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社会经济权范文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1

[关 键 词]诉权，公益经济诉权，宪法权利，社会经济权利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尤为明显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利益的冲突和整合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各种新型权利的勃兴。社会经济权利（或者称为“公益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就是这种新型权利勃兴的突出表现。我国传统宪法权利体系仅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两大块，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走向现代法治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的残缺现象已成为中国宪政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对社会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文试图以公益经济诉权为着力点，以宪政为视角，探讨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从而为宪法对公益经济诉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完善宪法权利体系，为宪法的完善，为创制一部“活的宪法”提供理论依据。

（三）以学理分类与立宪例结合的标准，将基本权利分为六类的分类：1.平等权、2.政治权利、3.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4.人身的自由与人格尊严、5.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6.获得救济的权利。[6]《宪法》要求个人不得侵犯任何《宪法》规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12条第2款第2句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又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修建铁路、公路、公共设施，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对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第2条，《外资企业法》（1986年）第5条，《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4年）第4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里的“社会经济权利”显然不只是财产权利与私权，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在一定意义是是对社会经济权利的认可。通称的社会经济权利，它和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有区别也有联系。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是从“自然”意义上讲，人自身应具备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集体主义产物，是政府给予公民的权利或福利。可以说，社会经济权利的赋予要求既对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加以扩充和保障，又必然加以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经济权利看作是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下的发展和延伸，这种以发展和完善人权为目标而产生的新的集体主义的人权观，既保障传统的人权，又提高现代工业社会之下的公民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从诉权的一般理论来看，诉权是一切社会冲突最终进入司法领域并得到解决的根本前提，是一种当事人基于特定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要求司法机关进行裁判的权利。“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诉权，是国家赋予社会主体在其利益受到损害和与他人发生争执时，请求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7]因此，公益经济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否通过诉讼程序加以保护，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诉权。我们把这种在特定的侵害公益经济权利的事实发生后，特定权利主体（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公民、团体和机关）要求法院依法进行裁判的权利，权且称为公益经济诉权。但是，公益经济权利的实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在现有宪法制度框架下所安排的三大诉讼的传统模式，只将民法、刑法、行政法上所需要的保障性权利——诉权，细化到具体的诉讼法律制度中。而经济法上的基本权利——公益经济权利，却因为其自身价值取向迥异于其它传统部门法权利，在现行的审判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的诉权，无法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最后的救济，而成为一种宣言性的权利。近年来，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因此，赋予公益经济权利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

二、公益经济诉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

“诉权是一种救济权，是一种一切公民所平等享有的宪法性权利。而且，诉权也是给予每一个公民从制度上表达自己意志的途径”[8].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么权利就形同虚设。任何权利的设定，都要求诉讼的最后保障。诉权作为一种保障性人权，正在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将诉权宪法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公益经济诉权的确认，符合诉权宪法化的趋势，对于宪法和法律所确认或所应确认的实体性权利而言，属于保障性、程序性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虽然有人认为，“公民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对于保护公民的实体权利 ——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9]但是，公益经济诉权在正常状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作为一种实体权利（民主权利）时，只保留对这种权利行使的可能性；当它呈现为动态时，就是启动诉讼使它作为一种民主权利的属性得以实现。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利形态。它的行使，使它同时在同一行为中实现同一权利外壳下的不同权利内容。它不仅以一种实体的民主权利的形式存在，而且以一种实现这种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的形式存在。经济公益权作为一种实有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公益经济权利的保障却远远没有达到人民设定这种权利的最初目的。权利实现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但权利的保障，只有借助国家权力的力量，通过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这种它律方式，经过司法这一中介环节，才具有切实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诉权是国家为保证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权利具有‘实然性’而设定的权力救济权，没有诉权的存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权利。相对于基于基本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而言，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性权利。”[10]公益经济诉权是公益经济权的保障权利，是在人民的经济公益遭到损害，从而使个人利益在共同利益受到破坏的情况下不能实现时，使人民有权提起诉讼，通过保护公益的途径来保护个人利益在公益下顺利实现的权利，是公民应当有的基本权利。

民主是宪政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原则，人民主权是其核心内容，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我国宪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邓小平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1]显然，推进民主政治，不仅要赋予人民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权利，而且，更要为实现这种民主权利寻找广泛而适当的途径。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发展，将为人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提供权利支撑。人民主权是公益经济诉权的最初来源。“人民之所以有经济公益诉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管理国家事务”。[12]在我国，民主的内核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是推行宪政的首要任务。“要切实保障人民主权，就必须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13]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使得人民在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要求人民法院对损害经济公益权利的行为加以裁判，使遭到损害的经济公益权利得以恢复，从而使得社会程序得以正常运行。人民通过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直接进行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公益经济诉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公民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因而，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民主权利。

人民主权内涵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对其代表的监督。因为，人民虽然是一切权力的真正拥有者，但不可能是一切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在现代民主政治下，人民的权力通常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实现。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及国家和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应当向人民负责。但是，这种由权力代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方式并不总能符合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社会公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由于代议制民主制自身的缺陷，权力代表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现实法律生活中，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关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行使自己的职权，例如，在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的驱动下，甚至滥用职权，放纵对公益经济的破坏行为。主权在民的理论认为，人民有权对权力使用者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在其不能正当使用权力时，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要求其正当运用权力直至取消对他的委托。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的权利，当公益经济遭到损害时，公民在没有公益经济诉权的情况下，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主体的不当行为的监督权利就很难实现。只有公民拥有公益经济诉权，使其在公共权力错位时，有权以诉讼的方式直接制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或要求有责任制止损害经济公益的组织行使其职权。公益经济诉权是一项切实的、可以行使的监督权利，为监督相应职权部门正当履行自己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责提供了现实的权利基础，使公益经济诉讼成为实现监督的一种方式，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监督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法权利。

三、公益经济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传统的宪政理论无不表明了人民对权利的无限关怀和对国家权力的无比警惕。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一种针对公权力的法，其功能在于控制国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传统的民主理论的局限在于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看成天然的，格格不入的死敌，把对国家权力的防范当作宪法的唯一目的，从而忽略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联系。“从宪法的意义上来说，宪法是用来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法律规范，权利和权力关系的协调问题贯穿于宪法的始终，二者的有机协调是宪政秩序得以型构的前提基础。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势必招致专制，从而背离宪政的意义；反之，如果公民的权利过大，国家的控制趋于弱化，必将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4]显然，宪政一方面要求彰显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所以，除了强调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滥用权力和权力无限扩张之害之外，还要必须容纳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有效的履行许多重要的对内外职能的国家。这种国家应该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独立与统一；能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某种社会正义的职能。因此，我们在从保障人民权力的角度对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进行考察后，再从加强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确认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是很有助益的。

