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者范文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厌世；复仇；宗教膜拜者；自私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87-02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他的作品像一部百科全书，囊括了当时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哈姆雷特的复仇故事，描写了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社会泛滥、社会动荡的真实状况，表现出作者对生活各方面充满着不公道，人的尊严、真善美遭到践踏的“颠倒混乱”的时代的深刻忧虑，同时又寄托着作者对理性、秩序、理想道德社会的向往。

《哈姆雷特》的创作中寄托着作家的某种创作倾向，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情感。然而，事实上，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因失去父亲、失去继承权、失去王权后，无可奈何彷徨不定的复仇者形象。他的生活其实也像常人那般平静，不愿太多的奢华和挣扎。不同的是他天生贵为王子，被赋予比常人复杂的责任。但不管怎么样，哈姆雷特，实实在在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身上有许多与人文主义相悖的因素，或许可以说是一个不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伪人文主义者。

一、厌世情节

人文主义者对人生是积极进取的，对于客观世界满怀着期待和希望，自信人的力量，敢于在重负挣扎中反抗，追求生命的意义，为此，他们十分明确要求现实生活与尘世的享受。

所以，即使遭遇挫折、痛苦，人文主义者也不会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为他们珍爱生命，认为只有在尘世中才能追寻到人生的至大幸福，找到心灵的归属，而不会逃避漠视生命，也不会在困境面前痛不欲生而盲目希望到天国幻想得到解脱和救赎。痛苦只会让他们愈挫愈勇，寻找胜利的决心，让他们的生命更有深度。而哈姆雷特却恰恰与之背道而驰，他既痛父王的邃然离去，又慊母亲的率尔改嫁，父亲的逝去，母亲的改嫁，哈姆雷特不是理智的面对灾难，反抗追求胜利，而是心碎气结，看透了世界，厌弃了生命，于是萌生轻生的想法。

人文主义者不安于现状，苟活于世。而是用有限的生命去抗拒无线的困苦，在短促的生一生中使生命最大的限度展现自身的价值。各种智慧、勇气、精神在生与死之中得到磨练，即便在极残酷的条件和痛苦面前，也不轻易放弃抗争，放弃生命。在哈姆雷特身上，这些豪情却黯然消失了，生活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继续生活的信心，看不到为理想追求的影子，看不到反抗灾难的勇气，满眼都是对现实的憎恨和诅咒，他只着眼于自己的苦难，自恃为世界最不幸之人，熟不知天下有更多的人比他更困苦。对于生命，他始终是冷漠的，不仅冷漠了自己，还冷漠了别人。

父死母嫁的突然变故，使哈姆雷特失去了人生的积极心态，他开始怨天尤人、悔恨、悲观、消极、满目凄清，他似乎看透了生命的无常，在灾难面前表现的是那么的懦弱，还曾经一度想马上离开这个世界。虽然在“存在与灭亡”的挣扎中选择了前者，而继之的是对生活的颓废、堕落，一种消极的活着。

二、宗教神学的膜拜者

生死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经验。哈姆雷特在生与死的追问之中，隐藏着其对于死亡的焦虑。一是上帝禁止人自杀，自杀将坠入地狱；而是人死后并非“万事皆休”，也许会有“噩梦”。他想自杀，却又后怕上帝的权威，害怕上帝的惩罚，打入地狱。然而，现实的苦痛逼得他别无所依，对于生命的冷漠，终究导致其孤独的面对世界，所以，在冥冥之中，他只能以宗教来抚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找活下去的勇气。

在灵魂和精神的深处，哈姆雷特依然摆脱不了宗教深深地烙印，所以只能一味皈依于宗教的救赎，幻想通过对宗教的虔诚来换取上帝的拯救，摆脱现世的苦难，以免坠入地狱。

其次，在其思想的深处还隐含着一种“神性的观念”。在哈姆雷特看来，人应该有高尚的道德，应该要有神的道德素质。这种“神性的观念”与其美好现实追求的理想截然分不开来的，身为贵族，注定比常人少接触社会的苦难，而更多的是洋溢在奢华的生活之中。缺乏了对现实的切实体会，注定缺少生活广阔的源头活水，所以更多是接触宗教的经典，来构筑自己心灵中的世界。

哈姆雷特定义中的人是：有理性，有智慧，既文雅有勇敢，像天使，又像天神，具有神性的。哈姆雷特定义中的人，多少带着宗教的影子，这无不体现出哈姆雷特，怀着一种对基督文化的向往情感，期盼于一种基督式的社会生活。

然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而言，他们追寻的是人性的某种闪光点和光辉，追求自由摆脱束缚，他们的矛头针对的是当时的神学，为止，他们不会一味的通过笃信宗教幻想神灵的救赎，而哈姆雷特，一味的皈依于宗教的救赎，对于人的界定都存在“神性观念”，于人文主义者再次产生了巨大偏离。

三、极端的自私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

爱情是一种真善美的升华，毁灭爱情必然是对爱情的一种亵渎。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是一朵柔嫩的蓓蕾，未能绽放，就受到风暴的摧残而凋谢。她受到恶势力的利用，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她是不甘的，内心依然保持对哈姆雷特真挚的爱。哈姆雷特是自私的，在奥菲利亚被人利用对他进行试探的时候，哈姆雷特疯言疯语嘲弄侮辱奥菲利亚，表现出来的是对奥菲利亚深深的伤害。“而奥菲利亚相信她的情人真的变疯了，至死也没对他产生怨恨，确切的说她是一个不知怨恨，不去怨恨的少女”。而后，哈姆雷特误杀了她的父亲，这两种伤害造成了她无法愈合的伤口。最终，她承受不住，精神失常，唱着催人面下的歌落水而死。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2篇

关键词：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暴风雨》

莎士比亚所处的是一个“巨人的时代”，又是一个残酷的时代。脱颖而出的人文主义思潮掀动了中世纪的一潭死水，而他则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呼唤着赞美着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他对人文主义理想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他诗剧中人文主义的思想火花，却闪烁着永恒的光芒。他在最后一个诗剧《暴风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最高憧憬。尽管这种憧憬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幻影之上的。尽管他把社会改革归结到道德改善、把和谐人世现实归结到相互宽恕和解的观点，不可避免带着阶级的局限，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已经走到了他思想发展的顶峰。

一.宽恕与和解促成了道德改善

在莎士比亚前期和中期作品中，人文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和你死我活的，在《暴风雨》中，他却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使美好、善良的事物取得胜利，并对邪恶势力采取宽恕与和解，使其经过道德上的新生达到改邪归正。剧本的故事描写的是米兰公爵普洛士彼罗的社会地位失而复得的经过。安东尼奥勾结那不勒斯国王亚朗莎普洛士彼罗做了米兰公爵，并把普洛士彼罗及其抛到大海之中。但是，普洛士彼罗却幸免于难。他开拓了一座荒岛，生活了十二年之后，施法术经过一场暴风雨，把安东尼奥、亚朗莎等实行宽恕，他们之间达到和解，米兰公爵地位还给了普洛士彼罗，亚朗莎的王子弗第南和普洛士彼罗的女儿密兰达成结成夫妻。作者在这里宣传了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理想：以宽恕和道德改善为手段求得人们之间的和解，达到人世间的和谐。

道德改善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李尔王》、《雅典的泰门》等剧作中就曾有过表现，然而这些都属于善良人们的代表，而对邪恶势力的道德改善，并幻想通过这种改善可使邪恶分子弃恶从善，这却是《暴风雨》的首创。这种道德改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从剧情来看，普洛士彼罗同安东尼奥、亚朗莎之间的冲突是对抗性的，普洛士彼罗自已也说：“那不勒斯王同我有根深蒂固的仇恨”，安东尼奥这个“骨肉之亲的兄弟”“为了野心却忘了怜悯和天性”，是个“邪恶的兄弟”。但是普洛士彼罗并没有像李尔王和泰门那样，表现出一种复仇的情绪，而是仅止于对他们道德上的谴责，并相信他们幡然醒悟。这种不真实不可信的情节，正好是人文主义那种幻想通过社会改良来拯救人世的观点的形象再现。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局限和一般弱点之所在，它是人文主义思潮具有消极性的一面。然而话说回来，正由于有了这种局限和弱点，人文主义的全部内涵才得以体会出来，否则它便不是人文主义了。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暴风雨》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比莎士比亚前期和中期戏剧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更完全化了。它显露了它本身不可避免的消极一面，同时也走到了自身发展的顶点。

这种宽恕和解造促成的道德改善，很有些像基督教义中的“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人家拿了你的上衣，你把外套也送给他”的意思。普洛士彼罗也说：“道德的行为较之仇恨的行动要可贵得多。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唯一的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更有一点怨恨。”剧本结尾处，亚朗莎把公国还给普洛士彼罗，普洛士彼罗的女儿同亚朗莎的儿子结成伉俪，他们达到了完成的和解，这显然有点理想化了。然而，有谁不承认这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自已理想实现的一种最高的憧憬呢。

二.人文主义理想在虚幻中实现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理想的红线，然而真正得以实现的却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现实主义笔法所致。在历史剧《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他写了亨利五世为太子时在下层社会厮混，与流氓为伍，即位后通过道德改善，成为英明的理想君王。这也许可算是在莎剧中极少见的一次人文主义理想的实现。而且即使在《亨利五世》中，作者也是较多地写了他的转变过程，而对人文主义理想社会的描绘，却极少提及。在《暴风雨》中就不一样了。在虚幻的场景中作者可以任自已理想的骏马姿情奔驰，在这个虚无飘渺的海上仙岛，一旦人们按照自然法则生活，一切丑行恶习便都呜呼哀哉。聪颖的贡柴罗曾对理想社会的图景做过这样的设想：“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没有君主；大自然会自已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这又何尝不是莎士比亚自已对理想社会的设计！

作者的婚姻爱情的理想形式也在这部作品中得以实现。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曾对封建包办婚姻进行过无情的揭露，他本能地感受到爱情应该从势力的阶级偏见中解放出来！然而他宣扬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却又始终拜托不了本阶级的范围。《李尔王》中法兰西国王可以毫不计较地娶没有陪嫁的考狄利娅，但她是公主；《威尼斯商人》中的第米特津和莱珊德，更是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自主”。在《暴风雨》里，莎士比亚大胆的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摒弃了一切外加先决条件的真实爱情的存在。在乌托邦式的仙岛上，在失去了自已的社会身份的情况下，密兰达和弗第南相爱了。在密兰达看来，弗第南是她“从来不曾见过宇宙中有这样出色的人物”，在弗第南眼里“一切的称赞比起她自身的美好来，都是瞠乎其后的。”他们一见钟情，是一对理想的终身伴侣。在这对青年男女身上，体现了剧作者的人文主义婚姻爱情理想的实现。这种实现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它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恩格斯的启示：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以后，婚姻才真正有了充分的自由，人们“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而这些观点，莎士比亚已经开始揣摩着了。

在《暴风雨》中，善与恶的冲突也终于得到了理想化的解决。莎士比亚总是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解释为善与恶的冲突，寄希望于道德改善，但道德改善既难以实现，又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结果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就只能是善的毁灭和理想的破产。哈姆雷特空有“重整乾坤”的雄心壮志，在“颠倒混乱的时代”，却无法独自扫荡社会罪恶，只能造成个人悲剧。李尔王尽管在受尽人世间的痛苦折磨之后，成为一个获得真理的巨人，但仍只能抱着考狄利娅的尸体伤心哀号，最终自已也死于邪恶之手。泰门倾家荡产后尽管已看透了黑暗现实的虚伪、奸诈，在被人遗弃后大梦初醒，但还是不能避免精神疯狂的悲惨命运。在这些剧本中，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迫使他不能不站在现实的角度，写出人文主义理想破灭的悲剧。而在《暴风雨》中就不同了，整个背景既然都是虚幻的，而作者又有着那样炽烈的一腔人文主义热情，那么善战胜恶、理想战胜现实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剧本最后“大团圆”工的结局中，我们是否除了看出浅露之外，还应体察一下一个人文主义者最后的希冀呢？！

