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理论范文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批评；人文化关怀；和谐发展；理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78-006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旨在探索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1]我国较早研究生态批评的学者王诺说：“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思想的合理性，来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2]

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生态整体主义，也称生态主义。当前生态批评以及生态美学研究者大都从生态主义出发，建立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和谐生态哲学观。在生态批评理论建构过程中，有人提出生态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人文主义的终结，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物种频频消失的现实，提出反人文主义的质问：“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禁自问:这是人文主义的必由之道吗?”[3]并提出建立新的“思想范式”——生态主义，以此反对人文主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就把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起来，引入生态整体论，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人主张生态批评不能离开人文关怀，要在生态批评中引入人文关怀。那么，如何正确理解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绝对对立，在反对惟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本体论的人文性话语，坚守诗意生存、诗性智慧、精神和谐的生态主义理论。在生态批评视域中，融入现代人文关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审视当前的生态建设，进而建立理性的生态批评理论，将会对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尊重生命的和谐：生态主义的积极意义

王诺说：“20世纪的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谓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2]建立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主义否定人类是世界的标尺，主张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体，尊重万物存在的权力。

以生命平等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生态主义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对长期占据人类思维中心地位的人文主义予以质问和批判，并要求人文主义作出深刻反思。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界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主，是自然界的标尺，对自然万物有主宰的作用。在这一传统思想支配下，人类文明发展进入现代化高度。但同时，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严重恶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毁灭的现实，让人类自身产生了行将毁灭的恐惧。生态主义认为，这一后果的产生，人文主义应负主要责任。在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生态主义提出非中心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建立生命整体论，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来追求。整体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维度。

生态主义首要的主张是“自然为本”，回归自然。在生态主义看来，真正的智慧在于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只有尊重并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生态主义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的利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无度地劫掠、挥霍大自然的资源，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直接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人类自己。呵护自然，呵护生命，是人类必须选择的新的生存价值和文明取向。

因此，生态主义极力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论。在生态主义看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失去理性的狂躁中，向自然界索取无限的物质利益，并且以破坏或毁灭自然的方式索取，以此满足人类自身的现实发展欲望。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证明了人类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成就显赫，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人类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物质文明的突进与道德良知的低落形成鲜明的对比，暴露出的是人类发展与建设的狭隘群体利益观、消费享受价值观，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严重摧残。环境恶化、部分物种相继灭绝、能源越来越紧张、生命健康伤害事件此起彼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任务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人类的文明建设与发展进行反思，找出我们文化思想内在的自私、狭隘与欲望无边，进而建立新的发展观和生存观念。在这种反思基础上，生态主义提出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带来生态批评的一次新的思想革命。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社会价值取向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以他的剧作，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及对人性的禁锢，强烈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理论基础

（一）人文主义理论

人文主义也被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它与博爱主义（亦译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人文主义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对人性的追求，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扬弃了狭隘的哲学体系、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把价值由以神为本转变成以人为本，鼓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致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在20 世纪，它形成了以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为主旨的思想运动。现在，人文主义泛指关于人的本质、意义、使命、地位、价值、特性等的理论和学说，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文主义的思想菁华和终极意义在于以人为本，以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追求人类的最大福祉。

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人文主义偏重人、主体、人生、主观、个体存在、自由意志、价值、直觉、体验、情感等。与之相对，科学主义则侧重物、客体、自然、客观、普遍规律、因果决定、知识、逻辑、实证、理性等。二者关注焦点的差异既显示出各自的优势，也是其不足和缺憾之所在。诚如j·s·赫胥黎爵士所言“科学的心理的害处是理智主义和缺乏对于它种经验的价值的鉴识和推重，过度着重行动而轻视存在和感觉。人文主义心理容易陷入的害处是轻视那种慢而无误的归纳和实验方法，对于自然的事实和法则默然无知，不一步一步地工作而相信从幻想的捷径可以达到成功。”

（二）莎士比亚与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1601—1608 年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各种矛盾开始激化。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认为英国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对此内心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一心维持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持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谓“君权神授”，认为自己是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及绝对的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都必须听命于他，这就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农村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人世间种种邪恶令莎士比亚震惊：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社会恶势力横行，人民备受压迫，罪恶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得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莎士比亚从未在悲剧中表现出悲观和妥协，他总是以诗人的情怀，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着自己不屈的斗志，弘扬着人文主义的理想。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作品，这部悲剧就其表现的社会内容和哲学内涵来说都是最丰富的。它以精湛的艺术形式，博大的思想内容表现出主人公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反映了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早在12 世纪就流传着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英法两国的剧作家都据其情节写过中世纪的血亲复仇为中心的剧本。1601 年，莎士比亚将其改编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具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杰出悲剧。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精心塑造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对人自身、对人类的明天满怀热爱和信心，在他看来人是“了不得的杰作”，具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有着无比的智慧，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教育使他胸怀远大抱负，但突如其来的巨变，使他无忧无虑、明朗爽快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父死母嫁，奸邪当道，国内一片乌烟瘴气。他渴望用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却又觉重任难当，难以施为。踌躇难决之下，他苦思焦虑，性格一变而为忧虑沉闷，更因复仇的证据不足，一时也找不到复仇的时机，无法贸然行动，这使得他优柔寡断，拖延迟疑，戏中大段沉痛的、强烈自责的独白，反映了他痛苦、矛盾的心境。表面上看，他令人惋惜地放过了一次次行动的机会，实际上这正是敌我力量悬殊，人文主义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剧性反映。从第三幕起，他忧郁的心情开始得到克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他意识到必须以行动来抗争不合理的命运，于是他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复仇措施，采取演戏的方法证实奸王的罪行到改写密信，破坏了奸王把他放逐到英国，然后借刀杀人的阴谋，最终刺杀奸王，把国事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这无不表现了他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莎士比亚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哈姆雷特性格的变化与发展。

《奥赛罗》同样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威尼斯，黑皮肤的摩尔人大将奥赛罗和贵族小姐苔丝狄蒙娜相爱而结婚，遭到贵族们的反对。威尼斯大公派战功赫赫的奥赛罗去抵御土耳其人入侵，故对婚事不加干涉。伪善、狡诈而又阴险的旗官伊阿古因奥赛罗未任命他为副将怀恨在心，为了报复，他巧使诡计诬陷苔丝狄蒙娜不贞。轻信他人而又嫉恶如仇的奥赛罗陷入极大的悲愤与绝望中，妒火中烧，他亲手扼死了无辜的苔丝狄蒙娜，还以为做了一件正义的事。伊阿古的妻子当场揭发了真相，奥赛罗悔恨万分，为了惩罚自己铸下的大错，挥剑自杀身亡。奥赛罗其实是作者所肯定和同情的人物，他坦率、公正、诚信，但性格中存在着致命弱点。他轻信虚假的表面现象，让感情左右理智，以至他和苔丝狄蒙娜的爱情虽战胜了种族的偏见，却未能躲过极端主义者的暗箭，酿成悲剧结局。剧中的伊阿古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为了个人私欲，使尽了卑鄙毒辣的手段。他的生活信条是“既不是为了感情，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设尽圈套去暗害别人，最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使这一复仇故事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李尔王》取材于古代英国的历史传说：年老昏聩的李尔王把王国分给了虚伪的大女儿里根、二女儿贡纳莉，却把诚实率直的小女儿考迪丽霞驱逐到国外。李尔自己仅保留国王的尊号和一百名侍从，准备轮流住在两个女儿家中安享晚年。谁料两个女儿达到目的后却原形毕露，把老父赶出家门，李尔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疯癫的李尔王奔向旷野，对苍天呼喊着自己的悲愤与无奈。大段对天独白，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心灵的同时，也揭示了这个曾被权利异化的君王的人性觉醒过程。小女儿得知李尔王的遭遇，起兵讨伐两个姐姐，不幸失败被杀，李尔王也在悲痛疯癫中死去。莎士比亚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通过王室家族的内乱和李尔王的大起大落，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肯定了同情、博爱的道德原则。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心理描写的佳作。苏格兰大将麦克白从战场上凯旋而归，途中听信女巫他能当国王的预言，在野心驱使与其妻的怂恿下，趁国王邓肯到家中做客之机，弑君篡位，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兵败被杀的下场；他的妻子也因精神分裂而死。全剧弥漫着一种阴鸷可怕的气氛。莎士比亚通过对曾经屡建奇勋的英雄麦克白变成一个残忍暴君的过程的描述，批判了野心对良知的侵蚀作用。由于女巫的蛊惑和夫人的影响，不乏善良本性的麦克白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蜕变成野心，而野心实现又导致了一连串新的犯罪，结果是倒行逆施，必然死亡。在迷信、罪恶、恐怖的氛围里，作者不时让他笔下的罪人深思、反省、剖析内心，麦克白夫妇弑君前后的心理变化显得层次分明，这就更加增大了悲剧的深度。

