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范文

公民道德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诚信视域；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诚信缺失

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构建良好的诚信环境、完善诚信体系是推进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保障。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以来，人们对公民道德建设有了新的认知，而《纲要》强调的“以诚信为重点”也成为新时期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指南。在当前社会主义转型重要时期，基于诚信视阈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已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公民诚信角度出发，阐述了当代中国诚信的特殊价值，对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中诚信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诚信”角度提出了加强公民道德培养的策略。

一、当代中国诚信的特殊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对市场规范的有效行为并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状态，基于有限社会利益前提下利益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即当公民个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将以牺牲道德的形式来满足自身实际需要。在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欺骗已经成为一种不合理牟利的主要方式，“诚信”被践踏也已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这使得商业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公民个体之间信任度降低，不安全感急剧上升，社会矛盾极其突显。诚信的缺失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对诚信的认知和理解无论是从功利主义取向出发，还是从道德理论角度出发，都应始终明确其出发点与结论的统一性，即“做人要诚实和守信”。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公民道德的基本素养，也是道德教育的核心。道德并非是抽象、不可理解的存在，道德的发展与公民身心发展规律有着一致性，它既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环境及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其社会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培养过程中，诚信已经成为人们推崇的第一美德。诚信道德虽然不像物质产品那样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收益，但它是一种无形的原动力，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兴旺等多种社会功能。因此，在当代中国诚信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中加强诚信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公民诚信缺失现状

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与公民道德体系构建中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与人交往中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在对公民交往对象信任程度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公民人际交往中最信任是对象通常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对与自己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信任度较低。这种诚信情况与当代社会诚信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由于社会发展的开放，受欺骗伤害机率不断上升，使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另外，在调查恋爱过程中欺骗行为来看，近年来关于欺骗性婚姻的报导越来越多。此外，在男女交往中，也有诸多非诚信行为出现，如对自己的经济实力任意夸大，对自身个人能力恣意放大等等，这种诚信缺失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公民道德意识培养中关注的热点问题。2.经济领域方面存在诚信缺失问题从社会道德及公民诚信角度对经济领域方面的诚信问题来分析，诚信缺失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地铁、公交逃票情况较为常见。以上海地区为例，在2015年上半年中通过不定期对少量旅客列车进行抽查，仅仅是从上海虹桥站就查获无票旅客接近1.5万。针对这种逃票现象大多数公民表现出比较冷漠的状态，通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当代社会道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关于经济领域范畴内的诚信缺失问题还可以通过信用卡恶意透支、电话卡欠费等行为进行例证。这种公民的非诚信行为不仅仅会银行、通讯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也影响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因此，针对公民类似失信行为应构建有效惩罚机制，以规范公民自身行为。3.就业求职领域存在诚信缺失问题现阶段我国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为更获取更好职位，部分求职者想通过伪造学历的形式为自己加分，目前这种学历伪造诚信案件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对真文凭所有者权益的一种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讽刺。除了学历造假，一些公民在求职中为脱颖而出而进行证书伪造或工作经验伪造等等。这种虚构、伪造的成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一种常见现象，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加强对公民尤其是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和引导显得至关重要。4.网络媒体领域存在诚信缺失问题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目前我国公民上网人数仍呈逐年增多趋势。在对公民关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调查中了解到，只有3%左右的认为网络信息具有较高可信度，61%的公民都认为网络信息可信度一般。基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利用网络进行欺骗、经济诈骗案件越来越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某些个体基于某种目的进行网络疯狂传播，造成网络谣言产生，使公众对网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加强公民诚信建设，对规范网络媒体、促进网络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二）新时期公民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及思考

造成上述公民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1.相关制度不完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当市场体制将人作为市场主体时，个体渴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利润。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具有趋利性，当我国的诚信制度还未有效的构建，当以失信作为牺牲能够换取更大的利益时，诚信意识将会受到利益的冲击和影响，出现诚信缺失问题，影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人与人个体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而更多的人际交往属于陌生人社会，这就造成公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思维意识需要改变，以适应新时期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我国诚信制度的建立相对较晚，其制度内容中涉及到的领域范围也相对较小，新时期的道德规范又尚未完善，这进一步加重了道德文化危机，使得现阶段公民失信现象随处可见。因此，在当前经济转型重要阶段，加快构建诚信制度等体系尤为必要。2.道德信仰的缺失就我国传统思想教育来看，受“仁义礼教”思想影响深远，尽管儒家思想中某些思想对人的思维有一定禁锢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些思想对促进我国道德观念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深入，积极提倡无神论，在以往人们心中信仰的神逐渐消失。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事件及某些道德缺位事件引起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使一些人道德信仰和认知错位，为自身利益触碰道德底线。由于缺乏对诚信的正确认知，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道德信仰缺失，频触道德底线。3.功利主义影响基于人的生物特性来分析，利益的追求是个体行为产生的动力，所以利益是公民在进行选择时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可非议，这种利益追求属于适度自利，即能够有效的权衡自身利益与道德、法律之间的关系，并能够做出明智行为，合法追求自身利益。还有一种逐利行为是任意自利，主要是说公民个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始终以“利益”作为核心，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忽视道德，甚至触碰法律底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个人利益得到尊重，同时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个人利益得到保护。一部分人受到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影响，盲目追求个人利益，使公民道德弃之不顾。在长期这种社会背景下造成社会道德与利益最大化之间形成冲突矛盾，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

三、当代诚信视阈下加强公民道德培养的策略分析

在新时期公民道德培养过程中应将诚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开展，从系统化角度出发，促进诚信道德建设，提升公民诚信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注重诚信道德教育，实现道德规范向自觉自律的转变

在积极开展道德教育工作中，应始终将诚信道德教育作为首要工作，促进公民对道德意识培养和提升，逐渐实现基本道德规范转变为公民道德信念，实现自觉自律规范自身，选择诚信道德行为。1.领头人诚信道德教育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诚信道德教育是积极推进诚信道德建设的第一步。为实现全体社会诚信风气的构建，各级领导干要做好领头人，做出积极表率。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所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备受群众关注，因此其更应当积极践行诚信道德教育，做好人民群众的领头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信在领导干部中间的直接体现为官德，即诚信在特殊行业中体现出的职业道德，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还要具备为政之德，立业之德以及爱民之德，常怀自省之心，切实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2.全体公民诚信道德教育社会道德建设及诚信道德教育离不开全体公民的努力。诚信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依靠社会公民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来维系的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诚信道德规范。诚信，作为一种基本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市场主体的诚信，首先要实现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培养，以树立良好自身形象。要将诚信意识深入传播到社会公民中，明确“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耻”理念。为真正推进全体公民诚信道德教育，要注重教育途径的选择。可以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优势，促进诚信宣传和教育，构建诚信典范，以实现社会大环境中诚信普及教育。3.注重诚信道德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在诚信道德教育过程中还应注重其教育理念的创新性及教育方法的有效性。针对过去的道德教育来看，不能一味的强调奉献牺牲，忽视利益原则，要将诚信、道德和公民个体的利益权衡与实现结合起来。诚信道德从根本上来是一种公共服务或公共利益，切实践行诚信道德的人能够获得一定利益。通过对诚信与利益关系认知，使个体能够从遵守道德底线角度出发，合理维护个人利益，并逐渐将诚信原则转变为自身的理念。在诚信道德教育过程中单纯的说教效果较差，公民接受度较低。因此要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公民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教育。道德教育切忌空洞说教，要结合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素质情况，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以促进诚信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制度实现公民行为规范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教育基础和法律支持的同时，还要制定并执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要求的政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建立健全充分体现相关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的规章制度，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全社会树立诚信风尚，既要通过宣传教化，更要依赖法律制度的保障。1.强化与完善法制建设针对当代公民出现的诚信缺失问题，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从强制性约束层面对公民行为进行规范。针对那些在社会人际交往、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各方面出现的诚信缺失、触犯法律底线的个体或单位或企业要进行严厉打击，通过法律制裁来规范不诚信现象。而对那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先锋模范人物要积极地予以表扬和嘉奖，让良好的诚信品质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让群众在“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耻”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强化诚信理念。2.公民个人信用档案的构建针对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影响作用的角色（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企业领导者等等）建立对应的个人信用记录，这份个人信用记录具备法律效力。无论是个人或组织，一旦其出现失信行为，就有效地对其进行记录，这样能够作为对其进行信用考察的有效凭证。若企业领导者或经营者出现较为严重的诚信缺失记录，那就针对该个体要设计具体制度约束，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部再次取得银行贷款、工商注册等等；若其出现严重失信的记录，可以考虑予以通报、披露或曝光等等。通过诚信记录对公民个体信用形成档案管理，这对公民既有约束性作用同时也能有效控制失信带来的风险。当实现相对完善的信用档案体系时，一些为获得自身利益而失信的个体将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并警醒其他人应保证自己信用良好。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综合国力，需要道德建设诚信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参于国际竞争，需要道德建设诚信建设；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需要道德建设诚信建设。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环境，完善诚信制度，在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高扬诚信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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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民道德 公共道德 公共领域 价值期许 践行维度

