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1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当代,我们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从而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认清社会主义的特征,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一切社会形态都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长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主要表现在它的特征上。这些特征有:

1.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此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劳动者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所以,《共产党宣言》概括说,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归结成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

2.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实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当然,社会主义同样也承认社会主义成员在某种程度范围内的收入差别,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其他正当手段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老是贫穷就站不住脚。

3.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是由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中,由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不同,因此,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也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不是阶级与剥削的差别。

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要发挥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要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程中,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5.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过去的劳动支配现在的劳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工人过去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就是指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力量、受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支配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是现在的劳动支配过去的劳动,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的积累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建设,以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6.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远大理想和精神风尚,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有。只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实践证明,贯彻落实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保证。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可靠的物质前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可能长期处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中,而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要做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形态质的规定性,它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样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共产党的领导,等等。新中国成立6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不能改变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也应该在改革中进行调整。改革具体制度,并不是改变基本制度,而是调整体制和基本制度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更加适应基本制度需要的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巩固和完善基本制度。

当然,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经过60年的努力和奋斗,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初步而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和缺乏经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也未能取得更大的应有的成效。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理论指导和历史根源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认识和判断存在失误。二是多年来对我国基本国情缺乏科学的认识,以致对社会主义理解带有片面性。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使社会主义制度深得人心。

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项原则。他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有确定的、不容混淆的历史内容。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任何否认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把改革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顺利向前推进;否则,改革开放就会步人歧途,在执行改革开放方针时,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这一点。

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性质,就要求我们应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和共同富裕的原则。首先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有个体和私有经济存在和适当发展的情况下,也必须确保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年轻,公有制还不够发达,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们把纯粹的公有制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其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作用。我们既要允许和鼓励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积极引导它们发展,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实行经济调控的物质基础。对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国家要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改善经营管理,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主导作用。但是,绝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如果突破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被挖掉了。其次,必须坚持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现在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富裕,一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人的富裕,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即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另一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近几年,我国出现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象,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期间,在流通领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暴发户,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党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腐败,惩治“官倒”,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第l4页)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离开了它,共同富裕就成了空想。

总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也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个原则。绝不应有任何偏废。否则,不仅生产力不能持续、稳定发展,长此以往,还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得出的历史结论。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2

论文提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确定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前提和基础，进而是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决定着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命运。本文从哲学的角度探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重新认识的理论，以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认识与理解，增强我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解决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这是一个困惑了几代共产党人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没有解答好这个问题，才导致了社会主义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从50年代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做出的摆脱苏联模式的尝试，到80年代苏联、东欧纷纷走上改革的道路，在深层次上看，都是对这个问题所做的重新认识和探索。那么这个问题长期困绕人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社会主义不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样，社会主义一开始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即科学社会主义一般逻辑出发点与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出发点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而现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却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面对的主要是前资本主义或者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逻辑的出发点与现实的出发点间的矛盾必然引出第二个矛盾，即在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道路等问题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上是从经典作家所论证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出发，还是从本国特殊国情出发的矛盾。历史上最深刻的教训，恰恰就在于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忽略本国的实际，从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来营造社会主义的大厦。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这一错误的思维方法进行了正本清源，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现实的生产力状况为出发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同经典的社会主义从阶段上划分开来，明确我们不仅处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生产力的不发达。因为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当时所面对的特殊的内外条件，使它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沦为殖民地。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据就是生产力落后，其存在价值就是发展生产力，为进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最根本的条件。然而我们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宣布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的水平并不因为你宣布进人什么社会而自动相应提高，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不发达的生产力，因而制订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脱离这个实际。 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出发，撤开未来理想社会的种种具体特征，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间有没有本质的联系、有没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抽象出最基本的原则，然后用以指导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再进一步概括就是两条:“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而“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结论与以往传统理论相比，有三个根本的不同。第一，它从生产力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不仅能把握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共性，而且是由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它体现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第二，它本质上把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作为形式、手段，而不是当作内容和目的。因此，所有制的形式、分配形式和经济体制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不像传统理论那样，事先设定一个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模式、或主观地规定一个比重，然后不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所有制上搞超前的改造。这就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第三，它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看成一个固有的模式。在这个发雇过程中;共同富裕是目的，发展生产力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这两条贯穿社会主义从低级到高级阶段的始终，因此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是发展的原理。

上述这三点变化，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论断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从这一科学的结论出发，我们就能从原有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过去，我们抄袭苏联的那一套，把纯而又纯的全民所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按劳分配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管它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味从生产关系上寻找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的共同点，其结果必然造成一个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强调从现实生产力出发，并不是不要坚持公有制，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能导致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还原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104-004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评价甚至是批评，有代表性的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或者还原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一切事物全部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道德、艺术、法律、政治、宗教、战争、历史的变迁……所有的这些都被单一地视为阶级斗争或经济的反映；一心沉迷于经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他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的影子。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还认为，当代世界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多彩丰富的历史经验不能被强硬地塞进一个刻板而且单一的框架中，可是马克思本人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确尤其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重要性的理论实质呢？我们不能作简单的是非判断，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驳斥。

