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范文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基本内容；基本思想；特点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其前提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扬弃。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在新世纪新阶段，理应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道德积极进步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 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无“仁 ”更谈不上其它德行，由此逻辑地得出“为政以德”、天下太平的结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忙于征战，政治上的功利压倒了道德上的考虑，所以，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遭受着冷遇。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成了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孔子道德观因具有统一人民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而受到重视。到汉武帝的时代，董仲舒根据孔子的道德教义，在提出“三纲”、“五常”的同时，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硬手段，将儒家道德观念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地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商代“六德”就提出了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忠”、“信”等；《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政治伦理的规范；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宋元时期 ，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第一，天下为公。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整体意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天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也有以仁义为内容，以社会道德风气为主要表现的天下。如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显然， 这两个天下有不同的内涵和阶级属性。但它们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必须普遍遵守天命的整体意识，或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形成统一的、具有社会性利益的整体意识。

因此，出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规范——公忠。什么是公？“背私之谓公”《韩非子•五蠹》、“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谓也”班固：《白虎通•爵》。即是说与私相背、相反，就是公。而“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就是“尽己”， 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一个人为人处事能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保留。“忠者，中心而尽乎己也” 《谭嗣同全集•治言》。这样“忠”外延就很广，“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以身报国，尽力帮助别人，并且 始终如一，都谓之“忠”。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2

2006年3月10日，江苏省连云港海州中学的老师在领学生们朗读“八荣八耻”的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论“八荣八耻”的讲话内容在各媒体刊登和播出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学生们表示将按照“八荣八耻”的内容，结合自身的实际，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等方面作出表率，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据《当代生活报》3月7日报道，胡锦涛总书记在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阐述社会主义荣辱观时，提出了“八个为荣、八个为耻”，在两会代表委员中产生热烈反响，认为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八荣八耻”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应该成为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笔者之所以认为“八荣八耻”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这“八荣八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覆盖了公民行为的不同层面。它既包含了每个公民对国家的态度，这是公民成为公民、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基础，是公民的归属感和角色认知；也包含了公民对他人的态度，这是公民权利实现、构建社会和谐的前提。它既有对国家各类工作人员的要求，只有服务人民才能回归公仆角色，才能抛弃官本位，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也才能发展民生，实现社会进步；也有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崇尚科学、辛苦劳动、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是对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在内的每个公民的一般要求，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公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和骄奢淫逸，那这个社会将是勾心斗角、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富强、民主、文明都是一句空话，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一靠法律规范，二靠道德约束。我们常说，法律是道德底线。任何公民违背法律，都要受到国家的强制制裁。而道德是一种高标准和高要求，同时也是一种“软约束”，它靠社会舆论的支持、鼓励或谴责，来抑扬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个体的行为符合主流道德的要求。当前，在一些法律未涉及的领域，主要靠道德来发挥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法律和道德是现代社会的两大社会规范体系，各有各的作用，不能相互代替。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实现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内在要求。因此，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让集中体现主流道德要求的“八荣八耻”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适时的。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3

[关键词]制度德育；内涵；特征

Abstract:Thestudyof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importan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akingsomenewtheoriesofmoraleducationasthebackground,thepaperstudies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Thenitpointsoutthat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fourcharacteristics:participation,institutionjustice,fairprocessandcriticalfunction.

Keywords: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

制度德育是我国青年学者杜时忠教授提出的新德育理念。从新的德育理念到新的德育理论，有必要对其基本问题进行提炼，比如对其内涵与特征进行追问。由于篇幅限制，杜教授对制度德育内涵只做了概括性的论述，本文试图对制度德育内涵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讨论。

一、制度德育定义简析

欲讨论制度德育的内涵，就必需对其定义进行探讨。目前德育理论中存在比较多的定义混淆，根据著名分析派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教育的语言》一书中对三种类型的定义的划分与分析谢弗勒认为定义有三种类型：规范型定义、描述型定义与纲领型定义，具体说来：规范型定义是指对某个概念或词语下定义时，将它规定在特定的讨论领域或特定的讨论形式中，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特定的解释；描述型定义是指用已有的含义和既定的用法适当地描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术语的方法；纲领型定义是指它的提出者为了使用某一概念发挥特定的功能而制定的一种实践纲领，它明确地或隐含地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怎样。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反映的是现存的实践状况，但是它们有时候反映的是歪曲了的现实或错误的实际状况。而纲领型定义反映了现存实际状况的不满，反映了一种改革的要求。纲领型定义是反思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为基础的，往往包含“是”和“应当”两种成分。制度德育概念提出本身是对当前德育现状的批判，反映德育的应然状态，体现德育的理想。因此，笔者使用的是制度德育的纲领型定义。