作为公民公共生活的重要调节体系，公民道德规范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以2001年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标志，更是将这一规范体系的内容系统化、建设明确化。但是，伴随着社会文化转型的不断纵深推进和生活领域的多维拓展，公民规范体系与公民行动之间、社会价值支持与价值期许之间的错位愈益明显。这使得生活领域变迁过程中，公共领域的探求和与之相应的公民道德体系更为丰富化与价值匹配化的研究成为必要，同时使得由之而来的“公民”与“道德”的对话成为可能。这种对话绝非“公民”加上“道德”的概念叠加，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关照和视阈融合性论述，它不但对于理解今天的公民道德状况具有必要性，更凸显出公共领域拓展下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针对性和公民道德研究的理论深入性。

一、公民伦理规范的双重意蕴：

“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

一般来说，公民道德是指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中，用以指导其行为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原则要求。作为一种公民性要求和公共性准则，这个概念本身蕴含了公民道德的两个要义。其一，公民道德的主体“公民”是概念理解的切入点，因为它界定了道德主体的身份属性，由此可以区分出私人交往领域中的私人性道德和一般群体性道德。而且，由于“公民”这一概念本身还内含了政治、法律和伦理在内的多重指向，是作为政治概念、法律概念或伦理概念而有着不同使用的，所以，如果说政治和法律上的公民概念解决了公民的所属，即，公民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伦理上的公民概念则指出公民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其二，承接上述要义，指出了公民道德的话语背景，为概念的理解界定了场域和实质性指向，即现代公民道德更多指导的是我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行为，因此是一种公共道德体系和公共道德话语。理解和践行现代公民道德需要我们对当代道德生活的这种主题转换有必要的认识。

虽然上述概念对公民道德做出了一般性规定，而且《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也指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着力点，但是生活领域的变迁和公共领域的拓展，公民道德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思考，都使得我们对于公民道德在一般性理解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趋向其在现实境遇上所折射出的复杂内涵。如前所述，通常的理解认为：公民道德不属于私人道德领域的范畴，而是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中所应有的公共性准则及对于公民自身的要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公民活动所处的不同社会分域及其对于公民行为的影响和塑造，却并不局限于公共性生活空间中，而是仍然有着与之交错的私人领域中的活动痕迹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尽管这种私域中的活动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不但与公域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受到公域中公民活动的严重影响。《纲要》中所着重指出的“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正是这种私域活动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的表现。毫无疑问，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作为公民道德，不但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公民在公共人际交往中所必备的道德要求。但是，公民首先是作为自我意义上的个体而存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背景和公民身份的赋予，并没有也不能先入为主地侵蚀和掩盖公民个体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此外，尽管公民的经济行为也是在市场这一公共空间中交易完成的，但作为交易完成手段的资本和交易目的的满足自我需要，却更多是个体意义上的，在不关涉该过程对于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下，也同家庭和个人职业一样，同属于私人领域中的公民个体行为。由此，我们不能忽视公民道德中那些具有显著意蕴区别的道德层次或方面。

在此分析前提下，一方面，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使得我们在关注“公”的核心要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私”的交错存在与影响，公民活动的公共性不能也不会遮蔽公民个体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考量；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生活领域的已有划分（肇端于康德，延续于黑格尔，成型于阿伦特，完成于哈贝马斯），还是对于社会伦理的分域看待，都既回应了公民主体不同的道德实践领域，又使我们在分域中进一步看清公民的不同行动指向和权利义务界限。因此，我们不妨以此为依据，将公民道德区分为“公民的道德”和“（公民）公共道德”两个层面的意蕴。如果说这是研究建构上的合理方便之举，不如说是公民道德与其生活领域交互作用下的理论话语反映。

所谓“公民的道德”，指的是公民道德中更为侧重公民个体行为意义上的规则和要求方面。它既与纯粹的私人领域中的个体道德有所区别，又兼具私域与公域交错下的道德实践表征。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私人领域（尤其是传统私人领域）中的道德个体并非都具有公民的身份，并且私域中的道德实践囿于范围与性质之故而上升不到公域层面；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则既是首先作为个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在私域中进行的道德实践，本身就是自然而合情合理的，又由于公民身份的缘故而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之中，具有公域中道德实践的特征。但要指出的是，在公域的意义上，“公民的道德”也主要是公民个体在日常公共生活空间中的道德实践，它侧重的是一般性道德规范，是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价值批判上的规范，且更多地体现了公民人际间的道德认同和遵守。而且，在看待兼具公域和私域层面的道德表征时，还牵涉到重要且复杂的道德评价问题，如一个在个体道德修行或个体道德生活中有所欠缺的公民，可能只是其私人生活领域之内的事，也可能会影响一般公共生活空间中的其他人，但其却可能是一个有着公民理性和公共行动能力的人，是一个在公共领域中能自觉意识甚至体现公民权利并履行公民义务的人。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另有所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进行道德情境化识别的问题。这里，该意蕴层面上的公民道德，若从其所产生的功能上来看，则主要是社会风化层面的普遍改善和提升，以及公民日常生活领域中基本素质的养成。在此意义上，“公民的道德”似乎是一种较为“弱化”意义上的公民道德，尤其是与专注公共事务、追求公共善和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相比，更是如此。

三、对话中的公民道德的

践行与提升维度

公民与道德的对话不是一次性的，更非当下即时性的，而是一场持续性的探讨与反思；从对话的场域到内容，都以公民主体之“在”为前提，以道德维度之介入为主线，以视阈的宏观审视和分域透视为方法，而以形上的价值期许和形下的道德践行为旨归。我们常说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就在于公民与道德作为可以对话的双方，不但各自统摄和折射出具有复杂意蕴的价值载体和价值评价体系，而且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考量。作为对话可以预期的效果和功能，我们着眼于当代公民道德的稳步改进和提升，而寄希望于价值关照下的真实践行。在此，我们无意给出所谓的可行性和确定性路径依赖，而是本着反映公民与道德对话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原则，做出具有理性和合理尺度的理解。

首先，公民道德的践行与提升，需要健全和行之有效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事实上，关于如何引导公民德性和价值规范方面，制度、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论争一直都在进行。而三者之中谁都不能单独成为决定力量，而应在其致力于关注的共同目标上相互配合，协调应对，发挥不同调节手段的合力作用。在公民道德建设的旨归上，作为强约束手段的制度与法律，毫无疑问将给道德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即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实施和相关环节作出规定与安排，使得公民道德的教育和建设本身提高到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的地位与高度，甚至可以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作出道德督促和道德评价。从三者的互动角度而言，道德和法律、制度都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规范形式和调节手段，它们在调节方式上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却又体现着彼此间强烈的互补性。这又进一步决定了法律和制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道德建设提供支持和保证，并可让道德本身经过法律化和制度化过程，即纳入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中，转化为相关具体的规则与条文，在长期的推行和贯彻中促进公民道德的养成。因为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推行总要靠相关的载体和施行方式才能可视化、具体化、可评化与可持续化。客观地说，这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之一，也是值得当下的理论工作者和制度执行者认真对待和反思的课题。