莎士比亚看到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抨击资本主义利益原则的邪恶性质，展现出阶级压迫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

三、结束语

人文主义大师莎士比亚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将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对普通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对人性所受到的扭曲和压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而他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不仅感染和影响了欧美国家的文学家，对远在中国的作家曹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曹禺与其说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揭露和鞭挞，更多地表现在对人性的怜惜、关怀和理解上。他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命运根源的追寻，对人的心灵深处复杂情感的描述，对人类理想世界的憧憬，使得他的作品久演不衰，散发着永恒的魅力。而这一切，与莎士比亚人文精神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孙大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3]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许渊冲“. 三美”和“三似”的幅度[j].外语教学与研究.

[5]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3篇

经济法即使起步相对较晚，但对时代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经济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其概念的统一性一直没有定义，人本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其加速阶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旨在于强调人的重要性以及发挥人的主导作用。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近代人本思想的代表，他降低了人对社会的作用与忽略了人的实践性，没有真正发现人的主导作用，直至后来马克思重新指出人是社会人提高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人文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念需要人们不断认识与了解。

人本主义概述及其真义

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其人文思想出现于古希腊时期，加速发展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泛指那些陶冶于经典之作并为著作事业奉献一生的思想以及人。著作事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拓展了人们的眼界而且提到了人们的认识，另外人本主义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其中理智、独立思考、辨别与自尊被定义为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内容。西欧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与发展使得人们对人文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并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即人文主义主张的平等、自由、博爱以及幸福的以人为中心逐渐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观念，且各种思想在人文主义者之间迅速流窜，设计到领域也随之扩大，主要应用于哲学、文学、音乐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那时人文主义对人的定义为人是社会人，人既具备丰富的解释、判断与发明能力又具备聪慧与灵巧的能力，所以那个时期的人文主义已经发展为社会的新潮流，但是其发展较偏向于认识论与方法论。

从哲学方面理解，人文主义其实是通过人类文化中人的精神具体表现出来，人文精神每个人都需要掌握，它不仅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支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想、行为、情感以及人生观，即人文精神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人文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体现了历史文化与精神面貌。

经济法以人本主义为理念

我国经济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其概念的统一性一直没有定义，且法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人类的认识世界里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其理念。

一方面，从理论角度而言，人文主义是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且经济法归纳于国家干预经济法逐渐得到教育界与人们的高度认可。我国经济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其干预经济的原因一直没有定义，大多数人认为人本主义理念是其影响因素，经济法发展以来所规范的关系基本都体现了人本主义理念，即充分尊重与支持人以及关心人，主要包括市场竞争与社会分配关系等。从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精神已经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人们明确认识与了解到人文主义理念，不断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价值，且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公约发展也逐渐受到影响。因此加强人为本的经济法发展，是国家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而言，我国经济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人文危机，即缺乏人文精神的体现，所以经济法中的以人本主义为理念的出发点应强调人的真实身份。现阶段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使中国经济领域以及人文危机最严重的问题，其社会不平等现象主要有：首先声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逐渐增加，社会的改革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各个地区存在差异性导致经济发展不能达到平衡；其次地区间发展的距离逐渐扩大，相关统计调查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较大，所以会出现富的地区更富贫穷地区更贫穷的现象；最后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涉及氛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而且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多多少少影响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经济领域的人文危机现象较恶劣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挑战，这就要求作为社会一员的我们应不断认识与创新人本主义思想，以及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综上所述，人本主义理念对经济法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即经济法应坚持人文主义理念，其贯穿于整个社会领域以及关系着整个社会利益，社会的主体是人，因此我们应积极发挥人的主导作用，尊重人、理解人、关怀人以及给予人充分的信任。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 有效性教学 策略

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高中历史教学出现了诸多需要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们不仅对学生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教师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教师应该迎难而上，与时俱进，不墨守陈规。掌握有效性教学的策略是应对挑战的关键，有效性教学是教学能够更好进行的重要保证。本文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浅谈一下自己对构建有效历史课堂的点滴体会与感悟。

一、高中历史有效教学的理论基础

1.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是在认知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学理论，作为一种认识论思潮，学术界把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近代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德国哲学家康德也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倾向，被称为建构主义的思想先驱。建构主义理论还包括了美国进步主义理论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发现教学理论”、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赞科夫的“发展教育理论”、日本心理学家龙泽久武的“探究教学理论”等。建构主义理论对于历史学科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应该通过主动和互动的方式学习新的知识，教师必须随着教学情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知识呈现方式和教学方式以适应学生的学习，即随着师生之间的情感和心智的活动彼此交融，两者的知识结构则不断在此过程中获得进步。基于此，我们也可以把建构主义的理念和我国《学记》中的“教学相长”进行比较，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2.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起源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并于70至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想反对同一，推崇差异。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立场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建设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冲击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二元论，对于历史学科教学指导而言，主要是在教学理念上去借鉴。至于如何在实践上操作，还有待于依靠理论研究的深入。

3.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潮，是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取向，它反对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和精神分析生物还原论，主张研究人的本性、潜能、经验、价值、创造力及自我实现。它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人的整体性、独特性和自主性；强调人的潜能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未来的乐观前景；强调把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和健康人格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强调实施心理治疗、教育改革、犯罪防治和社会改造。创建者有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布根塔尔等。人本主义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作为教育实施者，教师应该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即“人本主义”观念，努力为学生营造开放、多元的支持性合作学习环境，给学生搭建一个充分发展个性、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教育教学的主体。第二，具体到历史教学，我们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策略的运用，主要是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应多鼓励少批评。第三，历史教学应该充满情趣，能让学生感受到历史课程特有的魅力，使学生对历史学科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二、高中历史有效教学的策略

1.有效备课策略

（1）了解学生

了解学生是进行有效教学策略的基础。依据人本主义理论，强调一切从学生出发，所有策略始终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使有效教学的策略真正发挥其功能，需要从了解学生开始。第一，使用调查法。若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切实的学习需要，可以通过访谈、问卷等多种形式。通过访谈，如询问学生“在历史课堂上，哪些内容使你更感兴趣？”这样的问题可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有利于改进我们的教学。当然问卷也是调查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可以使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方便快捷地收集到可靠的一手资料。第二，观察法是了解学生效果很明显的一种方法。在一定的时间内，观察学生的基本情况，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各种表现，记录对他们的印象。记录可以包括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如何、学习效率如何、有哪些不良的学习习惯等。同时可以通过访谈学生家长或相关教师进一步充实与完善自己的观察记录。

（2）重新整合课程内容

在历史教学中，为了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对历史课程内容的重新整合显得尤为重要。整合课程内容除了对教材进行重新布置之外，还包括对课程内容的增减、详略等处置，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确定哪些内容要讲、哪些内容是重点、哪些内容适合学生课外阅读，以及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增加、删减等处理。这样教师就有了更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教材”，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的主要目标，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而教师对于这样经过自身加工的、更加系统的教学内容则更加游刃有余。在讲授“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时，我先是将课文浏览了一遍，教材只有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罗列，内容理论性太强，学生理解起来困难。如果完全按着教材授课，学生学起来就会琐碎而不容易记忆，更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内涵和意义的掌握效果可能不好。于是我就设计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普罗泰格拉轶事和苏格拉底之死三则故事，以帮助学生通俗解读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为了加强知识内在的联系，我依据教材，对整堂课内容设计了三大块：人文主义的概念、古希腊人文主义内涵的解读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原因微探。这样的设计既有整体感，又能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2.有效课堂教学策略

