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入文关怀；心理疏导

为深人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视域下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日前，河北省委讲师团和河北省社科院联合调查组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先后走访广东、河北等二省十二市，对公民文化权利实现路径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文化权利的内涵及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

文化权利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我们所要实现的公民文化权利，主要是指公民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和文化成果受保护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人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人贯彻落实，文化建设的进程日益加快，公民文化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但相对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人类其他基本权利，文化权利常常因失之于“柔性”，而造成实际权利的不在场。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状况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文化权利”意识淡薄，对文化权利的促进基本上处于无意识阶段。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相比较，社会普遍对文化权力感到陌生，不知道作为公民在文化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享有的权利，仅仅将文化权利实现视作是国家一种行为，缺乏对自身文化权利的关照，缺乏文化权利诉求的主动性。存在“说起来重要，千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等现象。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基本上也是偶发的、随意的，缺乏制度化、经常化。

二是文化权利中的单项权利如受教育权、知识产权等逐步受到尊重，但整体性的文化权利未受重视，文化消费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比重偏低。据国际统计分析，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601)美元，文化需求应在个人消费中占20%，实际需求总量应为20100亿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601)美元，但是文化消费支出只有4150亿元，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到1/4。特别是农村地区，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仅871.77元，占全部平均开支(10989.46元)的7.93%,超过一半的农民年文化消费在200元以下，且文化耐用消费品、教育消费占较大比例，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并未确立。

三是农民工、贫困地区等弱势群体文化边缘化’现象严重，文化权利玉待被保护。调查发现，与城市文化相比，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日益衰败;另一方面，在文化内容供给上，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日渐式微。在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由于收人水平的限制，工余生活多以聊天、打牌、逛街、看电视为主，娱乐生活非常有限。资料显示，农民工所在单位中，有电视室的仅占35.3%;有室的仅占13.5%;有阅览室的仅占28.3%;有运动场所的仅占23.3%。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保证最低收人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间题非常突出。

四是文化权利保护性制度渐趋完善，但保护的主动性不够、范围不广，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近年来，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基层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到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公民文化权利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但相对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而言，以保障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出发点的文化法律和文化行政法规却很少，且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多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体现出建立文化权利保护制度的内驱力不足。

二、四大因素制约公民文化权利充分实现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文化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成本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投人文化建设的力度就越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越完善，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也就越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每年稳步增长，但由于人口压力和税收制度不尽完善，所以人均资源总是有限的、稀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能力，削弱了国家实现文化权利的综合实力。

文化建设滞后的限制。文化权利的实现，受文化发展状况的影响。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能够为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创造较多的文化机遇，享受更多的文化成果，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仍然滞后，无论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还是在文化产业发展上，都落后于发达国家数倍，我们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数量、品种、质量上都无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发展不均衡，导致在文化权利实现上出现了地区间的“鸿沟”、城乡间“二元结构”与阶层间的“差序结构”。

市场化产业化取向的冲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文化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倾向日益严重。这在极大提高文化生产效率，满足人们个性化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导致文化生产的平面化和庸俗化趋向。一些创作者由于过度迫求商业价值，而忽视艺术、社会价值的创造，致使文化垃圾泛滥。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令新的文化“压迫机制”产生，即强势文化压迫、取代弱势文化，使得文化面临同质化、单一化的威胁，影响了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

消费观念落后的阻碍。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不同，它主要是在生理需求以外寻求精神依托，是一种心理需求。当前，不少公众的消费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物质生活享受与评价阶段，未能在经济富裕之际实现向文化消费转变。以文化作为休闲方式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大多数城市家庭可能会一个月去吃几次大餐，但没有多少人有每月去图书馆看书、去剧院看一场大戏的计划。有人为一顿饭一掷千金，却舍不得花几十元去看演出。这一切都成为文化权利实现的阻碍力量。

三、充分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路径选择

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强调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国家职责的同时，积极挖掘市场手段、社会手段、法制手段，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

一要按照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实现奋共文化服务由以往的“零打碎蔽”型向整合型、联动性、工程化发展，整体打包，政策推动，立法保护，绩效考核，促进公民丈化权利的国家实现。文化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实现首先依赖于政府主体作用的发挥。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最大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它的合法性来源于普遍的公民权，因此其公权力也必须为公民权的实现提供根本保障。首先要切实树立“文化民生”新理念，强调文化发展为人民，文化发展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其次要突出抓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农村书屋建设、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六大工程”，着力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融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场馆;再次综合运用现代技术和其他文化元素，推动公共文化传播方式升级，实现文化服务的多元素集成、多亮点聚合、系列规模效应彩缤纷和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推进雅文化与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多层次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平衡发展;最后要出台文化扶持政策，确保农民工、贫困地区等“弱势群体”在文化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