而以公民道德的提升为目标导向，以公民与道德的对话为逻辑思路，那么，通过实施完善的制度与法律手段，对于公民的意义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有效培育和构建其在当代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正如众所周知的，公民个体无论是其道德认知和道德意愿，还是其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都根本性地来自于公民个体自身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即公民内在的理性和人格才具有道德催生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通过包括制度和法律在内的外在手段的引导和推动，其根本着力点即是如何达至公民道德理性和公共人格的真正养成。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关键的原因。其一，从“公民”与“道德”对话的分析逻辑中可以看出，公民是作为道德主体而与“道德价值体系”之间进行有机互动，并在这种视阈交融性的阐释中逐步揭示出公民道德这一话语体系的多重意蕴，因此，在公民道德践行和提升的维度考量中，就不能只关注外在的规范和引导，而忽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公民自身在道德话语中的存在样态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其二，如前文所述，“公民”与“道德”的对话并非是在静态的时空中进行的，而是兼具历时性、共时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即“公民”与“道德”对彼此的审视都从二者本身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和意蕴变迁中走来，直至立足于当代的公共领域，从而揭示出为什么要在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去着力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因此，可以说，“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对话，在其深层逻辑上，正是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话，并且，经由这种对话所达成的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公民与道德之间在价值理解和实际践行中的有效融合，从而使得公民道德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成为可期可求的现实关注。

其次，公民道德的践行与提升，离不开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性和开拓性。道德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何时都不能离开教育，尤其是道德方面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和生活教育，都一以贯之地强化着人们对于道德的认知和自身道德的践行。但是，仅限于这种认知层面，将不但不能有利于公民道德的真实践行，更谈不上所谓的提升。因为，这关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公民道德教育不是只对公民进行说教和道德知识的灌输就可以完成，而是教育本身传达出怎样的价值信号问题。

公民道德范文第3篇

一、明利是公民道德判断的首要问题

道德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原则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它是社会群体中每个人必须遵循的，对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尽管在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行为规范，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道德论又明显地分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论与被统治者的道德论两种不同的体系，但就其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实质而言，都是为了调解某一社会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行为必然是基于行为主体利益和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关系的行为，如果没有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没有道德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视个体利益的存在，才能进行科学的道德判断。

马克思一贯坚持从人们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问题。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的历史活动时曾经说过:“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他还指出:“由于他们的本性即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须要发生相互关系。”这些精辟的论述告诉我们，在研究人类的历史活动和社会行为问题时，绝对不能忘记人们的本性，即他们的需要。关于人类的本性和利益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总结和论述。例如，管仲认为:“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这说明，管仲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名”和“利”是人们行为的动力源泉。“名”是指社会对一个人的承认和肯定性的评价，“利”是指对自己实际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人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名，便是为了利。再如战国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在荀子看来，人们好利疾恶和耳目之欲及好声色的本性，正是产生争夺、残贼、的根源，是万恶之源。顺性必然产生争夺而破坏道德所提倡的辞让、忠信和礼义文理。这种看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需要和的恶的一面，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复杂性和消极作用。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在研究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础上，对人们的利益和行为交往问题进行了非常简要的概括。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两句话是说，天下的人们高高兴兴、和和气气的相互交往，都是为了利益的问题;天下的人们打打闹闹、争争吵吵地斗来斗去，还是为了利益的问题。由此可见，利益问题既可以是万善之本，又可以是万恶之源。这样看待人们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才算是一种比较全面、公正和客观的看法，明利是公民道德判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利益关系的

和谐与否是公民道德判断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社会组织存在，就必然存在着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进入这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个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需要，必然会产生利益的一致与共享以及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道德判断的实质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作的善恶判断和善恶程度的判断。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涉及任何他人的利益，这种思想和行为纯属个体的思想行为，不是社会行为，人们是不会对它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的。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涉及到其他个人或其他许多个人的利益问题时，他的思想和行为才有道德意义，人们才会对它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当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你的利益，你就会对其行为作出清楚准确的道德判断，认为它是缺德。事实上，每个公民都会进行这种最简单的道德判断。同时，我们还会将这种判断原则应用在其他人身上，如果一个人严重地损害了另一个人的利益，我们也能作出明确的道德判断，认为这是缺德。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还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最终都会以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的方式被人们感受到并从而作出道德判断，而这种感受大都是建立在对利益关系和谐与否的个体认识基础上的。当然社会利益具有复杂性，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兼顾到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利益，但决不允许损害别人的利益，而需要一些人先考虑别人的利益或群体的利益，再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为了别人或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不和谐的表现，但在个体的认识上他是放弃了个体的“小我”，去完善个体的“大我”，因此我们就会对上述行为作出更高的道德评价，称之为“高尚”或“崇高”。“高尚”或“崇高”的实质是他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或群体的利益关系时，奉行了“先人后己”或“舍己为人”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这无疑都是“缺德”的行为。道德教育应当让人们从不缺德做起。由此可见，从利益出发不仅可以使我们判断德性的有无，分辨善恶的界限，而且可以判断出个体品德的层次和不同的发展水平。利益关系的和谐与否是公民道德判断的基础，当然这种和谐并不是绝对的没有冲突，而是整体上的和谐。

三、关怀他利是道德判断的本质要求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公民个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去判断对方的道德状况，这很容易，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现在社会上所出现的一系列的道德冷漠事件，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去正确地判断对方的道德状况，而是还要求个体要能够站在他人的利益和立场上去判断自己思想和行为的道德属性，则比较困难。这可以说是一般人在道德判断中经常出现的心理误区。

央视国际2003年9月19日晚，道德观察栏目报道的辽宁女孩被案很值得我们去深思。辽宁抚顺一位15岁的女孩，被罪犯劫持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直至被奸污。她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黑暗的荒野里，而是跑过了居住密集的胡同、有行人来往的马路和正在营业的药店。她也呼喊了，也求救了，然而无论是住宅区的居民、马路上遇到的同学和行人，还是药店里的店主和顾客，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助她，或是报警。“本身来说我卖药我不能舍弃我的柜台……因为我光顾着我自己经营这块生意，首先想到自己的利益……”、“她要是我妹妹，那我肯定，怎么说呢，也会做出来一点什么决定吧。”这是记者事后采访时，药店的老板和女孩的同学所说的话，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道德冷漠现象，就需要道德主体学会转换角度，客观地(即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观察与判断，必须要关怀他利，这其实也就是道德判断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推己及人”的原则。推己及人也叫做心理互换，即能设身处地的应用自己的感受去推断别人的感受，用自己的判断去认识他人的判断。在《论语》一书中，有两处记载了孔子所提倡的这种判断原则。一处是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孔子说，它大概就是“恕”这个字吧!孔子进一步解释，“恕”字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得到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恕字是由如和心两个字构成，这就是说道德判断时要将心比心，人心如我心，我心如人心。另一处还是记载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乎圣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段话中提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问题，也就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问题。孔子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恐怕尧舜他们都难以达到。要有仁的品质，应当做到自己想确立的事情，也应使别人确立;自己想达到的结果，也应使别人达到。这可以说是培养仁德的途径和方法。孔子这两段话的核心可以归结为“推己及人”四个字。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要想判断准确、公平，应当运用这一原则，要求个体必须学会关怀他利，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需要和利益，了解他人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然后再去实际操作。在上例中，我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不能因为这个女孩是否与自己发生利益关系，而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问题是在称别人和称自己时应当用同样的标准，应当放平。我们以前的道德评判机制总体上缺少对关怀他利的要求，应该说完整的道德评判应该包括个体在能及的范围里理应给别人帮助。

