分提供资料、信息和知识化多频多元服务的新一代图书馆；是超越过去图书馆服务范畴，组成图书馆服务集成网络，并且创新价值的新世纪图书馆。因此，广域图书馆是集合了技术、政策、管理与经济效益于一个经营模式中的图书馆。总而言之，广域图书馆是图书馆思维与图书馆业务的大集合，也是图书情报学新拓展的坚实基础。将广域图书馆与情报学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形成了切合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新功能；面向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信息和科研情报集散的枢纽功能、情报加工的增值功能及情报营销的市场功能。同时并能达到：收藏与展示相结合、收藏与研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及途径
图书情报学在一体化结合的发展中，要想得到长足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人才资源、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做为有机的结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当今科技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图书情报学科的现有地位，如何给图书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美好的发展基础，也就是说准备让图书情报学以何种新的服务方式和发展方式面对广大读者及其新的需求，这是图书情报学面临的新课题和必须去迎接的新挑战。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过去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各种体制、法规就不健全或者比较单一，那么这种挑战带给我们的困难就更大，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的时候，将以何种方式弥补上去，还能有所创新，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未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具有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集成化、智能化等几个明显的特征。
如今有人提出地球村，全球研究村等概念，也就是说到某个时候这个地球村只有一个宏观意义上的运行良好，内部协调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到那时侯，图书情报系统将在人类社会化、文明化、信息化的发展中扮演主体的角色，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图书情报学系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基于人们对未来地球村的构想，我们完全可以构想我们的一体化地球村图书馆。
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是三个重叠性很大的概念，但他们的内涵是逐步深化的，而集成化和智能化则是基于前面三个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们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层次的应用。当现代图书情报学系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己经发展到了“地球村”时代。可是如果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我们的平均水平还处于半机械化、机械化时代，而国外具有先进水平的图书情报学系统正在进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至少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差两代的发展水平。这个差距如何尽快弥补上，并且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相当关键的。所以要尽快赶上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必须采用跨越式的和一体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图书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科技保障。
在有先进生产工具的同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永远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在拓展图书情报服务功能，加大情报集散能力、提高文献开发层次、增强决策咨询和情报市场营销力度等一系列工作中，人才建设是重中之重。但人才建设最核心的一点是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宽松环境，做到人尽其才、事业留人。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应该优先起用和重用，让年轻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担任咨询研究项目和技术开发项目的负责人和骨干，在实践过程得到锻炼和提高，激发青年人才求知识、钻业务、长才干的积极性。对于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人才在精神奖励的同时应给予物质重奖，只有这样才能使图书情报学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吸引有用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大的推动现代图书情报学的迅速发展也就形成了整个图书情报学腾飞的内驱力。
图书情报学实现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同时还要有强硬的经济基础作保障才能使图书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说一方面争取政府投资，一方面采取有偿的情报服务是争取资金的两个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将资金落实到位，才能将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科学，它的宗旨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图书情报学又是为了人类求知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方面的深层研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图书馆情报学的见解，不断把图书馆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使得图书情报学得到可持续发展。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主动获取知识的方式对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科学，它的宗旨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图书情报学是为了人类的求知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当前情报学理论研究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新的发展动向和新的发展路径。国内外许多情报学家都致力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方面的深层研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图书馆情报学的见解，不断把图书馆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就从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可持续发展和发展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些研究和探讨。
一、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
纵观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系统的发展历史，风风雨雨己走过了几百年。如果单从图书馆以保存文献为主要功能这一对象来说，从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只是由于战乱被毁掉了，但从前人留下的史书记载可以得出这一事实确实存在过。到今天图书情报学随着当今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完善和迅猛发展，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离不开的一种文化职能机构。简言之，图书情报学就是在以图书馆为主，包括各种资料室、信息中心、情报中心、信息咨询机构、情报研究所以及培养各种图书情报人才的各大学的图书情报院系、各种类型的出版社、科研机构等当今社会主要的信息机构持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图书馆是他们的核心和发展源。
二、图书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情报学在当今时代是如何发展的呢?这是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图书情报学也不例外，当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自身原有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时，就预示着这一学科面临看重大变革。要实现这一跨越，有两个方法，一是发明新的理论方法。二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发现新的理论或方法，发明新的技术。在社会科学中，大多为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方法、技术。
过去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借阅全凭手工，费时又费力，效率低，又容易出差错。自从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图书馆管理后，这一状况彻底改变。借阅管理目录查询都由计算机自动管理，效率高、差错少，使图书馆管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而现代科学的一大发展趋势是交叉综合，不仅是相似相近的学科之间进一步综合化，甚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由于学科之间的移植而形成交叉学科。现代科学中不存在截然独立的学科。在自然学科研究中参照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反之亦然。综合化趋势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本学科的系统理论，还要了解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有关理论，使其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科研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对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由过去的简单的文献情报学发展到当今的高科技图书情报学的综合学科，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代替了过去的手工操作和半机械化，填补了学科之间的鸿沟，使相近学科，甚至相差很大学科之间研究储存人类有价值的知识及先进的科学资料也能得心应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情报学这一学科人员素质也应相应的有较大的提高，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由过去的低级操作人员变为今天掌握高科技技术的高级人才，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才能更好的、更高速的为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得心应手的高科技信息和高科技情报。才能将图书馆办成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及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公共场所。
图书馆做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那么图书情报学也在给人们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这个公共场所中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超前的科学价值。这是因为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文化、资源的协调发展是离不开的。
广域图书馆与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是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域图书馆的基本特性包括：是介于书库与数据库之间的多维空间典藏图书馆；是介于各种馆藏内涵之间属于多元内涵与干系的图书馆；是具有执行栓释资料功能，发挥大媒体结构的复合图书馆；是继传统图书馆之后，充分提供资料、信息和知识化多频多元服务的新一代图书馆；是超越过去图书馆服务范畴，组成图书馆服务集成网络，并且创新价值的新世纪图书馆。因此，广域图书馆是集合了技术、政策、管理与经济效益于一个经营模式中的图书馆。总而言之，广域图书馆是图书馆思维与图书馆业务的大集合，也是图书情报学新拓展的坚实基础。将广域图书馆与情报学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形成了切合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新功能；面向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信息和科研情报集散的枢纽功能、情报加工的增值功能及情报营销的市场功能。同时并能达到：收藏与展示相结合、收藏与研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及途径
图书情报学在一体化结合的发展中，要想得到长足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人才资源、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做为有机的结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当今科技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图书情报学科的现有地位，如何给图书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美好的发展基础，也就是说准备让图书情报学以何种新的服务方式和发展方式面对广大读者及其新的需求，这是图书情报学面临的新课题和必须去迎接的新挑战。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过去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各种体制、法规就不健全或者比较单一，那么这种挑战带给我们的困难就更大，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的时候，将以何种方式弥补上去，还能有所创新，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未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具有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集成化、智能化等几个明显的特征。