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是加强国家依法治国职能的重要手段。依法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管理国家事务是国家的根本职能。正如贡斯当指出：“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他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15]人民把权利授予国家，由国家依法行使权力是人民主权的题中之意。我国宪法第我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治国的内涵是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得到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然而在我国大量损害经济公益的案件存在，却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赋予相应的诉权，导致了这种现象的日益猖獗和国家的遏制不力。一方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最终处理没有相应的法律，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无法可依导致了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放任，明明违法却不会招致法律制裁，从而出现违法不纠。公益经济诉权的缺位，严重的削弱了国家权力，尤其司法权对国家事务的合法参与，最终导致了人民赋予国家的权力不能为全体人民所掌握，部分人通过损害公益满足了私益，而更多的人的利益则受到损害。国家权力的运行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国家权力在分工和制约中得到平衡，从而使国家权力得以健康有效的运转。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平衡制约是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由于没有相应诉权，对于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制裁往往倾向于由行政机关解决，这种解决方法最终导致的是行政和司法的严重混同。使由损害经济公益的行为引起的纠纷的最后解决偏离了司法轨道。判断权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事实上意味着司法权的分解，这一分解明显消解了司法应有的职能和完整性。这就导致了两种后果的产生：（1）由于处理权在行政机关，致使行政权在处理公益经济受损案件中，一家独大，一方面可能由于权力过大，而出现权力的不当使用，从而损害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权力范围的过于宽泛，使得国家向行政机关投入大量新的成本，而浪费其他权力资源，比如司法资源。更何况还有可能因行政方式自身的局限，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因损害公益经济所引起的纠纷。（2）司法权在保障公益经济领域的旁落是其导致的另一后果。这里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形，首先，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起诉，法院就不可能对某一案件有审判权。因而，对公益经济受损案件的无能为力，导致了司法权的软弱无力。其次，司法权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利基础，从而不能实现对独大的行政权的制约，权力制衡无从实现。很明显公益经济诉权的不明晰，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失衡，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要建设符合正当性的国家权力来保证人民主权的真正实现，就必须完善宪法权利体系，公益经济诉权对于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具有宪法权利属性。

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我并不提倡经常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法律必须和人类的心智一道携手并进。随着时移境迁，只要人的心智变的更为发达，更为开明，只要有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新的真理，行为方式和舆论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发展。”[16]显然，推进宪政要求宪法对新的权利作出某种制度安排。在新时期，由于新型权利的兴起以及宪政理念的发展以及公益经济诉权之宪法权利属性的揭示，要求在宪法的权利框架下对其加以制度安排。确立公益经济诉权基本权利地位，符合宪政的根本要求，有利于宪政的推进。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理念，民主是基础，法治是条件，人权保障是目的。

参考文献

[1]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刘茂林：《也谈宪法学体系的重构——评社会权利分析理论之争》，《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

[3]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386页。

[4]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原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页。

[5]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430页。

[6]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84页。

[7]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8]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9]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93页。

[10]莫纪宏，张毓华：《诉权最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法学杂志》2002年第4期。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12]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89页。

[13]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4]刘志刚：《宪法的哲学之维》，《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

[15]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公共论丛》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4页。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2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 ,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 上 ,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 ,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 ,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 ,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但如何调整呢 ?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 ,第 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宪法修正案第 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宪法第 8条第 2、3款、第 9条第 1款以及第 1 0条第 1款的有关规定等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 ;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 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 ,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 ,不论姓社姓资 ,只要发育水平相等 ,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 ,事实上 ,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 ,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 ,“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 “任何民主 ,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 ,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 ,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 ,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 ,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 (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 )与国家权力行使权 (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 )的方式 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 ,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 ,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 ,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 ,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 ,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 ,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 ,具体来说 ,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 ,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 ,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 ,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 ,甚至奴役公民本身 ,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 ;此外 ,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 ,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 ,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 ,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 ,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 ,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 ,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 ,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 ,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 ,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 ,国家权力高度集中 ,高度垄断 ,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 ,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 ,改革十余年来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 ,但总的看来 ,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 ,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 ,具体表现为 :

1 .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 ,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 ,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 ,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 .权力配置不合理 ,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 ,权力越界行使 ,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 ,政 (政府 )权 (权力机关 )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 ,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由于职能虚化 ,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 ,尽管宪法第 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 ,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 ,“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 ,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 ,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 ,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 .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 ,权力分工不明 ,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 ;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 ,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 ,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 ,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 .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 ,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 ,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 ;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 7 ;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 ,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 .在权力配置问题上 ,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 ,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 ,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 ,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 ,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 .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 ,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 ,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 ,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 ,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 ,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 ,防止反仆为主 ;但是 ,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 ,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 ,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 ,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 ,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 ,防止决策的片面性 ;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 ;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 ,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 ,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 ,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 ,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 ,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点 :(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 ,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 ; (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 ,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 ,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 ,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 ,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 .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 :(1 )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 ,大致说来 ,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 ,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 ; (2 )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 ,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 ; (3 )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 ,提高参与质量等。

2 .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1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 ,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 ; (2 )发展直接民主形式 ,如创制、罢免和复决 ,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 ; (3 )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 ,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 ,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 ,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 :1参见左羽、书生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 996年第 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 ,第 2 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 997年第 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 1 48页 ,知识出版社 1 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 3 2 8-3 2 9页。

7参见郭道晖 :《权威、权力还是权利》,《法学研究》1 994年第 1期。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3

［关键词］经济民主民主管理经济权利

民主是指人民拥有管理国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民主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政治领域的民主需要有经济领域的民主作为基础和保障。指出“劳动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利是最大的权利”。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利直接体现在企业的民主管理，也体现在对国家经济政策、法律制订的参与。人民除了拥有管理经济的权利，还应拥有平等地参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业、投资、创业、分配、消费）的权利。人民有了上述经济权利，就能从宏观和微观上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权益，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民主就能得到具体的实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民主是一个由理想趋近于现实的过程。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践”口号体现了朴素的经济民主理念，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只是空想。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天赋人权的观念，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却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辩护，以经济自由（市场主体可以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经济人有偏好自由）掩盖经济民主，早期的资本主义人权只包括抽象的政治权利而没有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孙中山针对资本主义弊端，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民生主义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形成了经济民主的思想雏形。

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斗争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将自由权利从政治权利扩展到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将经济权利付诸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福利、限制垄断、开征遗产税等一系列改革，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民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路线，削减社会福利和对富人减税，加剧了两极分化，导致了下层人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使经济民主有所倒退。

实际上，在私有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民主。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民主。

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进行过的计划经济探索，是一种自上而下垂直命令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公有制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微观经济民主，却在宏观上缺乏经济民主，不利于企业和个人自主地进行经济活动，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和效率不高。为此，社会主义要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传统的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从宏观上来讲所有市场主体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体现了形式上的经济民主，但在微观上却是资本的独裁和收入的不平等，实质上是经济不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对传统市场经济制度有所创新，避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民主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形式和实质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实施市场经济的中国应该将经济民主作为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将经济民主具体成为经济权利，将经济民主贯彻到法律、制度、政策、措施中，将经济民主最终落实到共同富裕上。