二要坚持社会丈化社会办的思路，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和社区共同参与的社会联动机制，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在合作中发展，促进奋民文化权利的社会实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最大限度地调用民间文化资源、挖掘民间文化资本。目前，社会力量捐赠文化事业主要集中在捐赠公益性文化机构或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数量较少，普遍率低，不够活跃，规范、畅通、经常性的渠道尚未建立。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必须建立健全公益捐赠和赞助优惠政策，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必须把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发展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保非政府组织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承担起促进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组织协调职能;必须创新社会文化运作模式与服务手段，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特许经营等方式，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三要适应现代社会新型媒体发展和区城、受众细分的需要，运用现念、现代技术、现代形式进行文化传承，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数字化引领、结构化升级、消费化导向、多元化目标，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市场实现。一要通过运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能力，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二要发挥中心城市优势，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县(市、区)、乡镇的文化产业区域格局;三要细分文化市场、研究消费对象，既要从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的方面谋划和组织实施。又要从产品消费和服务需求的角度出发，创造供给，创造需求，拓展市场空间，诱导市场需求，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由产品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四要催生文化创意、文化博览、动漫游戏、数字传输、网络创作等新的文化服务业态，加快文化生产和传播的速度，拓展新的文化服务领域和空间;五要加强文化要素市场建设，建立健全市场中介和行业组织，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形成文化资源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文化产业资源集聚和产业融合。

四要激发调动公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俘进会民文化权利的自我实现。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自我实现，必须使公民从文化的被动旁观者变成文化的主动参与者，形成全民参与的文化格局。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各种媒体，通过开办专栏、知识竞赛以及制作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文化权利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公众的文化权利意识;要加大文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素养，提高参与文化生产与文化创造的能力;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物质奖励和政治表彰等形式，充分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使人民群众成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要创新文化服务手段，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鼓励和支持公务人员、大学生及普通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在帮助别人实现文化权利的同时，充分实现自已的文化权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2篇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环境权理论自诞生以来就被寄予厚望，在我国，环境权被认为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但是多年采这一问题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本文旨在理清思路，分析公民环境权理论的研究现状，并对这一现状作出反思与回应。

一、公民环境权研究的现状

自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

徐祥民教授是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义务先定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公民环境权的存在，主张环境权是一种以环境义务的先行履行为存在条件的人类权利。。在徐教授看来，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公民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公民环境权不能构成对那些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权利的制约。徐教授主张，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 自然 环境的人类权利。在他看来，人权 发展 的 历史 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在徐教授看来，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确的。

二、关于公民环境权研究的反思

虽然近几年来的公民环境权研究 论文 和论著很多，但是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还处于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层次。未来的公民环境权理论的确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演进。在这些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倾向，即“对号人座的理路”。这种“对号人座的理路”试图追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公民环境权要么是应有权利，要么是 法律 权利，要么是习惯权利。这种思路在理论上很容易导致绝对思维和话语薪权，在实践中容易带来权威主义和强权专制。我们需要习惯于不再对号人座，习惯于不再追求一个唯一确定的答案，环境权既具有人权属性，又具有普通权利的特征;既具有接受权属性，也具有行为权的特征;环境权既是贯穿应然权利、习惯权利和法律权利等三种权利形态的复杂性权利，又是内含公民的 政治 、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权利因素的合成性权利。此外，这种逻辑还承认，环境权似乎与几乎所有其他权利都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未来的公民环境权研究应当建立在“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20世纪晚期的环境权论者所持有的“朴素建构主义”，因为它在承认客观性现实的基础上还强调“主体间的理解，’;它更不同于21世纪初期的环境权论者所持有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因为它所承认的客观性现实的程度仅仅停留在实用主义的层面，而月.特别强调通过知识反思和理论批判不断地建构凭借人们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权利乌托邦。未来持有“现实主义者的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试图个体性地和群体性地建构公民环境权的公共话语。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利益平衡 出版发行 法律原则 适用

法律是对社会主体行为进行调整的规范的总和，对于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和实现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法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对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其决定了法律可以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定的局限性、法律效果的有限性，导致在解决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关系之时具体法律规定无法直接对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此时必须适用法律原则实现对利益关系的调节，使各方利益达到平衡，在当前出版发行中利益冲突加剧的趋势下，也同样需要适用法律原则平衡各方利益。

当前出版发行中利益冲突呈现加剧趋势

党的十报告要求：“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将出版发行事业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学术研究快速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渠道，而相应地学术期刊数量虽然得到增长，但无法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导致了的需求和学术期刊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从而造成了期刊、作者和第三方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调节三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给维护权利主体合法权益带来了现实困难，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各方利益的平衡。类似问题在出版发行界其他方面广泛存在，为此，在法律法规难以及时跟上现实发展需要的形势下，从利益平衡的视角出发，通过法律原则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出版发行事业健康发展。

数字化出版模式下的出版发行利益冲突问题在当前越发突出，直接导致整个出版发行行业中各方利益冲突问题呈加剧趋势。数字信息技术极大地方便了作品的传播，但是却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通过数字化形式侵犯他人合法版权的行为逐步增多，给著作权保护造成了极大损害。在数字化出版的时代，著作权人的安全感受到了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著作权人试图通过法律救济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法律规定的滞后性给侵权者提供了侵权的空间，随着新的侵权形态的不断出现，著作权人难以适用现有法律条文保护自身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侵权者和著作权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信息网络的传播极大地方便公众查阅相关资料，由于更多的民众通过网络下载所需图书资料，购买纸质出版资料的读者越来越少，引发了著作权人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此外，数字化出版背景下，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呈现加剧趋势，给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

出版发行中的各方利益与平衡

我国出版发行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内容，出版发行事业事关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当今社会建设中充当重要角色。在出版发行中，同样具有利益分配的问题，涉及政府、出版发行单位、消费者、作者等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纷繁复杂，需要通过国家政策尤其是法律制度进行干预以维持利益平衡关系。

虽然我国目前的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出版发行事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相关法制严重滞后，无法通过具体法律对出版发行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冲突问题进行有效调整，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出版发行过程中出现许多新型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法律的规定上尚属“空白”，有些新产生的出版发行矛盾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但是法院受理之后却找不到进行判决的具体依据。