如今有人提出地球村，全球研究村等概念，也就是说到某个时候这个地球村只有一个宏观意义上的运行良好，内部协调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到那时侯，图书情报系统将在人类社会化、文明化、信息化的发展中扮演主体的角色，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图书情报学系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基于人们对未来地球村的构想，我们完全可以构想我们的一体化地球村图书馆。
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是三个重叠性很大的概念，但他们的内涵是逐步深化的，而集成化和智能化则是基于前面三个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们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层次的应用。当现代图书情报学系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己经发展到了“地球村”时代。可是如果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我们的平均水平还处于半机械化、机械化时代，而国外具有先进水平的图书情报学系统正在进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至少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差两代的发展水平。这个差距如何尽快弥补上，并且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相当关键的。所以要尽快赶上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必须采用跨越式的和一体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图书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科技保障。
在有先进生产工具的同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永远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在拓展图书情报服务功能，加大情报集散能力、提高文献开发层次、增强决策咨询和情报市场营销力度等一系列工作中，人才建设是重中之重。但人才建设最核心的一点是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宽松环境，做到人尽其才、事业留人。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应该优先起用和重用，让年轻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担任咨询研究项目和技术开发项目的负责人和骨干，在实践过程得到锻炼和提高，激发青年人才求知识、钻业务、长才干的积极性。对于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人才在精神奖励的同时应给予物质重奖，只有这样才能使图书情报学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吸引有用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大的推动现代图书情报学的迅速发展也就形成了整个图书情报学腾飞的内驱力。
图书情报学实现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同时还要有强硬的经济基础作保障才能使图书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说一方面争取政府投资，一方面采取有偿的情报服务是争取资金的两个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将资金落实到位，才能将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管理知识地图图书情报学研究结构
1引言
知识管理是目前学术界长兴不衰的研究领域，辐射了管理学、计算机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综观近年来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系统、管理实践、智力资本、组织行为和创新绩效9个领域，囊括了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应用三大宏观方面以及组织、人员、系统三大微观方面。
不同的学科对同一主题的研究，在视角、方法和目的上都会有所不同，例如管理学侧重知识管理中的战略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信息科学关注智能系统和电子商务系统的内容;而图书情报学更倾向于对知识管理中的信息资源进行分析。本文即是站在图书情报学的角度，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近5年来在该领域中对知识管理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及发展的趋势。
对知识管理的发展动向，国内外学者都做了大量探索，综述文献如邓湘琳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的研究进展，卢金荣、郭东强的知识管理热点问题研究综述等;研究类文献如张勤、徐绪松采用共词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对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结构的探索，赵艳枝利用关键词的关联规则，对情报学界知识管理研究现状的分析;张勤、马费成以共词分析为方法，对国内知识管理研究结构进行了探讨，Murray从企业的未来创新变革的角度对知识管理的发展重点进行了阐述，Meams针对南非地区信息和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进行了趋势探索，Mohamed更多地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现状，而Andriessen则提出了一个可视化的方法，来对组织的知识管理进行绘图，揭示隐性知识，等等。
上述研究各具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知识管理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但是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源大多是国内文献，或者只是针对若干种国外期刊，不能全面反映国外知识管理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动态，分析方法也不够完整，偏重于单纯的定性分析。本文从图书情报学的专业数据库(EBSCOLISTA)中提取2006年至今的有关知识管理的文献，采用词频统计和共词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数据分析，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基础上，绘制出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并以此解读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知识管理研究的侧重点，总结出发展热点和研究趋势。
2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EBSCO数据库中的Ljbrarv，InformationScience&TechnologyAbstracts(LISTA)。该数据库收录了600多种期刊及书籍、研究报告和学报的索引，主题包括图书馆学、分类学、编写目录、书籍装订、在线信息检索及信息管理等内容，数据库中的文章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数据库中收录的期刊内容全面、广阔，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选取LISTA中从2006年1月至2010年3月这段时间收录的知识管理相关文献，并下载了这些文献的摘要及关键词等信息。
在LISTA数据库中，以“KW=knowledgemanagementORsu=knowledgemanagement”为检索式，并限定时间为“2006年01月至2010年03月”，对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出检索结果1918篇，对这些以知识管理为关键词或主题词的文献进行关键词收集整理，得出以下结果，如表1所示:
1918篇文献中，共包含不同的关键词5333个，其中除去本位词knowledgemanagement，以及文献类型关键词Book，Nonfiction及Record，有效关键词为5329个，有效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为16413次，其中前100位关键词出现总次数为6699，占总数的40.82%，前30位出现的频率为25.97%。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前30位关键词的词频均大于60，且占据总词频数的25.97%。而前100位关键词也只占了40.82%，因此，本文的分析就以这30个关键词(见表2)为基础。
从表2中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包括很多方面，如技术、服务、资源、企业管理、高校图书馆应用、信息素养等内容。那么，这些研究方向对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研究各有怎样的贡献率?它们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内在联系呢?我们能否从这些文献中解读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结构?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借助社会统计软件SPSS，对以上获取的关键词进行了相关的统计分析，以期构建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地图。
3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知识管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及知识地图构建
知识地图起源于地理领域的地图，最早由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提出，通过分析文献的逻辑内容，找到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能够引起人们创造和思考的知识点并将其联系在一起，构成知识地图，通过知识地图揭示知识的有机结构。知识地图是基于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理论和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起来的、国际上新兴的可视化研究方法，目的是应用图示的方法揭示出学科领域的发展及演进趋势、研究课题的扩散与传播、作者或机构间的关系等。本文即采用知识地图法，首先对表2列出的前30位高频关键词进行两两的共词检验，即对高频关键词两两出现的频数进行统计，得出30*30的关键词共词矩阵，再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导入到SPSS中，通过关键词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来绘制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
3.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通过尽可能少的因子来描述尽可能多的指标及指标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研究对象的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对以上提取的30个关键词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图l所示，有8个因子被提取，这8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贡献率为74.943%，即是说，将这30个关键词分为8类，就解释了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的约75%的信息。而其中前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9%，根据“所提取的因子应能概括总体信息的60%以上”，本文将这30个关键词分为5类。另一方面，与因子抽取相配套的因子个数碎石图(见图2)，则直观显示因子分析的前5个因子类别是比较明晰的，前5个因子对整体走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变化最明显的部分，这说明将知识管理研究划分为5～8类都是合理的。
3.2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依照“物以类聚”的原理，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的分类。其原理是同一类中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的个体差异却很大。本文采用聚类分析中最常用的系统聚类法对共词的相关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将这30个关键词按组间连接法，即将平均距离最小的两项合并为一类，最后绘制出30个关键词的共词龙骨图(见图3)，初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聚类情况，然后参考前面因子分析的因子个数，将30个关键词聚合成5类。
该龙骨图直观显示了30个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其中越早被聚为一类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越紧密，而类的大小直接反映这个主题的集中程度和学者对它们的关注程度。一般来说，理论性强、研究方向指导性强以及较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会形成较大的类。
3.3多维尺度分析
在确定了聚类的个数和基本范围后，接下来通过SPSS中的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多维尺度分析图，并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的结果，按照5因子要素，将30个关键词按照图3的聚类，最终绘制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见图4)。
图4中，横轴衡量了研究的应用性。越往右的主题与实践应用的联系越紧密;纵轴衡量了研究的理论性，越往下的主题理论性越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B类研究的实践应用性是最强的，D类研究的实践应用性相对较弱，A类研究的理论性最强，而C、E类研究的理论性比较低。
