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范文

公民教育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加强公民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教育的内容要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教育内容；要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公民意识；要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锻炼；要拓展教育渠道，实现德育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等社会变迁，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变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为自由幸福，更为全面地发展自身，实现自身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提升现代意识，培育现代公民。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新主题，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总书记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或者说，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体现这六个方面的特征。

关于“公民教育”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并不统一，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民教育指的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从狭义上看，公民教育是指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它是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如何做合格公民的教育，这是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判断是否建成和谐社会的标准，除了是否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还要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看公民教育的成就和质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民教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将公民教育工作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视角，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谐思想密切相联。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成。“和谐”与“中道”被认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样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来重视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事实上已经把公民教育纳入了和谐社会的视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在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情况下，将公民教育纳入其视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全面和谐社会的公民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目标上。二者是一致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高公民素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总的来看，与过去相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与此相适应，要形成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体制，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较高的公民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对公民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需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全面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不断促进公民教育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二者处于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之中。公民教育搞得好，就会增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和进步，就越增强对公民教育的需求，促进公民教育的不断发展。

三、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公民教育的内容

1.科学发展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是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指导思想。执政者的发展观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公民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体现了我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教育全体公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观，树立生态科技观和科技生态观。

2.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培养受教育者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情感，使其立志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现代公民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内，但不把公民教育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范畴，在要求受教育者贡献于自己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国家给予个体公民的权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富强兴盛的精神动因。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宏大而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明确了民族精神要与时俱进的培育思路。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公民教育范畴，需要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强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意识；需要倡导各民族团结和睦，平等互助，维护国家稳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族团结意识；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强意识；需要保护民族气节、维护民族尊严的自尊自信意识。

3.民主法治教育。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公民教育的基础。实施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重要的是唤起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公民作为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平等成员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公民教育中的民主法治意识教育主要是培养主体意识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培养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习惯，要牢固树立法律的无尚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要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做一个积极负责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公德教育主要是使公民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法、互助互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利益、遵守环境道德、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公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公民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依存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四、构建和谐社会，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教育，要把积极推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公民教育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主导的促进作用，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公民教育同样也有促进作用。当今社会，教育的环境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公民教育需要以全新的姿态来面对，在教育途径和方法的选择上要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1.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教育内容。公民教育如果和传统文化相脱离就会变成没有根的东西，没有根的东西也就没有生命力。我国的公民教育能否真正拥有优势和特色，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真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弘扬与创造性的转化上。正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2.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公民意识。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教学中强调单纯灌输，忽视了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公民意识的养成，特别是公民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教育，这是制约我国法制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转变教育观念，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在一个开放、尊重多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将公民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各门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民主、平等、自主、批判等现代公民意识。

3.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锻炼。公民教育重在实效，它不同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只侧重于讲解和传授，而更侧重于在理解的基础上理性的认可和参与。如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创设问题情景，在答疑中进行公民教育；对重大的涉及公民教育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具体公民及其事迹，即以榜样和先进事迹来更好地启发、感染教育对象；在活动过程中感到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模拟民主选举场景；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新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创新精神，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传承。

4.拓展教育渠道，实现德育创新。学校公民教育是社会公民教育的基础，学校公民教育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改革公民教育课程为主线，改革公民教育办法，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公民教育。此外，公民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公民教育的氛围，保持公民教育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公民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发挥各方面的合力作用，搞好公民教育。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公民教育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的开放和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机会增多等等，都要求我们不断研究和探索有效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全民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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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文，美国的学校公民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J].前沿，2006，(3).

公民教育范文第2篇

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有权力制定交通规则的机构和人。 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权力?因为政府是大家选举产生的，他的爸爸妈妈也参加了选举。 什么是好的政府?能制定并且执行一个保证大家安全的交通规则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政府制定不了好的交通规则、或者制定了好交通规则却执行不了，就需要改革了。

为什么他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因为政府制定的交通规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如果交通规则不合理，他上学就要迟到了；还有，政府花的钱，也是他爸爸妈妈交的，如果政府把钱浪费了，也就是他自己的损失。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东平，用这样―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教育的切实易行。

“这非常简单，政治本来就跟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看得见、摸得着。”他说，“告诉学生政治制度的本来面目，有利于从根本上树立公民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信念。”

然而，这位学者对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目前的状况是公民教育很缺失，基本上没有民主教育。”

“目前绝大多数学校都采取竞选和轮换制的方式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尝试当学生干部，但这种改革和尝试并不是在公民教育的概念下进行的。”他对《望东方周刊》说。

《望东方周刊》在北京两所中小学中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中小学生民主知识的来源中，媒体、课外书、家长分列前三位，而学校教育竟然占据末位。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张祖桦说，最根本的还是现在的学校体制，“现在的学校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政治课本成为考试科目时就不可能生动活泼，更多停留在书本和理论。”　 学者刘海波认为，很多人以为竞选就是民主，而实际上民主的根本任务是增加公共利益，要求竞选者具有凝聚智慧的竞争品质：成熟、理性以及责任感等等。　 刘海波把公民教育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对国家的热爱，对政体的认同，了解政体与法律运转的知识等。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存在公民教育，而且政治性很强，“但那是在高调的理想主义之下运转的，并不真实，也不会持久。”

目前，一方面是学校传统教育的束缚和乏力，另一方面，青少年通过大众媒介获取的民主知识已经大大超过了成年人的想像，这种矛盾，造成一些青少年对许多社会现象的看法较为偏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分析说，从“愤青”一代的产生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对公共事务国际事务的认知很有缺陷，缺乏理性、健康的心态，容易采取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进行宣泄。“产生这一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公民教育的缺失。”

杨东平正在进行《新公民读本》教材的编写。他说，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宪法至上，公民在法制框架下参与社会。

在杨东平的公民读本中，公民知识包括社会标识、政治常识和社会生活的知识。他认为，只有从教育抓起，才能改变目前大多数人公民知识匮乏、有些领导干部分不清基本法治概念的状况。

公民教育范文第3篇

现在的中国教育全民关注。幼小教育也不例外。人们批评现行幼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试图寻找新的教育模式，借鉴西方的或者是复制古人的，但这也往往招致了人们新的批评。目前的幼小教育包括了语言、知识、技能和品德等方面，我们在此不对一般的教育模式进行分析，而是对近年来人们大力推广的国学教育和公民教育进行探讨。应该说，无论何种形式与内容的教育，都应当适应当前时展潮流，培养现代公民。

国学目前是一个时尚的语词，像雪花一样漫天飞。到处可以看到国学的标签，如国学班、国学大师、国学学员等。但其实很少有人对于国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我们主张国学教育的时候，对于国学自身的意义还不明了的话，那么就逃脱不了误入歧途的厄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国学的语义进行简单的分析。

国学一词，简而言之就是国家之学。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学，如日本有日本学，美国有美国学，欧洲各国也有各国的国学。我们中国人讲国学，不言而喻是指中国学。如果这里的国学就是指中国的学问的话，那么这其中所包括的范围就非常广大了。可以说与中国相关的学问都是国学。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国学主要是关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学可称为中国的古典学。但一般的中国古典学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学就是经史子集。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古典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等。由于经是儒家的经典，因此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也就是儒学。

其实，中国人一直在学习和研究国学。但人们并没有如同现在这般给自己所研习的学问贴上国学的标签。国学这一语词被广泛运用是在现生的事情。现代以来，人们大力引入西学，主要指西方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如民主与科学、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与西学的兴起相对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文化的衰败。于是，一些人提出了建立国学的口号，希望通过国学的研习，来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思想。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的国学带有浓厚的与西学对立的色彩。因此，它自身就打上了传统和保守的烙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是西学和国学的争论了。但是长久以来，国学并没有取得主导的地位。这是由于现代的国学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它的基本精神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