杜时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1](P11-13)具体分析这个定义，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手段的“道德的制度”与作为目的的“道德的个人”。在此，我们可以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进行思辨。从辨证的观点来看，目的是相对于手段而言，手段也是相对于目的而言。脱离手段，言说孤立的目的，或是强调手段而轻视目的，其思维方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时，同时应该看到，离开了道德的个人，道德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正是因为道德的个人的努力才使道德的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们强调用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个人，是针对当下道德建设之中有忽视制度建设的倾向而言。更深一层说，当下我国的德育困境的根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的根又在于制度不完善。

为了进一步把握杜时忠教授提出的制度德育的内涵，那么就不能不追问何谓“道德的制度”，何谓“道德的个人”。杜教授对此没有作进一步阐释。笔者认为“道德的制度”即正义的制度，合乎制度伦理的制度，蕴涵并保证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道德的个人”即具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个体。这种个体具有独立、理性、自为、自由的道德人格。他们是具有特立独行、清醒从容、有所执着、敢于担待特征的个体。从公民道德教育的角度看，“道德的个人”即公民。“公民是理性地通过自己的言行而为公共生活造福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充分介入社会合作是公民的特征”[2]。

需要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说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并没有否定道德的制度与道德的国家、道德的社会、道德的政府的联系。相反，我们在关注个体道德的发展的同时，始终对国家伦理、社会伦理、政府伦理予以深深关切。因为这些始终是培植个体道德的土壤。离开了土壤的改造，个体道德的“胚芽”不能生长，个体道德的“种子”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对此，张奚若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国民”、“国家就是人民的返照”。[3]也就是说，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有怎样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样的国家。回想我国人民在和等历史悲剧中的狂热，笔者就更能理解刘晓东教授强调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的深刻意义。

二、制度德育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制度德育与希望德育等新德育理论的关系

随着我国德育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最近国内出版了较多以《XX德育论》命名的德育理论著作。笔者认为只有将制度德育理论置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之中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德育的合法性，进而寻求德育理论共同体对制度德育的认同。朱小蔓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德育理论新丛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套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这套丛书由《道德体验论》、《希望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幸福教育论》、《德性教师论》、《品格教育论》、《情感德育论》组成。这些德育理论著作或多或少都对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了说明。笔者选取道德体验教育、希望德育等概念作为制度德育的平行概念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

刘惊铎博士在《道德体验论》中对道德体验教育作了如下说明：“道德体验教育并不追求某种实体性存在，它既不与现行的学校－课堂教育相对，也不是五育之外的单独一育，而是作为教育意识、教育思想渗透于整个学校教育之中，旨在强调道德教育要深入到学校、家庭、社区、大社会生活和自然之境中，向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体验者的心灵世界全面开放，引起人的生命感动，诱发人的道德体验。”[4]刘惊铎博士对道德体验教育的说明对理解制度德育是有启示的，制度德育同样不追求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教育意识、教育思想影响着教育实践。薛晓阳博士在《希望德育论》中对希望德育也作了说明，他指出：“本书在反复思考和谨慎研究之后提出希望德育的概念，然而，虽然提出这一概念，但并不以建构希望德育的理论体系为宗旨。本书并未提出所谓的希望德育目的、内容、方法等体系性话语。本书对这一概念的定位是：一方面，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只把它限制在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或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使用。希望德育是一个价值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不包含理论的体系和具体的知识逻辑，主要是关于德育价值的哲学澄清。文中任何时候所讨论的希望问题，都不是独立于道德教育之外的只属于希望德育自身的问题，而是属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5]薛晓阳博士对希望德育概念的说明，对我们理解制度德育也是富有启发性的。首先，在探讨制度德育的过程中，不宜将制度德育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理解，应该尽量少用体系性话语。要将制度德育更多地作为一种价值性概念去把握，凸显一种新的德育价值。其次，制度德育问题总是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用联系的观点看待这种关系，既能拓宽制度德育的理论视野，又能将道德教育问题开拓得更为深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这些论著中提出的新的德育理论都没有按照经典种属定义方法对新的德育概念作出定义，而是做一些理论上的说明和阐释。这种做法并非否定种属定义方法，而是看到这种经典逻辑定义程序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用。其应用范围仅仅限于那些特征性概念、分类性概念等。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种属定义方式。

