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0:19:07

人文价值论文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人文价值

1的提出

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走向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

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职业教育界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职业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既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职业教育界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意义,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产生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2当代职业教育本质特性

这里所指的职业教育,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即学校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以便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现在来回顾教育史上关于职业教育内涵的界定: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尤其是学校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型人才。

职业教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为满足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职业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职业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职业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人的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日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3发掘当代职业的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职业教育的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使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职业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型人才是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职业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在教育实践上,职业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和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地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1黄济.教育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2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10—0027—01

在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域、硬件设施等客观条件以及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多中学对于语文教育的诉求仅仅放在语言的工具性上。新世纪以来,文艺学的人文价值逐渐被受众提及,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对这种人文性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表达日渐关切,先后推出《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等加以论证,这样,“中学语文自身的人文价值才被弥补”。

一、文艺学的人文性诠释着语文学科的本质

文艺学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其中的文学概念和折射出的人性变化等。从人文价值论核心出发,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作家人格境界的一种展示,文学阅读则可以看成是读者人格的重构过程,这种立体的、相互的作用体现的正是文艺学的人文性。

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教学内容少、单一、陈旧,教学方法存在着严重问题,而从上世纪开始的一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第一次提出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多次修改,从政策和文件的高度承认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重要地位。

1.“人文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出发点。正确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才能科学地区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著名教育家于漪说: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科学性”、“文学性”、“社会性”、“政治性”、“民族性”等等,似乎更为合适,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

2.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语文教学改革。教改研究者将语文教学与人的健康与发展联系起来指出,现在的语文教学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规范性模仿轻创新意识、重教学方法轻学习能力、重课堂课本轻课外活动的弊端。从这个出发点考虑,他们还指出,“要以培养作为主体的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为主要内容,进一步重视对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3.文艺学的语言美、细节美体现在语文教学中。从文艺学人文价值论和美学的角度而言,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无不体现出语言美和细节美,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记叙文、议论文,语言和细节有时候决定着一篇文章的成败。

二、文艺学与语文教学在育人视角上有相同点

文艺学与语文教学都注重评论。文艺学家通过评论使读者在审美中的价值取向更为明确可辨。中学语文教师通过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更为明澈。

同时,二者都注重知识结构的多元化。文艺学家的知识结构要多元化、多学科化,知识结构是文艺学家构成学术人格的基础因素,它的实际表现状态直接关系到文艺学家学术人格的品位。而多门学科的知识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就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是懂得多种学科知识的“杂家”。

此外,二者都希望能够不断探索、创新。“文艺学人文价值论,重视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人格构建,这就需培养审美主体在生活中健康的生存心理”,其实也就是赋予审美主体一种在发现和缔造美好世界过程中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中学语文教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从发散的角度观察和发现新现象,创造出有益的新方法。

三、文艺学人文价值论对语文教学改革有指导意义

文艺学人文价值论指出,中学语文教学是构建和完善学生人格的一种审美活动。而这一点,一直没有被人们重视。

文艺学人文价值通过审美让受众得到人格的重构,使他们变成有素养的人,同时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而与此有共同点的是,中学语文教育也以育人、立人为目标,让学生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理解真、善、美,逐步建立正确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academic papers, once published, viewed as the markers of individual or team researchers'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the peers and even the whole academic community as well.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intangible values from the value theory per se.

关键词: 学术论文;价值论;借鉴;推广

Key words: academic papers;value theory;refer;promotion

中图分类号:G644;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9-0304-02

0 引言

学术文章是研究者个人或者团队智慧的结晶,一篇有价值学术论文的发表意味着研究者的成果被肯定,是对研究者本人或者团队最好的激励、鼓励和奖励。而对于研究者们来说,做研究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专业的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究某一领域的问题,并有建设性的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成果被同行了解或者被整个学术界所关注,这个人或者群体的学术成就就站在了世界的最前沿,这正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孜孜追求的梦想。

但是对于学术论文给人们带来的价值,人们会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的价值一定大于普通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价值吗?或者说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文章价值就一定大于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价值吗?发表了的文章就一定大于没有发表的文章的价值吗?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于人类科学研究的结晶――学术文章的价值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

1 价值论的主要观点

价值论,有时候也指“价值哲学”,是法语和德语Axiologie的意译,英语为 “value theory”或者“theory of valuation”。价值论最早由法国哲学家拉皮埃(Paul Lapie)与1902年提出,1903年由德国哲学家哈特曼(Eduard Hartman)所采用。

价值论的主要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①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如迈农(Alexius Meinong),杜威等,认为价值相对于个人的爱好、欲望、利益或志趣;②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如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认为价值象柏拉图的理念那样,是超现实世界的规范和理想,价值论把人文科学称为“价值科学”,将价值当作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认为经济的价值是极低级的价值,宗教的价值是最高级的价值,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科学的、艺术的、道德的价值。

2 学术论文的特点和价值

2.1 学术论文的基本属性

学术论文是人类征服自然、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和探索世界的智慧结晶和真知灼见。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独特属性,表明是人类进行的高级认知和脑力活动。学术文章具有的相关性(对相关领域进行探索)、时效性(一定历史时期的活动进行研究)、继承性(继承古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专业性(专业领域的研究)、客观性(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了解)、严肃性(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认真)、独特性(不同于其他任何的文本文体)等等,无一例外地在说明,学术文章是技术性的、专业类的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不断了解,这个征途是没有尽头的。

2.2 用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待学术文章的价值

借用价值论的观点,介乎于经济的和宗教的科学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其具体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学术论文的价值是不同的,衡量论文的价值标准是模糊的的不清楚的甚至是无法量化的。一般来讲,把人类社会中科学研究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似乎没有太多的异议。

文科类或者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①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以正视听。人们对于交际教学发的学术文章有很多,但是人们最近才发现,交际教学法本身没有错误,问题在于人们错误理解、曲解了交际教学法的内涵,转而攻击交际教学法本身提出的错误。人类的认知有时候有误区,这样的误区矫正可能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被纠正。人类就是在不断地认识事物,纠正误区再到新的认知阶段这样的过程。②新方法、新理念或者新教材等新事物的认识的推广和应用中,产生的推广价值和应用价值。这样的学术文章会对于出于相同或者相似情况下的单位或者个人,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作用。推而及广,会对同行的学术研究有推广价值。2008年的南方冰冻天气对于很少经历此类极端气候的电力人员来讲,北方严寒气候经验丰富的电力人员的经验就有很大的推广价值;有合作教学经验的老师对于没有接触过合作教学的老师来说,前者就具有被推广的价值。③学术文章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对于刚刚步入学术研究的新来者或者是有学术文章要求的各级各类学生来讲,对相似的题目进行仿写(作)或者仿研(究),成为这样的一批特殊群体的重要参考对象,这样的学术文章对于他们来讲就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价值,每年我国有几百万的本科生和几十万的研究生在毕业之前都有学位论文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讲,尤其是对于本科生来讲,百分之九十的都是在进行着这样的入行(业)研究和锻炼,这样的参考价值不能低估。

