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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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论文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1篇

1“.以人为本”的自然主义道德教育

卢梭批判传统教育的封建性,认为传统教育是对自然教育模式的严重违背和偏离,提出教育应是遵循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道德教化。首先,要培养具有自然本性的善良公民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即培养能充分展现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人。“自然”指人自身的天然属性,而“自然教育”是指遵循顺从大自然不可取代的一切法则,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教育。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的自然、本性和良心构成人善良的天性,这不会因为人的贵贱有所不同。罪恶不是先天的原罪,而是后天残害的。因此,只要让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发展,人就必然是趋向善良的。其次,自然人的核心是人的天性。因此,“人的本质”是培养与封建贵族和僧侣完全不同的新人,而不是回归自然的原始状态。卢梭认为在封建教育体制下,自然与社会相互对立,教育无法既培养人又培养公民,所以要推崇的教育体系必须是不同于传统的、打破束缚的开创性方式,培养遵从法则的自然人,为实现社会性的理性公民做准备。

2.培养道德公民的“爱国教育”

自然人与道德公民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密不可分的。“爱弥儿”从自然人属性的状态逐渐成长为社会集体形态的本质是个体自由上升为普遍自由的实现,要追求自然人的普遍自由,尊重大自然中的理性自由。因此,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这种道德公民的个人意志已经完全消解在共同意志之中,并且仅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国家没有平等自由,美德自然就无所存在;没有美德,何来所谓的自由;没有公民,道德即不复存在;拥有理想公民,则有你所需要的物质保障;丢弃公民,你将空空如也。”国家需要有美德的道德公民的支撑,培养有德公民需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完成。“公共意志”是整体道德人格魅力实现的最主要途径。其次,国家是每一位公民所聚集的共同体,公民的首要国家性义务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培养热爱国家的理想型爱国公民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职责。最后,卢梭认为,理想型道德集体公民认同感应积极向深刻的社会道德情感向心力渗透,采取一种全心全意为道德教育服务的国家集体信仰———“公民宗教”。根据卢梭培养道德型爱国公民的思想,个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是通过个人与国家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最终实现的,这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性道德自由的升华。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务是通过思想教育,重塑自然完美的气质。在“公意”思想的指导下,创建爱国的气氛,并借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培育社会教育的整体形象,完成道德阶段任务,最终使人重获自由。

二“、自然人”培养观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会对道德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规定,是对其活动结果的具体要求,也是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培养观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有着自由、独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当然,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还应该加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锻炼以培养其自立能力,阶段目标设定要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通过对个体道德情感的陶冶来巩固其良知等方面。卢梭反对溺爱孩子。他强调,当一个女人过分地关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渐渐地却使得孩子越来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风险,所以让他远离所有痛苦,但灾难在遥远的未来却全部累积到他身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告诫我们的教师、家长乃至社会,要做的不是给青年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获得生存的途径。

2.道德教育的内容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目标的体现和具体化,其科学、系统与否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品德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所形成的,所以道德教育所采取的相应内容为:人类情感的培养,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锻炼人的意志。这无疑也会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3.道德教育的方法

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更好的践行道德教育的内容,我们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根据卢梭对“爱弥儿”所实施的教育手段,可以提取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方法:尊重人的自身规律,分阶段进行,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统一体的教育模式,提高法律约束三个方面。

三、卢梭的道德教育观

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实启示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性革命”。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涵盖了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对我国目前的功利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多元化困境与未来道德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实践性意义。

1“.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缺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

随着已经失去教育意义的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瓦解,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教育混淆于政治传声筒教育的现象。例如,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就存在着舍本逐末、背离受教育者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这种状况给道德教育的实施进程以及实际功效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当今教育带有严重泛工具化的性质,教育文化偏向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人人认可的“好”工作,进而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被解释为以衡量物质经济条件为主要内容的世俗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才”模型主要是高分低能的检查机。道德教育生存于这种畸形的教育背景下,好比浮萍,无法停留,即使存在,也只是教育机器的零件。如何摒弃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现象,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借鉴卢梭的道德教育理论的起点思想,即遵从“自然人性”以及教育要符合人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需求,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

2.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社会道德体系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面临道德教育体系多元化的困境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给予年轻人指导,可能会分裂其思想,丧失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认同感,导致精神危机。所以,德育工作的核心任务是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重建认同性公共道德。卢梭的道德教育所提倡的“公共意志”概念、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是保障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基石,有利于社会道德素质教育的进步,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纵观卢梭的整个道德教育观,开篇于培养“自然人”,结束于塑造“道德公民”。在道德教育理念的建构过程中,始终贯穿其中的两条核心线索———“以人为本”的自然主义道德教育观以及培养具有国家整体认同感的爱国公民思想,不仅在思想上充满了深刻的历史教育意义,而且适应了当今时代需求,进而对建构具有现念的道德教育新模式都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和指导意义。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2篇

诚信,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它是产生于人际交往之间的道德原则。中国拥有丰富的诚信文化资源,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则说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先修其身;欲其修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孔子将诚意作为连接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纽带桥梁,成为道德内修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天下太平的多重社会功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契约经济,市场主体建立的经济关系,都是在法制的框架下双方签订契约而产生的,因此,诚信,即待人真诚、兑现承诺对于契约的实现十分重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流动性是正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的流动性也大大加强,信息网络的发达和各路交通的便捷,更促发了社会流动的便易性,当封闭的堡垒被流动的浪潮瓦解之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也变得复杂而多变,相互之间更需要建立信任准则,社会也需要构建信任机制来维护流动性下的秩序和稳定。提升公民素质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事业,而我们这一方面相对缺乏经验,即自传统而来的社会,市民阶层相对薄弱,乡土结构异常稳固,这就使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维护个人权利的渠道和意识比较少,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法律制度和,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或熟人关系来维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那么,当传统的熟人社会被流动冲散为陌生人社会时,维系诚信的社会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陌生人的社会中,公民是其核心要素,以诚信为重要内涵的公民道德养成则是未来公民社会形成基本要求。因此,大学生首先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才能担当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大学阶段对其进行诚信教育是社会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环境分析

(一)外部社会现实环境

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已是当前无可争议的问题。当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而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时,从某种程度上说,金钱已经取代诚信,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信仰,诚信已不再是人们心中敬畏的道德定律,不再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活动的社会准则。在层出不穷的失信风波中,包括政务、商务等诸多社会层面的公信力受到越严峻的挑战,社会公信力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保障,而社会诚信体系则维护者社会肌体的正常范围运转,公信力的缺失是社会的悲哀,更是损害社会肌体的毒素,充满着负性能量,摧毁着社会民众的价值体系。这种负性能量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悄悄越过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墙”,渗透进墙的那一边。信息时代的学子们以最快捷的速度接收着社会的大量信息,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现实冲击力远远无法被课堂上老师的道德说教所弥补,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内部学校教育环境