一、 经济活动具有基础性地位，

但并不否认其他社会要素的反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道：“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整套理论就是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物质生产谈不上文明。虽然这是一个常识，但西方思想家意识到这一点很困难，西方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非物质文明，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并不容易；另外，即使意识到这一点，要将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却不容易。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被称为科学的理论，不仅在于其理论抽象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实证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其理论本身是一个严谨的逻辑推理体系，更在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这样一种常识为基础、为基点的。常识具有公理的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如果能从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根本的推动力的话，那么这个推动力显然是物质利益。但这个答案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历史是存在整体性的，然而其中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人类所有现在的文明都是基于这个基础。这种简单的轮回恰恰是人类的历史具有极强的整体性的重要原因。就指出了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理论的确堪称宏大叙事。因为马克思指出了有一种事情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一以贯之地存在，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一种人类的悲哀。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从古至今唯一保持不变的――可能偶有例外――就是痛苦的绝对性。”阿多诺用“从弹弓到原子弹”来概括人类走过的历史。虽然人类的武器已经由原始时期的弹弓升级为现时代的原子弹，但这不能如实说明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了。无论是强迫劳役、暴力或者是剥削，都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人类用来延续自身物质存在方式的长期特征。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视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但是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的强调，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

即便如此，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单一地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这些造就的。物质的强大力量偶尔的确可以直接对社会生活、政治和艺术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物质因素的影响经常是更加长期而隐蔽的，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物质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科学、文化、政治、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仅是经济的表象。无论是科学、文化、政治，还是社会观念和社会存在，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沿革，都有着不同的现实情况，也都有内在发展逻辑，不断有力地、实实在在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且，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机械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指的是一种“限制作用”。有人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法时，似乎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其实是一种“限制”。所以，任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论断都是肤浅的、不科学的。

二、物质生产决定社会文明的形态，

但并非只适用于市场经济范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形象地描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极端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无物质生产便没有文明，更重要的是因为物质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和程度。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当然，一般说来写作的工具不可能决定写作内容，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文明的性质。

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决定文明的性质”的观点，就连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表示认同。例如，英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格雷，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在市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区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且决定――有时还支配着――整个社会。”[3]区别在于约翰.格雷仅仅将这一理论局限于市场经济社会范围内，而马克思推的更广，乃至整个人类历史。

诚然，马克思坚持（狭义上的）经济因素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但抱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西塞罗认为，国家的作用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历史的“经济”理论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司空见惯。一些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将历史视为不同生产方式的接续，并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解释社会等级的高低之分、因人而异的生活方式、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家庭或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物质生产的发展阶段都产生了独特的法律、财产所有制和政府组织形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财产所有制一旦确立，战争、剥削和阶级冲突便会尾随而至。在卢梭看来，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将枷锁加于弱者而将权力献给富人，而这些权力将“不可挽回地消灭天赋的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而迫使全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穷”。卢梭说，财产是人类不满的根源。19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认为“经济只是匮乏的产物”，感叹“人类的物质利益在决定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中影响何等之大”。他还在《奴隶势力》的序言中称：“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的产物。”以上这些思想家更多的是在说明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各个社会形态。

三、推动社会的力量中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并非一切都可还原为经济因素

马克思的反对者把马克思关于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的强有力的主张看作是一种还原论。而真正的还原论主张将高级运动的形式还原成为低级运动的形式。他们的观点是：实际生活中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成更基本、更低级的现象的组合，故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替代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这一理论所派生出的方法论手段其实就是对研究对象持续不断进行分析，恢复研究对象最原本的状态，变复杂为简单。还原论的这种思维方法一度成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原论的信念是在还原论方法的解释下，世界的图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早在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认为：“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4]还原论的信念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态度与观念，或一种本体论的预设。预设“表面上不同种类的存在物或特性是同一的。它声称某一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牛顿力学风靡的18―19世纪是还原论信念的高峰时期。还原论信念反过来又强化了还原论的方法，并对科学的方法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各种复杂的现象被认为总可以通过把它们分解为基本建筑砌块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来认识；不同科学分支所描述的是实在的不同层次，但是最终都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最基本的科学――物理学之上。

很明显，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机械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还原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割论，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很明显是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抵触的。辩证思维强调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例如人体生命）而言，一旦被分割了，会导致丢失信息而失真，事物的复杂程度与失真程度成正比。

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研究和思维方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现代科学或者说后现代科学已经从强调分析开始转向强调综合，开始注重对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科学研究中的主体性等问题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系统论、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统计学、模糊数学（人机识别，智能化）、混沌学等等非线性科学、综合性科学。

历史科学是以人类生活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任何自然科学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对于人类历史这一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不能采用还原论的方法将其归结为某一简单的因素来加以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应遭到批评，理由是：其一，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肯定是不对的；其二，马克思对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就是一种还原论，或者说是一种经济因素一元决定论。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加以辨析。批评者所说的第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因素的强调指认为还原论，则值得商榷了。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将世间万物都还原为经济因素了吗？马克思真的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的本质都是经济因素吗？马克思试图将一切现象都还原为经济现象吗？显然，马克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马克思只是认为，在推动历史运行的诸多力量之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并非试图将一切事物都还原为经济因素。但是，就这一看法而言，马克思的批评者同样是反对的。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被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被某一种因素所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认同一种多元决定论。笼统地讲多元论也没什么错，马克思也不一定会反对。