按照以上各种统计分析，我们可以根据30个高频关键词将图书情报学的知识管理研究结构分为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企业组织应用、共享与创新、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以及信息素养五大类，如表3(表内百分比为各类在五大类中所占的比重数)所示:
同时，根据同一类中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次数，采用内部连接的平均值算法，得出这个主题的密度，根据该类与其他类的外部连接的总和平均值算法，得出该主题的中心度，并以中心度为横坐标，密度为纵坐标，取各个类中心度和密度的平均值为原点，绘制战略坐标图。其中密度反映的是字词聚合成主题的联系强度，也就是该主题的内部强度，它表示该类维持自己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一般来说，密度越高，说明分类中的各关键词联系越紧密，研究趋势趋向成熟;中心度反映的是一个主题和其他主题的相互影响程度，一个主题与其他主题联系的数目和强度越大，即类与类之间的联系越广泛，这个主题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就越趋于中心地位。根据密度和中心度的计算方法，本文绘制出国外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发展的战略坐标图(见图5)。
从战略坐标图可以看出，五大类呈两级化的分布状态。其中A、D在第一象限，即表示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以及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是知识管理研究的中心，发展较为成熟，是当前的研究重点;而其余三类B、C、E则不同程度地分布在第三象限，表示企业组织应用、共享与创新以及信息素养的研究相对处于非核心的状态，其发展还不够成熟，未具规模。
4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知识管理发展现状的解读
根据以上国外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研究的知识地图和相应的战略坐标图，结合近年来知识管理发展的现状。以下对该领域中知识管理的研究结构和特点进行简要解读。
4.1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
分类A“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是五大类中最大的一类，所占比重高达45%，包含了9个知识点。这是知识管理传统的研究方向，涉及的研究内容范围较广。涵盖了资源、技术、服务、管理、专家等各方面，是对总体构架和理论基础的研究。A类研究在图书馆情报学研究中最受重视，位于战略坐标图的第一象限。该类的密度和中心度最高。说明A类研究的核心度和成熟度在所有类别中都是最高的。从知识地图中可以看出。A类研究的理论性最强，而实践应用性中等。
4.2企业组织应用
分类B“企业组织应用”在五大类中所占比例为14%，包含了6个知识点。这是管理学非常重视的研究方向，在图书情报领域也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该类位于战略坐标图的第三象限，核心度和成熟度要低于A和D类，但高于C和E类。从知识地图中可以看出，B类研究的理论性中等，而实践应用性是最强的。
4.3共享与创新
分类C“共享与创新”在总类中占8%，包含了4个知识点。这也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位于战略发展图的第三象限。因为该类的主题相对较窄，虽然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但是受主题范围的影响，其核心度相对较小，成熟度也不高。知识地图显示c类研究的理论性比较低，应用性较强。
4.4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
分类D“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是5大类中的第2大类，所占比重高达28%，包含了6个知识点。随着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日益膨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信息服务逐渐难以满足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需求。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是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知识服务及涉及到的知识整合、组织、处理、检索、存储等已成为图书馆服务研究的热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类中的关键阋“UnitedState”直观地说明了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美国是研究知识服务、组织和检索的翘楚。该类位于战略坐标图的第一象限，其核心度和成熟度仅次于A类。从知识地图中可以看出，D类研究的理论性中等，而实践应用性则相对较弱。
4.5信息素养
E类“信息素养”是最后一个被聚入的类，其研究比重占五大类的5%，包含了3个知识点，位于战略发展图的第三象限。虽然这一类的核心度和成熟度相对其他4类而言比较低，但是近年来图书情报学对信息素养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而信息素养也逐渐地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并且在各大高校中，也被认为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信息素养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信息需求，发现知识和利用知识的各种能力的综合表现，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方面，这都涉及到了知识的管理和应用。所以将知识管理相关的服务、方法融入到信息素养的规划和实施中，是近年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知识地图显示E类研究的理论性比较低，应用性中等。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以上五大类别，图书情报学领域对知识管理的研究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如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管理、互联网、组织行为、组织结构、知识转移、竞争情报、社会网络、搜索引擎、本体等内容。这些研究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五大类只是涵盖了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全部。有些新兴的研究因为发表的成果还不够多，尚不能体现在知识地图中。有的类别下包含了很多小类，对于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分研究。此外，有些类目名称虽然不同，但内容可能是一致的，这在分类和研究中也应注意。如智力资本和知识工人，本质上都是对知识人员的描述，但是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别。这是因为人员在不同的环境中的角色背景是不一样的，在企业管理中，知识人员承担着智囊团的角色，而在知识管理的系统分析中，知识人员大多是指服务的提供者。
以上5类研究结构，与Ponzi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及Subramani等人通过作者共被引分析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结合两者的研究，他们将知识管理的研究结构大体分为:①从公司战略的高度认识知识管理;②“学习”的相关研究;③组织信息处理和IT支持;④知识管理的实践。本文的各类结构基本可以在他们的结构中找到对应点，如针对企业公司的知识管理应用、信息处理及各种信息技术、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情景学习和信息素养等。不同的是，Subramani在文中提出的“知识哲学”在本文中没有反映出来，这应归结为研究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差异。在国内研究中，张勤等人对知识管理研究结构采用更细致的标准，划分出基本信息管理系统、人力管理、组织行为理论与创新绩效几大类，这些也都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5结论
综合以上对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
·总体上看，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发展，但实质上，无论是组织应用，还是知识的检索与服务，各个类别下仍可概括为信息技术与组织管理应用两大维度。
·国外知识管理的三大系统——信息科学系统、管理科学系统、社会学系统，相互交织与作用，形成了知识管理领域内容纷繁多样的研究主题，从而构成了以“技术一管理一人”为主脉络的庞大研究体系:国外知识管理从信息技术与组织管理二元范式并存发展至今，逐步融入“人”作为参与信息和知识流程的各种角色，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正逐步成熟，促进知识管理学科的更全面深入的发展。
·除了传统的研究方向如基本理论技术和企业应用的研究外，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信息素养和共享与创新中的应用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创新绩效管理，这些都是近年来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虽然在国内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国外仍有一些差距，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增强，国内的研究也对世界知识管理的科研成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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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4篇
社会学科中的大部分学科的知识体系都包括两个部分:“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指的是那些比较抽象的、原理性比较高的知识内容，而“形而下”是指那些应用性比较强、实验方面的内容。这两种分布在两级的知识内容通过一定的逻辑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一个完整学科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分化还体现在学科知识体系内部，就是指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的扩展。作为管理学科中的典型的应用型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更加偏重于对于应用价值比较高的知识内容的讲授，也就是更加偏重于对于“形而下”内容的讲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造成了“形而下”强而“形而上”弱的特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学科从更加偏重于对于操作性的原理的总结概括，转变为对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信息内容的概括总结，一方面改变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传统的“形而下”强而“形而上”弱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分化，在“形而下”方面更加注重接地气，深入了解，不断做精做细;另一方面在“形而上”方面不断深挖，在理论进一步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不断地出新与实际需要相联系的理论学说，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两级化发展，并没有阻碍该学科的发展，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学科整体水平的发展，使该学科的实际社会影响增强，以前对于该学科的一些批判性的言论已经不见了，换来的是社会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全面认识和发自内心的认可，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
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整合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国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就已经进入到整合为主流形态的发展阶段。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整合方式主要有两种:通过一级学科内部的三个二级学科集成融合，以及跨学科外部交叉综合两种方式出现。［2］
(一)一级学科内部的集成融合是实现该学科内部整合的有效手段之一
学科集成指的是把N个分支学科综合在一起，使这些分支学科之间产生联系，最终形成一个有机学科整体，而学科的融合是指将N个学科综合在一起，使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发生反应，产生一个全新的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也是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三个学科在经历融合以后形成的一个全新的学科。不管是图书馆学还是档案学、情报学，都原本是文献科学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学科发展，他们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三个独立学科。但是这三个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逻辑关系的独立学科并没有实现有机的整合，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效果。直到1997年，国务院在颁布的文件中打破了原先这三个学科并不属于一个学科群的惯例，并将其整合为一个一级学科，这也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学科有了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基础。自此以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得以出现，并不断发展，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除了通过集成融合的方式实现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整合，还可以借助交叉综