三.满怀乐观地展望人类的未来

在莎士比亚晚年，他的思想越来越经常地面对未来，他想要使人相信，下一代人的生活将更美好、更自由、更幸福。在《暴风雨》中，他坚信人类的前途的光明美好。请听密兰达这样的赞美：“奇妙呵！瞧这儿有那么多风度不凡的人儿！”这段表白使我们想起哈姆雷特同样满怀激情的赞美：“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神性，在这里被打破了，信仰重新捧回人间交托给人类自已。密兰达的惊讶、喜悦和兴奋，使我们看到作者的影子，他正瞩目于一片绚烂的远景，他理想的翅膀正跟随着天真浪漫的密兰达，飞向遥远而美好的未来，密兰达和弗第南的形象，寄托了莎士比亚关于人类未来的乐观精神。

在《李尔王》中，李尔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瞧她，瞧，瞧那边，瞧那边！”那边不仅是考狄利娅的嘴唇，那边也是理想的世界，真善美的乐土。李尔在对未来美好的幻觉中死去了，这标志着他的渴望和神往，但这种渴望和神往却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悲剧色彩。而在《暴风雨》中，这种渴望和神往却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神话中丰饶女神刻瑞斯赐福给一对有福的恋人，祝福弗第南和密兰达的婚配：“田多落穗，积谷盈仓，葡萄成簇，摘果满筐……”还如弗第南所说的：“这是一个最神奇的幻景，这样迷人而谐美。”字里行间处处都闪烁着人文主义者所向往的未来世界的熠熠光辉。在那里，意识到自身价值的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将永远是主宰自已命运的主人；在那里，真、善、美的光芒将照耀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春日将常驻在柳树的枝梢……莎士比亚在这里所作的乐观的展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剧本的虚幻色彩所引起的消极影响，使得这种虚幻色彩本身罩上了一层人文主义理想的金黄！

莎士比亚诗剧是反映他自已那个时代，在他那个铁的时代的暴风雨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诗剧《暴风雨》中的和谐与光明，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却又无法实现的憧憬。然而它毕竟代表着当时人文主义理想的最高境界，他那热爱人世，歌颂人世的精神，直至今天还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在评价莎士比亚这部作品时，固然是指出它虚幻消极的一面，同时也要肯定它乐观积极的一面，唯有如此，才能判定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借神话和幻景来表达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社会理想的最高憧憬，这就是《暴风雨》的一个富有诗意的主题思想，也是他企图通过最后一部作品，向遥远的后人倾吐的心音和对未来人类的衷心祝福。所以，本·琼生说得没错：他不属于一个时代，他属于所有的世纪。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3篇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书法家队伍中，有一位书法家，以中国文化人的形象，站在了联合国的舞台上。他就是2010年11月12日第一位被“联合国首届中文日”邀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书法作品特展的著名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言恭达先生。当日，联合国副秘书长赤坂清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和夫人侣海林，以及联合国各部门的国际职员二百多人，一起用中文高歌“茉莉花”，使得言恭达作品特展的开幕式充满了浓郁的中国味。

能够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彰显中国精神，传播中国经典文化，一路走来，他追求书法艺术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又是怎样的呢？抱着这样的好奇，笔者走近了言恭达。

清逸之美，慈善之美

对于书法，笔者一窍不通。但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传递给人的感觉，应该与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有着相通的地方，那就是美感。

第一次看言恭达的书法，很直观的感受就是美，而且是那种很飘逸、很豪迈、很洒脱的美。当我把这种直观的感觉说出来时，言恭达眼睛一眯，笑了。继而他认同道：“你的感觉是对的。飘逸也叫清逸，它是书法艺术风格的一种境界：清，就是清蔚高雅，恬淡自然；逸，就是逸气，超诣之境。”

意境清逸浑朴、豪迈雄浑的古雅情致，一直以来，正是言恭达追求的艺术境界。他表示，书法艺术除了给人以美的享受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高雅的格调。他说：“真正的艺术作品，它都是高雅的，什么叫高雅？高雅就是高古、典雅，它的气息就是逸气。”

高古、典雅的逸气，对于书法来说，无疑是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一种超然脱俗的艺术风格，更是体现书法家独特魅力的精神品格。唯有把高古、典雅的气息贯穿在书法家骨子里、生命间、精神中，其作品才会透出清逸的气息，才会达到“人品与书品”的完美融合，从而彰显艺术至美之境界。

测其渊源，览其清浊，追溯言恭达书法艺术的清逸之美，可谓渊源久远矣。

1948年2月，言恭达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常熟——这个具有3000年人文历史的城市，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历代人才辈出，尤其是明清以后的很多大家就出自这个地方，素有人文荟萃之誉。自商周到清末的各界名人约计2937人。其中先贤5人、耆旧664人、义行251人、文学641人、藏书家71人、书家47人、画家203人、弹琴家29家、医家110人、名宦168人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常熟更是人才济济。而常熟籍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各类精英、文人雅士更是层出不穷，可谓群星璀璨，明亮闪烁，照耀着各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言恭达作为常熟璀璨群星中的一员，他的艺术之根，原本就流淌着古圣先贤的文化血脉。据《言子春秋》记载，言恭达为先贤言子的第84世后裔。言子，名偃，字子游，为孔子门下72位贤弟子中的第9位，文学高徒第1位，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后人称他为“言子”，是出于把他纳入诸子百家之列的尊敬。言子谦虚好学、擅长文学，开创三代礼仪典章，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年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期间，言子对吴地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谈及言子，言恭达无不流露出对自己祖先的敬重、赞美和骄傲。因着这份敬重、赞美和骄傲，作为言子第84代后裔的言恭达，心中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亦有着自己特殊的感受和理解，“不能给祖先丢脸”，是他对文化传承和文化责任油然而生的使命感。正如他受邀在联合国总部向世人展示书法时动情地表白：“这不是我个人的光荣，是当代书法的光荣，是民族文化的光荣！书法的载体是汉字和汉语，走近书法，就是走近中国！我为自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者而自豪。”

在言恭达看来，中国民族文化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人性之美中的清纯和真善。

2012年春节，年逾花甲的言恭达，在给朋友们发的贺年短信中，这样感叹：“我很眷念人世间同道中的那片‘清纯’和‘真善’，人性中的善良、纯粹与宽容是何等的宝贵！”

实际上，一直以来，言恭达把这种眷念清纯和真善的精神，已完全融入到了他的书法和生活中，成为一种生命的境界。清纯，是他书法传递给人的清逸的气息；真善，则是他用大爱之心，为社会奉献着慈善的力量。

近年来，言恭达用他内心清纯和真善的人文情怀，向周围的艺术家们发出倡议：“用艺术的形式参与慈善，这股暖流同样能温暖人心。”他的倡议得到了众多书画家们的赞同，并与他一道参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而言恭达自己还以个人名义为“非典”、汶川和玉树赈灾、江苏体育发展基金、江苏响水红十字孤儿学校助学等捐款近700万元，建立了“南京言恭达百万慈善基金”、“东南大学言恭达百万奖学基金”。

2010年10月26日，中国艾滋病防治协会社区工作委员会授予言恭达全国防治艾滋病爱心形象大使，这是继、濮存昕、蒋雯丽、蔡国庆等演艺界明星之后的全国获此称号的首位书画界知名人士。此次言恭达主动为防治艾滋病事业捐献了60万元。

对于慈善，言恭达说：“当整个社会都变得功利化的时候，慈善则尤其重要。我将慈善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它与艺术事业各占一半，因为它们都很重要，慈善能够净化自己的灵魂。我最后留下的作品，也一定与这方面有关联。”

言恭达做慈善很慷慨，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很简朴，笔者先后多次听他讲起青年时代所受的苦难：插队时，一碗菜汤，3分钱，言恭达每次都喝3分钱的菜汤；在沙家浜拉纤去上海，一个航程3个人整整11天，在冰天雪地里拉纤，只买过一毛五分钱的菜过日子；农忙时从早上4点干到夜里10点半……经历着大苦大难的他，好不容易借到半本《草字汇》，他便一边干活，一边背诵着《草字汇》，心里便不觉得苦了。因为，他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如今，言恭达的书法每平方尺可以卖一到两万元，可他的生活依然很节俭。有人嘲笑他的节俭说：“你几分钟就能画几万块钱，应该对钱已经没有感觉了。”言恭达却说：“我现在的心态和我许多年前受苦时一模一样。除了做慈善，钱再多，也不能乱花，因为我不是暴发户。”

是啊，如今的中国，把钱肆无忌惮地挥霍在毫无意义事情上的暴发户实在太多，他们一味攀比和炫耀着奢侈品，无度地引导和破坏着社会风气，却从来不知道慈善为何物？更不知道慈善带给人心灵的快乐是何等的宝贵。

言恭达说：“慈善是我的内心需要，也是一种快乐，它带给我和家人无比的安慰和开心。”

对于慈善与艺术家的关系，言恭达表示：“品低德差，落笔无法，书法之境界乃人格之境界。一个艺术家，是需要把审美体验上升到生命体验。慈善，则是其中一种。”

事实上，言恭达的慈善，也体现在平常生活的细节上。记得一次曾在朝阳门附近徽商故里的四五个人的饭局中，当一道特色徽菜“毛笔酥”被端上来后，言恭达用欣赏的目光看着那道菜，就是不动筷子。旁边在座的新华时代传媒总经理陈远志先生忍不住多次劝他吃这道特意为他点的菜。他盯着这道菜，久久之后，竟然露出怜惜而又不好意思的神情，笑笑说：

“我不忍心吃啊！”

他的话，顿时让大家感觉到他内心的柔软与真善。也难怪，他是书法家，毛笔是他创造艺术之美的神圣工具，他怎能忍心吃得下那惟妙惟肖、十分逼真的“毛笔”菜啊。

家庭教育：不谈钱，只谈精神

把慈善作为生活的需求和人生目标之一的言恭达，早在童年时，父母就给他幼小的心田播撒下了真善和博爱的种子。

“家庭教育非常重要，一个人的成才，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言恭达如是说。在他的记忆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父亲在书画艺术方面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母亲乐善好施、坚韧负责的做人品格。

谈及母亲，说话声音本来很轻、很儒雅的言恭达，顿时显得有点激动和动情。他呷了口茶，稳稳情绪后，向笔者娓娓道来：

言恭达在家排行老四，他有一个姐，两个哥和一个弟弟。他们的母亲胡景韶，善良、纯朴，胸怀一颗悲悯慈善、坚强刚正的心。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喜欢读书，是一位上进而开明的女性。解放前，她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新中国成立后，她当上了居委会主任，并曾当选过常熟市人大代表。

母亲乐善好施，看到穷苦人，绝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去帮助。在言恭达的记忆深处，最令他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他上小学六年级时，舅婆送来一床新棉胎，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床新棉胎，就是给全家人增添欢乐的宝贝，母亲却舍不得用，置放在高处给大家“饱眼福”。