2.3 理工科或者自然科学的学术文章的价值 其价值在于以下两个方面:①阐明自然界事物的真相,还事物本来面貌,揭示事物本身的规律和运动法则,引领人类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和未知领域的认知价值;②利用人类知的理论原理进行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应用而产生的使用、实用和应用价值,甚至军事价值,如人类对于核聚变和核裂变的认识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综合自然科学各个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探索,理工科或者自然学科的学术文章中,容易看到或者发现原创性的价值。

除了上述两个常见的价值之外,有些自然科学或者理工类的学术文章,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如果一旦有了一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学术成果就会很快转化为物化或者量化的价值,其应用价值更为突出。

3 结论

对于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有学术文章发表总比没有学术文章要好,发表的学术文章多的比发表的少的价值要多,毕竟数量胜过质量。在这个过程中文科研究者不必自怨自艾,理工科的研究者不必趾高气扬,核心与非核心的争论不必斤斤计较。没有研究的价值大小,只有分工的不同。要研究当然要好过没做研究。学术文章的价值无法量化、量化的方法要多元化、第三方的评价体系或者结论似乎更有说服力,作为高校的学术刊物不能为自己的“内部人士”网开一面而对“外部人员”另眼相待,学术文章的价值高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里面应该真正回归是其价值论的的本意“真,善,美”――真实的数据、出处和研究,而不是修改过的假的数据,不负责任的引用和虚假研究,只有回归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原貌,人类科学的研究才能回归正道,学术文章的真正价值才可以体现。

参考文献:

[1]McDonough, J & McDonough, S. Research Methods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J]. UK: Arold, 2004.

[2]Dewey, J. Theory of Valu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1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之辨

1.1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

1999年胡小明在《中国学校体育》发表文章《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中,提出人文体育观。文章没有明确提到其哲学基础。但行文来看,其哲学基础体现了历史和批判二词。因为近代体育的诞生和普及是由于源自古希腊的人文精神的全面推动。而中国传统体育观由于历史的原因,军国民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导致生物体育观一枝独秀,压制了人文精神。

2002年,胡小明在《体育文化导刊》的《新世纪——中国体育的理论创新》中,较为明显看出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哲学。他在讨论“增强体质”与“追求健康”的关系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认为“追求健康”比“增强体质”重要[1]。

2003年,胡小明 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中[2],引用马克思经典著作:马克思早就说过,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自由时间,即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自由活动,“ 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马克思: 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第三册第21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282 页)。也第一次提到后现代意识,认为“中国体育的脚步已经踏入了这样的“自由时间” 里,因此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后现代意识”。

2009年,胡小明以狐鸣为笔名与石龙合写的文章《中国体育思想的跨世纪转变》中,透出这样的信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说“在1985 年9 月到12 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3]。”

2010年,胡小明在《体育文化导刊》发表《21世纪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确立》[4]中,从其为论证而引用的文献来看,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用比较多的文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话语做了分析,认为“自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体育人文观的演进上是一脉相承的”。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多个观点来证明。比如“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等。

2010年,胡小明在《体育科学》发表的文章《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5]中,提出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理念“分享运动”,而其依据也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其中还提到了费尔巴哈,说“在青年时就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的人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解放的人道理想,指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使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以上是人文体育观倡导者胡小明在论证人文体育观时,直接或间接看到的哲学基础的文章。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论述。以下是人文体育观支持者在论述人文体育观时候的哲学基础情况:

裴立新在《以人为本——新世纪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6]中,认为健康体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依附的基础,健康、长寿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标志,新世纪的体育事业将融入“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理念,成为人类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事业。新世纪体育事业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就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对国民体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内容和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的认识程度,进一步明确国民体质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小康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并因此切实将人置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中心,以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为目标,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新世纪体育工作之中。他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李卞婴在《创新是体育的灵魂—兼评〈体育学刊〉上的两篇文章》[7]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 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但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程度却永远不可能达到极限, 人类总是要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评价和支持了人文体育观。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概念是应当创新也可以创新的,因为客观存在和实践活动永远在更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

2010年,袁旦在《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与布特博士的讨论提纲》[8]中,认为体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兼具科学性,而构建了人文体育观。其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哲学:“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他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论证。特别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中,还提到了哲学大师尼采:“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尼采《悲剧的诞生》。

转贴于论文联盟

综上所述,人文体育观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倡导和支持时,论证逻辑、观点引用和参考文献来看,其哲学基础可以得到较为明显的表露。

1.2 对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质疑

1999年,《体育学刊》评论员文章《评“人文体育观”》[9],认为“在开放改革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新时期,应该向前进,不宜向后退。我们是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不管如何穷困也用不着到欧洲文艺复兴初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那里去求援”。认为人文体育观批判“增强体质”而要复归的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人文精神是“幽灵鬼魂”,是“胡说”。显然认为人文体育观不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1999年吴翼鉴等,在《增强人的体质,是体育无人吗·》[10] 中,认为:“人文体育观”违背客观规律,并指出真正的体育——增强体质的教育不能不以增强人的体质为主,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观点不是“生物体育观”,更不能从体育中“淡出”,“应该批判继承前人一切有价值的学说和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当今中国的体育观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决不能用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来指导。‘复归’的论点是逆潮流而动,是历史的倒退。”“以增强体质为宗旨的体育思想,既不是‘生物体育观’,更不是人文主义的‘人文体育观’所能否定得了的,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体育观。”可见,在pe派的眼里,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

2001年5月,邓若锋,杨丰宇在《体育学刊》发表文章《理性思考体育进步的目标方向——对“新世纪新体育”一文的疑义》[11],从第一线从事实际体育工作的视角,认为体育是“增强体质和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它不是运动文化娱乐,它不是文艺,它具有实证的科学性。在身体教育的思想或理论上作文章,来不得半点浪漫与虚伪”。人文体育观“到了21 世纪要搞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复古,脱离政治经济的制约,反科学,追求极乐享受自由放荡”不是进步的。

2002 年,毕世明在中国体育报(5 月30 日第007 版)发表文章《人文精神与中国体育的几个问题》[12],分析了人文、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等词语后,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话“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赞成使用在体育中加强人文精神这类的提法。发展人文体育, 人文奥运或者以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办体育、办奥运的提法,也都可以。但是不要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代替人文和人文精神,因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思想体系的专门用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能准确表达我们讨论的人文或人文精神的意思。也不要把人文精神混同于人文主义。进而指出人文体育观评价中国体育是“基本上不了解人文观念的体育”,是“欧洲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延续”的观点是不对的。

2004年,郭敏,笪丰(林笑峰笔名)对人文体育观提出质疑,认为人文体育观是大体育观的新的表现,其哲学基础不是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说“辩证唯物主义维护科学,反对复古倒退。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黑暗,有进步的一面,但仍站在当时的教廷方面反科学,向古希腊复归。它反科学和复古没有生命力,随着教廷的衰落而告终。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从现象到想象,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差别[13]”。

