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事监管范文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赛事定价；主体；商谈民主；权利；制度；赛事经营

中图分类号：G 80-0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2-0100-05 文献标志码：A

1.体育赛事定价的困境与出路

“体育赛事定价不仅是营销的关键环节，更是主办方和消费者之间具有法律意义的市场行为”。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要素，但是体育赛事的价格问题因多方面原因并未得到学界和实务界应有的重视，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体育赛事定价策略的研究，其要旨在于促进体育赛事品牌效应的传播及体育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可以说，在体育赛事和体育市场化发展的初期，体育赛事的定价多受制于体育市场的完善程度和体育品牌的大众熟知程度，体育赛事运营方多利用差异定价和更为直接的“一票制”激发潜在的市场活力；然而，伴随体育赛事的成熟和体育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体育赛事相关的价格问题，尤其是定价环节的问题就会逐渐凸显。体育市场化既赋予了体育赛事运营方自主的、平等的定价权利，又赋予了体育赛事经营者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提价可能。2014-2015赛季中职篮总决赛辽宁赛区的临时涨价事件（以下简称CBA事件）将这一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事件反映出我国体育市场化转型期的2大特征：其一，体育赛事经营者过于肆意的定价权利。CBA事件的发生反映出2种具有共性特征的趋势：高定价和肆意调价。基于高定价，近年来，伴随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以中超联赛和中职篮为代表的职业赛事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和市场积淀。赛事本身的激烈程度和市场化运作的日趋成熟为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和庞大的潜在客户群体。按照供需决定价格的经济规律，在一些品牌赛事的重要比赛中常常出现天价票一抢而空的景象。基于肆意调价，笔者曾在另文中指出，这种体育市场化运行初期一种较为不成熟的单方主体行为，表现出体育赛事经营者对于体育市场化理解的片面性。在种种市场怪象背后，我们的“冷思考”在于，体育赛事经营者在定价权方面具有绝对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或许已经超越了市鲋魈宓挠θ蝗利范畴。其二，亟待保护的体育赛事消费者的议价权利。从最纯粹的意义来看，价格本应是市场中买卖双方达成的交易合意，它是建立在充分的议价基础之上的；但是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消费者的议价权利逐渐丧失，价格逐渐成为经营者的单方行为，即便是市场规律对价格的反射作用也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才能发挥作用，并且依靠市场规律的价格调节本身就存在着诸多失灵的可能。可以说，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强弱势地位在议价权的享有一端表现得较为明显。

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体育赛事定价的深层次逻辑：首先，定价的盈利性超越定价的社会性。从既有体育赛事的定价策略不难看出，体育赛事社会关联因素的考量是不可忽视的环节，但是在一些业已成熟、体育品牌逐渐得到认可的赛事之中，定价的盈利性被过度放大。通过高价获取盈利是体育赛事经营者获取利润的合理途径；但是市场化运作中，如果定价仅仅定位于利润的追逐而忽视体育赛事自身社会属性决定定价环节的社会因素考量，那么由此引发的混乱势必会对体育赛事本身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其次，定价的独断性超越定价的参与性。定价，从其词义本身看应当是价格的确定，市场供需双方和价格形成规律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定价不能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它应当是建立在充分的议价基础之上。虽然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议价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使得大多数经营者通过市场形势的预判，或者是由政府形成消费者群体的议价代表，“单方面”地确定市场价格；但是价格的独断并不意味着定价参与的实质缺乏。价格公平是市场公平价值的重要组成，也应当是经营者自身社会责任和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之所向。最后，定价的肆意性超越定价的合法性。肆意，主要表现在体育赛事经营者对体育赛事价格确定和变动的绝对自主，虽然目前体育赛事市场的临时调价仅仅是个案行为，但是我们有必要依照最为基本的市场秩序法律规制体系构建体育赛事价格的调控体系，进而有效地保护体育赛事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体育赛事市场秩序的有效进行；因此，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底线，应当对相关的违法定价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查处，并对市场主体的自主定价行为做出合理化的引导。综上所述，体育赛事定价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体育赛事价格形成中的主体权利实现不均，并且较为集中地表现为价格形成过程中议价的缺失。客观而言，议价行为本身因成本和效率原因有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从民主和公平的市场基本理念出发，议价不应该被完全忽视，而应当从市场主体的权利享有出发，通过议价行为的重构，增强体育赛事定价过程的参与性。本文立足于体育赛事定价民主逻辑的分析，通过商谈民主理论的引入，探讨体育赛事相关主体的价格权利，进而分析体育赛事定价发展的制度路径。

2.体育赛事定价的修正逻辑

造成体育赛事定价问题的主要动因并非是定价策略、品牌成本等常规考量因素，而是更为根本的对于体育赛事定价行为性质的捕捉失位。体育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使得体育赛事定价逐渐由单纯的自主经营行为变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群体性消费行为的构成部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主理念的复兴为体育赛事定价提供了修正的向度，进而言之，经济民主作为市场经济的常规思维可以正视体育赛事定价中的社会性，而商谈民主理论的出现则可以为体育赛事定价的制度改造提供有益的养分。

2.1体育赛事定价的属性界定

“竞技体育的功能是指竞技体育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重点强调其满足国家、群体和个人等各个层面不同需求的属性”。体育赛事定价从其本质来看应当是体育赛事经营者依照赛事运营成本、品牌效应和潜在市场等相关因素，在自主选择相关定价策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价格确定与公示行为。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一方面，它是基于作为市场主体一体育赛事经营者的自主经营的主观范畴；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客观衍生条件。但是，从体育赛事市场化进程中体育赛事经营者的市场主体地位来看，体育赛事定价属于法定的自主经营权范畴，是受到法律法规保护的合法权益，此点毋庸置疑。需要注意的是，伴随体育市场化的深入，体育赛事定价的性质产生了一些现代性因素的转换，或者是体育赛事定价中除自主经营权以外的价值和实践成分逐渐被挖掘和提炼，形成体育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应对的问题。具体而言，首先，体育赛事定价是一种群体行为，从法律属性来看，它是发生在体育赛事经营者与体育赛事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一对多”的契约辐射，又可以理解为是多数量契约叠加而成的契约群关系。由此，体育赛事定价是一种面向社会的群体，事关某一特殊群体（即体育赛事相关消费者）的群体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其次，体育赛事定价是一种社会行为，这既取决于体育赛事本身难以脱离的社会场域，又取决于体育赛事定价行为本身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体育赛事定价的社会属性是一种静态与动态交加的过程：一方面，任何体育赛事都存在着自身所能辐射的社会区域，具有不同幅度的社会属性，并且体育赛事作为一种社会事件牵涉到社会经济、秩序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其社会属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越是成熟、市场化程度越高、体育品牌效应越广的体育赛事，其社会性属性会引起社会影响力的增强而愈发突出。最后，体育赛事定价是体育赛事消费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体育赛事定价并非是单一的行为，而是作为更为系统、更趋整体性的体育赛事消费行为的关键一环。体育赛事定价作为体育赛事消费活动的发起一端，在某种程度上对体育赛事活动的整体效应具有重要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理性、公开的定价可以换来体育赛事消费活动的科学和透明，而不合理的定价和调价则会对体育赛事的品牌效应造成强烈的打击。综上所述，体育赛事定价的群体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必须考虑其单方自主行为对于关联利益群体的影响，体育赛事定价的消费行为隶属表明体育赛事经营者应当从体育赛事运营的整体高度出发，重视体育赛事定价细节对整体赛事活动的或然效应。在体育赛事定价的绝对自主背后夹杂着诸多其必须予以考虑的社会因素，因此，体育赛事定价并非是体育赛事经营者所能单方决定的，应当考量更多方面、更多层次的利益诉求。

2.2经济民主：主体自主与发展“枷锁”

经济民主理念的产生从其渊源来看是肩负着确保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的历史使命，从宏观层面可以追溯到“人民”思想，而微观层面又表达出平等、公平、公开的民主思想。经济民主理念的法学应用多见于经济法之中，作为市场垄断规制的一种言说理论。综合而言，经济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的解放，它源于既有市场垄断主体的压制，另一方面，这一理念还存在着从企业内部向社会整体衍生的趋势。从企业内部而言，经济民主强调企业的股东权益享有、公司高管角色和职工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平等参与；从市场结构而言，经济民主强调市场不因力量的过度集中而产生过大的经营主体，形成垄断；从社会发展而言，强调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对市场经济过程的运行具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权：因此，从经济民主理念的发展趋势而言，它既尊重经营者自主经营权的享有，又对经营者的发展设置了诸多社“枷锁”。体育赛事经由市场化运作之后，也应当对经济民主思想进行理性的吸收与践行。王保树教授指出，经济民主的结构包括了“经营主体、股东、职工、消费者、过度集中和市场支配、经济管理”等多个层面的民主层次，就本文核心议题体育赛事定价活动来看，经济民主思想的践行表现在既尊重体育赛事经营者的自，又强调体育赛事定价活动中经营者决策的公开、消费者的有效参与及社会的全面监督。可以说，经济民主为体育赛事定价活动的开展在法律与道德、自主与公平、权利与责任之间设定了边界，在尊重体育市场化进程和体育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形成了体育赛事的社会属性。某种程度上讲，体育市场需要基于经济民主理念展开一定程度的反垄断活动。体育赛事的开展因其自身品牌的垄断效应难免在相关市场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定价活动难免会体现出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一点在成熟的体育市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体育赛事经营者拆分经济和体育赛事整体性确保的前提下，通过消费者基本权利的维护实现定价环节的有效参与，成为实践经济民主的可行方式。

2.3商谈民主：市场行为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经济民主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枷锁，那么商谈民主则是在制度构建层面为市场主体处理与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思路。体育赛事定价的市场主体行为与商谈民主所涉及的公共问题属于2个层面的问题，而事实上，体育赛事定价于商谈民主一端具有极强的借鉴与吸收效用。一方面，体育赛事定价不再是基于市场自主经营权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行为。问题的公共性使得商谈民主的核心思想可以对体育赛事定价困境的破除进行适度的引导；另一方面，商谈民主立足于主体权利的实现，确保公共行为的师出有名。无论是市场关联主体的权利维护，还是体育市场秩序的法治化引导都是体育赛事定价问题破解的关键环节，因此，从制度启发和制度拟制角度而言，商谈民主的若干核心思想有利于体育赛事定价有序化发展。

商谈民主理论的一个潜在哲学基础在于交往理性概念的提出，围绕交往理性，商谈民主存在着4种制度完善路径，而每种完善路径都会对体育赛事定价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改良引导。首先，尊重主体的交往资质。交往资质是具备交往理性的-主体所具备的参与交往行为的前提要件。通过商谈理论的应用，可以将市场行为视为一种交往行为，如此一来，即使一方具有自主经营权，但是交往行为的本质决定了其必须对关联主体的交往资质，或者说对关联主体的交往理性给予足够的尊重。交往资质的法学解读在于市场参与者权利的同等尊重。体育赛事定价中，体育赛事经营者作为交往行为的一方具有价格的主导权，但是这种主导权应当对体育赛事潜在消费者的相关权益，乃至可能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考虑。其次，规范交往话语。交往话语是构成交往行为，实践交往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之中，交往话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同等话语机会基础之上的语言互通与对等。由此看来，它对于体育赛事定价制度调试的示范性在于一方面确保定价信息的公开，另一方面注重消费者议价诉求的表达。究其根本，交往话语的规范在于体育赛事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偏差在消弭。再次，尊重交往场域。商谈民主理论通过“生活世界”的概念来定位交往行为发生场域的共同特征，并一起排除复杂外部环境对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可能产生的偏差影响，求同存异地阐释出社会交往行为的场域共性。从理论借鉴而言，如果简单地照搬，我们很难找到与体育赛事相关的生活世界，但是这一理论内涵在于对交往行为共性场域发展规律的尊重与承继。从此点出发，体育赛事定价一方面应当尊重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市场化获得利润的同时也应当尊重市场的规律，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则，另一方面体育赛事定价的制度调试应当尊重体育赛事市场本身的特征，在尊重行业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定价活动的理性实现。最后，明晰交往规范，“法律这个行动系统，作为一个已经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秩序，属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交往行为的规范性主要是基于论辩规范的展开，包括道德、情感等多方面的认知，旨在为交往行为的展开建构客观的外部环境。在关于体育赛事价格的交往行为中，体育赛事经营者和体育赛事消费者处于行为的两端，两者的交往所遵循的“论辩规范”一方面包括经济学视角的市场规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相关法律实体与程序制度的完善。