经济民主离不开企业的民主管理。为了克服传统大工业生产福特管理形式和前苏联计划经济“一长制”命令管理形式的弊端，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造了“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精神的“鞍钢宪法”，首次将经济民主应用于管理实践和生产活动，充分发挥了人的积极创造性，在当时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

由于僵化的福特制管理形式不能适应需求多样化和难以确保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产品质量，西方发达国家借鉴“两参一改三结合”对管理模式、生产方式进行了改革，诸如团队合作、合理化建议、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工人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控机床程序、装配岛（像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等，让原来只从事重复操作的工人掌握多种技能并承担起部份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职责，使福特制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扁平化发展。

在中国，“两参一改三结合”借助于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科学的管理方法又一次在宝钢、海尔等企业焕发出新的活力，紧跟乃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生产管理水平，基本实现了科学民主管理。像海尔在管理方式、组织结构上进行了“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的创新，运用信息化工具在企业内部建立“模拟市场”，每个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之间互为市场，让企业内的每个人都直接面对市场，促使每个员工都成为SBU（战略经营单位），每个员工把自己的业务当作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微型企业，以一个“微型公司”经营者的意识和方式进行日常工作，就如张瑞敏所提倡的“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海尔人人成为经理”，从而建立起扁平化的矩阵式组织。海尔的成功在于发挥每个员工的最大潜力，为实现全面的自主劳动、自我管理、一专多能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为经济民主在微观领域的具体实现指明了方向。

当然，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尚达不到海尔、宝钢的先进生产力水平，但是海尔、宝钢发扬经济民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创造性的做法值得所有企业学习。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诸如厂务公开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诞生了新时代中国工人代表许振超的青岛港务局就是依靠民主管理而蒸蒸日上的，许振超坦言：“在青岛港，工人的工资收入高，工人的意见有人听，工人说话能算数”。反之，一些由于管理层腐败导致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少数人独断专行，剥夺了广大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权利。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和实现产权多元化，更要坚持和加强民主管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做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股份制改造后要实现“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权力的相互协调和监督。

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非公有制企业也要让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工会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通过经济民主打破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侵害，实现大小股东的同股同权，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向心力，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主管理的实质在于把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主要生产要素。随着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资本的过剩和流动，人力资源正在逐步动摇资本的统治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源已经通过“期权制”等形式部分取得资本地位，美国已有数千家大中型企业和1000多万职工参与“职工劳动股权计划”（ESOP）。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普通劳动者依然没有获得“人力资本”地位，少量的

劳动股权以及职工购买股票并没有彻底改变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冶地位，所有制的设计仍不符合经济民主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的经济民主，需要民主管理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共同驱动，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海尔人人成为经理”的设想，是以人力资源为核心创新公有制的积极探索，把国有资本存量中劳动者创造的那一部分存量量化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体现了劳动和物质资本公平参与剩余分配的经济民主原则。为此，国有企业的改制不应再走“经营者持大股”或者由外企、民企整体兼并的路子，要按照每个人的人力资源贡献公平地实现“劳者有其股”，引入外来资本参股增资或者向社会发行股票，保持国有股的适当比例，从而实现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鼓励非公有制发展、有效利用社会资金、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民主的最佳结合，以经济民主促进效率的提高。

“劳者有其股”要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以人为本、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修改和完善。新的《公司法》要根据宪法按劳分配的精神、遵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按照经济民主原则、总结升华海尔等国企“劳者有其股”的做法、学习以工业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借鉴国外的“期权制”和“职工劳动股权计划”，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监督制衡作用，明确“老三会”、“新三会”的公司治理地位，保障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保护小股东的权益，规定公司成立后新员工在工作满一定年限后可以获得股东地位。

公有制除了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外，还应积极探索劳动合作制、劳资合作制、集体所有制等以人为本的企业产权组织新形式。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国家合作社社员已达到7.5亿人，而国内的明星村大多是通过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进行工业化实现了共同富裕。合作经济是完全的劳动者所有制，也是符合经济民主的最佳组织形式，应该通过完善法律、文化引导、政策支持、理论研究促进其完善和发展。

实际上，“劳者有其股”、劳动合作制是将剩余分配（利润）由完全按资分配变为劳动、资本公平分配。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得到工资和分红，同时将企业的命运同自身的发展联为一体，以主人翁的态度、最大限度发挥聪明才智投入工作，经济民主使公平和效率实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事实上难以成立，因为在传统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以资为本的条件下存在着初次分配无限拉大收入差距的趋势，只有通过高税收、社会福利实现再次分配，西方国家的老龄化已经使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支出不堪重负，再加重税负又会使经济丧失活力，可是资本的增值永远超出了它对社会的回馈，资本过剩和社保支付危机并存，公平和效率的矛盾难以解决。在中国这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初次分配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分配地位，扭转劳动者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下降的状况，从而减轻再次分配的压力。

生产方式的进步、民主管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在微观领域为经济民主创造了条件。微观领域的经济民主必须要有宏观领域的经济民主支持才能确保人民的经济权利，增进人民的经济利益。宏观领域的经济民主从根本上来讲要完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按照“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确保公民就业、投资、创业、分配、消费的平等权利，促使市场主体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具体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打破垄断，制订《反垄断法》，制止垄断企业对国民财富、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的侵占，为中小企业进军垄断行业开辟道路，通过自由、公平、充分竞争增加社会活力、社会财富和公共福利。

二、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差距，通过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收入透明化公平地征收好个人所得税，开征物业税。限制遗产继承，对拥有高额财产者课以遗产税，让资本紧随创业者不断创造财富，减少食利阶层，鼓励人们依靠自身人力资源致富。

三、健全市场规则，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实现规则公平，打击违法经营和非法致富，让守法经营的企业有利可图，让遵纪守法的公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促进经济健康有序运行。

四、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向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型，让权力退出具体的经济活动，结束少数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与民争利的行为，杜绝公职人员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转化为权力资本的现象。

五、打破身份、地域岐视，彻底消除封建的等级残余，赋予农民、农民工国民待遇，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工、低收入群体进行优惠乃至免费的职业培训，实现同工同酬，保证机会公平、分配公平。

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机制，确保每个公民拥有基本生活保障，确保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卫生保健权利，保证权利公平和起点公平。

七、形成有利于创业的社会机制，降低投资、创业的门槛，让创业者的人力资源得到社会资金有效支持，让小企业充分得到多渠道的融资，保持市场市体源源不断的活力。

八、充分发挥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改变劳动在资本面前的不对等状况，健全劳动法律、制度，实现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的挂钩，促进劳资关系和谐。

九、实现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国民待遇，消除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岐视，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在消除国有企业办社会事业的负担的同时减少对其财政补贴（国家战略产业除外）。