（1）讲授法运用策略

在课堂教学中，讲授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方式。所谓历史讲授法是教师通过生动的语言，利用叙述事实、解释概念、阐述历史规律等方式，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教师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转变观念，科学分析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第二，课堂教学讲授的时机要把握好。我认为下列情况教师可以多讲：学习新知识时的历史背景；学生自己解决不了的知识难点；尽管难度不大，但却易被学生忽视或混淆的基本历史概念；知识单元、教学环节之间的过渡或者衔接；时间不容许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探索的内容；学生自学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教师需要加以适当点拨、概括等。第三，正确运用讲授语言，从语言上的要求来讲，就是要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讲得生动形象。第四，精心组织课堂。讲清教学内容的前后关联性，讲授知识点有条理性，归纳小结的周期性。例如，在讲授“列强的武装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时，教师可以通过导入讲授，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我们前面学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知道了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而同时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代议制度，基本完成了由人治到法制、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变。中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这种差距实际上是“先进”与“落后”的分野。这种分野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从本节课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二单元“列强的武装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2）先行组织者策略

先行组织者教学模式指的是在讲授课程内容之前，教师可以先向学生适当展现相关的、概括性较强的、最清晰最稳定的引导性材料，奥苏泊尔认为：“该模式有助于使学生认识到：只有把新的学习内容的要素与已有认知结构别相关的部分联系起来，才能有意义地获得新的内容。”这个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学生对新课产生的不必要的陌生感，最后它又成为学生最真实的学习结果。围绕着先行组织者所提供的框架，学生的学习会更加轻松，思路会更加清晰。学习“伟大的抗日战争”，由于这个课程内容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特别多，并且很杂乱，学生学习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授课之前，教师先提供给学生一个知识脉络，这个脉络包括将要学习的新知识，也包括一定的旧知识。对于旧知识教师可以一带而过，重点讲授新知识。

（3）历史探究性学习教学策略

历史探究性学习教学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让学生始终处于开放的教学模拟情境之中，用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探索研究，以获得知往鉴来的能力和态度的学习活动。

探究性学习分为四步。第一，明确课题，安排计划。教师为学生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布置研究任务；也可以由学生提出问题，教师进行筛选，然后再反馈给学生。以“洋务运动”为例，史学界的评价众说不一，应如何看待“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可供学生探究。第二，问题提出后，在自我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基础上，学生可归纳出研究的具体目标，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第三，搜集资料，设立假设。如研究“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课本知识显然不够，需要查阅资料，这时可到校内外图书馆查阅，还可利用假期赴外地考察。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第四，分析研究，得出成果。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验证假设，去伪存真，根据分析得出结论，然后将所获取的信息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文字表述（或小论文）。第五，成果交流。其表达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通过开辩论会、研讨会、编刊物等多种方式进行，或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向全班发表。

3.有效学习评价策略

教学评价策略主要是指对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与结果进行的一系列价值判断行为。

（1）表现评价

表现评价是指学生在教师的观察下开展一项特定的活动，教师根据对活动过程的观察，从而对学生所展示的技能技巧进行评价，或者根据活动的成果（如辩论、角色扮演、小型调查、案例分析或者开展微型实验等）来衡量学生的发展水平。

（2）选择回答评价

这种评价包括所有客观评分的试卷和笔试形式的测试。这些测试的形式包括多项选择题、是非题、配搭题、简答题和不同形式的图表。而衡量学生取得成绩的方法就是答对题目的数目，教师不应划分等级或者打分，但要对学生的答题或者学习进行描述性的评价。

（3）短文评价

短文评价是指学生必须要自己写一篇关于课文内容知识的评价，或者提供一个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文章，然后教师批阅这些原创的回答，并根据特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价。

（4）个人交流评价

个人交流评价是教师收集学生发展信息的一种较常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和学生交谈。这种个人交流评价包括在课堂上指导、对话和聆听过程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或者是课后的小组讨论、学生的会议等。例如，在讲到唐太宗李世民时，可以让学生评价“玄武门”，考察一下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薛梅芳.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有效性教学的策略探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2（2）.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5篇

一、学界对语文教育中科学主义的非理性批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语文教育过于追求学科体系的系统化、教学目标的精细化、语文教材编写的逻辑化、教学方法的程式化、语文考试的标准化，而导致了学生的人文精神失落、语文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教学形式主义严重、语文成了应试的技艺之学等问题的出现，这不能说与科学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对语文教育的侵淫没有关系。其负面影响的确越来越不容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语文教育遭遇了“世纪末的尴尬”，在语文教育大讨论中，一些圈内外学者对语文教育改革中由于科学主义价值取向而导致的问题进行了言词激烈的、有失理智的批评。

韩军在批评中国语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认为，几十年语文教学中科学主义的过度和泛滥，大体表现在，过于追求教材体系的逻辑化、教学点的细密化；教学过程的程式化、序列化；教学方法上对语言和内容的透析化、准确理解化；语文知识完全量化；语文能力的训练层次化；语文考试的标准化等等。他对科学主义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批判态度，他说：“科学主义，就是以‘公共性’粗暴地取代‘个人性’，以‘虚无性’蛮横地取代‘真实性’。”“我们不只在语文教育中‘限制科学主义’，而是更进一步，‘清除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

潘庆玉则从科学主义观念对语文教育影响的历史角度批判了其弊端。他认为，“五四”以来，科学主义教育观对整个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语文教育作为基础学科受到的冲击尤为强烈，语文教育中的科学主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从理论上经历了一个由本体论到方法论，由方法论到价值论步步深入的过程；从实践上看经历了从学科化到科学化，从科学化到“唯科学方法”化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恢复高考为契机，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在90年代形成了应试教育模式，在该模式的运作下，考试中心、认知至上、分析本位、技术主义大为盛行，这为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郑国民在谈到科学主义的知识价值观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时说，科学主义用实体还原、知识量化的思路来处理语文教育，直接导致了“知识中心论”的出现，该观念认为语文知识是语文学科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等部分组成。认为“对于语文知识的崇尚和追求掩盖了语文教育的丰富的情感性、审美性和人文性，语文教学变成了对实用知识的记忆、分析、归纳与总结。”在这样的知识课教学中，“学生所形成的语文能力实际并无多大价值。相反，这种对知识的过分追求只能扼杀学生的情感和创造力。”此外，他还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计划等方面谈了科学主义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但他对当代语文教育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是基本持批判态度的。

二、对语文教育中科学主义的辩证思考

从一些言论来看，在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语文教育走入了许多误区，而致使一部分学者对其价值取向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其实科学主义只是一种思想方法，是认识客观事物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它就像网络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为社会和人们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我们看待科学主义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对其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既不要夸大科学的作用，也不要盲目排斥科学的使用，不能像给孩子洗过澡后，连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那样对待科学主义。就科学主义影响下的新时期语文教育改革而言，在追求科学化和高效率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来否定科学主义。因为中国语文教育的科学化进程主要是由科学主义来推动的，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语文教育科学化是国家政策、社会团体等多方面因素推动的结果。因此，就语文教育科学化问题，有学者从我国语文教学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我国并非是“科学主义”太多，过了头，而是科学化水平太低。还有的学者则是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系方面论述了语文教育需要科学化，更需要科学性。比如，张鸿苓对此问题的看法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大教育理论学派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根据以往的经验，语文教育对相关学科各学派理论的态度，一向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没有必要倒向哪一派。一方面，语文教育是边缘科学，既承认它是一门科学，就应该讲究科学性，目前语文教育还不够科学，语文教育科学化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从大的范围说，语文教育属人文科学，有别于自然学科，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当然具有人文性。因此，以‘科学主义’排斥人文性，或以‘人文主义’排斥科学性，都是错误的，是不利于语文教育发展的。”于漪则是从语文学科的性质出发来谈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要加强的必要性，她说：“我们进行的是母语教学，语言和文化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整体。说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绝对不排斥它的科学精神；说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也绝不是削弱它的人文精神。不存在限制这一个，张扬另一个的问题，二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偏废。”