3.体育赛事定价商谈的法律维度：基于权利的实现

利用商谈民主理论对体育赛事定价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在相关主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场域，最终在法律框架之下形成有效的市场秩序，而法律秩序维度构建体育赛事定价商谈的关键点则是相关法律要素的实现。对于法律而言，其最为根本的言说逻辑在于“权利-义务-责任”框架的有效建构；因此，体育赛事定价商谈的法律维度落脚点在于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明确，并以此为核心建构商谈秩序、市场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3.1体育赛事消费者的权利

“从‘消费者问题’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历史演进路径揭示了民生问题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要的立法指引效用”。消费者是体育赛事定价的弱势者，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永恒命题，无论是一般商业领域，还是金融、管制行业和体育等领域，消费者的角色认同和权利维护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市场秩序规制法律的重中之重。自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在承继国际消费者权利保护普遍经验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者权利体系。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以来，消费者权利的细化和新型消费者权利的认可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体育赛事消费者角色的出现，随着体育赛事市场化，消费者保护乏力问题出现。首先，体育赛事消费者应当在认可普遍消费者权利的基础之上，进行体系性的保护。特殊性的实现往往建立在普遍性之上，消费者权益保护也不例外，作为普遍消费群体的组成部分，体育市场的消费者群体理应得到应有的法律关切和人文关怀。其次，体育赛事消费者还应重点从体育赛事的特殊性人手。体育赛事和体育市场本身有着与其他市场存在区别的这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往往是造成体育赛事消费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等消费者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且体育市场内部各类体育赛事市场发展的成熟度和品牌认可度各异；因此，在体育市场场域之内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最后，体育赛事消费者保护应当着眼于体育市场化进程的纵向逻辑，这对于当下正处于体育市场化进程中尚未成熟的我国体育赛事发展尤为重要。体育赛事消费者保护并非是体育市场成熟之后的议题，而是伴随体育市场化进程的议题。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经验说明，体育消费者保护应当与体育市场化进程同步乃至超前。综上所述，体育赛事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是体育赛事发展的应有之义，我国多牧体育赛事仍处于市场化初期，这也就意味着消费习惯和消费活动的养成时期，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对体育赛事成熟的反哺。

体育赛事定价涉及的最为核心的消费者权利在于议价权。议价权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淡出了主流市场经济理论，但是随着市场公平和消费者问题的出现，又逐渐被提及。议价权并非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定权利，但是其内容涵盖了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核心权能，既可以视为是消费者法定权利的集合，又可以视为是消费者权利的升华与回归。就体育赛事的特殊性而言，其存在着确定与不确定的方面：一方面，赛事本身效果，或者对消费者的感官影响是无法预估的，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赛事的组织水平与品牌运作则是可以通过统筹进而事先确定乃至事后评估的。体育赛事定价应当着眼于体育赛事的确定性层面，不能因不确定性层面而产生主体之间的无意义议价，并且体育市场的买卖双方需求同样源于体育赛事自身的确定性层面。体育赛事议价的必要性在于：第一，促进消费理性和消费民主的形成，避免体育赛事在市场化发展的后期成为盲目消费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目前，我国主流职业赛事的关键场次票价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增长。第二，促进体育赛事价格的市场性。市场和商谈归根结底在于交易的实现，而交易实现的充分源于买卖双方的充分议价。体育赛事的充分议价有利于体育赛事价格的市场性形成，进而在市场化的关键环节充分向市场经济的特征靠拢。第三，推进体育市场化进程。在体育赛事定价中维护体育消费者权利的根本动因在于体育市场化的推进，一方面从价格细节出发，落实市场化进程的细枝末节，更为重要的在于通过消费者和社会的V泛参与实现体育赛事价值的最大化追求。

3.2体育赛事经营者的义务

法律框架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利的实现，而权利的实现还需义务与责任的对应供给，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育赛事经营者的义务应当在于确保消费者权利的实现，从另一方面而言，是经营者权利的边界设定。体育赛事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拥有发展自身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以制约相对主体的权利实现为代价。无论是宏观的市场经济还是微观的市场交易，主体权利之间应当是在有序前提下的共同实现，既不能因经营者权利的过度享有而影响消费者权利的实现，也不能因消费者权利的过度保护而制约经营者的权利实现，究其关键在于边界问题。从当下体育市场发展而言，经营者明显处于定价商谈的强势一方，因此，有必要对其权利作出限制。对于这种限制，市场秩序法律规制的答案在于社会本位理念下的权利限定。具体而言，可以从2个方面对体育赛事经营者的义务进行延伸：一方面，强化体育赛事经营者的社会责任。体育赛事经营者社会责任的承担源于体育赛事的社会属性，社会责任可以理解为一种介入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第三维度，它的实现既需要市场监管主体的有效引导，更需要体育赛事经营者的自我强化。从体育赛事定价来看，体育赛事经营者应当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消费者权益的一般享有出发，公平、合理、公开地制定体育赛事价格，不断提升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强调体育赛事自身的公共利益属性，在主体最大盈利性实现的同时，强调与体育赛事关联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

既有市场秩序法律规制制度的存在使体育赛事经营者法律责任的承担成为一种可能。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履行，应当通过法律的实施促进体育赛事经营者的责任承担。如同体育赛事消费者仿效一般消费者进行权利保护一般，体育赛事经营者作为市场经营主体也应当成为市场秩序法律规制的一部分，承担起应有的价格法律责任，即通过价格立法和执法的开展维护相关主体权益和市场稳定秩序。除责任承担的可能性之外，体育赛事经营者法律责任承担的价值还在于通过责任履行和市场秩序的拥护为自身权利的最大化实现奠定市场、法律和社会基础。由此，作为体育赛事定价的商谈发起者，体育赛事经营者应当集权利与义务于一身，从体育市场和体育赛事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出发，通过社会责任的强化和法律责任的履行实现消费者权利维护与体育市场化的有效推进。

3.3体育市场监管主体的责任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体育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人们也习惯于这种不花钱的服务”。体育赛事的发展历来受职业管理部门的影响大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影响，然而伴随体育市场化的推进，应当运用越来越多的市场逻辑和市场基础对体育赛事的发展进行恰当的监管，常规市场监管正是题中之意。体育市场监管主体可以作为体育赛事定价商谈的监督者，在监督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商谈开展之时，不断通过制度引导促进商谈的外部环境的建设。作为监督者的体育市场监管主体无疑是体育赛事相关和市场经济发展相关法律的实施者，作为实施者秉持社会公共利益既可以排除体育赛事经营者对关联职业管理部门的俘获，提高监管的独立性，又可以确保市场经济秩序的整体维护，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黄牛党等与体育赛事价格有关的问题中，并没有看到市场监管主体的有效跟进，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体育市场价格监管的权责不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我国体育市场化进程的不成熟。体育市场监管主体应当履行法定责任，从落实体育赛事经营者的价格法律责任和维护体育赛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出发，针对价格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为商谈的开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4.体育赛事定价的发展向度：基于制度的拟制

商谈民主在公共领域的制度拓展可以为体育赛事定价发展的制度完善提供拟制对象。可以从利于商谈民主实现的代表制度和市场秩序干预领域的价格听证制度进行具体的拟制分析。

4.1代表制度：基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拟制

代表制度是政党、社会组织等公共领域实现商谈民主的有效制度预设，代表制度在节约商谈成本的前提下，确保了大多数意见自下而上的表达充分，进而维护了关联公共领域的民主和科学。代表制度之于体育赛事定价制度拟制的向度在于定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延展。一方面，从定价的合理性来看。代表制度的制度依托在于协商机制的确立和精英之治的认可，基于协商可以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权利，基于精英之治可以形成较为科学和理性的“民意”机制。从体育赛事本身特征来看，这种协商功能和精英角色的定位应当着重发挥体育职业协会、球迷协会等相关行业协会的中间和代表作用。“体育社会组织具有独特的自治性……可以对政府和市场的短处进行较好的弥补”。从行业协会的一般意义来讲，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在体育赛事领域存在着相应的体育赛事协会，在体育经营者领域可以存在着经营者行业协会，同样在消费者领域也可以存在着球迷协会，体育赛事消费者组织等。除经营者、消费者等体育赛事定价利益相关主体之外，行业协会可以“精英”的姿态为定价商谈的开展提供便利环境。它们既可以成为自身代表利益主体的谏言工具，又可能成为自身利益代表的督促者，在协商中促进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双赢，进而推动关联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从定价的合法性来看。代表制度运行的关I在于相关的协商规则的确立，并且在公共领域这种协商规则往往表现为一系列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不同利益主体诉求可以被代表的前提是程序的流畅与规则的明晰，因此，定价的合法性与法律性成为确保代表制度运行公信力的关键之所在。体育赛事定价的合法性应当表现出在实体价格设置之外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即明确和完善相关价格公示与变动规则，强化体育赛事经营者的价格法律责任意识，无论是定价还是调价，都应依法从事，依程序确保关联主体的既得利益和知情权。

4.2听证制度：基于佘开性和监督性的拟制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2篇

体育赛事的新媒体传播权是指通过网络并借助新型接收终端，如网络、手机等对体育比赛有关信息进行传播的权利，包括网络等媒体的直播权、延时转播权、视频点播权等。传播的范围往往限定在特定的地区，传播的内容往往包括赛事、开闭幕式、测试赛、赛前赛后文化活动等，以及其他相关文化活动的视频比如圣火采集、火炬传递等。依据是否付费授权，主要分为商业性转授权和公益性转授权两类。

影响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开发的因素

1.大型体育赛事的品牌价值

大的国际性的赛事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以及美国的NBA、欧洲足球联赛、网球四大满贯等所具有的品牌价值，能够为媒体带来超乎想象的商业价值。同时由于大型体育赛事资源的稀缺性及排他性，往往会采用“独家”转播以及长期转播的方式进行授权，并且售价奇高。比如，美国NBC以7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2020年-2032年奥运会在美国的媒体转播权。

2.新媒体赛事转播权的保护状况

从市场环境来看，只有拥有良好的内部竞争秩序，才能保证新媒体转播商获得体育赛事转播利润的最大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新媒体转播体育赛事的市场环境还有待优化，主要表现则是对体育赛事非法转播的行业监管、处罚力度不够，包括对大型体育赛事视频的非法播放，对体育赛事图片、文字的非法使用等。

3.新媒体赛事转播的营销策略与手段

营销策略与手段的选择是影响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着新媒体转播权开发目标的实现程度。事实上，新媒体获得了大型体育赛事的转播权，并非是新媒体战略目标的保证。只有依靠各种策略，吸引更多的观众收看赛事转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传播目标。新媒体转播权的开发不同于传统媒体转播权开发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必须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的移动、视频、社交等特点，充分利用微博、微信、APP等新的传播手段，进行创意营销，从而实现信息的多维与交互传播。

4.新媒体赛事转播商的竞争力

新媒体在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转播时，往往需要具有各方面的实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转播权。比如，国际奥委会对选择新媒体视频转播合作伙伴非常谨慎，被授权的机构能够确保比赛视频不被二次传播，具有较强的版权保护能力。其次，在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影响力，以确保比赛视频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随着新媒体激烈的竞争，大型体育赛事的转播权费用会越来越高，轻易就会达到亿元级别。

5.体育赛事观众的需求特征

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网民的数量也在不断飙升，特别是作为青年一代，网络已然成为满足他们体育赛事需求的主要渠道。根据2014年央视一索福瑞与新浪微博联合的《世界杯多屏传播报告》，84%的人选择互联网观看世界杯，高于居第二位的电视（81.9%），也有超过3成的球迷表示，会通过手机看世界杯。所以，对于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来讲，体育赛事观众的需求特征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了解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求，才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6.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程度