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也离不开政治民主的支持。人民要使经济民主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对广泛、实质的政治参与，将经济权利上升为法律意志，决定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监督政府的预算，让公共财政支出真正用到人民头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政治参与的民主制度，要使之更加完善以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要切实贯彻宪法规定的民主选举原则，选举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增加人民代表中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降低领导干部、企业家的偏高比例，实现各阶层的政治生态平衡，增加普通老百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使法律的制订和实施更利于人民群众，督促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经济民主是制度、现实、观念的统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造成中国人的民主意识淡泊，小农经济意识影响依然存在，市场经济的实践、制度、理念的尚不成熟，导致大多数人对经济民主缺乏清晰概念。我们要克服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摒弃狭隘的“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观念，加强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规则意识、平等意识、协作意识，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共同富裕的信念，形成经济民主理念。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4

本文作者：柯楠工作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在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洛克反对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社会利益。为保障公民和平、安全地享有公共福利，提出要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进行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了实施包含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所以决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限于贫困的权利”。［5］实际上，西方学者重视个性发展的以人为本价值是社会权得以出现和发展的起点，奠定了社会权宪法保护的哲学伦理学基础。但由于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人为本价值的表现并不相同。就尊重和保护个人社会权而言，消极的不受侵犯的个人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早就确立的价值最为重要。在如今全球社会权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这种价值表现出了对以人为本价值的尊重和实现。所以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出发，社会权宪法保护的基础在于对个体人本身的思考。（二）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法理基础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忽视，反映了社会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戒备和冷漠。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竞争的结果优胜劣汰。这些竞争失败者与失地农民沦为社会弱势阶层，他们往往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从而要求国家对他们的就业、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健康等方面的权益予以促成和提供。国家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满足需要财政支持，势必会对强势阶层的财产和经营活动征税。作为拥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强势阶层为了使自己占有的财产最大化和合法化，一方面极力维护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反对政府对失地农民等弱势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逃避自己应承担的纳税义务。所以，拥有话语权的强势阶层反对社会权的人权性质和法律性质。很明显，这正是作为社会强者的强势阶层对作为社会弱者的弱势阶层失地农民的戒备和冷漠，因为他们害怕社会权宪法保障会加重其财产的义务。日本学者杉原泰熊曾指出：“近代宪法中心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6］然而，人类社会始终向前发展，保障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阶层社会权发展规律不可逆转。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既有制度安排必须适时调整才能继续生存。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社会国家的新型理念被引入宪法。这种理念要求对社会强势阶层的经济自由权施加积极限制，对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的社会权予以确认和保障。（三）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人权法价值人格尊严也称人的尊严，简而言之就是对人的尊重。康德对人的尊严作了概念界定：“尊严———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可用等价物来衡量的价值，而且是一种内在的价值，美德加人性，只要拥有尊严，就能拥有两者”。［7］康德道德哲学以人为起点，以人自身为目的，开创了人类认识自身价值的先河，并为宪法保障社会权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法治国家有义务“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二战后，国际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尊重和保障人格尊严的风潮。1945年的《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及《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文件中都规定并贯穿有保障个人尊严的精神。其实，人的尊严在法律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应有实用性。人格尊严的价值在公法中的确立使得社会权意义上的人格权法律保护从普通法升至宪法得到了实现。但是，这并没有完成社会权宪法保护的任务。现代社会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中，由于公权力的扩张性和权力性，从对抗国家的角度出发，社会权的宪法保护要求给个人留出充分的个人自治的空间。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政府管理行为是与个人自治相对应的概念，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只要有人群聚合就会有管理行为。但是，政府管理行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始终是必要的恶。为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应当遵循三个理性原则：“作为一个人，联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由的；作为一个国民，则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公民，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8］为善也好，为恶也好，政府管理行为是一定要存在的。所以，就社会权宪法保障而言，社会权对抗的是政府权力行使对公民个人事务和公民个人领域的侵犯。这种侵犯直接干预的是个人对于公民个人事务的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自我控制的个人自治价值，是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侵犯。就连备受人们青睐的民主政体，民主如果离开了公民的自治，那将是虚假的民主。而“无论何处，自治的制度总能够养成人民自由的精神及为公共目的的合作的习惯”。［9］民主政体注重自治的政治制度的设立，尊重公民的社会权和自由权。但是如果不尊重公民对个人事务的自治，再好的自治制度都是形式主义的。所以，应该承认公民个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就业权等社会权，采取宽容的态度。政府只在公民个人自治的选择和决定伤害了他人的社会权和公共利益时，才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对公民个人自主决定行使的社会权进行干预。四、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义务宪法之于公民权利的意义，列宁曾有精辟的概括：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0］宪法从产生之始就与公民社会权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近代宪法史上1791年法国宪法最早设定了不同于自由权的社会权。该宪法第一编《宪法保障的基本条款》中有两款规定了社会权，一是“应行设立或组织一个公共救助的总机构，以便养育弃儿、援助贫苦的残疾人、并对未能获得工作的壮健贫困人供给工作”；其二是“应行设立和组织为全体公民所共有的公共教育，一切人所必须的那部分教育应当是免费的，此类教育机构应按王国区划的配合渐次分布之”。1918年俄罗斯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政权和财产的主人，从根本上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如该宪法第17条规定：“为保障劳动者能够真正获得知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为给予工人各方面的完全的免费教育”。因俄罗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宪法都效仿俄罗斯宪法的这一模式，使社会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得到普遍保障。但是，社会权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发展之路并不全是坦途，经济状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都可能导致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受阻。宪法中规定社会权只是对权利的认可；公民是否能够实际享受有社会权则取决于权利保障体系健全与否。因此，作为宪法权利的失地农民社会权是失地农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对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其义务主体必定是国家，具体应由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承担。

这就需要借助普通法律规范来弥补，使某些宪法规范具有可操作性。有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需“依照法律规定”得到保护和实施，即基本权利法律化。从逻辑关系上讲，应当是先有宪法规范的存在，然后才能依据宪法规范的要求确立相应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超越宪法规范所允许的范围来展示自身规范的内容和产生不符合宪法规范所要求的规范力。［11］从法律规范是对宪法规范的进一步展开来说，法律规范又是宪法规范效力实现的重要形式。如无具体的法律规范，权利主体难以具体行使基本权利，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只能徒具空文。同理，宪法规定的社会权同样需要法律的具体化。社会权的法律具体化主要为社会权的落实确定“实施细则”，具体规定权利主体、权利的内容、行使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相应的义务主体、义务内容以及救济程序等。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具有“依法”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积极介入，特别是需要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将有关失地农民社会权条款进一步具体化、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成为可执行性的法律规范，能够在现实中加以贯彻落实。如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依据宪法这一规定，1995年制定了《教育法》，之后又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教育法》与现行宪法相呼应，规定了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社会教育、义务教育、教育行政等内容，明确了教育的基本原则，以期彻底贯彻宪法精神的同时实现教育的根本目标。《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学校教育制度，主要确立了9年义务教育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通过法律具体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社会权”这一抽象的、原则的规范，具有了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在现实层面能够具体落实。⒉立法不作为及其救济。法律上的保护是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的最强有力的措施。有学者认为：“宪法应该规定社会和经济权利，因为如果连基本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人们就不能真正地享有公民的地位。最低的社会和经济保障权之所以具有合理性，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不能过上好日子，而且还因为民主社会要求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安全感。”［12］我国在法律上是保障公民享有社会权的，如《宪法》第14条、第19条、第20～22条、第26条、第33条第3款、第42～48条等条款内容，实际上都赋予了公民在良好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但社会权在我国仅是一个法学理论概念，《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作为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那些对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有关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应当在宪法中明确确认，将其确立为宪法位阶的权利。将失地农民社会权列为最高位阶的权利，其最终的救济途径应为宪法救济。换句话说，宪法救济与作为基本权利社会权的救济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作为基本权利，社会权的宪法救济应该符合一定的原则。有学者总结为，案件性原则、法律救济原则、时效性原则和适用诉讼程序原则。［13］就救济的规律和层次上看，社会权的救济可分为法律救济和宪法救济，特点各异。社会权的法律救济分为民事救济、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三者是社会权法律救济必不可少的内容。与社会权的法律救济相比，社会权的宪法救济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符合社会权的以人为本哲学伦理学基础。社会权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是为了人更高质量生存，而宪法本质上是“人权法”，是对人主体性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保障，因此，社会权的宪法救济符合社会权的根本价值。第二，综合化。社会权的宪法救济是包括社会权的宪法化、宪法解释以及社会权诉讼在内的有机联系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综合化的救济体系。第三，终极性。“穷极一切救济手段，寻求宪法保护”，既表明了宪法救济的最后启动性，也表明了终极保护性。社会权的宪法救济符合该救济原理，是社会权法律救济的救济。