四、建立和完善利益补偿和

剥夺机制是关怀他利实效性的关键

以上我们探讨了个体要能够站在他人的利益和立场上去判断自己思想和行为的道德属性，学会关怀他利，然而其实效性要真正体现则是比较困难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道德行为特别是关怀他利的行为具有代价性。任何个人在履行其道德义务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代价，有时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对这种行为作出社会补偿。这是因为，道德行为不是针对自己作出的，而是针对社会和他人作出的，其本质上是一种利他行为。既然如此，由此而作出的个人牺牲则不应完全由个人负担，而应由其受益者承担。我们都知道国家公务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为了履行其应尽的道德义务，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无论对于其个人而言，还是对于其家庭而言，其代价是极其沉重的。由于这种行为的利他性，因而其成本理应由受益者来承担，即由社会来承担。关键是当道德主体所作出的行为其受益者为个人时，其利益应该如何补偿呢？比如说上面提到的“辽宁女孩被案”，如果有人为了救助该女孩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利他行为的利益损失，其成本理应由受益者来承担，即被救助女孩来承担。我们认为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当被救助女孩无力承担时，社会主动承担道德行为所带来的一部分利益损失，也是应该和必要的。由于道德行为的代价性，所以推进道德建设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必须明确有法定职责必须履行道德义务的人们，在应该履行道德义务时，不能作出自由的选择。比如国家公务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他不能因为考虑到个体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损失而拒绝履行其应尽的道德义务。二是对履行道德义务而牺牲了个人利益的人们应该完善其法律补偿机制。在这里，补偿不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而应该足值乃至超值补偿。当然这种利益补偿，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此外，在干部的任用和选拔、分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考核的内容和评判等方面，对于关怀他利而造成个人利益损失的情况也应作为其中的内容之一。三是对严重违背道德原则的人予以惩罚，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损失。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具有不道德行为的人，往往付出的成本小，获得的收益大。为此，应建立和完善利益剥夺机制，让不道德者在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失去更多的利益，对那些已丧失德性的人，要依法作出处理。

公民道德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幼儿教学；道德教育；亲子活动；幼儿园

中图分类号：G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2-275-01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素质，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但是我们随机摄取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镜头一：亲子活动结束后，幼儿运动场上一片狼籍，糖纸、酸奶盒、果核、饮料瓶……垃圾桶近在咫尺。

镜头二：亲子活动结束后，设置在公共区域里的活动材料东倒西歪，工作人员整理后发现：除去被损坏的物品，还有不少遗失。

虽是一件件小事，却发人深思，说明幼儿公民道德意识的淡化。

一、以“讲、学、做、评”为手段，引导幼儿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明是非、知荣耻

1、融于生活，从认识着手

集体教学是幼儿园教育教学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幼儿园社会领域的教学中很多内容和德育教育相关，于是在社会领域教学活动中我们注入了认知冲突，角色扮演和移情训练的策略，把德育教育内容渗透在课堂的精彩瞬间中。

其次，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从常规教育入手，使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幼儿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幼儿在具体的行为中，逐渐萌发爱家乡、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的情感，培养幼儿诚实、友爱、爱惜公物、不怕困难、讲礼貌、守纪律等良好的品德、行为，真正地为幼儿良好品行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阅读图书、听故事、看动画片等辅助手段进行德育渗透教育，帮助幼儿分清道德标准，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及生活中的事情。

在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帮助幼儿在合作中学习控制自己的情感，学习体谅他人，学习与他人分享快乐、分担痛苦和奉献爱等。

教给幼儿调控情感的简单方法。帮助幼儿体会到任意发泄自己的情感已不受同伴和成人的欢迎，初步做到能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产生情感共鸣。

2、环境创设，从情感着手

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助于幼儿良好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在德育教育实施的过程中，环境成为了无声的语言，我园处处围绕道德教育为幼儿营造德育美育相融合的氛围：在公共区域的楼梯走廊和班级内都让墙面开口说话，说不同的话：有西楼道布置以“弟子规”为内容的图片文字画，东面楼梯上有中国传统美德故事插画。大厅内则张贴向家庭征集的照片，让家庭德育文化进入幼儿园，让家庭德育说话。班级则结合自己本班的实际，以体现班级特色、亮点为原则进行布置：有幼儿自己绘制的行为准则；有“文明宝宝”评选墙；有亲子共同绘制的“好人好事”……让幼儿说话。处处彰显幼儿德育教育特色。

3、注重实践，从行动着手

选取适合幼儿社会实践的内容，让幼儿在真实的情景中观察体验，了解并学习。从实践活动中锻炼幼儿合作能力和在集体中的主体性，生活既教育，教育既生活。发挥了认知、环境和行为三位一体交互作用。

“大手拉小手，共建美好家园”。与社区联合开展“大手牵小手 共创美好家园”活动，利用社区周边环境为幼儿提供实践机会，帮助幼儿认识社会、融入社会。

开展“勤俭节约 从我做起” 亲子手工制作。引导幼儿尝试废旧物利用，变废为宝，培养勤俭节约的意识，发挥家园合作的教育功能。

“小手拉大手，争做文明小居民”。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到“十佳和谐邻里”“十佳孝老爱亲”“十佳爱矿如家”活动中，尊老爱幼、团结友爱，共建和谐家园。

4、榜样示范，从鼓励着手

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结合具体情况把握教育契机，激励每个幼儿都有良好的行为表现。在幼儿习得好的行为后，教师及时给予鼓励，建立宝宝文明墙，定期贴评选出的“文明宝宝”和“文明家庭”的照片；“三十佳宝宝”、“最美宝宝”评选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的幼儿将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努力形成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二、密切家园联系，共同构建公德教育平台

1、通过家长会、家教讲座、“家长园地”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幼儿德育的重要性及方式、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认识，对幼儿不溺爱，形成正确教养态度，提升家庭教育的实效性。

2、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同乐活动，以形式多样的公德宣传实践和展示活动，唤起幼儿及家长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不同年龄段的亲子活动让家长和孩子用心来聆听德育的美。

公民道德范文第5篇

有网友提供了这样一幅照片：本来平坦的柏油路，被地震扭曲成波浪状；更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一条巨大的裂隙沿道路中间线，刀削般齐整整裂开，旁边是几名工作人员，似乎在测量什么。

这名网友评论说，“日本地震几小时后，当地路面养护小组就开始测算破坏情况。看到这路基断面，辛酸而诧异，在这场大冲突中，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跑在了自然之前。”随后，他解释道，图中这种断裂，估计压实厚度达到了两米（国内要求压实层80厘米）；两车道在施工时做了有效的隔离，沉降不连带；沥青层事故后保持连贯，可对比国内省道；其实我最吃惊的，是施工人员敢于站在破裂边沿，这种对物、对人的信任，值得感动与深思……

随后，有网友回应说，“修这路的人，身体里肯定流着道德的血液。”就此，网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2月27日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提出房地产商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的说法上。

如今，“道德之血”的讨论范围已扩大到中国的各个领域。

经济学家许小年非常火爆地在微博上发言，对央企说：以全民的名义占有资源，却从不给国民分红，你们身上应流着公平的鲜血。你们身上应流着廉洁的鲜血。对沪、渝两市说：收房产税不走法律程序，你们身上应流着法治的鲜血……

一轮言语的混战之后，人们发现，一些国人似乎开始面临“道德血荒”。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谁都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没有“道德的血液”，用什么办法激活它使之通达流畅呢？回答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具有高度道德文明，必将对其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如此，社会成员道德文明的提高，不仅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科学而和谐地发展，更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终极目标。我们不仅应该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强国，而且中国人也应该成为文明人，中华民族应该继续光大“文明礼仪之邦”。

面子是自己挣得的

从事地质工作的周颖遇到过这样一件事：2009年夏季，她所在的课题组奔赴青藏高原考察，一位被称为“老巴”的美国专家将与课题组同行,周颖临时担任起翻译工作。让她吃惊的是，老巴居然带了如此多的行李：从药品到服装，从压缩干粮到饮用水，老巴简直带了个小仓库！周颖笑着对他解释，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山上的基地里存储了很多物资，即便缺什么，也可以在当地购买。但是，老巴还是执拗地带上他的“仓库”出发了。