国学重建的呼声是近年来的事情。对于国学，政府在推广，学校在呼应，媒体在宣传，民间也在欢呼。国学的研习一下子变成了热潮。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人的信心大增。这导致人们从过去的文化的自卑转向文化的自傲。人们认为，虽然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不如西方，但现在中国强大了。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重新学习和估价自己的固有文化。其二，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经济奇迹，但没有带来文化奇迹；带来了物质的富有，但没有带来道德的富有。于是人们考虑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推动文化建设，通过传统道德的学习推动道德建设。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继承和发扬国学的使命是当然的，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对于国学的热情不能替代对于国学的冷静思考。我们必须弄清楚：国学包括了哪些方面？作为中国的古典学，国学不能包罗万象，否则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一般而言，国学主要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道的层面。它是中国独特的智慧。这就是儒、道、禅所说的真理。儒家是关于社会的智慧，道家是关于自然的智慧，禅宗是关于心灵的智慧。这三者正好构成了生活世界的整体。儒家的经典文本是“四书五经”，道家的经典文本是《老子》、《庄子》，禅宗的经典文本是《坛经》等。第二，术的层面。它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和技术。如琴棋书画、工艺、武术、中医，等等。真正说来，国学作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是关于儒、道、禅的智慧的知识学。

当然，对于国学只是划定它的边界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批判和分辨的能力。把国学看成绝对的糟粕或者是绝对的精华都是一种偏激的表现。我们要区分其精华和糟粕，并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于国学继承和发扬，并有所创新。

如果说国学有道有术，其根本是中国的智慧之学的话，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幼小国学教育是否是真正的国学教育？

目前的幼小国学教育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三字经》、《弟子规》，还有其他一些传统社会的蒙学读物。这也就是说，人们是在用旧时代的教材教育新时代的儿童。这是否不合时宜，我们姑且不讨论。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两部所谓的儿童经文的内容，看它们是否有益于当代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先看《三字经》。其内容虽然涵盖广泛，但大致可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教育的关键性；第二部分说明孝悌的重要性；第三部分介绍日常生活和世界的基本常识；第四部分列举了儒家的基本经典和先秦诸子的著作；第五部分讲述了中国朝代变迁的历史；第六部分凸显学习和实践的意义。《三字经》主要是关于儒家道德和文史知识的说明。

再看《弟子规》。其内容主要根据《论语·学而篇》第六条。该条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此基础上，《弟子规》分别言述了孝悌、行谨、言信、爱人和学文等。不同于《三字经》，《弟子规》主要给出了一个人作为弟子在家族社会的行为规范。

这两种代表性的蒙学读物是否可以代表国学？或者是否可以作为国学的入门的向导？这是大可怀疑的。

第一，国学作为中国的古典学包括了儒家、道家和禅宗三家。但这些蒙学读物基本上只是凸显了儒家，独尊了儒学。这不利于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儒道禅共同形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在当今世界上，道家和禅宗思想在西方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的思想。

第二，儒学的主要思想是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它们的思想博大和深厚。这些蒙学读物虽然以儒学思想为指导，但却是儒学思想的通俗化，也是儒学思想的变形和扭曲。如孔孟虽然推崇孝悌思想，但并没有如同这些蒙学读物一样将孝悌的行为极端地夸张。

第三，这些蒙学读物的有些知识是陈旧的。由于时代原因，古人对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认识有其限度，与现代知识相比已有较大的距离。如就自然而言，现代的天文、地理已改变了我们对于宇宙和地球的看法；就社会而言，国家已不是君臣社会，而是民主社会；就精神而言，世界文学的童话比起传统的文史知识更能激发儿童的想象。

第四，这些蒙学读物所倡导的有些道德是奴性的。由于受儒学的影响，蒙学读物主要是宣传道德，从事教化，其主导观念是忠孝。这就是说，在国家，人作为一个臣民要忠实于君主；在家族，人作为一个弟子要孝悌于父兄。在这种关系中，人始终是被动的，也就是被规定的、被控制的。

根据上述简单分析，目前相当一部分的幼小国学教育并非真正的国学教育。它所讲的国学不是真国学，而是伪国学。它不是弘扬国学，而是亵渎国学。因此，幼小国学教育必须改变方向。它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它必须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那么，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幼小教育？其一，与其所处的时展的步骤相适应。中国现在的儿童不再生活在古代，而是生活在现代；不再生活在宋明的内，而是生活在全球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的家族社会正转型为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因此，中国的儿童不再只是一个家族社会的弟子。而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在这样的意义上。儿童首先要学习的不是弟子规。而是“公民规”。现在的幼小教育应该强调的是公民教育。其二，与其身心发育的阶段相适应。儿童作为人生开端的时期是天真的、游戏的和想象的时期。人们不要给他们灌输过多的文史知识，也不要让他们接受更多的道德教化。人们要让儿童的身心保持天真、游戏和想象的天性。

什么是公民教育？它是使人成为公民的教育。公民是一个人，但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不是过去所说的臣民，而是自由人。自由人并非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或者是一个主张自由主义的人，而是一个能自己规定自己的人。公民的自由表现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权利是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义务是人必须做什么和不必须做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游戏规则。因此，公民教育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的教育，关于人知道、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去生存的教育。通过公民教育，人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

关于公民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如法律、道德、信仰和文化等。但公民教育的核心始终围绕关于人的教化。这就是说，一切公民教育的知识都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知识要么是关于人本身。要么是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据这点，公民教育的知识就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

公民教育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个人。公民教育首先要传授关于个人的知识。这包括了个人的身体和心灵的结构和功能，个人生活的基本要素等。在个人的教育中，特别要强调生命教育。这也就是要求人们学习关爱生命，重视死亡。

第二，社会。人不是一个人孤立生活的，而是与他人一起生活的。这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首先生活在家庭，然后进入学校，最后参与工作，并和不同的社会组织打交道。个人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关键是遵守游戏规则。各种不同的法律、法规、契约和制度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游戏规则。

第三。国家。公民和国家之间构成了政治关系。在此，公民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如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等。此外，公民还有其他权利。但公民权利必须建基于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受到法律保障”是一大主要原则。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公民还必须承担义务。公民的基本义务是宪法义务，基本义务的核心是遵守宪法和法律。

第四，世界。现代公民不仅生活在民族国家内，也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因此，人也是一个世界公民。于是，公民教育还要包括世界地理、历史、文化、政治、法律、宗教等。

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构成现代公民教育系统的主干。在目前的语言、知识、技能、道德教育的同时，应强化公民教育。在学校的所有教育中。公民教育应成为最根本的教育。

公民教育范文第4篇

一、教育何以能够救国

20世纪上半叶，各种救国思潮风生水起，成千上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挽救民族命运的时代风潮之中，一时之间，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革命救国、教育救国、道德救国等等救国思潮鹊起于中华大地。遍及全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先是20年代广泛兴起的旨在除文盲做新人的平民教育运动，继而是20至30年代兴起的旨在改造乡村社会的乡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实质上是平民教育的继续和深化）――便是各种救国思潮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到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的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和机构，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即有1 000余处。而与这场持续20多年的教育运动相伴的，是一系列灿若星辰彪炳史册的民族精英。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雷沛鸿、王拱璧、余家菊等等，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内战频仍、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乱世，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自愿放弃高官厚禄和优越的生活而从欧美等国献身于灾难深重、前途未卜的中华大地？在既无政府主导又无任何名利的可能，甚至反倒会搭上性命和给其整个家庭带来灾难的前提下，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世代传承的那种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和经邦济世的情怀。无论是孔子的“杀身以成仁”，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是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拟或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一例外，都表达了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和服务天下的责任感。在《礼记•大学》中，这种精神被凝结为四个字：“修齐治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不仅是对古代知识分子匡世救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和身担天下的责任要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一种自觉追求。这种济世情怀和价值追求无疑也反映在持各种救国思想（包括教育救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实践经历之中。