但不久，新棉胎突然不见了。原来是母亲送给居委会辖区一家五保户了，因为五保户家3个孩子睡一张床，共同盖一条破被。当言恭达看到五保户那3个孩子因得到新棉胎而欢天喜地时，他心里却感到很委屈，于是回家对母亲说：“我和弟弟也要新被子啊！”当时，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人家小孩已经没被子盖了，你们好歹还有旧被子盖。”之后，母亲对五保户家依然很用心地照顾着。一天，母亲过路，看到五保户家3个孩子因为没人做饭，饿得直哭闹，就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来吃饭。当时，言恭达嫌他们脏，不愿意上桌。突然，母亲目光冷峻地盯着他，用十分严厉的声音呵斥道：“你嫌他们穷吗？”那一刻，言恭达被母亲责备的目光震撼了，并使他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要学会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高中毕业后的言恭达，正好赶上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去沙家浜插队落户。期间，他吃苦耐劳拼命干活，到第一年年终，他挣到了43.6元的分红。他把其中的5块钱拿出来，捐给了生产队一位贫农家生病的孩子。言恭达回忆说：“那个年代，5块钱不是小钱。我这样做，其实，在下意识里是在模仿我母亲。”

母亲对他们兄弟姊妹5人，最严厉的一条要求是：在家里，不谈钱，只谈学业，只谈精神。在这精神中，母亲强调最多的是读书、成才和将来为国家做事。“靠墙墙会倒，靠壁壁会翻。”这是母亲常常告诫他们的家乡俗语。意为：一个人只有靠自己，要自强不息，要成为有用的人。这使他们兄弟姊妹5个人，从小形成的人生价值观便是：平等、自强、报国。

言恭达的母亲，一心教育子女们不要平平常常，一定要成才、要在某个领域做出成绩，为国家做出贡献。结果，这样教育的成效是：包括言恭达在内的4男1女5个孩子，全都出类拔萃，都是正教授级，4位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言恭达的大姐，是中科院地理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地球物理》学报的主编。有意思的是，他的大姐，从来不让他们叫她“大姐”，而让叫“大哥”。他的大哥是浙江水利厅总工程师。二哥是中石化研究委员会的专家，上海石化研究院总工程师。弟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山水画家，常州书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谈及优秀的姐姐、哥哥和弟弟，身兼多所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言恭达，流露出由衷的自豪和对母亲深深的感恩与思念：“我的母亲基因强大，心智也强大，她有科学救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她信奉的精神是‘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我的长相、性格，我的成长和今天做人的方式，无一不受到她的影响。所以，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子女形成健康的个性品质、健全的人格、合理的素质结构，促进其健康地成长并顺利成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官位决定书法价值很可怕

在当下浮躁的时代，各个领域乱象横生。人们崇尚权力和金钱，不论质量，只因官位高而卖大价钱。这在言恭达看来，实在是当代书法界一种丑陋的现象。

他直言：“由官位、级别或在人民团体中的职务来决定书法家书法的价值，这很可怕。”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法的各种潮流，言恭达表示：当代社会虽然日趋多元，但人们判断书法艺术美与丑的基本审美标准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一标准就是深深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虚静”的审美理念。如果偏离了这些，终究会被时代淘汰。

言恭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很认真地向“两会”写提案，他曾提交的呼吁艺术家要树立正向、良好的审美情趣的《不要丑化中国人的脸》的提案，一度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美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与审美的建立。在他看来，那些不注重个人修养和书法内容，只在形式上追求夸张变异和追求极端的个人享受，甚至追求违背道德规范的书画流派；那些当着大官或大名人写上几个没有功底的字就卖出大价钱的书写者、那些一心只想着写字卖钱的书法家，最终都会成为浮云。他认为，当代书法艺术，应当重视科学理性精神，要以人文理念为根本支点，从书法的内在精神到技法体系，再升华到笔墨写意精神。要更多在格调、内涵和情趣上做文章。要注重精神性，反对创作的平庸化、媚俗化。要通过书法艺术引导社会和谐的主流价值观，这才是每一个书法家应该担当的责任。今天的文化创造是明天的历史遗存，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除文化民生外，最重要的是时代经典的文化积累。否则，将来回望，这个时代就会在一派轰轰烈烈中成为荒漠。

在言恭达看来，如今的社会，表面看似乎很热闹，实际上，热闹是因为钱。是钱，把人们的欲望燃烧到了极致。但是，要清醒地看到热闹背后的文化反思，物质丰富后，人文生态、精神的失落却是很严重的。他认为，至少有3个方面的失落：一是信仰文化的失落，很多年轻一代，根本都不知道人生应该追求什么；二是情感文化的失落，这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对社会的冷漠；三是文化生活的粗鄙，比如当下文化的“泛娱乐”化，很多人不知道文化究竟是什么，把文化变成娱乐。生活需要娱乐，但文化绝不是娱乐。如今的很多娱乐，只有感官刺激的快乐，没有丝毫的美感。没有美感的，是肤浅的。文化对每个人很重要，它是最养心的。而书法艺术更是养心、养精神的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价值，绝不是用卖多少钱的价格可以衡量的。

感恩时代，把白话文引入书法

中国书法，向来以书写古典诗、词、赋等为内容。可以说，言恭达是敢吃螃蟹的把白话文引入书法的第一人。

大草书作品《“我的中国心”——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29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是言恭达于2008年一气呵成的16.4米奥运长卷，志在以激情抒发蓬勃向上的奥运精神，成为奥运年的特别献礼；2010年世博年，言恭达又以澎湃的热情，挥写了25米大草长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席在上海世博会欢迎晚宴上的祝酒辞》，被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称为是时代“当下的精品”，并理所当然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两幅大气恢弘的书法长卷，表现形式既承古韵又呈新颖。在内容上，用白话文嵌入当下时代特点，使之成为将来人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文献；在书法风格上，其独树一帜的大草气质，一经亮相，就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注目与好评。

这两幅作品，为言恭达带来巨大声誉。而他自己也很自信地表示：将具有时代性的文本与代表中国最高审美的书法结合，是走向经典之路。

谈及创作这两幅书法长卷的初衷，言恭达感慨良多，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常常问自己一句话：当代书法家，还要将类似‘春眠不觉晓’的内容写多少年？能不能为书法注入更多的表达或更多的内容题材呢？这些问题想归想，但一直没有想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直到2008年年初，终于迎来了让自己的想法圆满实现的契机。”

2008年年初，言恭达在北京与中央电视台导演袁德旺相聚，同时在座的一位国家体育总局的同志，在看了言恭达刚出版的唐宋诗词长卷作品之后问：

“言老师，奥运会要在咱们中国开了，你能不能写写奥运呢？”

就是这样一句发问，让言恭达瞬间茅塞顿开！

换一种书法内容，写写大题材，这不就是他长久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吗？斟酌之后，他最后大胆决定，就将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29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词作为书法内容。通过一段时期的构思和创作，气势磅礴的16.4米的大草长卷《我的中国心》终于完成了。2008年7月13日，在申奥成功7周年主题活动中，该长卷首次在北京甫一亮相，就引起业界的格外关注。何振梁在发表演讲时说：“今天，在被誉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里程碑之一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我国著名书法家言恭达先生用他神奇的大草书法艺术，在16.4米长卷上向世人洋洋洒洒展示了陈述词，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全世界同胞为之激动、彻夜未眠的时刻。德高望重的沈鹏先生也为这长卷题写了所有中华儿女共同怀有的‘我的中国心’。这个长卷和题词不仅是罕有的文化珍品，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随着大草长卷《我的中国心》在业界引起的热烈反响，言恭达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赞誉，这份尝试成功的喜悦，更坚定了他将白话文引入书法的信心。

在2010年世博年到来之际，言恭达早早地就开始想：写什么呢？

2010年4月30日，言恭达从北京飞往上海参加一个书画展览。晚上6点多，他坐在出租车里，收音机正在直播上海世博会主席宴请各国贵宾的讲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谓听者有心，灵感突然光顾有心人。此时，言恭达在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了一句：有了，就写这个祝酒辞！

于是，“五一”长假期间，言恭达宅在家里，静心创作完成了25米大草长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古今中外，凡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都会彰显出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记载，以及对人类精神的弘扬与观照。通过“奥运”与“世博”这两幅长卷，言恭达完成了古典书法艺术形式与现代白话内容的创新和有效尝试，也显示出他对社会文化的思考与艺术创作上的启示，更表现出他对当下时代的感恩。他说：“书法的本质是意象思维，求其神。我在技法、内容、气象上解决了白话文入书法的节奏韵律问题。这与一般意义上书写唐诗宋词有很大不同，更具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实际上，中国书法不仅是线条的艺术，同时也是时代脉象的彰显。”

他认为：一个书画家，只有主动将自己的艺术追求融入到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的精品巨作。因此，他要求自己要做到：阳光下感恩时代，文化中敬畏传统，民生里关爱大众。他还鼓励和倡导当代艺术家要融入社会、拥抱时代、关注民生，让个人的生活体验提升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审美体验。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与辛亥革命100周年，言恭达选择孙中山、秋瑾、、陈独秀、蔡元培、、邓小平等20世纪部分杰出人物的诗文，又创作出了41米《世纪脊梁——推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人物诗抄》书法长卷，并于2011年11月11日至15日在APEC美国夏威夷大学文化论坛展出，再度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关注与称赞。

言恭达表示，伟人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强大，为人类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与人文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后来者所敬仰与缅怀，他们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理应将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

在采访中，当我问及言恭达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时，他笑道：“既然你问到了，就对你作个独家披露吧。马上创作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体育颂》参加中国美术大会第30届伦敦奥运会展出。”

只有精神永不死

初次采访言恭达，是在一年半以前。因为低调，当时他谈话并不多，就采访来说，他的态度从客观上说不是很配合。尤其是当我问到他做慈善的事情时，他说：“这没什么可说的，慈善的本质应成为每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慈善不能图回报，更不能带任何功利色彩，可能每个人做慈善的想法不一样，我是出自内心的需求，所以也没必要高调张扬。”这也是采访他的文章迟迟未能写出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我自己没有找到写一个“低调文化关怀者”的感觉。

好在，自从有了第一次接触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很多次饭局，都与言恭达共餐一席。这也是新华时代传媒总经理陈远志先生良苦用心的安排，因为他认为言恭达非常具有人格魅力、人文气质与值得感受和抒写的高洁精神与文化艺术魅力，他说：“我在言恭达的人品德行上找不出破绽。”

于是，通过多次接触、感受，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短信、电话和邮件交流，言恭达儒雅、谦卑、注重个人修炼、顿悟人生、心怀大爱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丰满，写作的感觉因此生动起来。

尤其是前不久受言恭达之邀赴南京参观他支持的历史文化保护项目“南京七十二坊”和“求雨山林散之纪念馆”。一行人迎来送往，言恭达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均给人大气而又不失谦谦君子的良好印象。他总是腰板笔直地走在前面给大家带路，他的身材算不上高大，但因为腰板挺得笔直，给人一种非常挺拔、傲然耸立的精气神。

期间，言恭达还特意介绍我们结识他阳光热情的夫人——她虽年逾60，但活力依旧，很擅长游泳、跳舞。生活中，她不仅是言恭达事业上最得力的帮手，她还亲自种菜种瓜、养鸡养鸭，让家人吃着放心菜。言恭达说，他常常觉得夫人很辛苦，一大早就下田地里去干活，但夫人却笑言不苦，很享受田园乐趣。谈笑间，那种传说中相濡以沫的味道，犹如餐桌上的美食，让人久久回味。

在当今人们集体向物质疯狂靠拢的时代，精神追求成为传说一样的奢侈品。

在与言恭达先生一年多的交往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精神追求的纯粹与执著。

他说：“人生的有效时间并不很长。一个人时间的价值不在于物质方面的享受，而应该注重精神层面的境界。人生虽然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会永远不死，也只有精神永不死。”

