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公民塑造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

主动公民强调责任和参与，其基本理论主要来源于共和主义。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人们对权力过分关注、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热情日渐式微。在这样的情况下，借鉴西方公民理论的经验，尤其是共和主义的合理内核，利用服务性学习等多种手段，加强主动公民的塑造，对于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公民参与；主动公民；共和主义；服务性学习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12-05

李俊卿（1964-），女，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北京 10002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日益重视本国主动公民的建设。在不同的语境中，学者对主动公民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多数观点都认为，所谓主动公民就是知情的、负责任的参与型公民。本文梳理了主动公民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目前公民参与的现状与原因，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提升公民参与能力的有效措施。

一、主动公民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公民政治理论发展过程中，曾涌现出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其中，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代公民问题研究专家德里克·希特根据公民资格的性质把公民资格理论划分为两大传统：一是着重强调责任的共和主义传统，二是着重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前者虽然历史悠久，而后者则支配了最近的两个世纪。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使人们摆脱了封建传统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民在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与平等。自由主义注重个人自我决定的能力，反对国家运用强制力限制个人自由。在民主理念、公民文化尚未成熟时期，这种思想有助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从这一点上讲，自由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自由主义理论常常过分强调公民权利而忽视公民义务，否认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价值观，从而助长了个人主义泛滥，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失序、道德混乱等。加之，由于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强调公民的自主性，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公众对政治的冷漠，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维系与发展。

针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大行其道及其造成的诸多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更为古老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作用及其当代适应性。共和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起源于古罗马，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兴起，其后虽逐渐被自由主义所代替，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复兴。复兴中的共和主义，有的学者称之为“新共和主义”或“公民共和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的共和主义。

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以阿伦特、斯金纳、桑德尔、泰勒以及佩蒂特等为代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共和主义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观点和论述，然而，就学术脉络而言，其内部具有许多庞杂的分支，诉求的重点与研究的层次也各有差异。尽管共和主义存在不同的流派，但是共和主义都包含着两个基本的要素和一种积极公民身份的要求。

（一）共和主义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

共和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给公共利益或公共善以优先性。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善，所谓公共善，是指公民在公共领域所追求的共同目的。个体通过共同善的目标，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为国家尽义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而，公民共和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主张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应当服从于国家。不过，强调国家利益，主张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并非不重视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但应强调的是，公民必须力求尽可能地履行而不应试图逃避其应尽的公共责任，这是确保自由和权利的唯一保障。共和主义的另一基本要素是对公民参与政治决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共和主义看来，共和国是参与的结果。共和国之所以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是由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因为人们不可能缔结有损自己自由的契约，所以，公民参与是维护个人自由的唯一条件。个人获得自由，必须获得相应的权利，而权利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因而只有参与法律的制定，才能拥有权利，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既然政治参与是自由的保证，那么作为自由人，公民就必须参与政治，因而共和主义的公民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在共和主义的范式中，公民参与围绕着公民主体、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参与方式与公共事务等维度展开。就公民主体而言，它要求和推崇的是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相对的积极自由观，在关注“自主”和“自我实现”的同时，它所强调的是对美德的不懈追求、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以及始终致力于“公共善”。

（二）积极公民身份

共和主义的基本要素与积极的公民身份紧密关联，即在公民的角色活动方面，共和主义倡导一种积极公民身份或主动公民身份，所谓积极（主动）公民身份是指公民作为平等者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对共同善的追求。共和主义坚持的这种积极公民身份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被动公民观是不同的。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是公民被动获得的，并不强调公民的主动行为。自由主义主张，公共事务交由国家处理，国家最为中心的职责在于为产业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而商人则可以专注于他的产业，即使参与政治，也只是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议人员间接影响政治。共和主义则以一种积极的公民理想为要旨，以公民的态度与主动性作为重要前提，倡导公民关心公共政治事务，论证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性，并把它看做是合格的公民应尽的义务。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都可以发现义务和参与越来越被认为是主动公民身份两个不可缺少而且互补的维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约翰·帕腾（John Patten）理解的积极公民身份是：“关心与在乎的人，而且是以很多途径表达他们关心的那些人。”巴伯所指的积极公民，是积极参与创造关于未来民主共同体的政治知识与政治判断共识的公民。弗克斯也认为，公民身份与民主紧密相连，是一种参与伦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积极的公民身份都有参与性和履行义务的要求。积极的公民通过自己的行动。可以参与到国家共同体的政治知识与核心价值的构筑中来，捍卫与落实自己的公民权利，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个人——自由主义”的被动公民观和“公民——共和主义”的主动公民观，最大的区别在于态度和主动性。一个公民不犯错、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仅仅是消极的公民，并不是主动公民，主动公民是理性的、知情的、积极的、负责任的参与型公民。在当代社会，公共权力将日益渗透到个体的日常公共事务中，被动公民的参与已不再适应迅速变革、发展的社会需要，换言之，社会需要积极实践的主动公民，否则必将落后于时代。