二是对教育可以拯救民族、国家于危难之中深信不疑。尽管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社会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不小的分歧，在教育救国的路径选择上也各不相同，但在通过教育来实现救亡图存进而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的理想上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他们看来，教育是改造人的工作，是为共和国培养合格公民的工作，因而是为共和国建设“打基础”的工作，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是立国之本。

二、生活教育与公民教育：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

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正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

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形成于1914至1916年间。他之所以有此宏愿，源于他在金陵大学求学时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身居校园，心忧天下，积极参与各种校内外活动，并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整理成文，发表在《金陵光》杂志上。1913―1914年，他在《金陵光》连续发表过14篇文章，其中《一夫多妻之恶结果》《因循篇》《伪君子篇》《民国三年之希望》以及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等文章不仅反映出他心忧天下的情怀，而且反映出他对中国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刻和独到。

在《伪君子篇》中，他历数了伪君子的种种危害后写道：“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1]而伪君子之所以“惟吾国为最多”，“惟今世为最盛”且能够通行于世，则是因为人们对之“无人非，无物议”，反倒“以此相隐慕”。“隐慕”二字，十分传神地揭露出中国人的国民程度之低下，揭露出国民程度低下为伪君子盛行于世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在《民国三年之希望》一文中他写道：为庆祝民国三年元旦，到处是“爆竹声喧，桃符颂献，旗悬五色，乐奏八音”，“然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逢故旧欲致吉利语，而嗫嚅不能启口。视此国家，对兹社会，皆哀有余，而乐不足。”为什么会如此呢？根子在什么地方呢？在陶行知看来，最深刻的根源即在于国人不明白自己应当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国民（公民）意识还处在沉睡状态。所以他大声呼唤：“俾民国精神形式，同从兹更始，永永留存，渐渐发育，直至万万载。”[2]如何才能唤醒世人的国民意识、培养“民国精神”？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来唤醒世人的国民意识？陶行知在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给出了答案。

陶行知认为，共和有三大信条，即自由、平等、民胞。而要实现这三大信条，对于个人而言，则在于“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共和主义即以此责任付之各分子。盖个人之有价值，以其对于社会有天职之当尽耳……共和主义则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则，以求群之进化福利”，并特别强调要“藉责任以养成完善之国民。”[3]对于社会而言，则应“视人民为社会之。群之良窳，惟民是视。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4]

但共和国建立已经三年了，可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希望反倒是险象环生。他指出“共和之险象”有四：国民程度不足、伪领袖、党祸、多数之横暴。其中国民程度不足和伪领袖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不出”就会导致五种恶结果――“非其人而有居其位者；居其位而不忠其职者；贪禄不止者；惮责重而不肯负荷者；居高明之位而有以流俗自况者。”[5]针对国民程度不足的现状，陶行知大声疾呼：“贤能不出，则共同责任何人担负，共同目的何人筹划乎？”[6]

在《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一文中他曾说过：“共和国有两大要素：一须有正当领袖，一须有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并认为“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教育能巩固共和之基础。”[7]其实他这种观点在1914年时就已经形成了。在《共和精义》的“共和与教育”部分，他认为避免共和之险象的唯一道路就是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教育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养成国民“国家主人翁之资格”。[8]

他将教育看做是造文化、造人、造国的事业。认为教育是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因为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教育能传播非遗传的文化，教育为最有可为之事。[9]

“新教育”“好教育”从学生方面言，就是要让他成为“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从社会方面言，就是要使他可以贡献社会，可以促进社会关系“高尚优美”。如果我们的教育做不到这些，人们当然会“打着我们教育者的门”，质问我们“教的是什么教育”？质问我们何以会教出只知道钱、权以及享乐的子弟？质问我们“何以教出这种不会做正当事的子弟”？[10]……类似的质问越多，越说明教育和教育者的无能。

改良个人之天性、养成共和之要素使学生成为“自主”“自立”“自动”的共和国国民，改造社会――这就是陶行知赋予教育的责任和目的。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晓庄、在工学团、在育才，他的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共和国公民，都是在进行公民教育――

在晓庄，他要求学生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要将乡村学校办成“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要乡村教师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他强调“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其内容包括了村自治、民众教育、合作组织、乡村调查和农民娱乐教学做等，全校师生均须参加所有改造社会的活动。而通过办面向公众的图书馆、乡村医院、中心茶园、信用合作社、农业科学馆，组织联村自卫团等，使教育和社区自治紧密结合。这些活动真实体现了陶先生靠发展乡村教育来改造乡村社会的理想。

在育才，学生除了正常上课外，经常参与社会劳动、社会调查、公演、到社会上举办画展和其他社会活动。他强调要将难童培养成“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学做人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侵略的小战士”；他强调，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人中人就是能够自立、自觉、自治、自强的共和国国民，就是能够“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的人，就是能够“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的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教育救国论形成以来直至今日，一直被当做改良主义而受到批判，而“改良主义”这个词在“革命者”看来不仅是与“革命”对立的，而且一开始就是贬义词。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发表文章，将陶行知的“国难教育方案”看做是“实验主义的理论、行为派的思想、杜威氏的教育”，并认为这种教育是在“替买办们服务”。也有人写信给陶行知，说他的生活教育是改良主义，并认为“真正生活教育的实现，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里存在”，指责生活教育者把教育与革命割裂开，“企图不经过突变而欲达到质变”。陶行知立即进行反驳:“生活教育论者”从来不否认突变的意义，但也绝不因为重视突变的意义而排斥渐变。因为“水热到摄氏一百度，突变而为水蒸气。我们不能幻想着水蒸气而忽视了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11]而这“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国民程度，为真正共和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实不仅是对陶行知，除了社会革命之外，几乎所有的救国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道德救国――都统统被作为社会改良主义而遭到批判。1927年时，张彭春即对这种批判作出过回应。他说：

“教育救国”容或“迂缓”，但并非不切实际。恰恰相反，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也。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教育救国之说，容或近于迂阔，然其所期望于未来者则至大:其求者乃永久之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其所注意者乃底层之培植，而非表面之虚饰。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

张彭春将教育看做救国“根本之计划”与陶行知将教育看做“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可算揭示了教育救国主张者共同的深谋远虑。

陶行知一生追求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和民主制度，故不能说陶行知不注重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也许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只能通过政治的暴力手段去争取，但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的真正实现。在陶行知看来，正是有了“制度”后却无法落实：作为民主、自由的主体――国民或者公民――没有得到民主自由，不懂得民主自由，不会享有民主自由，而制度的制定者、确立者也没能操控住权力，所以“制度”不仅没有给大众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反倒成了官僚、军阀等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陶行知才将注意力转向培养造就“国民性”，以使国民能够适应这种民主制度。

值得强调的是陶行知并不是只通过让国民了解民主知识来提高其国民程度，而是强调国民必须在过民主的生活中来接受教育并逐渐适应民主生活。在他看来，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要适应这样的生活方式，其过程是渐进的、漫长的，并且只能是“改良”的，不可能一下子使民众达到一个统一的高度。

所以军事革命和民主改良都是不可少的――通过前者以建立民主制度，通过后者使国民适应民主制度。没有前者，民主不可能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没有后者，即使有了民主它也只能是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它离真正的民主还很远很远。

从历史来看，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通过包含着血雨腥风的社会革命的形式实现的，其中似乎完全没有“改良”。但别说是通过“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国”，即使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并没有完全排斥“改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的实现并不存在先通过“革命”以确立制度，再通过“改良”以使国民适应这种制度，或者反过来，先通过“改良”以提高国民程度，再通过“革命”以确立民主制度。其实，在趋向一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革命”和“改良”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比如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革命”的参与者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同的”，必然要有一个使其成为“共同”的过程：你要“唤起民众”必须“教育民众”，使民众了解旧制度为何是罪恶的，新制度何以是美好的。这个过程肯定不是暴力的而是渐进的，即改良的。