2007年毕世明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缺科学、缺理性的学术主张——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14],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客观历史出发,结合实际中国的体育现实,认为第一,体育人文观提出的“从生产到生活”站不住脚,因为“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还是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里,体育为生产、工作做贡献,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生产,有从事生产和体育活动的人,就必然有‘体育为生产服务’。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体育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

第二,说“从群体到个体”,主要指体育人文价值被否定,被忽视,只重社会、重群体、重政治。这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而且体育也不能脱离群体。

第三,从工具到玩具,是指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到个体娱乐的玩具。认为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要想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的这个“工具”抛弃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去企图抛弃它。抛弃的应当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政治,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更不是对人民有利的政治”。认为体育既是“工具”又是“玩具”。工具功能和玩具功能是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有时体育的玩具论文联盟作用较大,而有时工具作用较大。把过去本来就有的东西———“玩具”说成没有,又把根本不可能离开的东西———“工具”企图离开。

最后,认为“上述3 点学术主张有两个共同的缺憾是:对过去,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事物;对现在,过份提倡应当提倡的事物。这两点都是“务实”不够,因而使“求真”打折扣”。

2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特征

2.1 外部特征

2.1.1 多元共享

多元共享,可以理解为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且与多种哲学有比较深刻的联系,或者至少可以理解为从多种哲学那里吸收资源。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其三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对理性和科学的一种反动。以至于有人批判人文体育观是“反科学,反理性”。

2.1.2 动态发展

人文体育观的提出,首先是受到冲击,得到启蒙。也即胡小明说的“在1985 年9 月到12 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然后,人文体育观在反思中国体育的生物体育观的基础上,对生物体育观进行了批判——发表《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同时,人文体育观将目光投回到中国传统的哲学——发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不愧为现代可资利用的一种资源。转贴于论文联盟

可见,人文体育观的依凭的哲学基础是动态发展的。经历冲击启蒙、反思批判、回望传统和借鉴吸收。

也可以说,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不是始终如此的,是慢慢酝酿逐渐变化和发展的。这里还要了解一个问题:人文体育观提出以前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吗·然后,发现是这个哲学基础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在这种冲击的洗礼和感化下,最后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出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另外还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在内的冲击、洗礼和融合,最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但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基础已经不是首先秉持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基础了。最后,也就是现在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经过冲击和洗礼,以及传统的继承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了。属于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逻辑。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发展变化的,甚至是不“泾渭分明”而有点模糊的。

2.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多元共享和动态发展并不是多元杂乱,并不是多元混乱,而是较为明显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坚持固守,一种发展壮大。胡小明和袁旦在近年来都非常明确地认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胡小明在《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袁旦在《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与布特博士讨论的提纲》中,认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文体育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但仍然有一种区分,一种内部的区分。那就是马克思实践唯物论和马克思价值论的区分。袁旦认为前者是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胡小明认为后者是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自从胡小明提出“分享运动”的理念来看,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算是自己为自己命名的。融合了,吸收了其他哲学资源以后,应该叫做什么哲学为好和恰当呢·叫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2.2 内部特征

2.2.1 本体论搁置

本体论可以理解为追问和回答体育是什么,或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体育是从哪里出发。人文体育观倡导者没有较明显地论证体育是什么。没有给体育以明确的定义。认为“精卫填海般义无反顾或乐此不疲地重复操作,试图从定义入手把研究概念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是体育文化甚至理论研究数十年来对象虚幻化以至迥异于其他领域真正学术研究的一大奇观”[15]。虽提到过“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只是把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分为类的人,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这样三个层次”[16]。人文体育观在批判了中国体育的“军国民”重群体轻个体后,认为“兼顾集体和个人、增加注重个人的价值和需求,也不全面的‘以人为本’,仅仅只为了‘一群人’的共同抽象利益,是片面的‘以人为本’,哪怕再加上强调其中的‘个体’利益,仍然不完全的。全面的‘以人为本’,还需要肯定作为物种的人类”。而人文体育观的支持者,没有着重论证体育是什么,是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的类人。

胡小明在被问及发表某些文章为什么要使用笔名的时候,从他说到不愿意卷入无谓的争论中的意思里,也可以理解为他有意避开讨论体育是什么的这个本体论。因为真理是在对话中存在。他不愿意对话,可以理解他不愿意讨论体育本质是什么。

前面提到,人文体育观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进而有所启发的,而对人文体育观提出质疑的毕世明[17],是否定后现代主义“否定事物本质”的。也即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符合本体论哲学思维的。不讨论甚至反对讨论体育是什么。

可见,人文体育观并不明显的是本体论哲学,没有将论述重点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也即没有接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而是将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悬置起来,没有着重追问体育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有了一个转向(这种转向应该是一种进步):转向了人——比较宏观地把体育界定在人的范围以内,从人出发,人是第一性的,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终极价值——价值论的转向(这种体育学界的哲学转向与整个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向相比,迟出现二十来年)。并且强调人的精神的第一性,而反对人的肉体第一性,特别是早期几年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并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幽灵”。也就是说,人文体育观的人至少在早期提出的时候是带有抽象性的人。

2.2.2 认识论越过

认识论理解为“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即关于科学的问题。正如前面论说的人文体育观没有侧重于本体论的体育是什么,而是转向于体育的人文价值。所以,人文体育观势必对如何达成对体育的本质认识的追寻,不做深入精力投入。而是振臂一呼直指体育的人的终极价值,越过“生物学的低层次”,忽视那堆“按疾索药的运动处方”。这是人文体育观在早期强调的。从而也得到了生物体育观“如何可能”的质问。也得到了“反科学”的质问。可以看出,人文体育观在认识论上,作出了一种模糊处理。实际上pe派的哲学基础倾向于是认识论基础。体育课强调运动强度、运动密度,所谓科学合理。人文体育观对此做了批判,转向了价值论。后来,2010年,袁旦提出构建人文体育观时,认为不要忽视体育学的科学性。

但是,人文体育观虽说不重视或者不强调仅在认识论上做功夫,但是,其观点的提出过程本身,确是基于一定的认识的,特别是历史经验的认识,以及现代社会与中国现代体育现实中某些问题的较为深刻的关注。比如,从人类学较为宏观的视野出发,分析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的体育,得出体育“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论点。

人文体育观这种在认识论上的模糊或者越过,重要原因可以认为是与时代有联系。因为从工业革命一来,科学以其所向披靡的力量占领一切,创造了许多神话。但是,对科学的过度崇拜而成的科学主义已经引起了人类社会种种恶果。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科学的某种程度上的反动,来消除对人的异化。转贴于论文联盟