再看内部的学校教育,仍旧停留在观念的解释、说教的程式、知行的脱离之上,道德观念的解读和阐释是重要的,它将会告诉学生诚信是什么,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的诚信教育构建于一种过于宏大的意识结构中,在现实的拷问下,无法说服学生将诚信纳入其日常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学生都知道概念,也知道价值,但无法从内心深处获得认同,因为诚信缺乏的社会环境传达的信息是:也许,做一个诚信的人反而无法带给他们想要的生存机会。教师们的教学程式依然采取说教,更有一些并不具备师德的人也加入了传道者的行列,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使学生们在对于诚信品格的思考和认同上更加迷惑,而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教育现实使得学生无法通过践行去固化其受到教育或感染的道德理念,从而知行脱离,无法达到教育的良好效果。

三、以公民道德实践为原则的大学生诚信教育模式探索

通过不同机构或课题组的调查,我们发现,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日益凸现,如:逃课现象严重、考试作弊、剽窃论文、在招聘中浮夸、在简历中作假、在网上造谣,甚至人身攻击等等,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行为,不但不会在同学中受到谴责,而且还往往被作为经验推广,这与现代社会对人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道德规范是相违背的。而诚信观念的淡漠是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所在。对大学生的教育活动仍主要在于高校,面对内外部都堪忧的诚信环境,面对教育主体自身诚信状况的不乐观,高校需要思考,如何构建起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创新性机制?

(一)以社团为载体组织诚信主题的各类活动

诚信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黄金准则,是公民道德要求的重要内容,在大学阶段,寻找适合学生特点和需求的诚信教育机制,对于其日后建立良好的诚信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诚信教育过程中,必须将诚信问题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应该着眼于广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构建,着眼于他们道德生活的需要。社团活动是大学生在校期间除学习之外最重要的活动载体,社团针对学生的兴趣特长、内心需要以及社会期待等因素组织相关活动,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很多走入社会后发展得不错的学生大都是有过社团经历的,而大多数具有丰富社团经验的学生在走入工作单位后都能成为骨干,因此,社团可以也可能成为培育学生道德养成、实践道德原则的重要平台,而实际上,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且其道德实践更应该融入日常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人格品行的内涵,光有信念是不足以形成道德力量的。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社团可以作为道德践履的机制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社团可以围绕“诚信”这个核心问题,以社团的不同属性寻找不同的角度,开展丰富的诚信教育活动。通过学生日常组织和参与的社团活动,使其受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感染,从而逐渐将诚信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并内化为今后的诚信行为。

(二)以多维度的人文视角营造大学校园的诚信文化

人文精神也称为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神文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理念,它包含几个基本元素:人性、自由、理性、独立、关怀和协调。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主要来源于个体内心的道德理念,以及社会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只要每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提高了,诚信的重塑将不再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高校的诚信教育不能因诚信而诚信,而是要综合分析诚信品格发生作用的因素和契机,努力创造这些因素累积、契机发生的环境土壤。一是责任意识,责任首先是对自己的正确定位和认识,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对这些角色的认同感是责任意识的基础,有了责任意识,才会履行应尽的职责,实践应行的操守。学校可以多创造些社会模拟平台,通过社会角色的模拟,来促进学生的角色认同,继而增进责任意识。二是自律意识,失信行为的发生往往就在于自律意识的淡薄,独生子女时代的大学生普遍性的意志力缺乏,当面对外界的诱惑或者压力时,往往会无法抵挡或承受。因此,高校可采用各种方法去磨练大学生的意志力,让自律精神能闪现在学生喜爱的或日常的活动中,他们才会愿意去行动。三是审美意识,诚信是真和善,那么势必会与美相连接,审美意识的培养会塑造人的精神品格,净化人的心灵空间,使其能自觉性地抵制虚伪和丑恶。高校可多开展艺术文化活动,除了艺术特长生之外,更应鼓励普通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培育他们的审美意识。

(三)以道德践履的基本原则建构诚信的实践机制

一是建立诚信制度,以外部性强制力量帮助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并内化为其诚信品格。建立的诚信奖惩制度,对违背诚信的大学生进行批评处分加大了学生的失信成本,促使学生强化诚信意识,从小诚信行为逐步形成良好的诚信行为习惯与诚信修养。

二是构建创新教育模式,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必须以学校为主体,同时引入社会、家庭的共同参与,逐步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诚信教育模式。首先,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必须以高校为主体,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发挥教师的模范作用,杜绝校园内的不诚信现象,营造浓厚的诚信教育环境。其次,高校必须强化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共同促进大学生诚信品格的养成。家长在学生的家庭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家长必须以身示范,为学生树立诚信榜样。最后,要尽快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逐步健全市场经济诚信法规体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加强诚信意识的领路人角色责任,一是强化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诚信意识。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大学生的引路人,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具有良好的诚信意识,起到示范作用。部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关心学生成长成才不够,诚信责任意识淡漠,对大学生的管理简单、僵化,没有针对性,使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限制,甚至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从市场交换的角度来对待大学生,缺少诚信,没能做到为人师表,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失败。应当重视起学生诚信行为的领路人角色,通过师德建设、榜样树立等措施,使学生从情感上得到感染,理智上得到深化,继而获得思想上和品格上的锤炼。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3篇

(一)群众文化滞后的现象以及带来的影响

文化不能同经济同步发展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里说的同步不是亦趋亦步,而是指适应经济发展步伐。文化滞后现象自我国的存在相当普遍,特别是群众文化的建设与世界文化脱节,基层群众对文化了解有限,因此发展群众文化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阶段,自发组织、自娱自乐的群众文化活动可谓遍地开花,但其求新、求美的巨大热情与实际能力和活动效果相差甚远。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不到继承和发展,正在被历史所尘封,而精英文化与市场运作联姻所形成的“赚钱文化”和“文化赚钱”越来越火,群众文化活动由于是“赔钱的文化”和“奉献的文化”日益被冷漠。这也就使得群众文化的教化作用、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二)道德建设风尚的正反面影响

道德状况是一个民族与国家道德风尚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度的衡量指标之一。而现阶段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令人堪忧,与社会主义所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前社会道德观念消极落后,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道德观念也被继承了下来,这就使得今天道德观念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消极的一面,对社会现象的冷漠态度,普遍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利益面前无道德,这种现象可以说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众所周知的“小悦悦”事件,这只是从侧面反应了人们的冷漠。老人摔倒,扶起的人却要被告上法庭。这些我们该怎么面对,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转变这种不正之风。道德的下滑会导致一个国家丧失未来。现如今道德没有一个标准的衡量标准,如何判断道德的内涵日渐困难,而新旧道德的标准没有明确的界限,使道德的建设面临的困难巨大。

二、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一)群众文化作为载体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快速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的载体,同样,群众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并赋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丰富的内涵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将群众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及先进的文化等深入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营造良好的、健康的文化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性,提倡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人民群众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依托群众文化生活,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及作用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利用群众文化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政策、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将文化活动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二)群众文化对道德建设的社会功能