毋庸置疑，我国大多数综合性体育赛事都是由政府组织与运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媒体传播活动也是在政府的相关规制范围内进行的。我国政府对大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控制与干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拥有权及开发权。作为我国最大最重要的转播平台，中央电视台即是我国政府的职能部门，无论是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以及全运会等等，中央电视台都是最核心的转播媒体。

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开发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良好的新媒体转播权保护与开发的法治环境

要有效促进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开发，营造法治化的保护环境至关重要。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与不断完善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保护的规章制度。其次，需要强化版权执法。由于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侵权盗版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单凭某一个执法部门，难以完成有效查处。体育赛事网络转播的监管涉及版权保护部门、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电信管理机构和知识产权保护部门等多个机构和部门，因此，只有多部门联手进行保护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尽快修订2000年广电总局的《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有关央视对于大型比赛独家谈判与购买的排他性条款，给其他网络媒体创造更多公平竞争和获得转播权利的机会。

2.构建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联盟

建立大型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联盟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进行大型体育赛事的新媒体转播往往投入巨大，每一家新媒体的资源优势不同，可以互相共享共用。其次，成立专门的转播谈判机构与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方进行谈判。主要在于目前大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营销往往采用集体打包的捆绑式销售，如果一次购买往往需要巨额投入，多家平台共同承担则可以摊薄成本降低承办的商业风险。第三，作为多个媒体的联合平台，在与赛事举办方进行谈判时将拥有更多的市场资源，也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以及转播权益。第四，还可以避免国内同行之间以及与国外媒体之间为了争夺赛事转播权而展开恶性竞争。

3.加强与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联姻

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举办方，往往会对转播者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国内的新媒体目前无论在技术还是资金上都与国际媒体集团有很大差距。国内媒体必须在立足现实的情况下，抓住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开拓我国巨大潜在体育受众市场的机会，与其加强联系和洽谈，获得更多转播资源。

4.采用灵活多变的营销策略与手段

作为体育赛事转播商的新媒体方，需要针对不同的赛事采用灵活多变的营销策略，并对营销手段进行优化。

（1）获得部分转播权甚至特殊形式的转播权，并进行重新创作和二次营销。

（2）避开热门项目，关注新必项目。由于足球、篮球、网球等被国际媒体视为热门转播项目，国内媒体可以避开这些项目，而选择在国内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以及受众市场的乒乓球、羽毛球进行转播。提前关注一些拥有市场前景的新兴项目，比如自行车运动、户外运动等。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体育管理；大型体育赛事；办赛危机

中图分类号：G80-05；G8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47-05

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遭到巴西民众强烈抵制、越南政府宣布放弃2019年第18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逐个退出、仁川亚运会关注度普遍降低，甚至连财大气粗的西亚富豪巴林都拒绝举办F1大奖赛。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当前的大型体育赛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系列承办危机？大型体育赛事暴露出了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1 大型体育赛事“遇冷”的表现

1）申办热情已大不如前。

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全球瞩目的事件，其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国际形象、展示国家实力的最佳平台，因而成为各个国家不惜重金争取的对象[1]。但自2014年以来，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寒潮”，各国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热情已今非昔比。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当属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举办权的争夺，2013年尽管日本东京成功获得2020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日本国内民众的支持率还不到70%，与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中国北京95%、2012年奥运会的英国伦敦73%相比，差距明显。与此同时，多年申办奥运会未成的美国尽管想在2024年卷土重来，但国内争论也非常之大，当华盛顿向美国奥委会提交申请时，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举办奥运会绝对是一笔超级不划算的投资。”更令人担忧是2019年大学生运动会最终只有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城市申办，2020年欧洲杯原本打算交由一个国家主办，现在也改为让欧洲不同国家的城市联合主办。种种迹象表明，各国对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热度锐减。

2）申办国退出现象频现。

如果说，申办国对于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热情降低，让大型体育赛事的发展存在隐忧，那么投入巨资获得举办权后选择退出的现象足可说明当前承办危机的严重性。为了争夺亚运会的主办权，越南人民为此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终如愿，举国上下为获得越南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亚运会，这样高级别的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权而倍感自豪！但遗憾的是，越南政府于2014年4月突然宣布放弃2019年第18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引起外界的震惊。与此同时，先前非常激烈的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之争也出现了意外，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达沃斯先后因公众投票反对而放弃了申办，随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波兰的克拉科夫又分别因对开支的担忧和民众的反对退出申办，而乌克兰的利沃夫也因国内局势危机而选择退出。事实上，不仅是奥运会，其他一些大型赛事同样有“遇冷”迹象。例如：土耳其和韩国政府分别表示，今后政府将不会补贴在本国举行的F1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锦标赛，由于赛事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两国都被取消了在该国的赛事。事实证明，当前的大型体育赛事正遭受严峻挑战，昨日大家争相争抢的香饽饽，如今已变成了烫手山芋，申办国退出现象频现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3）未来的巨大挑战。

部分大型体育赛事的出现和持续开展为大型体育赛事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现代奥运会发源地，欧洲将于2015年6月在阿塞拜疆的巴库举办首届欧洲运动会，非洲青年运动会也连续举办了两届，但这仍旧难掩当前大型体育赛事整体发展的颓势。当前，除了夏季奥运会、男足世界杯以外，冬奥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2014年10月4日，刚刚结束的韩国仁川亚运会暴露出观众上座率低，市场反应冷淡的窘境。衡量一届体育大会关注度最直接的指标是门票收入，根据仁川亚组委的预期目标是350亿韩元（约合2.442亿人民币），但截至10月3日（10月4日闭幕），来自组委会的数据是销售了130万张门票，票房收入270亿韩元（约合1.56亿人民币），只有当初目标的77%，同时，主办国韩国的3大电视台赛事直播的平均收视率仅10%。事实上，仁川亚运会是当前大型体育赛事生存危机的缩影，这标志着艰难前行的大型体育赛事将迎来巨大的挑战[2]。

2 “遇冷”的原因

1）民意成为各国政府权衡是否办赛的重要因素。

如今各国在决定是否办赛的问题上，将民意选择推向了新的高度。尊重民众的意愿、赋予老百姓更多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更彰显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越南退出亚运会主办权为例，早在2014年3月底，越南国会就曾举办听证会，在国会论坛就是否主办亚运会进行了热烈讨论，今年4月初，越南知名门户网站VNExpress进行民意调查，参加调查的近8.5万网民中有87%的人认为，越南应该放弃亚运会主办权[3]。同样，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达沃斯也先后就是否申办2022年冬奥会开展公众投票，根据投票结果，两国政府决定顺应民意，最终决定退出申办权之争。可见，尊重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国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

2）大型体育赛事的绩效评估不够准确。

当前，各国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态度表现出对赛事直观经济效益盲目追求，而忽略了赛事的综合效应，这种功利主义蔓延之势愈演愈烈。一方面，赛事组委会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绩效评估不够全面，过于注重直观收益，忽视了大型体育赛事对于举办地城市影响力、经济推动力、市民认同感，旅游业、餐饮业、交通等其他方面的贡献和价值。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在统计赛事的整体绩效时不够科学、准确，在计算经济收益时，对于大型赛事组委会运行支出中的赛事运行预算与城市资本投入没有进行区分，事实上很多城市投入的预算资金并不仅仅服务于赛事，其对城市的价值、贡献是长久的，如在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前举办国前期投入的交通、通讯、市政改造等基础建设费用不应该完全纳入赛事的总投入费用的计算。

3 应对承办危机的策略

1）加强舆情管理，打造以“尊重民意”为核心理念的制衡机制，提倡理性办赛。

越南弃办亚运的决定宣布之后，越南《青年报》的头版大标题是“一个赢得人心的决定”。尽管他们失去了办赛机会，但赢得了民心。举办国应打造以“尊重民意”为核心理念的制衡机制，做好赛前的民意评估，遵从民意的呼唤，出台积极政策鼓励民众参与，实现和保障公民的普世权利，打造以民为本、高效廉洁具有现代品格、能够承担时代使命的政府。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创建一个和谐、民主、健康的社会环境。

2）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科学的效益评估。

当前，各国在评估体育赛事效益问题容易走入过渡关注经济效益，忽略赛事隐性效益的误区。事实上，体育赛事是媒体事件，可以提高市民的城市认同与政策认知、改变城市的社会环境、构建积极的生活方式、减少社会冲突。同时，体育赛事也是文化盛事，扩大民众参与、提高国际地位[13]。各国不仅要关注大型体育赛事的直接、间接投入与产出，调研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交通、住宿等其他行业的相互关联度，我们还应该拓宽大型体育赛事的效益评估维度，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国家、城市的社会效益，如大型体育赛事对推动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提高城市关注度、树立城市品牌、增强市民认同感、提高政策统合度等方面的影响，多方向、多角度、全方位地评估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的效用、价值。

3）政府在办赛过程中要合理分配权利，加强监管，推进赛事的市场化运作。

各国政府在承办大型体育赛事过程中要合理分配手中的权利，积极调配资源，通过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开展双向监督，加强赛事组织主体的自我监控能力，防止腐败、违法乱纪等越轨行为影响赛事的整体进程。与此同时，政府要将“大政府、大社会”的办赛理念贯穿于赛事实践中，即由原来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的办赛形式，转向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轨道上来，出台相关政策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积极性，提高赛事的市场化运作水平，降低政府的办赛投入和风险。

4）做好办赛成本预算，多策并举，降低办赛风险。

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比赛的投入与收益能否成正比、比赛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国内民众对比赛的支持度、赛后设施处理与运用、赛后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面对、解决，如果处理不当，今天希腊政府所背负的“奥运债”就是最好的反面样板。因此，在申办大型体育赛事前，国家应整合人力、智力、财力资源，建立各领域的专家、研究人员等智库体系，对赛事的办赛条件、内外环境、资金投入、效益评价等进行科学论证，降低办赛风险。同时，办赛过程中一定要秉承“开源节流、多策并举”的理念，在场馆筹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引入资金，增加与公益性组织的合作，保证办赛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减少办赛投入。

5）科学规划场馆布局、设计，注重赛后场馆的经营开发、利用。

在体育建筑设计向多功能化、综合化发展的今天，体育场馆如何科学的设计和赛后进行有效利用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像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这种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事，更加是将赛后利用的效率作为考察一座场馆设计成败的基本要素之一[14]。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比赛场馆设计为各国树立了典范，在场馆建设上，英国人将可持续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很多建筑可轻松拆卸和再循环利用。伦敦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大型体育比赛的场馆只要做到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精心设计，以举办地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加强赛后场馆的综合开发、利用，大型体育赛事赛后场馆的经营难题可以找到最佳的解决路径。

6）加强赛事资源整合，促进赛事产业的多元开发。

随着大型体育赛事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体育赛事主办方也必须改变策略、转变思路、有效整合资源，促进赛事产业的多元化开发[15]。一方面，主办方要在赛前、赛中、赛后制定不同的商业开发策略，在对赛事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下，开展不同形式的赛事包装、宣传推广，对电视转播权、特许经营产品有针对性的进行转让，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制定更灵活的购票策略，充分利用举办地及周边国家、地区资源为观众、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举办地要重视赛后城市的整体规划，出台专门性政策加强大型体育赛事物质和精神遗产的开发，加强赛后场馆的后续开发、利用，培育城市体育文化，将赛事遗产与城市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相结合，多元促进赛事产业的开发。

7）提高赛事管理水平，创新办赛模式，提升赛事的吸引力。

大型体育赛事如何更具吸引力只有思“变”，才有生路。因此，举办国应提高赛事的管理水平、更新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措施、学习发达国家的办赛经验，在提升管理水平的关键领域，在加强办赛程序透明化、创建良好的资金管理机制、构建严谨的监管制度、制定多元化的效率评价体系、建立独立道德委员会等方面做好文章。同时，为了更好的迎合观众的需求，大型体育赛事应创新办赛模式，在赛事的项目遴选、规则制定、赛制、商业开发、文化构建等方面开展实践调研，推动奥运会冷门项目的自我更新、加强热点赛事、体育明星的商业包装，促进体育赛事与新兴传媒深度合作、资源共享，共同提升赛事的吸引力。

8）国际体育组织应出台积极对策应对危机。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3-0130-02