2.2.3 价值论重人

人文体育观没有执着体育是什么,体育如何可能上,而是着重强调体育的价值。体育的价值要“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和从工具到玩具”——价值指向于人,重人。具体可以理解为人的“健康、关怀、民主、和平、友爱、善良、朝气等”。人文体育观的价值主体是全人类。也即,体育人文价值观可以表述为“在体育活动中实施人文关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关注身体运动中人的价值,认为体育应该提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塑造人的身心,为了人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身体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彪炳人类用体育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5]。并且,人文体育观还特别强调了体育的美学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哲学体现的是重视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体现了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达成,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个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定有实践作为中介。缺少了实践,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乌托邦。人文体育观早在20世纪就已经提出,但是青少年体质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金牌体育的一枝独秀与全民健身的落差也没有明显缩小。人文体育观也可以说正是对这些中国体育问题或者中国体育危机的所做出的根源的思考和追寻。认为这些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重视人的价值,而是使人成为军国民体育金牌体育的工具。这种“呼喊”,在启蒙上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危机的解决和出路的实践上,人文体育观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这也说明人文体育观的价值论哲学特点的理想色彩是比较浓厚的。

3 价值还是实践

通过上文对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分析,可以得到对其历史和内外部比较清晰的理解。也即,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可以理解为对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转向:价值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哲学。人文体育观从萌芽到提出,以及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在质疑与辩驳中发展。可以说,中国体育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哲学,在体育时代问题分析中,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基本达成共识,主流地位(杨文轩、周爱光、易剑东等学者都认同)越来越巩固。那么,如此基础的哲学是不是对现代中国的体育做出了某些有益的指导呢·或者说,如此基础的哲学对中国体育面对的扩大化和复杂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多少帮助呢·或者说,如此基础的哲学是不是中国在分析和解决扩大化和复杂化体育问题时总结和归纳得非常成熟了·

直到2010年,胡小明提出“分享运动”的理念,可以认为是已经开始意识到或者是自然发展到注重实践——实践冲动。因为,价值目标的呼喊有着第一步的主要作用。而且是必须的。但是仅仅停留这种呼喊里,停留在这种梦想里,那就是一种虚无。也只有实践,重视实践中倾向、强调和体现体育的对人的价值,才算得上体育的真正的价值。所以,在青少年体质、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中实践着“分享运动”,才能够使中国体育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缓和以及解决。

也即,人文体育观要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重视。这也是袁旦明确提出的。但,目前人文体育观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的表述和要求,但是是什么样的实践,并没有过多过深的论述。这关系到现实体育的发展的最大问题。

根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王南??的研究,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实践观,“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料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18] ”。我们认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正像前面分析的搁置了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搁置了体育是什么的争论,越过了体育如何可能的认识论哲学,全心全意转向体育的人的价值论哲学,这样的发展路径,就得走向实践,就是走向实践。像李泽厚的吃饭哲学一样,从玄乎到现实。而且实践观应该是王南??说的第三种实践观。即,“第三种实践观”可以作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至少可以作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这和中国体育的理论传统和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4 结语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

>> 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解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互联网利用状况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本挖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应用述评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文本挖掘技术应用进展 论中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合作结构 项目视角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比较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探讨 传媒学转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走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论与质量观及其评价机制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构建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综述 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思路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研究 地学价值论: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rticle number published on the domestic top journals and reproduced on the Xinhua Abstract, a quality index,model for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s built. And the medel is used to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China respectively are Renmi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Key words: evaluation; research quality index ; ranking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的价值论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20多年来,我国学者涉及了价值论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使价值论研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从而促使了世纪之交哲学研究的价值论转向。

一、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缘起

价值问题是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但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奥。不久,价值论传入英语国家,20世纪30年代传入日本,同时也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像日本一样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五四后流行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中得到理解。价值论向来与伦理学联系在一起,高举“德先生”(democrecy)旗帜,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论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潮中也就难以发生相当影响;价值论与近代西方对科学主义的反叛联系在一起,高举“赛先生”(science)旗帜,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封建愚昧,价值论在呼唤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潮中也就不容易被大家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态势的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中国对西方社会思潮了解甚少,以至产生误解;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片面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定位有误,导致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把西方学说全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西方的价值论必然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拒斥。

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大讨论中诞生。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是中国哲学界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该文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p16]这个“思维”显然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单纯反映,而是与说的通过实践“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2—p269]中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观念形态的“目的”总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必然会逻辑地进入到价值论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界公认的价值论研究的真正标志是1980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杜汝楫文章《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于价值和事实关系的讨论,从研究实践检验真理的机制着手,指出实践所检验的“这种观念或思想的真理性不仅在于与现存或早就存在的事实相符合,尤其重要的是在于与其后的事实相符合,即与通过人的行动而出现的事实相符合”。这里所说的“其后的事实”、“通过人的行动而出现的事实”,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实践基础上的“为我之物”,蕴含着对于人而言的价值。

杜汝楫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8月8日,何祚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文,认为杜文为解决当时正在讨论的“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是杜文指出了价值判断在认识中的作用及对其检验的问题。而这正是价值论研究的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是我国价值论兴起的直接原因;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则成为我国价值论兴起和经久不衰的深广的社会背景。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使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说[3—p104],即社会的发展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再进入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长时期内,人们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不仅超过了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而且超过了商品经济社会阶段,正在向产品经济社会形态过渡。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是错误的,认识到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阶段。因此,我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利益主体,必须具有独立人格。由此,产生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的利益主体首先是个体。同时,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p734],又形成群体,因而独立的利益主体也包括群体。但是独立的个体是利益主体最基本的细胞,离开独立的个体就不能理解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形成多元价值及其冲突。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毋庸讳言,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竞争加剧,多元价值冲突也加剧。这种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冲突,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研究价值问题。

二、我国价值论研究的重点及其转移

价值论研究包括三大领域:价值论(基本原理)、评价论和价值观念论。综观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价值论的研究,形成了由评价论到价值论(基本原理)、再到评价论、再到价值观念论的轨迹。

在80年代上半叶,人们研究的重点首先集中在价值论研究的认识论问题即评价论上。这可以从当时发表的有较大影响的文章看出:《哲学译丛》刊出了《评价的真理性问题》、《哲学研究》发表了袁贵仁的《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人文杂志》发表了赖金良的《评价性认识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黄楠森与李德顺讨论价值真理的文章、《哲学研究》也刊文对价值真理进行了讨论。

人们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研究:一、实践检验真理机制中的价值认识问题即评价问题。上面提到的杜文中首次提到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并对“价值认识”的机制作了分析。该文还研究了实践检验“成”、“败”即价值判断与检验“是”、“非”即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价值真理问题即评价成果的真假问题。袁贵仁在《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中提出了价值真理问题。该文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价值现象,也就存在着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价值真理就是与反映对象价值关系相符合的价值认识;传统认识论把价值真理排除在真理概念之外,不具有普遍性。

评价论要深入必然要深入到价值论(基本原理)。由此,人们的研究重点就由评价论转移到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李德顺指出:我国当代价值论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立足于对实践、认识、历史、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唯物主义,以此为前提理解和规定价值”。[5—p14]