很显然，我们不能因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而不解决出版发行中的纠纷，否则必然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给出版发行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出版发行事业作为我国目前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才是促进出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长远考量。

市场、政策和法律的手段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出版发行事业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同样不例外地需要这三种手段。在市场手段方面，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新闻出版单位的改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市场手段对出版发行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但是由于出版发行事关党和国家政策的良好宣传、事关学术研究的发展，所以市场手段对出版发行的调节仅仅只能局限于一定范围，不宜完全推向市场；在政策手段方面，主要是国家还未制定法律之前通过制定政策调节出版发行关系；在法律手段方面，因为法律的滞后性和出版发行事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有效调节出版发行中的利益关系，就不能仅仅依靠已经的具体法律条文，不能仅仅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事后调节”。

在法律条文不健全以及具体法律未能及时跟上形势发展的状况下，明确科学的法律原则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对于出版发行事业同样如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原理，为法律规则的制定以及法治的实施提供综合性的原理和规则。也就是说法律原则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均要遵循的原理。按照法理学的一般观点，在穷尽了法律规则而无法解决具体社会关系问题的时候，可以适用法律原则解决问题、调节关系，法院同样可以按照法律原则而非具体的法律条文对案件进行处理。确立科学的法律原则，在处理法律条文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形下，能够有效确定权利主体及其义务，有利于调节出版发行中的利益关系，通过法律原则的调整促进出版发行事业的健康、持续、和谐发展。

出版发行中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

出版发行中公平公正原则的适用。公平公正是开展一切法律活动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也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应然要求。在民主政治国家，国家权利属于全体人民，我国的一切权利也属于人民，为此，全体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内享有同等的权利，在出版发行中同样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就要求我国的出版发行单位要让全体作者获得同等的出版机会。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出版权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能否平等地享受到出版权事关其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公民出版权能否得到公平实现，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开放、文明和法治的重要准绳。

在目前我国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公民出版发行中的平等权利，就需要以公平公正作为法律原则，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学的构建，对全体作者公平对待，使公民享受到平等的出版发行权，实现公民有效进行思想见解的交流，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对公民的出版自由，出版发行单位具有天然的法律责任，出版发行单位具有公平公正对待一切作者的义务。比如，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对是否刊用某位作者的学术论文应当是依据论文的质量、学术价值来评判，按照作者的官职、身份来确定是否刊用其学术文章是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的。但是，编辑人员同样具有主观性，在决定是否刊用某作者的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无形中也可能受到作者身份、地位的影响，为此，学术期刊以及其他相应出版发行机构可以建立匿名审稿机制，以确保公民在出版发行中公平公正原则得到体现。出版发行单位应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审稿机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机制，在作者履行了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对其出版发行权予以保障，而对于非法干涉出版发行单位开展工作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其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出版发行中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适用。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决定了我国公民在出版发行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具体表现为作者、出版发行单位、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关系，在履行法律规定义务前提下，同时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出版发行中的各主体之间要相互尊重，要尊重彼此的意愿，不能违背对方的真实意愿而开展出版发行工作。出版发行单位和作者之间的约稿、投稿、刊发、编辑修改等全部过程均需在著作权法范围内依法开展，在著作权法没有具体规定时按照当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出版发行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而政府对出版发行单位依法开展的监督则属行政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民事法律的最基本原则，出版发行中的约稿、投稿、出版合同、编辑稿件、出版刊发稿件、稿酬支付等均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在此过程中使当事者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得到相应体现。

作者在投稿过程中不得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等损害出版发行单位的权利，不得干涉出版发行单位依法开展工作。现实中除了部分作者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谋求出版发行利益外，还有部分作者学术造假、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比如，高校教授抄袭论文的事件已有多起经方舟子曝料后查证属实，学术造假、抄袭论文的劣行不仅损害了作者、作者所在学校的形象，而且给刊用其论文的刊物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出版发行单位亦须充分尊重和保护作者的修改权、署名权、作品完整权等权利，不得通过其优势地位制定损害作者权益的规定。然而在事实上，由于出版发行单位和作者之间的供求关系较为紧张，目前许多作者需要发表文章和出版发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

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需要行政权的介入，依据法律规定强化监督管理，同时，出版发行单位要切实加强自律，维护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促进出版发行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此外，还需要通过法律原则的适用对不同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进行保护，同时调节和保障消费者和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地方执法部门要平等执法、公正司法，杜绝执法、司法中的不公现象，坚决避免出版发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出版发行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禁止权力滥用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由古罗马法发展而来，经历了法的观念、判例法、成文法再到法律原则的过程。目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各国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各部门法的法律原则，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体现在具体民事主体不得以不正当的关系行使权利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我国《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此条规定即是对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的表述。在我国法律和制度框架下，任何主体合法行使权利都应当受到保护。

在出版发行中必须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就是出版发行的相关主体行使权利不得超过必要限度，不能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侵害，在依法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如果超过法定职权而行使权利或者只行使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均构成权利的滥用。比如，我国法律规定出版发行单位有出版权、发行权，公民也具有出版权、言论自由权，但是必须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版宣扬暴力、色情的内容，也就是不得侵害国家的、民众的文化利益。出版发行过程中，不同主体均拥有相应权利，但法律不可能对如何行使权利进行过于细致的规定，此时，可以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进行判断。