有必要承认一个事实，即制度的确立并不等于制度所承载的内容的真正实现，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如此。事实上，民主制度的确立只是为民主的实现奠定了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实现民主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专制必然压制民主）。但“革命”并不拒绝“改良”，后者也许正在为前者积累条件。在此没有“唯一”，只有两种方法的并存和相互促进。

三、反思当今的公民教育

《礼记•大学》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实，“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不仅是“大学”之道，更应是所有教育之道。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其他教育救国论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等等，无不是将培养合格的公民作为教育的首要追求。他们均将教育与建立共和国联系在一起，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培养共和国国民联系在一起。教育培养的是学子的社会担当精神，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即使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的20世纪30、40年代，教育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西南联大将“雪千秋耻，促中兴业，迎新国运，驱除仇寇”等重任赋予她的学子们；复旦大学用“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来激励自己的教师和学生；浙江大学则将“求是求真，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开物新民，树我邦国，天下来同”视为自己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更是将“茫茫海宇寻同志，共事业，励精神，一心为平民，务把文盲除尽，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无数学子的《毕业歌》，将民族自救、天下兴亡的重任赋予了未来的公民――它让同学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倾听“大众的嗟伤”，关注“国土的沦丧”，唤醒大家“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去做“社会的栋梁”!

在这些校歌、会歌、毕业歌中，无不渗透着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和忧患，无不体现出教育对于社会的强烈担当意识。而在当今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天下的兴亡在我们的教育中到底还占据着多大的地位？

我们有自己的教育方针。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关注过它？或者说又有多少人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在办教育的？我们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又有多少是与教育方针相一致的？在教学过程中谁又把贯彻教育方针当回事！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来造就国民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但美好的愿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在现实中我们又为之付出过怎样的行动？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学校和教育越来越远离社会和生活；分数越来越被人们等同于教育质量；成绩、升学率越来越成为社会、教育部门评价教育、学校、教师、学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我们的教育变成了升学教育、分数教育、知识教育，而不是做人、做公民的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民教育付诸阙如。

生活教育以及诸多教育救国论者的教育都是指向民族、国家、社会的。陶行知非常注重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人据此说陶行知是一个社会本位主义者。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就会发现，他在注重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他说过：“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12]对陶行知而言，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状况。教育无疑应促进社会的进步，所以他说“教育就是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必须通过人的改造来实现。这改造人，就是使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所以使人成为“合格国民”，成为“社会邦国之主人翁”，就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总之，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工具教育或者就业教育而将完善人格、培养合格公民的功能排除在教育之外，那么和谐社会、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就将始终都是一个虽然美好但却无法实现的梦！而一旦我们的教育找回了自己的“魂”，恢复了教育的本真，这样的梦才可能变成现实。这也许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教育之“道”的“自然”。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重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62、168、184、185、187、187、219、189、218-219、308-310.

[1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M].重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56-357.

[1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重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52.

公民教育范文第5篇

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智育，轻德育。在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其实绝大多数家长都知道“教之道，德为先”的道理，明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但是他们在实际中并没有真得这样做，而是陷入了“重智育，轻德育”的泥潭不可自拔。为了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开发子女的智力水平，他们不惜成本地为子女报各类特长班与辅导班。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家庭的子女习惯于以个人为中心，喜欢乱发脾气。而家长却往往纵容这些不良品行。在他们眼里，孩子学习好是最重要的，放松了对孩子人格的培养，最终造成了家庭教育的失败。

重言传，轻身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愿望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好的教育方法做支撑，这种美好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有些家长喜欢训斥孩子，也有些家长喜欢拿别的孩子进行攀比，还有些家长喜欢放任自流的方式。这些教育方法不仅收不到理想中的教育效果，而且容易造成孩子的孤僻的性格，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此外，大部分家长习惯用言传的方式教育子女。而与身教方式相比，言传方式不容易被子女接受或信服。而且，有些家长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比价差，很难起到一个榜样示范作用。总之，在“重言传、轻身教”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很难有所成效。

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健康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指身体上的健康，而且指心理上的健康。然而，许多家长对此缺乏正确认识，产生了“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的错误倾向。受此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家长怕累着孩子而不让他们参加正常的劳动，在吃穿上更是各尽所能，孩子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穿什么就买什么。长此以往，孩子们就养成了“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而且，这种培养方式下出现了许多“小胖子”，身体健康很难保证。与此相反，大部分家长缺乏与孩子的正常沟通与交流，没有密切注意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使的许多心理问题积少成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而这也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家庭教育中的公民教育路径

重视品德教育，实现德才兼备。培养德才兼备的子女，是家庭教育的培养目标。而在实现这项目标的过程中，首先要教会子女学会做人，这也是家庭教育的首要问题。为此，在家庭教育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子女的品德教育。具体而言，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帮助以外，家长要善于与子女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交流，关心子女的思想与品德状况，并引导子女追求上进，教会子女基本的生活技能与生存本领。当子女遇到困难或挫折时，要引导他们用道德与法律的准绳来解决实际问题，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这样，通过长期的品德教育，全面提升子女的思想道德水平与科学文化素养。

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家长对子女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而且这种影响不管好坏，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因此，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应当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向子女传输正面的影响，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要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例如，要想教育子女尊老爱幼，首先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子女往往会效仿家长的行为。这种效仿如果得以持续，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和品行。除了学习和生活以外，家长要注重对子女的“智力投资”，根据子女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并实现他们的全面发展。

学习教育理论，关注子女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伴随人的一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无论何时何地，家庭教育始终影响着我们。不同的阶段就应当有不同的家庭教育方法。为此，家长要加强教育理论学习，对子女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而关注子女身心健康，则是每个阶段家庭教育的永恒课题。与以往不同，现代的家庭教育不仅要关注子女的衣食住行，更要注重子女的心理健康，这对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有意识地阅读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籍或者资料，掌握最先进的心理教育方法，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引导和教育子女。当子女遇到心理问题时，要进行及时处理，防止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公民教育范文第6篇

摘要：公民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公民教育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战后德国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公民教育，塑造新一代德国公民，以此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一直是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学校工作实践的重点。本文主要从德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德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德国公民教育的发展趋势几个方面介绍德国的公民教育，希望对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所启示。

关键词： 德国；公民；公民教育；民主

一、德国公民教育的概念

公民教育，在德国也被理解为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是一门有关政治科学的公民学科。1945 年以后，德国教育界已达成一种共识：一方面，中小学的公民教育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另一方面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独立性课程是指：在学校课程设置中，公民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所谓综合性课程，主要是指公民教育课程涉及一些其他学科知识，比如历史、宗教、伦理、政治、公民、社会科学、地理等学科。

二、德国公民教育发展历程

1.封建君主专制时期

政治教育始终以培养“驯服的臣民”为最高目的在德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把公民教育归结为“国民教育”，其始终把培养“驯服的臣民”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威廉二世（1859～1941）掌权之后，为了推行其社会政策和“世界政策”，反复灌输以“君主主义”为核心的，包括权威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内的思想，最终把德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2.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

魏玛共和国的公民教育是基于国家利益，培养“有用的公民”，以实现巩固政权、缓和国内外局势、积极重建和发展国民经济等一系列维护政治统治的目标。依据1919 年《魏玛宪法》中“所有学校都要追求道德教育、公民意识、德意志民族性和民族和解的目标”的规定，共和国政府和教育部门开展了以“公民意识”、“德意志民族精神”、“民族和解思想”，以及对持不同宗教或政治见解者的“宽容感”为基本思想和主题的政治教育活动。