四、经济因素在不同社会阶段地位不同，

但并非痴迷经济问题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经济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阶段，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而是说，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社会中的什么因素占有支配性的、统治性的地位。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因素就占据统治性的地位；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因素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就容易占据统治性的地位，甚至出现以政治为统帅；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开始发生分离，经济因素开始成为一种主导型的力量，一切都被商品化，货币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甚至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都受到金融大亨和财团的操纵。

有人认为，可以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称为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也就是说，在过去政治因素在社会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现在经济因素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而未来的中国文化因素将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总的说来，经济因素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什么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限制作用的意思。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必须通过政治的力量来分配社会利益；在经济悬殊过大的情况下，政治力量即使想重新分配社会利益，也无能为力，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大大减弱经济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共享物质财富的时候，文学、艺术、思想等等将成为人们首要追求和崇尚的东西。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一味地痴迷经济问题，只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是他强烈地意识到经济问题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一大障碍，对于经济问题的顾虑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在他所期待的世界里，经济问题将不会再占据我们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人类将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五、真正奉行还原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并非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所遵循的信念，但资本主义对所谓“生产”的理解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提倡为了生产而生产。但是，同样相信“为生产而生产”的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就要比资本主义全面得多。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面的自我实现是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努力追寻的伟大目标，并非为实现其他功利性目的而服务的工具。但是可怕的是，只要那种狭义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论调还在统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自我实现就无法实现，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将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养家糊口，因而也根本无法享受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体的精神实质可以从“为生产而生产”的不同用法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一个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而另一个是创造性或者艺术性的。马克思绝非经济问题上的还原论者。他严厉地批评那种将人类生产还原为拖拉机或涡轮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生产意味着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应该成为一种艺术。

总的说来，马克思绝不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也并非只关心经济问题，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他看来，美好的生活不只是工作还有休闲。自由的自我实现当然是一种“生产”，但这种生产并非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也非还原论者，认为马克思是还原论者的都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作为现代人，要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目标，还必须付出大量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3]约翰・格雷.空欢喜：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伦敦，2002：12.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地本资源；教学；意识形态；诉求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1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077-04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为“原理”）因抽象的理论性内容较多，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脱离社会现实，脱节于学生实际，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原理”课的教学，应该从特定区域以及存在于该区域的各种资源即“地本资源”出发，并以之作为教学的重要教辅资料，才能增强“原理”课的教学效果。但“地本资源”因民族、时代、内涵以及价值意蕴等限制，其所赋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或有相左之处，势必会消解或遮蔽“原理”课的教学效果。因此，探讨“原理”课运用“地本资源”的意识形态诉求，有利于大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奠定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

“原理”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是促使大学生形成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力、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的重要媒介。“原理”课教学固然离不开“灌输”路径，但纯粹的理性灌输对于已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者而言，会存在理论排斥或理论拒斥现象。毕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承传范式而言，是“舶来品”，其句式结构、表述方式、逻辑范式、论证依据等都具有浓郁的西方文化禀赋。因此，“原理”课教学应该在秉承教材理论旨趣的基础上，采用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历史特点、地域特质的“地本资源”进行理论阐释和解析，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特定时空界域的“地本资源”相结合，使深奥的理论浅显化，理性的理论感性化，晦涩的理论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源自西方国家，其必然带有西方国家文化底蕴和表述范式等，“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与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结合，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教育对象所拥有的历史资源、民族资源、时代资源、人文资源等有机融合，降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难度，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祛魅”，提高大学生学习“原理”课的兴趣，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提高识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辨别力，免受它们的蛊惑和腐蚀，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毋庸讳言，“地本资源”因其滥觞和发展于特定的时空界域，因而难免会隐含着特定民族的文化理念、价值指向、思维方式等，也必然会隐含着与“原理”课教学旨趣和要求不相符甚至相对立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此形成“原理”课教学的阻抗力。因此，在将特定时空界域和民族的“地本资源”应用于“原理”课教学时，必须明辨“地本资源”所隐含的诸类意识形态及其价值指向，辨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或相对立之处，正确引导大学生科学地看待这些“地本资源”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价值指向，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地本资源”所隐含的地本资源，这样才能使“地本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原理”课的教学。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流传一个著名的“三婆（娘）石”传说，相传三娘湾原初只有苏、杨、李姓三个青年小伙子居住，他们以打鱼为生，随着生活水平渐好，他们便在海边建起了房子。一天，天堂三位仙女下凡，为风景优美的尘世海湾以及三位英俊勤劳的小伙子所吸引，遂留人家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玉帝得知之后便命她们只能在尘世间住三年。三年后，玉帝见仙女未归，便在三个小伙子出海打鱼之际掀起狂风猛浪，使他们殁于海底。三位仙女顶风迎浪前往海边迎夫，久等未归，遂化为三柱并排而立的花岗岩石。此乃“三婆（娘）石”的由来。三娘湾也由此而得名。诸如此类的“地本资源”，无疑是运用于讲授“认识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答”等内容的好题材，藉以阐明“地本资源”所蕴藏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强“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帮助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高“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则就会陷入非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窠臼里。