出版发行中适用法律原则不得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针对私人利益而言的，公共利益并不是全体私人利益的叠加，而是一个抽象概念，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不能因为私人利益而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此，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是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在适用公平公正、法律地位平等和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对出版发行中各主体利益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不得侵害公共利益，如果适用上述原则可以调节、平衡利益关系，但侵害公共利益的，应排除适用上述法律原则，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先。这表明，在调节出版发行过程中主体利益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时，无法以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调节，应当适用法律原则来调节；如果适用法律原则将侵害公共利益，则必须放弃法律原则的适用，在此，法律原则的适用和公共利益之间了冲突。因为公共利益（包括社会效益、国家利益）是更大的法益，所以公共利益原则应当成为出版发行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原则，除非适用其他法律原则调节出版发行利益关系是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否则禁止适用。比如，在我国出版发行单位出版某类图书的过程中，各类主体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需要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调节，但是经过审查之后发现所出版的图书有损社会主义公益，是主义的，则应禁止适用法律原则调节和平衡其利益关系，甚至还需要采取行政或司法措施予以追究责任。我国的出版发行单位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要坚持把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出版发行事业成为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生力军。

适用法律原则平衡出版发行利益的程序

出版发行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问题，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将利益平衡原则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利益平衡也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对司法实践进行正确操作和运作的根本准则之一，无论法律如何修改，利益平衡原则始终贯穿其中。我们必须健全完善出版发行法律规则，遵循出版发行法律原则，以此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又保护期刊出版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知识文化的更好传播，实现知识产权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不断创造新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推进出版发行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在通过法律手段对出版发行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和平衡的过程中，应按照如下程序进行处理：首先，法律条文有明确规定的，依据法律条文处理，这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客观要求；其次，法律规定在穷尽了法律规则无法调节社会关系时，可以适用法律原则进行处理，所以，法律条文无明确规定的，依据公平公正原则、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处理；最后，如果适用上述法律原则将侵害公共利益，排除适用法律原则，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先。在适用法律原则平衡出版发行中利益关系取得成功经验后，国家应及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今后遇到类似利益冲突时就能依据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调节。

【作者分别为保定学院副教授，保定学院讲师】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5篇

基于对e社会传播形态深刻认识的需要,10月30到31日召开的“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将主题定为“e社会传播:创新、合作与责任”。此次中国传播学论坛和全球传播论坛合二为一,凸显了中国传播学界的“全球视野”和“中国智慧”相结合,传播学人“分享全球视野、传播中国经验”的学术追求。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播学会、国际传播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美国普渡大学传播系承办。特邀著名传播学者、国际传播学会会长、美国普渡大学帕翠斯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中国传播协会首任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主持开幕式。

一、与国际对话

e社会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挑战,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丁淦林教授在演讲中强调,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要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学生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中国传播学会会长胡正荣教授在演讲中,从媒介融合的新挑战出发,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应以开放与合作的态度、积极的行动迎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在主题演讲中强调,无论是对于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还是对于正在大学校园里学习新闻学知识的莘莘学子,正确认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准确把握真实性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既要坚持讲真话,又要善于抓住时机讲真话。

e社会的变化无处不在,与会学者从多种角度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美国传播学会(ACA)会长塔芭(Tu?ba Kalafato?lu)在《技术保护伞下的全球化》的演讲中强调,全球化充分利用了技术的潜能,技术进步驱使企业基于全球规划生产和销售产品。E社会到处都充满了技术的力量,技术变革了社会和经济互动的模式,对社会、经济和法律机构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技术和全球化是携手并进的。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校平器,技术的全球化意味着在20世纪建立的经济优势、政权结构正在被快速消解。

国际传播学会(ICA)会长帕翠斯(Patrice M Buzzanell)发表了《对未来全球劳动力的分析报告》,她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对来自中国、美国、比利时和黎巴嫩四国的儿童,进行了关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工作的话语分析,考察不同国家和阶层的儿童关于工作和职业意义的话语表达。她的跨国对比研究表明:儿童的国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背景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的话语表达。儿童早期很容易限制自己的选择,由于他们没有进一步探索自己的才能,除非拥有体验不同经验的机会,否则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所在。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演讲中指出,在e社会中人类传播活动发生了三大变化,即媒介形式变化、传播生产使用模式变化、媒介经营模式变化。面向未来,他提出了传播研究的七个关键议题:新的说故事型态、新的使用者体验、风险社会下的传播问题、群体智能和力量的实体化、弱势传播权、媒介组织与传播工作型态之转变、新素养等。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在题为《收费、免费和网上报纸的读者走向》的报告中,了对香港地区收费报纸、免费报纸和网上报纸等三类报纸读者进行的持续三年的调查数据。调查发现,免费报纸和网上报纸的流行,对传统收费报纸的生存造成极大冲击。

IBM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陈滢在演讲中,以大量的数据证明,更智能化的通信将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三大变化:一切事物都将变得可测量化――感知并且看到一切事物的确切状态;互联――系统和对象能以全新的方式交流和互动;智能化――我们可以迅速准确地响应变化,并且通过预见和优化得到未来事件的更好结果。