共和主义的公民教育观提倡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注重公民参与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尽管它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具有排斥性且过于强调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忽视了私人生活给公民带来的价值，但就整体而言，它所包含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积极公民的理念，依然可以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和卢梭所处的时代那样，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现代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可以坚持传统共和主义的基本内核，剔除其消极成分，同时吸取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其他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重构一种新的公民身份模式，为进行公民参与教育提供相应的依据。时至今日，时代的变化使我们很难完全回复到古代那种“理想”的公民图景，不过，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某些精神和要求仍可为现代国家塑造主动公民提供有益的指导。

二、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消极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主动公民强调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公民资格的实现方式，指的是有参与愿望的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公民参与包括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等，涵盖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领域。积极的公民资格是公民参与的逻辑起点。阿马蒂亚·森指出，公民资格问题关键的是把参与作为一种价值，把参与能力看做是解决社会整体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积极的公民资格，要求公民是公共事务的能动的参与者。公民参与不仅能够更好地维护公民个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公民德性和智力的提升以及公民积极、自主、独立等性格的培养。共和主义倡导的良好公民是充满公共精神的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在面临各种抉择时，好公民会倾向于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就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来看，在公民参与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冷漠现象，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盲目地追求“反权威”和追求个体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同时，“人们拒绝传统的思维模式，转而追求放逐现实批判精神的平面化的思维和平面人的生活”，即“不再顾忌逻辑思维和反思等严谨的和系统的理性活动，只注重‘当下’立即可以达到欢乐目的并直接得到体验而生效的感性活动”。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人不乏热衷追求“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的思想。他们不但缺乏对历史的纵贯思考和对未来的理性展望，还热衷于从西方移植一些消极的颓废生活态度来应对迷茫和彷徨。

第二，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疏远。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并未出现理论预期的公民的积极参与，当今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发展，市场价值被过度张扬，出现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过度私人化倾向，尤其是在政治上表现为公民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疏远。部分公民对公共生活持淡漠的态度，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懒于参加公共生活，致使公共精神出现危机；有的公民甚至抱着叛逆的心态，一味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有的公民则利己主义思想突出，事事以个人利益为重。

第三，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不足。即便有一些公民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但由于一些公民缺乏公共责任感，在参与过程中随大流、走形式，参与的动力不足，属于外驱型参与的较多，即受外部的宣传、命令、指令等的影响而产生被动参与。而内驱型参与即主动参与较少，致使公共参与呈现表面化。此外，在网络媒介异常发达的今天，有很多网民确实对公共生活有比较积极的参与意愿，愿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施加自己的影响，但网络参与常常是缺乏理性的表达，因此影响了公民参与的质量和效果。

我们认为，导致我国公民参与冷漠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参与意识。由于受传统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影响，个体往往被弱化，个性被压抑，习惯于服从和依附权威。同时，公民角色感不强，政治文化属于臣民参与型，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普遍缺乏，带有累积性的“参与惰性”，加之威权式的管理模式对政府的影响至深。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公民参与的层次较低，有的参与甚至是走形式，许多公民缺乏基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

第二，公民参与的搭便车心理突出。一般而言，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会更多受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受到公民对参与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当公民认为其参与行为得不到预期的好处、参与成本太大而收益太少时，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不作为或是消极作为。有的公民甚至倾向于搭便车，消极地等待公共问题的解决，选择让他人替代其行使公民资格，消极地参与危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而自己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三，物质生活水平的局限。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目前经济结构的行业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相当数量的民众还在为基本的生活和生存而奔波，在客观上缺少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使得较低收入水平的公民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状况，对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缺少足够的精力和热情。

第四，公民参与制度和参与渠道的约束。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制度还处在进一步完善之中，公民参与的制度保证还存在许多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公民参与渠道的不畅。公民参与渠道的受阻影响了公民对公共责任的关注和承担，也大大降低了公民参与的效度和信度。

三、主动公民塑造的经验借鉴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

主动公民身份概念最终要关涉个体与群体对所属的社会和社区的归属感，因此，除了身份认同与价值共识之外，还与促进社会包容与凝聚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是主动公民身份的情感维度。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一个信息与知识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够采取行动，并且能够自信地去行动。这就是主动公民身份的认知维度。最后，履行公民身份就是采取某种行动，这首先就是在采取行动中获取经验的事情，此即主动公民身份的实践维度。塑造主动公民不仅要从知识层面、情感层面还要从实践层面人手，以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事实上，主动公民与公民资格密切相关。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公民资格将公民参与内化为必要机制和内在特征，在实践上也必然以公民的参与为最终的落实。公民资格的实现应该是一种个人身份地位或者标志基础上的“形成的过程”，即要通过主动的、积极的政治和法律活动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学校、社会应提供多种正规与非正规途径，让公民参与学校、社区的活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认识并投入公民事务，不断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实行有效的教育模式。