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包括宣传作用、精神调剂的作用、团结凝聚的作用和普及知识作用。群众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都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因此群众文化的建设关乎公民道德的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群众文化可以拟定主体进行宣传教育,以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推进公民道德的建设。群众文化通过组织群众活动,将群众聚集在一起,增强彼此间的交流,加深彼此的了解,培养共同的爱好,有利于民众的团结互助,以这种方式来推进公民道德的建设。发展多种方式的群众文化能够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世界,以高尚的文化来陶冶人民群众的情操,养成正确的文化观念,进而推动社会公民道德的建设。

(三)拓展多元化的群众文化发展空间

群众文化不能拘泥于任何一个环境和方式,而应该开展多种形式,利用多种空间。如目前流行的企业文化、职工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老年文化、青少年文化等,都是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如果这些空间利用好了,那么群众文化工作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以职工文化为例,职工文化弘扬的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薄名利,甘于奉献”引领职工。以“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造劳动”引领社会时尚。在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上最大限度激发正能量。因此,职工文化是提高职工素质乃至整个社会群体人的素质的摇篮。

(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营造群众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

要将群众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优秀内容融入到群众文化中,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营造健康的、良好的文化建设氛围。依托群众生活,发展群众文化。抵制低俗文化对群众文化的侵蚀,因此国家要加强对群众文化建设的指引,群众文化以群众为基础,但是不能为了充数而将低俗的文化引进到群众文化建设中。大力发展群众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群众文化的质量。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4篇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种窒螅淮痈旧纤担死嗳瞬⒉徽嬲煤挝赖陆逃?/P>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形颐亲约旱拇趁赖拢丛谄湔毙陨洗τ谝恢至钊宿限蔚木车亍W源?quot;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饩鱿乱淮说奈侍饴穑?/P>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昌,1991年4月版。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主团结,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有“德治”传统,人们对此有较多的认同感。******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书记提倡的亲民爱民措施,也是注意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实现传统德治的现代转换。

二、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和“以德治国”方略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倡导树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新型道德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在“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并具体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治国”职能,党和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担当并成为“治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公民必须“尊重社会主主义公德”;《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这就把尊重社会公德确认为基本法律原则。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执政的中国******和国家机构以及广大公职人员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养,尤其是要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加强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和全面。传统道德修养强调“忠、孝、悌、礼、义、廉、耻”等若干准则,极力培养“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健全人格。2001年****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落实“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指导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二)党规、党纪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道德不倡,天下不宁”。道德兴则国兴、家兴、业兴;道德不振,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灾难。

古人把道德操守提高到了极致,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者,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倡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就于1952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使干部从政道德有了明显提高。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及规定来强化官员的道德建设,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败斗争。近几年来中央查处的若干大案要案更充分显示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1990年中纪委提出《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另颁布有《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从制度上给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保证。《中国******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对党员还要进行********远大理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三、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伟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同志曾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明确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的行为(如之流)大有失德之举和无德之嫌,买官卖官,诚信缺失,发生问题就把问题推给下级等现象大量存在。所以要倡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力求“德”字当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诚信”为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公仆”为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而为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世界观领域的理论支撑。

(二)我们目前肩负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和低效率是一对孪生兄弟,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公力的执行者,每个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或大或小地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些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三)我们目前的干部构成现状尤其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在目前,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强调干部素质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1.作风漂浮,做表面文章

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致使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爱摆架子,满足于听汇报,走过场,做表现文章。有的为了骗政绩,骗荣誉,弄虚作假,不惜“花钱买吆喝”;有的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不着边际地宣传鼓吹跨越式、快节奏,不切实际地勾画蓝图。

2.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化

有的领导干部打着“群众意见”的招牌,干着欺下瞒上的勾当。不断侵害群众利益,“嘴大嘴小”问题时有发生。传统文化的重“情”讲“礼”,往往被一些领导干部变成感情投资的方式和获取利益的手段。有的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利益当儿戏,主观臆断,我行我素,为了确保自己的个人“威信”而坚持错误。有的干部漠视群众的呼声与意见,不愿甚至不敢见群众,身上保留流氓习气,凸显痞子作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哄二骗三坑四蒙五糊弄”,恶搞高压政策,甚至肆意欺压群众,使一些可以缓解的矛盾逐步激化升级。新一代的年轻领导既不是打天下的一代人,又不是开国后艰苦创业的一代人,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如果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无所不为,必将夭折。群众对领导干部如何去实践党的宗旨,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个“察其言

,观其行”的过程。因此,有的领导干部就更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人格魅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领导干部组织文化工作中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有:新旧体制转型过渡,东西文化并互碰撞,构成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外在诱因。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重建,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的缝隙和机制的碰撞,导致领导干部权力和价值的本位化、私有化和功利化。另一方面由于道德重构的滞后,加之西方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容易使处于社会特殊地位的领导干部受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经不起名利、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和考验。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事务的缠绕中放弃了理论学习,在交际应酬的忙碌中丢掉了思想改造。局限于用狭隘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的判断和理论思考,正确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总结和弘扬,错误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澄清和纠正,以至于犯盲动主义、形式主义及错误错误。

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道德建设必须贴近现实生活,有时仅仅依靠良心和舆论还不足以防范违背道德的行为发生。我们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科学理论,。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进一步确立公民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6篇

1.政治化教育目标和内容

黑格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2]这种伦理型文化把“五伦”情理推广到社会一切领域,经数千年积淀、冶炼、传承,提升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遗产。”[3]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凝练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共产主义道德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产生的,其基本规范就是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这一时期我国非常重视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并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历史任务,开展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使之成为广大党员群众的精神动力和支柱。中国革命道德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萌芽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形成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建国后,抗美援朝反抗侵略的国际主义精神将“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道德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生根发芽,成为公民的真诚追求。建国伊始,党和政府通过立法,把中华民族精神、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和无产阶级道德规范由局部推广到全国。1982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牢固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志向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成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2.运动化教育方式

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灌输教育法形式多样,一般有他人灌输、自我灌输、普遍灌输、个别灌输、形象化灌输、启发式灌输等。[4]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了“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等工作方法,用先进典型和道德楷模的示范带动作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先进典型为社会树立了一面面旗帜,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向上,无私奉献。也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影响下,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形成了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二十多年的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公民道德建设难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如“”和化运动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政治挂帅、过度拔高道德理想;“人民”取代“公民”概念,公民道德教育内容泛政治化、形式泛运动化;在十年“”期间,、“”鼓吹政治取代道德,污蔑讲道德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传统道德被视作“洪水猛兽”而受到冲击,未能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在树立先进楷模时,把先进经验公式化、模式化、绝对化以致弄虚作假。这些做法,导致人们的是非观念混淆,道德判断失准,心理失衡,道德和信仰危机加剧。[5]究其原因:一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国家更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张扬;二是从国家的体制来看,这一时期政治的泛社会化体制,必然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染上泛政治化的色彩;三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下,民主政治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公民意识淡薄,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生成机制和外在保障机制都缺乏培育的土壤,对此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复兴与推进阶段(1978—20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取了建国初期尤其是“”时期的沉痛教训,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恢复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后发展为公民)为目标,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旋律,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道德教育活动。