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义务⒈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横向考察：积极行政的产生。有学者认为，由自由权到社会权，不仅表现了各国宪法的新趋势，也“表现了国家任务的变迁”。［14］自由权源于自然法的思想，以自由主义国家为基本理念。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思想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国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国家社会主义及福利国家为方向的新兴运动方兴未艾。社会现实又为这一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吃不上饭的人不自由”。人生活于贫困之中，失去了人的尊严。这就产生了构造一种新型的基本权利———社会权的必要，所创造的社会权旨在使人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透过社会权的产生对国家行政机关职能做出了新的诠释：国家行政机关不仅要消极的不作为，还要积极的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不仅是“夜警”，还是“救济施主”。就我国而言，在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方面，行政机关主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侵害失地农民社会权益的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工时制度和节假日休息制度，加班加点要按照《劳动法》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对侵害失地农民社会权益的用人单位要给予及时纠正和处理。加强失地农民社会权保护的宣传工作，加强监察队伍建设，给予编制和投入，提高自身素质和维护失地农民社会权益的能力。⒉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的纵向考察：中央行政机关职能的强化。国家的权力除了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之间进行横向分配外，还需要在国家行政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配。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即是宪法学所研究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基本形态。就社会权保障而言，在单一制国家，它是中央政府的权限；在联邦制国家，它属于州、邦或成员国的权限。二战后，保障公民社会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权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以国家结构形式考察，无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呈现出明显的强化行政机关社会权保障职能的趋势。作为单一制国家的中国，在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方面，中央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就是加强行政立法，尽快出台有关失地农民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就业、失业救济等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使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从应然走向实然，使失地农民社会权得到切实保护。

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司法机关的义务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通过司法手段使作为弱势阶层失地农民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社会权得到实际保障。从权力性质看，司法权在普遍意义上被视为国家权力独立的一支，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相对物。孟德斯鸠认为，司法权如果不同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与立法和行政相比，司法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它只有独立才能“免受其他两方面的侵害”。［15］司法的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司法保护是利用国家权力解决纠纷的机制，它依靠的是国家权力而非纠纷主体自身的力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能有效限制恣意和维护平等，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正义的基础。现代社会，作为社会弱势阶层，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实现与保障并非单纯依靠国家行政机关或公共舆论，它在很多方面必须依靠既有救济力又有确定力的司法权。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过大是现代社会的通病。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失地农民社会权时，由于依靠主体自身或舆论、传媒维权是脆弱的，唯有依靠司法救济与裁判，才会使实施侵权的人受到惩罚，使受害者得到公正的补偿和合法的救济。对于失地农民而言，由于经济实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不足，个体力量无法与强势阶层相抗衡，通过司法救济，可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使诉讼双方公平合理地展开对抗，从而有利于满足失地农民的社会权诉求。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形式多样，针对失地农民“权利贫困”和“经济贫困”，笔者认为，为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应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失地农民不因生活贫困而得不到公平正义的阳光。⒈宪法诉讼与失地农民社会权救济。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受到侵犯时，在通过其他手段不能得到维护或者没有其他途径补救时，应当有权提起宪法诉讼，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而“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16］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这样那样的社会权，但如果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些社会权也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实际上等于是没有权利。造成失地农民“权利贫困”和“经济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需要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司法救济是国家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宪法诉讼是整个国家救济的灵魂，它在当今世界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它往往通过法院的判决促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革新陈腐的社会意识和落后的价值观念，创新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权保障的理念和方法等。在现实中，对于失地农民有关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保护，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失地农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予以保障，它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的各项社会权落到实处。⒉法律援助与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7］法律援助是公平正义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正如美国马丁•梅耶所说：“法律援助事业的成员和支持者最核心的一条哲学思想是：法律在根本上是‘公正的’———因而法律不会也不能歧视穷人而牺牲其神圣高贵的公正性”。［18］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把法律援助看作政府对诉讼中的贫困当事人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人权保障，法律援助体现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之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使用了“法律援助”的概念，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在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盲、聋、哑和未成年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被告人时，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1997年1月实施的《律师法》第一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条，作为法律制度予以确认。该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法律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1997年5月，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框架的初步形成。实际上，我国迄今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首先，从立法上看，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不明确，不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律师法》，都没有规定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且实施法律援助的规则、程序、机构、标准也不明确；其次，我国基本上处于由律师协会和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阶段，而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出资，包括支付律师的援助费及相应报酬。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法律援助经费都依法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支付。我国由于未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因而国家财政支出的法律援助经费很少。因此，作为社会弱势阶层的失地农民在维护社会权益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将受到很大限制。［3］我们讨论和研究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产生的制度因素，决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家的经济制度本身，还必须看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它包括对失地农民社会权和经济权的双重影响。政治对社会权的影响是通过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的。在我国，既没有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5

关键词：公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60-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一批学者开始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介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界定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公民社会，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只有把这两个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够谈得上如何构建的问题。本文将重点研究历史上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公民社会。

一、公民社会概念界定

公民社会是个舶来品，来源于英文“Civil Society”，既可译为市民社会，又可译为公民社会，还可译为民间社会，还有人认为可以译作文明社会、市民组织等。从其不同的翻译情况看，各国学者对公民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在西方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公民社会”概念也在不断的演化，对它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但每个国家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各个国家公民社会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并不能说明它实质内容的区别。事实上剥去各国公民社会的外在不同形式，人们对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却有共识，这就使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公民社会的实质。首先，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公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它是相对独立于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政治国家的社会生活领域，没有这种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公民社会。其次，从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看，主要是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团组织、利益团体、志愿性社团等。换言之，公民社会主要由大量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所构成。第三，从公民社会的文化价值看，它有一整套价值理念和规范，主要是尊崇民主与法治的原则，追求个体性、多元性、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等等。大概把握了公民社会的实质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我国公民社会缺失的原因。