二、与未来沟通

“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秉持匿名评审论文的一贯原则,择优录用国内外80余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并在其中评选出优秀论文20篇。这些研究的内容涉及网络传播、传媒技术发展、媒介融合、重大事件传播、世界金融危机等前沿话题,既具学术的前沿性,也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普渡大学传播系詹尼斯(Janis Teruggi Page)的论文以智利受害者“失踪”为例,论述了新媒体视觉呈现在公众的视觉“沟”中,识别特定阶段历史构成的作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温乃楠(Wen Nainan)的文章《品牌置入与道德法律界限的比较研究》指出,欧洲在品牌置入营销方面已制定了严格的审查与监管措施,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超群在《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新闻的传播特性、传播效果比较》中,以“央视大火”报道为例,比较了公民新闻与专业记者采写的新闻在传播特性与传播效果方面的异同。研究发现,公民新闻的主要优势在于开放、自由、互动;其主要优势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报道突发事件,尤其是敏感事件。但被调查者觉得专业媒体真实性更高。网站作为一种整合专业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的渠道,融合了两者之所长,已经成为被调查者接触新闻的最主要途径。

台湾南华大学传播系蔡鸿滨和台湾中华创意生活协会郭曜钡穆畚摹e社会跨国公司之危机语艺研究》,分析了台湾麦当劳2005年以来遭遇到的危机事件及其处理过程,并提出,在e社会,危机不是一时一地,而是长期的、全球性的,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细细地摊在阳光下逐一检验,因此企业经营要更谨慎小心。

中南大学文学院范明献的论文《网络媒介的文化解放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以媒介的传播偏向为研究视角,探析了网络媒介的文化解放价值及其如何可能的问题。作者认为,网络媒介具有包容性的传播偏向,这会引发个体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一体化、文化传播机构把关地位弱化、文化传播渠道资源丰富和文化接受者分众化等一系列生态效应。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于思在论文中,通过对NBC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解说词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框架分析,发现其文本中存在文化误读现象和语言的期望偏差(LEB)效应。作者建议应当通过减少陌生感、寻找相似点和降低不确定性等方法来降低误读的几率,以实现消解刻板印象,达成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的目的。

澳门大学传播系陈怀林采用受众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内地媒体主导下的上海市民和习惯收视香港电视的广州市民如何解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发生的“代唱”事件。统计分析显示,两地市民的个人背景资料和各种媒体使用变量同他们对“代唱”事件分析框架的选择仅有边缘性的相关,而对其认受态度则基本没有显著性的关联。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张昕之以近年兴起的社交网站(SNS)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用户社交网站的使用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使用SNS传统功能(包括日志、实时对话)会促进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但却会减少其政治表达;在SNS组件的使用中,使用准在线游戏对政治表达有促进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陈世华的论文《传播学者责任: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认为,作为受过特殊训练、掌握特定知识、占有一定地位、扮演特定角色的传播学者,必须承担起不同于他人的责任。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看,作为个体、行动者、知识分子、教师的传播学者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告知真相为己任,坚持独立的姿态和左翼的批判取向,并采取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与建言并行,理论结合实践,进行超越学术的社会参与。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潘祥辉在论文《论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变迁的机制》中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介的出现会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发生巨大的变化,媒介政策也会随之调整。虽然媒介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乐观。

此外,普渡大学传播学系洛雷恩、布拉德和帕翠斯等人的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合作研究:伦理、体制与学术的联合》,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张斌的论文《民国前期关于出版自由研究的重要成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沈国麟、陈晓媛的论文《政府权力的扩张与限制:国家安全与美国政府网络监管》,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晖明的论文《自认为的知晓程度:条件因素与架构效应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姜进章、李嘉仪的论文《不同媒体沟通形态对团队合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刘琮的论文《网络“客”文化的传播特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阳欣哲的论文《网络论坛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现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胡涛、闻洪涛的论文《中国大学生3G业务认知与需求调查分析》,中国传媒大学付玉辉的论文《论我国3G移动传播监管领域的六大主题》等,都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好评。

三、与业界互补

传播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因此本次论坛致力于拆除业界和学界之间的樊篱,强调产学研的结合,促进学界创新和业界创意的深度融合。本届论坛首次推出的“数字媒体艺术主题论坛”,无论是其推进“技术与艺术的融合”的主旨,还是促进学科融合以及学术研究与文化企业融合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在数字媒体艺术论坛上,演讲嘉宾大部分是来自新媒体最前沿的企业高管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业与信息化部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艾瑞咨询集团创始人杨伟庆、韩国Ncsoft中国区总经理华宏伟、“绿豆蛙”创始人施功晨、上海数字内容产业促进中心主任罗海蛟、“水晶石”公司艺术总监叶峰、香港动漫娱乐协会会长于积理、台湾利达数字影音科技公司经理雷金崇、幸星数字娱乐科技公司总裁王利峰等众多业界翘楚与听众分享实战经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启迪。德国汉堡DFI国际传媒艺术与新媒体学院教授汉可斯,香港城市大学创意传媒学院刘志强教授等海外知名学者,也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关系到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是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本文以图书馆服务为例，结合图书馆发展情况解析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实现。

公平或日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的确认，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我国宪法将“平等权”列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首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平等权之重要。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同样应当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平等的原则也必然应当延续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一、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②享受文化科技进步权；③参与文化生活权；④接受教育和培训权；⑤文化创意权。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平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即指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时，享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服务机会的公平，主要体现为服务对象的全体性或者说服务必须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不应有任何地域、城乡、种族、身份等的歧视。所谓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过程的公平，则指不论服务对象为何人，均有权享受到同样的、质量稳定、程序公平的对待，从而享有平等的文化服务。