《社会科学评论》发表了李连科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的《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证》和李德顺的《“价值”范畴的一般到特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张岱年的《论价值的层次》,《人文杂志》发表了何祚榕的《什么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哲学研究》发表了王玉梁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赖金良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这期间出版的好几本价值论的专著也大量地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价值进行了研究。从80年代下半叶到90年代初,人们对价值论基本原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关于价值的本质规定展开的。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的本质规定是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还是一种客观的属性、一种主观的观念?价值现象是宇宙中普遍的,还是仅仅同人类相关的?价值是否是与事实相对立?经过讨论,大多数论者基本认可的观点是:“立足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考察价值,总体上把价值看作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5—p14]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价值本质的规定上形成了几种主要观点,即主体性人学价值论、主客统一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人道价值论、价值二重性论、系统价值论,此外还有历史价值论、天道价值论等。以至有人在1997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上戏说,我国关于价值本质的争论已进入类似5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争论的迷宫。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在评价论方面有新的突破,由此才能进一步促进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进入90年代后,对于价值论的认识论研究逐渐深入。《哲学研究》刊登了几篇较有影响的评价论研究的论文,《哲学动态》也发表了关于我国评价论研究的综述。集中体现评价论研究成果的是我国哲学界出版了四本评价论专著。1994年,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评价论专著。该书的一个理论功绩主要是分析了评价活动的潜在形态、流动形态和凝固形态。1995年,冯平的《评价论》出版。该书从个体心理和社会交往两个层次上具体地分析了评价活动的逻辑进程。同年,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一个新领域》出版。该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评价活动中选择评价标准和整合价值信息的两个环节。1997年,陈新汉的又一本专著《社会评价论——社会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思考》出版。该书详细地研究了群体作为评价主体的可能以及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即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等问题。

于1999年8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以对价值论的评价论研究为主题。来自全国的40余名学者与会,递交了24篇论文。会议讨论了价值与评价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评价论甚至整个价值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规定着整个研究的方向。会议讨论了认知与评价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人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各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功能,二者的统一正是真理与价值、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深刻根据。会议还讨论了评价论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这一时期我国评价论研究的深度明显地超过了80年代末期。

在我国价值论研究的重点由基本原理转向评价论的同时,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变动所引发的人们观念的剧烈变动,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价值观念论的研究。1987年11月,在陕西西安召开了“全国价值论与价值观变革”学术研讨会,把对价值观变革的研究作为大会的主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对“价值和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与社会变迁”、“价值观念的特质与价值观念变革”以及“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作了专门研究。

对价值论的评价论研究为价值观念论的研究准备了理论基础,同时社会转型时期中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价值观念论的研究在90年代逐渐热起来,至90年代下

半叶成为价值论研究的一个重点。1998年在西安召开了“邓小平价值观”学术研讨会。2000年9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了“新世纪的价值观”的国际研讨会。200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价值观教育与文化战略”研讨会。一批专门研究价值观念论的著作面世。胡振平在1998年出版了《市场经济与价值观》,探讨了体制转型中“价值观的震荡”,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导向”;漆玲、赵兴在1998年出版了《价值观导论——兼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研究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和结构后,强调建构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兰久富在1999年出版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揭示了价值观念冲突的深层含义,并对中国当前的价值观念状况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激化,在价值观念理论研究开始深入的同时,80年代末,由国家有关部门资助和支持的关于价值观念的社会调查也开始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8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进行了“北京大学生价值观倾向的初步定量研究”、1989年国家教委立项的“我国五城市青少年学生价值观的调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研究、1992年全国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1993年国家教委课题“经济转型时期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心理承受研究”、教育部组织的“1992—1997年高等学校师生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等等。通过这些实证调查,收集了不少关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在价值观变迁、价值观多元化等方面的数据。

全球化思潮与近年来经济、科技全球化大大加速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价值论研究开始关注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同时,我国价值观的研究需要从全球化背景中来予以思考,我国价值论研究尤其是价值观念研究也需要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予以总结。于是,就有了于2002年7月在云南玉溪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价值哲学暨第一届中韩价值哲学研讨会”的主题:“新世纪中的价值观冲突和人文精神”。来自全国和韩国的64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了44篇中英文论文。综观会议的论文和讨论,可以深深感受到哲学界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次会议很可能预示着我国价值论研究重点的又一次转移。

三、价值论研究与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

20多年来,我国的价值论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转向。这既是基于一定视界中的事实判断,也是对哲学发展应如此的价值表达。

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包括三大问题:世界如何、世界如何认识、世界的意义。在哲学体系中与此相应的就有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大元理论。所谓哲学的转向是指,在哲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对某一元理论的研究为其他元理论的研究规定了方向、提供了视角,于是该元理论就被凸现为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哲学的转向“实际上是哲学研究重点和主题的变化”[6]。哲学史中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和认识论转向莫不如此。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是指,价值论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规定了方向、提供了视角,于是对价值论研究或从价值论角度来研究其他元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和主题。兹分别研究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

在哲学史上,哲学领域不断分化又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但无论怎样变化,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理解即本体论始终是它的元理论。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总要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世界是如何的问题。

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马克思批判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p16]。传统哲学在唯物论中,离开人来谈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来谈论“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产物”[7—p29,51],并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传统哲学尽管也谈到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但强调的仍然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的物质本源性。传统哲学在历史唯物论中尽管也谈到“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不敢谈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尊严与价值问题”[8],于是人就成为生产力中的抽象主体、只是社会规律实现自身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总之,在传统哲学中,不仅人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表现,而且几乎没有人的地位。

这种离开了人来研究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旨。人以自然为对象和自然以人为对象,本来就是同一个对象性关系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就是无”[9—p178];对于作为人的活动积淀的历史更应该这样来看待,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p118~119]人正是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建构着为我关系,即如马克思说:“凡是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1—p]。为我关系也就是价值关系。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能具体地从马克思的为我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对象。人通过为我关系的中介与对象相联系,在为我关系之外的自然物,它的“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2—p83]对象之成为人的对象,首先取决于它对人的意义,取决于在实践中它对人作为什么而存在和人把它当作什么而看待。因此,“人的存在实际上也是自然对人的生成过程”[8],“自然界本无所谓本来面貌,而只有现实形态——所谓‘本来’根本无法确立;而现实形态就是自然界在特定时空区域向处于一定方位的人所呈现出来的面貌”[13—p152]。现实的人为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建构为我关系的过程,也就构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对人的需要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有了具体理解。需要是实践的内在要素,生产力的最终动力作用是与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回避人的需要问题,因而就要研究人的利益,并进而研究与需要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尊严和价值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确立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念。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人周围的世界不仅是物质形态的世界,而且是价值形态的世界。这两种形态的世界彼此交融在一起,不能分离。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世界的统一性,而且体现在价值形态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体现在物质形态世界与价值形态世界的统一性,即统一在“客观实在性”为唯一特性的物质上。