交叉主要是指在同一个目标的指导下，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学科相互合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从而产生一个全新学科的过程。学科的综合是指对多个学科进行分析，吸收其有力的研究方法，整合其知识内容，从而打破学科界限，促进新的学科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也可以说是学科交叉综合的产物。就当前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发展现状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其学科研究大多是跨学科，多是与计算机科学、史学、信息论、管理科学、社会学、数学、文学、教育学、大众传播学等众多的学科进行交叉结合，而这也正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优势所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只是单纯的把问题归咎在学科范围上未免有失偏颇，其更多的是由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问题，与其他的学科也有紧密的联系，是社会问题。也正是因此，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发展才更加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这种交叉结合、学科综合将更多的呈现管理与科学的交叉综合、管理与技术的交叉综合、管理与文化的交叉综合。”
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情报学；硕士论文；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4-0013-02
当前，世界各国的许多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都在加强对图书情报的研究，许多世界一流院校，比如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情报学教育体系。而比较而言，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对图书情报学的相关研究，明显要相对落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有关情报学的招生和课题研究有所提升，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态势，然而由于研究内容相对较为高深，而且研究的靶场显得较为前沿化与多元化。基于关键词对学位论文进行统计、研究与分析是文献计量学的范畴，是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即以学位文献或学位文献的某些特点为标的，以聚集梳理一定数量文献为基础，由此展开对某一时域某一领域科学技术基本状况与基本特征的研究，并由此论述和预测该领域科学技术在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趋势与特点规律态势。基于独特关键词进行图书情报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是情报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是一种将文献资料中的众多核心要素关联起来，进行统计分析的引证分析方法，其可以较为科学地评价文献所研究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揭示学科当时研究的热点，较为准确地评价文献所代表的学术水平。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对象定位于对国内图书情报领域这一总体框架，并于此基础上将“靶向”集中于硕士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将“靶标”聚集到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趋势、重点、前沿以及其变化情况，从而更加清晰地梳理出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从而为我国情报学教育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集中于国内著名的学位论文收集库――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三大论文数据库”，以及国内高等院校图书馆自建特色数据库。其中，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是国内收录学位论文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因此，为了确保分析研究的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与代表性，分析研究检索的数据源即来自该两个数据库，着重定位于“学科专业名称”、“学科专业分类”选项进行检索，而检索的时间区域定位于近10年，对于两个数据库检索出来的文献，对于相同的通过采用SQL 语句进行筛选，剔除重复的以及不符合的。
由此，以“情报学”作为检索词，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获得1640篇硕士论文，从万方数据库中获致1315篇硕士论文，通过SQL筛选剔除重复的以及不符合的795篇，总共获得有效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论文2160篇。
2 基于高频关键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
通过对获取到的2160篇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论文进行研究，综合统计论文的关键词，累计关键词有13976个，经过分析研究，去除不能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关键词3645个，共得10331个，平均每篇硕士文献关键词数为4.78个，由此可说明该统计是科学的，与国外科文献资料对关键词的标引规则相符（国内外科技期刊要求的每篇关键词应标出 3-8 个），接着对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将关键词的频度大于60作为标准，将其定义为“高频词”，通过对“高频词”的统计分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有关“知识管理”这一主题的频次最高，多达126次。无疑，这也证实了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知识管理这个方向的研究热点。此外，“电子商务”为121次、“信息化”为118次、“信息技术”为112次、“竞争情报”为102次、“信息服务”为98次、“信息检索”为96次、“数据挖掘”为87次、“数字图书”为84次、“信息资源”为79次、“电子政务”为75次、 “知识服务”为71次、“知识共享”为68次、“数据仓库”为63次，从中也反映了我国对信息化建设、知识服务、数字化建设等关注在日益提升，也验证了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重新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实效，表明了情报学与管理学之间渗透和结合日益加强，也可以折射出当前研究的重点、热点仍然集中在情报学基础领域，并预示着今后情报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将是对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与利用。
3 基于聚类共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
通常来说，仅仅通过孤独地察看论文的某一关键词，通常是难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该论文所研究的主题，然而通过关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关键词，将可以给予人们更加充分的信息去把握论文的大致内容和论文的主题脉络。通过采取计算机数字高效处理作用，充分发挥Excel的数据透视功能，再次对出现次数高于60的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性”分析，统计在同一论文中两两同时出现的关键词，从而构建出60 × 60的“聚类共词矩阵”，通过这一矩阵的研究，非常清晰地显示出“聚类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矩阵，其中位于矩阵对角线上的数据显示的是某关键词自身一同出现的频次，这个一同出现的现象就实质来说，就是论文之间的相关度，对于非对角线上的数据，则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通过这个矩阵可以从另一个侧反题出，关键词分布既有交叉、相互渗透又具有群组分布的独立性。通过Excel的数据透视处理得到共现频次较高的有：“知识管理”为124次，“电子商务”为106次，“竞争情报”为101次，“高校图书馆”为98次，“信息服务”为92次，“数据挖掘”为87次，“数学图书馆”为83次，“信息资源”为81次，“电子政务”为79次，“知识共享”为72次，“数据仓库”为66次。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中，当前基于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的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是个热点，同时也说明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
综合以上，关注独特关键词下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学科结构特点，获得了基于高频关键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以及基于聚类共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通过对研究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些有较为充足理由支撑的结论，那就是从中可以较为清晰地得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的知识管理与数据信息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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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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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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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7篇
为了解我国医学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从文献年代分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关键词频、以及高被引论文等方面，通过计量分析探讨和揭示2004～2013年我国在医学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生产能力、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等情况，从而使读者能了解我国医学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现状[1]。
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知识设施（CNKI）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学术期刊7700多种，核心期刊收录率96%，为数据采集的全面和准确提供了保证。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的学科分类，本研究将检索学科限制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检索词：医学OR医院。限定字段：主题词。时间跨度为2004～2013年（统计时间截止到2014年5月13日）。共检索出文献5206篇。
2 研究结果分析
2.1论文的年代分布分析 某一时期论文数量的多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速度。分析论文的年代分布，可以在宏观上了解该学科近十年来的总体发展情况[2]。2004～2013年，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检索出的相关论文共计5206篇。论文的年代分布见图1。
由图1中可以看出，2004年～2006年的医学图书情报相关论文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全国的论文数量由2004年的423篇增长到2006年的550篇，增幅达到130%，可见，这3年是医院图书情报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此后的2008年～2013年，医学图书情报领域的发文量趋于平稳并有轻微的回落趋势。
2.2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论文机构分布 论文发文数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直观性，是科研人员研究成果客观记录的载体，对一个科研机构而言，科研成果的数量往往反映了其科研实力和水平，是一种较常用的指标。本文对篇数在30篇及以上的机构进行了统计（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发表医学图书情报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医学图书馆，论文数为187篇，遥遥领先于论文数量第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62篇），说明医学图书馆在医学图书情报研究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不容置疑。
同时可见，医学图书情报研究论文的发文单位有高校、医院、专业图书馆、科研机构等。在发文数大于等于30篇的15所机构中，高校占了10所，此项说明医学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集中在高校。医院为2所，专业图书馆1所，科研机构2所。笔者对发文量前40所机构（第40所为空军总医院，发文21篇）的发文数量进行比较，发现除医学图书馆发文较多外（197篇），其余机构发文量差距不大。可见，医学图书情报学在我国的高校、医院、科研机构等单位都有均衡的发展。
2.3论文研究内容分析 词频分析是文献计量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分析方法。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域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等[3]。本文对排名前30的高频词汇进行分析研究。