3.纳粹时期，突出“国家至上”的政治教化

希特勒上台后“通过大量的法令，依靠警察恐怖手段，在德国建立起一套以“领袖原则”为指导，实行“一体化”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体系。同时还企图实行社会一体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控制。这一时期的政治教育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几乎完全决裂于西方教育传统和政治教育以往的历史。

4.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

二战后，盟国对德国实行了民主化改造，包括“非纳粹化”运动和用西方的民主思想对德国人民政治“再教育”，从而使民主政治观念开始在德国扎下根来，这也是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真正的新开端。联邦德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它完全获得后，德国政府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精心布置，并成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这一机构围绕一定的主题尤其是那些重大的社会主题展开教育，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体系、国际政治、历史、生态等众多领域。

三、德国公民教育的目标

德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各异，因各州具体的公民教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19世纪以前德国的公民教育是以宗教教育为核心展开的，宗教被视为道德的根本。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

二战后，德国分裂，西德恢复了教育分权制，由各州管理，但仍坚持以宗教为核心的学校道德教育并开设了公民道德课。由于1949年5月颁布的《基本法》确立了由各州管理学校教育，所以德国教育目标并无统一规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各州都进行了新一轮中学教育改革，以加强责任感的培养为主要内容，重新调整了中学的培养目标。巴伐利亚州强调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德行”；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定位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成熟的对社会负责的个性”。萨克森州则要求完全中学开设更深入的通识课程，“培养学生全面的人性，包括参与社会活动，谅解他人”。从各州的教育目标可以看出，德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在于赋予学生民主精神和德国人的道德品质与民族精神。

四、德国公民教育的发展趋势

德国在消除军国主义、纳粹主义，解决移民融入所带来的文化冲击问题上，面对当前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和多元主义价值观念，德国的公民教育理念一方面脱离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建立了走向民主、和平的准则，另一方面，针对移民融入问题，通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公民教育的实施，确立了“求同存异、多元一体、和谐为本”的新型公民教育模式。多元文化背景下，合格公民不仅能够良好地适应主流文化，而且也应该适应本民族文化和其他亚文化多元化。自由的德国公民教育重视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摒弃传统的说教、教化原则，强调学生自身主体的公民民主意识，鼓励他们通过主动思考，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分析政治和社会形势，自发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各项活动中，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唐克军.比较公民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岳伟，刑来顺.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问题与统一后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J]. 史学集刊，2012（3） ： 16-23.

公民教育范文第7篇

公民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公民教育是指传授公民必要的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科学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等；从狭义上讲，公民教育是指通过各类教育活动，使公民增强民主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等公民意识，增强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等公民能力，成为与民主法治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公民。

进入21世纪，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公民教育作为本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来说，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现代公民，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明确基本内容和核心课题。

结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三个基本方面。加强公民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公民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公民法制教育，应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应引导公民在价值取向、道德选择、行为得失上形成正确判断，不断提高公民自我调节的能力。

当前，应突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公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规范行为。

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在开展公民教育过程中，各国均把学校教育作为主要平台。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进行公民教育的途径是多样和综合的，可以通过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两种方式来进行。

显性教育的方式是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从小学至大学普遍开设“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课，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融入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并根据青少年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身心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持续实施。这是公民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因为它能把公民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以知识传授的方式介绍给学生，从而增强公民教育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

隐性教育的方式是在学生学习和生活中营造自由、平等、民主的氛围，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具体说来，可以在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等方式，通过学生与老师自由讨论的方式营造平等氛围；通过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学校规章制度，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开展各类社团活动，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等等。

引导和加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教育范文第8篇

一，以“孝”为核心的“修身”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奠定于20世纪初。钦定、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课程设置首重“读经”和“修身”。由于“修身”教本比之经书简单易懂，所以“启德育之径，敦蒙养之基”(李嘉毅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年初版，编辑大意。)的任务，主要是由“修身”科来承担。

晚清修身课本中，最为强调的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有关“孝道”的课文一般总是置于第一课。

比如开启中国“教科书时代”的商务版“最新教科书”，其中《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七册(1904年初版)第一课“孝行”，讲述古代黄润玉少时孝敬长辈，长大终成大儒的故事。另一种会文学社1906年出版的何琪编《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上编第一课也讲“孝行”，以乌鸦反哺、小羊跪乳说明“人在世上，凡百行为总，当以孝顺爹娘为第一”的宗旨。稍微深入一些的高小、中学修身教科书，多以专章论述个人对家族(包括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姊妹等)、对国家、对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处世应对之道。这些课文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逐层扩展，强调的是儿童应以孝道为核心，个人修养为基本内容，在由内而外、由小而大的层层关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除“孝道”之外，修身教科书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品质。比方说，做人要诚实、正直、勇敢、谦虚、知耻、好学、能立志；生活要节俭，要注意仪容；待人要宽厚礼让、尊长爱幼等。这些品格一直是被中华文化认可的良好品质，即使日后课程改革，“修身”科消失，代之以“公民”、“社会”等科目后，它们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未被淘汰而得到保留，传承后世。

相比之下，“孝道”观念在民国建立之后逐渐弱化。晚清曾有不少课本以“二十四孝”故事作为教材，民国之后逐渐减少，那些愚忠愚孝之举不再成为儿童效仿的榜样，无条件服从、顺从不再成为儿童应具备的品质。晚清教科书中有关“仆役”的课文：“一家之有主仆，亦如一国之有君臣”，“为仆役者，宜终始一心，以从主人之命”(蔡振编纂《中学修身教科书》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4版第51页。)等具有等级尊卑观念的课文，民国之后的教科书中也再未出现。还有，宣扬“去争”、“让功”的课文减少，培养竞争意识的课文逐渐增多。民初教科书中多有这样的课文：“群儿集运动场，为竞走之戏。一儿奋力争先，夺得红旗，众皆拍手”(沈颐、范源廉、董文编《新编中华修身教科书》第四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十二课。)，竞争气氛跃然纸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教科书日益显示出对儿童独立意识的培养、人格平等的尊重和个人价值的肯定。

二，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公民”教育取代“修身”教育

修身教育中儿童人权意识的萌发与晚清以来民权、人权观念的增长息息相关。最明显的表现是有了很多谈论“自由”、“权利”、“义务”等近代新观念、新知识的课文。比如李嘉编著《蒙学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它是近代学制确立后的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修身教本，其中有讲“自由”和“纳税”的课文：

“人不自由，与死无异。人非法律自由，则与野蛮人又无异”。

“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

这些知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启蒙。

民国建立，“在民”观念确立，标志着传统中国向近代国家转轨。政制变革大大推动了教科书对民权知识和近代人权观念的介绍和传播。民初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对“自由”的解释比晚清更加丰富、确定：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民初教科书还增加了晚清教科书所没有的“人权”课文：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

权利意识的觉醒，使民初道德教育突破了晚清时期以“孝道”为核心的局限和困囿，展现出塑造现代人格的新教育理念。而现代公民观念契合了这种潮流，获得教育界的广泛认同。在这股浪潮推动下，1916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及修正细则，规定修身科从第三学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824页)“修身”和“公民”教育在这里显示出了分野，时人认为，“公民科的范围比修身科广得多。修身专注重个人修养，公民则重在研究社会环境的状况，把个人修养纳做是人生适应社会的条件”(《新学制小学课程筒表》，司琦编著《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中)，台北：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发行，第1289页。)。1922年“壬戌学制”即影响至今的“六三三学制”确立，次年《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公布，从此“公民”科作为涵盖以前“修身”教育内容、以传输现代政治常识和社会知识、培养现代公民为目的的独立科目，取代“修身”科进入课程体系。至此，新式教育建立以来，道德教育完成了从“修身”到“公民”的划时代转变。