显然，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来看，是崇尚“真”的，而人文主义哲学思潮是则是崇尚“善”和“美”的。因此，不论如何在一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内推崇一种哲学价值观念，都是不完善的，当下在语文教育领域出现了与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相对立的人文主义语文教育观是必要的，但是仅仅对立也不行，正如前文所述，并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所以倡导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融合的语文教育观则成了一种发展趋势和潮流。这股潮流大大推动了语文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21世纪初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03）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界定上，即：“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新课程标准打破了多年来“语文工具性“的主导局面，肯定了作为人文科学的语文教育具有“人文性”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人文主义者张扬“人文性”的胜利。人文性和工具性一样在语文教育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新课标的制订从政策上了结束了语文性质之争的混乱局面，从常理上更利于推动语文学科的大发展。然而，纵观最近几年的语文实践，我们发现，语文教育改革依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且问题辈出，比如提倡自主学习，结果成了放任自流的自由学习；强调探究学习，结果成了学生逍遥或“沙龙”的时刻（时段）；提倡对话教学，结果成了忽略基础知识教学的满堂问；提倡反思性学习，结果成了不顾教材体系和内容的无休止的争辩和批判等等，这些做法貌似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对人尊重的人文理念，实际上，也是不科学的，反科学的，违背科学规律的。因此，语文教育要想真正的科学化，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语文教育中不能没有科学，不能没有科学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介入，因为这是促使语文教育科学化的最为重要的一步。

谈到语文教育科学化的进程，的确，我们不能否认科学主义的历史功绩。不用多说，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所以，察今要观古，察古更铸今。由于当今的语文教育问题距离现实太近了，难免会“乱花渐欲迷人眼”，所以“回到源头乃是真”。更何况今天的“许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吕叔湘）比如，今天所谓的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对话教学理论等被不加筛选地引入语文教育领域孕育出“非中非西”理论怪胎，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盲目将西方的实用主义理论和教育测量理论等引入语文教育领域不顾实际的模仿和借用而惨遭失败之情形，虽时隔80余年，其性质是何等的相似！因此，对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历史进行考察，是很有必要的，语文教育的发展也理应如此。

这里，笔者并非是借古非今、厚古薄今，而是想借此呼唤更多的学者关注语文教育中的科学主义问题，把科学主义对语文教育的影响重新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让史实告诉我们语文教育改革的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以期更好地推动当前语文教育的和谐发展。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6篇

第一，神形一致。就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叶小文院长站在当前国际战略思想发展大趋势的高度，提出建立“新人文主义”理论高地。这个理论高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反思中外和整个人类思想史，倡导以和谐为中心。人类思想史关于人的学说，包括“没人的”、“有人的”和“怎使人更好”等等。21世纪倡导“新人文主义”，“新”就新在以和谐为中心。这既是对中国传统优质思想的坚守和阐释，更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有了这个“主义”，有了这个“神”，分别讨论国内国际思想意识和现实状况，展示其内涵外延，话语体系呼之欲出。当然，一人之作与集体制作，建构话语体系条件不同，后者难度更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结晶，建构话语体系，既要尊重和发挥个体创造，又要海纳百川、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做到思想性、体系性、艺术性“三合一”，魂魄一体，精神附体，神高体张，至少提神添彩而不分神毁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人类思想史上，集体建构话语体系的成功案例与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相比，相对少些，这更要迎难而上、强化探索，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建构话语体系的双成功。

第二，体用双修。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充满实践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21世纪的体用关系和体用理论，已经超越近代、“五四”和八九十年代讨论的层次和水平，急速加入国际大循环的中国再重复过去那些老题目老议题老故事，显得过度“学究”。王绍光教授讲的政道与政体之别，找寻中西政治思想观念和政治学的根本差异点，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政道的理解，对政道与政体关系的认识。当代中国的政道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既要坚定坚决地向前走，又要避免一味地、单向度地在政体争执上打转转。这样建构话语体系，学界尤其国际学术界也易认同。胡鞍钢教授、蔡洪滨教授从世界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提出很多契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展现契合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体用之道，由于其来源于中国的实践，来源于世界的实际，来源于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具有战略性、科学性、实用性，所以产生的成果有的能运用到实践当中，有的能征服世界读者。这表明，对中国和世界毫无用处的话语及其体系无论建构得多么完美也难以“行之久远”。

第三，内外齐飞。就是在国内外传播开。李忠杰教授讲的三个“化”，“科学化”属于内容和体系范畴，“大众化、国际化”主要是传播问题；讲到要解决好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官方话语与群众话语、官方话语与多样话语、传统话语与时尚话语等关系，这是三味之谈。“对子”后面的口头语言、群众话语、多样话语、时尚话语，摆明问题所在，解决了，话语体系就能“生根落地”。“发展是硬道理”、“摸石头过河”等，国内外广为传播的缘由正在这里。石峰先生和几位专家都提出遵循传播规律，扩大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国内的有效传播，让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令人听得懂、听得进。这对于我们媒体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也是新要求，感到受鼓舞并责任重大。

历史经验表明，理论体系离不开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促进理论体系。建构话语体系，达到神形一致、体用双修、内外齐飞，消解其二元矛盾，从来都是知易行难、说易做难。今天的讨论开了好头，增强建构意识，明确建构要求，探寻建构路径，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增强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起到重要作用，对建构其话语体系及其创新彰显思想价值。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古典主义；20世纪现代文学思潮；学衡派；梁实秋；欧文·白璧德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41—07

1920、30年代，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诚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然而吊诡的是，被某种特定文化背景中主流文学思潮话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主流文艺思潮所遮蔽的另一层真实面貌——“古典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际遇及其所折射出来的审美暗示，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充分阐发而显得近于空白、遗漏。这使得“古典主义”在中国的输入、接受、传播与辐射曾由一度勃兴的历史际遇，继之迅速滑向低沉、寂寥、萎缩、消弥甚至弱化、衰微得无影无踪而不为人所知的现代命运。因此，择取并借重“古典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历史际遇”及其对中国辐射之“审美暗示”这样一个论题视角进行深层的清理、审度与透视，就显得尤为必要。何况，古典主义在中国的植入、接纳、阐释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转型之辐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历史的需要。事实上，此一植根于历史深处的论题势所必然地触及到三个问题的祛魅化甄定与崭新解析。通过对此一命题的整体性探究与观照，能使人们获得更多昭然著明的启示性解读视角，以下将对这三大问题层面指向分而述之。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衡派思想张力与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植入

显然，学者于任何历史语境下所作出的诉诸于笔端的学术理论问题的睿智判断与灼见发问，似乎恰恰都不可避免地承载、传达、灌注甚至昭示着持论者的某种特别明显的理性认知倾向和言论立场的思想痕迹。同理，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因自身的价值取向所择取的话语立场及批评标准，同样或隐或显地在彰与蔽、扬与弃、褒与贬、崇与抑之间作出自身立场及意识倾向的评析。若用现代眼光去重新审视多元新思潮影响下的学衡派在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自然有很多隐而不显或尚未明言的重大理论焦点问题需要回到历史原点框架中，作出推陈出新的双向阐释与清明可现的盲点探询。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回眸、思考与探究学衡派文学观念倾向的文化语境之思想张力与古典文艺思潮的输入，无疑是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俞兆平则以一种超出习惯判断的高瞻眼量，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之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开启了一种新角度的解读及解剖肌理的评估检点。他颇为精辟地尖锐指出：“从1922年至1934年左右，由学衡派和新月派汇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其持警觉、反思的态度，批判、抗衡现代性负面效应，坚持人文精神的立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这段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的无可辩驳的文字，显然前所未有且无比清晰地标举着学衡派思想主张倾向对于中国传统文艺向现代中国文学的转型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警觉”、“反思”、“批判”与“抗衡”的历史新启示意义。