1.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把培育“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四有”目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对公民个体的本质要求。其中,“有道德”不仅包括代表先进性的共产主义道德,而且还包括具有广泛性的社会主义道德。邓小平要求共产党员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6]而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道德规范,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道德的层次性要求。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更加明确了“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7]

2.“三大领域”教育内容的拓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日益紧迫。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完整地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大领域”的视角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详尽阐述,不仅明确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领域,而且增强了针对性和有效性。

3.开展丰富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为了尽快提高公民道德的整体水平,广泛开展以“扫黄”、除“六害”、“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的创先争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等活动。社会各界组织的“希望工程”“送温暖”“志愿者”“手拉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涌现出了像徐洪刚、孔繁森、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职业道德模范,影响广泛,深入人心,使人们从改变身边的不文明事做起,逐步增强公民的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协调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在两个《决议》精神的引领下,我国尽管取得了上述理论与实践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失误。如在现代化建设中,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人的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中,只注意生产要素扩张,忽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只重视市场的“硬件”建设,忽视诚信意识、职业道德等“软件”建设。另外,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一是社会变革的冲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对外开放的考验。在扩大对外开放和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一些国际敌对势力趁机利用当代媒体、网络和手机等高新技术手段向我国输入各种资本主义价值观,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如何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消解社会变革中的负面效应,防止西方腐化思潮的渗透,做到排污不排外、学好不学坏,成为新世纪摆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前的重要任务。

三、完善与创新阶段(2001年以来)

进入新世纪,我国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不仅从经济、文化建设的视野,而且从政治建设的视野认识公民道德建设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8]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置于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体制保障和制度支撑。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以体系建构为旨归,以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以教育提升与制度创新、典型带动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全民共建形式为路径,使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成为发展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1.公民道德建设的体系构建

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始终处为“短板”的是公民道德体系的构建。为了解决“短板”问题,2001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为公民道德建设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同年,我国颁布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正式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集中反映了我国对公民道德建设体系探索的最新成果。《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内容、阵地渠道、政策与制度保障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第一次明确公民道德的概念,规定了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并且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措施、方式方法和组织领导做了周密部署。从“四个教育环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入手,提出了“两大社会氛围”和“三项保障条件”,即营造舆论氛围和文化艺术氛围以及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开展“五大实践活动”,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学习典型活动、节日纪念活动、礼仪礼貌活动,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体系的初步形成。

2.培育公民的核心价值观

公民的核心价值观,是公民道德教育内容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针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对公民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06年,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克服了传统荣辱观中主要“教民知耻”的局限,又突破了建国以来主要强调“教民知荣”的片面,把荣与耻相统一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9]确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一方面,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着眼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始终突出党政干部、青少年和农民等重点群体的道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提升个体道德的价值,强调必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由三大领域拓展到四大领域。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在当前多元价值观出现、多种信仰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倡导和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迫切需要。

3.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体系和内容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我国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开展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工程。一是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我国新闻战线根据“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全面、准确、及时地组织了抗击“非典”、汶川和玉树抗震救灾、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60周年国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公共安全突发性事件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11]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二是发展了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等单一的先进类型,先后推出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方面的全国道德模范、“双百”人物,同时创新了对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宣传和奖励的方式。在评选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群众评、评群众,使道德模范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增强了透明度、公信度。在宣传道德模范风采时,广泛组织巡讲报告、座谈研讨等活动,让道德模范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使评选表彰过程成为广大群众学习道德模范、普及道德规范,成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创新之举。三是开展主题鲜明的道德实践活动。如民族、革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网络文明共建活动;环境保护、扶弱助残、赈济贫困、救灾抢险、社区建设等志愿者活动;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等等,这些主题活动使先进性与广泛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教育性与体验性、认知性与参与性有机结合,促成人人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浓厚氛围。四是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把公民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规范制度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和制度支撑。例如,制定城市的市民文明公约、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公民救助行为条例、征信管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建立健全党政各部门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社会管理网络,全方位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

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趋势

从建国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总是围绕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轨迹来运行,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模式,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从重德性伦理到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的双重维度

建国初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内容上因袭了中国德性伦理的传统。亲情型的德性伦理,注重五伦关系的和谐,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对亲情、人情的义务,而缺乏把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处理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并制定相应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李国鼎提出“第六伦”的观念作为新的道德准绳,使素昧平生的第三者,能同居于被善意尊重和关爱的地位。[12]所谓“第六伦”,即在“五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个人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在此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的。在公民社会里,社会的结构由原来的“家庭—国家”二元结构转变为“家庭—公民社会—国家”三元结构。在社会结构变化的条件下,德性伦理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原先人们所基于的血缘、地缘亲情的可依赖性和可回报性变得不可预见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亲情伦理经常演化为“集体”寻租行为,甚至成为和的工具。传统的德性伦理难以完全适应现代公共生活,是因为它过分强调个体的道德境界提升,却忽视了对公共规则和社会正义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在我国的实施,使公民道德建设开始从一种重内在的德性修养走向重制度化、契约化的规范约束。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道德“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13]制度伦理通过一种契约和规范形式形成某种规则和程序,确保公民利益的对等性和公正性,使道德对社会公民生活的干预或影响变得可以操作、可以预期、可以持续。可以说,制度伦理是自主自治基础上的权利型正义伦理。然而,“社会基本制度体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和冲突的首要条件,但却不是化解社会全部矛盾和冲突的充分条件。化解各种社会生活矛盾或利益冲突的充分条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全面、及时和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生活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14]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导致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与此不同,德性伦理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是因为德性伦理提倡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国家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功能上看,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关系,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制度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由于制度伦理的约束,德性伦理将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空间。既然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合理性和缺陷,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者的融合将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目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从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两个维度去确立一种社会有序的基本伦理范式:一方面,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化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伦理的辅正,加大制度规范对现代公民的行为约束,为全面提升其公民道德素养提供一个稳定有序、合乎人性的社会环境。

2.从强调先进性为主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从建国之后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到改革开放之后弘扬的社会主义道德,直到本世纪的公民道德,反映出从强调先进性为主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趋势。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革命时代形成的无产阶级道德为历史基础,与共产主义道德相比,社会主义道德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更贴近实际生活。它保留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原则、大公无私等部分,作为对社会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首先提倡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可见,社会主义道德既具有先进性的要求,又具有普适性的特点。应当说,建国之后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对于提高中国人的道德境界,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先进性道德存在的空间,否则人们在价值选择上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中也将不再产生道德楷模,我们的社会将沦为一个平庸的社会。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忽视了道德的层次性,只注意了先进性道德,忽视了广泛性道德。正是由于重先进不重视后进,重少数人的道德塑造而不重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致使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众的觉悟水平和中国的实际,陷入了先进性道德难以为继的窘境,由此产生了三个明显的危害:其一,造成了真高尚和假高尚的混淆。人们因为对假高尚行为、假模范人物有所怀疑,进而对真高尚行为、真模范人物也产生怀疑,甚至有人把社会舆论对于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看成是对人的愚弄。这样,真正的道德楷模就难以起到影响人群、影响社会的作用。其二,造成了对高尚道德的心理漠视。由于社会上只有一种为先进分子所实行的道德,普通群众和后进群众没有可供参照的道德标准体系,因而只能以低下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眼光去审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要么对高尚者进行冷嘲热讽,要么利用高尚者的专门利人的行为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其三,造成了对共产主义道德本身的否定。当普通群众和后进群众认为先进的道德与自己距离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且不能有效地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时,先进的道德在他们的心中也就名存而实亡了。[15]为了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道德建设的层次性作出定位,并构建起涉及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完整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公民可以首先实践公民道德的一般要求,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进而实践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做一个先进的道德模范。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结合。黑格尔曾经这样阐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必定有缺陷。”[16]公民道德建设就是引领人们由现实的此岸驶向理想彼岸的壮丽航程。