由于表格中的医院图书馆，医学图书馆等词对统计结果无意义，因此忽略，只分析带*号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得出，高频关键词如下：通过分析得出，高频关键词如下：①信息服务（358次）②读者服务（271次）③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225次）④网络、网络环境（207次）⑤医学期刊（167次）⑥信息资源与数据库（151）⑦询证医学（130次）⑧文献检索（88次）。可见，近十年来我国医学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方面。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医学图书情报学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献计量学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对询证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4期刊分布 对发表医学图书情报研究论文20篇及以上的期刊进行排序（见表3）。发文在20篇及以上的期刊共有34种，其中《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发文725篇，排名第一，分列第2、3位的《医学信息》和《医学信息学杂志》也有较高的发文量。排名前4的期刊共发文1955篇，占2004年至2014年医学图书情报研究论文总量的37.5%。可见，这4种期刊在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2.5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 一项科研工作的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项工作的学术价值，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中列出被引频次排名前二十名的论文的相关信息（见表4），包括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单位、来源出版物、分类号等，以期对我国医学图书情报研究总体研究内容、学术水平、以及发展方向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4]。
被引频次较高的20篇论文中，有6篇来源于《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该杂志也是刊载相关论文篇数最多的期刊（见表3），说明该刊在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上已经得到业内的普遍关注和认可。排名第2的是《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杂志》、《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三种期刊，高被引论文均为2篇。《情报杂志》在2004～2013年间发表的医学图书情报学相关论文为31篇（见表3），排名19，可见在医学图书情报研究领域，该刊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作者机构的分析，我们发现20篇高被引论文中有2篇来自医学图书馆，它也是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197篇，见表1），被引频次分别为19、19。同时，中国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系（发文总量排名第15）也有2篇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分别为28、26，该系建系较早，且师资丰厚，因此被称为医学信息系的“老四所”之一。可见，这两所机构无论是在论文的发文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其学术水平领先。
被引频次较高的20篇论文共涉及12个分类号，由此可见，我国的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活动中，研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在医学图书情报学的多个领域都不乏专业人才的钻研和探索。其中G353.1情报资料的分析和研究5篇，G258.5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专业图书馆4篇，G252.7文献检索2篇，而关于分类学和编目学的内容在这20篇论文中却并未涉及，可见，我国的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已经不停滞于常规服务，而是依靠电子和网络化的发展，转向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及信息的挖掘和分析工作。
3 结束语
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我国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力争客观地反映我国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基本情况，笔者意在抛砖引玉，为读者了解我国医学图书情报学研究现状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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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开放存取资源；图书情报学；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2日
开放存取运动是国际科研出版各界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通过互联网自由传播科研成果而发起的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2001年开放研究协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起草并了开放存取倡议，将其定义为：开放获取文献可以在公共互联网上被自由使用，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分发、打印、搜索，或链接到这些文献的全文、抓取它们的索引、将其作为软件的数据，或用作任何其他合法目的。除了互联网访问权限本身以外，没有任何金融、法律或技术上的障碍。
我国最早关于开放存取的文献始于2004年，但目前对开放存取尚未有统一的称呼，也称为开放获取、开放访问等，在本文中将免费资源也纳入开放存取范围。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总库（CNKI）为样本范围，限定截至年限为2015年，以检索式主题=图书情报and主题=开放存取、主题=图书情报and主题=开放获取、主题=图书情报and主题=免费、主题=图情and主题=开放存取、主题=图情and主题=开放存取、主题=图书情报学and主题=开放存取、主题=图书情报学and主题=开放获取、主题=图书情报类and主题=开放获取、主题=图书情报领域and主题=开放获取进行检索，经过筛选，共得到有效记录31条。
一、研究现状
（一）年分析。2005～2015年，我国共发表关于图书情报学领域开放存取资源的论文31篇，如图1所示：2005～2006年开始起步，年发文量1篇，2007～2010年有所发展，年均发文量2.5篇，2011年后进一步提高，年均发文3.8篇，2013年最高，发文量6篇。总体来看，关于图书情报学领域开放存取资源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关于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资源的关注正在升温。（图1）
（二）期刊分布。在总的31篇论文中，发表超过2篇的期刊如表1所示：其中《图书馆建设》发文量5篇，《情报科学》4篇，《科技文献信息管理》3篇。可以看出，这三种期刊是关注这一主题研究的主要刊物，关于本主题的发文量总计12篇，占论文总量的38.7%。另外，31篇论文中有16篇发表在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上，占总发文量的51.6%。（表1）
（三）作者分析。对论文的作者进行分析，对高被引文献的第一作者进行统计，高淑琴以被引21次名列首位，黄如花被引17次，吴娟仙被引13次，董文鸳被引9次。31篇文献的总被引频次为107次，平均被引频次3.45次。从发文量看，本主题下第一作者仅于新国一人发文量5篇，其余作者发文仅1篇。
（四）发文机构。发文量超过2篇的机构如表2所示：武汉大学5篇，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3篇，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3篇，嘉兴学院2篇，济南大学2篇。以上机构总发文量总计15篇，占全部的比例48.3%。（表2）
二、研究内容
（一）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文献来源及获取。马爱芳介绍了国内图书情报学重要学术网站、学术期刊网、信息导航、学术博客和个人网页等开放资源，并给出获取这些资源的方法：确定个人网络学术资源范围、收集学术资源网址、查找网站互访链接、利用RSS功能和存储网页内容等。吴娟仙介绍了获得图书情报学免费外文资源的多种途径：通过公共搜索引擎、开放存取仓储、开放存取期刊、预印本文库、学科资源门户、学术期刊官网、专业论坛、个人主页与博客、协会网站和隐蔽网络资源等。高淑琴介绍了4类图书情报学的开放资源：开放存取仓储、开放存取期刊、开放资源搜索引擎、学者个人主页和个人博客等。姜美玉、王海介绍了从国内外博客、开放存取网站等途径获取图书情报学免费资源。李丹分类介绍了机构网站、开放期刊网站、会议文献、科研项目站点、博客和邮件讨论组等来源的英文图书情报学信息资源。王爱国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情报学开放仓储E-LIS的资源概况及检索方法。
（二）开放存取资源对比分析。朱玉奴、田稷选择了国内外6种有代表性的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知识库，从创办团体、文献收录情况、文献提交和保存、版权管理、质量控制、搜索功能、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E-LIS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其他知识库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意义。李睿调查了Ariadne、Information Research、FirstMonday、D-Lib Magazine 4种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发行、资金来源、版权管理、评价体系、资源格式、被各检索工具收录的情况等特性，调查表明这4种刊物被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链接，时都不要求作者付费，有严格的评审机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与其他商业出版模式的核心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数量基本相当，并分别被著名检索工具收录，结论是：4种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期刊的质量和非开放存取的核心期刊不相上下。刘锦宏、徐丽芳对100多种图情学OA期刊和50多个图情学OA仓储的语种、地理分布以及出版频率、质量状况和文献数量等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OA资源数量远高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英语被OA期刊广泛采用，而其他语种的OA期刊少；OA期刊的出版周期较长，载文量较小；图书情报学OA期刊被SSCI收录很少，质量控制之路任重道远。OA仓储收录的论文数量，远多于OA期刊收录的论文数量。
（三）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研究及实践。张璇对比了图书情报学的国内外3个学科知识库E-LIS、DLIST和LIS-oar的基本信息、资源情况、特色服务和版权政策等，对我国图书情报学学科库建设提出建议：注意质量控制；提供全面的用户帮助和交流平台；具有明确和保障各方权利和义务的政策，特别是作者的隐私权；完善系统的界面，加强系统界面的汉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杜伟、李庆芬研究了E-LIS学科库的建设情况，E-LIS收录文献丰富，内容语言和来源国别多样。严格的质量控制，有效的政策管理是E-LIS正常运行的保障。E-LIS文件格式及使用的软件支持数字对象的长期保存，指出E-LIS可为其他学科资源库建设作出启示。熊惠霖对利用DSpace定制和开发学科库进行了实践，实现了信息的抽取与收集、发表与上传、整理与保存、浏览与检索等主要功能，论述了用户界面的中文化、数据统计功能的设置与拓展、信息抽取与收集功能实现以及设置RSS订阅服务的方法。刘敏、张颖、林琳通过OpenDOAR平台，调研了图书情报学机构知识库（IR）的数量、地区和国家分布、系统软件、资源类型和使用语言，图书情报学IR近几年得到了一定的重视，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数量上呈现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但与健康和医药、历史和人文相比，图书情报学IR的建设速度还很落后，需要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迎头赶上。我国图书情报学IR的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不仅数量较少，资源数量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图书馆界和情报界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在实践中推动IR的快速建设和发展。黄如花、吴晶晶研究了我国图书情报学刊物开放存取的现状，提出了努力寻求政府支持、选择恰当的开放模式、扩大开放范围、提高学术影响力、注意整理、宣传及利用、与开放存取仓储结合以及发挥学术机构的支持力等建议，以促进该学科期刊开放存取的发展。
（四）开放存取图书情报资源学术影响力研究。马景娣的研究表示，网络免费图书情报学电子期刊是传统纸本期刊的强大补充，被收录于多种文献数据库。其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不容忽视。董文鸳、陈清文选择了图书情报学专业的87种开放存取期刊，运用引证分析和超链接分析等方法对其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估，发现有超过1/5的期刊有文献被WOS引用，且有4种期刊引用较高，超过1/4的期刊有文献被LISA收录，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但仍尚待提高。
三、结论
目前，关于我国图书情报学开放资源研究在年度分布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持续性比较好，起伏不大。关注本主题的作者多，但平均发文量低，表明图书馆界已普遍开始关注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资源，但研究还处于个体随机性研究，对这一主题持续关注的学者仅有1人。本主题论文总体质量较高，《图书馆建设》等3种期刊是发表此主题论文的主要刊物。已有一些机构对本主题进行持续性关注，武汉大学为研究最多的机构。
对研究主题分析的结果表明：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的资源为开放仓储，开放期刊，学科网站，博客和搜索引擎；对开放存取资源的内容比较发现，部分开放存取刊物质量较高，但大多数开放存取资源仍需扩大收录文献规模，注重质量控制，提升服务水平；开放存取资源的建设需要争取政府支持，制定版权政策保障作者权益，扩大收录范围，注意整理宣传，重视用户个性化等；图书情报学开放存取资源的学术影响不容忽视，但仍尚待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马爱芳.国内图书情报学免费网络专业信息源浅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5.11.
[2]吴娟仙.获取图书情报类外文免费网络学术资源的十大途径[J].图书馆建设，2006.5.
[3]高淑琴.图书馆学情报学开放获取资源类型划分及其现状[J].情报科学，2007.186.2.
[4]姜美玉，王海.浅析图书情报学术资源的免费获取[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48.7.