这是他对人生透彻的思考。难得的是，在生活中他的言行与他的思考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这种和谐统一，主要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内，注重个人修为，把人品与书品完美结合；外，关注民生饥苦，用慈善奉献大爱。

谈及人品与书品的内修时，言恭达表示：“我国传统书论别强调人品和书品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具有终极价值的。强调人品，就是不仅仅强调艺术的本身，而是把一个艺术作品、艺术家放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更大的影响，以及自我人格的塑造和精神层面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并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这样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才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我将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谈到大爱，言恭达说，大爱是从心中自愿流淌出的爱心之泉，是一种社会责任，有大爱的民族才是灿烂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即既要遵循天道规律，又要善待百姓，关爱世界。“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他以为文化人要有淡定之心、悲悯之怀、忧患之思。要以一点一滴的自觉行动，来修塑自己的灵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高于一切。窃以为，这是言恭达从小受的“不谈钱，只谈精神”的家庭教育给他烙下的心灵印记，更是他将这一印记放大、放远的生命足迹。

正因为如此，他做慈善，奉献大爱，都是主动自觉，由衷地从心灵生发。比如，他不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卖给商人去赚钱，而是主动找企业家换钱，然后让企业家直接把钱打到慈善机构。再比如，他发现盐城响水海边，有二百多个孤儿，每年需要25万元生活补贴资金。他即一次性赞助了5年，共125万元，并表示将长期支持下去……他做好事，要求不声张，只求自己心灵的抚慰与精神快乐的享受。

近两年来，他先后被全国政协评为“善行天下慈善公益”代表人物、以民意测评的高票数当选南京市首届“十大慈善之星”、第6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称号等，面对诸多实至名归的荣誉，他表示：每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都要倾己所能为国分忧，这不仅是每位艺术家的社会担当，也是自我心灵的洗礼与人性的升华。艺术需要爱，今天的爱心传递，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现代人文关怀与艺术精神。

言恭达与蒋雯丽、濮存昕等艺人，先后被选为宣传艾滋病的形象大使。但他却对“形象大使”的提法有自己的看法，他自我调侃说：各种形象大使很多，我认为不能只提形象，而更应该提行动。所以，我不是形象大使，应该是行动大使。

从艺术到做人，言恭达特别崇尚两个字：纯、醇。虽然，盛名之下的他，总是会被许多无谓的俗事所打扰，但他会很快调整心绪，让自己入静下来，回归到纯与醇的精神境地。

言恭达的日常家庭生活，崇尚上简主义。用他的话说，就是“做减法，不做加法。”他不会像很多有钱人一样，买来许多注重面子而不注重实用的奢侈品装点门面。他的家庭装修，也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没有张扬的豪华与阔绰，有的只是大气、简洁、合理的上简主义元素。他认为家庭装修，只要满足3点就可以了：1.功能性：实用。2.休闲性：放松。3.观赏性。上简性，越简单越好。

言恭达特别推崇孔子的处世哲学：1.学习、成长。2.有几个好朋友。3.向君子看齐。

这一切，何尝不是他个人精神追求的纯粹性的完美体现和对生命意义的启示呢？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世纪;人文主义者;教会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在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产生出大批的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文主义者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有着普遍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他们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与虚伪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试图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突破罗马教会的虚伪的道德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基督教仍然有深厚的宗教情结，他们大多数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对天主教的忠诚。这种对宗教的双重性特征可以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自身和他们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

但丁在其《神曲》中揭发教会和僧侣的败行劣迹，但又不全部反对宗教神学和教会，甚至还把宗教神学置于哲学之上。融人文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神学观念、中世纪传统观念于一体。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他画的多幅圣母像是将传统的宗教题材描绘成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美，称颂一般人类线性的光辉，洋溢着幸福，体现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教会极尽讽刺之能事，但后来又想皈依正教，一度几乎彻底放弃自己的人文主义立场。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才多艺的“巨人”的典型代表。但在他去世前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迫近，于是请人反复讲解《圣经》中的教义。

从上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教会的态度，很难简单刻画。有的人是直言不讳的自由思想家，不过即使这种人也受“约束”，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与教会和解。大多数学者痛感当时教皇的罪恶，然而他们还是乐于受教皇的聘用。”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存在着难舍的缱绻之情，针对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分析，现有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并未作具体的阐述，中学教师对此现象的解析通常只是从经济和阶级的角度进行解析，即认为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其原因：

一、“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处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可以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基督教成为当时唯一的和意识形态，所有的人从一生下来就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一直到死，还要由教会来举行临终忏悔。而当时的欧洲人，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对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堂地狱之类的东西深信不疑，根深蒂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宗教虔诚的信仰，尽管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人性解放和现世享乐与基督教的天国理想背道而驰，但是他们却始终试图把他们倡导的思想内容渗透到基督教信仰的形式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拉斐尔的圣母像和米开朗基罗的《圣经》题材的绘画。

二、人文主义者注重现世的幸福也让他们重视财富和个人名誉。虽然他们对罗马教会表里不一的虚伪也非常反感，但是这种反感并不妨碍他们出于某种现实的功利考虑，宁愿为罗马教会和教皇所聘用。为教皇服务的16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圭奇阿尔狄尼在他的《格言集》中写到：“没有人比我再憎恶那些教士们的野心和放纵生活的，尽管如此，我在几个教皇的宫廷上的地位还是使我不能不为我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他们是伟大的。”一方面，中世纪的教会拥有足以令他们羡慕的财富，教廷可以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优厚的报酬。充足的金钱使人文主义者可以专心从事艺术创作，不必为自己的生计而费心，因而他们很愿意为财力雄厚的教廷效力。另一方面，教廷可以为人文主义者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是他们赢得声誉的场所。乔托的《犹大之吻》这部传世名作就是他在阿累那礼拜堂完成的。如果没有教廷的支持，也就很难有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屋顶壁画这种作品。

三、人文主义者张扬个性、赞美感观享乐的要求使教会长期以来偷偷摸摸追求的感觉主义得以公开表现，因此它实际上使教皇和主教们感受到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这就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精神默契。在文艺复兴期间，教会出于种种目的，在对待人文主义的态度上与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成为教皇的朋友和受聘者，而宗教改革家几乎无一不是教皇的死敌。罗马历任教皇欣赏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也积极组织和赞助一些人文主义者的研究、翻译和艺术创造创造等方面的活动。尼古拉五世有“人文主义教皇”之称，他当教皇后，动用教廷资财大兴土木重建罗马，并收集图书，延揽文人学者，使教廷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的世俗君主中拥有崇高的声誉。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5篇

关键词：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文主义

一、《哈姆雷特》的创作背景

1.1 人文主义的诞生及其发展

人文主义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其中的人本思想和理性精神来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其平等、博爱的思想来自基督教精神。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想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反对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鼓吹仁慈、博爱，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个性自由。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它体现出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极大地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人文主义在意大利诞生以后，就开始不断地向外传播，并且不断的得到发展。大约在15世纪、16世纪传到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不断地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莎士比亚就生活在这个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的大转折时期。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日益深入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莎士比亚写出了悲剧《哈姆雷特》来反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同封建势力的较量和斗争，大胆地批判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及对人性的禁锢，并以先进力量的暂时失败为结局，来控诉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思想的罪恶。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人文主义者反封建思想而不反封建王权，反教会腐败、教会愚弄而不反宗教本身。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思想者都是拥护王权的基督教教徒。他们对《圣经》的原文进行重新认识和解释，从里边找出人生而平等，不分种族，无论贵贱都是上帝的选民和仁慈、宽恕、博爱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发展成最原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道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主义是对古代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总结性继承、发展和变革，是人本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结合。

1.2 基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取材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最早见于12世纪丹麦历史学家撒克莱•格拉马提库斯的《丹麦史》中。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贝尔佛莱斯特的《剧故事》中也有类似内容。一般认为《哈姆雷特》是根据托马斯基德的同名旧剧和其《西班牙悲剧》改编而来。哈姆雷特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正处于封建教会势力和封建王权势力统治之下。虽然如此，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局限于教会和封建势力统治之下，而是通过基于人文主义观点处理原来的题材，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把人文主义思想融入到作品中去，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同封建思想文化和教会势力对抗。把只是单纯为父报仇的故事改编为社会悲剧，使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大大深化了故事的主题。

二、人文主义思想在《哈姆雷特》中的表现

1.1 哈姆雷特的故事情节

《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德国人文主义思想中心威登堡大学求学，他的父亲突然暴死，得到父王的噩耗后，他立即回国奔丧。其时，叔父克劳迪斯正要登上王位，母亲正匆匆要改嫁给新王。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他痛苦不已，抑郁寡欢，厌世之情开始在他灵魂深处产生。正当新王与母后举行婚礼的狂欢之夜,父亲的鬼魂在城堡上空出现,向王子诉说自己的死亡真相，告诉他自己是被弟弟克劳迪斯谋杀而死的，克劳迪斯趁他午睡时,将毒草汁滴入他的耳中,毒死了他。父亲的鬼魂要王子为他报仇。哈姆雷特下决心替父复仇，为证实叔父谋杀父亲的真相，他开始装疯，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副精神失常、语言癫狂的样子。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克劳迪斯开始怀疑起哈姆雷特，先后派遣哈姆雷特的老同学去试探他，被哈姆雷特看穿识破。一天，哈姆雷特乘一个戏剧班子进宫演出之机，授意他们演出了一出凶杀戏《捕鼠机》，邀请新王和王后一起前来观看。这出戏讲的是在维也纳发生的一个蓄意杀兄案，内容是一个维也纳的公爵被他的一个近亲在花园里毒死，不久这个凶手还骗取了公爵夫人的爱。他通过这出戏来影射其叔父克劳迪斯的行为，来证实事情的真伪。果然，在观看演出中，哈姆雷特发现新王面容失色、惊慌失措、坐立不安，戏未终场，便仓皇退席。鬼魂的话得到证实，哈姆雷特断定新王确是弑父篡位的叔父！与此同时，克劳迪斯为搞清哈姆雷特“演戏”的意图,授意王后找哈姆雷特谈话,同时派波洛涅斯躲在内宫帷幕后面偷听。哈姆雷特的母亲责备他对克劳迪斯无礼。哈姆雷特反唇相讥，言辞激烈，气得母亲一阵尖叫, 呼喊救命。帷幕后面也跟着发出声响。听到帷幕后的声响，哈姆雷特误以为克劳迪斯在偷听,便拔剑将其刺死。可倒下的却是老波洛涅斯。克劳迪斯害怕哈姆雷特会伤害自己，想出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匆匆派人把哈姆雷特遣送到英国,暗中让他们携信给英主,让英主处掉他。在去英国的途中,哈姆雷特发现新王的信件,将计就计,改写了文句,让遣送他的人到英国替他送死,自己则借通过海盗的帮助返回丹麦。这时奥菲利娅因父亲被爱人杀死、爱人哈姆雷特被遣离国,伤心过度,精神失常，后溺水身亡。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纠集一伙反叛者要为父报仇。不久,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在奥菲利娅的葬礼上相遇。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雷欧提斯向哈姆雷特提出挑战。阴险的克劳迪斯唆使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比剑决斗,他在雷欧提斯的剑尖上涂了毒药,在哈姆雷特身旁放了一杯毒酒，阴谋让哈姆雷特或死于剑下,或饮鸩身亡。在决斗中，哈姆雷特取胜。比剑休息时分，雷欧提斯乘其不备,用毒剑刺伤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顿时警觉, 夺下毒剑也反刺对方。雷欧提斯知道自己不能活命,当众披露了克劳迪斯的毒计。这时王后因误饮了毒酒而死。哈姆雷特怒不可遏,怀着新仇旧恨,用毒剑、毒酒一齐加于克劳迪斯，杀死克劳迪斯，惩罚了这个元凶，报了父仇，同时自己亦毒发身亡。四人同归于尽，哈姆雷特在临死前嘱咐好友霍拉旭继续他未尽的事业让人们认识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好地正视它、改造它。