三，“公民”教育传统的形成

近代教育家程千帆指出，五四以后的平民教育浪潮推进了对公民教育的需求，学制改革以公民科代替修身促进了公民教科书的编纂(冯顺伯等编：《初中公民学教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1924年发行，程千帆序。)，确实如此。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次年“公民”科目设置，由此书写了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精彩篇章。虽然“公民”科存在时间并不算长，1928年一度被取消，1932年有限度地恢复了“公民训练”课(教育部颁《小学课程标准》，陈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福建教育出版社根据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编辑出版，2007年，第57页。)，但在它断续存在的时期，公民教育成果相当丰硕、影响至今。根据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公民教科书出版了125种，加上教学参考书和教学辅导书等，总数有185种，可见公民教育的繁荣局面。

这里以朱文叔编、陆费逵等校，中华书局1923年版高小用《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为例，来看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这部教科书是新学制适用教本，编者朱文叔是中华书局中小学教科书专职编辑；校者陆费逵、金兆梓、戴克敦、张相等皆为学养深厚、颇有教科书编著经验

的教育家、文法专家和出版家。该教本初版后不断再版，现存最高版次达38版，可见质量精良、广受欢迎。

该书共四册，第一册第一课《应该怎样的学做人》，以一个高小学生黄生为主人公，从他父亲所讲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的故事，说明不论贫家还是富家子弟，都要以自力更生、勤奋努力为立身之道。全书多数课文都是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道理，比如林肯释放黑奴是“仁慈”的楷模；富兰克林是积极进取、为社会做贡献的榜样；法国博物学家蒲丰因为勤奋惜时、作息规律终成大学问家；司马光告诉儿童“一生遵守的是诚实”；晋人葛洪的“卫生法”教给儿童衣食清洁、起居有节的生活方式；以及范仲淹乐于助人、资助他人求学等事例。在第三册有专门几课如《国家的统治机关》《国会》《英国国会旁听》，还有《政府》《法院》《省议会和省政府》等，涉及现代国家的制度结构、基本职能及运行方式等政治常识。第七课这样介绍“国家”：

“我国是共和国家，由我们人民组织而成；国家的，属于我们人民；国家的政治，由我们人民设施，以‘为我们人民谋福利’为目的。”

第四册第一课《何谓公民》：

“能够享受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担任法律上规定的义务的人民，叫做公民。”

课文介绍公民的权利有三种：参政权、请求权和自由权；公民的义务也有三种：纳税、当兵和守法。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在于：

“共和国政治的修明与否，完全视其公民能否运用他们的参政权而定”。

最后课文还谈到社会的进步，依靠四种推动力，它们是：个人的自由、社会的制裁力、互助的组织，以及向上的理想。

依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课文对于公民知识的介绍、对推动社会进步力量的分析评判，是准确而深刻的。晚清以来的道德教育，不曾有过如此明确的现代国家意识和社会人的观念。有了这些知识的传授，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近代化才算启动。

以上所说是一种高等小学用的公民教科书，至于中学公民教科书，种类更加丰富，知识更加深入、深刻。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政治学会的发起人周鲠生编写了著名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把公民教育分为公民理论知识和中国历史现实状况两部分，把民国政制置于世界政制变迁架构中，使学生了解自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现代政治的特点，树立历史意识和政制变革的自觉。教育学家舒新城编写了再版次数很高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以中学生张维城的学习过程为线索，把严肃的公民知识转化为清新浅显、易为学生理解的常识。著名的职业教育家顾树森编纂了《新著公民须知》，强调公民应具有现代人格，“国民树立的根本主义，在发展个性”，“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顾树森、潘文安编纂：《新著公民须知(道德篇)》，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8页。)，肯定个体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基督教青年会设计了扎实庞大的公民教育计划，出版了几十种“公民教育丛刊”，坚定地批判专制制度遗毒，成为近代公民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公民教育”作为其“四大教育”的重要一面，专设公民教育科，编纂公民读本，开展对一般平民的公民教育。此外还有各地中学校自己组织教员编写出版的各种公民读本，数不胜数。

这些丰富多样的公民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教本的编纂者和出版机构十分广泛。作者和出版方有著名的国家法学家、宪法学家、外交家、教育家、出版家，有极富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经验的学者、教师，还有宗教机构以及民间教育团体，丰富多样不拘一格。

第二，由于编者和出版者之多样，不同教本的表述毫无雷同，内容结构、篇幅布局等也全然各异，各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三，从各读本反映的公民教育精神来看，它与民国建立以来的道德教育宗旨一脉相承，是对民主原则的肯定，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对新文化理念的继承，其目的是传播政治常识、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服务能力。

第四，很多公民教科书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量，再版次数较多。比如舒新城的《初级公民课本》1923年初版，1933年已经再版至第29版；陶汇曾等编的《公民读本道德篇》两年后就再版68版(根据笔者所收藏公民读本的版次及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中的相关版本信息。)；李泽漳编纂的高小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三年间就达第60版(李泽漳编纂、王岫庐校订：《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5年。)。这些有说服力的数字证明了公民教本编写质量的优良和公民教育的繁荣。