强调在“原理”课教学中运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是“原理课”特殊的学科属性和教育目标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升影响力、感染力和赢得人民群众的崇高使命所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上诸多迥异的意识形态会对人的思维领域和精神领域起着隐蔽性的复合性影响，且处于各种文化资源（如宗教文化资源、迷信文化资源、鬼神文化资源等）笼罩之下的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未在其思想领域构建并指导其社会实践时，必然会受到隐藏于各种资源的意识形态先人性的“污染”和“诱导”，由此其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方式会潜意识地被支配，也会潜在地阻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接受和认同。“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因此，“地本资源”应用于“原理”课的教学，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导向，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明晰各种“地本资源”的意识形态蕴涵，切实保证“原理”课教学并非纯粹抽象性的理论灌输，而是能从特定界域的“地本资源”认知、感悟和践行，增强“原理”课的实践化和本土化。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

“原理”课的教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属性和要求，但坚守属性和要求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地复制和灌输，而是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难题进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也融汇于“原理”课教学中。毕竟“原理”课的教学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初始的基本原理，而是在理解和掌握初始原理的基础上，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唯此才能科学地解读和理解本区域和本民族的“地本资源”，从而理解党和国家为促进本区域和本民族发展所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逐步培育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原理”课教学毫无疑问必须立足和借助“地本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在全国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红色资源，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足迹印证，也是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各地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轨迹，为“原理”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地本资源”。

“原理”课应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既是理论回应实践和实践辉映理论的需要，也是“原理”课蕴含的基本原理“落地”的需要。从教材的总体性看，“原理”课多是结论性的知识，缺乏论证性。若在教学进程中缺乏运用“地本资源”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就会让学生有空泛而难以落地之感，教学效果欠佳。此外，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日趋频繁和隐秘，“地本资源”极有可能被别有用心地歪读和误解，、新自由主义等言论和现象就会弥漫难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理论根基等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诉求，就能坚持“原理”课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指向，确保“地本资源”正向价值彰显，服务于“原理”课的教学。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湾经济区汇聚着丰富的“地本资源”，如六峰山灵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六万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牛圩坡革命烈士墓、张世聪革命烈士纪念碑、官垌镇烈士陵园、北通镇烈士陵园等，这些“地本资源”都是讲授“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等内容的辅助材料，从而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懈奋斗和探索的光辉足迹，由此导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原理”课应用“地本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诉求，是抵制蔓延和泛滥的需要。理论掌握群众，扩大和巩固理论的群众基础，是理论的重要使命之一。“原理”课教学实质上就是为了确保青年学生能了解、理解、掌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高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鉴别力，增强对它们的抵制力，认同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但是，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与“原理”课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腐蚀和消解着特定时空界域的“地本资源”的正能量发挥，阻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提升。“原理”课作为灌输、普及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应该敢于面对社会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各种资源的解读，审视这些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构建起“地本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读范式，使“地本资源”的解读体现意识形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彪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的科学引领，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价值。

三、坚持“原理”课的实与虚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是理论生命力之所系。真理总是以高度凝练的抽象形式展示于人，迫使人务必进行艰苦的思维探索活动，才能感悟和体现真理。“原理”课教学的指向和旨趣，预示着“原理”课教学必须坚持抽象性的“虚”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普适性。“原理”课并非都是务虚的结果，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追求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伟大探索中形成的务实和务虚的结晶。因此，在运用“地本资源”进行“原理”课教学时，毫无疑问要坚持“原理”课虚与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求，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从“原理”课的学科性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旨趣来看，虚与实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和相互促进。实是虚的根基和源泉，虚是实的总结和凝练，虚依赖于实而又对实起指导作用。务虚废实，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人对理论有空洞之感；务实废虚，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对实践有盲目之感。因此，“原理”课教学在运用“地本资源”时，只有坚持务虚与务实的辩证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规律性以及教育的有效性，也才能确保“地本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原理”课运用“地本资源”的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诉求，实质上就是坚持理论灌输和理论教育的抽象性。在“原理”课中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灌输和理论教育的抽象性诉求，如“物质及其存在形态”“真理与价值”“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等，这些内容难以借助“地本资源”进行完全的阐释，因此，在诸多程度上是依赖理论抽象性的逻辑推导，这必然依赖于务虚。“原理”课的教学，需要向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内涵、方法论价值等，因此，离不开运用逻辑思维的路径进行理论论证的教学方式。毕竟“原理”课所涉及的基本原理虽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教育文化水平发展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但并不等于所有的基本原理都能借助诸多因素的还原方能讲授。因此，授课教师必须利用自己的知识功底，运用逻辑证明的方式，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来源、范畴、指向等，从而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理性的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形成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和思想。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5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多年来这个问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

一、发展不平衡使俄国跳跃性地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而成为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不仅用枪炮捍卫了革命，而且用理论武装了革命。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评价说：“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革命的良心》第61页）印度学者称不断革命论为欠发达国家的革命理论。