1.2 人文主义在人物形象哈姆雷特中的体现

哈姆雷特算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形象。所谓“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概括了这个艺术典型的复杂性。把它视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占主流。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极力塑造的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在《哈姆雷特》中冲突始终围绕王子为父报仇这个中心展开。哈姆雷特出身王室，却在当时新文化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教育，他接受了许多与传统和教会截然不同的人文主义新思想和新观念。认为人是“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世界则是“一栋壮丽的帐幕”，一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屋宇”，表现出当时人文主义所特有的民主意识与人性光辉。哈姆雷特是个典型的学者型王子，他文武全才，光明磊落，而且作为艺术典型，人文主义的长处和局限在其言行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方面，哈姆雷特观察敏锐，长于思考和分析，具有思想家的全部素质。他由个人的不幸想到普遍的苦难，由宫廷阴谋看到时代动乱，从而把个人复仇提到重整乾坤的高度。他曾多次问自己：“除了我—倒霉的我以外，谁还能改变这‘混乱颠倒的世界’？这就是哈姆雷特改造社会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过分相信自己，太重理想。虽然，他勇于探索，但往往脱离实际，虽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却不相信他们，始终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步。在作品中，哈姆雷特说：“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恶毒的秀草”，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这些意象象征性地告诉我们，上帝失落了，而魔鬼却活着，世界变成冷酷的世界，变成一个颠倒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哈姆雷特却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人物形象，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不具备一个王子，未来国王的气度和胆略。哈姆雷特在复仇中一再拖延，错过许多良机，比如在克劳狄斯忏悔的时候，他完全有能力有机会把罪恶的国王杀死，而他却以为克劳狄斯是在向神忏悔，这个时候杀死他不仁慈，会受到神的责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更能反映他遇事的不果断和缺乏勇气。一个王者通常是不讲游戏规则的，哈姆雷特为他所具的人文主义气质所害，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首先体现在哈姆雷特对人类的态度上,还体现在他对人和事物的平等观念上，更体现在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上。

1.3 人文主义在内容上的体现

《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在这部悲剧中，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思想者理想的代表人物，剧中他与克劳迪斯的冲突真实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与英国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反映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年的英国现实。

戏剧一开头, 莎士比亚就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会画面：丹麦发生宫廷,老国王被害,王位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克劳迪斯窃取。在新王的统治下，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外敌压境、民怨沸腾，窃取得来的王位岌岌可危。哈姆雷特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先进人物一样崇尚科学，重视理智，不轻信，不盲从。父亲鬼魂出现之后，他仍然冷静观察，冷静思考，提醒自己“要先得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他说：“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在别人眼里，他也是当时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者的典范。奥菲莉娅描述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这样的一个“可爱的王子”，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这点，连他的敌人克劳狄斯都不得不承认。克劳狄斯一再说：“他是为胡涂的群众所喜爱的”，“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但是，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却与丑恶的现实发生了矛盾。他从威登堡回国后所看到的一切使他非常失望，国内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压迫者的、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生活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他认识到世间混乱的同时，他幸福而美满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变，他所崇拜和热爱的父亲突然死去，他所爱的母亲很快就同他新登基的叔父结了婚，叔父登基后过着“酗酒取乐”糜烂生活，而且还得到朝臣的拥护。邻帮挪威蠢蠢欲动。宫廷腐化堕落，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时刻。这一系列事件使他认识到了生活中的丑恶与阴暗，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生活理想，开始破灭了。但人文主义并没有在他身上消亡，而是成为鞭策他的动力。他站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高度上，渐渐的认识到他的行动不单单是为父报仇，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有责任和义务改造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还表达了他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尖锐地抨击了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残忍。反映了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反封建腐败的思想。

三、《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意义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展现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变革社会的途径和方式。在作品中，哈姆雷特虽然杀死了敌人，但仅仅是除掉了一个恶人，而不是整个人文主义者整个理想和事业上的成功。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临死前他希望好友霍拉旭把他的故事讲述给世人，让人们认识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好地正视它、改造它。哈姆莱特所处的时代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腐朽但仍占统治地位，并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新的罪恶势力与之结合，在力量对比方面暂时还大大超过了人文主义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把社会的斗争看作“善”与“恶”的斗争，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是孤军作战者。

哈姆雷特是个具有先进理想并勤于思索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精神的危机，理想的破灭，使他悲郁愤懑，痛苦异常，也促使他不断思索，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他从家庭的变故看到宫墙外的社会问题，有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只相信个人的作用，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矛盾重重，思考多于行动，时时感到忧郁、茫然，行动犹豫、延宕。生活在英国新兴势力还处于幼稚阶段的哈姆雷特，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最后他虽然奋然一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忧郁始终伴随着他，伟大的理想并未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但是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和悲剧结局也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危机和致命弱点。

哈姆雷特所处的时代和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只能孤军奋战，最后被封建的恶势力所吞没。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仅是一出个人的悲剧，而是人文主义者和整个时代的悲剧。然而，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和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成功的消灭了罪恶，改造了现实，重整了乾坤，而在于他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缩短这种距离、解决这种矛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外，他对于人和世界的看法也加深了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与精神的了解。

作为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哈姆雷特以他悲壮的死讴歌了个性的尊严，赢得了对封建的旧制度旧思想和黑暗势力精神上的胜利，鼓舞了后世人文主义思想者的斗争和不屈的斗志。他那崇高的品格、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热情高昂的思想力量，作为一种永恒的精神财富，也必将为爱好正义的人所珍视。

参考文献

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许海燕，吴俊忠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11月

金元浦.张良村等.《外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 2004年1月第一版

刘念慈.曾繁亭等.《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6月第一版

王玮.李宏图.《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8月第三版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神权；艺术；限制；赞助；人文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K54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124 ― 03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发生在14至17世纪初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而后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史学家们将其视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点，并认为它是欧洲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而“人文主义” 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要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所以普遍认为它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旗帜。

一、关于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必须弄清的几个问题

1.文艺复兴初期的发生地

文艺复兴的起点在意大利，也在这里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就，但是“ITALY”这个词在当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文艺复兴的初露峥嵘只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发达城邦，其中以纺织业、银行业发达著称的佛罗伦萨更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从这点来看，并不是整个亚平宁半岛都是文艺复兴的沃土，局部地区的条件不成熟对文艺复兴的全面发展产生了阻力，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之花不可能得到整体盛开。

2.文艺复兴的内在动力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为了经济效益的更大化，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地位，因此产生了冲破宗教神权绝对控制的愿望，而挑战“神权”最好的旗帜便是后来史学家们所谓的“人文主义”，即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要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文艺复兴发展的内在动力。

然而，新贵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倡导人性解放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价值追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对古典主义和人身世俗权利的向往，但是他们并不具备彻底革除神权对世俗社会统治的意志，这种不彻底的价值追求也决定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权结构对人文主义的限制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架构、政权体系都十分复杂，既有强权统治的君主国，如米兰、那不勒斯，又有新型的共和政体，即城邦共和国，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虽然如此，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地位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依然相对稳固，但是这种稳固状态已经远不如中世纪。事实上，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的论点毋庸置疑，但是其发展程度和影响力不宜被过分夸大。首先，文艺复兴文化本身就属于当时的精英文化，只发生在小部分精英团体之中；其次，从艺术品的社会功用方面来看，最突出的莫过于它的宗教职能和政治含义，理解了这两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认识便会更加客观。

1.艺术品成为宣扬神权的工具

首先是艺术品的宗教性。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和雕塑最明显的用途正是宗教性，集中表现为“虔敬功能”和“说教功能”，能够论证这两个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15世纪意大利修士乔万尼・多米尼就曾指出，“父母都应该在家中放置神圣图像，因为他们对孩子有道德影响”〔1〕，在佛罗伦萨，无论是年轻的修女还是新娘，都要有一些小基督像或是玩偶，以促进她们对圣母的认同。而关于f教功能的典型案例便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委托波提切利绘制的《惩罚可拉》，这幅画表现了《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场景，在可拉胆敢挑战摩西和亚伦后，大地裂开，吞噬了可拉及其追随者，以此来教化人们教皇是高于宗教大会的，这种将绘画作为说教工具的做法与人文主义者的雄辩术是一个道理。

2.艺术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其次是艺术品所承载的政治含义，文艺复兴时期为维护教皇权力，或是为某一政体歌功颂德的作品不计其数，无论是从共和国、君主国入手，亦或是从雕塑、绘画甚至是小装饰品等不同作品类型来看，他们的政治含义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如在佛罗伦萨与米兰的战争期间，佛罗伦萨人自诩为击败歌利亚的大卫，砍掉何乐佛尼头颅的犹迪，或是屠龙的圣乔治，由雕塑大师多纳泰罗创作的这三件著名雕塑（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之中），在当时就是充当共和政体的宣言，而米开朗基罗的旷世之作《大卫》也是在类似的环境下诞生的，正如史学家们评价这件雕塑所说的，“要求你在将其看做一件艺术品之前，要先了解当时的政治事件”〔2〕。

由此看来，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是对于“人”的形象的刻画并没有落实到解放人性和彰显人身世俗权力上来，而是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塑造高尚正直的统治者，或是培养温良顺从的习性上〔3〕。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形式对人文主义的限制

从经济层面来考量意大利文艺复兴，不难发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包括商人、银行家、手工艺者以及律师等）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人和银行家是出手阔绰的赞助人，手工艺者中孕育着杰出的艺术家。本文所探讨的经济因素只关注财富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赞助层面，这有助于分析当时的赞助体制对人文主义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1.私人赞助仍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繁荣的源泉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谁是赞助人？这可以从划分赞助人的类别着手，最有效的分类是将其划分为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从中世纪以来，教廷一直是最主要的艺术赞助人，这是宗教画在欧洲长期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宗教画也更多的被世俗人所订制，这与新兴商业阶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有关，他们会订制宗教画挂在家族礼拜堂或是自己家中，这一点可以从美第奇家族的财富目录中得到证实。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赞助人和艺术家，究竟谁是作品的决策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他们作为新的赞助人的力量也在壮大，这种财富的分流促使了艺术品市场体制的萌芽，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决策权博弈正在朝着有利于艺术家的方向转变，这使得作品中更多的个人主义风格得以发展。但是直到16世纪中期，市场体制仍远未赶上个人赞助体制，不难看出，文艺复兴时期有利于个人主义发展的体制转变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艺术的繁荣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赞助人的意志。

2.私人赞助对艺术的人文主义追求的禁锢

赞助可以分成长期性的和一次性的，长期赞助人通常是君主及其宫廷，他们雇佣艺术家作为自己的“廷臣”，例如达芬奇在米兰斯福尔扎宫廷期间；一次性委托更像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也预示着艺术市场体制的形成，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市场自由也不可被过分夸大。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来说，艺术的繁荣究竟取决于赞助人还是艺术家自身？有一点是肯定的，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艺术的繁荣，是由于这些城邦产生了自己的艺术家，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依靠从别处引进的艺术家，罗马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教皇和红衣主教们的慷慨赞助，使得涌入这里的艺术家和作家络绎不绝，甚至是在费拉拉、曼图亚等一些小城市，也因为其统治者或其家族的赞助而变成了重要的艺术文化中心，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曼图亚伯爵的妻子伊莎贝拉・埃斯特，她赞助的艺术家名单里包括了贝利尼、达芬奇、提香等人，对于这些小宫廷而言，“正是由赞助人在艺术的不毛之地唤起了艺术的诞生”〔4〕。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繁荣仍要依赖于个人而不是市场，而作为主要赞助人的教廷与宫廷主导了艺术品的形式与内涵，也主导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被禁锢的命运。