0 引言

随着我国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各种体育赛事的组织申办在我国也不断增加。经营好体育赛事，不仅会带动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也能拉动旅游、餐饮、环保、建筑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体育赛事按其社会属性可分为公益性体育赛事和商业性体育赛事。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公益性体育赛事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或社会的捐赠，其举办的目地是为了促进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而商业性体育赛事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把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服务产品出售后的收益，举办目地是促使举办方盈利。因此，商业性体育赛事更能带动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本文重点探讨商业体育赛事的经营管理风险问题。

1 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的概念界定

1.1 商业体育赛事的概念 关于商业体育赛事的概念，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本文综合各种研究文献的提法，认为商业体育赛事是指：体育经营单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为满足消费者的竞技表演需求而举办的特殊活动。商业体育赛事主要由各种体育俱乐部、体育经纪人或体育中介公司操办或承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符合现代企业经营的特征。如各种邀请赛、对抗赛、选拔赛、等级赛等。

1.2 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的概念 所谓经营风险是指：公司的管理人员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由于决策方面的原因造成其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的产生会不断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商业体育赛事的组织和承办者多为专门组建的体育赛事运作公司，体育赛事运作公司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和现代企业经营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商业体育赛事这种服务性体育产品的提供过程中也会存在各种经营风险。因此，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可以理解为：体育赛事运作公司在向体育消费者提供体育竞技表演服务产品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经营的不确定性。

2 我国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分类

2.1 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产生的原因

2.1.1 体育赛事经营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多变性 任何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质都是要求得企业外部环境、企业经营目标和企业内部条件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赛事运作公司的商业体育赛事经营管理也不例外。但是体育赛事经营的外部环境往往是多变的。比如：消费者对该运动项目的偏好发生了变化、体育消费者目前的支付水平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其他运动竞赛或娱乐表演有足够吸引力引起目标体育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转移、体育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限制、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等等都会使赛事的运营产生风险。

2.1.2 商业赛事现代企业经营的特点 现代企业经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在经营过程必然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经营风险。如体育赛事运作公司，不仅仅运作体育赛事，还可以利用体育资源扩展体育相关业务，如体育广告、体育经纪、体育旅游、体育咨询等。经营的复杂多样性导致管理的难度和经营决策失误的风险。

2.1.3 商业体育赛事休闲消费的特点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只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后，才会逐步向更高一层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发展。商业体育赛事的消费需求显然是高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生理需要的高层次的需求，是为了满足人们休闲娱乐、追求现场气氛、追求刺激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人们生活必须的，而是在消费者群体满足基本需求之后由于对体育赛事的兴趣、喜好以及有一定的经济承受力的情况下选择的一种消费行为。因此，体育赛事的消费对于人们的偏好及价格等因素的弹性比较大，容易形成销售量的大幅增减，形成经营风险。

2.2 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的分类

2.2.1 财务风险 商业体育赛事的经营和一般企业相同，首先要面临财务风险。如赛事运作公司负债权益资本结构不合理或融资不当使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不能按期偿还到期债务；没有办法解决赛事运作的资金缺口；赛事门票、广告等各项收入不能弥补赛事运作的费用；与赛事运作公司达成协议的赞助商、供货商因债务危机、破产或违约等原因造成协议中断，影响赛事正常运作形成收入损失等。

2.2.2 环境因素风险 商业赛事的环境风险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社会或自然界的不可控因素造成的经营不确定性。如社会动乱造成的赛事取消，地震、水灾、火灾、天气原因造成的比赛无法预期进行等。

2.2.3 组织管理风险 组织管理风险是体育商业赛事特有的也是主要面临的风险。由于体育竞赛本身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以及一些体育赛事的对抗性，如篮球赛、足球赛，容易造成运动员的身体冲撞和伤害；体育赛事的组织不力，造成赛场的拥挤，形成观众踩踏事件；赛事的主办方没有组织管理好赛事的运动员和裁判员队伍，造成假球、黑哨等一系列虚假行为，引起观众的不满，发生暴力冲突；体育赛事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租用场地的器材被盗，观众财物被盗；赛事组织不力导致门票营销、赞助活动等与第三方发生纠纷；赛事举办方提供的食品问题导致运动员、教练员身体受伤影响比赛等等，这些都会由体育赛事经营公司做出赔偿和处理，影响其经营的收益，形成经营风险。

3 我国商业体育赛事经营风险的规避措施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5篇

针对体育赛事经营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难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解决策略：

1.详细规划，稳步推进，分步实施。体育赛事经营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从某一个具体层面开始首先完成风险管理的流程，比如可从某一职能（如赛场安保）入手，也可以从某一流程入手（如某单项项目的比赛过程），制定详细规划，然后分阶段、稳步推进体育赛事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2.加强对风险的控制。风险控制是一种预防或减少风险损失的对策，就是找出关键风险因素并逐一提出技术上可行的、经济上合理的预防措施，以尽可能低的风险成本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将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对于体育赛事经营企业来说，不但需要具备一定的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预案。比如进行马拉松等户外项目的比赛，组织者就应事先查探摸清赛场环境、地形以及植被等情况以防迷路；通过提高装备质量控制标准以防止因装备质量不合格而引发伤害事故；在运动过程中通过控制比赛参与者和观众的行进路线、加强安全教育和强化安全措施以减少事故发生的机会等。

3.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面临的风险转移给他人承担以避免损失的一种方法。体育赛事经营企业的风险转移有两种方式：一是将风险源转移出去，可把风险大的部分项目转交给技术更先进、经验更丰富的专业项目组织者，如综合型体育赛事主办方与体育协会组织联手、赛事餐饮外包等；二是把部分或全部风险损失转移出去，在风险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体育赛事经营企业可通过购买保险、签署合同等方式将风险转移。

4.持续不间断地监控、改进和调整。体育赛事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最忌讳搞运动、走过场，仅仅为满足政府监管的要求而闭门造车编制风险控制文件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已经建立的风险管理流程，需要在每次赛事举行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以实现企业在风险管理上的持续改进。

5.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培育风险文化。笔者认为，体育赛事经营企业要想成功实施风险管理，就必须培养一批合格的风险管理人才，合格的风险管理人才不仅需要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备一定水平的业务知识、财务知识和法律知识。而风险文化决定了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的风险管理观念和行方式。先进的风险文化有助于执行机构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履行自身职责，促进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

6.加强信息化建设工作。目前，自动化控制系统在绝大多数的体育赛事中已成功实施，大多数体育赛事经营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在此基础上，加强体育赛事经营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将风险监控的流程和预警机制与体育赛事的信息系统相结合，使风险管理真正落实到体育赛事经营和管理的源头，从而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6篇

关键词：市场开发；体育赛事；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中图分类号：G81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4―0454―03

自从1984年洛杉矶成功地运用商业手段举办了第23届奥运会以来，体育赛事的商业化运作已成为了一种趋势。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起步较晚，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初步进行商业化尝试，并获得11．36万元人民币赞广告收入为代表。目前，随着政府对体育赛事投入资金的减少，市场开发的成功与否日渐成为决定赛事是否能顺利举行的关键。现已有不少学者对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相关方面进行了研究，如体育赞助、体育营销等方面较为常见，但以我国市场开发成功的大型赛事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并不多见，仅有学者分析过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电视报道权的有偿转让案例等。为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方法获取资料和数据，对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以下简称：五城会)指定筹资公司――湘体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体公司)的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和有关资料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今后我国体育赛事商业化运作提供有益参考。

1 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市场开发

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市场开发是指，合理地利用政府资源，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挖掘体育赛事的无形资产，进行资源整合及评估，并通过开发多种营销渠道，获取大型体育赛事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混沌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纯粹的市场经济运作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情，决定了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的市场开发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应充分发挥政府规划、统筹和管理等主导作用，给予必要的扶持政策，从而为体育赛事市场开发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五城会的赛事市场开发实质上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开发。具体的做法是：1)成立由政府官员担任要职的专门筹资公司，五城会成立了湘体公司，公司作为专门的筹资公司，邀请了副省长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省市各相关厅局的负责人在公司中担任职务。2)由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各类相关征收政策等。例如五城会筹资过程中，由政府颁布的税收优惠政策就有较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各类相关征收政策体现在政策性集资，主要包括对各类汽车每台每年100元赞助费征收、新购汽车与摩托车每台购价2％的附加费征收、全省电视、报刊每项广告费2％的广告集资费征收等等。3)由政府官员出面召开相关研讨会议，如赞助合同签约新闻会、赞助表彰大会等。通过以上3种形式进行赛事市场开发。

以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要分析评估市场，拓展营销渠道，健全资金回收机制。

1．1　分析评估赛事市场 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市场分析与评估主要是指体育赛事可利用的市场经济资源的分析与评估。为此，首先需要对五城会的赛事经济资源状况的可利用、可获取程度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估。这需要在赛事组委会的调查的基础上对已确定或尚未明确需要争取的资源进行整合分类，并结合市场及体育赛事的规模、层次，对赛事全部资源的含金量进行评估。大型体育赛事一般可供开发经营的相关资源包括：体育赛事专有权的经营、广告经营、传媒的广告经营、旅游接待的经营、进出口贸易及招商的经营、筹资性文体活动的经营、社会捐赠及筹资减免税收的有关政策等。五城会筹委会通过对上述资源的全面调查后，整合评估，将资源划分条块，分门别类，整合出主要营销项目有：合作伙伴、开幕式主赞助商、闭幕式主赞助商、火炬接力冠名赞助商、场馆冠名赞助商、青年志愿者团冠名赞助商、23个比赛项目冠名赞助商、指定赞助商、推荐赞助商、特殊标志开发商、广告赞助商、大型活动赞助商。评估各项目资源价值共计1．6―1．7亿人民币。

权销售主要采取广告置换的方式

1．2　开发多种营销渠道 依据赛事市场的评估方案进行分渠道营销。营销首先应根据国情、省情及举办地经济实力，立足于省内，同时面向全国以及海外企业，分别列出整合项目的目标赞助商，然后再进行分渠道营销。五城会营销渠道包括：1)销售体育赛事专有权，其专有权形式见表1.2)销售体育赛事广告权，其广告权形式见表2.3)销售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4)销售体育赛事门票。5)筹集体育赛事社会捐赠。6)策划与体育赛事相关的商业性活动。7)旅游接待经营。通过以上7种渠道的经营开发，原整合的招商项目除两个场馆资源没营销出去外，其它都成功销售，共筹集资金和物资计1．45534亿人民币。各渠道收入情况见表3。

1．3　健全体育赛事市场开发履行资金合同机制 健全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资金回收的目标是：资金全额回笼，即指所有合同中的赞助资金和赞助物质全额到帐，不能有一厘一物的拖欠。

目前，因合同条款中赞助权益回报项目的需要逐步落实，所以赞助商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但这种分期赞助很容易出现一些赞助商因各种原因中途撤出，不支付尾款的现象。因此，确保资金回笼，已成为市场开发重要环节。五城会主要通过落实履行合同、维护赛事和商家双赢、撰写赞助效益评估报告，召开政府表彰大会的方式来实现所有企业没有拖欠尾款，确保了所有赞助资金的回笼。资金回笼情况见表4。

1．3．1　落实合同的履行 落实合同的履行首先要维护合同条款的完整和法律的延续性。可通过合同上明确付款日期，明确尾款最多不超过赞助全额的多少(一般为10％)，滞纳金的多少(一般为3％)等严格的条款规定，促使赞助商如期付款。其次要落实赞助权益的回报。市场运作要求合作双方平等互利，赞助商投入资金赞助体育赛事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一种广告宣传效应，其当然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回报工作关系到体育赛事组委会的形象和声誉，以及赞助尾款的顺利收回，应把它当成与筹集资金同样重要的工作对待。五城会筹委会与各赞助商签订合同后，组织人力专门负责落实合同的回报条件，使赞助企业得到极好的宣传。例如为确保五城会开幕式“2008之星”评选活动赞助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回报条件之一――开幕式上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直播盛况，筹委会专门派人在湖南卫视直播车内落实给三一重工特写镜头，使三一重工被全国乃至全球人民所熟知。再如，为确保惟一指定公务轿车赞助商北京现代获得的赞助权益，在开幕式上筹委会精心策划了邀请著名歌星宋祖英站在北京现代