在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求。宏观层面的要求指，政府在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制订、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设施规划建设、整体布局调整等重大宏观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微观层面的要求则是，政府各具体部门，以及政府扶持资助的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提供各项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大家获得机会公平、质量稳定的服务。

三、以图书馆公共服务为例看公平性原则的实现

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城市和农村仍然有一支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渴求文化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公民的文化权利尚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平性原则的提出，很大程度上针对了公共文化服务不够公平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图书馆服务是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图书馆服务中往往会由于制度与技术的设定使图书馆服务的公平性大打折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49年就了旨在推进图书馆公共发展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49)》。该宣言阐述了一个具有国际代表意义的图书馆精神与理念，认为：“公共图书馆是平民教育及国际互谅的生力军，进而推动和平。”以此为标志，图书馆保障公众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和信息的社会功能被突出地强调并付诸实践。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共决策；公民参与；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03-01

一、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悖论与局限

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已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政府要尊重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回复，要重视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有效的机制，确保公民通过正常的渠道参与管理，努力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当代中国公民参与快速发展，将有效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中来，在公共决策中融入积极有序的公民参与，已势在必行。

但是对于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的价值实现，不能过于乐观。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必须客观地分析其局限性：公民参与能力本身具有一定的限度，而当代中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也面临一些矛盾和困境。

1．科技进步与民主决策的矛盾

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决策领域，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到这些领域，如三峡工程。普通公民毕竟只拥有“有限理性”。在某些领域，民主决策只作为一种理想，真正实施起来不具有可行性。

科技发展带来决策的技术化倾向，通过科学技术便捷、准确地获取政治决策所需的信息。但决策技术化也产生了某些负面效果：出现技术专家控制的精英决策，使政府决策者宁愿相信专家的力量而排斥民众参与。

2．民意普遍性与决策效率的矛盾

民主参与可以给决策的合法化、科学性带来好处。但参与个体数量巨大和参与途径复杂性往往影响决策的效率。公民参与会增加公共决策的成本。而且民意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甚至相互冲突。

特定条件下，民意表达普遍性与决策效率之间会形成尖锐矛盾，如危机决策。危机决策不确定、时间紧、信息有限，要求决策者果断采取措施，运用自身经验和直觉，在有限的时间内、高强度压力下做出相对满意的决策。

其他决策领域，也面临着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意味着决策者要在获取民意和及时反馈上投入时间、精力和财力。这有时被认为是一种无谓的投入。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决策者为片面追求决策高效率，主观上排斥决策的民主参与，有的甚至决策专断，违背民主决策原则。

3．民意真实性与决策科学性的矛盾

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的系统，公众意见有时很容易被其他因素影响甚至误导。如果对多数人的意见持绝对肯定态度的话，很有可能产生“多数人的暴政”而不是真正的民主。

由于传媒的强大影响力，其意见易被公众认知和接受，成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意见”，舆论压力带来一种强制力，与之唱反调可能陷入孤立境地，所以多数人公开言论避免与之发生冲突。由于传媒的公开性和广泛性产生的心理压力，会引起 “劣势意见沉默”及“优势意见大声疾呼”的螺旋式的扩展。因此舆论是“公开的意见”而不是“公众的意见”。由舆论操纵的、多数人意见呈压倒性优势，最终损害了社会的理性思考能力。因此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参与决策的真实性。多数人认同的方案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是否合乎理性的需要同样重要。

承认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公民参与所面临的这些困境，二者综合才是对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作用的全面认识。公民参与所面临的困境，表面看是由于公民参与能力的局限性，但根源在于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本身的对立统一关系。政府决策兼有科学管理和民主政治双重属性，如何在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取决于采取何种制度安排。因此针对中国国情，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对公民参与途径和政府回应力的整合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方式。

二、中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存在公民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的渠道短缺和政府回应力度不够等问题。提高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能力、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和增强政府回应力是中国当前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方向。

（一）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1．公民参与权的保障

积极的公民资格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条件。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是公民参与的基础。 “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公民的权利问题。”实现中国公民参与权的保障，首先要完善公民参与权的权利体系，使得公民能够切实有效地行使参与权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权利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权利，即公民知情权、动议权、听证权、监督权、救济权。

在中国当前公共决策体制内对公民参与权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远远不够。健全中国公民参与权利体系，加强其制度化、规范化，是促进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2．公民文化构筑

发展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是实现善治的理性基础。公民文化的构筑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公民文化构筑，主要通过实施公民教育、践行公民活动两种途径实现。

3．公民社会的培育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对于建立服务型政府相当重要。俞可平认为，“善治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健全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善治。”政府应该从日常社会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积极引导社会，帮助社会建立自治体系，把政府从社会管理者转变为服务供给者，通过基本社会秩序的供给服务社会，使社会实现自治。它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现代治理模式，须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民间组织和基层民主自治是公民社会的兴起的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变革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增强政府回应力

当代中国公民参与存在公民参与渠道不足，政府回应力缺乏的问题。以政府公共决策制度化来保证公民有效参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此，中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化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即公共决策公开制度、决策咨询制度、决策听证制度、决策监督制度、决策责任制度。

当前中国政府治理的模式正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走向善治，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而善治的主要表现就是建立一个公共决策中政府与公民有效互动的机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正在兴起，推进了公民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到解决公共政策中去的进程，公民参与有加速发展的趋势。中国能够及时地回应公民参与要求，并在政治体系中有效协调，这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等译，第9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第6页，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李伟权.《政府回应论》，第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公民参与的扩大需要具备适当的软环境。当前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软环境需要从构建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发扬民本思想三个方面着手。