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H指数 图书情报学 博士生导师 学术影响力 布拉德福定律
中图分类号：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5-0057-10
1 引言
学者和机构团体是科学研究的主体，他们的成就来自于所发表的成果及其影响。学者和机构发表成果的多少体现了其科研产出率及其科研能力，而他们的学术影响则来自于其成果被学术界的利用和借鉴等，即其成果在他人的科学研究中被引用。因此，考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对发现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物、促进和激励人才培养以及了解学科关注的前沿研究领域等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如何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学界往往采取两种评价形式，一种是定性评价，也就是考察学者在学术界的声望以及他的研究成果的创造性。另一种是目前采用较多的定量评价方法，就是从学者的发文数量和被引数量考察学者的学术影响。前一种评价主要来自于学界同仁的主观判断，而后一种则主要取自于数据的客观反映。目前在图书情报领域所进行的大量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分析评价[1-4]就是一种客观的评估方法，这些评价对我们了解图情界学者的学术影响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很难通过这些数据发现学者们在哪些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物理学家赫希（Jorge E. Hirsch）教授于2005年提出了一种基于文献被引情况定量评价学者学术影响力的指标——H指数（H-index），这一指标为我们评价学者学术影响力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方法。该指数结合了作者的发文量和文献被引情况来考察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兼顾了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且能反映出作者的代表作，被认为是一个较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一位作者的H指数n指的是：在他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n篇论文，其中每篇被引至少n次。一般认为， H指数越大，学术影响力越大[5- 6]。本文借助于CSSCI数据产生的H指数来考察图书情报学博士生导师及其所属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目前利用H指数考察学者学术影响力的文章有许多。例如，邱均平于2007年对我国CSSCI收录的被引次数排名前50位的图书情报学研究学者在1998～2005年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计算出每位学者的H指数，以此来评价我国图书情报学学者的个人绩效 [1]；张晓阳、金碧辉以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领域为例，分析了该领域高被引科学家的H指数情况，并发现了H指数取值的一些科学规律[7]；张学梅[2]选择了图书情报学界90位学者进行了H指数研究，并将H指数与其他传统评价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后续的H指数评价研究中，学者们逐渐将H指数评价运用到了期刊评价、机构评价等方面。苏新宁[8]论述了利用H指数进行期刊评价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分析了H指数与传统期刊评价指标的关系；张毓晗[9]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基于92所高校图书馆所发表的论文及其被引数据，从H指数的角度分析了四川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科研能力。
从H指数的定义来看，它是一个累积指标，是用来评价学者的持久绩效的，由此也对评价对象以及评价数据的时间跨度提出了要求。对于年轻学者，H指数难以反映他们的学术影响力，无论文献具有怎样高的被引次数，H指数的最大取值就只能是学者的发文数量，而年轻学者的发文量并不会很多。因此，H指数更适合评价那些具有较长科研时间的学者，这也是本文为什么选取博士生导师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除对评价对象有要求外，H指数还对评价数据的时间跨度有要求。为了能反映学者科研成果累积的持久绩效，分析时应选择较长时间段内的被引记录，因此，本文选择了CSSCI跨度15年的数据。
博士生导师是学科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培养学科未来人才的重任，且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科研工作并卓有成效，故我们选取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H指数以探讨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在学科内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分析和研究H指数在图书情报学博士招生机构中的分布以探讨机构在学科内的学术影响力。
2 数据选择与处理
2.1 机构的选择
我国从1990年开始了图书情报学学科的博士招生工作，最早拥有博士点的高校是武汉大学（情报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拥有10个图书情报学博士招生机构[10-12]，还有多所高校的图书情报学博导在其他学科下招收博士生，为了便于准确收集数据，本文只讨论拥有图书情报学博士点的机构（见表1，机构按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年份排序）。
2.2 人员的选择
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博士生导师逾百人，既有外单位在招生机构兼职招生的，例如，上海图书馆的吴建中教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贺德方教授等；也有在其他学科点下招生的图书情报学博导，例如，黑龙江大学的马海群教授、南京理工大学的王曰芬教授等。为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正确性以及数据处理的可行性，我们没有将上述两种情况的图书情报学博导纳入分析范围。本文将选择表1中10个机构的本单位图书情报学博导就H指数进行深入详细的探讨。查阅以上10个机构图书情报学2013年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获得博士生导师名单，共77位（详见本文附录）。这里有4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1）本文没有选择档案学博士生导师，这是因为CSSCI中收录的档案学期刊很少，因此会影响对档案学博导H指数分析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2）由于是从各大机构网站上查询博士生导师信息，可能会有人员的遗漏或偏差，但这并不影响对博士生导师整体的分析和判断；
（3）有些兼职的图书情报学博导没有被纳入分析范围，但他们也有较高的H指数，代表作被引次数很高，例如，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教授；
（4）有些非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博导实际上从事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工作，这样的学者也没有被纳入分析范围，例如，黑龙江大学的马海群教授，他同样具有较高的H指数。
2.3 数据检索与处理
我们于2013年1月上旬选择了CSSCI的1998～2012年被引文献数据库，根据附录所列名单，逐一检索了每位导师文献的被引情况（这里的文献包括著作、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报告等），进行了数据清洗，将同名不同一作者数据分开（如中科院张志强教授和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对有误数据进行修正（如篇名或出版单位的不统一分为多条的数据）等等。
3 H指数分析
3.1 人员结构分析
在目前仍在招收博士的77名博士生导师中（名单参见附录），最大年龄82岁，最小年龄37岁（人员具体年龄分布参见表2）。
在60岁以上的图书情报学博导中，最大年龄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彭斐章先生，他已经82岁高龄，至今还活跃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并为培养新的学科研究者在继续操劳，他的这种不懈的学术追求以及学术奉献精神都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另两位资深教授分别是吴慰慈先生（76岁）和马费成先生（66岁），他们同样也还在进行着相关的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这些老一辈的图书情报学学者不仅对学科的奠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学科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力。
在46岁至60岁的图书情报学博导中，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张晓林教授，两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分别是武汉大学的陈传夫教授（图书馆学）和南京大学的苏新宁教授（情报学），他们均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学术影响。
在45岁及以下的图书情报学博导中，武汉大学的查先进教授和黄如花教授等也进入了博导H指数排名较高的队列。
3.2 H指数概况分析
我们采用常规的H指数计算方法，对确定的77位博士生导师进行了H指数计算，并按指数值进行合并统计，最后得到我国图书情报学博士生导师H指数的分布情况（见表3）。
对表3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博导的H指数差异较大，全距达到了19，标准差经计算达到了4.68。有2位博导的H指数达到了最高20，占总人数的2.60%，；有21位博导的H指数介于10和17之间，占总人数的27.27%；有25位博导的H指数介于5和9之间，占总人数的32.47%；有29位博导的H指数小于5，占总人数的37.66%。
观察博士生导师H指数分布图（见图1），发现低H指数的博导较多，而高H指数的博导较少；H指数在1到7之间分布较稠密，而在8到20间分布较稀疏。
3.3 H指数具体分析
考虑到H指数平均值是7，故选取了H指数大于等于7的博导对他们的H指数以及贡献成果的被引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此处的贡献成果指的是（假设H指数是n）：文献被引次数降序排情况下前n位的那些文献，假如有与第n位文献被引次数相同的文献，不参与计算。表4中的最高被引次数、最低被引次数和平均被引次数均是针对贡献成果统计的结果。
观察表4中年龄层次与H指数的关系，发现60岁以上学者的H指数普遍较高，46岁至60岁年龄段学者的H指数普遍居中，而45岁及以下学者的H指数普遍较低，这也反映了H指数的本质特征：评价学者的累积持久绩效。再观察H指数与平均被引次数的关系，发现H指数较高的学者贡献成果的平均被引次数也较高，这说明利用H指数评价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时，与已有的常用评价指标并不矛盾。
邱均平和张晓林两位教授拥有最高H指数20，他们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均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并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邱均平教授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贡献突出，他的代表著作《文献计量学》被引了312次，《信息计量学》被引了161次。张晓林教授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著名专家学者，他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的论文《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被引了230次，其开启了我国知识服务研究的新篇章，对后续知识服务领域的研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吴慰慈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7，他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先锋人物，为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巨大。他的经典著作《图书馆学概论》被引了327次，是所有参与分析的文献中被引次数最高的。
马费成教授和王子舟教授的H指数均达到了16。马费成教授在信息经济学和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他的代表著作《信息经济学》被引了237次，《信息资源管理》被引了163次。王子舟教授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著名专家，为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代表著作《图书馆学基础教程》被引了122次。
胡昌平教授和程焕文教授的H指数均达到了15。胡昌平教授是我国信息服务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在信息服务研究领域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他的代表著作《信息服务与用户》被引了112次。程焕文教授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的著名专家，他对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著作《信息资源共享》被引了147次。
苏新宁教授、李国新教授、肖希明教授和柯平教授的H指数均达到了14。苏新宁教授是我国情报学领域的著名专家，是CSSCI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学术评价、期刊评价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代表著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被引了118次，期刊论文《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被引了93次。李国新教授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著名专家，他对国外图书馆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代表著作《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被引了66次。肖希明教授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著名专家，他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方向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代表著作《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被引了54次。柯平教授是我国情报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对图书馆知识管理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代表著作《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被引了31次。