车上演唱，使北京现代车在电视上的曝光时间至少达10s，在亿万观众面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品牌形象得到延伸，实现了赞助商的权益。据统计，五城会筹委会共完成了1600多块广告牌的设计、制作和安装，设置了汽球空飘1460个，汽球拱门138个，确保了开幕式和各比赛场馆广告工作及时完成，落实了对赞助企业的合同回报。

1．3．2　通过举办活动来使企业品牌与体育赛事资源有机结合，维护赛事和商家双赢 实现赛事和商家双赢是所有赛事组织者和赞助商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成功体现，可通过举办活动来使企业品牌与赛事资源有机结合产生深远影响来实现。五城会筹委会精心策划了五大活动，极大地宣传了五城会和赞助企业形象，使五城会获得高额的经济收入(赞助资金)和社会效益，赞助企业扩大了品牌形象，从而获得了赞助的最大利益，真正做到了赛事和商家双赢。这五大活动分别是：“鹤舞城运・我心飞翔”活动、“芙蓉王”火炬传递活动、“芙蓉王”体育知识竞猜活动、好新闻评选活动、“三一重工・2008之星”评选活动。例如筹委会创造性地将吉祥物与白沙集团的品牌象征鹤结合，使白沙集团成为五城会合作伙伴，赞助五城会2500万，成为湖南体育史上最大的一笔赞助金额。与此同时，筹委会将白沙集团提倡的“吉祥如意、健康长寿”的企业文化与城运会特点相结合，开展了“鹤舞城运・我心飞翔”手折纸鹤活动，使“鹤舞城运”的体育精神与“我心飞翔”的白沙企业理念完美结合。历经4个月，共收到社会各界寄送的删多万只手折纸鹤。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五城会的热情，也使白沙晶牌进一步声名远扬、深入人心，使企业感到与体育局合作获益非浅，真正实现了“双赢”。

1．3．3 撰写赞助效益评估报告，召开政府表彰大会 这一环节是确保尾款收回的关键之一，也是与企业建立长久合作关系的桥梁。一方面，通过赞助效益评估可以检验原定各项赞助目标是否正确，实现的程度如何；各项赞助措施是否得当，实际效果如何等，对赛事筹委会和企业来说，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将影响筹委会是否能收回尾款。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有政府官员出席的表彰大会，依据赞助级别由政府官员分别给赞助商颁发表匾、赞助商画册、专门新闻资料粘贴集、光盘等，感谢他们对赛事的大力支持，从而为今后的再次合作打下基础。

2 体育赛事市场开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明确统一的筹资机构及其权利 在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过程中，应明确统一的筹资机构及其经营权利，确保其权利不受侵害，对其它部门或机构的侵权行为予以严厉处罚。相反，如果筹资机构及其经营权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以及侵权的处罚规定加以约束，将会阻碍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例如，五城会筹委会制定的《五城会筹资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就一再明确了五城会广告等有关专利权专属于湘体公司。但是有的竞委会为自身的利益争抢资源，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出让专有权，有的竞委会还侵权授权企业使用五城会的特殊标志，有的竞委会还把好广告位都用于回报他们招商的企业等，给湘体公司的筹资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再如，据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运会)湖南体育代表团无形资产开发的湖南省体育产业中心负责人了解到，十运会筹委会虽已授权十运会商务公司为惟一指定筹资公司，但由于授予公司的经营权没有加以明确，存在漏洞等原因，致使商务公司在签署了浏阳花炮为开幕式惟一指定花炮后，十运会大型活动部却不予承认，坚决要用韩国花炮，进而引起了赞助商、商及筹资机构之间的争执，赞助商手持赞助合同宣称要打维权官司。所以明确统一的筹资机构及其权利应引起赛事筹委会的重视。

2．2　明确佣金和回扣比例 在进行体育赛事市场开发中，必然需要体育经纪人和广告商的介入，那么一定要明确佣金和回扣的比例及相关要求，以避免不必要经济纠纷。五城会在筹资策划方案中，明确规定了广告专利经营和社会捐赠活动中的中介、提成比例，分别见表5、表6，并且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分别是：一，提成比例均是按到账后金额的比例提成。二，以物资和服务形式予以赞助的、中介费提成比例，均按市场价计算后，按比例提成相应的物资。三，纯政府组织、无中介机构参与的赞助不得提取中介费用。四，个人所得税由五城会湘体公司财务部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统一代扣。五，中介机构、广告公司提取的中介费用或费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开具标准发票。通过上述方案的明确规定，使五城会筹资过程没有出现一起与中介纠纷，并且最终通过与5家广告公司签订广告合同，他们成功了指定公务轿车、矿泉水、指定红酒、推荐成长乳酸菌奶、推荐购物商场5个项目。

2．3　严格实行同步审计 筹资使用过程中，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很容易出现滥用或挪用等违法现象，导致部分资金去向不明。以前历届全运会中就出现过上千万的赞助款要么没有收回，要么不知去向的现象。从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筹资公司广东奥兴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被“”事件就是证明。为使此类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避免，同步审计应运而生。同步审计可以理解为筹集的资金及其使用情况，接受审计部门同步跟踪审计，并向社会公开。五城会筹资过程中，成立了专门的审计小组，由省审计厅处长负责，带领审计小组人员进行了财务监管、同步跟踪审计，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布，做到了业务、账目清楚。与此同时，筹委会还任命湖南省审计厅处长、长沙市地税局局长担任湘体公司监事会监事，行使下例职权：稽查公司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等。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资金黑洞现象，确保了赞助款项合理开支。

3　结论

1)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开发是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赛事经营的主要途径，维护赛事和商家双赢是核心，健全履行赛事资金合同机制是保障。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新媒体; 体育赛事; 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1-0135-02

新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形式，在被引入体育赛事转播后便给这一行业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然后新鲜的事物在进入带来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会存在不足。因此，如何正视新媒体的作用，对于其在体育赛事转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新媒体在体育赛事转播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1 新媒体的定义和特点

新媒体的定义迄今为止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但通常认为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它是以数字技术作为基础，由诸如网络媒体、手机电视、博客、播客、微信等新型交流方式组成，其具有互动传播、实时信息输出的特点，并且可以按照接受者的要求进行定制，一种能够跨越旧有媒体界限的新型传播媒体形式。而在具体的分类上，新媒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主的移动类通讯类，如手机电视、微信、手机QQ等;第二类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数字在线媒体，如博客、播客、视频网站;第三类是数字电视，如现在的网络电视。这几类充分体现了新媒体的共性，即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实时性。

新媒体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新媒体拥有多元化的传播路径，与传统媒体的单元传播不同，借用于计算机技术，每一名现场的观众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信息的者。而与传统媒体庞大的制作和转播团队来比，新媒体凭借着技术的先进性，可以往往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完整与传统媒体同样品质的传播服务。个性化的服务也是新媒体的特点之一。近年来，以博客类社交平台，尤其是微博、微信类短小便捷的信息平台的大范围使用，符合了当下人们对于个性的需求，极大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借助于无线网络技术，尤其是近年来热闹的WiFi和4G技术，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移动电视收看赛事直播，传统媒体的空间和时间限制不再成为阻碍。

2 体育赛事转播中的新媒体类型

1）手机类媒体。手机类媒体主要指的以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主的移动工具为接收对象的媒体，这一类主要是手机报，微信，手机QQ和手机电视。这类媒体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观众可以只要能接收到无线信号的地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赛事的项目。

2） 微博类媒体。微博类媒体主要是在现有的网络媒体上新出现的社交形式，这种形式主要以图片、文字解说和短视频为主。随着电视与网络的普及，人们可以在高节奏的工作空余抽出短暂的时间来了解比赛的进展，具体的比分并且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与问题，而微博类媒体正可以满足此类观众的需求。

3）无线网络。无线网络技术是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可以在无法用电视直播的地方实时的为观众提供视频和音频信号。以帆船比赛为例，在以往的直播过程当中，由于打技术条件的限制，观众只能通过架设岸边的摄影机来观看比赛，对于每条船的状态只能从解说员来了解，不能够真正的欣赏这项运动的魅力。

3 新媒体在体育赛事转播中的优势

1）具有互动性。在赛事传播时，新媒体可以与观看者进行时时互动，并且可以在第一时间调整节目的内容安排。这种个性化的传播模式让每一名听众都有参与的感觉，自身的幸福感提升，极大地提高了参与度和积极性。例如，现在的很多的新媒体转播当中都设有专门的讨论区，在不同类型的赛事当中都会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运动员和主持人与观众互动，观众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问题与看法，而解说嘉宾也可以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进行解答，这使得整个比赛当中都充满着趣味性，让赛事本身更好的扩展到观众当中。

2）服务质量更为上乘。服务的质量和内容已经成为现在用户选择何种赛事传播服务的首要标准和基本要求。新媒体的机制灵活，调整时间段，各个版块可修改性强。当收到客户的实时需求进行调整时，可以迅速的转换，从而满足用户不同要求，满足用户的服务心理，也接近与用户的距离，在用户心中树立用户至上的信任感。例如，用户在观看赛事的期间，需要了解一些运动员的背景和身体条件，新媒体通过事先准备好的数据库，调用出来并有字幕或者解说的形式告知用户。

3）接收方式多种多样。新媒体的接收方式具有多样性，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和移动电视都能成为接收终端。以电脑为例，借助发达的网络，用户可以在门户网站和专业体育传播网站选择想要观赏的体育项目，在电脑硬件和网速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同时观看几场比赛，并可随意的切换，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提供的。而手机更是将时空扩展到网络所覆盖的角落，人们可以在等车、休息、用餐时欣赏体育比赛，还能够将精彩的片段下载到手机。

4 新媒体现阶段存在的不足

1）创新不足，依赖传统媒体。虽然拥有比传统媒体更加丰富的资源，但是现在的新媒体在内容提供上却仍然要依靠传统媒体，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报道团队。只是将传统媒体的资源，或者个人的看法简单的传递出来，这就使得新媒体缺乏应有的创新性，也同时容易受到侵权的指控。创新的不足会导致过多的相似性，使得新媒体本身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整个行业都处于互相抄袭的氛围当中。

2）缺乏有效地监管。虚假新闻是现在新媒体的最大问题，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困扰新媒体的难题。由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当中，每个自然人都能够成为信息的主体，这在提供了海量信息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负面信息。这是因为新媒体无法做到对每一条信息进行有效地监管，一些个人出于种种目的会发送一些夸大事实，不健康甚至于炒作而偏离事实的消息屡禁不止。而由于新媒体出现的时间较短，发展过于迅猛，导致配套的监管体系并没有及时跟上，也在客观上纵容了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让用户产生厌烦感，甚至于在心里上产生抵触情绪，从而会抛弃新媒体的传播，而重新回归于传统媒体当中，这一点，从一些调查公司的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出。

3）技术仍不成熟。以现有的技术水平，新媒体的技术与实际要求还相差甚远。从实际的传播现状上，对于正常时期的访问量，新媒体的技术设备还可以满足，而对于焦点赛事，如世界杯决赛这类短时间高访问量的数据流，现有的技术设备却很难满足。无论是带宽，还是清晰度都很难保证，卡顿，数据包丢失甚至于无法访问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阻碍新媒体在体育赛事转播上的技术障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媒体虽然拥有便利性与个性化等方面的优势，但也存在着诸如创新不足，受限于人等先天的缺陷。客观的事实要求在对待新媒体在体育赛事的传播上更加的务实和理智，对于存在的不足，可以采取提高监管，完善制度，采用新的数字和移动技术等措施来避免和改进。如果措施得当，制度得力，同时执行到位，那么新媒体将更加具有竞争力，也能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更为满意的体育赛事转播服务。

参考文献

[1]王瑜.我国体育赛事传播的发展历程及特点解析[J].新闻界，2013（10）：67-71.