3.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为主、政府引导为辅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组织来推行的,有很强的外部管制性,公民始终是被动的规范遵守者,而缺乏主动参与的动力和创造性,很难增强公民意识及其责任感。正如李慎之所言:“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17]而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于社会的过程。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促进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使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已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这预示着国家、市场、非政府组织三种力量均衡格局在我国的形成为相对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在一定范围内从前台走向幕后,从过去的主导角色转换成引导角色。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模式也从过去的单纯政府主导型向公民自治为主、政府引导为辅转变。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已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它势必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非政府组织又称“非营利性组织”(Non-profitOrganization),泛指介于政府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实行自主管理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民间自愿性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扩大社会公益供给;弘扬职业主义精神;救助弱势群体;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倡导生态环境保护。[18]这些功能构成了公民道德自治的平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但其发展规模还不能充分满足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际需要,并且存在着不少问题。如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愿性程度还不高;有些非政府组织还缺乏完善的自律机制,虽然形式上是公益性机构,但在内部管理中却借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可见,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育还不成熟,如果放任自流,非政府组织很容易朝着两个不利的方向发育:一是逐步走向政府的对立面,成为与政府相对立的政治力量,这样无法达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成为社会变迁的导火索;二是容易形成的力量。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和家族观念,容易使改革过程中的易受损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形成帮派势力、犯罪团伙或组织,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19]以上种种说明,政府在不断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的同时要发挥其引导职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宏观上引导和把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向,尽快完善非政府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其内部管理和外部制度环境,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里寻求稳妥平衡和健康发展;二是引导主流伦理向公共领域的民间伦理转化,即从过去对公民道德生活的直接干预转向间接指导,充分保障公民道德生活的自治。这种引导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向非政府组织发出践履主流伦理的倡导,在社会上发起一些道德实践活动并吸引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提高公民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自觉性方面的优势,为公民道德建设走向实效提供更为适宜的土壤。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7篇

江苏伦理学会会长,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主持开幕式和主题论坛,并全程参加了交流会。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组首席专家王燕文作大会主题报告,从加强公民道德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代公民道德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公民道德发展的探索与思考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但是也存在诸多的道德问题,公民道德素质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同步提高,当代中国在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成长中的烦恼”,这些“烦恼”表现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难以平衡、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突出、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之间难以统一等,这都需要从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双重互动的结合上作出思考和探索,将培育与发展公民道德,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作为国家战略。王燕文部长的演讲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充满实践智慧,更多的是为交流会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会议期间三十多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或专题报告,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近60篇论文,这些发言与文章聚焦了“公民道德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或提纲挈领,或细密人微,或形上探幽,或形下究诘。试归结之,专家学者们观点围绕的核心是何谓公民与公民道德,如何成为公民、成就公民道德,关键点是如何建构公民之“公”的伦理,如何生成公民之“民”的道德,公民道德是伦理与道德在公民身份上的合一,涉及的具体研究内容非常广泛,现综述其中主要观点。

一、公民、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

概念的清晰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大会主题内在要求了公民、公民道德的概念需要放在“现代文明”之中加以把握,学者们在坚持这一立场之下,分别从历史溯源、中西对比、哲学辨析等角度对何谓公民、何谓公民道德展开研究。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首先点出了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文明即是全面的现代化,现代化又体现为全球化、专业化和公民化,因而公民对人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代化身份。江苏省委党校杨明教授从中国本土语境出发,回溯了中国公民身份变迁的历史并认为相对于削足适履地使用西方公民概念,这才是中国公民道德研究与建设的现实起点。中国的公民概念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臣民一国民一人民一公民的演变过程,直到1982年宪法“公民”内涵才得以确立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一身份标识成为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每一个个体的“元身份”,是人们身份的最大公约数。而公民道德的生成是中国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自然结果,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概念,详细论述了其意义、方法、原则等问题,并从操作层面提出了20字的具体规范。公民道德的提出凸显了对“公民”这一道德主体的关注,使得道德建设与发展有了最广泛的基础,也体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路。

与杨明教授不同,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公民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史的概念,最初发祥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人,这从源头上规定了公民概念的政治性,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参与权上的平等性,同时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公民概念与臣民相对。公民身份是一种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群教授进一步指出法律承认的公民仅仅是一种公民资格,要成为现实的公民则需要相应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通过接受教育和个人的行为实践达到好公民的境界,但是我们也应当区分公民的政治教育和公民的道德敦育之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培养好公民,后者是培养一个善者,道德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政治教育目标的前提,好人是好公民的前提,最好的境界是好人与好公民的同一。

尔南大学樊和平(樊浩)教授提供了系列研究文章,以道德哲学之思辨把握公民道德的内涵。他认为从语词结构上公民道德不能一般地诠释为“公民之道德”,而应该诠释为“成为公民的道德”或“作为公民条件的道德”,“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公”与“民”的同一,其同一体不是道德,而是伦理。公民道德的尖端性难题是伦理之“公”如何存在,道德之“民”如何生成。伦理之“公”既存在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辩证,又在中国社会具体呈现为“计划经济――单位制”――“市场经济――后单位制”的现实形态,伦理之“公”既存在于客观上、制度上的公正、正义、伦理善、社会善,又要求个体将伦理之“公”变为道德上的“公”之造诣。道德之“民”是一个诞生的过程,诞生于伦理,并由“伦理人”向“道德人”进发,最后在“成人”中最终完成。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同一,同一于精神。由此,中国社会期待着伦理的涅磐,精神的日出。

二、公民道德研究的道德哲学立场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可能演绎出不同的哲学体系,对于公民道德来说亦是如此,不同的道德哲学立场对公民道德的认知与演绎也不相同,进而会导致不一样的实践态度。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潘小慧教授认为在现代文明日渐开放与民主的全球化趋势下,在当代做/成为一个好公民比传统德性伦理学做/成为一个好人更加紧要,而做/成为一个好公民就要关注公共善,从“我们”而不是“我”出发。“我们”的范同是“我”加上“他者”,而且是“多元他者”,“多元他者”包括他人、世界和超越界。从西方哲学史被遮蔽的他者中重新阐发他者的伦理意义,潘小慧教授回顾了列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等对他者的研究,并认为当今我们需要的公民道德是一种“心中有他者”或“为他者”的伦理学。