四、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自身的不彻底性

1.人文主义者作为艺术家的人文主义顾问的身份

被现代史学家视为文艺复兴核心思想的“人文主义”，在15世纪的意大利被称为“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事实上，在当时这是一套有关教育学的变革运动，它注重语法、修辞、诗歌、历史以及伦理学这五门学科，而“人文主义者”们便是在这套教育纲领下接受的大学教育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贵族或是职业人士家庭出身，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大学教育费用相当昂贵，普通的家庭是负担不起的，以当时最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为例，“其一年的学费相当于贵族家庭的仆人两年的收入”〔5〕。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艺术家的人文主义顾问，事实上，这就是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的一个学者中间人，由于当时的艺术家普遍缺乏古典文化教育（他们与人文主义者不同，多是出身于作坊而不是大学），所以当艺术家们要在古代历史或神话中选择题材时，便需要人文主义者给予建议，通常这些给予建议的人都是赞助人指定的。

2.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追求的捷径和精神追求的不彻底性

正如前面所述，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为教会或国家服务才是他们追求的自我实现，因为他们与艺术家一样，只要获得了君主的青睐或宫廷的赞助，就意味着名誉、地位和高收入。文艺复兴时期从事人文主义和科学的社会精英甚至比视觉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精英更受尊敬，然而选择人文学科仍要冒很大的风险，首先，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人很多，但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却寥寥无几；其次，想要获取某个职位就要面R激烈的竞争，这要求他们既要有出众的文学才能，又要有玩弄权术的本领，最常见的手段就是为君主著述一部史诗以讨主子的欢心。

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试图复兴古典文化艺术，但是作为“奴仆”的身份让他们无法摆脱神权的控制，更有如“完美廷臣”卡斯提廖内最终成为了一名主教，这种价值追求决定了人文主义者们对“以人为本”思想贯彻的不彻底性，无论这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亦或是由人文主义者本身不努力造成的，总之寄希望于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来建立“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自然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结语

纵观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时期只停留在表面和谐的社会生活之上，并进一步的集中到人自身上来，这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发展的最大成就，但是，诚如牟宗三所言，这种成就只可以归纳为一种“经验”，是一个混沌的自我意识，它与18世纪启蒙思想所形成的“知性精神”尚有较大差距。

〔参 考 文 献〕

〔1〕彼得・伯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M〕.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38.

〔2〕Seymour C. Michelangelo’s David： a Search for Identity 〔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77.

〔3〕Grafton A. and Jardine L. Humanism and the School of Guarino 〔J〕.Past & Present，1982：51-80.

〔4〕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M〕.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02.

〔5〕Martines L.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

tine Humanists 〔M〕.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7篇

Abstract: Humanism which direct origin can date back to Roman time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ristian theology. After subsiding in the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level for values, culture and art etc. Humanism finally achieved the leap from worshiping god to respecting people.

关键词：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神性；人性

Key words: humanism；renaissance；divinity；humanity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5-0325-02

0引言

人文主义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最早萌芽，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成为人性世界的第一缕阳光。人文主义不仅奠定了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而且还以其深厚的精神内涵和精湛的文化积淀，不断召唤迈着现代主义步伐的人们，返回古典的境界，返回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世界。为浮躁社会中久涸的灵魂提供了崇高精神寄托。人文主义历史悠久，其根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由教育、人性、人文学逐渐系统化而演变而来的人文主义曾在历史上风靡一时。

1人文主义的起源和特征及其神性在宗教中的体现

人文主义于公元前150年产生于罗马，15世纪时，l’umanista一词指研究或讲授人文学科的学者，拉丁语译为humanista.19世纪初德国人尼特哈默尔（Mythmaker）提出humanismus,而后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从罗马时代起，教育就是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Allan Bullock）认为：“不论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都（指伊拉斯谟、路德和梅兰克东）同意教育的重要性”。[1]人文主义作为一门学问包括辩证法、语法、修辞、音乐等学科，这些内容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方面，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发扬人性的途径，不仅从知识还要从精神和道德情感出发，达到能力和情操的全面塑造。包括人文主义哲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此种需求最后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但是此事发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

人文主义具有其鲜明而特有的特征。第一，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显得格外重要，有学者说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的分水岭和断层。然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只看到了人文主义与中世纪文化的差异，却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交叉点和人文主义作为历史的桥梁对中世纪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过渡作用。人文主义间接根植于希腊文明，直接发源于罗马文化，先于文艺复兴并且延续至今，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的。第二，与宗教相比，人文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他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精华，即人是一切的中心，而非上帝，因此更具有世俗意味。然而，人文主义的世俗化有其历史演变的具体过程。20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史家W.C.丹皮尔（W．C．Dampier）曾经说过：“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假如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就无法克服。

从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迫害基督教徒到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国教，基督教以顽强不息的精神成为贯穿西方社会发展的主导文化。中世纪时，基督教神学达到顶峰，因此，毫不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种体现。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人文主义是对人和自然界的一次再发现，是对自然地回归。”[2]然而，人文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这场变革的活跃力量大都是基督教化了的人。从洛克到穆勒、从伏尔泰到雨果、从康德到歌德，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都深受基督宗教神学的熏陶。本文力图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探讨人文主义观点中的神性、人性、由神性到人性的过渡以及神性与人性在价值观、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文主义中的神性在宗教情感极其强烈的中世纪是人们始终未能摆脱的桎梏。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人们对财富的轻视态度。圣经的潜移默化塑造了中世纪人们的财富观即贫穷为美德，贪婪为罪恶；在尘世为自己积攒的财富越多，进入天堂的几率越小；积累财产背离了信仰上帝的准则。人们通过教会和神学家的经文进一步坚信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

更为显著的是，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就是宗教艺术的一种。世俗主题的艺术作品跟浩如烟海的赞美神性的宗教作品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意大利画家佩鲁吉诺是以圣母像的出神入化而著名的；他的学生拉斐尔的早期画作《圣母的婚礼》、《带金莺的圣母》、《草地上的圣母》、《花园中的圣母》、《椅中圣母》、《福利尼奥的圣母》、《美丽的女园丁》、《阿尔巴圣母》等无一例外是描绘圣母圣婴的；耶稣通常为米开朗琪罗的创作题材；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娜、圣约翰》、《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拈花圣母》、《哺乳圣母》、《柏诺瓦的圣母》.柯勒乔和巴托洛缪修士的巨幅宗教画，乔万尼・贝利尼的以圣母为题材的组画----这些艺术奇葩都表明，人文主义中的神性是画家的兴趣所在与宗教题材的描绘对象。

基督教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深蒂固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人文主义旨在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中汲取养料，通过复兴古典文化，来研究古代哲学家、文化家、历史学家及基督教思想家的思想精髓。因此，基督教神学与希腊罗马哲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即为基督教文化。换句话说，希腊罗马哲学为神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维方式并使基督教经典更为完美。因此，人文主义在对古典文化“复兴”的时候，是不可能脱离神性的，这是与基督教文化兼容并蓄而来的。

2人文主义由神性转变到人性的进程缓慢

人们对财富的轻视态度从中世纪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早期。教会在鼓吹摒弃财富的同时却是最富有的社会集团。十四世纪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各种谋生的机会，个人主义得到发展，个人的前途可以凭借个人的才干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凭借个人的财产获得。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开始了由神性到人性的巨大转变。人文主义的财富观由神性到人性的过渡正是绝好的一例。彼特拉克认为希腊罗马的智慧同基督教信仰的教义是一致的，他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样，笃信静修生活、摒弃物欲。而十五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则主张激情、雄心、荣誉以及对物质的占有。布鲁尼等新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了财富的价值和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获得的外在幸福。然而，在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神性向人性的过度时期，虽然新的财富观逐渐成形，旧的传统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仍继续对人们的精神起深刻的影响。由于畅通的基督教伦理道德曾根植于人们心中，依旧对人们的精神起深刻的影响，因此，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者在精神上矛盾的徘徊于神性与人性之间。

他们一方面追求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又为传统的安于贫穷的观点感到不安。著名的圣・罗伦索教堂、巴迪亚教堂就是由科西莫・迪・美第奇资助修建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人文主义价值观由神性到人性的过渡时期，通过慈善活动和变相捐赠，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和平静。[3]这一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着手，开始尝试积极的参与社会生活，而不是像彼特拉克那样与世无争的进行沉思。渐渐的开始有人文主义者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年仅39岁的人文主义者萨留塔蒂任政府秘书长；早期在罗马教廷为教皇服务的布鲁尼也因57起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秘书长一职而成为意大利政坛远近闻名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十五世纪初对人文主义古典研究方面造诣极深的人文主义者也意识到思想上由宗教领域扩展到世俗领域的必要性。[4]布鲁尼作为人文主义者不仅参加政治活动也积极参加经济活动，他对商业、金融业和农业都曾有巨额投资。像布鲁尼和布拉丘利尼一样，当时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的生活都属于社会的中等或者上等水平，他们很难仇视财富或远离世俗生活，并完全听任禁欲主义教育，一开始使人们进退维谷的基督教神学中的神性的影响逐渐变淡。

画家们的主题依旧大多为宗教事物，但是人们逐渐能从鼎盛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作品中嗅到人情味的理想化特质，换句话说，这时期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开始被赋予一种把神变成人的想象，这种鲜明的过度与他们曾经祭祀神像的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虽然在这段过度时期人文主义观念对人性给予了一定肯定，但是人文主义仍旧停留在强化人同时保留神的窘境。

3人文主义实现了从敬神到尊重人的转变

十四世纪之后，人文主义开始了h神性向人性的过渡。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者不尽不再给予神性过多的关注，并进而完成了对人性空前的尊重。人文主义者布拉丘利尼在《反对伪善者》一书中对欧洲最富有的社会集团――教会的败坏和堕落的道德准则以及僧侣的游手好闲和不劳而食提出尖锐抨击，并肯定了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劳动价值。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论高尚》中，他不加掩饰的斥责了贵族的堕落生活，肯定了广大人民劳动的价值。另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瓦伦索・瓦拉反对基督教的伦理观，提出快乐是人类的最高幸福，应该以人们的快乐出发来讨论财富问题，强烈的斥责了同时代的教会和神学家轻视财富的学说。上述种种都标示着人文主义观念中神性到人性的转变取得了巨大进展。人文主义的财富观冲击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批判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和价值观，揭露了神职人员的游手好闲、贵族的寄生生活以及基督教对于大众关于摒弃财富的伪善说教。人文主义开始真正的引导人们追求积极地理想和人生目标，指导人们从传统的沉思生活走向主动创造财富的新生活。把人类从禁欲主义和苦行僧似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树立了人的尊严，完成了从敬神到尊重人的转变。

在艺术领域，达・芬奇的目光也从一开始的单一的圣母圣子像转移开来，举世闻名的半身像《蒙娜丽莎》，表现了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神采；威尼斯画派杰出代表性画家提香也对其百幅宗教题材画卷进行了革命，去掉了陪衬部分，突出体现人物思想的渲染，表达了他成形的人道思想；拉斐尔的一些人物肖像画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主题――人的高尚和尊严。雕刻艺术领域的作品也放弃了旧的传统，开始专心刻画凡人，彰显人性万象。总之，人文主义的艺术已然将人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和中心。

谈到文学方面人文主义观念对人性的重视，不得不提但丁的《神曲》。这部著作大胆的挑战中世纪神学关于上帝是唯一真实存在的观点，坚定的肯定了人的地位。但丁在神曲中提出人的解放，描绘人通过战胜欲望和邪念的努力（比作黑暗的森林），通过理性的诱导，回归天生的善良，达到个人精神的升华，最终达到个人意志与宇宙规律相一致。这正是人文主义思想倡导的一切以人为本，人应当代替上帝，成为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的最佳呼应。但丁在《神曲》中肯定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鼓励人们突破教会用来愚民的禁欲主义的条条框框，完成了人文主义文学领域由神性到人性的升华。

人文主义作为渊源悠久的信仰，它的世俗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文主义从最开始聚焦高贵的宗教事物以及崇拜神性，逐渐过渡到世俗人生观，即注重珍视“此世”而不是冥想中乌有的“彼世”；强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概括的说，正如丹尼斯・哈伊（D. Hay）认为的那样：“历史不会像神迹戏剧那样突变。”[5]人文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达到由敬神到重人的世界观的转变。

参考文献：

[1]Alan Bullock，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London:W.W. Norton，1985）.