学衡派自身理论体系所彰显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审美视界之融合，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于觉醒期的自觉省思、呐喊及其时代精神背景的现实呼应的反映，同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使命与知识分子个人文化精神、价值取向之追寻转型的旁射。它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此一点恰恰被当下所忽略。在这一点上，梅光迪在《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中做了丰富而独到的知性阐发：“人们可以在任何一本《学衡》的首页读到这群中国人的精神主旨的宣言。……（1）阐释中国文化的精神；系统组织中国文化的素材；（2）介绍并吸收西方哲学和文学的优秀作品和思想；（3）以合理、明智、批判的态度讨论当今中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思潮及教育现状；（4）创造一种现代中国文风以表达新的思想和情感，同时又保持中文的传统用法和它固有的风采。整个纲领听起来温和而不激进，无可厚非。可是在如今的中国，温和已不再是美德，只会被视为太过于胆小，或者是墨守成规、极端保守的表现。”从梅光迪对学衡派思想主张之多重内涵所作出的这些考镜源流的正面描述、梳通与评析话语中，则可透视与侧重揭秘出学衡派思想主张被误读为一种庸俗、落后的保守主义杂烩，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学术界的严加批判且予彻底淡漠、鄙薄与抛弃。这只能视为对学衡派的一种主观化的粗疏、浅薄甚至是偏执性、滞后性、变异性及局限性的误读。遗憾的是，当下尤为缺乏对此一文学现象放置于其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并作出深层历史维度路向的新锐性质疑、分析与追问。

重要的是，对于学衡派思想主张之独特理论内涵与外来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输入中国所经历的兴衰起伏之历史全貌的复杂性问题，还多有深入考察的潜在空间。毕竟，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引介、认同、传播、接受、扎根并对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实践、发展路向产生一定启引效应的过程，都难免受到20世纪早期中国特定语境及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当下应有的重视与具体探讨。有学者极富阐释潜力地概述：“《学衡》是发表文史哲的学术译著和旧体诗的综合性刊物。在哲学方面，他们崇拜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文学方面，他们鼓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维护文言文和旧体诗，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文学思潮。……‘学衡’派要求复兴孔子、亚里士多德等中外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同时又特别宣扬以白璧德为代表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学衡派的思想立场碍于当时某些学者颇不以为然的偏颇理解，而未能引起学界系统而广泛的多维视角的印证。周冰心指出：“首先论者缺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只是把古典主义看成是西方特定的产物，对古典主义的理解过于机械，而未能认识其普遍意义，也未能认识到古典主义在不同国家是有其不同的民族特色的，中国也不例外。其次是认为在五四时期这样一个激烈的反传统的时代，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是学外国的，回归传统、崇尚古典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面对“五四”新文学时期各种新思潮冲击下，学衡派对古典传统文化的认可、持守及对极端、戏谑浪漫主义风潮的警醒、颠覆、抵制，却往往得不到学界更为根本的理解，反而招致缺乏高瞻气度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之贬损甚至鄙薄诋毁的忽视困局。换言之，这也是后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者输入中国后，渐趋滑向遮掩、凝寂、疏忽、消退甚至扑朔迷离而不被多数人展开最为深刻的自觉解读、体认、整合与选择的缘起背景。

由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到，某些学者对学衡派思想主张进行了一些偏误性、拘泥性甚至硬性肢解式的遽然解读，以致其理论学说隐现着的深刻思想张力曾一度遮蔽而不被多数人知晓，这与其学说总体上不被重视的情形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李怡颇具某些独到见解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的输入和传扬为契机，中国忽然‘发现’了保守主义的价值。一方面，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之下，从近代到‘五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由启蒙所开辟的‘现代性’追求似乎已经千疮百孔、衰势毕现；另一方面，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对于现代历史的质疑及其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又鼓励我们‘重新’发掘了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潮，从国粹派、学衡派到新儒家，我们仿佛真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些曾经灰头土脸的文化流派归结到‘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趋向’中去了，在‘世界’图景的光彩里，我们所有‘保守’都扬了眉吐了气，它们不仅不意味着‘封建’、‘落后’，而且还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意义的睿智与远识。……中国保守主义命运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和‘后现代’的‘反现代性’一起，催促着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亦即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范围内来思考和研究它们的相关问题。”事实上，学衡派毕竟代表了现代留洋知识分子，其思想学说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历史局限性，但总体上也是具有启示性而不可全废的。学衡派对古典传统文化独特价值的深细阐释，一方面意味着对中国古典文化审美理想高度认可的内在视角，另一方面则呈示、凸显着中西文化交汇对自身文化的嬗递、演化现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当然，学衡派的思想主张反而突显、标举着一代学者给予中国文学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较大关注及重重的历史困境迹象。实际上，这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提供了有意味的提示性、警醒性启发意涵与借鉴意义。

二、对“浪漫”时风的反拨：梁实秋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话语的承传

具体而言，学衡派在较早之前就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学说作出的空间视野之译介、比照、接轨与宣扬。关于这一点，梁实秋对学衡派文化观念之精神价值及古今兼收并蓄的审美情结之现代意义也给予了明确的认同，同时也对学衡派在现代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建树及历史贡献给予了纵深的肯定及准确的定位。对此，他从文学现象之宏观角度上饶有兴味地作出谙熟性的阐述：“‘学衡派’不仅从白璧德那里接过了人文主义这面旗帜，而且还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寻找‘人文主义’的精神。一时间，‘人文主义’成了‘学衡’诸人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诚然，梁实秋这段历史性总结则从现代文学建构深处为切入点，解读出学衡派思想主张的不同层面特征及其内蕴视角独特之文化内蕴的贡献，并暗示着学衡派之文化审视被极端扭曲化、阻隔化解读的原因及其深层内涵，为现代中国文学建构提供了一条富于启发性的思路，尤其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端倪。然而，学衡派文人一度在新文化建设热潮中以传统“文言文”的形式译介、标举白璧德思想，使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自然而然地蒙上了“守旧”、“复古”的色彩而始终未能引起学界正面的大力弘扬、关注，导致当时勃兴白话文的现代文坛学者对其学说之历史面目产生一种至偏的误读、遮蔽的鲜明轨迹，由此可见一斑。有学者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视野上点评了学衡派推崇白璧德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理论学说的根本缘由：“学衡派所表达的许多学术观点确实同白璧德这位学术导师的观点有深刻的思想联系，前者接受了白氏的耳提面命。白璧德理论自称新人文主义为实证的人文主义，其实证性建基于白氏对人类文明传统的同情性评估。白氏并不主张复古，但他认为必须从传统中求取立身行事之道方可建构新人文主义的内省的思想文化体系。”从某意义上说，以上这些文字都证明了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及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与欧文·白璧德的思想主张及审美理想的精神诉求极为投合，甚至颇具学缘。这自然利于彼此文学理论观念上的趋同、呼应、沟通与秉承，从而为白璧德学说在中国接受、传播、阐释与重构提供了深层关联的历史契机及社会语境。确认此一点，对理解白璧德思想学说中国化的可能性进程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独特意义。