与潘小慧教授的“我们”包含着“他者/多元他者”不同,德国Kassei大学的Philippe Brunozzi教授认为“他者”很难定义,也很难真正作为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我们”的立场是一个公共的、每个人关注他跟每个人相联系的立场,每个人都考虑到别人,这一立场不是为了证明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是为了辨识分享的经验,并试图创造我们分享的道德世界。这一从“我们”出发的共享理由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非常重要。

英国约克大学哲学系Christian Piller教授提供了一个修正功利主义的方案,他认为善恶是什么以及如何趋利避害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考虑,伦理学成了思考善最大化的练习。但是在进行功利考量的时候被认为是社会最大的善往往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善的,对另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恶的,因而在考虑goodness的时候还要考虑goodness for,即对谁来说是善的,要将对社会最大善的考量转向关注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与制定也应从对谁有益(goodness for)出发,而不是善本身的最大化。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认为我们反思公民道德问题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道德哲学层面人手,即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伦理生活涉及了认知层面的人是什么,这是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尤其是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评价层面的人为什么活着,即人生目的问题;规范层面的如何活着,这关联着人的实践层面;最后就是活得怎么样的问题,与“生存感”相联系,生存感的核心是意义感。道德实践也涉及认知层面的是什么,评价层面的应当做什么,规范层面的盘如何做,道德实践要求人要有道德感,使得个人的道德意识“实有诸己”。当下的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要特别关注生存感和道德感。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资源

公民道德不仅是一个理论话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古今中外的公民道德建设资源都能为我所用,对“他山之石”可以加以批判性改造,对传统可以加以创造性转化。

成中英教授是海外知名新儒家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中国的,当人们没有历史身份认同的时候,现代化将变得空洞。因而在公民化要求我们实现“公”的权利,促进民主、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传统儒家的资源,要对儒家主动进行现代化转化。儒家的“五伦”与公民道德有点关联的是“君臣之义”,但这显然小够,因而要在“五伦”之外倡导第六伦,成教授称之为“公伦”。儒家能提供给公民道德建设最大的启示是从人的内在性看公民道德,注重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将内在性的道德转化为外在性的规范。这样使得公民道德既发挥了德性,又履行了责任,再主张了权利。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姚新中教授从“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谈起,他认为尽管“全球幸福指数”统计指标存在地区差异性以及民族适应性的问题,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德行导致幸福,行为良好的人更幸福,而幸福与否对公民道德有直接的影响,即幸福的人更容易成为一个好公民。“全球幸福指数”的五项指标有三项涉及到了伦理道德,即政府廉洁、个人德性以及生活选择的自由度,从中启示我们从公民的幸福促进公民道德的角度要完善制度层面,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培养个体的善恶心;提升公民的选择自由和选择能力。

韩国交通大学洪容教授提供了韩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在韩国,公民道德教育一直是教育目标设定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才教育的本质是使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公民道德教育,具体方法是增加学生的道德性涵养,培养健全人格及民主市民意识,开放多方面的能力。台湾中央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叶光辉教授从台湾对待老龄社会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孝道双元模型,模型反映了孝道具有公德与私德的双重特征,在个人、家庭到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多元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孝道不仅仅是家庭的私德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公德问题,因而从双元模型来看。养老的责任要由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

从整体来看,与会专家学者关注最多的还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资源意义。中山大学李萍教授通过对200名法律系大三、大四学生的调查发现,文化传统的预制性不容忽视,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植根于生活在某一文化体中人们的意识,因而公民教育要考虑文化传统预制性因素并以文化的本源性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认为整合社会秩序、培养公民离不开社会教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当代中国有必要重建礼义之邦,以再显“礼义之邦”的风采;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另辟蹊径,从诚信的角度思考公民道德建设,“诚”来自于儒家,是发自内心的道德要求,“信”来自法家,是外在的立信,儒法结合才能解决诚信缺失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提出“道德殿堂”概念,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道德典范构成了“道德殿堂”的真实性内容,当下所提倡的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道德殿堂”的时代特色,能够为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教化。

四、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

如何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或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何者优先的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如何操作的问题,更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关于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主张从底层设计开始,由基础而建设;二是主张先进行顶层设计,制度或体制优先;另一种与前两种的整体设计不同,而是从具体的现象、具体的群体入手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底层设计观点的代表者是中国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甘绍平研究员、清华大学吴潜涛教授。甘教授论述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把公民当公民看待而非臣民,这又取决于能否把公民当人来看待,是否把人当人看,意味着是否把人作为自由、自主的,具有个体之地位和价值的自我目的者来看待。回到中国社会,关键是要完成三大转换:由义务伦理向权利伦理转换;由血亲出发的特殊的、天然的伦理向普世伦理的转变;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这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必须加入这一全球的进程之中。吴潜涛教授认为公共性、公共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生活成为人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建设是要成就国家、民族的公民道德,具体做到三大结合:最底线的道德要求与公民道德的其他规范相结合;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与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相结合;最后是二者与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相结合。

顶层设计观点的代表者是中国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杨通进研究员、孙春晨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杨通进研究员认为制度层面的完善比个人美德的养成对公民道德建设来说更重要,因为制度的伦理功能大于个人美德,制度保障了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制度是维护道德的中坚力量,同时制度伦理是判断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客观标准。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抓手应是制度创新,具体来说要培育公民社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以吏德建设为突破口。孙春晨研究员认为一个和谐、有序、安定和公平的社会环境必然有助于公民道德品性的培育和整个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社会怨气较重,信任危机存在,部分社会群体道德败坏,导致了道德状况令人堪忧,亟待以伦理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为公民道德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王小锡教授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公民道德的自觉,“四位一体”(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个人美德)整体推进,创制道德实践体系,完善社会诚信建设机制,治理突出道德问题,关注“特殊群体道德”,切实规避道德风险等措施同时进行,不可偏废。

第三种路径的研究有很多,中国人民大学葛晨虹教授认为当下社会心态问题重重,这是转型期的特有心态,表明了公民意识的觉醒,道德要求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如果不积极疏导也会带来社会恶果,因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心态建设与疏导非常重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与葛晨虹教授观点相似,他认为对当代中国来说,除了中国经验,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中国体验,中国体验呈现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人格的边际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来自于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的Robert Weller教授从人类学田野调查出发观察到大型的宗教组织虽然人际关系主要由弱关系构成,但是能够发挥比小型宗教组织强关系更大的社会作用,强关系主导下的组织救助的多是熟人或者具有血缘、亲缘的人,而弱关系更容易救助陌生人,有助于推进更广泛的慈善,这恰恰是公民道德的特征,弱关系的宗教组织有助于推进公民道德的养成。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从政务诚信的角度探讨公民道德发展的政治伦理条件,她认为政府的公共信任奠定了公民认同国家的道德基础,因而政府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坚持诚信的价值取向,方能增强公民国家认同信念。苏州大学哲学系李兰芬教授探讨了企业家的财富德性,生产财富是企业家的身份认定,财富的内涵要从创造财富的主体来规定,因而人赋予财富以终极目的,企业家对待财富应“取之有道”、“回馈社会”。南京大学林闵钢教授主张以中产阶级为道德的中间力量建设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基础性、主体性、合法性的地位应归属中产阶级。