公民教育范文第9篇

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是现存社会中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的一种基本教育,其教育的成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该国或地区公民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和声誉。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针对原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回归前港英政府在港推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回避“国家”、“民族”等观念,导致香港青少年在思想上缺乏国家民族意识。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公民教育问题上,着力弥合长达150年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香港与大陆的裂痕,满足广大香港居民“寻根”的要求。特别是在青少年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普通公民到中国国民,再从中国国民到优秀公民的教育历程。 一、从公民到国民:国情的认同 “回归”不仅是土地的归属,更重要的是人心回归及民众身份的重新定位。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居民推行的是一种疏离国家的子民教育,这种教育缺少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服从于殖民统治需要的奴化教育,它以培育“世界公民”为幌子,却让公民对自己的祖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淡化了中国国民意识。因此,香港回归后,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让香港民众重新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进行定位,对青少年进行特殊的公民教育。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了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公民观,更准确、更完整、更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国情,感受和体会“一国两制”,更好地完成从公民到国民的转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教育框架———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 鉴于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民众实行的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早在回归之初,特区政府就把突出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让广大青少年较快地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香港首任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香港与祖国一脉相连……热爱国家,热爱民族……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香港教育评议会建议,1997~2007年间,公民教育的重点应着意于民族情感和国家情怀的培养,以便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1999年,特区政府制定《21世纪教育蓝图———教育制度检讨》的咨询文件,提出教育要培育一群对社会、国家、民族作出承担和面向国际社会的国民。2001年,一份对香港未来十年课程发展方向有决定意义的《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文件,指出德育及公民教育是香港未来的课程发展需要推行的四个关键项目之一,强调要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等重要价值观,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民身份认同的中国公民。2002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颁布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提出要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和态度,包括“坚毅、责任感、尊重他人、国民身份认同及承担精神”等。2006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国民教育中心,专门负责推动中小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教育。2007年10月,143名香港中学生被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委任为“国民教育大使”,负责在校内宣传国民教育概念,推广全港性的国民教育活动,以增强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1]。将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纳入教育框架,有效地促进了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认识和了解,并逐步演化成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意识。 (二)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 香港在回归前,年轻人普遍对国家和民族了解不足。当时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重点,都集中于学科知识探讨,较少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发展方向,香港青少年对自己国民身份的理解比较模糊。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坚定地认为,国民教育应从小做起。因而要求教育统筹局着力提高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鼓励学生继承中国的文化优良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心,期望他们为国家作出贡献,社会也开始期望年轻一代能够逐步形成清晰的国民身份认同,并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作出贡献。近年国家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的焦点,也为香港国民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近年来的课程改革强调了培养学生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例如,将“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致力于贡献国家和社会”列为七个学校课程宗旨之一;将“国民身份认同”确立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五个优先培养的价值观之一,并提出“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其中一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从认知、情感与实践三个层面,积极推动国民教育。 1997年,香港教育署改革小学阶段课程,设常识科,将以往的社会科、科学科和健康教育科合并成为一个综合学科,增加了有关香港、中国内地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内容,包括六个学习范畴。其中,第五个范畴为“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主要讲授中国地理、历史和中华文化,帮助学生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及责任感。从1998年开始,将普通话列为小学的核心课程之一,更广泛地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同时,将中国历史作为学校科目,重编教科书以反映政治现实。1998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了中学公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专门设有“国家民族社会范畴”的内容[2]。2009年推行新的高中课程,加强学生认识及认同国民身份的学习元素,如通识教育科的必修部分设有“现代中国”的学习单元,涵盖“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两个课题。地理科、历史及中国历史科等选修科目,也从不同角度扩展学生对国家的认识。 从台湾学者陈铿任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香港的教科书中对学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民族知识培养,主要目的在于告诉学生作为中国人的事实、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与香港的关系等,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告诉学生,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从而激发学生对祖国强烈的认同感,培养学生对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不同团体的调查显示:香港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在稳步提升。根据大专院校调查,推行课程改革以来,大约85%小学生、70%中学生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已有长足进步。#p#分页标题#e# (三)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为提高香港青少年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和意识,特区政府和相关组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逐步增加培养青少年学生对《基本法》、对国家及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努力把香港青少年培养成独立、有担当的年轻人。例如,国民教育中心采用“多感官体验学习法”来设计教学内容,内设多个主题“课室”,包括介绍中国过去所经历过的战争的“烽火轩”、介绍中药的“百草轩”、介绍国旗与各省份的“龙情轩”、介绍国家历代名人的“点将轩”及介绍中国武术等的“国艺轩”,并设置电影室与资料室;中心同时设有展览厅,多个主题展览包括“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人民生活的变化”、“经济发展规划”、“当代杰出华人”及“中国科技发展和成就”等;中心还配合课程发展需要,举办国民教育日营,透过展览与工作坊,让学生认识国情,进行品德学习,提升素质。综合而言,这些途径主要有: 1.真实生活感受和演练 也称“生活事件方式”策略,即选择绝大部分学生在成长和个人发展的某个阶段最常经历的事件和社会问题,作为进行公民教育的实例。帮助学生认识在学期间及将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事件及课题,培养他们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这种方式把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讨论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个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有意义的讨论并反思自己的价值观、态度、需要和兴趣。这种“从生活中学习”的方式,在国家民族教育中得到广泛运用。 2.配合课堂教育的联课活动 香港许多中小学通过联课活动,发展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所谓联课活动,是在明确的学习目标下,不分班级、不分年级甚至不分学校进行课外活动,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教师的辅导活动发展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如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筹款活动等,内容多种多样。 3.政治礼仪教育方式 香港一些学生把唱国歌和升国旗仪式作为重要的公民教育礼仪形式。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当局对爱国教育惯于采取压制政策,除了五所“爱国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升国旗外,大部分学校都是飘扬着米字旗,校园里到处是女皇像。随着米字旗的降下,香港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转变,学校通过升国旗仪式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已是新时期学校德育的全新内容。许多学校开始采用内地集会方式,升国旗、唱国歌的礼仪教育方式逐步走进校园。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香港人中只有50%的人会唱国歌,不过在校学生会唱国歌的比例已经增加到84.4%,显示了教育的确有其“功效”[3]。 4.内地考察与体验交流 香港学校举办此类活动的形式非常丰富。如通过到内地名山大川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培育学生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通过到内地高等学府及其他机构作实地考察,促进学生建立对国家的自豪感。香港教统局不仅直接鼓励师生到内地体验当地生活,还推行多种资助形式鼓励学校到内地参观交流。例如,设立“认识中国文化活动”和“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让学校按学生的能力和需要,自行计划到内地学习交流,通过亲身接触祖国、认识国情,进一步拉近学生与祖国的距离,培养深厚的国家情怀。如2006年7月举行了“VTC中国体验计划2006”活动,80名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大专生,暑期在北京进行为期8个星期的工作体验。 二、从国民到公民:大国的风范 一个具有大国风范的公民,既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自豪感,也应该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怀有责任感和爱心。香港回归后的青少年爱国教育,在重视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也非常关注不让自己的青少年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泥潭,特别注意引领、培养和造就具有世界视野的优秀公民,但这已经不再是过去港英政府培养的服从和守秩序的“世界公民”,而是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中国公民,是充满自信心、自豪感、有力量、文明程度高的公民典范。正如教育委员会主席郑慕智所指出的那样:香港特区回归,青少年需要加深了解和认识中国,认同中国国民身份,在正确建立道德观和人生观的同时,加强国家民族观念,并兼具备国际视野。 (一)全面理解现代公民角色 全面理解现代公民角色的内涵,要培养既充满民族自信、国家意识,又具有大国风范的世界公民,其公民教育就不能局限于理解和获得知识,而更应该侧重对人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的培养。公民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被视为公民基本素质的四个方面,应该是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目前在香港的大多数学校里,公民教育与德育实际上是相互交融、同时进行的。 注重个人品行的培养,注重现代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培育(见表1),是现阶段香港公民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了能有效地帮助儿童与青少年建立积极和正面的价值观,新课程改革提出以“生活事件”作为公民教育主要的学习内容,即以学生熟悉的事情作为切入点,以互动和有趣味的学习模式,鼓励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价值观点和态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或是让学生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带入课堂做反思和讨论,不断改善和提升自己的价值观在现代世界中的普适性意义。 (二)积极拓展国际公民视野 为了达到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良好效果,香港主张采取多种途径实施公民教育。因为,公民教育本质上不单涉及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和行动将公民价值观、信念和能力加以内化,从而在家庭、邻里社会、地区社会、国家民族社会以及在全球环境中实践出来。 采取多途径推行公民教育的做法更为符合现代公民教育的特点。#p#分页标题#e# 目前,香港学校普遍通过四种途径以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公民:一是正规课程,即学校在学时表内安排特定的课时引入公民教育作为独立课程,进行公民知识的讲授,如《政府及公共事务科》、《经济与公共事务科》、《公民科》、《社会科》等。二是非正规课程及隐蔽课程,即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渗透一些相关的价值思考和活动。如在中国历史课中加入中国近年所取得巨大成就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内容,培育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等。三是主题周、集体活动及班主任课,通过举办一系列培育学生品德的活动,如“礼貌周”、“敬师周”、班际比赛和各种学习活动,改善学生的行为和态度。四是实践活动,如让学生到医院、老人院等地进行探访和义务服务;参观戒毒中心和惩教署、旁听立法会议、出席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等;举办一些训练学生独立能力和坚强意志的活动[5]。这些活动有效地深化了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在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接受现代公民教育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三)热忱承担全球公民责任 能否勇于和有能力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公民责任,是衡量和检验公民教育成败的试金石。21世纪的香港是一个知识型经济的社会,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拥有知识和技术,还要懂得与别人和睦相处,有责任心和正确的生活态度。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需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01年6月发表了《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报告书,推行新的课程改革。此次改革推行的四个关键项目中,青少年公民教育被列为首要发展项目,并尊重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提倡共同努力解决全球问题;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青少年爱国教育课程的目的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发展自我教育、独立思考、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作为重点,并突出了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学生具备抗拒社会各种诱惑的能力,在良莠纷呈的社会价值观中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生活态度;二是希望能提升青少年学生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以充满自信、不卑不亢的态度与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往,既有能力为增进国家的福祉做贡献,又能热忱承担全球公民责任。 三、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思考 (一)政府主导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一直都是在特区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特区政府认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制定各项政策,促进和推动国民教育的发展。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在1997年发表的《九年强迫教育检讨报告》一书中,建议当局根据回归后的政治情势加强学生对中国、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促进学生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了解,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二是提供经费,制定计划,保障国民教育的推进。2005年,香港教统局拨款1,400万港元让学校推进国民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爱国观念,并采取六项措施推动国民教育。包括培训教师,提高对国民教育的认识及改进方式方法;结合课程改革,加强课程内有关国民教育的元素;提供有关认识祖国的资助计划;制作学与教的资料及教具等[6]。三是举办形式多样的国民教育的活动。如举行“历届奥运金牌选手访港团与学生真情对话”活动,激励学生学习奥运冠军坚韧不拔的精神,进一步提升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继举办2003年“神州五号”、2005年“神州六号”升空学习系列活动之后,2008年12月邀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访港,为“中国首次太空漫步航天展”揭幕,与香港大学生、中小学生座谈,出席“全港欢迎‘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大汇演”等一系列活动,提高学生对祖国成就的自豪感;在北京举办国情教育课程班“国民教育之旅———北京研习体验”等;推行“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拨款资助学校举办认识当代国情及中国文化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升青少年的现代公民素质,不断拓展青少年的国际视野,把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在热爱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并具有大国风范的现代世界公民上。多次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的师生认为参加这些活动能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二)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香港回归后对青少年公民教育的一大特色。诚如香港现任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除政府部门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外,香港社会团体、民间机构也不遗余力地为提高国民身份认同、加强国情教育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回归初期,针对香港国民教育在理念、教材、设施等方面的缺陷,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呼吁加强国民教育,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得以成立。2005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物局、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青年事务委员会和香港电合举办香港首届“国民教育国际交流研讨会”,主题是“认识自己的根源和身份”[7]。民间机构“公民薪传网络”经常举办大型国民教育活动,倡导建构一个沟通政府与民间、整合各方面力量的国民教育平台,以“发扬中华文化、培养家国意识、推动公民承担”为宗旨,汇聚各种社会资源,配合时代需要,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有些香港宗教团体在所开办的学校中,也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如香港天主教教育事业处为天主教下属中学制作了《香港情•中国心》教材。这套教材以国民教育为重点,使学生从客观认识、感情和理性层面认识中国,帮助学生获得正确的国家民族观念,以认同自己的文化和国家。香港的舆论媒体也为国家民族教育的施行推波助澜,关注和报道国民教育的成效。 (三)系统推进 对青少年进行公民教育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影响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即家庭、聚居区、教会、学校系统、正式组织、大众传媒、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构,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运动和变革都会影响到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香港特区的青少年公民教育充分考虑到了政治社会化的这一特点,在推行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学校的正规课程、渗入课程、课外活动、校风建设等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模式,不断提升公民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力量的配合,通过调动和发挥各种团体力量的优势,特别是社会传媒的积极作用,以及挖掘青少年公民教育的各种可利用资源,鼓励社会机构和团体广泛参与,共同营造公民教育的社会氛围[8]。这是现代整体思维方式和系统理论在青少年公民教育政策和推行模式上的运用,也是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p#分页标题#e#