不断革命论建立在对帝俄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之上。革命前的俄国处于高度的不平衡中。

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越来越大。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使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托洛茨基列举了俄国依赖西欧的事实：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这样，发达国家得到超经济利益，从而有效地消解了本国的革命形势。俄国却由于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其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帝俄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旦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来临，俄国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摇摇欲坠。

由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俄国可能，也必须跳跃性地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都是直接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复合发展规律。”

复合发展是国内外因素发展不平衡，不同的质互相影响而导致的：“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的名称来表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吸引、两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 （《托洛茨基主义》第32页）

复合发展是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由复合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被背叛的革命》第219页）。

二、不断革命论认为，俄国将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将最后一个建成社会主义

复合发展是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也必然形成新的不平衡：

“在落后国家建立先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文化水平发生了矛盾。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被背叛的革命》219）。

因此，在统治初期，无产阶级就不但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必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它就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发生冲突，而且与广大农民相冲突。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工人、农民阶级还必须与逐渐成长起来的官僚集团斗争。

托洛茨基并不主张用刺刀输出革命，但他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开始的－－但它决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即全球化），使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一种垂直性的依赖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得到了深化），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似乎源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政治集团的"5?71工程纪要"就指称、为托派）

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1959年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些重要思想：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2、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3、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指：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

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

我国学者何新指出：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看来，的晚年理论虽然夸大了阶级矛盾，并且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但它对于观察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分野与冲突，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法，其价值不宜全盘否定。

四、俄国革命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的任务

革命者以社会主义为十月革命命名，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仅仅在于完成沙皇俄国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是彻底破坏原始完整的公社结构，并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会性固有的完整性准备前提。

最近俄国学者指出：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俄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世界现代化-工业化的历史潮流下应运而生的。革命从不稀罕从庸人手上领取一纸出生许可证。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理论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因此，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作为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其价值将永不磨灭。社会主义将与太阳同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实际上，它并没有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国有制一直被看作社会主义的一面红旗。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的形态之一，它的另一种形态是国有制。那么，资本主义也不能被解释成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劳动者与分离和独立的物质财富生产的进行不仅在私有制基础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也是可能的。所以，所有制不是界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国有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及早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序列，就能避免诸如“”之类的空想和历史悲剧。

五、苏维埃政权的两难选择

前面讲过，十月革命仅仅意味着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具体而言，俄国在社会主义之路上横亘着三座大山：

1、苏联极度缺乏工业化资金，但它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作出牺牲，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是工人农民当然不会自愿掏光腰包。

2、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容许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必须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不但与布尔什维克的信念相背，而且，随之产生的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等现象，亦将动摇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3、革命政权本身如何在“小资产阶级的大海”中，避免受到影响导致官僚化和蜕化变质呢？

苏共党内多次大论争，如1921年新经济政策之争，1923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理论之争，特别是托洛茨基发动的官僚化问题之争，无不以这三个问题为焦点。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恩格斯在研究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时，曾经指出的两难处境：

“如果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时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药救的进退维谷之境：他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用运动本身的利益来保护异已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已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68页）

六、苏联官僚政治的根源

斯大林为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时期，有“欧洲大粮仓”美称的乌克兰就饿死350万人。此时，苏联政府仍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以换取外汇。（《读书》1998?1）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苏联政治官僚不仅是作为强制力量，而且是作为现代管理方式取得历史的委任状的。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组织愈来愈庞大，行政事务趋向复杂化，需要设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组织，需要特殊的官僚阶层担当此任。韦伯指出，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普遍的全面的官僚制化”。（《官僚制统治》第5页）

由于长期内战所造成的物资匮乏是苏联官僚政治的起点。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产品就不可能通过市场分配，而不得不集中分配。这样，就需要专职人员主管分配工作，那就是官僚；需要一种等级制，以依照权力等级分配产品，那就是官僚制。

值得深思的是，苏联社会长期的匮乏并非经济本身造成的，还与统治集团的决策有关。由于官僚政治是物资匮乏的产物，那么，再引起或制造物资匮乏的条件，对于保障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利的。可以推论，长期的供应不足不仅是官僚政治的必然后果，也是预期目的。

最后，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官僚统治扫清了道路。革命和内战使地主贵族、资产阶级一扫而空；无产阶级也遭受重创，变得消极失望；农民损失最小，但在政治上并不比一袋土豆更团结。官僚阶级就是在各阶级两败俱伤的形势下发展壮大的。而官僚登上权力宝座后，更加无情地分化各阶级甚至消灭某些社会集团，以保证其凌驾于社会之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联官僚政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源，但是一旦产生，它自身就成为存在的目的；它为了控制而产生，却成为不受控制的力量；它源于某些消极因素，同时保留和深化了这些因素。

七、苏联社会的不平等、异化和阶级斗争

苏联官僚政治的社会后果，在于它造成深刻的不平等、异化和利益集团冲突。

在技术官僚之上的是政治官僚，在整个官僚集团之上的是作为监督力量的政治警察，站在他们头上的是斯大林，而在权力金字塔之下的是工农群众，他们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官僚肥硕的臀部：这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真相。