初景利教授、陈传夫教授和叶继元教授的H指数均达到了12。初景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他的代表著作《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被引了101次，期刊论文《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及发展构想》被引了80次。陈传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他对信息知识产权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代表著作《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法》被引了53次。叶继元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他在学术规范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代表著作《学术规范通论》被引了43次。
详细的高被引文献具体情况请参见表9，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4 H指数在机构中的分布
表5列出了10个图书情报学博士招生机构各自图情博导的H指数概况，其中最高H指数和最低H指数仅是针对机构内图情博导统计得来，平均H指数指的是机构内所有图情博导H指数的平均值。
据表5，机构按平均H指数排名分别为：中山大学（10.3）、北京大学（9.6）、武汉大学（9.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7.4）、南京大学（7.3）、南开大学（7.0）、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4.8）、中国人民大学（4.6）、华中师范大学（4.3）、吉林大学（3.5）。
机构按最高H指数排名分别为：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20）、北京大学（17）、中山大学（15）、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14）、中国人民大学（10）、华中师范大学（9）、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8）、吉林大学（7）。
对表5中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平均H指数受以下3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1）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机构越早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平均H指数越高，因为H指数反映的是文献的累积被引情况，时间越长，被引的文献数量以及文献的被引次数越多。10个机构中除中山大学（导师人数少）和吉林大学（导师年轻）外的其余8个机构符合上述规律；（2）机构中年轻博导的数量。一般情况下，机构中年轻博导数量越多，平均H指数越低。因为这些博导的科研成果数量较少且出版时间较短，因此相应的被引文献的数量以及文献的被引次数也较少，这些都影响了H指数的取值。吉林大学的年轻博导较多，比例达到了62.5%，因此它的平均H指数较低；（3）机构拥有知名学者的数量。一般情况下，机构拥有的知名学者数越多，平均H指数越高。知名学者的科研成果数量往往较多，且这些科研成果的被引次数也较高，因此他们的H指数取值往往较高。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5；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7，王子舟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6；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20，马费成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6，相应地这些机构的平均H指数也较高。
表6给出了H指数在机构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单元格中的数值是指各机构各H指数区间拥有的博导数。
表6中有少量博导的H指数低于3，经查阅相关资料，分析原因如下：（1）有的博导从事技术性较强的研究工作，论文会发表在《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计算机工程与应用》等期刊上；（2）有的博导有较长时间的国外研究经历，在此期间，论文多发表在外文期刊上；（3）有的博导从事的研究工作与档案学密切相关，部分论文会发表在档案学期刊上。上述3种情况下的文献被CSSCI来源期刊引用的机会相对较少，导致了文献作者的H指数取值也较小。
5 高被引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
5.1 分布概况
在参与本文分析的所有被引文献中，被引次数大于等于20的文献共206种，其中图书69本，期刊论文137篇。对这137篇论文所属的期刊进行观察，发现这些期刊可分为三大类：图情期刊、综合性期刊和其他学科期刊。表7描述了137篇高被引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概况。
对表7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可知图情期刊数最多（16），综合性期刊数次之（8），其他学科期刊数最少（4）。图情期刊拥有的高被引论文数最多（124），其次是综合性期刊（8），其他学科期刊最少（5）。可以看出，高被引论文在图情期刊中的数量具有绝对优势。对5篇属于其他学科期刊的论文进行查阅，发现它们的研究内容都是图情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因此从此处也能看出图情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的研究状况。
图2描述了3种类型的期刊各自拥有的期刊数比例和论文数比例。
5.2 具体分布情况
表8给出了137篇博导高被引论文在期刊中的具体分布情况。
表8中有部分期刊的论文数是1，本文认为博导高被引论文在这些期刊中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选择了论文数大于1的14种期刊并对它们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拥有论文数最多的期刊是《中国图书馆学报》（39篇），众所周知，它是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
《情报学报》、《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和《大学图书馆学报》这4种期刊共拥有论文51篇。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论坛》、《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建设》、《情报科学》、《图书情报知识》、《情报资料工作》、《四川图书馆学报》和《生态学报》这9种期刊共拥有论文33篇。
以上对14种期刊进行了3级分层，依据的原则是：各层中期刊的论文数有明显差异且每层所有期刊拥有的论文数之和相同。由于数据是离散的，故每层所有期刊论文数之和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划分时要做到基本相等。上述的分层结果是：第1层，1种期刊，39篇论文；第2层，4种期刊，51篇论文；第3层，9种期刊，33篇论文。可以发现3个层次期刊数之比是1：4：9，接近1：3：32。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分布是符合布拉德福定律的，布拉德福常数是3，当然此处仅是针对博导高被引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来讲。其他学科领域的博导高被引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是否也符合这样的规律还需要继续搜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探讨。
6 部分高被引文献的具体情况
表9列出了参与本文分析的被引次数大于等于50的文献的具体信息，这些文献对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文献的作者在图书情报学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表9中成果类型一列中的论文指的均是期刊论文。
文献按成果类型可分为图书和期刊论文两大类，其中图书较多，有27种，期刊论文较少，有17种。从表9的数据中我们能发现，图书的被引次数普遍高于期刊，经计算图书平均被引109.1次，而期刊平均被引仅73.4次。此外，图书和期刊论文在内容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大部分图书注重的是对一些较成熟的思想、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的总结和再思考，如吴慰慈教授的《图书馆学概论》、邱均平教授的《文献计量学》和马费成教授的《信息经济学》；而大部分期刊论文在内容上注重的是对发展中的思想、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的探索、讨论和展望等等，如张晓林教授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苏新宁教授的《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和初景利教授的《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及发展构想》。
文献按研究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以下两类：（1）综合基础性内容的教材类文献，一般均为著作，如王子舟教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胡昌平教授的《信息管理科学导论》和周庆山教授的《文献传播学》；（2）研究型内容的图书或期刊论文，如程焕文教授的著作《信息资源共享》、马费成教授的期刊论文《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和张晓林教授的论文《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
文献按研究内容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10类：
（1）元数据。代表著作有张晓林教授的《元数据研究与应用》；（2）数字参考咨询。代表文献有初景利教授的著作《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和张晓林教授的期刊论文《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3）信息检索。代表著作有赖茂生教授的《计算机情报检索》和《科技文献检索》；（4）信息计量学。代表著作有邱均平教授的《文献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5）信息资源管理。代表著作有马费成教授的《信息资源管理》和胡昌平教授的《信息管理科学导论》；（6）信息资源共享。代表文献有程焕文教授的著作《信息资源共享》；（7）知识管理。代表期刊论文有邱均平教授的《论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和《论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马费成教授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8）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代表文献有张晓林教授的期刊论文《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胡昌平教授的著作《信息服务与用户》和彭斐章教授的著作《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9）学科前沿与发展。代表文献有马费成教授的期刊论文《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和吴慰慈教授的著作《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10）学术评价。代表文献有苏新宁教授的著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和期刊论文《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对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后，发现这些研究主题基本涵盖了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有元数据、信息资源管理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信息检索、信息计量学等图书情报方法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有信息服务、学术评价等应用方面的研究。
7 结语
本文基于CSSCI引文数据库（1998～2012）统计分析了我国图书情报学博士生导师的H指数情况。考虑到相关数据资料的易获取性和正确性，参与分析的博士生导师均是在职的且是非兼职人员，人员信息从各图书情报学博士招生机构的网站上获得。通过分析H指数在人员以及机构中的分布情况，探究了博士生导师以及各招生机构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5个方面：
（1）博导的H指数差异较大，且低H指数博导较多，高H指数博导较少，H指数在1到7之间分布较稠密，而在8到20间分布较稀疏。
（2）博导H指数排名和贡献成果平均被引次数排名情况不完全一致，但差异较小，说明H指数可以作为评价学者学术影响力的一项指标，并且有其独特的视角。
（3）统计出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高H指数的博士生导师：邱均平、张晓林、吴慰慈、马费成、王子舟、胡昌平、程焕文、苏新宁、李国新、肖希明、柯平、初景利、陈传夫、叶继元、彭斐章、刘兹恒等。
（4）分析了机构博导平均H指数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时间较晚，导致机构博导学术成果的累积数量以及成果的累积被引次数较少，影响了H指数的取值；二是机构的年轻博导较多，他们的科研成果数量较少且出版时间较短，因此被引文献的数量较少且文献的被引次数也不高，相应地H指数的取值也较小；三是机构缺乏在学科内具有高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科研成果较多且被引次数较高，往往具有较高的H指数。
（5）博导的高被引论文主要分布在图情期刊上，分布在综合性期刊和其他学科期刊上的几率较小。选择拥有高被引论文数大于1的期刊进行分析，发现论文在这些期刊上的分布符合布拉德福定律，布拉德福常数是3。
没有被收入到本文博士生导师分析名单上的从事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的博导有的也具有较高的H指数，如上海图书馆的吴建中教授和黑龙江大学的马海群教授。吴建中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3，他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著名专家学者，代表著作有《21世纪图书馆论坛》、《21世纪图书馆展望》和《DC元数据》，分别被引了277次、106次和77次。马海群教授的H指数达到了12，他是我国情报学的著名专家学者，在信息法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代表著作有《论信息素质教育》和《信息法学》，分别被引了49次和35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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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文章以CNKI期刊数据库收录的2008―2015年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相关论文为依据，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借助CiteSpaceIV，以绘制知识图谱的形式，对论文时间分布、期刊分布、高产作者分布以及研究热点（关键词）等进行分析，为今后国内学者对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4-0129-04