二、中国公民社会缺失的原因

由上述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实质看，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湮没于国家，就是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 “宗族社会”也在强大国家的管控下日渐式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党的治国方略的影响，造成中国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将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分两个时段，即清末前和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间进行分析。

（一）清末以前政治国家涵盖公民社会

1.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伦理文化一直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其核心是“亲亲、尊尊”。本属于伦理道德的“亲亲、尊尊”一旦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就成为禁锢中华民族的封建礼教，从而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哲学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的伦理哲学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出于济世救民的良好愿望，希望社会能够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别，等级有序”的状态。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使儒家文化巧妙的与政治伦理相结合，从而使调整伦理血缘关系的道德规范演变为一种“治民、驭民”之术，并被具体化、模式化为“三纲五常”。从此，“三纲五常”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教义”。历代封建统治者用这种“正统”的道德标尺去衡量自己的“臣民”，并且将这种道德要求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是违反“三纲五常”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通过长期说教、灌输，使这种政治伦理观念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到宋明时期，这种伦理纲常进一步被抽象成为宇宙精神或神圣法则，形成哲学之“道”或“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破心中贼”的思想工具。

“亲亲、尊尊”本来是良好的道德要求，一旦被封建王权所利用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王权政治化了的道德约束下，使家庭之“亲亲”演变为国家之“尊尊”，“亲亲孝（父）为首，尊尊忠（君）为首”，孝和忠融为一体，忠君等同于孝父。国民至此被儿化、奴化，使落后的皇权专制制度、思想绵延两千多年，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思想难以在形成。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期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1]因此，这种落后的、生产规模过小的、生产单位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几乎是不可能，没有分工协作，亦即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 [2] 。其二，这种生产方式使社会个体依附于土地、家庭，社会流动性很小（人员、商品流动）。因此，国人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离开土地则失去了生存的保障，每一个社会个体只有依附于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才能生存。其三，这种生产方式注重生产生活经验、尊重和服从家长权威，因此，每个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有家长支配、安排，基本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甚至连婚姻生活也由家长决定。在小农经济的影响下，人们过着简单的农耕生活，按照父辈的经验和指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为温饱而辛勤劳作，因此创新性的思想都难以在期间产生。国人的思想日渐保守、商品经济发展愈发迟滞，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也难以形成。

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政治构思均以一个小农家庭为蓝本，以家为国之本，以治家之道治理国家，以“黎民不饥不寒”的极低经济生活水平为“王道”的实现，以财富的均平享有、利益均沾为政治的原则。

3.家国同构的宗法等级制和皇权专制的影响

从西周始，我国逐渐形成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父权主宰着家庭、族权掌控着家族，皇权控制着国家，皇帝犹如严父，依此类推，每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领都是该区域的家长。黑格尔曾经揭示过中国古代社会中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他们又是国家的儿女，他们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3]从“大家”到“小家”都由家长权威进行统治、管理，任何一个有违“家长”意志的人都将被社会所排斥。在小农经济和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下，这种家父权进一步得到强化。皇权与父权在此情形下相互支持，相互融合，共同维系着封建的专制统治。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隐没于皇权之中，形成“普遍奴隶制”。

总之，两千多年来在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结构及皇权专制的共同作用下，古代中国形成了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线的模糊；导致了国家统领社会，公共领域涵盖私人领域；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虚弱、私人权利的丧失。也使得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保护及权力制约、法律至上等等观念难以在中国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废除了中国的帝制，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此后，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各种民间组织及政党组织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力量初显，公民社会开始显现。但是，这一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被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所打断。

（二）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国家统领公民社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下文相同），国家对文化、经济、政治及社会各个领域实行统一管理，对经济以及大部分社会资源进行全面垄断，通过单位制将全社会的人、才、物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并使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公民社会在政治国家的强力管制下几近消亡。

1.一元文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提出在文化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一度时期繁荣了文学艺术创作，激发了人们的思想热情，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局面被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打断。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及对部分知识分子在“双百”过程中的批评建议认识不足，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把知识分子当作了阶级敌人，认为他们是需要不断改造的对象，由此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一元化要求和管理，并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整合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久而久之，人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语言、穿着都高度一体化、单一化了[4]。从“反右”直至“”结束，文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极力排“资”、斗“私”，多元文化被“革命的、红色的”阶级斗争一元文化所取代。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在此情形下，自由的思想难以表达，独立的人格难以形成，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遏制。

2.计划经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其实质上是一种统制经济，并与全能主义政治相配合。初期，这种模式发挥了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势，使我国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58年形势大好的时候，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不仅没有沿着新中国成立初的总路线走，反而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高举“三面红旗”，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掀起了“”和“”高潮。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又确立了“超英赶美”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对社会资源实行高度垄断，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各级各类企业完全成为政府的派生物和附属物，基本上没有生产经营的自。民营企业被彻底铲除，民间经济几乎消失殆尽[5]。由此，国家权力主导社会资源配置，多元、自由、独立的经济主体不复存在，以产权明晰、市场配置资源、价值规律支配为特征的自由经济机制无法形成，直接摧毁了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实际上把公民社会从根子上铲除掉了。

3.权力集中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党为了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集权。同时，为了肃清反革命势力、特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党继续沿用了战争时期的“革命”手段，而革命是无须民主和法治的，也必然是的。“”时期，政治领域强化，强调阶级斗争，民主和法治遭到肆意的践踏，立法权、司法权形同虚设，行政权统一于全党及各地方革命委员会。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人民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各种民间（社团）组织难以发展。在此情形下，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等受到遏制，利益诉求难以保障。整个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行政化，社会各个子的运作全部由政府权力支配。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极其低下，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缺乏必要的组织形式，政府与社会缺乏一种双向信息沟通渠道，直接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疏离和对立。在此情形下，社会个体的权利湮没于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

4.单位体制的影响

中国的单位具有极强的控制力、组织力和统筹管理能力。如果把也算作单位的话，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生活在“单位”里。这种单位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实行劳动就业的统包统配制度、集体福利待遇制度、各种利益分配制度和调控人员流动的制度。公民所在的单位决定了他们的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价值观念、人生经历、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高低。此外，单位还是中国通往权力之路的入场券[5]。同时，“单位制是国家控制、分配资源的一种制度，也是形成一元化社会结构的一种主要制度。”[6]国家通过“单位制度”进行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通过单位对全社会的人、财、物进行统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个体终其一生必须依附于各自的单位，离开单位便意味着失去生存条件。在单位制度下，个人只能被动地听从国家安排，个人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严重地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总之，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里保持“一元”、 在经济领域里实行“计划”、在政治领域里高度“集权”，又通过“单位”束缚了公民，因此，导致了强大的国家本位、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不仅未能消除，反而被强化。在这种情形下，公民社会是难以形成的。