在苏联，特权官僚拥有宫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农民还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华的内部商店堆满鱼子酱和法国香水，普通民众却为了几颗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在冰水里干十个小时，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爹妈的轿车四处兜风。

不平等不仅是旧社会的残余，更是官僚政治的后果。官僚集团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在剥削人民的同时，施惠于少数社会集团，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使之成为统治的基石。

人道主义和平等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对于斯大林和官僚制度来说，人仅仅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微不足道的工具。疯狂地追求工业进步，残酷地牺牲个人利益，以及贪婪地追求个人权势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动力，极度蔑视人是它的最大特色。因此，在苏联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包括劳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上层建筑的异化。由于国家的异化，人民建立的政权反过来统治人民，人民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被剥夺感。苏联人对公共生活持敌对态度，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感觉是自由的；他们自我摧毁，自杀和酗酒现象严重。有意思的是，领导集团仅仅在形式上反对这些消极现象。因为它清楚，人民在政治上沉醉对它比较安全。

1936年，斯大林宣称苏联是无阶级社会。但他心知肚明，党内反对派虽然被打倒在地，可他脚下的土地还在动摇。旧反对派分子依然心怀不满。在社会上，托派的传单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农民无力对抗集体化，却大量屠宰牲口，消灭储备，毁坏工具，由此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次战争。一些省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3页）。

因此，斯大林先发制人，实行了大清洗。大约有200万人被杀害。（《斯大林政治评传》）此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包括劳改、流放、禁锢等。（《被玷污的岁月》第373页）“伟大的统一和团结”，就是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1962年6月1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城发生抗议政府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的罢工。愤怒的的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死70至80人。政府最后出动坦克，才把群众驱散。表面上看，事件的起因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它是人民对整个制度的不满和抗议。索尔仁尼琴说：“这个事件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是41年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古拉格群岛》下第633页）如果联系东欧国家的同类事件，如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们对它的阶级冲突性质会看得更清楚。

历史表明，苏联社会不是和谐的，它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差别，因而也必然有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被消灭后，官僚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 （建国初，我国领导人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机关的的矛盾《1957：大转弯之谜》第78页）。起初，官僚和人民的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而在一党制的条件下，社会上利益集团的冲突往往反映到执政党内。苏联官僚集团否认矛盾，却以统一、团结的名义清除政敌。

苏联的全控主义体制，使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不能通过透明、畅通的渠道表达出来，不得不以更消极的方式宣泻。到了七、八十年代，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和深化，最后以突然、猛烈的方式爆发。此时，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不足以挽回大厦之将倾。而且，由于官僚集团从内部使改革的目标受到扭曲，改革总体上是按照有利于官僚的方向进行的。这样，苏联解体后，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各式各样的老板、经理，依然是社会的主人。

历史告诫人们，官僚不会自动放弃权势利益，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要游戏规则由官僚制定，无论怎么玩，它都是最后的赢家。故兴利者必先除弊，不整顿吏治而能力行改革者未之有也。今后五到十年，将是中国改革至为关键的时期。改革者如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则可以断言，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附庸化，都不会是远不可及的事情。

八、社会发展之路是多元的、非间断性的

俄国革命的范式，是否如列宁所说，仅仅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呢？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并不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步就班地演进的。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极其复杂、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

就不同文明而言，落后文明的旧形式与较高文明的更现代的形式相结合，有三种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将加速其原有的发展趋势，但没有实现超越原先发展阶段的发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个以上的发展阶段，达到牵引它的较高文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不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与较高文明的先进形式结合，从而孕育出一种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某些层次上超越了牵引它的较高文明。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例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结合，产生了高于两者的封建社会。

与此相反，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古代埃及和中国尽管创造出极其灿烂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缺乏与异质文明的交往，因而导致长期停滞。

就文明系统内部而言，人类社会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着的。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新的质后，这种新质仍然会与旧质保持某种连续性。

我们用部分质变规律来描述社会发展在横断面上的形态。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而言，其演进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在任何一个时间内，社会的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

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来描述人类社会在纵切面上的发展模式。任何一种文明，如果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必将陷于停滞；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托洛茨基认为：“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最普通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一条规律?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这一名称来表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相互吸引，两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

九、地理环境是发展的前提

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式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那么，决定一个社会或飞跃，或停滞，或走此路，或走彼路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同意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不过，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直接的吗？而且，生产力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单纯的技术积累，抑或地理环境决定？

我们知道，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后，人类才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狩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实行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然而，更新世未期的气候剧变，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人类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农业革命的传播，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决定。在森林地区，如长江流域和美国西南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出现得晚些。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成了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原因之一。在当地所提供的物种资源方面，欧亚非的民族找到了可以提供肉类、奶和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他们能够栽培苋属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们的产量很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也就是说，发展是有地理的先决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不但决定它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还影响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势头平缓，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第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出现，这与希腊的临海多山的地形有关。

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中介因素实现的

埃及文明的出现，受益于苏美尔人的影响。在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经建立很久了。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来到这里。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近到可以受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影响，但又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罗马帝国的“陷落”的主因是生产率低下，而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使奴隶失去改进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主人就不愿进行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作用。看来，在封建社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只要利润的取得不是通过经济本身，而是通过超经济的手段获得，那么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就是难以想象的。