1背景
大数据被称作是“信息时代的新石油”，大量数据正以每年50%的速度在增长，大数据已经成为图书情报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以绘制知识图谱的形式，分别从文献、期刊、作者及关键词4个角度，分析近8年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期望能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该领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来反映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可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切实、有价值的参考。
2.1数据收集
笔者选取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式为：主题=大数据（精确匹配），学科类别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检索时间：2008―2015年，期刊范围选取全部期刊，共得到论文1，080篇，经去重、剔除、整理后得到1，019篇。
2.2可视化工具
笔者使用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4.0R1版本进行分析，该软件在Java语言环境下运行，被广泛用于引文网络分析。利用CiteSpace分析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进展、前沿，试图从科学文献中发现其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态。
2.3统计工具
笔者利用Excel软件，对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有关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时间段为2008―2015年的发文数量进行统计，以呈现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相关文献的时间分布趋势，并利用IBMSPSS进行曲线回归拟合分析，预测其发展趋势。基于文献计量方法，以CiteSpaceIV软件可视化的效果，分别对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期刊分布、高产作者以及关键词等进行分析。
3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时空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3.1年代分布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中，从文献历时性上可以分析出学科的发展趋势，发文量的多少代表了在一定时期内该领域的研究的冷热程度。从图1所示的年代分布情况来看，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文献
数量（2015年文献数量只统计至11月份）整体上处于增长的趋势，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008―2012年为该领域研究的起步探索阶段，5年所发文总量只有14篇，经分析这些文献，发现数据挖掘、数据仓储及语义网络是该阶段图情领域主要的研究内容，其为大数据研究奠定了基础。2012年以后，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发文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11月，发文量已达522篇，学术成果丰硕，可见大数据在图情领域备受关注，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回归分析法是通过试验和观测来推断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预测研究对象未来数量状态的统计分析方法。用IBMSPSS做曲线回归分析并进行拟合，同时选用多种曲线回归模型来进行拟合，拟合结果见表1和图2。
通过观察图2和表1，经比较可以确定出与原始观测值拟合度最好的是三次曲线模型，表达式为：y=16.857+3.113x-12.306x2+2.533x3。由此可预测，未来几年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文献数量将会呈现出增长趋势。总体上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可以大胆预测未来几年该领域研究热度不会减，国内图情领域对大数据将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3.2来源期刊分布分析
为了解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空间分布特点，并进一步为相关研究者深化对该领域研究提供情报源分布，有必要对有关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论文的来源期刊进行分析。根据布拉德福定律的区域分析法，将经计算，a值为4.4，确定的核心区期刊为10种，相关区期刊有44种，区期刊有198种（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核心区10种期刊发文342篇，占论文总数的33.57%；相关区44种期刊发文336篇，占论文总数的32.97%；区198种期刊发文341篇，占论文总数的33.46%。因此，总体上看，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呈现一种相对集中却又高度分散的特征。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核心区期刊名称如表3所示，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10种核心期刊中，6种是CSSCI来源期刊，2种是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这说明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集中程度较高，已经开始形成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期刊群。
3.3高产作者知识图谱
由于发文量是衡量作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高产作者对该领域发展及演变产生根本且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普莱斯定律，高产作者的论文下限为：M=0.749（Nmax）1/2，其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论文数。经IBMSPSS统计得知，马晓亭为最高产作者，其论文数为19篇，可得到M值为3.3，M取邻近最大整数为4篇。因此，将发文4篇以上（含4篇）的作者称为高产作者（由于篇幅有限，高产作者分布表未列出）。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图情领域大数据研究的高产作者分布情况，在2008―2015年，以1年为时间段，取每年该领域研究发文数量最多的30位作者，经最小生成树算法修剪处理后，运行CiteSpaceIV软件，生成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发文作者的知识图谱（见图3）。图中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发文量越多，图中共有104个节点，27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5。结合由普莱斯定律确定的高产作者分布和图3可知，兰州商学院的马晓亭（19篇）和陈臣（14篇），桂林理工大学的张兴旺（10篇）和李晨晖（5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苏新宁（6篇）、陈雅（6篇）和郑建明（5篇），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的吴金红（6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的黄晓斌（5篇），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张斌（4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李广建（4篇）等为高产作者。总体上来看，高校图书馆员和专业教师仍是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具有浓厚的大数据研究底蕴，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科研队伍，是国内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主力军。但是，该领域公共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人员较少，因此，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加入公共图书馆，给予更好的理论分析及实践研究。
3.4关键词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文章研究内容的直接体现，对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可以确定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热点和发展动向。在2008―2015年，节点选择关键词，运行CiteSpaceIV，生成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4），其中，共有58个节点，80条连线，网络整体密度为0.0484。总体上看，关键词知识图谱节点联系较为紧密，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主题较为集中，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是当前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主要机构，并且相关研究人员也多集中在图书馆或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同时，经清理，整合关键词，利用IBMSPSS统计出包括“大数据、图书馆”在内的高频关键词（由于篇幅有限，统计结果未列出）。大数据时代下，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围绕大数据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关键词，包括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云计算、数据分析、竞争情报、数字资源、情报分析、数据处理等。大数据推动着图情机构服务模式的改变，要求服务创新，提供个性化、信息化的知识服务、数据服务、学科服务。大数据环境下，作为信息中心的图书情报机构，在数据分析、情报分析、数据处理、资源建设、数据存储、决策支持等方面面临巨大考验。
结合图4和关键词统计结果可以总结出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几个方面：①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海量数据将对图书馆的存贮能力提出挑战，对信息服务、数据挖掘、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提出了更高要求。吴金红等人认为：全面、社会化、真实、准确、及时有效的数据给竞争情报带来机遇，但情报存储、情报安全、情报分析、人才紧缺等问题也是竞争情报不得不面对的挑战。②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的创新服务与发展。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服务可能更具有针对性和鲜明性，其服务方式、途径、模式等都将发生改变。李广建等人认为：大数据时代下情报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总结为5个方面：多种数据源综合利用、全方位的情报研究、新型信息资源的分析、情报研究的严谨性和智能化。③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的资源建设。图书情报机构一直将资源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资源建设也是其开展个性化服务的基础和保障，大数据时代下资源利用和开发程度得到空前深化，同时意味着资源组织和建设工作力度也必将加大。大数据时代下，重视用户需求资源显得十分重要，而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正是为用户资源需求的决策处理与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4结语
笔者对近8年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论文进行统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知识图谱工具，以可视化的效果展示并分析了当前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现状。总体来看，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时间及期刊分布来看，该领域大数据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未来几年该领域研究热度不减，国内图情领域对大数据将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同时，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期刊群已经开始形成，但缺乏交叉学科的研究，因此，应该多吸收其他学科的专家加入。如：计算机学科、经济学、管理学等专家，更深入地进行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获取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②从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核心作者来看，高校图书馆员和专业教师仍是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的主要力量，但该领域公共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人员较少。因此，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加入公共图书馆，给予更好的理论分析及实践研究。相关研究人员在大数据研究的创新性和持续性方面有待加强，应将情报机构及信息服务工作的实践应对策略研究作为研究重点。③从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关键词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总结为3个方面：图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的创新服务与发展、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的资源建设。但是，总体来说，该领域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在技术和实践应用上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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