[2]张璐.体育赛事报道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路[J].体育博览，2011，7（2）：22-24.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城市形象；节俭办会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2014605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以后 ，中国各大城市逐渐掀起了一股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高潮。2010年广州举办了第16届亚运会，2011年深圳举办了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同年上海举办了F1大赛、网球大师杯赛、第14届世界游泳锦标赛，2012年山东海阳市举办了亚洲沙滩运动会，另外还有筹办中的2013年天津东亚会和 2014年南京将举办的第2届青年奥运会，加上国内的全运会、城市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其他各种体育赛事活动，各大城市举办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几乎形成了一种社会性风潮。这种集约式大型体育赛事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在赛事的举办过程中，尽管一些大型赛事为举办地带来了社会影响并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由于中国举办这类大型赛事的历史较短，经验不足，一些赛事在申办、筹办与举办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给主办城市形象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密集型体育赛事现象的历史性与现实合理性分析

（一）中国的国情所致

中国历来重视大型仪式的突出地位，这种大型仪式活动从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传统。两千年前中国历史上首位皇帝秦始皇、西汉王朝汉武举行过泰山封禅大典。以后各个王朝每逢开国、更换帝王、皇帝婚配等时节都要举行仪式。如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中华儿女正无比喜悦地体验着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带给大家的美好感受，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就是对这一伟大成果的一种肯定，是一种庆典仪式，是中国人的节日。按照中国的国情，参照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国家理应举办一个或多个仪式，借以告诫国人，警戒世人，并向曾经欺压过中国人的列强作出一种象征性宣誓。又鉴于中国百年屈辱史的严重性，中国人无论多么超脱，也应当补上这种国家仪式。在建国之初到如今的发展历程中，体育赛事起着重要的阶段性发展成果展现作用，宣扬着伟大中国人民的奋进情怀。因此，举办代表中国国家意志最高等级的仪式势在必行。大国的情怀、大国的意志、大国的体面通常便以这样的方式得以确立。

（二）中国转型时期的特点

现代中国正经历从积贫积弱朝小康社会迈进的阶段，这种转型意味着必然要出现大量的仪式，借以证明这种转型的成功。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鼎盛时期，人民生活在盛世的初级阶段，尽情地体验着盛世带给大家的愉悦与欢乐，因此，一切与盛世有关的仪式都需要细致入微地从点滴做起，继而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奥运会以后，中国各大城市逐渐掀起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些看似繁多的赛事，其实是长久以来没有举行过大规模的国家性庆典而使然，如今国家在具备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前提下，补办一些国家性庆典仪式，便成为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常态。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仪式将文艺和体育融为一体，以至随后的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延续了这种办会模式。从其开幕式策划的创意与文艺活动表演的规模不难看出，其文艺价值已经远远超越运动会本身所蕴含的体育价值，其策划与表演的规模和创造性几乎可以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相媲美。这种开闭幕式就是中国庆典仪式的改良。中国如此如火如荼举办体育赛事，完全出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国家仪式文化重建工作的需要，其目的就是重塑民族信心，重修民族价值观，重建大国形象，重立权威仪式，这是中国转型时期的典型特点。正因如此，在中国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事是中国经济繁荣、民族昌盛的一种体现，这是一种国家性庆典，是万众同心的象征，其存在具有合理性。

虽然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毕竟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国民生活负担还有些沉重。由国家出面组织融文艺表演、体育竞技运动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体育赛事，为勤劳、奋进、智慧的中国人民生活搭建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平台，分散生活负担，无形地达到自我心理调适与释放。而且，从赛事的开闭幕式规模和其中各个细节所蕴含的寓意表达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强大与繁荣依托于中国人民的奋力拼搏，国家理应做出与被冠以勤劳、奋进、智慧等褒扬词汇相匹配之国民的直观的仪式行为。因此，密集型体育赛事的出现是中国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具有现实合理性。

二、密集型赛事对城市形象建设的负面影响

2008年以后，中国集约式地举办大型运动会，各大城市不惜耗费巨资争先恐后地申报和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事，主要是看重其赛事能为主办城市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由于中国举办大型赛事的历史不长、经验不足，没有良好的可借鉴模式，而大型体育赛事又具有申报周期与筹办时间长但举办时间短的特点，举办地往往对赛事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办赛成本估计不足，在赛事举办过程中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效益，一些赛事出现了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的尴尬局面。

（一）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首先，举办国家大典式的体育赛事虽然有团结人心、凝聚民众的作用，但费时费力，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这种资源消耗包括必要的财政预算。体育赛事不仅消耗财力、物力，赛事志愿者群体的安排和组织也必不可少，而这样大规模、高密度的组织志愿者参与赛事活动，对参与者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很大的干扰。以广州亚运会为例，体育及师范类院校等大学生群体需要停课很长时间来完成赛事志愿者服务的培训。旷日持久的培训、排练活动，严重影响大学生群体日常学习和生活。

其次，举办城市本地居民作为最直接的受益者和体验者，他们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支持也是决定赛事成功和获得预期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固然能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对当地居民可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增添更多投资渠道，丰富其业余生活。但同时也会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干扰与影响。如赛事筹备期间，大量体育场馆建设和城市景观改造等给居民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赛事举办期间，各种人员短时间的大量涌入致使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交通受到管制，交通出行拥堵不堪，空气、噪音污染不断。为此，一些居民为了逃避这种喧闹与拥挤的大环境，赛事举办期间外出旅行度假。研究资料显示，当地居民会因为大型体育赛事的这些负面影响而反对赛事。例如1994 年冬奥会前对挪威和主办城市Lillehammer 的居民调查显示，对冬奥会持负面态度的国民和市民比例分别高达45%和50%。

（二）对城市形象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提升与改善的作用。所谓“城市形象”是指城市以其自然的地理环境、经济贸易水平、社会安全状况与建筑物的景观、商业、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还有法律制度、政府治理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质量和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并使社会公众形成对某城市认知的印象总和。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要求囊括了城市形象的各个方面，如优越宽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场馆基础建设的基础；较高的经济贸易水平是赛事举办的实力支撑；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是赛事成功的必要保障条件；建筑物景观是赛事宣传的标志性招牌。因此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成功与否，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形象影响巨大。国外也有很多城市借助于大型体育赛事重新塑造城市形象的典范。如谢菲尔德市借助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通过长达近20年的努力，对城市进行重新规划与塑造，成功地获得了城市的再生与转型。另外，悉尼市以2000年奥运会为契机，通过对自身的形象打造和各种媒体手段的大力宣传，对外界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城市形象，成功地改变了世界各国对它及其国家（澳大利亚）的认识，使世界各国人民对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期待。与此同时，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举办地出现的任何负面新闻，在各大媒体的聚焦之下都可能被放大且迅速地传播开来。如盐湖城冬奥会的贿选丑闻，给主办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至今难以磨灭。2012伦敦奥运会上，因为误将韩国国旗弄成朝鲜国旗、奥运圣火火炬突然熄灭、官员巨款会餐、美国国旗被风刮走、裁判涉黑、错判以及抗议奥运会等负面报道，被网络评为史上最差奥运会。这些新闻严重影响着一个城市甚至于一个国家的形象。

（三）中国行政筒状管理方式的负面效应

受独特社会机制的作用，学典型运动几乎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贯风尚。现阶段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风潮同样是学典型、跟风尚传统的延续。中国由哪座城市举办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青奥会都是行政命令的结果。按照商业性的竞标方式产生奥运会或别的运动会候选城市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是，当北京举办完奥运会之后，奥运会就成了北京作为城市更新换代仪式的标志，这意味着北京就是典型，大家必须跟着学习，因此，这种更新城市地位的副作用就此显现出来，它驱动了一种城市升级的连锁效应。因为北京地位的提升，打破了原有的城市地位生态平衡，新一轮的城市竞办体育赛事的热潮很难中止。中国行政管理具有高效、快速、简捷的特点，这种筒状管理方式对诸如兴办大型赛事等事宜具有连锁的负面效应。

（四）兴建体育场馆为建设资金的无序流失创造机会，造成资源浪费与财政负担

首先，中国各大城市竞相举办体育赛事，体育场馆是一种预算数额巨大的建筑工程项目。而建筑工程的数额又和潜规则中的提成率成正比，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如无规范管理便为建设资金的无序流失创造了机会。

其次，一些赛事举办城市无成本效益意识，没有针对自身情况去评估举办成本与赛后场馆开发的论证，只注重申办过程，忽视后续开发利用。无战略性规划和科学的管理与运作，不能够充分发挥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社会效益。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往往需要新建大量的场馆设施，一些城市着眼于搞“形象工程”，专注于修建标志性豪华场馆设施，不惜花费巨资搞大型开、闭幕式，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赛事成本，忽略了赛事的社会经济效益。一方面，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越来越豪华，如广州亚运会仅开闭幕式及焰火表演3项总经费就高达3.8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兴建场馆设施，除求数量外，还求新、求异、求独特。如北京奥运会，仅北京市就需要新建12 座场馆（另外还有8个临时场馆），其中包括鸟巢、水立方等标志性建筑；广州亚运会修建了70个场馆，其中比赛场馆53个，独立训练场馆17个，场馆建设费用审定为32.72亿元，而亚运城建设22个子项目审定为125.27亿元。而且，在中国每4年一届的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也是一场场耗资巨大的场馆设施建设大运动。现阶段一些赛事的举办城市由于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认知不够，经验不足，流于形式，疏于开发，造成赛事收益不高，与赛前预期大相径庭，导致资源浪费与财政负担。

三、大型体育赛事应遵循节俭办会的原则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如继续采取典型、学先进、学榜样的方式已难以适合稳健、成熟、复杂社会的发展模式。如今，很多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城市都大力宣传“节俭办会”，可是何为“节俭办会”，由谁监督且怎么衡量却始终没有相应、规范化的统一尺度和标准。有鉴于此，大型综合赛事的策划，理应贯彻落实中办国办2011年7月下发的关于节俭办会的文件精神，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倡导的瘦身办赛的建议。这样做不仅是对奥运会基本价值观的尊重，也是遏制不良社会风气的一种积极措施。

第一，大型体育赛事事关国家形象建设，不应减少宣传力度，但要节约场馆预算，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最大的费用支出就是场馆设施建设，几百亿的工程严加控制就能节约几十亿。各大城市之所以热衷于申办大型体育赛事，从地方政府部门的角度，可以此为契机大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体育设施建设。这里有些是属于必要的城市投入，但也有一些是浪费，这其中的尺度如何衡量，又该由哪些部门去监管？需要有具体的规章制度。

第二，国家要从总体上调控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地点，充分考虑举办城市现有基础条件，如体育场馆基础设施、交通承受能力、食宿接待条件、城市治安和旅游景观等与大型体育赛事密切相关的方面，是否具备实实在在的承办能力，尽可能避免以通过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申办城市必须要有强烈的成本效益意识，充分论证赛后场馆的再开发，增加其赛事后的可利用率，最大限度控制修建新场馆。

第三，行政开支应当参照商业运作的规程，避免资金的无序流失。建立健全赛事审计、监督管理机制，整合、抽调各层次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建一个监督性强、透明度高的审计、监督管理机构。审计、监督制度要覆盖筹办工作的每个环节，做到以制度管人、制度管财、制度管权，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秉承“廉洁、节俭、阳光”的办赛理念，行政开支参照商业运作的规程，加强政策性管理与支持，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尽可能地避免隐性支出，最大限度地缩减预算成本。理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赛事举办相关方面的切割点，避免资金的无序流失，真正做到“节俭办赛”有尺度衡量、有制度监督、有机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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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知识管理，北京奥运会，KM-SM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4-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科技部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项目（项目编号2007GXS3B06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文卉（1974-），女，湖北武汉人，国家大剧院文化交流部部长，博士，副研究员；黄朕（1968-），男，湖北武汉人，武昌理工学院非专业素质教育学院讲师。

3 大型体育赛事的知识管理应用模式（KM-SM模式）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进步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诸如赛事主体多元化、参与者利益复杂化、海量信息和知识共享等新问题对大型体育赛事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充分认识到知识管理对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的重要意义，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对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进行了全面审视。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北京奥运会的案例分析，创新性地提出了大型体育赛事的知识管理应用模式（简称：KM-SM模式），期望能够推动知识管理在国内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应用推广，提升体育赛事组织管理的整体水平。