首先，形成一种参与的氛围。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强调参与型公民教育，就学校而言，它们已经或正在进行旨在使学校生活民主化并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民主生活的“民主学校”实践，也被称作“学校民主精神模式”。另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目前也积极探索与自己学校具体情况相符的主动公民教育方法，其中以英国伦敦卡姆登自治镇的前首席行政长官彼特·米切尔（Peter Mitchell）提出的“全校策略”框架最为显著。“全校策略”框架主要由以下几个相互联系密切的方面组成：领导层面负责在全校高层管理员工中培养一种以责任为中心的文化氛围；课程编制主要体现创造性的学习经验、学生的参与等内容；专业进修旨在培养员工在教学中贯彻实施主动公民塑造的技能；在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保证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公民教育所设定的目标和价值；环境方面不仅包括学校公民教育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也包括所有能促进学校公民教育发展的资金、与其他社会共同体和组织的合作关系、与当地政府和权威机构的关系等一系列条件。由此可见，“全校策略”的目的在于在学校整体范围内形成一个综合的全部覆盖的主动公民塑造的氛围。目前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践行着“全校策略”，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其次，树立现代的教育理念。传统的不注重技能培养的知识灌输模式显然不是主动公民教育所需要的，重在培养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的开放式、实践式公民教育更能适应主动公民对理性、情感、知识、技能的需要。服务性学习是满足这种需要的较好方式。服务学习源自杜威的经验学习理论。该词首次出现于1966年，1976年由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首先进行了规范性的论述。之后，不同学者和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进行了阐释。在众多的定义中，美国1993年的服务法案（service Action）将服务学习概括地较为准确，它认为：“服务学习指的是一种方法，通过学校和社区的合作，将提供给社区的服务与课程联系起来，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服务行动中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培养社会责任感，同时在其中学习以获得知识和技能，提高与同伴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分析、评价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服务学习在各级学校中获得使用，并表现出在负责任的公民培养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服务性学习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除了学校以外，各级各类学术团体所从事的公民教育推广活动也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形成了普遍的公民教育氛围，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就是其中之一。该组织推出的“我们人民：公民养成”项目（We the People：Project Citizen），在激发学生对公共事务积极关注和参与方面实效显著。“公民养成”项目让学生和青年人在教师、组织领导者以及志愿者的指导下，参与结构化的协作活动。整个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选择要研究的问题，识别社区中需要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解决的问题，收集并评估与问题有关的信息，针对问题制作班级方案，展示行动计划，使政府采纳这一方案并反思。评估结果表明，参与组的学生在说服性写作、公共政策知识、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技能、公共演说技能、表达能力以及书写政策倡导建议等方面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学生。可见，“公民养成”的实践模式对于个体的综合素质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由于服务性学习的有效性，它的影响也从美国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英国、加拿大、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

第三，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以我国的香港地区为例，香港回归之后，政府倡导培育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以渐进的方式积极推进参与式公民教育，“主动参与、积极实践、关心社会”的公民精神目前已经成为香港公民教育政策的灵魂。早在香港回归之初就有学者呼吁，未来的公民教育模式应以参与实践性教育为主导，让香港的年轻人体会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情操，让年轻人有足够的机会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从2001年开始，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积极推进香港中学公民教育增值与推广计划，该计划主要围绕五个主题展开：服务学习、社区探究、传媒教育、生命教育和宗教教育，其中服务学习排在公民社会参与的第一位。政府在正规教育中努力加强了公民教育的元素，使每一位学生通过参与课堂内外的大量公民活动，培养公民勇气，促使学生在民主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自身的害羞与恐惧，包括在众人面前说话、承认无知和表达与人不同的意见。由此，特区政府把公民教育定位为参与性的、实践性的动态过程。此外，与内地学校不同的是，特区政府赋予香港的中小学在校本课程开发以及办学方面较大的自和主动权，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特点，设计不同的校本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参与式活动来推进公民教育。特区政府除了积极援助与推动教育机构开展公民教育活动之外，还广泛调动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公民教育，共同推动了地区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

公民参与体现的是一种公民态度和价值观，最终目的是使市民在日后成为知行合一的主动公民。为达到此目的，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对此，政府应努力开创公共空间，引导市民过一种参与性与公共性的生活，并制定相应政策、投入资金以支持公民参与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