从离开人来研究对象,转到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与人相联系的外部对象、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动力、来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从而形成“哲学研究重点和主题的变化”,这就是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或者说本体论研究中所凸显的价值论研究。没有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这种转向是不可能发生的。正是这种本体论研究的价值论转向,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时俱进地进入当代形态。

四、价值论研究与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

人类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总是通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实现的。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总要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哲学离不开认识论,认识论始终是哲学的元理论。

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严重缺陷是,把认知模式作为主客体之间的唯一认识模式,把人与对象的关系抽象得仅剩下一种“理论关系”,把认识主体设想为脱离了社会、撇开了利益和情感的抽象人。因此在这个哲学体系中,认识活动实际上成了没有具体主体的活动。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使人们看到人所面临着的双重世界,从而认识到认识活动不仅包括反映物质形态世界的认知活动,而且包括把握价值形态世界的评价活动;更使人们认识到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内容体现着“只是为地球而建立的”[12—p559],即只是为人而建立的主体性。

关于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人们已经研究得很多了。认知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以把握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评价活动是主体把握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以把握客体对于人而言的意义。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完整的人类认识活动总是既包括认知活动,又包括评价活动。

需要分析的是主体性问题。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内容既包括认知活动的内容,也包括评价活动的内容。在评价活动中,主体以自身的需要,即“自身的内在尺度”来看待客体属性对于满足主体需要所具有的意义,从而在评价内容上总是带上“为我”的主体属性。这一点,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在认知活动中,主体需要从客体出发来把握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在认知活动中,认知内容也总是带有“为我”的主体属性。对此,恩格斯说:“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我们只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12—p559]以地球为中心,也就是以人为中心。“人出于解决自己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需要,而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去感受和认知自然界”,因此“自然界的现实形态是向人呈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人’而存在的”[13—p153]。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主要是评价活动与认知活动相比较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即到底是何者更不可缺少的问题。何者更不可缺少,何者就首先存在。于是两者相比较的问题,就转化为何者在逻辑上更为先在的问题。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虽然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不可分开,但从逻辑上说,是认知活动比评价活动先在。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不知道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评价活动就无从谈起;而且认识的主要内容是揭示客体的本质。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现实意义

当下,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发现这次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决策机制空前的改变,生态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因素之一,整个生态运动的理念也将会产生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既有的观念系统必须适应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在其既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系统中要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需要在本土实践中根据这种资源,不断作出切题的再思考。

一、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但学者群体系统地回应生态危机、构造生态哲学仅仅有45年左右的历史。这几十年间,人文社科界的生态学说风起云涌,顿成西方学术界之显学,学派林立,并且涌现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大阵营的争论。不管以人类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还是以自然系统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些生态学术运动的主线是一种价值学说,换言之,生态伦理学是这45年来整个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科学的轴心。但是过分地从伦理学角度考虑我们的生态困境,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局限性,其缺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价值观先行的视角,日益脱离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带有浪漫主义、神化自然的乌托邦色彩。在生态哲学诞生之初,影响最广的四篇奠基性论文都带有这种倾向。例如小林恩·怀特(Lynn T. White, Jr.)教授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早在中世纪,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人类优于自然的倾向已经造成西方人使用科学技术榨取自然的心态萌芽。[1]这个带有韦伯风格的论断本来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后他谈及未来的解决方案时,盛赞佛教禅文化以及中世纪著名修士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分析一下后一个个案,方济各在他著名的《太阳颂歌》(Canticle of the Sun)中表达他对自然的感受:“我主,愿你因亿万受造而蒙颂赞,尤其是因为太阳兄弟,它带来白昼,给我们光明,它美丽灿烂,彰显你的尊荣…… 我主,为了风兄弟,又为了空气、白云和晴朗,以及各种气候,愿你受赞颂……为了水妹妹,愿你受赞颂,它多么有用又谦逊,宝贵而贞洁……我主,为了我们慈母般的大地姊妹,愿你受赞颂,它负载并照顾我们,它生产许多果实和缤纷的花卉草木……” [2]但是,这种田园牧歌的情调确实与方济各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蛮族入侵瓦解了西罗马帝国后,基督教在蛮族中虽然获得承认,但能够保存的文化遗产极少,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和教会的苦修传统构成了这个“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方济各生活在狭义上的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时期)紧缩而有序的社会构造。在自给型经济中,作为共同体恬静的成员,自然当然不会成为过度索取的对象。现代生态哲学家对方济各这种与自然相团契的价值观称羡不已,但是不见得他们就愿意还原方济各时代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再者,方济各传中的很多情节,如果和东方文化相类比,更接近于董仲舒学说的天人交感关系,是带有等级制教化功能的,禅佛教以人人皆有佛性立说,拒斥这种向下示范的苦修文化。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生态伦理脱离具体场景的浪漫幻想,把方济各和禅宗这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传统,一起摆放到生态价值论的玄学神坛上当作护法。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8篇

时间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等不同价值论之间长期以来便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内在统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范畴内都是合理的,并且这个合理性既不能用来作为自身合理的证明也不能作为其他理论不合理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价值理论进行阐述,以往学界对于不同价值论间的讨论多是分析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比较关系。以时间为内在尺度,不仅能够阐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的合理性,同时能够证明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的合理性。价值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尝试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其统一性探究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价值也即财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解释并度量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重点是由此引出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效用价值论用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用价值论尽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特点仍被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广泛采用。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共同创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也与产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学者在对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对要素价值论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学界多运用比较法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同时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价值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阐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向国成(1995)认为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两者能够进行理论综合。[1]他认为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要借助哲学价值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计算价值量时才需以某种实体作为计量价值大小的单位。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机器磨损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效用对劳动价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总结出公式 ②解决了机器无形磨损论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认为劳动时间就是历史时间,经济发展的长期演进趋势就是由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共同决定,历史时间本身的推进会显露出两者的综合和统一。[2]文章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③ [2,65],通过具体数字和图表例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关系:价值决定效用,效用制约价值。价值与效用的源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并且也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白暴力,张栋(2006)证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说明了边际效用的度量可归结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文中运用边际分析法了社会总效用量与社会总劳动消耗量在总量上的统一、商品的边际效用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个量上的统一,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统一的。并在两种价值论统一性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基础正确性的结论。许有伦(2006)提出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对商品使用价值源泉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上也存在相同之处。[4]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上,董德刚(2005)又进一步提出与要素价值论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社会需求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社会需求),建构“系统价值论”。[5]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并提出了“系统价值论”商品价值公式:商品价值=商品效用÷(劳动+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统一性是具有理论依据的,寻找三者的共同点可以实现新的价值论的突破。