三、结语

要改变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历史命运，我们就必须对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通过上述的研究分析，表明要构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及社会自治化。

市场经济使公民打破血缘限制和地域界限，在市场中进行广泛的商业往来。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各种社会资源会得到合理配置并且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特征。而这种流动性、开放性和竞争性又直接影响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在政治统治中，国家权力不再象征集权和专断，每个社会个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兴趣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益组建各种社会组织，多元化、自主化的社会组织自然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消解，使“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授予别人以权威或市场机制来维持统治”[7]。在这种抑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过程中，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力量渐趋平衡，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得到扩展，政治生活更具民主色彩。公民社会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将促使文化的多元化、大众化，也将出现融合公民社会各阶层意愿的多样的价值观。这种多元的价值观代表着“民众意愿”，即“民意”或“公意”，它天生被赋予一种浓厚的价值评判和理性追求，强烈地淡化甚至置换了国家意志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自治社会一起将直接催生公民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30.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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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2.

[6]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店，1994：142-143.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6

[论文摘要]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与民法之间不仅存在差异、分界点,经济法干预与民法干预也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差异

(一)起源差异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垄断产生矛盾。此时无论是采用民法的平等手段或者行政法的强制手段都难以解决矛盾,必须以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结合来解决。因此经济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协调产物,是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产物,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律、法学包括经济法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它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二)本质功能差异

保护利益的不同,必然导致法律本质功能的差异。民法维护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换者以自己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因此,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权利法。其功能主要是维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商法的本质功能基本与此相同。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保护重心,为解决民法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它的本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法。

(三)调整方式差异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地采取意志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己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涉。

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既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基于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显示了与传统法律大不相同的机制功能。例如在《产品质量法》中,不但包含对传统产品责任的规定,而且还包含大量对产品质量管理的规定,甚至对产品质量的责任包括管理责任。这也正反映出经济法的特色。

二、经济法干预与民法干预的区别

初次干预导致了民法的产生,而再次干预导致了经济法的创制。民法和经济法都是公权的干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国家发挥其职能,以民法为载体的干预与以经济法为载体的干预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一)干预对象不同。公权的干预缘于干预需求,这种需求则缘于某种关系或机制出现危机而不能自行克服。不同的基础性关系或机制的干预需求导致公权不同的干预供给。以民法为载体的干预是公权对自然状态的介入,它是决定财产归属的主要力量。以经济法为载体的干预则是公权对权利的干预,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一种干预。从这个角度说,民法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则是一种制度替代。

(二)干预目的不同。在制度经济学者的视野中,私法、公法和经济法都是由公权制定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在于或减少冲突,或促进合作,或提升效率,或提供安全,或保障公平等。这些功能都是这些法律所共有的。就总体的干预目的而言,民法形式的干预主要在于确认私权,并向社会民众提供一种形式上的公平,从而提升效率,它是经济法干预的前提之一;而经济法形式的干预则主要在于限制、保障及服务私权,从而提升效率、提供安全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平。但在公平、效率和安全的提供上,民法和经济法的侧重点是有差异的,对效率、公平与安全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

(三)干预手段不同。确权性干预与限权性干预构成了民法与经济法的主要区别。经济法提升效率着重于公权直接介入私权内部,这与公权对私权的确认只涉及到私权表层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权利界而言,民法界定私权边界的主要方式是权利确认,因为公权的权威性和合法的强制性;经济法界定私权的主要方式是对私权的限制和剥夺。两者在提升效率这一点上的路径和方式也是不同的。民法提升私权效率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明晰界定和归属确认而实现的,经济法提升私权效率则是通过对私权的减损、保障及服务等方式实现的。

(四)有效干预的前提不同。民法干预主要是对自发演进秩序的确认,民法制度主要是演化而不是设计的,因此干预的客观性较强;而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设计规范,经济法干预更侧重于设计,因此干预的主观性较强。简言之,民法是一种演进的制度,而经济法则是一种设计的制度。这种有关制度演进和设计上的区别使民法和经济法在有效性的前提上产生重大差异。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对同等的人给予同等的对待。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科学”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强调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强调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所调整的是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由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作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门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

实质正义体现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实质的法律调整手段多样化更体现在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正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的标准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采取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

这种措施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定对于不同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模糊,或只作原则性规定,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是相辅相成的,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条款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与连接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之间、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就商品、服务、价格、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的较量由民商法调整,而当这些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时,经济法就会承担起维护竞争及公众利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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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7

一、经济民主的界定

经济民主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公众平等参与、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机制，在共同体内实现财富、机会、权利、权力的均衡。经济民主在民商法范畴内，其侧重点是追求个体自由的民主，是代内范围的民主。而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是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民主，是追求总体自由的民主，是代际范围内的民主。豍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包括宏观意义上经济民主、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和中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豎宏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经济管理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中的经济制度要体现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市场主体中的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中应当充分体现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市场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中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介于经济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其在协调市场经济行为中要体现的该层次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可见，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主要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经济过程时所反映和体现出来的。

二、经济法主体语域下的经济民主

经济法主体体系为“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层框架，以下从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这三个主体来论述经济民主。

（一）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

政府主体，又称经济管理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权力。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重构政府职能上的政资关系和政企关系

政府主体具有政权主体和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双重职能。双重职能的关系也就是政资关系，指的是政府内部的关系，而政企关系是政府与企业的外部关系。

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求公共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在主体归属和运行规则上相对分开。豏就各级政府而言，允许其集两种职能于一身；就各级政府内置部门而言，应将管理经济的部门与行使所有权的部分分开。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存在普遍政府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的现象，政府在经济领域充当了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的双重角色，政企不分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无法展开公平竞争。为了实现经济民主，在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应重构政企的关系，恢复企业的本质——自主性和营利性。

2．平衡管理职能上的集权与分权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管理经济过程中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应无条件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主张，经济民主受到严重迫害，因此为了发扬和实现经济民主，应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根据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的不同管理对象，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的集与分，应当分别遵循各自的规则。豐市场规制权应主要由地方政府来行使；而宏观调控权则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才有权力和能力获悉全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总量失衡情况下，才能及时制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

（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经济民主

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介于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而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社会中间层具有中介性，可以弥补政府无法调节的市场缺陷，也可以弥补市场无法调节的政府缺陷，这一性质正是其经济民主的体现。因为社会中间层产生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过程，故下文主要从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与市场主体以及社会中间层之间的关系去表现经济民主。

1．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社会中间层具有弥补政府缺陷的功能，即社会中间层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民主。具体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社会中间层与政府都具有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二者在行使该职责时优势互补。第二，社会中间层为保护某一利益群体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该制约表现在参加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听证，对政府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支持市场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等。第三，社会中间层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与政府会形成竞争关系，利于扩宽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当然社会中间层在弥补政府缺陷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受到政府的监督、指导。