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不仅是古典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审视者、承袭者与批判者，而且更是古典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的省思者、会通者、兼容者与践行者。有学者于《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战》一文中尤为首肯地申述“与学衡派不同的是，新月派在对浪漫主义的批判过程中比较注重自身理论的建构。因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对现代文学思潮的介入也开始迈向成熟。”也有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综合考察新月派的全部文学活动求其一贯处，我们认为，新月派不惟不是浪漫主义，恰恰相反，反叛浪漫的古典主义才是其标志，而且是新月派之所以成文学之‘派’的凝聚点和黏合剂。”毋庸置疑，梁实秋由“浪漫”向“古典”的倾重，一方面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补正纠谬极端浪漫亦步亦趋的病态之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则在于标新古典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学建构中的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有一点应该注意，白璧德思想学说能够在中国接受、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梁实秋发挥的作用是极为关键且不可或缺的。梁实秋是一位具有深厚审美情趣及坚韧文化底蕴的文艺批评家，1924年在美国留学时，对未曾谋面的欧文白璧德及理论学说之先锋思想蕴涵颇为好奇。他在其著述文字中曾作了尤为熟谙的追忆与自述：“我初步的反应是震骇。我开始自觉浅陋，我开始认识学问思想的领域之博大精深。继而我渐渐领悟他的思想体系，我逐渐明白其人文思想在现代的重要性。”随之，梁实秋的思想则从极端之“浪漫主义”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若深入领会梁实秋这段如实自述的文字则自可发现：白璧德思想得到了梁实秋最为着力而深刻的回应、体悟、融通与秉承。然而，梁实秋并没有对白璧德理论学说给予过分拔高、彰显之意。

从根本上说，梁实秋从“浪漫”到“古典”的倾重和改变，恰恰可以说是时代大趋势使然。这对梁实秋后来的文学批评审美尺度也产生了富有成效的启示性助力。白春超曾从传播角度提及：“新月派用来反对感伤主义、浪漫主义、重审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支撑就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古典主义精神，这种强调健康、和谐、正统、合乎常规的文学观，由梁实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而成为新月同人的一致追求。……新月派对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的追求，确与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密切相关。”梁实秋对泛滥一时的“浪漫”之反叛、悖离与驳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心态及审美精神的外射，也是对中西文化图景进行对镜比照后对“古典”传统文化重新发现、肯定的现代选择与启示。针对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一术语，不少学者都作出了新的解读。李怡在《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中曾言简意赅地强调：“所谓‘新’人文主义就是一种保守性质的古典主义的‘理性’。”此外，殷国明也曾切中肯綮地指出：“在美国，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是持续的西方传统古典意识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物。……新人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古典主义的延伸，它对于美国在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现代文艺思潮及其反叛倾向，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安和反感。他们害怕美国在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革中，失去传统的价值标准，丢掉文化的根本。……白璧德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显然，殷国明这段富有启发性的精见卓识，正是从具体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的文化特质上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探考、疏证、考察并提出了极为贴切的新解。若从20世纪中国早期文化新思潮传播的史料辨正角度看，白璧德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理想有着深刻内在契合性之历史渊源。揭示此点的同时，对1920、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借镜西方”与“持守正统”的文学现象之前后因缘略作历程的回顾及深入的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借镜西方与持守正统：古典主义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昭显

从中西文化特质之审美理想的新视角层面来审视，东西方传统文化思想蕴含可以说呈现、透视出诸多令人称绝的相契、吻合的精神诉求与具有通约性、可比性的价值取向。尤为深刻的是，面对多元新思潮冲击下的“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境遇，学衡派、新月派知识分子始终以一种“持衡”的高瞻气度和强韧历史观，对中西文化观之孰优孰劣展开预言式的新解读与透视，特别是在“借镜西方”与“持守正统”两大问题方面。记得吴宓较早就对中西文化之交融互渗作了系统的思考，他曾颇具公允稳健地作出涵摄性的缕析：“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相互发明想到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国粹而又倡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异彩……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谋求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从吴宓这段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中的文化溯源之透视，则可见出中西传统文化之审美理念有着内在的深度关联与鲜明独到的相契印迹——“古典主义”审美理想。这也是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得以在1920、30年代新时期的独特历史文化语境中输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接受、影响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土壤。

若追根溯源则可发现，学衡派、新月派知识分子有意师承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并引领人们洞悉到一味地“弃正统”而“扬外来”的种种隐患，诚然有匡救时弊的现实需要。“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宓秉此以行，更参以西人之注重效率之办事方法，以及浪漫文学、惟美艺术，遂有为《学衡》、为《文学副刊》。”这则材料无不充溢着吴宓对白璧德思想锋芒给予的一种心悦诚服认同与较为清晰的肯定，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披露、凸现了白璧德理论学说对其浸染、影响颇深。实际上，针对历代文坛上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的文学现象，梁实秋曾至为有益地评析与总结：“以西洋文学而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也并非是‘继而代兴’的那么简单。所谓主义云云，从来不能概括的指定某一时期某一作家某一作品而无例外。古典，浪漫，写实，都差不多有同样长短的历史，并不是像一位父亲一位儿子一位孙子那样的‘继而代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对学界文坛过于推崇浪漫主义的隐患给予了合乎历史事实的揭示，这对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中国文学构建提供了开创性意义的有益思路和极高的学术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若从中国古典传统审美方式昭显的理想境界看，中国传统文化之古典精神自然散发着一股古代文明特有的中庸、贵和、谐适的气息。如：“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中”、“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周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吕氏春秋》）；“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墨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论语集注》）等等。梁实秋在其著述中也多次强调：“中庸者，即避免极端，以求事物之宜。”从以上较为典型的引文看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无不体现出的是一种“不走极端”、“不过分”、“适宜或恰到好处”的思想精髓。

若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探视，西方古典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美感文化形态理论渊源，更多地标举、透视着一种特别意义的“谐和”、“秩序”、“节制”、“适宜”、“均衡”、“静穆”之美。在西方，最早对美进行哲学思考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在和谐”、“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赫拉克利特则强调：“对立造就和谐”、“疾病使健康成为快乐，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饥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亚里士多德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此外，温克尔曼认为：“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静的心灵。”海德格尔对“古典”一词则这样理解：“古典的风格本质上体现着这种安宁、简化、缩略、集中——最高的强力感集中在古典类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则认为：“构成古典主义理论基础的一部分是模仿的理论，一部分是对于理性的极度信仰。”朱立元对西方古典传统审美理想也曾总结：“希腊人的‘理性一知识’精神就成了古典的内涵。”也有学者这样由浅入深地概述：“和谐为美的艺术追求在客观上要求理性的参与。……古典主义者都是普遍人性论者，……作家对一切人和事物的描写，都必须符合这种恒常的义理规则，符合理性的东西一定是和谐的，如果没有理性的判断，就无法驾驭作品、达成他所一直追求的那种古希腊式的中庸与和谐。”另外，张林杰鞭辟人里地宣示：“在文学观上，它（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放纵情感与想象，以个性取代伦理原则的普遍性，背离了和谐、均衡的美学原则，它要以理性精神为基础，重建古典审美理想。”可以肯定的是，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文化特征所折射出来的宏大意识形态之审美暗示与美学精神，一方面包孕着特定时代意识中独立审美价值之独特意义，另一方面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西方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有着具体历史场景之中的深度内在契合。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不少学者在其著述中极为鲜明地强调中西传统文化共通性的一种秩序、节制、均衡的审美理想，尤其是对中西文艺审美特征极为浓厚的“古典和谐美”问题所作出的汇通性深刻阐释及探寻，为当下中西文化共通性的审美视境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范曾曾灵氛悠然、学养深厚地恬性标明：“宇宙的最大智慧，从微观的基本粒子到宏观的日月星辰的排列、银河系的运行，无不体现了‘和谐’二字，对这种和谐的认识，使东方的哲学有着空明、博大、典雅、雄浑的特性，而中国的诗、书、画则把追求平和、雍容、温柔、敦厚作为极则。……恬淡则接近大自在。”此外，对于中西古典传统文化所旁射出来的共通性审美理想与美感视境的会通性这个问题，周来祥曾作出过富含启发性的概述：“阴阳的平衡不但是古代人对各种事物的要求，也是对美的要求。汉代董仲舒就是在‘阴阳之和’的基础上提出‘凡物必合’的思想，到宋代的朱熹运用阴阳调和认证中庸之道，并把它作为衡量诗词的美学标准。明未清初的王夫之提出：‘天下以和顺为命，万物之和顺而为性’的‘中和’思想，是我国古典哲学的根本特点，应该说这也是古典主义美学的根本特点。可见东西方古典主义美学虽各有特色，但他们追求的却都是和谐美。这一点共同的、一致的。”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及近、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分野的独异性，刘绍瑾教授很有见地地解析：“从人类审美历史的发展特点来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不同，主要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和由之产生的社会制度之不同所引起的。……就以人的自我价值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本思想就与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这一尤为独到之拓荒性见解，其重要着力点不仅从一个至高点上厘清了学界一直忽视的中西传统审美理想异同的细微之处，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渊源之理解视野。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小学教育 教学管理 人本主义理论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本理念，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尊重、互信和支持。人本主义理论更加关注人的感受，在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将人本主义理论应用于其中，不论是对小学生知识的深入学习和小学生思维的发展都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篇文章主要结合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分析人本主义理论的应用方式，希望能够对小学教育教学管理质量的提升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当前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主要存在着抑制学生和管理者创新行为，抑制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以及抑制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提升等方面问题。