这两个相反的例子表明，文明的兴与衰，发展或停滞，如果仅仅考虑民族或地区范围内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难免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我们的看法是，仅仅在民族生产力的范围内，无法产生突破生产关系束缚的新社会的因子。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提供的物种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为未来的表演，准备所有的道具。

传统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对中介因素的忽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主体意识）。在社会内部，生产力通过交往关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生产力通过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起作用。

正因为发展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所以，率先发生的变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板结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原始的、贫穷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

正因为发展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因此，那种认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观点，是离开了交往，特别是民族间的交往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纯粹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各个点之间表现出的相似性、规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历史愈是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就愈频繁，落后国家也就越容易吸取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成就，从而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它所表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就越明显。

十一、生产和交往是社会实践的基本方面

我们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历史的人的实践。而社会实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生产和交往。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但是，它一旦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就对后者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物质生产从来就是社会性的生产，它必须以许多现实的个人的共同活动为必要条件，而这种共同活动只有通过物质交往才能实现。

第二，物质交往是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保障。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时，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如蛮族入侵、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物质生产能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生产为基础时，保存已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才有保障。

第三，物质交往的扩大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一，交往的扩大，推进了市场规模的发展。二，人的活动存在两种互补的趋势，一种是分工导致的分化，一种是交往促成的整合。交往的扩大，推动着分工越出国家界限，以世界规模向前发展，从而极大刺激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三，交往的发展以及世界交往的形成，为物质生产水平高低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横向交流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互相借鉴，促进各自物质生产的发展。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6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 历史主义 概念的历史 方法论的限度 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 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 “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45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2-336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产业；问题；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应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功能，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可采用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明确正确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从而提高我国人民文化建设水平。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应措施，以此促进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

一、文化产业发展常见问题

（一）缺乏文化内涵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主导的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文化产业中的服务和产品难以避免“三俗”，这“三俗”所指的是庸俗、媚俗以及低俗。在文化产业中，很多商家为获取利润，利用产品包装做噱头，采用低级趣味的图片作封面，以此作为炒作手段。部分文化产品内容过于颓废、迷信、暴力、消沉、色情，甚至捏造虚假八卦信息吸引读者注意力，使文化产品逐渐趋于娱乐化、低俗化以及商业化，失去了原有精神意义。文化产品应以国情的发展现状、人文关怀、心理需求以及思想内涵为主，并不断开创发展人们的精神建设。导致我国文化产业产品偏离主题的原因包括以下影响因素：西方文化影响、艺术趋势影响、商业利益影响以及市场影响等。[1]

（二）缺乏创新人才

人才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动力，好的人才可以提高产业竞争力，为产业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实现产业的良好发展，我国文化产业较缺乏专业型及创新型人才。这里的人才指的是素质良好，文化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及经济运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分析，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经营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经营管理能力较低，缺乏经营经验，不具备资本运作能力，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过于追求利益，文化品位较差，这些文化产业经营者已无法满足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另外，我国文化产业缺乏一定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这对文化产业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阻碍因素及制约因素。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名27位，日本、韩国、新加坡及美国等国排名均高于我国。我国在文化产品方面，具有较强的复制能力，因此，较缺乏原创能力，创新意识有待加强。文化产品的原创性决定了其科技含量，原创性越高，科技含量越高，反之亦然。我国文化产品原创性较低，影响力较小，缺乏高端的创意作品，这也是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整体发展缺乏平衡性

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缺乏平衡性，尤其表现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过于追求经济效益，不够重视社会效益。由于文化产业缺乏一定的平衡性，因此导致经济效益偏颇的情况。由于沿海城市经济能力较高，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及生产力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导致地区发展出现不平衡的局面，东部与中西部的文化产业发展差异性较大。且由于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也不平衡，存在较大差距。在各个大中城市中，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一些小城市及农村地区，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从贫困地区及边远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可以看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基本上没有任何文化活动，文化产业更无发展。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一）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导向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指导方向，应大力发展先进的文化。这里的先进文化代表的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群众利益相符、健康、合理、科学、具有代表性的的文化。我国应以先进文化作为文化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我国人民精神建设，提高人们思想水平。[2]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先进文化的传播载体，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核心内容，因此，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应注重培养文化产业经营单位及其工作者的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文化及先进文化，抵制庸俗、媚俗以及低俗“三俗之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因此，文化产业应以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及文化需求为根本目的，为人民呈现健康的文化产品，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提高其社会效益，使其具有满足精神建设需求及艺术发展需求。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思路和重要准则，这就要求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整合社会力量，使我国广大人民能普遍享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成果。但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及商业性，其中，精神涵义是文化产业的主要特质，也是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主要区别，健康、科学、积极的文化产业有利于促进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可对人民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对我国精神建设具有一定作用。例如，在我国一些具有爱国精神的电影中，通过讲述一些感人的平凡故事，使故事主人公崇高、无私奉献、善良淳朴、艰苦奋斗、乐观积极的人格魅力感染观众，从而净化观众的心灵，使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但某些文化产品以颓废、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思想作为价值取向，这些产品所传达的是错误的思想，落后的文化。[3]因此，当人民接触这些产品，消费这些产品时，难免会受到不良文化影响，从而产生消极思想。文化产业在发展时，应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充分了解其重要性，可通过宣传，使人们正确认识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选择上，引导人民选择一些具有思想内涵、可以体现文化品位的产品，抵制不健康的思想，抵制不良文化。