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追求，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存在和扩大所必需的软环境。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类型之一，有其明显的特征，它以公民文化为主体，以市民社会为依托，以民本思想为指导。这三个方面是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有效支撑。

一、公民文化的构建

从所属上看，政治文化是公民文化的归属体系，是政治系统运作、政治活动开展所依赖的根基。公民文化是特指在观念形态上体现为参与意识、多元意识、理性意识，区别于封建专制社会的封闭意识、愚民意识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强调人的主体间的平等，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理性的加强、自信的建立。在公民文化之下，人追求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将主体完全消融于社会和国家。构建公民文化是培育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念，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民政治责任感的重要保证。在一个社会中，健全的制度保障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是一致的，这是公民参与的硬环境。然而，仅有硬环境是不够的，还要有先进的公民文化这一软环境。从传统的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需要普及民主意识，建立公民职责规范，提高公民素质。综合来看，公民文化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首先，公民文化反映了自主自律、自由自觉的主体价值取向。人们通过对平等权、自由权、民、财产权、社会权等普遍而真实地享有和行使，实现主体价值的创造和占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逐渐实现人对自身及对象世界的把握。

其次，公民文化要求建立平等、开放、横向的权利。利益关系作为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取代了血缘伦理和权利义务本位，平等互助的横向联系取代了等级身份的纵向排列。

再次，在行为方式上，公民文化表现为个性、参与、创造、开拓的基本图式，公民进行积极、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创造活动。在共同体生活中，公民文化提倡高度的角色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呈现出混杂的状况，公民文化的构建必定存在难度，公民的政治主体法制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监督意识和政治宽容意识是其关键。

二、公民社会的培育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文化是适应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发达的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的摇篮，培育公民文化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的，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与个人和独立经济以及民主相联系的文明的世俗的社会存在。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其归宿。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公民社会是世界民主化趋势的唯一动力。应该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化的作用都得到了认可和推崇，它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希望。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该结论的正确性，仅从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便可见公民社会的强大效能。

公民社会以社会群体组织为主体构成，包括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公民社会的产生源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它有着贯穿自身存在的理论与原则，从而维系公民社会的正常运作并保证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首先，公民社会以平等自由精神和人权意识为基本价值信条。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它依存于公民也“为公民”，是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其次，公民社会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拥有的权利和为维护这些权利所承担的责任之间达到了平衡，否定权大于责或责大于权的不平等状态。再次，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不允许权高于法或特权的存在。又次，公民社会是一个由私人利益关系构成的社会，它所代表的领域与政府所代表的领域径渭分明，形成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一种制约力量，使政府职能趋向于合理化。公民社会通过自身的成长，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其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这个动态平衡中，公民通过积极参与节制政府，发挥其作为利益主体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私域与公域，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并非完全对立的、的博弈关系，公民的行为取向并非个人主义的，而是倾向于集体主义，并且较多地顾及其他人利益和公益，注重整体效应。

三、民本思想的发扬

无论公民文化还是公民社会，都以民本思想为其指导思想的精髓。民本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用以强调劳动人民作为统治者基础的重要性，“民为贵，社楼次之，君为轻”，“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代统治者之所以“重民”是为了保证其统治基础不被动摇，只有稳定住广大劳动人民，社会太平，统治者的统治才能更稳固。可见，古代民本思想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并未得到真正的维护，苛捐杂税往往使他们举步维艰，又何谈幸福安乐。现代民本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它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体现了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界定了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成为一种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伦理。民本思想强调公民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性，是权利的拥有者和社会的主人，社会、国家的一切行为以公民的利益实现为宗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人是中心和重点。同时，民本思想以法制为外在保障和形式载体，法制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确定下来，并以其社会最高权威保证诸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进而促成公民文化的发展。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9篇

自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环境权初探》以来，关于环境权的讨论至今已有25年。众多学者都加人了环境权的大辩论，而且大部分关于环境权的论文都涉及到公民环境权论题。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公民环境权定位为法律权利;90年代，又有学者将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定位为人权、应然权利和基本权利;21世纪初，又有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习惯权利。

1.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权利论的代表是蔡守秋。论文百事通早在1982年，蔡先生就分析了环境权的产生过程，并得出下述三个结论: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环境权这个规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第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环境权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第三，有关环境权的理论正处于发展时期，我国的法学工作都应该为建立环境权的科学理论作出贡献。总之，蔡先生将环境权视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弱势地承认了环境权与人权的关联。在他看来，环境权只是在发生学上与人权相连，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2.20世纪90年代的应然权利论

20世纪90年代应然权利论的代表是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吕教授从传统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出发，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应有权利。用她的话来说:“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吕教授主张，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吕教授的环境权利理论设计倾向于将环境权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她实质上将环境权民事权利化。

3.21世纪初期的公民环境权学说

公德近是21世纪公民环境权论的一位代表，在谷德近看来，环境权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他因而反对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视为环境权的主体。他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他眼中的习惯权利是一种制度事实，由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支撑。公民环境权只能是习惯权利的理由有:(1)环境权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2)环境权依靠社会习惯得以保障。

徐祥民教授是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义务先定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公民环境权的存在，主张环境权是一种以环境义务的先行履行为存在条件的人类权利。。在徐教授看来，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公民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公民环境权不能构成对那些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权利的制约。徐教授主张，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在他看来，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在徐教授看来，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确的。新晨