（一）抑制学生和管理者创新行为

“传导、授业、解惑”是教育教学中需要执行的首要任务。在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当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性格特点和认知能力，开展教学管理工作。但是很多学校过分注重教材的地位，教师偏离课本开展教学活动就会被认为“离经叛道”，抑制了学生和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二）抑制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我国由于长时间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注重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文化指导，但是对于学生思想素质、价值观念的培养却相对不足。这种教育教学管理情况下，学生和家长均较为注重各类成绩检测，但是却忽视了自身思想素质、行为习惯等综合素质的发展。新课程标准下更加关注小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需要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性格特点，创新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模式。

（三）抑制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提升

新课程背景下对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是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也逐渐得到显露。教学资源不足、教学模式落后等问题，均使得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质量较差。而当前很多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过程当中，却没有意识到提升教师教学创新能力的必要性。教学资源不足，教育管理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均抑制了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进而对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人本主义理论的应用对策

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教育教学管理可以通过将制度管理和人心管理相结合，构建良好的人文教育管理氛围以及坚持以人为本的师资队伍建设等方式，将人本主义理论深入渗透于其中。

（一）将制度管理和人心管理相结合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每一位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的个人行为。一所民主的管理学校，首先要克服“人治”，通过规范化的管理方式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使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各司其职，营造良好的教学管理氛围。

但是同时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将人心管理应用于其中，彰显人本主义理念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应用的价值。通过民主性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使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校园的主人，积极参与各项教育教学管理或者是学习活动，使工作人员能够积极、主动、热情工作，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并乐于学习。在这种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下，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状态都会得到显著提升，满足管理人员精神上的需求，为小学教育教学管理质量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构建良好的人文教育管理氛围

人本主义思想在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实则是将管理视为是一个文化管理的过程，通过人文的方式进行综合管理。针对于抑制学生和管理者创新行为，抑制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以及抑制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提升等方面的问题，教育教学管理过程当中，可以为教师和管理人员提供更多的自主发挥空间，通过教学方式的创新、教学内容的创新等等，为学生创建更好的学习和发展平台。

教师可以结合素质教育理念和人本主义理论，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实践活动，将三维教学目标融入于教学活动当中，即为知识与技能（Knowledge & skills）；过程与方法（Process & steps）；情感态度与价值观（emotional attitude & values）。在不断提升学生知识掌握能力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当中的情感体验和思维发展。

另外，学校也需要构建良好的人文主义校园氛围，可以多开展一些丰富有趣的人文主义实践活动。比如，学校可以开展以“我的妈妈”为主题的校园作文评选大赛，以“我爱我的祖国”为主题的书画大赛等等，营造文化气息浓郁的校园氛围，促进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发展。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师资队伍建设

“人”是教育管理的核心，人本主义观念在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当中的渗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师资队伍建设，切实发挥人的价值和力量。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够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效果及教学的综合效果，所以首先需要加强对师资队伍的构建。选择更多具有创新性理念和丰富教育经验的人才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当中，针对教师的年龄结构、教学活动开展情况合理分配个人的薪资水平，建立岗位责任制度和适当的竞争机制，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积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另外，还可以建立全方位的带教制度，层层带教，使青年教师干有方向、学有榜样。加大中青年教师培养力度，制订培养计划，举行公开课、优质课评比等教学活动，进而全面提升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综合效果。

三、结束语

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人本主义理论的应用是教育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表现，对于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值得广泛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赵玉虹.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类专业以人本主义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究――以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22（4）：40-41.

[2]邬志辉，钱俊华，欧阳海燕.学校场域中教师自主发展的机制变迁与文化生成――以鞍山市钢都小学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2012，19（3）：147-152.

[3]游琼英.尚个性、启智慧：课堂变革的健步行走――成都芳草小学“四四二”数学课堂研究与实践[J].教育科学论坛，2012，21（9）：67-72.

[4]吴民祥，谢清连.人本主义课程观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6（2）：70-73.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恩格斯；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A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32-05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在西方一直备受争议，有些人认为恩格斯依附于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另一个我”；也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遮蔽了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其很多思想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才是“第一小提琴手”。这些观点忽视了恩格斯作为独立思想创作的个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独特价值，更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特价值恰恰是恩格斯留给世人历久弥新的精神遗产。这项精神遗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恩格斯的精神遗产缘起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和传播实践

恩格斯的精神遗产是对其在与马克思的长期合作与交往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和传播实践中所作贡献的提炼和升华。它缘起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承担的三个维度的角色。

首先，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原创思想的合作者。《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经济学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入门之作，马克思就此发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和合作者，与恩格斯形成了共同的见解。《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初次合作的成果，打破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幻想，深化了对科学世界观和唯物史观的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费尔巴哈哲学和以往的旧哲学，阐述了以历史和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起标志着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阐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对无产阶级肩负历史使命作了创新性的描述。《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也是全部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最具国际性的著作。这些彪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册的标志性成果都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合作作品。

其次，恩格斯是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分工中，恩格斯更多地承担了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工作以及回应论敌的质疑。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与部分、不同理论板块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简明扼要的阐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反杜林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多方面、多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伦理观、宗教观、文艺观以及军事观；晚年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选择以及农民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赋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最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工业革命后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交通和通信革命，新闻报刊作为一种无形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交往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时代构成早期人类精神交往的基本样态。[1]恩格斯非常注重理论宣传工作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2]4把宣传工作作为一种传播媒体进行雕琢，他认为宣传者本身形象、风格和表达方式，都会影响宣传的效果。如《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遭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沉默对待，恩格斯给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主要不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而在于使人们来谈论这本书…应当尽量设法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他们肯发表就行，既要有长篇书评，也有短篇简评，主要的是要多要经常”。[3]恩格斯写《资本论》书评时，特别注意这种传播的策略和效果，既考虑从资产阶级观点予以抨击，以便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发表；又不能歪曲《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考虑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接受能力，写作风格往往心平气和；反击论敌的恶意歪曲时，义正言辞又不失幽默性讽刺，从而巧妙地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传播出去。恩格斯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在这种公开批判或论辩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二、恩格斯精神遗产的基本内涵

恩格斯精神遗产的基本内涵以恩格斯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是在其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具有超越性和充满恩格斯个人特质的精神内容。