一上高原，年届七旬的老巴顿感身体不适，周颖取出随身携带的“高原康”请他服用，却被老巴拒绝了——他只吃自己从美国带来的药品！随后的几天里，老巴显得很不合群，大伙围坐一起吃饭时，他啃着自己的压缩干粮，给他一杯热茶，老巴只是礼貌地抿一口，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喝自带的矿泉水。

“不习惯我们的饮食吗？”周颖疑惑地问道。沉默良久之后，老巴轻声回答，“很喜欢中国菜，但听说你们中国的食品很多都不合格。”周颖感到自尊被伤害了，一股怒气冲上心头，可是，她想张嘴反驳时，又没了底气——自己不是也被变质大米、问题奶粉、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吊白块吓得心惊胆战吗？“难怪外国人会猜忌我们，因我们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周颖承认，一直给孩子喝进口奶粉，因为对国产的不放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周颖想知道答案。

其实，国外对中国的猜忌不局限在食品领域。2月23日，德国一电视台的晚间节目里，将该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生拉硬扯上了中国，称国防部长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抄袭。

究其原因，除了偏见，还有重要一点，如今在国内，论文抄袭、学术造假愈演愈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9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包括科研机构、高校、医学研究机构和医院工作人员在内的近半数科研工作者认为学术造假“非常普遍”。

不仅如此，在国外，饭店里大声说笑的大抵是中国游客，奢侈品商店中对服务员呵斥的也大多是中国人，在旅游景点不守规则的人也往往都是中国人。近年来，数量陡增的中国游客除了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厚的外汇，也在公共场所和游览景点催生了“请安静”、“不准摸”等一系列中文提示语。

面子永远是自己挣得的。

道德亦是生产力

“这堆游戏币是最近两天从票箱里发现的，那堆是假币，这个现象一直在困扰我们公司，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北京八方达客运公司的一位驾驶员正愤愤不平，有一次在车站，他从倒车镜中发现一个乘客竟然在上车前故意将一元纸币撕扯成两半用。说起这些不文明现象，国内各地的报道中并不鲜见。正是乘客自身文明素质低下的原因，国外实行了几十年的无人售票制度，在内地一些地方很可能被取消或推迟施行。由此，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道德水平低下对生产力的制约。

西方一些国家超市和地铁既没售票也没检票，顾客自觉交款和买票。而这些事情到了中国，我们不仅要有足够的管理机构，还要有足够的人员，甚至还要动用保安和警察。这无疑增加了管理成本，而管理成本最终还是要分摊到被管理者身上。

茅于轼就少数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指出：“（它们）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比如，中国的电话费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油价几乎是全世界最贵的，凭什么？——就凭垄断吗？

显然，按照经济学理论推演，弄虚作假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耗，给那些真诚和善良的人们造成无谓的损失。因为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丰欠，不仅取决于本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取决于同一个社会中其他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种种不合理的现实，不仅使劳动的成果普遍浪费，而且使个人生产潜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信心就像太阳一样”。我们相信社会领域广泛的道德，但对一些个别现象也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小小的病菌，也会侵蚀健康的肌体……

道德体系面临转型

“对于中国目前的道德状况，我以为仅归结为道德滑坡是太过简单、表象和主观了。”旅美博士夏昌奇认为，道德状况的变迁不是单线性的道德水平涨跌，而是会出现道德体系的转型，“克己复礼”是儒家道德体系重建的法门。

“关于道德是进步还是滑坡，其实在很多时代都以不同的方式产生过争论，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身处一个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时代。西方思想史中基本上每个时代的人都说自己的时代道德消亡，但是没有一个时代的道德真正地消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檀传宝表示，“尽管现在还有令我们焦虑的东西，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把它标志为：变化、发展、转型，比消亡更合适一些。”

那么，两位学者强调的“转型”表现在哪里呢？

现实似乎给出了答案。在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以及大的旱灾、洪灾、低温灾害中，中国人团结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行动体现着转型；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上，无数志愿者付出的艰辛劳动也体现着，即便转型时期，高贵的道德从未泯灭。我们不应过于消极。

而这些转型所体现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平等、互利、包容。正如夏昌奇博士所说，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道德体系的转型在所难免。目前的状况是，“臣民道德”部分解体，但仍有根基；“公民道德”方兴未艾，它的蓬勃壮大将为我们的道德血管输入活力与能量。

因此，道德转型需要我们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的道德良知中应该有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不是权势，不是金钱，不是欲望，而是个体作为人的尊严。有了这种尊严，社会道德才有新的根基。

讲述：道德之血在这样流淌

公民道德范文第6篇

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第三个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我们必须加强社会道德假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造成公民道德的多层次化。就整个社会而言在价值取向中以“讲实惠”的价值观念占居首位。虽然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譬如，社会上一些领域存在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现象；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

针对这种情况，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以社会公德为核心的基础文明建设抓起。不仅要重视社会道德建设中的认识功能，更要重视道德的实践功能。

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贯彻落实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重大举措。《纲要》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它把加强由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所构成的公民道德假设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要让人们把社会道德规范付诸社会实践，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运用到全部的社会生活中去，使社会道德的规范变成行为准则，使抽象的道德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可遵守性，可实践性。

那么，如何切实增强公民道德建设呢？

首先，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低起点，小视角”开始。“低起点”就是以社会道德的最低层次——社会公德教育为起点。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表征，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小视角”就是社会公德建设必须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低起点，小视角”的道德建设，不仅使社会公德变得实在、具体、可评估、可操作，而且为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其次，社会公德建设必须重视公约、行为准则等制度化建设和制度约束。公约、行为准则、制度是社会公德的具体化，并且引导着社会公德的向前发展。公德教育属于正面教育，但属于软约束，而制度则是硬约束，前者是引导人们自觉去做，而后者则是约束人们必须去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再次，社会公德建设必须注重加强道德监督，道德监督的主要形式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对于抵制不道德行为，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人们的活动总是由思想支配的。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人们的行动各异。只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作向导，才能有效地实现人生价值，达到理想境界。公民道德建设正是提高人们自身素质，作出正确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一种重要途径。它反映了正确意识对改造世界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科学价值观对人生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必然会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公民道德范文第7篇

公民道德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臣民道德”来说，是一种新的道德范型，因为它反映了公民社会生活的实质：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和人格上的人人平等。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代表着一种历史道德的进步，因为它使人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从而实现了对公民权利的确立和“个性的自由”。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保障公民权利来达到要求公民履行相应义务的目的。只有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权力本位的性质，才能了解公民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只有明确了公民道德的核心，才能有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们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缺泛应有的认识，甚至出现过公民权利普遍遭践踏的局面。因为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指令和政治上的绝对服从，使得在道德生活领域也是主体性丧失，尤其是无权利可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法的意识上而且在伦理意识上，都明确了权利意识。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权利精神作为一种伦理精神，首先体现着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现代文化环境使个体人格通过法律权利的保障而从社会整合中独立出来。在依法治国中，不管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诸如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择业自等，还是和法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如企业（公司）名称权、所有权（经营权）、产品的商标权等都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下来。这些权利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使各种法律主体更加个体化，突出其个体存在及其能量的释放，从而也使个体在法律权利的营养中健康成长、发展壮大。可见，倘没有法律权利的营养，则自然人与法人便无法以独立的人格生存和发展，从而也很难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