[2]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1991），Christopher Dawson.

[3]Renaissance Florence, G．Bruker，（1966），第227页.

[4]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tine Humanists，L.Martine，（London，1963）.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8篇

关键词：《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人文主义 悲剧

一.人文主义渊源及其历史发展

人文主义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其中的人本思想和理性精神来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平等、博爱的思想来自基督教精神。人文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肯定了人的崇高地位;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神学。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反对封建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崇尚个性自由，肯定现世生活，反映了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了人文主义者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乐观进取精神，极大地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为人们的精神世界营造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人文主义诞生于意大利，之后传遍欧洲国家。大约在15世纪、16世纪传到远离意大利本土的英国。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试图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宇宙的精华”。莎士比亚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正是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人文主义精神。被称为“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的金刚钻”。莎士比亚曾说，他的作品就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哈姆雷特》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作品中，莎士比亚融入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把只是单纯为父报仇的故事改编为社会悲剧，使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突出反映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人文主义在主人公哈姆雷特形象中的体现

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他所处时代最优秀、最进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性特点：出身于高贵的王室，却在当时新文化主义中接受新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教育;出身上层统治阶级，却接近下层劳动人民;痛恨丑恶的社会现实，却抱有远大的人文主义理想。哈姆雷特在他人生的早期没有经历过巨大的挫折，所处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纯。他一直在学习西方的正统思想，他对“人”抱有美好的希望和巨大的热情。哈姆雷特曾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形象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其心目中，父亲老哈姆雷特正是这样一个“人”的典范和代表，“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然而一切思想的转变来源于父王死亡，母亲再嫁。当哈姆雷特知道了父亲的真正的死因后，他决心复仇。对哈姆雷特来说，复仇不仅仅是自己作为儿子的一种责任，也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责任。他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重大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一方面，哈姆雷特敏锐观察，深入思考。他由个人的不幸想到普天之下的劳苦大众，由宫廷内部的阴看到了整个时代的动乱，从而把个人复仇提到重整乾坤的高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又过分太重理想，太过于相信自己。虽然，他勇于探索勇于追求，但往往与实际相脱节;虽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推崇，却不相信他们，结果始终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哈姆雷特说“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些意象象征性地告诉读者，世界对他似乎混乱颠倒、冷酷无情。这样一个时代的哈姆雷特却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人物形象。为父报仇实际上成了改造社会的一个具体行动。他有意安排了“戏中戏”以便进一步证实奸王的罪行。当罪行的真相确证以后，便立即行动。但为了寻找正义的手段，他放弃了在奸王祈祷把他杀死的机会，接着又误杀了波洛涅斯，这样就招来被放逐的命令。最后，他虽然逃了回来，在决斗中杀死了奸王，自己也因中了毒剑而牺牲，“重整乾坤”的责任也落空了。

三.人文主义在悲剧《哈姆雷特》内容上的体现

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思想者理想的代表人物。剧中他与克劳迪斯的强烈冲突真实地反映了崭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封建的英国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戏剧伊始，莎士比亚就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会画面：丹麦发生宫廷，老国王被人杀害，王位被野心家和阴谋家窃取。在新国王的统治下，政治更加腐败，社会愈加黑暗，民怨沸腾，外敌压境，王位岌岌可危。当父亲鬼魂出现、？哈姆雷特得知了父王死亡的真相之后，他仍冷静观察，提醒自己“要先得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他说：“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奥菲莉娅描述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这样的一个的王子，自然得到了大多民众的拥戴。然而，他的理想却与丑恶的现实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所看到的一切使他非常失望，“压迫者的、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在他认识到世间混乱的同时，他的家庭也惨遭巨变，宫廷腐化，社会动荡，邻国蠢蠢欲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这一系列事件使他看到了生活中的丑恶与阴暗的一面，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抱负开始濒临破灭。但人文主义并没有在他身上消亡，反而成为鞭策他不断成长和勇敢面对现实的动力。他站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高度，逐渐意识到他的行动不单单是为父王复仇，而是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生死攸关。他有责任和义务去改造这个丑恶、混乱的世界。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

除此之外，《哈姆雷特》在艺术上也能够集中体现莎士比亚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剧作的生活画面广阔而丰满，情节的展开生动而丰富。剧作所反映的生活画面，从皇宫到家庭，从深闺到墓地，从军士守卫到民众造反，从剧场到比剑场，构成了剧中人物活动的广阔背景。在情节安排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除复仇的情节之外，还配合诸如友情、爱情、亲子关系等，对情节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作者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戏剧场面，如“戏中戏”演出的那一场，是一场重点戏，又是过渡戏，是哈姆雷特的思想和行动的转折点。

四.结语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变革社会的有效途径。哈姆雷特虽然杀死了他所痛恨的敌人，但仅仅是除掉了一个恶人，这并非是整个人文主义者、整个理想和事业的成功。哈姆莱特所处的时代，封建势力仍占统治地位，而且与之相勾结的还有新的罪恶势力，在力量对比方面大大超过了人文主义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因而他们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是孤军奋战者。这决定了他只能孤立无援地去斗争，最后被强大的封建罪恶势力所吞没。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仅是一出个人的悲剧，而是人文主义者和整个时代的悲剧。然而，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和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成功的消灭了罪恶，改造了现实，而在于他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以及缩短这种距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之，《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是欧洲文艺复兴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朵长开不败的艺术之花。哈姆雷特以他悲壮的死讴歌了个性的尊严，赢得了对封建旧制度旧思想和黑暗势力精神上的胜利，鼓舞了后世人文主义思想者的斗争和不屈的斗志。

参考文献

[1]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

[2]金元浦，张良村等.《外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1月第一版.

[3]刘念慈，曾繁亭等.《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4]王玮，李宏图.《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8月第三版.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悲剧作品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他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深受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他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将对人性的探索和关怀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中，并且以莎士比亚式的诗化语言，抒发着人文主义的理想。

一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首先跟天主教会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者宣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如果说教会教导人们把一切思想专注于对上帝的了解，那么人文主义者就主张，人们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尔在暴风雨中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哈姆雷特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白，泰门对资本主义社会黄金罪恶的谴责，这些著名诗章都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

曹禺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在创作生涯中，曹禺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精髓。早在读中学时，他便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到了清华求学期间，他更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的易卜生、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流连于世界艺术的长廊里。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他的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就是莎士比亚。曹禺不仅用诗一样的语言翻译了莎剧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也学习、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化语言和莎剧生动的故事情节及复杂、丰满的人物刻画。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影响曹禺戏剧观的重要因素。曹禺的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在新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涌现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两大基本主题。据罗昌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料》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的几乎所有作家都为此歌唱过。“左联”时期，左翼“剧联”领导下的剧作家已把创作重点移到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抗日斗争内容上去，这当然是戏剧文学的一种新发展，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这个反映时代、社会要求的重要主题，在戏剧方面还未产生一部代表作。1934年曹禺发表《雷雨》，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此后，《北京人》等又深化了反封建主题。正是由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一部接一部反封建、倡导个性解放、富于人文主义情怀的剧作的问世，曹禺才赢得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二

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8)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认为英国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对此内心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一心维持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持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谓“君权神授”，认为自己是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及绝对的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都必须听命于他，这就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农村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看清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他接触到的英国社会现实越来越残酷，人世间种种邪恶令他震惊：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社会恶势力横行，人民备受压迫，罪恶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得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哈姆雷特》里，年轻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青年，他诚实、坦率、追求高尚的道德与美好的情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王国击个粉碎，使他从平静、和谐的美好世界中惊醒，他不得不面对丑陋的现实。当他因为父亲的死亡回到丹麦王宫时，发现宫廷已变成了“监狱”，整个丹麦王国都变成了监狱。在这座监狱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谋杀者高居王位之上，阴谋家、野心家飞黄腾达，纯洁的友谊受到嘲讽，神圣的爱情遭到背叛。按别林斯基的说法，哈姆雷特看到了“关于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一回事……信心曾经是哈姆雷特的生命，而现在这个信心却被毁弃，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大大地动摇起来——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所看到的世界和人并不是如他所向往的那样，而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实际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和痛苦，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痛苦，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与“颠倒混乱的时代”之间的冲突。

《李尔王》则是通过另一则家庭悲剧，向读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更是一语道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金钱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腐蚀。在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剧烈冲突。

生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曹禺，不仅仅目睹，而且亲身经历了许多残酷的社会现实。带给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如一串串肥皂泡荡漾在眼前，一根现实的铁钉便轻轻地逐个点破”。在《雷雨》和《北京人》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主人公将封建家庭比作囚禁人性的“牢狱”，连空气都“满是罪恶”，仿佛哈姆雷特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因室、地牢。”(《哈姆雷特》二幕二场)曹禺的悲剧都是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多取自“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与家庭中的人和事。他的代表作《雷雨》，完全是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雷雨》讲述的故事，尽管发生在24小时之内，但却是浓缩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更应该指出的是，《雷雨》不仅仅是一部“暴露大家庭罪恶”的家庭悲剧，而是通过都市社会上层人物和底层人物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纠葛，以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问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无一不是作者以人文主义的情怀，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封建社会的血腥罪恶的控诉。

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曹禺不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同莎士比亚一样，曹禺在处理戏剧冲突时，往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灵的交锋，或是刻画人物自我内在的矛盾。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本能需求所给予的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人性的毁灭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与震撼，普通人在个人与社会、梦幻与现实、本能与理性、与礼教、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冲撞中，荡涤了人性中的粗鄙与丑陋，呈现出一种纯粹与洁净的美，实现了人性的升华，这些都成为曹禺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悲剧主人公的魅力所在。比如在《雷雨》中，我们之所以感到繁漪是最“雷雨”的一个人物，是因为她心灵深处的扭曲与压抑最为极端。她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有着年轻女人正常的欲望与性情，有着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然而她却不得不在那个“牢狱”般的封建家庭中伴着“阎王”生活，一举一动都要听话，“给孩子们作出服从的榜样”。十八年的压制和抑郁使她变得乖戾和阴鸷可怖，也将她胸中的欲望积压成火山。在即将窒息的时刻，她以的行为进行决绝的反抗。曹禺是这样评价繁漪的：“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重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尽管莎士比亚和曹禺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到他们对女性的同情和崇敬，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抨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体系，揭露这种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掩上曹禺的剧本，我们的眼前依然浮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诸如繁漪、侍萍、四凤、陈白露、翠喜、小东西、金子、愫方、瑞珏、鸣风等等，她们的命运，牵动着作者的心，也打动着读者的心。