五、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

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即是公民道德建设未来要达成的结果,与会学者们认为公民道德同样承载了“中国梦”的内容,因而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组成部分。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陈瑛教授强调公民道德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民道德建设比任何经济建设更复杂,也更缓慢,我们要有耐心。湖南城市学院副校长、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认为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核心价值的基础,公民的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而在公民认同推进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提供精神资源,为人们进入公共生活搭建平台,因此推进公民认同最终要建构核心价值,论证政治伦理基础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的稳定。

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认为公民道德的目标指向即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它也必须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实在内容。南京社科院叶南客教授认为道德体系建构过程与人的现代化内涵指向具有一致性,公民道德建设推动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同时也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这又回到了王燕文部长在开幕式主题演讲中所提到的,“提升人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过上有道德的幸福生活,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目标,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最后由天津社科院杨义芹研究员主持了自由讨论环节和大会闭幕式,学者们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正如大会总结发言时姚新中教授所说,此次会议体现了“三多”:多学科,涉及了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人文与社会科学良性互动;多视角,从个人、群体、社会、政府等不同视角出发,同时又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而是视角间的对话与沟通;多维度,个人美德、职业道德、制度伦理、公益伦理等,几乎囊括了公民道德研究的各个方面。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 公民道德建设 作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群众文化日益崛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获取的重要文化元素。群众文化,具有群体性与社会性特征,主要内容通常是文化娱乐活动,不仅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文化和谐的氛围当中,公民的道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培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将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寄托在群众文化当中,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建设效果。公民道德的建设,要紧紧抓住群众文化活动这块肥沃的土地,积极发展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载体,发挥群众文化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

一、是公民道德建设的载体

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很多,不仅是文化表演与观赏活动,也包括文化的创造活动等。无论何种活动形式,本质上的活动主体都是群众。因此,要将公民道德建设积极融入群众文化活动当中,将群众文化活动视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

(一)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社区文化也是群众文化的重要方面。公民道德的建设可以大力借助于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使社区文化的起到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在城市的社区中,通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以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公民道德建设融入进去。比如,在社区开展一系列道德教育主题活动,以此来提升社区居民的道德素养。再者,对于社区文化中不好的因素,例如道德素质不高的居民破坏公共财产等现象,或者一些人随地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阻碍了社区文化的建设,鉴于此,要积极加强社区文化的教育感染作用,加强道德教育,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当社区的文化活动顺利开展了,精神文明建设慢慢实现了,公民的道德建设也会随着得到促进,因为前者是后者实现的重要载体。

(二)组织多样化活动

群众文化活动是群众自发性的活动,在活动的开展上所受到的限制较少,而且在内容上比较独立自主。因此,要引导群众古文化朝着多样化健康性文化活动发展,在群众文化当中融入公民道德建设,两者要有机结合起来。群众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具有极大的优势,群众可以自主开展文化演出、书法作品比赛等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融入公民道德建设,将公民道德建设在这些具体活动形式中体现出来,从而培养公民的道德,达到道德建设作用。

二、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力建设的进程当中,群众文化的推动性作用体现在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促进。以下是群众文化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几个基本社会功能。

(一)宣传教育

群众文化活动是一种开放性质的活动,是一种群众参与,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活动。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会对群众起到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作用,培养公民积极健康的思想,促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群众,规范群众观点思想和行为。比如,在群众文化演出形式中,以话剧的形式演绎“红军长征”,这不仅能够带个群众视觉上的良好体验,还能够让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艰辛历程,感受到老革命家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精神,以此起到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作用,促进群众思想道德的提升。

(二)精神调剂

要认识到群众文化的主体和本质,主体是群众,本质是为了群众。群众参与到群众文化活动中,一方面,是一种实践与理论教育的结合,群众在群中文化参与中,提升了自身道德素养,使群众能够在活动中感受到道德教育,接受道德教育,对自身道德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丰富了自身精神文化合道德素质;另外一方面,群众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具有重要的建设作用,对群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丰富群众文化内涵,丰富群众文化的精神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性作用。

(三)团结凝聚

在我国,要想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则需要强力建设一个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以此稳定社会局面。和谐稳定的社会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建设起到重要的保障性作用。因此,群众文化建设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群众文化与公民道德在建设过程中,要认识到两者的重要性,发挥群众文化的凝聚性作用,依靠群众文化,将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并在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凝聚当中,大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促进公民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同时促进了公民道德建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具有社会性、自主性、开放性等特征,群众文化活动的主体是人,在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融入公民道德建设,使群众文化成为公民建设的载体,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参考文献】

[1]苏迎冬.关于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的若干思考与研究[J].群文天地,2012,17:139.

[2]龚淑艳.浅谈群众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A].《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1.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敲”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算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倡和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尊重公共生活规则的道德习惯,首先要让公民学会尊重自己,让整个社会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

我国公民是指拥有我国国籍,充分享有我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所有成员。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两项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身份平等、人格自由。这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并承担公民义务的基本前提。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献”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当然,公民道德与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公民道德是指公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是构成公民个人品行不可缺少的道德准则,也是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是整个道德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实现手段上,虽然公民义务与公民道德的实现都需要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但前者趋向他律,后者趋向自律,不容忽视的是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依赖于公民权利建设的成功。

我们一般不习惯于将权利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讲到道德就等于讲到了义务,虽然这种义务更多地以自觉的形式主动地履行的,但是权利与道德本来就是双向互动、辩证统一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权利的人(比如奴隶),他奉献别人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奉献可以称之为道德吗?当然不,因为他是被剥夺的,因此他的奉献是没有道德价值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圆滑、世故、明哲保身,随时准备委屈自己去讨人喜欢的人,因为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甚至于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为讨他人喜欢而将内心的愿望忽略不计,本该享有的权利随时准备放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做出的道德行为有几分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尽的义务,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道德吗?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必须具备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当道德成为一个人的需要并自由选择付诸实践时这个人才称的上是有道德的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的道德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尊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都指出,我国当前的道德失范现象,原因在于转型期的伦理精神蜕变。在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革,面临着新旧两种价值标准的冲突及双重评价标准的冲突,从而导致道德教育的迟滞低效和道德控制机制不力,道德监督功能难以发挥。换言之,就是自律没有了依据,他律没有了标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再用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人们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很恰当的,因此对一些领域的道德判断没有必要非常悲观,比如讲求效益、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家庭关系中强调夫妻恩爱和感情生活质量,虽然还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但认为其不道德或至少不高尚也未免失之武断。自律缺少依据在造成今天的道德现状中不是主要原因,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民道德规范一是从法律上确认了必须履行的标准,二是无论从传统道德文化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是一致确认了其正当性。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诈豪夺、、腐化堕落等行为,从道德认知的角度来看,几乎人人都可以作出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针对他人时),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不道德的现象充斥于社会,我们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沉甸甸的时代课题。公民道德的缺乏,直接原因在于转型时期的道德监督、道德控制不力—没有了像传统道德一样“纲”、“常”、“目”齐备、结构完善、层次鲜明的道德规范体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旦控制的力量减弱,道德的水平就大幅下降,我们应该追究导致公民道德缺乏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一直缺乏一种支持公民道德的公民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缺乏一种以平等、独立、自由为特征的道德主体意识,而这种道德主体意识是走向真正道德人的基础。