其次，权利精神体现人的尊严实现和人格的完善。权利的道德意义就在于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包括道德选择的自由，人们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地位、尊严和受惠性以及道德行为的公正评价。从而使道德主体因行为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R·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举例说，一个英国游客为了保卫古老的英格兰权利，为抵制旅店老板和车夫的过分要求，宁愿为此花费十倍于他被索要的钱财，也要讨个公道，索回自身在精神上的利得。这样的争权利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吗？相反，在侵权者面前一味地容忍退让或者任意地割让权利，尽管也可以说是“自我牺牲”行为，但决不属于高尚的道德精神，而是出卖或牺牲公正的卑鄙！权利的品德和作风不仅直接表现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还表现为对肆意侵犯权利现象的反抗和斗争。一个人对自身正当权益的追求本身就是对善的、幸福的期待和向往。而如果他是出于对肆意剥夺自身权利行为的反抗，那么他就具有抗恶的意义,从而道出了“为权利而斗争”——权利精神的道德意义之所在。

再次，权利精神体现一种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法治价值中始终是相互的、对应的。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既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定社会利益的体现，共同担负着对个体行为的评价功能。当法律分配义务时，这些义务必须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申出来的。凡不以权利为前提的义务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可见，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权利精神内在地蕴涵自主、平等、自由等道德要素，放射着崇高的道德之光。

当然，作为公民道德核心内容的权利意识，不仅是指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是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现代法之所以把权利作为一种道德资格来确认，就在于它有着要求他人或社会给予尊重和保障的内在因素。公民的权利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国家政府及其法律应该保障的权利。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首先在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权利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就是主体人格的客观化，对权利的侵害就是对主体人格尊严与自由的侵害。若人们对权利侵害置若罔闻，甚至忍气吞声，那以主体性人格的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就难以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德治也就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对权利的维护与对义务的承担，在公民社会里应当是对等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1]只有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性质，才能了解公民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只有明确了公民道德的核心，才能有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二、道德权利较之于法律权利的特殊性

权利表示着某种社会关系，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权利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一个人应该或可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最初是由道德和习俗来支持的表示应然的正义观念，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是融为一体的。中世纪后期，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格老秀斯把权利看作一种品质，认为权利是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所固有的一种品质。由于它是一种道德品质，就使得一个人拥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是正当的和正义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根据自由权来解释权利。权利就是一种免受干扰的条件。耶林提醒人们注意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所有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在边沁那里，对权利的认识就更为极端。他说：“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2]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声称：“权利和法律权利是同一个东西。”[3]这种一味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而排斥了任何非法律权利形式的说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予以了修正。美国伦理学家彼彻姆说：“权利体系存在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惯规定、游戏规则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4]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倘使某人虽有一种能力足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因关系某项利益之故，使之必为或必不为一事。然是持道德为后盾者，可称之为道德权利。惟一经法律承认或创造之后，而法院又随时可用国家权力加以强制执行者，如此能力可称为法律的权利”。[5]由此可知，道德权利并非不存在，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被包含在权利之中的道德权利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按照阿奎那的观点，权利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我们知道，这种正当性的评价根据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风俗习惯，所以权利就不应局限于法的领域。它应当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等许多内容。就是在边沁自己的理论中，也不得不隐晦地承认法律权利并非权利的唯一形式。边沁曾说：“除了通过法律或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任何概念都不能与像‘权利’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6]可见，边沁的说法是留有余地的。既然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那么，存在另外一种权利语言也就成为可能。于是，有人不无道理地推断边沁有这样的意图：即承认可以被称作为实在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东西。因此，道德权利的存在不是虚构，先前种种把权利局限于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狭窄、失之偏颇了。那么道德权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道德权利指的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为了更好地说明道德权利的特性，我们把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作个比较，从而使其更加清晰。

首先，道德权利的范围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人的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无不为道德所规范，而一切权利与义务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而也就无不为道德所规范，无不为道德所承认或拒斥。反之，法律则仅仅规范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法律权利义务亦仅仅是权利义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权利义务则只是道德权利义务。按照富勒的说法，道德可以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便可视为法律。亦即若是违反了义务的道德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若是违反了愿望的道德，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可以这么说，法所禁止的，必为道德所不容；法所提倡保护的，必是道德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而反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比方说，友谊和爱情中的关系就只是道德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所应享有的诚实对待、不被欺骗的权利只是而且只能受到道德的维护，只有当侵害他的这种权利的行为到了触犯法律的时候，法律才可以插手。否则的话，人们就不能请求法律的保护。因而，从权利范围的大小来说，道德权利的范围明显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

其次，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不如法律权利受损时所得到的救济那么有效和明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上来说明。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保证的规范，有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一旦法律权利受到侵害，人们可以诉诸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下，通过刑罚手段惩治侵权人，或是通过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手段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而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由社会舆论、习俗、一般的社会影响和人们内心信念所保证。当道德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只能通过舆论的谴责或者侵害人的良心自省来救济。显然，这种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所以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

再次，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上，道德权利显示出不同于法律权利的特性。一般而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一经典论述。在法律领域，权利与义务具有严格的对应性。法在赋予权利时应要求义务，法在要求义务时应赋予权利。有主体行使权利就必有相应的履行义务的另一主体；有主体履行义务就必定有另一主体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各法律关系主体都应在享有权利时自觉履行义务，在履行义务时依法享有权利。比如，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享有父母抚养的权利；父母年老时享有被赡养的权利，子女则相应地应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任何一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是因为其必须履行义务，他履行义务是因为他必然享有权利。但是在道德上情况又是怎样呢？一方面，从权利和义务的对象来看，倘若像权利和义务的“逻辑相关性”所表达的那样，有履行义务的主体就必定有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的另一主体，那么，一个人在道德上负有仁慈的义务、行善的义务，但是对于接受了他的仁慈对待和他的善行的人来说，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拥有受到仁慈对待和得到他人善行的权利呢？按照权利义务一致论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权利，这另一个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义务，则另一个人未必就有要求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比如上面所举的行善的例子，有行善的义务存在，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相应的权利。弗兰克纳在《伦理学》中写道：“一般说来，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如果X对Y有一种权利，那么Y对X就有一种义务。但我们已经看到，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Y应对X仁慈，而很难讲X有要求这一点的权利。”[7]很显然，这里涉及的道德义务不可能与债务人负有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相提并论；至少，这种道德义务在其对象上不可能像债务人的义务对象那样确定和无可争辩。也正因为如此，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对等性就得以了弱化，即认为一切权利都赋以义务，但并非所有义务都赋予权利。[8]另一方面，从道德主体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而言，其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也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他获得的某种权利不是一定因为他履行了义务，他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即使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行善的义务，帮助困难中的其他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获得了接受帮助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获得不是一定因为他在此之前也履行了行善的义务；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履行了行善的义务，但是即便当他日后处于类似情形之下也有请求报答或帮助的权利（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要论述），这种对等关系也不像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对等关系那样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不完全对等性，而否认了道德权利的存在。

三、道德权利的在公民社会中的表现

道德权利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法律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基本上在道德上有着同样的体现，法律权利同时也受到道德的尊重和维护。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道德权利以不同于法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就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一，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道德的领域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领域。它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同，人们的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特征。人作为道德关系的主体具有的意志自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使人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它使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念和理想进行选择，使人不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去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来造就自己的德性和价值。因此在道德生活中，道德主体享有的行为选择的自由权，意味着行为主体有权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在对立的价值准则之间作出取舍，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任何人不得干预。只有在这种自由权的行使过程中，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道德的功能、道德的作用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道德主体在行使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后，如果违背了道德义务，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但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总有一定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范围，这种范围也就是人们道德行为自由选择的范围。