二、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研究内容是时间的经济价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属于时间经济学 的内容而是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因此,本文不赞同时间经济学将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时间价值 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同劳动价值论一样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作为价值的度量它具有绝对性,不能用耗费单位时间所损失的货币收入衡量。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对人文关怀的诉求而不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对价值的讨论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价值的讨论必须要有“人”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的初衷。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间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时间观思想正是本文进一步研究时间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是劳动价值论重要的理论资源,李瑞娥等人(2004)从时间尺度、时间价值、时间节约、时间分配和未来时段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和时间思想。[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经济学时间观的支点。[7]首先,从经济实践客体的角度分析,时间是作为物的形态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8,53-54]价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经济实践客体――的形态存在。其次,从经济时间中介的角度去看,马克思把经济学时间观在经济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划分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宏观层面上则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再次,马克思时间观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实践主体,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由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和一个剩余劳动时间构成。”[9]劳动时间体现的是对劳动的人的关怀,因而对价值的剖析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关于劳动、时间与价值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里,“无差别”既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更是研究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就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等量的共同的东西”[8,49-50]。“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8,50]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即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其中体现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基础的发现,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对人的尊重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将具体劳动剥离出来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无差别”,仅仅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的价值论应当称作“抽象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商品中“无差别”的“原子”应当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也就是说,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

首先,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无差别”前提,它比以劳动为尺度更能体现“无差别”,能更好地反映价值的本质。一方面,劳动本身可以“无差别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劳动就会在该段时间内创造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尽管弱化了劳动的二重性,但能够对价值进行目的性更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时间本身比劳动更具有“无差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商品作为客观物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并且时间比空间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无差别同质性。也就是说,商品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特殊空间和时间存在,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更能够体现其本质。其次,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能够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事物具有价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对的稀缺性,供求理论便是在这个思想上构建的,尽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西方经济学对价值和稀缺性的观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客观说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劳动都能够循环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劳动(不同于劳动力短缺)不能通过这方面体现价值。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这是由生命规律客观决定的,时间的稀缺性正是价值的来源。再次,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与价值量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从逻辑角度来看,越符合简单逻辑的理论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论述用简单逻辑表达即是: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而劳动量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所以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其中需要进行劳动量到劳动时间的转换,这样虽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价转换还有待商榷。而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规定的简单逻辑是:价值是劳动时间,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条逻辑线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因而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综上所述,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的“无差别”本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能够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

以上对价值的讨论中,时间始终与劳动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反映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充分说明了以劳动时间为规定的时间价值论和以劳动为规定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两种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是一样的,复杂劳动仍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其换算关系依然是人们在长期交换中通过反复比较换算自发形成的[11]。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价值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最主要体现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结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时间价值论中,笔者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聚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人类的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再是价值源泉而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过劳动,时间付出才具有经济价值。

3.时间价值的测度

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中对时间价值的规定相同的,都是用价值量进行测度,只不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上有细微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而时间价值论中具有更丰富的制造内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特殊商品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如虚拟商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诸如虚拟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旧凝聚了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是经济市场的消费内容,因此符合价值内容的要求。

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时间内涵的著述,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几点拙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研究价值论的道路上相互探讨。

1.效用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多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长久以来没有在效用的测度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认为,效用本身不会生产价值,但效用的价值可以依据商品中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进行判断。如前文所言,时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商品的效用能够通过节约而等效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计较劳动时间(时间节约)是经济社会的真正内涵的观点[2,67]。消费者对某一商品和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不考虑使用价值区别的前提下,商品间的效用可以通过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小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质成正比,而品质与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度是符合生活经验的。

2.要素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与效用价值论一样,要素也不是价值的来源,要素的价值也必须通过与其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测度。土地和资本作为物质要素是物化劳动时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却不能作为充要条件说明土地和资本能够生产价值。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人特有的资源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时间,价值的来源也是劳动时间,不能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表象掩盖了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真正来源。总得说来,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核心是对物化时间的所有权,进而占有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正是这种所有权下的价值占有导致了生产要素能够生产价值的错觉。

四、时间价值论的意义

本文的内容是对时间价值论的讨论,重点是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与人类劳动时间无差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时间价值论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确立时间价值论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时间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扬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体现。时间价值论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相反,时间经济学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论断与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都是关于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价值的合理理论。第二,时间价值论的时间内涵能够为分析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提供合理的依据。效用和要素不生产价值,学姐对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在价值生产上一直存在争议,以劳动为出发点对另外两种价值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均有难度,但时间价值论比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将效用和要素统一划归到劳动时间进行等价度量。第三,时间价值论的核心是人,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自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谋求与自然和自身的协调发展。时间价值论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的道德一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由于学识和眼界受限,笔者在对时间价值论考量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冀藉此能够为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浅拙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向国成.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对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J].当代经济科学,1995,(05):61-71.

[2]宋波.劳动价值和边际效用在历史时间中的共同递减趋势论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统一[J].南开经济研究,2001,(02):64-68.

[3]白暴力,张栋.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100年的弯路[J].财经科学,2006,(08):91-96.

[4]许有伦.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关系――与卫兴华、晏智杰教授交流[J].经济评论,2006,(03):14-17,24.

[5]董德刚.从单一要素价值论到系统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创新[J].求索,2005,(01):56-58.

[6]李瑞娥.时间价值的升华:从马克思经济论析中的时间思想到当代时间资源的拓展[J].人文杂志,2004,(03):77-81.

[7]范冬梅.马克思经济学时间观的当代思考[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5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6-57.

[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经济学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33.

注释:

① 原文P64:“哲学价值理论认为:(1)对价值的认识,必须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托,以主客体关系中人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为依据,为尺度。需要、劳动、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2)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促进作用。(3)在主客体关系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存在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种趋向,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三点对于分析交换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② 其中,、分别代表A、B的社会劳动耗费价值,、别代表A、B的效用价值,代表以劳动耗费价值量为计量单位的A的价值量。

③ 原文P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个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制,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劳动消耗,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照社会需求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部门的劳动消耗总量……”

④关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时间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1999,(11):5-6.

⑤刘守英.时间价值与人类行为研究――G・贝克尔的时间经济学理论及其主要应用[J].探索与争鸣,1987,(02):57.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9篇

>> 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养教育 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养教育研究 动漫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提升中大学语文教育的运用 试论大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试论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基于职业综合能力与人文素养培养的“双轨式”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研究 大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培养人文素养中大学语文教育的功能性分析 大学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探析 浅析高职《大学语文》中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教育渗透 浅谈大学语文与人文精神教育 浅议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的培养 小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养 论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作用 论大学语文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育 人文素质的培育与高职大学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中培育人文精神的路径综述 利用《大学语文》教学,培育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教学培育高职生职业素养的思考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人文素养的培育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徐水昆.积累--提高语文素养的重要一步[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2004,(23).

[5]霍松林.我的学习经历和体会[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3).

[6]马克思.剩余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21.