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路,现在大多还集中于如何加强控制方面,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制度伦理,希望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加强道德规范的控制能力。通过建立杜会赏罚机制来改善道德秩序,提高道德风尚水平,这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针对现实的一剂良药。同时我们决不可忽略的是:一切外在控制的手段都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主体性,不着眼于调动人的是非感和人格力量,依靠它是无法培养出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人格的,这一点与法律的控制别无二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只是第一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整个社会把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风貌建设成功。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不是让人成为遵守道德的木偶,无条件的服从道德规范的奴隶,而是要让每一个都成为自由、独立、幸福,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丰富的生命体。同样,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也不是愚民道德建设,而是为了人的完善而确立,使公民成为“具有丰富、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所以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关注和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完整意义上人的精神解放。

早在清代,梁启超先生就指出:“凡权利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就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从公民权利的建设而言,首先应当是制度的设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指出,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是不能奢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的,而制度的正义性在于使其最大限度的实现某种平等,这种平等当然是所有社会成员权利间的平等,在当前最基本的就是公民权利间的平等。公民所要求的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参与权利、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和追求利益权利、文化生活中的受教育权利、日常生活中的享有安全、和谐的权利,在宪法中已给予了充分的保证,相对于制度设置而言,我们现在更缺乏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

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倡和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尊重公共生活规则的道德习惯,首先要让公民学会尊重自己,让整个社会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当前急需加强公民权利意识教育:让每一个公民真正了解自己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懂得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懂得如何享受和捍卫法律所斌予自身的权利,懂得如何作这个国家的主人,让每一个担任公职的公民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懂得任何一个最普通的公民的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懂得利用公共权利去侵犯他人的权利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惟有如此,公民权利才能成为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享有的权利而不是停留在文本中苍白的词句。知道是第一步,理解是第二步,告诉公民享有什么权利是容易的,让公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享有和合理运用自己的权利,是不容易的。当前在公民权利意识上存在两个非理性:一个是群体对于权利的非理性,在社会中相当多的人权利意识淡薄,处于对公民权利的无知和无能的状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一权威和领袖身上,相对应的是社会中还有相当多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权利意识膨胀,只看到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完全无视其他人的权利,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通过权力去侵犯他人的权利被视为理所当然。二是个体对于权利的非理性,一方面意识不到自己享有的正当权益,当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自觉或明知权利受到侵害时却不积极抗争,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平等权利的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或出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基于利益受损的补偿心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追逐非正当权利的行使,摸视他人的权利或践踏他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上的非理性都无疑会导致非道德的行为。前者,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群体(只能是不具备公共权力的群体)普遍地产生抗拒心理,否认当前道德价值体系的正当性,从而导致道德难以有效的调节人们的行为。对于后者,当自己应该要求而又为社会条件所确认的正当权益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实现时,他必然通过非正当途径,比如出卖自己的某些权利谋取另一些权利或者践踏他人的权利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同时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两种非理性,前者是根本上的问题,后者是派生出来的问题,要消灭个体在权利上的非理性,必须首先解决群体在权利上的非理性。对权力进行监督和限制,防止其对于公民权利进行侵害,是维护公民权利的一条出路,而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建立民主制度使公民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而可以抗争、勇于抗争,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出路。在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虽然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已经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市场经济深人人心,经济生活中对主体性的要求,对谋利正当性的肯定,使公民产生维护觉醒了的利益欲望的冲动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勇气。二是社会主义所倡导和提供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生活,使公民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权利所在,并教会公民合法理性地表达和获取利益,学会在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达到恰当的平衡,使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制度性的保障。二者的有机结合,为公民权利的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公民道德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培养的关键期是小学 教育 阶段。在小学阶段公民道德培养的方法主要有: 自然 和社会环境中的环境潜移默化法,树立权利意识法,重点时机培养法,爱国主义教育法, 网络 教育法,人际关系法;学校教育中的岗位服务法,课堂教育法,宣传引导法,创设情境法;家庭影响中的榜样启迪模仿法,劳动体验法。要想发挥这些方法的最好效果,还必须建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公民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反过来又是人们分析善恶的尺度、评价是非的标准。公民道德培养是 发展 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全民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

(1)老师和家长要经常带小学生参观 历史 革命纪念馆等有 教育 意义的场所。(2)利用“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开展活动。(3)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教育。例如,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让小学生说说祖国好在哪里。(4)学校宣传橱窗内设置“祖国好”专栏,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小学生展示祖国的壮丽与秀美。(5)进行国旗、国徽、国歌的教育。(6)利用新近发生的国际大事教育小学生。

4. 网络 教育法。小学生很愿意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问卷结果显示,77.7%的小学生会进入网上道德 论坛 ,也有12.4%的小学生只会关注,不会参与。仅有4.9%的小学生完全不感兴趣。

在网络上,小学生完全可以敞开心扉。这样,他们的有关公民道德的问题就便于解决。学校要有自己的电脑室、要定期让小学生上网、要有专门的老师经营论坛,并清理非法网站。老师和家长要鼓励小学生参与进去。

5.人际关系法。帮助、教育小学生处理好同学、师生、亲子、邻里关系。问卷结果显示,晾在外面的衣服被邻居弄脏,只有24.3%的小学生会去与邻居说理,化解此事。其他的选项,或争吵,或自己洗干净,或报复,都会对小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具体培养方法如下:

(1)同学关系。1)在同学问出现矛盾时,老师正确对待,及时协调。2)平日里,大人讲述团结友爱的道理。3)老师之间、家长之间和睦相处。4)从小培养活泼、友善、合作等性格。5)家长注意孩子的细节问题。(2)师生关系、亲子关系。1)对小学生一视同仁,不偏不向。2)不责骂,不让孩子望而生畏。3)亲近小学生,与他们沟通。4)露出点本领,让他们因为佩服而喜欢你。(3)邻里关系。在生活中邻里之间要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助。这样,孩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成长,在人与人的友好交往中,他们会悟出许多道理,自己也会变得体贴、亲切、文明。

2.小学生对于健康与保健、 法律 知识的了解以及坚持性品质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和提高得十分缓慢。

这说明在相应的方法上施加的力度相当不够。各方面的教育力量要仔细琢磨培养的方法,提高重视程度,加大实施力度,弥补小学生这些方面的不足。

3.随着年级的升高,愿意利用节日和生日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的小学生有大幅度增长,由16.2%上升到44.3%。虽然数字仍然没有过半,但是只要加强教育,我们要在活动中培养公民道德水平的目的不难达到。

4.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生的自强品质有所下降,虽然只降了2.5个百分点,但是这确实是广大教育者们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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