第二，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这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应受到的对待，即被尊重。人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道德主体，有着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他应当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某种道德角色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将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利益能否实现的问题。在特定的道德关系中，人们往往扮演着特定的道德角色，有其特定的地位、尊严和人格，因而都应受到对方的尊重。比如在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受到尊重，因此学生应珍惜老师的劳动，对老师的教诲诚心领悟、感激在心；同样，学生也有他的人格尊严，老师也应对其予以尊重，教而不厌、诲而不倦。在买卖关系中，买者应受到的对待是卖者的百拿不厌，百问不烦；而卖者所应受到的对待则是买者的恳切询问和真诚交易。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中，病人理所当然应得到尊重，医生应对其精心治疗，耐心调理；医生也须得到同等的对待，病人应积极配合，不能无理取闹。其他诸如演员与观众、律师和委托人，都存在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就是在家庭关系中，也仍然存在这种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在夫妻关系中每一方都有要求对方爱自己，关心自己、体贴照顾自己的权利。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给子女以家庭的温暖和长辈的疼爱；子女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生活，给父母以爱和晚辈的孝心关怀。近年来，不断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状告子女只在物质上尽义务而忽视对其情感上的关心，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对这种权利也给予了认定。尽管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扩张、侵犯道德空间之嫌仍然有待商榷，但是这种权利无疑首先应该是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第三，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从道德主体而言，他履行道德义务，是出于无偿的动机和奉献自我的精神。但是从社会和他人的角度而言，则应该对其的道德行为给予褒奖和肯定，使尽道德义务的人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虽然他自身没有要求给以公正评价的权利，但社会必须认可道德主体有要求公正评价的权利，这是社会、他人对履行义务者应尽的义务，是对权利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道德主体因其行为的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满足感。从而，不仅鼓励了道德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还鼓励了其他的道德主体向其学习，促使社会当中产生更多的高尚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评价的形式不仅包括精神的褒奖，如新闻宣传、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而且还应视其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有人认为，给予物质奖励会使人们基于得到奖金的目的去行善，使高尚的行为变质。当然，道德义务的履行的确不能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和动机。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这种方式不合理的理由。事实上，善行的崇高并不因为他们在事后得到的荣誉和奖励而降低。现在有的人自己不履行道德义务，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可一见了别人拿了物质奖励就眼红，就说风凉话。对于这种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做了好事就只能默默无闻，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他们的高尚行为难道就因为他们事后得到了物质奖励就变成了不高尚的行为了吗？许多现象充分表明，不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完全尽到公正评价的义务，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往往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强烈要求建立的“见义勇为者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某人为了救落水儿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剩下他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天年的父母，由谁来管？这个问题不解决，只怕见义勇为的事是没人去做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自己的道德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种权利和义务严重脱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变。因此，道德行为的社会公正评价是道德主体价值分析方面的权利的要求和道德价值的显现形式。道德主体通过这种评价来完成价值观照，看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就内在地包含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9]

第四，请求报答权。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它与前文所述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对等性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权利适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甲见义勇为，帮助了处于困境中的乙，由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特殊相关性，我们并不能说乙就有权利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的义务。然而，如果乙在此之前，在类似的境况下曾经帮助过甲，那么他就有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义务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对于行善的人来说，他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之后，可能产生主张道德权利的要求。这些道德权利除了上述的社会公正评价权可能还包括对受惠人的请求报答权。这种权利的主体和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主体都是特定的。但是这种请求报答权是否合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问题，也就是说，当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能是以日后得到他的回报为目的，不能以获得请求报答权为行为的动机。一般说来，道德义务的履行不以获得某种个人的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或动机，被看成是道德义务区别于法律义务的重要特征。道德义务的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了道德的纯洁和崇高。其极致的表达就是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这一经典命题。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其一，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并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不存在，它不能作为否认道德权利的理由，不以获得道德权利为动机并不表明由义务行为所构成的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存在。一个人在某种境遇中履行某种义务就意味着他在相似境遇中处于义务对象的地位时亦能享有某种权利。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是否意识到这种权利，或者是否把享受这种权利作为自己履行义务的动机，都不影响到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存在。其二，作为道德舆论，不能只是鼓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还应当号召人们维护由于这种义务行为而产生的道德权利要求。密尔曾经指出，施惠的人在需要救助时希望得到受惠人的报答，这是人的“最自然”和“最合理”的期望之一，如果受惠人不予报答，那等于是对施惠者的侵害，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也会使施惠的行为变得少见。可见，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不完全、不绝对的对等关系只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情境下，强调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这种对等性对于维护一种公正合理和谐的道德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1]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出版社2001年10版，第7页。

[2] 《边沁文集》第3卷，第221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2页。

[3] 同上。

[4] [美]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5]《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集》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

[6] 哈特：《边沁论集》，第84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4页。

[7] [美]弗兰克纳：《伦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3页。

[8] 余涌：《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问题》，《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第60页。

公民道德范文第8篇

1“.以人为本”的自然主义道德教育

卢梭批判传统教育的封建性，认为传统教育是对自然教育模式的严重违背和偏离，提出教育应是遵循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道德教化。首先，要培养具有自然本性的善良公民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即培养能充分展现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人。“自然”指人自身的天然属性，而“自然教育”是指遵循顺从大自然不可取代的一切法则，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教育。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的自然、本性和良心构成人善良的天性，这不会因为人的贵贱有所不同。罪恶不是先天的原罪，而是后天残害的。因此，只要让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发展，人就必然是趋向善良的。其次，自然人的核心是人的天性。因此，“人的本质”是培养与封建贵族和僧侣完全不同的新人，而不是回归自然的原始状态。卢梭认为在封建教育体制下，自然与社会相互对立，教育无法既培养人又培养公民，所以要推崇的教育体系必须是不同于传统的、打破束缚的开创性方式，培养遵从法则的自然人，为实现社会性的理性公民做准备。

2.培养道德公民的“爱国教育”

自然人与道德公民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密不可分的。“爱弥儿”从自然人属性的状态逐渐成长为社会集体形态的本质是个体自由上升为普遍自由的实现，要追求自然人的普遍自由，尊重大自然中的理性自由。因此，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这种道德公民的个人意志已经完全消解在共同意志之中，并且仅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国家没有平等自由，美德自然就无所存在；没有美德，何来所谓的自由；没有公民，道德即不复存在；拥有理想公民，则有你所需要的物质保障；丢弃公民，你将空空如也。”国家需要有美德的道德公民的支撑，培养有德公民需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完成。“公共意志”是整体道德人格魅力实现的最主要途径。其次，国家是每一位公民所聚集的共同体，公民的首要国家性义务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培养热爱国家的理想型爱国公民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职责。最后，卢梭认为，理想型道德集体公民认同感应积极向深刻的社会道德情感向心力渗透，采取一种全心全意为道德教育服务的国家集体信仰———“公民宗教”。根据卢梭培养道德型爱国公民的思想，个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是通过个人与国家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最终实现的，这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性道德自由的升华。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务是通过思想教育，重塑自然完美的气质。在“公意”思想的指导下，创建爱国的气氛，并借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培育社会教育的整体形象，完成道德阶段任务，最终使人重获自由。

二“、自然人”培养观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会对道德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规定，是对其活动结果的具体要求，也是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培养观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有着自由、独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当然，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还应该加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锻炼以培养其自立能力，阶段目标设定要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通过对个体道德情感的陶冶来巩固其良知等方面。卢梭反对溺爱孩子。他强调，当一个女人过分地关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渐渐地却使得孩子越来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风险，所以让他远离所有痛苦，但灾难在遥远的未来却全部累积到他身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告诫我们的教师、家长乃至社会，要做的不是给青年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获得生存的途径。

2.道德教育的内容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目标的体现和具体化，其科学、系统与否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品德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所形成的，所以道德教育所采取的相应内容为：人类情感的培养，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锻炼人的意志。这无疑也会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3.道德教育的方法

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更好的践行道德教育的内容，我们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根据卢梭对“爱弥儿”所实施的教育手段，可以提取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方法：尊重人的自身规律，分阶段进行，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统一体的教育模式，提高法律约束三个方面。

三、卢梭的道德教育观

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实启示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性革命”。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涵盖了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对我国目前的功利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多元化困境与未来道德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实践性意义。

1“.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缺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

随着已经失去教育意义的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瓦解，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教育混淆于政治传声筒教育的现象。例如，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就存在着舍本逐末、背离受教育者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这种状况给道德教育的实施进程以及实际功效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当今教育带有严重泛工具化的性质，教育文化偏向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人人认可的“好”工作，进而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被解释为以衡量物质经济条件为主要内容的世俗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才”模型主要是高分低能的检查机。道德教育生存于这种畸形的教育背景下，好比浮萍，无法停留，即使存在，也只是教育机器的零件。如何摒弃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现象，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借鉴卢梭的道德教育理论的起点思想，即遵从“自然人性”以及教育要符合人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需求，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