（三）重视社会效益

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对于人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重视社会效益，大力弘扬我国积极思想，发展健康文化。应选择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文化产品，抵制影响社会发展的落后文化，应以社会效益作为前提要求，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应找出一个平衡点，实现两者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经济效益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追求，但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经济效益，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必须重视社会效益，追求社会效益。应通过社会效益的影响作用，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两者共赢的局面。

综上所述，应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抵制外来文化渗透和侵袭的能力，并充分发挥和展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功能，坚持以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动力，明确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我国人民道德素质，提高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1]杜智民，雷晓康.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分析及 战略应对[J].中国行政管理，2010，（6）.

[2]李娟，柴建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 产业发展[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12）.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8

大部分历史概念是可以随课堂教学凭借历史教材理解的。如“势力范围”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行划定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课文中虽然无这样完整概括，但有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一句，已经画龙点睛了。当然，有些历史概念不是一、二句活可以说清，如“门户开放”政策，要知道这一 政策的目的是美国要分享侵略权益，美国向六国提出照会的内容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其影响是美国侵华政策新阶段的标志，使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把目的、内容、结果、影响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概念。

有些概念忌表面解释。如“199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是辛亥革命”。

这样解释缺乏概念内涵，无法形成真实意义的历史概念，必须在《辛亥革命》一 章教学完成后，进行归纳概括，形成完整正确概念。

历史发展的困果性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历史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指出“社会中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因果论原理因而也成立了论述世界规律性的基幢。故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一定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诸因素”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事件就是“诸因素”的结果。

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传播，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六的挥霍无度，第三等级人们处境艰难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爆发了。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这是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切社会革命，无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即王朝的专制统治（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主要表现为美利坚民族与英国的民族矛盾，但同时存在英国殖民压迫掠夺（生产关系）与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

中学教科书中，原因常常不是开宗明义提出的，其代名同很多，“历史背景”、“目的”、“条件”、“前提条件”、“形势”等，但准确地说也是有区别的。

“历史背景”应包含所有方面的原因，“形势”则侧重具体原因，客观原因，“目的”是主观原因，“条件”是客观原因，“前提条件”是主要原因。也有把“导火线”、“借口”认作原因的，但借口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在理论上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借口，它不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原因。

历史教学中重视因果分析，揭示历史现象、本质、规律，有利于学生充分理解、吃透教材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化，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应试能力。

每一历史事件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重大历史事件后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主要包括性质、胜败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局限性、危害等。性质是某一历史事件区别于其它历史事件的根本属性，对历史事件作出定性分析，是揭示事件本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革命任务、领导阶段、历史功绩、结果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揭示出来的。

“经验教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胜或败作客观分析，总结发现的。胜利了的有胜利原因，总结出经验；失败了的有失败原因，总结出教训。有的事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就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就是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意义”是对历史事件的正面评价，主要包括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功绩等。有的历史事件同时具有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要结合中外历史来理解。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胜利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意义。

“局限性”是历史事件表现的不足之处，往往是由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制约事件的结果。局限性是潜伏着的，很难被人为排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两重性，在革命的危机时刻，它的软弱妥协性就表现出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危害”是历史事件本身产生的副效应，即消极影响，它削弱历史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不是丧权辱国，加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危急。

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事件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经过正确的评估、总结，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历史。

四、分析课文前言、引语、思考题和习题新编的高中历史教材增加了前言、引语和思考题。前言在每章开始部分，对本章内容作提示，分析背景，阐释难点，揭示重点，引导深层次的思维，是导读文章，可以指导教学，《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章前言里有“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同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才能维持统治；而西方列强也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只有通过清政府，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这段话深刻阐明了1861年清政府建立总理衙门，1862年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60年代起中国的海关被英国人控制达半个世纪等现象的基本原因。。

引文或引语，是原始史料，增加教材信息量，有利思维扩展和散发，史料与思考题结合妙趣横生，史与论有机结合。如《戊戍变法》一节中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段：“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呜而起，日哺乃罢，阅览奏章，犹不能荆”引文旁边的思考题称：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哪一项变法内容？对“举国欢蹈”你是怎样理解的？思考含有深度和广度，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回答。

“人人封章，直达于上”可以判断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才有的现象。已是在当时参与上书的只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国欢蹈”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庆幸自己参政，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举国欢蹈”不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具有全民性。恰恰相反，维新运动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告失败。

每节课文后一般都有两道习题，教学中教师要有机地联系刁题，对习题进行答题指导，然后让学生课后独立完成作业，新编的中国历史教材习题充分体现了知识和能力并重的原则，偏重能力，这是与当前高考加大能力考查力度相衔接的。

总之，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史论结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加强史论结合的教学途径，强化理论教学，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历史认知能力和运用能力，把历史教学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智力型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