二、关于公民环境权研究的反思

虽然近几年来的公民环境权研究论文和论著很多，但是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还处于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层次。未来的公民环境权理论的确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演进。在这些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倾向，即“对号人座的理路”。这种“对号人座的理路”试图追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公民环境权要么是应有权利，要么是法律权利，要么是习惯权利。这种思路在理论上很容易导致绝对思维和话语薪权，在实践中容易带来权威主义和强权专制。我们需要习惯于不再对号人座，习惯于不再追求一个唯一确定的答案，环境权既具有人权属性，又具有普通权利的特征;既具有接受权属性，也具有行为权的特征;环境权既是贯穿应然权利、习惯权利和法律权利等三种权利形态的复杂性权利，又是内含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权利因素的合成性权利。此外，这种逻辑还承认，环境权似乎与几乎所有其他权利都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未来的公民环境权研究应当建立在“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20世纪晚期的环境权论者所持有的“朴素建构主义”，因为它在承认客观性现实的基础上还强调“主体间的理解，’;它更不同于21世纪初期的环境权论者所持有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因为它所承认的客观性现实的程度仅仅停留在实用主义的层面，而月.特别强调通过知识反思和理论批判不断地建构凭借人们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权利乌托邦。未来持有“现实主义者的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试图个体性地和群体性地建构公民环境权的公共话语。

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人权；尊重；保障

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方面得到保护最好的体现即“尊重与保护人权”写入了在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这就意味着公民的生命权、平等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等基本个人人权在刑事诉讼方面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国家修订《刑事诉讼法》，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扩大人权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公民范围。然而，正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甚至是未剥夺公民权的公民的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实现观念的转变并在实践中做出努力。本论文将对人权的基本内容、新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人权保障制度及其意义进行介绍，并对落实并执行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制度的途径进行具体分析。

一、人权的基本概念

人权的概念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发展，又因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而产生地域、民族差异，因此，本论文将仅对最为基本的人权内容进行概括、介绍。在我国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加入了“尊重与保护人权”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在具体的法律条文制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落实。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例如“任何人不得被迫证明自己有罪”、“公诉人要对证据来源及取证方法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证据合法的，将采取有利于被告的选择”等具体规定都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进行尊重与保护。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施行，对推动打击犯罪与公民保护人权并重的作风具有积极作用。人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生命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平等权都包括在人权的基本内容中。生命权是公民享有其它一切权利的基本权利，当生命权无法得到尊重与保护时，根本无法享有其它人权。在我们对生命权进行理解时需要注意，在我国生存权即既包括人的生命安全权又包括基本生活保唪权的权利是首要人权，并且个人的生存权是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平等权是指”公民^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并履行平等义务”的并且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权利。当我们在对平等权进行理解时需注意，平等权不仅指公民享有权利的平等，也指公民履行义务的平等，此外，平等权在我国还包括在”法律方面、民族方面、男女地位方面”等诸多方面的平等。以《世界人权宣言》等公认权威的文件对政治经济权利进行解释与概括就是公民有”直接或经肖由选择之代表参与政事”“、人人享有公平及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等诸多权利。当我们对人权的基本内容整体概念进行理解时需要重点注意一方面即人权是发展着的人权，在人权会因地点而异的同时也会因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一变换在整体上是因时间前进而证明|的变化，是对人权的补充，正如对刑事诉讼法的新编，扩大了保护享有人权法律保护的公民范围。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人权保障制度及其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人权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诸多制度与环节中。在证据制度的修改中“已有罪”原则与“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得到确立与认可。在辩护制度的修改中，犯罪嫌疑人获得委托辩护律师为自己做辩护的权利，将可以进行更为专业的申辩。在强制措施的修改中，逮捕条件变得更加细致，减少了“灰色地带”。在侦查程序法规修改中，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生命权将因不合理的审讯、侦査手段的废除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在审判程序的修改中，新法限制了法院发回重申的次数，有利于推动诉讼化形态的发展。在执行程序的修改中，增添了社区矫正，体现了对犯罪或犯罪嫌疑人的尊严的保护与尊重。新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人权保降制度主要意义概括来说，就是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贯彻落实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论真正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践行与检验；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实践、执行的发展阶段；我国人权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公民范围得到扩大。

三、落实并执行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制度的途径

1.在侦査阶段赋予律师在场权

賦予律师在场权是出于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査、审査等阶段的对畤双方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犯罪嫌疑人在地位、权利多方面上具有不平等性考虑的。在这种双方地位悬殊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最终审判结果的公正性，是需要第三方即律师的介入的。律师在法律运用方面更为专业，可以为辩护人提供更为专业、有效的在法律允许内的保护。与此同时，诉讼方需对获得在场权的律师的职业操守与道德品行进行事先考察。

2.加强公检法部门联系，在配合与约中尊重和保哮人权公检

法部门在具体操作中真正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制度，首先霈要转变相关工作人员的原有落后理念，宣传并帮助相关人员真正理解并能运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明白犯罪嫌疑人不等同与罪犯，坚持“无罪推定”论，在执法过程中尊重嫌疑人隐私、生存等权利。其次，公、检、法不同分工都门加强联系与配合，提高审案工作效率，减少案件双方的对抗情绪。最后，公、检、法不同分工、部门要加强彼此互相间的制约与监督，三方在保障与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方面达成一致并互相监督。在内部互相监督的同时，接受家属、媒体等外部群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