3.1 KM-SM模式的内涵

大型体育赛事管理横向由赛事计划管理、组织运行管理、竞赛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开发与营销管理、后勤保障管理、风险管理、客户管理、新闻传播管理、活动仪式管理、形象景观管理、财务审计监督管理等组成，贯穿于赛事举办的整个过程。纵向来讲分为赛前、赛时和赛后三个阶段，赛前着重计划和演练，赛时着重执行和应急，赛后着重总结和评估。根据赛事举办不同阶段知识创造和共享的特点和要求，赛事管理结构会发生相应变化，赛前往往会采用职能化层级制的垂直管理模式，讲求自上而下的管理风格，统一行动、雷厉风行和高效率。随着赛时运行阶段的到来，为反应迅速和权力下移建立起一批任务团队，具有扁平管理模式特点，总体上看是一种网络化管理模式。知识管理的引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不同阶段组织模式的转变以超文本方式进行转换，保证了大型体育赛事管理的连贯性和参与各方的协同性。本文提出大型体育赛事的知识管理应用模式，并不是对传统体育赛事管理模式的彻底颠覆，而是引入知识管理的新元素，让传统体育赛事管理模式在继续发挥优势的同时，用知识管理的理论补充其不足并解决新的问题，以期让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大型体育赛事的知识管理应用模式是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模式创新，不仅可以解决传统赛事管理模式的问题和瓶颈，还能预见未来赛事管理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是大型体育赛事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动力。KM-SM模式在政府、赛事管理组织、企业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管理组织，这四种力量并驾齐驱、各司其责、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最终使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达到最佳效果。KM-SM模式符合“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项目”的行为准则，满足了体育赛事组织专业化、知识化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更新的体育赛事管理模式。

3.1.1 KM-SM模式的系统构成

图3-1 KM-SM模式示意图

图3-1所示KM-SM模式包含密切关联的四个元素：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企业。它们共同承担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和运营工作，各方有独立的权责，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集成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企业“四位一体”的功能，形成“政府为先导、知识管理组织协调、赛事管理组织执行、企业充分参与”的四元驱动赛事组织管理模式。

（1）政府――在宏观层面发挥先导作用

政府在KM-SM模式中处于先导地位，不同于“政府主宰”或者“政府主财”。个人或某个单独的职能部门通过经验作出的判断往往带有浓烈的个体本位色彩，从而可能导致“面子工程”或“赔钱工程”，这样高度集权和领导拍板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在KM-SM模式中，政府在宏观调控、全局保障和赛事定位上，依据知识管理组织提供的大量知识作出决策，为其它协作机构制定明确的活动范围和项目实施目标。与此同时，政府还会为大型体育赛事提供一定的物质资源和财务担保，为赛事举办提供便利，并节约大量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做出的宏观决策和全局定位不是拍脑袋空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赛事管理组织和知识管理组织提供的前期调研资料和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2）知识管理组织――在中观层面起优化协调作用

知识管理组织在KM-SM模式中充当参谋和协助决策的角色，也是此模式区别于传统赛事管理模式的关键点。知识管理组织的中心任务是：①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将个体、部门和组织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或经社会化后进一步显性化，然后经过组合转化为系统化的显性知识，通过某种技术平台实现显性知识的共享；②创造必要的组织环境，促进面对面的隐性知识共享。赛事管理过程其实也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从最初的赛事申办到赛事筹办和举办，每个阶段都会产生大量的文件和档案，这些都是智力源泉，靠知识管理组织挖掘整理和传递。知识管理组织不仅要在整个参与赛事管理的四方建立高效畅通的信息底层传递结构，还要积极的倡导和建立学习和分享知识的组织文化，设计和实施知识管理的流程，创造知识资产和构建学习型组织。对体育赛事运行过程中的文档、资料、图片、管理文件、运行方案以及更为细微的项目实施方案、代码库等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提取，将繁杂的数据转化为有用信息，经人的参与和加工提升为知识，借助e-mail系统、电子图书馆、网上论坛、学习班、头脑风暴会议、虚拟会议室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交流，从而与组织知识相结合转化为显性知识在组织中流动，最后，它会回馈于个人并得到内在和个体的提高，实现自我超越的同时又为组织提供了新的知识可供分享。信息交流的畅通和知识的不断分享，可以使组织和参与体育赛事管理的几方更为高效且协调得力。政府的不同部门与组委会不同职能处室的业务往来和执行情况，可以在信息共享平台上找到及时的信息和数据，包括总体方案、行动计划、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进度等，不仅大量节省了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信息过时、政策歧义等老问题在知识管理组织的介入和参与中得到了解决。

（3）赛事管理组织――在微观层面发挥主体作用

赛事管理组织是整个体育赛事组织管理的执行者。赛事管理组织既要在政府规定的赛事组织目标、运行模式等多种要求下工作，又要借助知识管理组织对赛事管理进行优化和完善。从赛事的申办、前期准备，到赛时运行、再到赛后总结，这些工作都由赛事组织者具体实施和完成，工作量巨大且项目庞杂。因此，在四方当中赛事管理组织机构是赛事运行的核心，政府、知识管理组织、企业从不同方面给予指导、监督、完善和补充。

（4）企业――在微观层面起关键作用

赛事相关企业在KM-SM模式中起关键的作用，它承担了许多政府不能或者不适合运作的项目，但又与赛事组织方有明确的职能区分。赛事相关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可替代和功不可没的。例如北京奥运会门票销售就是以北京奥组委票务中心为指导和统筹，具体的票务营销渠道和方法由合作企业实施完成。北京奥组委票务中心制定原则有：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购票机会和权利；分阶段售票：在安全的前提下为公众提供尽可能简便的购票渠道和流程。在这三个售票原则的指导下北京奥组委委托了一家专业的国际票务公司来全盘进行门票销售。这是专业公司参与赛事管理的典型案例，实现了最优化的做法――用专业化的公司去运作不同的项目。企业有足够的实力与政府共同做好体育赛事中的有关项目，从而使政府由多重身份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3.1.2 KM-SM模式的优点

（1）促进多元主体的一致性

KM-SM模式由四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企业构成，四者在赛事运行过程中密不可分。从KM-SM模式的运行机理看，该模式有明确的宏观、中观、微观分层，且各个元素之间形成了有序而紧密的逻辑联系，具有层次分明的结构。KM-SM模式中的四个要素在赛事中发挥各自独特功能，如果只选用其中任何一个或者两个，都无法全面、系统、科学地管理体育赛事。因此，KM-SM模式能够将四个要素协同起来，最大限度的释放各自潜力，融合各要素之间的功能，构建出完善的有机互动体系。

（2）保证大型体育赛事的稳定性和创新性

随着科技文明的飞跃、管理学科的推陈出新、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的赛事运作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和体育赛事需求。从国际奥委会的实践以及其它体育赛事的探索中，清晰可见知识管理参与赛事管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参与多少没有定论。本文提出的KM-SM模式，是对新型赛事管理模式的一种尝试，也为大型体育赛事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权责更加明晰，避免了传统赛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弊端；赛事组织的职能更为明确和简化，不需要再走传统赛事的“保姆”式；知识管理组织在整个模式中起着粘合剂、剂和内循环水的作用，使得整个组织摆脱了静态的、僵化的、闭塞的困境，此模式下各组织之间、组织内部的工作是动态的、创新的、有活力的。在这种模式下，四个要素的潜能被充分激活，在KM-SM模式框架内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

（3）提高大型体育赛事组织决策的正确率

在传统大型体育赛事管理当中，经常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甚至被恶意封锁的情况，也不给各参与主体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从而阻碍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降低了各方的积极性，增加了内耗，影响赛事举办的效果。KM-SM模式能有效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政府不再做具体的事务性命令，而是提出宏观要求和政策规定，避免了政府行政命令过多干预体育赛事的情况。知识管理组织在实现信息对称和知识共享上提供关键技术和方式方法。赛事组织机构在政府指导下，在知识管理组织支持下执行知识管理应用的过程，通过对海量信息的处理和赛事知识的传递共享，提高了组织和员工的决策正确率。

3.2 KM-SM模式的运行机制

图3-2 KM-SM模式的运行机制

3.2.1 目标定位

充分发挥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企业的联合优势，共同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以便举办影响广泛、环境友好、经济效益好、美誉度高的赛事，从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优化调整行业结构。KM-SM模式运行要坚持“政府为先导、知识管理组织协调、赛事管理组织执行、企业积极参与”的总体原则，权责明细，各归其位。以政府的总体规划为指导，以知识管理组织为切入点，以赛事组织机构为运行载体，以企业参与为补充，既充分利用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又发挥了赛事组织机构的主体作用，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最终将知识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多赢的目标。

3.2.2 组织形式

在KM-SM模式中，大型体育赛事围绕政府规划和要求进行方案设计。赛事的整体方案、实施原则、组织架构、运行模式等大的框架都由政府制定，并负责运行和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知识管理组织主要是在政府的总体规划下，协助政府统筹好各类知识管理操作项目，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速度和知识传递的准确度等。赛事组织机构主要是在政府制定好了相应的赛事规程和赛事组织方案后具体执行，保证每个环节都能按照政府设计的方案实施。企业主要是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支持，具体操作融资事宜，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这种组织形式的体育赛事往往在决策上要经过较长时间，但决策正确率是有保证的，而且执行效率很高，需要提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内部协同工作。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企业四方处于平等地位，相互之间既是契约关系，又是合作关系，会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书面协议，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联合管理。与传统赛事管理模式相比，KM-SM模式的组织形式具有明显优势，参与主体的联系是紧密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决策是全局性的，最有利于实现共赢目标（见表3-1）。

3.2.3 实施原则

（1）合作共赢的原则

建立四方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体育赛事组织过程中的重大事宜，共同审议体育赛事组织的规划方向、办赛规模、项目设置、管理团队建设、知识管理项目实施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问题。寻求四方管理理念的共性和交集，从而使理念趋于一致。在参与体育赛事管理的多元之间建立统筹规划、分工合作、沟通协调、并行发展的管理机制。在人力资源开发、财务管理、统筹规划等方面形成严密的相互制约机制和监管机制。实现管理上通达、资源上互补、利益上双赢，从而确保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使赛事规模和规格与社会资源配置相适应。

（2）资源共享的原则

首先是人才共享。政府、赛事管理组织、知识管理组织、企业都因赛事举办需要而大量吸纳人才。知识管理组织对于赛事管理架构中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传递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沟通作用，人才在框架体系内的流动也是知识传递、融合、提升的重要环节，这样不仅有利于构建四方良好的协作机制，更能够产生大量的新知识，为组织乃至管理体系的提升发挥重大作用。其次是技术共享。政府、赛事管理组织、知识管理组织、企业四方不论是管理理念还是管理方法必然会存在较大差异，各方所掌控的技术要领也各不相同。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赛事组织的整体协调操作技能，知识组织的信息传递体系构建技术，企业的市场把握和应变技能，都是各自的专长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四方通过技术合作与交流，深度开发出一套体育赛事管理的新方法、新技术、新手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较大商业价值。

（3）专业性原则

专家委员会指导。从政府、赛事管理组织、知识组织中各抽出一部分专家，并从科研院所、高校、体育组织中聘请一部分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对赛事进行全程跟踪和指导，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发现组织内部和框架内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为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保驾护航。

3.2.4 合作内容

（1）服务合作

体育赛事组织过程中有大量的服务保障性工作，包括医疗、志愿者、技术处理、信息通讯、安保等。合作表现在服务上互相补充，医疗、通讯和安保服务需要由政府宏观调控；人力资源和技术方面由知识管理组织提供相应的培训和共享平台，便于知识交流和信息共享；餐饮、运动员村和运输等由合作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2）职能合作

体育赛事的职能合作主要是协调过程。比如在赛事的新闻宣传和报道中，政府有新闻办公室，组委会有新闻宣传部等，共同寻找新闻点，统筹宣传渠道，并统一宣传口径。

（3）管理合作

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中的人力资源广泛来源于政府及事业单位，通过知识管理组织提供的实操培训和演练，让大家迅速成为专家，共同管理各业务口的计划和执行。