三

作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从未在悲剧中表现出悲观和妥协，他总是以诗人的情怀，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着自己不屈的斗志，弘扬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哈姆雷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象征，是决不会向黑暗势力低头的。他的痛苦与忧郁，完全是来自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爱与憎：他爱世界是锦绣河山，憎它变成了一个蔓草丛生的荒园，变成了一所大监狱：他爱人类是“宇宙之华，万物之灵”，憎人类被作践成粪土，成畜生；他爱人世间的真、善、美，憎恶荒淫、邪恶、残杀、背叛、势利、假仁假义、卑鄙下流等一切假、恶、丑的行为。在他思考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他的独自表达了他最强烈的抗议：“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打和讥嘲、压迫者的、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哈姆雷特》三幕一场)这实际上是莎士比亚为人类的尊严受屈辱而鸣不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人情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哈姆雷特必须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最终他果敢地施行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刺杀妖王，铲除恶臣，把国事托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表现了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尽管结局是玉石俱焚，哈姆雷特悲壮地牺牲了自己，但“他在斗争中使人道、正义、理想发出了不灭的光辉”。在戏剧的结尾，莎士比亚用了他所有剧本里最堂皇、最热闹的场面——奏军乐、鸣炮，向哈姆雷特致以军人般的敬意。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莎士比亚的诗剧和曹禺的诗体化了的戏剧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着一种启发和借鉴的关系”。曹禺在他的剧作中，同样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展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在《日出》中，曹禺运用富于诗意的象征，表现自己对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在该剧的结尾，虽然陈白露感叹“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但“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太阳不属于黑暗的资产阶级，而是属于象征光明未来的工人阶级。最后舞台上传来的是砸夯的工人们渐唱渐近的歌声：“日出啊东来呀，满天(地)大红(来吧)……”方达生望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听着工人们的歌声，狂喜地说：“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虽然作者对太阳怎样才能驱除黑暗、新的天地怎样才能建立还比较迷惘，但他对光辉灿烂的明天抱有乐观的憧憬。

曹禺在《雷雨》序中曾这样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而周冲也正是曹禺人文主义理想的化身。他向四凤描绘的那个深藏在心底的幻想世界，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雷雨》第三幕)虽然这一篇诗一般的话语显得天真幼稚，这美丽的幻想在强大的黑暗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虚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类才有别于兽类，人性的光辉才能闪烁在天地间。

四

人文主义者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蒙田；人文主义；教育观；儿童个性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0-0123-03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1533-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一位很有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在蒙田的书房里，贴着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的这句箴言。这句箴言向我们透露出蒙田精神世界的广度以及他对全人类事物的关注和息息相关之情。在随笔集中，蒙田以自己为描写对象，开始了漫长的人性探索之旅。与早期人文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未借助神而直面人与整个现实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是复杂多变的，每个人又都是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每个人都拥有适宜自己发展的时机，教育要适应不同生命个体的自然发展。

一、“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

法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兴盛于15至16世纪，持续之久，影响之广。15世纪下半叶，法国已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对古典文化的研究。16世纪初出现了布戴、戴塔普尔・皮埃尔等法国第一代人文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古典作品的研究、考订、整理和编辑工作。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覆盖了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而且渗透到文学、教育等思想领域。蒙田的一生正值法国人文主义运动盛行时期，深受人文主义的熏陶。

1.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与发展。蒙田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海港城市波尔多的一个新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崇拜者，在跟随法国国王出征意大利时带回一些古典著作和一名精通拉丁语的德国医生。这名医生即是蒙田的启蒙老师。蒙田曾说“我还在吃奶时，尚未开口讲话前，他就把我交给了一个不懂法语、精通拉丁语的德国人”。这名德国医生，包括家里其他人，都只能用拉丁语与蒙田交流。没有方法和书本，无需教鞭和眼泪，他就轻松学会了拉丁语。拉丁语的学习使他从小就能阅读古典作品，父亲的教育方式也富有人文主义教育色彩，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人文主义的种子。6岁时，蒙田被送入波尔多市居耶那学校接受早期的学校教育。波尔多是受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城市，聚集了很多人文主义学者。居耶那学校由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古维奥主持办学，教学方法新颖活泼，禁止严酷的体罚。蒙田在这里学习了7年，一方面受整体文化氛围的影响，一方面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自修阅读。对古典作品的阅读和思考，使蒙田的观点向苏格拉底、西塞罗和人文主义者靠拢。他认为人类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人而非物质世界的研究。同时，他心目中的英雄全都是古代人。恰如人文主义者那样，蒙田也把古代人当作评论现世的参照。[1]古典著作的阅读近一步将他引入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认识。

2.“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1562年法国爆发了第一场宗教纷争，蒙田29岁；30年后，当蒙田1592年逝世时，这场冲突刚刚接近尾声。他亲眼目睹教派纷争造成的流血与伤亡，基督教与天主教互挖墙脚。这使蒙田对宗教改革失去了兴趣，使其与早期人文主义区分开来。从蒙田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他的身心发展是自由的，未受到来自家庭或学校的压抑；他的个性发展是充分的，从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的随笔集中表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更多是对自己剖析和解读。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蒙田式”人文主义的形成。

首先，蒙田未借助宗教来表达看法，而是直面人性。早期人文主义者大都保留了宗教因素。伊拉斯谟主张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运用于圣经的研究，创造虔诚的基督教会；拉伯雷的人文主义建立在基础上，充分批判天主教会制度的弊端，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希望纯洁天主教会。然而，蒙田则脱离了传统经院哲学的规范和系统化的表达，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发表个人意见。他所探讨的问题包罗万象，完全取材于真实生活，大到国家的风俗礼仪，小到个人的内心恐惧，皆与人息息相关。其次，蒙田不迷信权威，理性对待古典学问。他嘲讽只会用古典著作装点而不会思考的学究，他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而不能真正理解消化。人文主义运动时期，大多数人文学者对古希腊罗马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蒙田则对古典文献的修辞或学术表达并没有兴趣，而是关注作品背后丰富人性的体现。他最喜欢读的是名人传记，如凯撒的《回忆录》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认为传记能深入一个人的本质，展现人性真实的一面。再次，蒙田对人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他由肯定人发展到剖析人，深刻地解析人身上固有的矛盾和弱点。他并不歌颂人的伟大，相反他认为人是渺小的，人这种“可悲而又可鄙的生灵，甚至不能主宰自己……却胆敢自命为宇宙的主宰和君王”。他常对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加以嘲笑：“真是，普罗泰戈拉给我们编了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做万物的尺度，却从来不曾量量自己”。[2]这与仅仅盲目地歌颂人的伟大，夸张而热烈的肯定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者是不同的。

因此，蒙田的人文主义思想是独具特点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蒙田式”的人文主义。

二、“蒙田式”人文主义教育观

“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其教育观。虽然他专门论述教育的篇幅不多，但不能因此忽略其珍贵见解。蒙田对人的关注和讨论更为彻底，他认为人生世界是复杂的，组成复杂人生世界的无数个体生命又是各不相同的。世界上有多少生命个体，就有着多少人生模式。这是解读蒙田教育观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前提下，下文将具体讨论蒙田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1.知识与智慧观。教育孩子，不是一味的知识填充，而不问理解消化。蒙田认为，“植物会因为太多的水而溺亡，灯会因为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为饱学装满纷繁复杂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蒙田痛斥当时的学究气，曾讽刺那些记忆力填的满满，而判断力却空空如也的书呆子。学了知识并不等于拥有了智慧，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对于学生而言，“他受的教育，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3]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不会被各种权威、迷信和诱惑的奴隶，拥有真正智慧。

2.哲学与历史的学习。通常人文主义教育家把语言当做基础学科，而蒙田则将哲学作为学习的基础学科。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思考。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依赖哲学教育而完成人性的深层启蒙。在他看来，哲学的独特禀赋就是无处不在，它是最接近生活、最靠近心灵的学问，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孩子从小学习哲学，有利于良好的判断力和习惯的养成。养成判断力后才能学习逻辑学、物理学、和修辞学，并将所学科目融会贯通。历史是蒙田强调的另一科目，学习历史是儿童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课。读史能够使人经常和那些“生活在盛世的杰出人物”交往，由此获得对人的知识的理解，“人的内心状态之复杂与真实，在这获得尤为生动、完整的展现”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性格和不同面貌的人，我们不能用同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人，千差万别才是生命本质所在。儿童学习历史，正是正确认识生命个体，唤醒自我意识的有益途径。由此可见，哲学和历史的学习体现了蒙田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个体多样性的承认。

3.教师的选择。蒙田十分重视家庭教师的选择。他希望给孩子物色一位头脑多于知识的老师，因为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了对孩子的教育效果。教师的教育方法也要与众不同，不同于当时社会流行的灌输法。概括来讲，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尊重每个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老师走马上任，就要根据孩子的智力，对他进行考验，教会他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有时领着他前进，有时则让他自己披荆斩棘”，“老师不应该一个人想，一个人讲，也应该听他的学生讲一讲。”[4]老师要破除自己的权威，因为“教师的权威大部分时间不利于学生学习”。在评价学生时，不应看学生记住了多少单词和知识，而应看是否学会了生活，能否将学到的新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并应用于实践。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尊重儿童个性，给予每个人最适宜的教育。

4.身心的和谐发展。蒙田曾把教育比作种田，“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各种扶育的方法，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育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5]万物都有适宜自己生长的季节，我们也不应强迫孩子做出超越本性的事，而应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笔者认为，这是蒙田教育观最核心的部分。常有人用了很多时间，强迫孩子做勉为其难的事，因选错了路，结果徒劳无功。蒙田认为，应引导孩子做最有益的事。这种最有益的事即为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他曾说，对孩子的教育要既严厉又温和，不应采用粗暴和强制的作法。他认为没有比暴力和强制更会使孩子智力衰退和晕头转向了。同时，他反对的体罚，这是对儿童的一种摧残。由此可见，蒙田已经认识到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相互制约性，教育应该造就的不是一个心灵，一个躯体，而是一个人，不应把心灵和躯体分离开来。[6]只有灵魂和身体都得到和谐的发展，才是对每个生命个体最完整的尊重和关切。

三、总结

本文分析了“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蒙田的教育观进行了解读，突出展现了他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关切。教育儿童，就应了解其身心发展的特点，尊重其个性差异。强迫式、压抑化或同一化的培养都是不合理的。蒙田毕生所作的工作就是对人性种种形态的审视和研究，这种工作对于教育而言无疑有重要意义。对儿童个性的尊重，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虽然蒙田没有真正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导致其教育观点缺乏一定的实证基础和系统化的阐释，但也正是缺少了现实的羁绊和左右，使其得以潜入人性最深处，天才的灵感也源源不断的喷发。教育的本质就是要直面人性，如果连人性都把握不准，何谈教育？时间可以验证一切，蒙田这位被评价为最接近现代人的思想家，仍被前仆后继的学者研究和深挖，可见其思想的智慧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

[1]石中英.论蒙田的教育思想[J].教育科学研究，2001，（6）.

[2][法]蒙田.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3][英]P・博克.孙乃修，译.蒙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瑞士]边凯瑞玛利亚・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M].陈咏熙，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姜文闵.蒙田教育思想评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2）.

[6]卢敦基.深沉的人文主义者[Z].读书，19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