公民教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民教育；丢失的使命；核心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4-0016-04

现在到了恢复美国高等教育丢失的使命的关键时刻。

这听起来是否与当今人们所理解的高等教育目的有点类似呢?

传播智慧、知识以及美德是保障民众权利和自由的必要条件；既然这些依赖于教育的机会和优势普及到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民众中，立法机构和地方官员就有义务在未来任何时期都珍视文学、科学，并保证所有学校的利益，尤其是位于坎布里奇的大学的利益。

事实上，这项责任和使命仍然约束着哈佛，其杰出校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把这段话写进了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中。

有谁呼应了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788年说的话?无论是政客还是大学校长，他们有多长时间不再谈论教育的使命了呢?

实行和追求这样一种教育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该体系不仅传播知识，而且在美国年轻人的思想中播下美德和自由原则的种子，激发他们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治国思想以及对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爱。

这些语录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富有智慧。今天，许多美国人已经不再为政府感到骄傲。大学在脸书上吹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却很少谈论自己在共和国的地位。处于这样的时代，通过培养国民素质来维持国家生存的这些呼吁就具有新的重要意义。现在到了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公民使命的关键时刻。

如今，高等教育完全依靠经济效益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效益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正如政府网站宣称的“教育带来收益”，但教育的公共目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大学不仅是创造之源，而且是文化宝库。创造力对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大学不仅激发创造力，而且教育公众拥有与发明和创业有关的责任。教育不仅应该赋予学生个人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同时还要向年轻人灌输美国民主所依靠的价值观、理想和公民美德。

之所以迫切需要公民教育，是因为公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在描述我们的政府形式时说，“若要维持共和国的存在，就不可能单靠运动的势头。”恢复民众对公共使命的承诺，大学能做些什么呢?就在哈佛纪念建校375周年之际，这所伟大的大学在赋予公民教育新生命时能做些什么呢?

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作为哈佛前院长，我们希望，不仅在哈佛各个院系之间，而且在高等教育的同事之间激发教育界同行的对话，并进行深入的讨论。

我们认为公民教育就是培养维持民主自治所需要的知识和性格。美国大学里公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思想、道德和行动的三位一体，这一切都建立在美国历史和宪法原则的知识基础之上。思想意味着像学者那样有能力冷静客观地分析公共问题，对时事感到好奇并有能力进行理性的分析。道德意味着有能力对体现为民主理想和应该践行的承诺(如公平、社会正义、自由、平等概念)做出价值判断并能解释其中的原因。最后，公民教育向民众灌输就公共事务采取有效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如果像当今常见的情况，即思想凌驾于道德和行动之上，公民教育就无法繁荣。现在已经到了大学再次拥抱其公共使命的关键时刻。

一、公民教育漫不经心的衰落

在像哈佛这样的传统学院里，作为公民教育主要内容的道德哲学曾经是所有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的基础课。但是，内战后这门课程逐渐衰落，因为科学后来居上，科研成为大学最优先的考虑。就在科学改造其他课程并将它们边缘化之际，争取公共利益的公民责任则被挤到高等教育的使命之外，道德哲学成为哲学系的边缘学科。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1895年时院长仍然给所有专业的学生讲授道德哲学；但到了1905年，这门课就成了选修课。

与此同时，学科的专业化倾向分散了从前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统一兴趣。社会学家或许研究贫困的社区根源，经济学家或许研究衡量贫困程度的方法，但社会科学与社会工作的距离越来越远，社会科学成为学者(男性)的专利，具体的社会工作则通常由女性社会工作者完成。在等级森严的学术界，特意不牵涉道德的科学领域有意识地主宰了利他主义服务的领域。从事专业化研究的大学教授不再向学生灌输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责任意识。

随着知识的碎片化，专业特长让教授群体拥有了权力。教授们不是把自己看作学院的成员，更常见的是把自己看作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学科专业化意识战胜了他们的教育者角色。甚至像哈佛这样的学院在试图恢复教育中心和小型研讨会时，真正的奖励标准也是以学科为中心的专长而非公民素质指导。随着国内和国际学术网络的发展，教授的权力与校长和校董的权力形成竞争关系。教授的流动性形成了顶尖人才的交易市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在科学和发明上遥遥领先，但付出的代价是：学院不再履行甚至已经认识不到自己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主要责任。

二、针对公民教育真空的四种反应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四种不同的运动重申了学界的公民理想。

通识教育：面对生源多样化和学术专业化，通识教育推动共同价值观捍卫自由学习。该模式首先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出现在芝加哥大学，二战后出现在哈佛大学。这些通识教育都涉及“伟大著作”的学习或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综合性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