[7]程万喜.论文写作大学语文期末考评的有益尝试[J].职业与教育,2008,(32).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第10篇

陈定家治学最大的特点是专注现实问题,脚踏实地,不务空谈。他的主要著作之研究对象,无不是中国文学现实的当务之急。譬如说他的《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2007)以商品经济浪潮下的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在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和研究中,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艺术生产论”学说。尤为可贵的是,该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如何面对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与反思,深入透彻,切中时弊,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时代针对性,即便今天也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欧阳友权在评论陈定家的专著《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时指出:“细读《比特之境》,给人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作者‘选点持论’的眼光和以‘散点’成就‘焦点’的学术智慧”②。欧阳友权认为《比特之境》一书中研究的问题“都是网络文学理论必须关注和解答的课题,貌似随意的散点透视,实则是精心设计的‘焦点运思’,全书选择的这几个‘点’可谓‘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触摸到的是理论的‘筋骨’”,“把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问题立体性推进到学术的前沿”③。纵观近二十年来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在“散点”的广博和“焦点”的专深之间自由往返,这不仅仅是《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的研究智慧,实际上也是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治学策略和写作风格。

陈定家也曾多次论述过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及其采取“散”“焦”并用策略的原因与目的。他在《比特之境》一书的序言中指出:“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预告说,他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国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当其研究成果准备付印时,他发现仅仅把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起来不甚妥当,因为这样会使阐述受到妨碍并造成理解的困难,而且他认为自己面对的题目是如此丰富多彩,只有采取帕斯卡尔式的‘纯警句体裁’才有可能将全部材料塞到一本著作里去,但这种体裁可能会造成一种任意建立体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相继用几本著作分别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而以一本单独的著作作为结束,来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最后,再对这一切材料的思想加工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这个宏大的计划,但这样一种思路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早在着手撰写‘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课题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晰地看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和马克思在《手稿》里所说的情况十分相似:讨论的命题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致很难把多年来比较深入研究过和即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一股脑地‘塞进同一本著作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要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逐一研究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只有如此,才能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心得和想法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表达出来。”④

一、“比特之境”:网络文学生产论

陈定家在《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前言中曾提到,从1998年《电脑艺术的兴起和古典艺术的终结》发表算起,其近10年的主要学术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在网络文化与艺术生产研究方面,并于2004年开始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2011年9月,《比特之境》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2007年,陈定家博士学位论文《隐形手与无弦琴:论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已出版。该著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如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市场经济冲击下作家地位的变化、作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艺术雅俗的分化与融合、艺术如何顺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适应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超越市场等方面做了精彩论述,是对新时期以来艺术生产问题的一次诗学式总结,为解决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后,陈定家在《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意R到传统文学在数字化语境下生存所遭遇的本质性的变化,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自传统文学生产过渡到网络文学生产这一论题上。《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立足于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状与动态,介绍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网络时代的媒介变迁、“后信息时代”的文学生存状况、互联网与文学艺术的革新等问题;讨论文学生产的网络化问题,重点讨论了“文本”与“超文本”、“超文本”的发展历程、“写读者”与互动性、“超文本”的局限与陷阱等问题;以博客写作与文学关系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包括博客写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博客的发展与趋势、“博客文学现象批判”等在内的现实问题,考察网络时代“博客崛起”与网络文学生产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关注文学消费方式的革命,主要涉及文学的影视化、文学的数字化阅读等问题,并以“手机小说”为例,对文学消费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包括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学经典、经典数字化与新媒介诗学等内容,还具体讨论了网络“恶搞”“百家讲坛”“虚拟图书馆”等大众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对文学的意义及其对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影响。

在网络文学生产论的研究过程中,陈定家脚踏实地全身心地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去,从自己研习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原理出发,对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特别是网络文学生产状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学理化描述与清算。《比特之境》一书中,陈定家在广泛吸收当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思维方式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入手,对数字文化与网络文学的前沿命题――“虚拟现实”的文学意义进行“比特诗学”的深度探访,对文学虚构与网络虚拟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本质区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索,将传统文论中的形象思维、灵感、共鸣等经典文论观念,与网络时代的人工智能、计算主义、软件写作等所谓“灵境诗学”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从文学发展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来龙去脉,如起源与现状、特征与症候、生存困境与发展态势等问题作出历时性梳理,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文学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冷静地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文学的图像化、网络化、影视化、游戏化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数字化生存现象进行研究与总结。从审美价值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态势以及其在整个审美文化领域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价值评估,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对文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及其相关后果总结规律。

二、“文本之舞”:网络文学文本论

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中“选点持论”的学术智慧远非笔者的一己之见。王泽庆在《从看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难能可贵的是,陈定家能够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研究的是网络文学生产问题,他的新作《文之舞》则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文本问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论述网络文学,而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研究转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⑤

2014年,《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如王泽庆所说,这是一部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文本问题的专著。“文之舞”三个字生动形象,充满诗意。面对电脑荧幕上下翻飞的文本,这个超言绝象的“舞”字,堪称画龙点睛之笔,足以抓住超文本和互文性的基本特征来描述读屏时代的文学特性,形神兼备。从读书到读屏的转化,是网络时代文学阅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学作品从白纸黑字的信息化石,变成了绘声绘色的表意精灵,文本的这种格拉忒亚式的觉醒,找不出比“文之舞”更准确、更生动的意象来描述当代文学网络化转向所给予的最直观感悟。作者选取《文之舞》为书名,隐含着对给自己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的互文性理论大师们,如罗兰・巴特(《文之悦》作者)的致敬之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对网络戏仿风习的认同。“舞”不仅是既原始又现代的信息交流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形式最直观、内涵最丰富的表意方式,尤其是以网络为背景的“文之舞”,既能不断开拓现代技术隐含的审美场域,又能充分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视听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之舞”是一个跨越超文本技术与互文性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既不缺乏互文性所负载的厚重人文底蕴,又拥有超文本所隐含的高新技术理性;同时,它还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麦克卢汉式的新媒介概念。

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中西、古今、诗思、技艺等矛盾问题,在网络文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表现得更为尖锐。但如何处理好中与西的融合、古与今的转化、诗与思的互补、技与艺的博弈等问题,显然需要从学理上理清思路,需要求真务实地开辟出适应网络文学发展要求的治学路径。此外,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载体变化造成的“文本转向”,在传统文学的线性文本向网络文学超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除了一本孤峰峭拔的《超文本诗学》以外,文论界的相关研究还明显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更少见到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重点讨论超文本和互文性问题,弥补了文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的缺憾。

从文论视角而言,如果f“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那么互文性作为体现超文本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提出,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互文性”――即唤醒了书面文学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它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在“如我们所想”的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所演绎的“文之舞”――即“话语狂欢之境”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超文本的崛起和互文性的觉醒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与互文性理论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的“文之舞”更准确地说是“屏文之舞”,可以概括为互文性理论支撑下超文本的系统关联与普遍贯通。这些文字,仍然是以传统文论的基本概念描述和反思网络文学文本的产物。《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对网络时代的传统的“文学经典”和时尚的“身体写作”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批评,并结合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读图时代文学从“互文性”快速走向“互视性”,进而走向“互介性”的大趋势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提出了与传统文论不尽相同的心得与见解。

三、“媒介造势”:网络文学价值论

上一篇:艺术修养论文范文 下一篇:移动电视论文范文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