（4）监管合作

监管合作是四方都有权对赛事组织的各个方面进行随时监控，比如监察审计由招标而来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的审计部门来完成，餐饮住宿的服务质量由星级酒店的高级督察、质量监督局的官员组成监督小组来管理，卫生安全由政府协调公立医院、研究机构的卫生专家共同完成。

3.3 KM-SM模式的保障机制

3.3.1 制度保障

KM-SM模式中，有包括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和企业在内的四方共同参与，共同完成大型体育赛事管理和运行的相关任务。让四方平等参与赛事管理过程，必须以积极协作的结构环境为前提，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对KM-SM模式进行认证，并对四元主体行为规范作出规定。即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或合同明确知识管理在赛事组织中的地位，确定KM-SM模式的管理方式，在政策上保证赛事管理模式的稳定性，从而保证赛事的知识管理应用。比如国际奥委会在《主办城市合同》中把知识管理作为规定写了进去，使举办地政府和具体执行的组委会从一开始就接纳了知识管理的各项规定。国际奥委会对近100个业务口了技术手册和标准流程，对奥运会举办方而言一方面是政策指导，另一方面也是政策约束，是必须遵守的操作规范。

确立知识管理组织的创新主体地位。知识管理组织在整个系统中拥有最大的信息量和知识储备，能够为赛事的组织管理提供足够的案例，帮助赛事主体全面、系统、有序、高效开展各项组织、协调、服务等方面的工作。知识管理组织承载着整个体育赛事的信息传递疏导和知识共享传承工作，国家应对其扶持和进行政策倾斜，优化科技和人才配置，大力支持知识管理组织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形成一套良好的机制来保证知识管理组织的成果能够顺利转化和应用到体育赛事管理的实践中。

3.3.2 组织保障

组织结构主要是指政府、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方式以及各主体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沟通机制，以高效、合理、优化的方式把各主体和主体内部各要素之间以科学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共同努力达到预期目标。组织结构好比人体的骨骼，撑起整个模式的支架，是系统内部知识和信息传递、交流、沟通的载体。它不仅推动着系统运行的进程，也承载着系统的各项任务，高效的组织结构是KM-SM模式中极为关键的因素，也是重要的组织保障。

组织保障可以充分利用体育赛事知识创新体系，以之为基础将知识管理组织、赛事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企业纳入组织保障的系统之中。如图3-3所示，此系统以创新部门为中心连接五个机构：由国家为创新部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创新部门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前提；由知识管理组织为其提供丰富的知识案例，使得创新部门能够有强大的知识平台作为研发后盾；由赛事管理部门为其提供赛事管理需求信息，使其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创新工作；由地方政府为体育赛事做宏观定位，使得创新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由企业为创新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和物质保证，使创新部门无后顾之忧。同时，创新部门在研发过程中为赛事管理组织、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创新成果使各方受益，为知识管理组织提供大量的数据，便于知识的产生和更新。在这个体系中，还存在一个互动关系，即赛事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为知识管理组织提供大量原始数据，供知识管理组织提炼成信息再加工成知识，并分类存档入库，供有需要的部门包括创新部门使用。这个体系能够很好的促进KM-SM模式的运行和发展，也使得KM-SM模式在不断的实践和社会发展中调整更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适用于大型体育赛事的管理。

图3-3 大型体育赛事创新体系结构图

3.3.3 物资保障

物质和资金投入是KM-SM模式得以正常运作和实施的必备条件和基础。投入不足会导致知识管理组织和赛事组织无法正常运转，投入过多会增加政府负担，造成浪费和资源使用不足的现象。KM-SM模式需要建立政府投入、企业赞助的资金筹措机制。如图3-4所示，资金保障体系囊括了KM-SM模式的四元主体。由赛事管理组织对知识管理的实施进行规划设计和提交预算，由政府进行资金筹措和调配，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将资金拨付给赛事管理组织，加上企业赞助和供应商服务，保证赛事知识管理的正常运行。

图3-4 物资投入方式运行图

政府在知识管理投入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通过直接拨款或政策倾斜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知识管理的支持。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并不是最佳选择，尤其是当地方政府在举办一次性赛事往往不愿意为知识管理投入太大时。而企业参与知识管理的建设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除直接赞助现金之外，还可以供应商角色提供知识管理的技术设备和软件服务，直接找IT企业作赞助商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例如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以实物形式赞助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占技术部门总服务的60%。当时最主要的IT公司都是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包括柯达、施乐、兄弟、飞利浦、3M、松下电器、理光和IBM，他们提供的赞助均以实物和服务为主。因此，KM-SM模式将政府和企业同时纳入资金筹措体系之中，政府负责自身的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由企业负责提供现金、设备或服务，引入了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市场上的各种资金资源和智力资源，为大型体育赛事的知识管理应用提供了物资保障。

3.3.4 人力保障

人是KM-SM模式中最核心的资源，也是知识管理的立足之本。无论是知识的收集、提炼、整理、传递以及再创造都需要人的参与。可以说，专事知识管理的人力资源是保证赛事知识管理成功的关键，也是KM-SM模式顺利开展的人力保障。基于KM-SM模式的人力保障体系建立在知识管理理论基础之上，大量借鉴和沿用了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将知识共享与知识网络、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知识整合、联盟和联网等概念引入人力保障机制之中，确保KM-SM模式惠及各类人才。

图3-5 KM-SM模式人力保障机制

如图3-5所示，在KM-SM模式中有专门的人来从事知识管理的计划和执行，我们称之为知识管理的人力资源保障。比如在北京奥组委，知识管理主要分在两个部门互相配合进行，一是国际联络部的信息处，一是人力资源部的培训处，两个处室共20人左右处在知识管理的中心位置，主要负责知识管理的规划、建设和实施。此外，由国际联络部牵头监控90多个业务口撰写知识报告，这些报告的执笔人多为处室负责人，这近百人也成为知识再创造的中坚力量，应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人力保障。因此，人力保障的关键是具备知识管理的专门人才和学习型组织的氛围。在赛事管理组织机构中专设知识管理部门和岗位或者项目团队和工作组，保证了知识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学习型组织文化则可以通过组织激励知识创造和共享而逐渐形成。

体育赛事监管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赛事开发；游泳；青少年；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67-02

一、前言

纵观世界体育近百年的蓬勃发展，体育赛事已经从最初纯粹的竞技对决，演变成为与文化、政治、经济相融合的综合性活动，尤其是体育赛事的商业化运作，俨然成为当今全球体育产业稳步发展的基石。作为体育赛事的主要参与者，运动员的培养尤为重要，而青少年又是未来体育产业的中坚力量，所以对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商业开发十分必要。通过对当前国内青少年体育赛事商业开展研究现状的分析，以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为研究的切入点，试图找到影响河北省青少年体育赛事商业开发的原因，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发展与青少年体育赛事商业开发的新趋势，挖掘河北省青少年体育赛事所蕴含的商业成分，以期对青少年体育赛事商业开发起到理论与实践的借鉴作用。响应国家对于促进体育产业消费政策的落实，保障体育赛事的可持续发展，对青少年商业体育赛事的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以河北省部分青少年游泳锦标赛为主要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查阅了近几年来我国体育竞赛市场方面的政策法规等理论研究成果8部，关于体育赛事走向市场的范例和管理文件6份，与本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20余篇。（2）专家访谈法，访问河北省体育竞赛的管理人员，了解河北省青少年体育赛事运作模式、商业开发概况、基本规模等相关状况。（3）数理统计法，使用社会科学统计程序，运用SPSS 10.0分析软件对调研结果做数据处理并进行分类汇总。

三、讨论与分析

1.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所蕴含的商业成分。2015年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收益部分：省体育局财政拨款2.5万元，占总收益的50%，参赛运动员报名费约1.8万元，占总收益的36%，英发泳具冠名赞助费5千元，占总收益的10%，对外门票收益2千元左右，占总收益的4%。不难看出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收益一半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冠名赞助费仅仅占总收益的十分之一，门票收入只能靠参赛运动员家属购买，即使对外公开售票，销售的数额也并不理想，整体赛事的商业开发水平较低。2015年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支出费用表，其中场地租借费用2.5万元，占总费用支出的54.35%，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劳务费约为1.5万元，占总费用支出的32.61%，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用餐费约为6千元，占总费用支出的13.04%，总体支出费用都属于必要支出，没有办法避免，而且随着近些年中国物价水平的上涨，支出费用每年都有所增多。

2.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冠名权的开发。体育赛事冠名赞助权是体育赛事赞助的主要形式之一，商家与赛事主办方达成某赛事冠名赞助的协议之后，赛事主办方在任何公共场合提及该赛事，都应该遵守协议使用赞助合同指定的赞助商品牌名称。英发泳具是东莞市英发实业有限集团下属的著名游泳装备品牌，英发泳具从2010年开始以冠名的形式赞助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每年的赞助金额为5千元，举办方需要在所有公开场合提及的有关比赛讯息的地方，比如对外赛事信息、赛事宣传手册、赛事秩序册、成绩册等，均要植入“英发杯”三个字。河北省体育局以及当年承办的某市体育局只需要装订秩序册、成绩册，组织裁判工作、处理比赛期间出现的矛盾纠纷。

3.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宣传推广。新浪、腾讯、乐视体育、网易、搜狐、天涯、猫扑等均设有体育专栏，受众群体覆盖面广泛，对体育赛事的宣传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除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仍然可以采用传统的宣传方法，游泳赛事的茁壮发展仍需在校学生的力量，学生是网络社交媒体的主要活动对象。在校内开展游泳赛事的宣传活动，张贴广告、校园广播、赛事大讲堂等一系列活动都会有不错的宣传效果。由此可见，不论是针对青少年游泳\标赛的举办方、承办方还是赞助商，在整个赛事从筹备到开赛，从主办到赞助都需要对网络宣传的途径引起重视。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一方面可以通过省体育局、市体育局的官方网站进行宣传，也可以通过各方媒体进行全方位报道，以此来提高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的知名度。

4.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门票的开发。成功的体育赛事既要有大牌企业的赞助，也要有惊人的上座率，上座率直接决定了门票的收入，门票的收入又是整个赛事收益的重要一环。现阶段河北省举办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需要买门票看比赛的赛事较少，因为多数受到比赛场地缺少观众席的限制，主办方无法对外公开售票。河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是河北省为数不多的对外售票的比赛，因为连续几年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场地都设在秦皇岛的游泳跳水训练中心，此游泳馆较为正规，有一定数量的观众席，可以对外售卖门票。但是门票收入并不多，一方面是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水平不足以吸引大批有支付能力的成年人观看，另一方面赛事级别低、观赏性不高也阻碍了青少年锦标赛的门票收入。基本上此项赛事的门票是针对有意向参加比赛但没能得到机会的同龄青少年和比赛运动员的亲属，票价也相对较低，一般在30―50元之间，连续几年的门票收入都在2千元以下，这对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商业发展道路有一定的滞后作用。赛事承办方应该在场地租借方面多为赛事创收做考虑，尽量选择观众席位多的游泳馆，以便于观众购买门票。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运动已经形成的赛事项目多达20多项，进入商业化的赛事项目也已经有10几项，但是商业化的效果却并不明显，真正有盈余的比赛为数不多，这主要是市场开发和营销策略的问题，没有对赛事项目做出合理的开发方案，导致资源浪费。河北省青少年体育赛事的商业成分里仅仅开发了冠名赞助和票务，然而广告宣传、供应商开发和后勤服务等都是现代体育赛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他组成部分的作用，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运动赛事的商业挖掘仍然具有极大潜力。

2.建议。河北省政府除了要加强体育赛事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赞助商的税收优惠政策，投资培育一批专业体育赛事经营管理人才，适当开发部分体育资源给社会，给河北省青少年体育赛事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政府层面大力支持青少年体育赛事的蓬勃发展。河北省在青少年游泳赛事的举办过程中，并没有游泳协会的参与，泳协是推动青少年游泳赛事发展的良好平台，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的推广需要河北省泳协的支持。提高各方对青少年游泳赛事的关注度，吸纳体育赛事商业开发的专业人才融入到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开发的行列中。通过与河北省的体育中介组织的合作，提供互惠互信，共同开发河北省青少年游泳赛事。河北省当地的企业也应该从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对青少年赛事准确定位、规避风险，提高认识、提升赞助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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