2．社会中间层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杨紫烜概括了二者之间的四种关系，即民事关系、市场化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经济民主在民事关系中体现为，二者间的平等关系，例如评估服务行业中，市场主体与评估机构可以意思自治地通过合同确定评估关系，具有平等性。在其他三种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3．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的关系

每一社会中间层主体都代表着一定群体的利益或通过不同角度来维护该群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关系的民主性表现在各个中间层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未履行相关职能而相互分工、合作、竞争和制衡。

（三）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体，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于其民主化程度，而衡量市场主体民主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量：豑第一，市场经济受政府支配程度；第二，市场进入与退出是否自由；第三，市场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对此，本文认为市场进入与退出并没有完全自由化，而是必然受到法律法规、政策所规定的条件的限制；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得到了立法者的特别照顾，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干预的程度下文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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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市场主体职能的不同，可分为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因此对于市场主体受政府支配程度，可以具体从四者的民主来阐述。

1．投资者的民主

投投资者的民主主要指投资准入民主和公司股东民主。前者体现在我国对国有资本投资范围的限制，为非国有资本提供广阔的投资领域。后者主要表现在对股东权益的平等保护，即同股同权；为保护弱势的中小股东利益，赋于其知情权、股东代表诉讼、公司回购股权的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2．经营者的民主

经营者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每一个经营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具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其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方、交易内容，与其他经营者是公平竞争关系等。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从法律层面保障经营者的自由公平竞争。

3．劳动者的民主

劳动者民主表现为：第一，企业内劳动者的民主，即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如企业内设的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有权参与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第二，未就业劳动者之间的民主，主要体现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以及政府制定的对特殊群体的就业照顾的法规或政策等。

4.消费者的民主

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相比较经营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一般弱于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受到经营者侵害的比率高于后者受侵害的比率。因此消费者的民主重在落实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体现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于消费者的九项权利。

三、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

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原则、理念指导着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作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驱使着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民主目标的核心

由于传统的法律部门，如民法以私权为本位，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意思自治，即法不禁止即自由，淡化社会秩序与正义，以不违反公共利益为限，力避国家的干预。但在民法形式平等的规则下，形形色色的市场主体以追求自我最大利益为目的，优胜劣汰，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最终限制了自由竞争和破坏公平竞争，因此民法在以私利为导向的情况下，难以有力地保障和协调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有效实现社会正义公平。而经济法体现的是实质平等，是社会本位的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是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市场经济，社会中间层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以实现市场主体自由公平的竞争，最终合理配置社会财富。因此可知，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的核心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二）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包括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这是经济法学界基本一致的观点。因此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途径可以从这两方面出发：

一是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内应明确列举何种行为构成垄断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活动，应以立法形式规定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预防立法滞后于实践，有效地规范实质上为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而形式上却在法律之外的行为。权责应统一，完善法律责任，明确何种行为应承担何种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多元化责任的承担方式，真正有利适当地惩处违法行为。

二是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经济民主。第一，在调控主体方面上应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适度分权制度，政府与社会中间层间的优势互补；第二，在调控程序上应建立多元化主体参与和公开透明的程序，在调控政策、规定或方案出台前，应征求社会大众意见，建立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决策论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建议制度等；第三，在调控手段上“应尽量采取信息服务、利益诱导等尊重市场主体选择自由的柔性手段”。

四、结论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8

论文摘要：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与民法之间不仅存在差异、分界点，经济法干预与民法干预也有所区别。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民法 差异 分界点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差异 (一)起源差异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垄断产生矛盾。此时无论是采用民法的平等手段或者行政法的强制手段都难以解决矛盾，必须以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结合来解决。因此经济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协调产物，是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产物，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律、法学包括经济法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它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二)本质功能差异 保护利益的不同，必然导致法律本质功能的差异。民法维护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换者以自己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因此，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权利法。其功能主要是维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商法的本质功能基本与此相同。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保护重心，为解决民法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它的本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法。 (三)调整方式差异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地采取意志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己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涉。 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既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基于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显示了与传统法律大不相同的机制功能。例如在《产品质量法》中，不但包含对传统产品责任的规定，而且还包含大量对产品质量管理的规定，甚至对产品质量的责任包括管理责任。这也正反映出经济法的特色。 二、经济法干预与民法干预的区别 初次干预导致了民法的产生，而再次干预导致了经济法的创制。民法和经济法都是公权的干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国家发挥其职能，以民法为载体的干预与以经济法为载体的干预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一)干预对象不同。公权的干预缘于干预需求，这种需求则缘于某种关系或机制出现危机而不能自行克服。不同的基础性关系或机制的干预需求导致公权不同的干预供给。以民法为载体的干预是公权对自然状态的介入，它是决定财产归属的主要力量。以经济法为载体的干预则是公权对权利的干预，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一种干预。从这个角度说，民法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则是一种制度替代。 (二)干预目的不同。在制度经济学者的视野中，私法、公法和经济法都 是由公权制定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在于或减少冲突，或促进合作，或提升效率，或提供安全，或保障公平等。这些功能都是这些法律所共有的。就总体的干预目的而言，民法形式的干预主要在于确认私权，并向社会民众提供一种形式上的公平，从而提升效率，它是经济法干预的前提之一;而经济法形式的干预则主要在于限制、保障及服务私权，从而提升效率、提供安全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平。但在公平、效率和安全的提供上，民法和经济法的侧重点是有差异的，对效率、公平与安全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 (三)干预手段不同。确权性干预与限权性干预构成了民法与经济法的主要区别。经济法提升效率着重于公权直接介入私权内部，这与公权对私权的确认只涉及到私权表层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权利界而言，民法界定私权边界的主要方式是权利确认，因为公权的权威性和合法的强制性;经济法界定私权的主要方式是对私权的限制和剥夺。两者在提升效率这一点上的路径和方式也是不同的。民法提升私权效率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明晰界定和归属确认而实现的，经济法提升私权效率则是通过对私权的减损、保障及服务等方式实现的。 (四)有效干预的前提不同。民法干预主要是对自发演进秩序的确认，民法制度主要是演化而不是设计的，因此干预的客观性较强;而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设计规范，经济法干预更侧重于设计，因此干预的主观性较强。简言之，民法是一种演进的制度，而经济法则是一种设计的制度。这种有关制度演进和设计上的区别使民法和经济法在有效性的前提上产生重大差异。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对同等的人给予同等的对待。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科学”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强调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 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强调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所调整的是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由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 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 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作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门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 实质正义体现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实质的法律调整手段多样化更体现在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正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的标准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采取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 这种措施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定对于不同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模糊，或只作原则性规定，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是相辅相成的，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条款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与连接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之间、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就商品、服务、价格、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的较量由民商法调整，而当这些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时，经济法就会承担起维护竞争及公众利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J].中国法学， 2001(2). 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60. 陈乃新.经济法是增量利益生产和分配法——对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理解[ J].法商研究，2000(2). 陈乃新.经济法的重要范畴:剩余权与经济安全权[J].法商研究， 1998(6).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2.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