2.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社会道德体系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面临道德教育体系多元化的困境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给予年轻人指导，可能会分裂其思想，丧失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认同感，导致精神危机。所以，德育工作的核心任务是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重建认同性公共道德。卢梭的道德教育所提倡的“公共意志”概念、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是保障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基石，有利于社会道德素质教育的进步，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纵观卢梭的整个道德教育观，开篇于培养“自然人”，结束于塑造“道德公民”。在道德教育理念的建构过程中，始终贯穿其中的两条核心线索———“以人为本”的自然主义道德教育观以及培养具有国家整体认同感的爱国公民思想，不仅在思想上充满了深刻的历史教育意义，而且适应了当今时代需求，进而对建构具有现念的道德教育新模式都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和指导意义。

公民道德范文第9篇

一、根本原则

重在建设、以人为本，这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系列工作，都要始终坚持和体现这一原则。

二、建设目标

核心目标：重在建设，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锻造全社会、全民族赖以支撑的共同的精神支柱。

基本目标：以人为本，努力强化全社会的道德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三、工作任务

围绕《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公民道德的主要内容，依据《关于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意见》按照奠定基础选树典型、总结经验、求创新的工作思路，做好三大工作任务：

1、建立六项机制包括组织领导机制，宣传引导机制、载体牵动机制、法制保障机制、共建联动机制，激励导向机制。

2、实施五大工程包话道德意识教育工程、文化素质强化工程、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道德规范创建工程、社会服务承诺工程。

3、开展六类活动指分别在全镇、在家庭、在机关、在社会、在农村开发展不同范围、不同群体、不同种类的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创建活动。

通过三大工程任务的实施，便我镇初步奠定公民道德建设的坚实基础，形成公民道德建设工作有效运转的管理机制。

具体要求

1、镇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全镇公民德建设工作的具体领导，每季度的第一周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各专项工作小组和各目标责任单位，上季度的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同时安排部署下季度工作，工作安排要有延续性做到细化、量化、具体化、明确各专项工作小组的工作内容目标，要求和工作过度。

2、各专项工作小组要协调好本专项组内容部门的工作关系，明确各部门的工作内容、目标要求和工作进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根据情况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现场会议、研究解决各类问题。并定期向负责具体指导的区领导、区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情况。

3、各部门、单位的党政一把手为本部门、本单位公民道德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把此项工作纳入本单位议事日程，列考核内容，制订规划、确定计划、制定制度、细化目标、责任到人、查考到位，要落实好区委及相关部门要求开展的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工作。

4、镇公民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综合办负责制定。“公民道德建设工作专档规范化要求”各专项工作小组，各部门、各单位建立“公民道德建设工作专档”综合办公室定期指导检查。

5、各专项工作小组、各部门、单位要注重发现和报道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典型人、文明事和好经验。

一、综合办

职责：负责建立和完善全镇公民道德建设组织领导机制负责全镇公民道德建设工作中各类会议、活动的协调；负责协调解决公民道德建设工作中出现的涉及全镇性的问题；负责各项工作小组、各部门、单位工作任务的确定、职能履行的协调；负责建立公民道德建设激励导向机制，力保并筹建公民道德建设奖励基础。

二、宣传教育组

职责：负责建立和完善全镇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引导机制，实施道德教育工程，根据各部门职能和管理，服务对象；负责分别制定针对行政事业人员，领导干部广大职工、科技人员和农牧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标准；制定相应的道德宣传教育方案，考核办法并负责实施。

三、法制秩序组

公民道德范文第10篇

系列骄人的成绩。但由于公民道德素质问题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社会现实问题,如果脱离社会进步和政治经济发展谈公民道德建设,那么充其量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甚至会导致许多表面繁荣的虚假“泡沫”,再次回到历史的原点。再者,从绝对意义上说,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国情道德素质的要求和内涵不尽相同,因而难免会出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甚至脱节的现象。尤其对拥有大国人口国情的中国来说,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出台了关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政策文件,标志着中国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国内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公民道德建设研究回溯

1.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这是国内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的起步期。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这是国内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发展期,学界主要围绕“四有”公民问题展开了研究探讨。第三阶段为繁荣期。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简称《纲要》),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公民道德的深入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呈爆炸之势。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集体视公民道德素质培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素质要求上,从强调“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道德”素质到明确“公民道德”的核心、原则、规范;在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方法上,从注重榜样示范带动和加强教育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公民道德建设并用制度作保证,我党关于公民道德素质培养的理论不断完善并日臻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纲要》颁布后,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已经举办六届。六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公民道德与全面小康”(论坛结束时发表了《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宣言》)、;公民道德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建设”、“诚信建设与公民责任”、“弘扬抗震救灾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论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也极大推进了公民道德研究与建设。

学界就为什么要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怎样的公民道德以及如何建设公民道德等三个理论问题展开了研究探讨。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2.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及公民道德的理解研究

一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语境及意义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仍然还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首先,党风政风不正,腐败现象严重。其次,社会风气不正,解放后一度绝迹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最后,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也令人担忧。学界普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工作,是时展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当前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的需要。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语境。

《纲要》明确指出:“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学界还认为,公民道德建设在道德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方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二是公民道德的概念与内涵。公民道德的内涵有几种不同的界定。学者们对公民道德的内涵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首先,公民道德具有公共性,不是对传统伦理精华进行时代拓展,从而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民族传统资源。也有学者对孔子的仁爱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 5.公民道德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研究 学者们认为,公民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二者同步成长、相互促进。有学者探讨

了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关系,指出公民道德建设要结合我国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现实来进行。同时,学界普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和重要标志,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公民道德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也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要求所有公民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竞争性品质与合作性品质,而最关键的是公正品质。

6.如何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

学界一致认为,扎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要从最基本、最基础的事情做起,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20字基本道德规范;要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要把公民道德建设融入到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管理制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之中;要把青少年道德建设作为重点,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网络。要探索企业、农村、社区、机关、学校、新经济组织和其他基层单位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新途径和新办法,努力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但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机制、路径、重点等问题,学界存在较大分歧。

如何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学界普遍认为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从哲学思辨、内涵内容、方式方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有论者指出,要从家庭细节抓起,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从在校学生抓起,推进道德教育;从公民个人抓起,推进社会公德教育。三位一体,全方位推行。有学者认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首先要求 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实践履行公民道德;同时,对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进行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遵纪守法教育;加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公民道德教育;还要加强对违法犯罪分子和受刑事处分的人进行法治教育。

学者对如何借鉴国外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探讨。一是概览式地介绍西方国家公民观、公民道德观及公民教育观的特点。如着重研究了西方公民道德的四个理论问题:公民道德的本质、公民道德的必要性、公民道德与国家的关系、公民不服从;从历史发展的顺序介绍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的“四主德”、中世纪深受神学影响的臣民道德及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道德;二是具体介绍某一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情况并进行重点评介,但这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对美国公民教育的“服务学习”法进行了重点评介。这为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公民教育、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许多研究只是对《纲要》进行“注解式”的研究,缺乏多学科“视界融合”,学理性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对公民道德的内涵、层次性、功能、结构、形成机制等缺乏研究,特别是缺乏从公民道德信仰角度进行的研究;二是提升公民道德与提升现代文明程度的关联不够,两者的内在包含关系以及互动促进的关系缺乏研究;三是缺乏对中外公民道德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深度总结和全面研究提升;四是城镇公民道德建设尚有一些研究,但乡村公民道德建设研究十分稀缺;五是缺乏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六是由于缺乏“地毯式”公民道德素质“镜像”调查,原因分析流于空泛,提出的实践路径和机制对策也缺乏现实针对性。这些缺憾为下一步的研究预留了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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