其一，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恩格斯和马克思虽然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求学经历，但两人正式会面后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源于两人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行动逻辑和价值基础上的共识。首先，恩格斯十分钦佩马克思天才般的才华，非常认同与马克思共同的价值追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纲领中的作用时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地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4]马克思恩格斯用真理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对历史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终结，为人类走出资本主义的困境指明了方向，共同的r值追求是其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其次，竭尽全力帮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对于马克思天才般的才华和博学，恩格斯非常钦佩，总是竭尽全力支持并保护马克思优秀的思想创作。现存最早的信是从1844年10月开始的，恩格斯就已经开始催促马克思抓紧将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笔记整理成书；恩格斯经常提醒马克思“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以来呕心沥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脱出困境”。[5]恩格斯重返令他厌恶的商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让马克思回到理论创作的战场不至于被贫困所打倒，另一方面给马克思提供棉花交易的机密详情和有关国际市场状态的内行评论，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提供了可靠的素材。《资本论》第一卷最终付印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为此恩格斯担负起组织宣传《资本论》的任务，一方面给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如李卜克内西、库格曼等人写信，帮助宣传《资本论》出版的消息，撰文评价《资本论》内容和价值；一方面亲自给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写书评，善于宣传技巧和策略的恩格斯对《资本论》广泛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勇于承担马克思未竟事业。马克思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手稿遗著，恩格斯出于对亡友的承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经常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来整理字迹潦草的书稿，尽管繁重的工作损害了恩格斯的健康，但恩格斯乐在其中，认为整理书稿的过程，让他又可以和马克思一起工作了。恩格斯用了12年的时间，以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使其“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6]为马克思建立起一座庄严雄伟的纪念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支撑和激励着恩格斯探索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与时俱进地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

其二，实践的批判精神。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国家设施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7]这样的革命实践精神同样是恩格斯的生动写照。恩格斯把1848年的战斗作为自己一生的光荣经历，他渴望革命的风暴将他再次召回战场，重新投入波澜壮阔的战争激流之中，为此，恩格斯以“饮18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8]作为对幸福的理解。欧洲革命爆发，恩格斯和马克思参与到革命的前线，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斗争，总结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策略上的经验和原则；普法战争爆发期间，恩格斯广泛收集欧美各国新闻媒体的战争报道，准确客观地描述了战争的进程，他提出的许多预见被战争的实践进程所证实，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将军”；当革命运动遭遇失败，党内许多同志受到德国政府的迫害以及“苏黎世”三人团的蛊惑，动摇革命立场和革命意志之际，恩格斯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行为，捍卫了无产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和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价值。无论是在革命实践还是理论创作中，批判是恩格斯的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与批判构成恩格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恩格斯传播、发展、检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方法。

其三，科学的理性精神。科学理性是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辩敌手的思想以及其他学说的态度，这种态度的背后彰显了恩格斯对科学精神的尊重，是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倾力打造理论精品的集中体现。《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慎重思考，反复研讨的理论成果。从恩格斯起草的第一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到第二稿《共产主义原理》都曾采用教义问答的形式，限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系统阐发和深刻的历史论证；恩格斯建议抛弃教义问答的形式，在现有草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而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纲领。但随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实践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也显得不够正确或过时，恩格斯强调历史文献不能随意改动原文，而是通过添加注释或再版序言等方式进行说明和补充，正如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376随着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环境不断改善，普选制广泛推行，尤其是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谋求解放的势头愈加强烈，基于这种变化，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问题作了新的思考和探究，敢于承认旧式起义已经过时，倡导利用普选权的新武器；庄严呼吁反对世界战争，努力争取和平。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恩格斯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x，这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态度的集中体现。

其四，谦逊豁达的人文关怀。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内在的传统，马克思恩格斯深受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曾立志做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青年恩格斯则把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恩格斯放弃了本该享有的贵族休闲娱乐的生活，钻进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从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的来信》到4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再到70年代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细腻的笔下自始至终流露出对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正是从这种深切关怀中引发出从理论和政治角度解剖社会的持久动力。[10]恩格斯非常重视并关心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特别是年轻工作者的教育素质的培养，“作为党的政治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以外…还需要具备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9]283他同时告诫青年学会用理论分析各国的具体实际而不是熟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句和结论；鼓励青年革命家有独创精神，开阔的眼界，摒弃地方、民族的偏见，积累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尽管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各国工人阶级的尊敬和爱戴，甚至有人善意地建议将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但恩格斯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和歌功颂德，对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定位，他非常谦卑地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2]571-572恩格斯的人文关怀是其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文化涵养，形成了谦逊谨慎、乐观豁达、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格气质，这种气质与恩格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也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完善、永葆先进性和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三、恩格斯的精神遗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启示

尽管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依然不可或缺，葆有旺盛的时代生命力。这有赖于包括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杰出的理论家、实践家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恩格斯的精神遗产是其中极为杰出的精神成果，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葆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首要主体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在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理应具备坚定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绽放出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中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教育者不同程度存在着信仰缺失的情况，这极大地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绽放。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把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满足于实践教学任务和工作量，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一些数量化的所谓成果，以论文的发表数量、获奖等级的高低、申报课题的多少作为标准，来获取评定职称的条件以及其他物质利益，而不是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职业信念从事研究和教育活动，这种自觉的职业信念的缺失，说明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还不具备绽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追求，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了多重意义，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是一种精神动力，也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即将学习、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的职业使命，将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地转化为理论从业者、教育者的职业信念，才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自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的合理性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最终的目的，关键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化为具有日常生活体验感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必须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化为自己从事行当的职业信念，将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培育专业人才的目标。这种职业信念确立，能提升马克思主义从业者、教育者的职业自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在教学研究中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现实问题，并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显然，这样确认自己职业身份的做法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自信。

第二，实践批判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得生命力和社会认同度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从业者理应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引领者，公共事件的阐释者，公共价值观的践行者。而现实的困境是，许多马克思主义从业者的专业辐射面相对狭窄，活动的空间和领域窄化，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也不是很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应基于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实践问题，那种不关心社会生活、人民群众普遍焦虑的现实问题的学院派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命力和社会认同度的获得需要做到：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要关注和聚焦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当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来观察社会实践中发生的最新变化，深入思考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如何有效地与之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工作者应有的实践视野。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要解释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常被一些人认为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过度承担了辩护、维护功能，而忽视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批判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仅要传播既定价值观念，还应当对既定价值观进行辨析和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以自己的学科背景为理论依据，对社会现实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帮助学生解答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要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指导和方案，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指导与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教育者发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书籍为指标，而是要看他们在教学过程、学科领域做了什么、传递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总之，面对全球化问题、生态环境、教育医疗问题以及民族政治身份认同等日益激烈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指导和方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践具有更多的自觉性。

第三，以科学理性的精神贯穿于坚持、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其主要原因是未能科学理性地坚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科学理性地坚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承担的主要任务。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条化、僵化。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教条地搬用、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当代现实问题，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既没有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有效的解释和分析，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新的知识生产，反而会让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院化、书卷气息浓郁。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教育者在教育研究中把理论研究做得非常精细，而研究者本身的生活方式与他所营造的精致理论却是隔空的，他们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是分离的，@种学院派、书卷气的研究方式是远离社会生活的。其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封闭化。在不少地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一种小圈子似的圈内活动，只有这个圈子内的理论从业者、教育者的交流，却很少与其他相关学科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互动交流，这种封闭化理论研究是走不远的。由此，必须科学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应该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其次，按照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总结、概括社会实践和科技发展的成果来完善和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直面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即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有的学术规范绽放理论立场，对社会实践提供更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传统文化现代化也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最后，以开放的胸怀，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不能固步自封、唯我独尊，而是要以谦逊、包容、开放的态度参与到相关学科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借鉴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第四，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人文价值建设。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理所当然应该紧紧围绕人的发展来展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聚焦当代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问题。当代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问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现代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人在现实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中面临的人文价值缺失、代际之间沟通缺失、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失衡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如何安顿人的价值，这些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中应突出人的价值，而不能沉浸于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探索，忽视社会发展中的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存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载体，应当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价值与理性并重的人作为学科发展、教育教学重要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10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紧紧围绕人的发展，尤其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学生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恩格斯人文关怀中汲取的重要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业者在教育教学中，不能仅局限于知识体系的传递，更要注重人文价值的培养。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物质世界极大丰富，而人的精神世界却没有跟上节奏，尤其是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和充满诱惑的虚拟世界，学生往往容易迷失自我，人的发展变得非常单调、片面化和碎片化，成为“单向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注重人文价值的培育，使学生成为有血有肉的、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苏]列・伊利切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66.

[4][苏]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2009∶24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3.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2.

人文主义理论范文第10篇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张理智，人文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