那么，希望德育、体验德育、生命德育、制度德育等德育理论在德育理论体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音乐学的术语“复调”来解释这种关系。复调音乐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曲调以对位法的法则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乐。主要特点在于各声部都有独立性；有别于主调音乐（主调音乐虽也是多声部音乐，却仅以一个声部为主，其它声部只是陪衬作用）[6]。在我看来，如果把德育理论体系比作复调音乐，那么制度德育和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等各种新的德育理论就像复调音乐中的各个声部，都具有独立性。随着制度德育、希望德育研究的深入，整个德育理论体系的复调音乐就会更和谐、更美妙。

2．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制度德育是相对于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的独立的德育理论，而德育制度是指有关学校德育的规范体系。有学者将学校德育制度界定为“观念形态的规范体系，仅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统化的、行诸文字的行为规范，如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习制度（考勤制度、课堂常规、考试制度、图书馆规则）、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规则、食堂规则、卫生清洁制度等）、学生礼貌常规和品德评价制度等”[1](P11－13）。这样看来，德育制度是正式的规范体系，是规范德育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德育制度与制度德育区分开来。

当我们看到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区别时，应该进一步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德育制度是实施制度德育的中介，离开了德育制度的制度德育，只能是水上花、镜中月。但是，当我们看到德育制度对实施制度德育的价值时，又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对德育制度的关注上，而忽视社会体制、教育制度对制度德育的影响。

三、制度德育的特征

制度德育在我国的德育理论中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没有先例可援，因此，本文论述的制度德育特征，一方面是受经典教育理论的启示，另一方面是笔者教育实践经验的归纳。具体说来：

1．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让学生参与制订学校德育制度，让学生来选择学校德育制度；主张以学生为主体对其生活有关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所谓参与，从内涵来说，指的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义务或责任和能力参加社会的经济、社群、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事务及其决策与管理工作”。从外延来说，“参与是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的统一”[7](P109)。

把政治学中的民主参与观念引入制度德育是富有价值的。从宏观上说，制度德育引导学生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直接地、民主地、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活动及其变革过程中，从而接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与全面教育，获得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全面、整体发展。从中观上说，在制度德育中，教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活动，引导每个学生参与，以主体身份民主地、直接地参与班级、学校和社会各领域的决策与管理工作，既主动接受班级、学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又通过自身的变化促进班级、学校和社会的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说，制度德育在具体德育活动中，使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从而直接地、民主地、主动地参与德育活动。

制度德育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培养公民民主参与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有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制度德育正是在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发展他们的行为能力，促进他们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因而，著名教育家杜威强调，“要使教育过程成为真正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成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师生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来参与的”[8]。“在这种共同参加的活动中，教师也是一个学习的人，学生虽自己不知道，其实也是一个教师，师生愈不分彼此愈好”[9](P44)。这样，“我们学校不再是脱离生活，专为学习功课的场所，而是有关雏形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学习和生长是现在共同参与的副产品”，“一切能发展有效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9](P375-377)。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也指出，“从教育上看，促进成熟的道德推理这一目的就是发展一种对公正的意识，而这最终意味着创造公正的学校，在其中，学生是完全参与学校事务的。因此，除了促使学生公开参与课堂道德讨论之外，有必要考虑学校的整体气氛”[7](P137)。

反观我国传统和现行的学校班干部制度，从小学低年级起，大多是在教师的绝对控制下，指定、推荐和“选举”出各级学生干部；在大多数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班级里，甚至在大学的班级里，班干部大多数是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当“干部”。与此相反，班级里大部分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群众”。这种传统的班干部制度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本质上由领导做主，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二是只有少数学生有机会担任班干部。这种制度的消极后果表现在：第一，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大部分学生的民利被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大部分学生民主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被压抑。第二，大部分学生缺乏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班级、学校事务管理的机会，从而缺乏主动参与意识与能力。这样最终影响了个体道德的发展。

正是基于现实德育中的问题，制度德育重视德育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性。制度德育建议通过建构班干部推荐、选举、轮流三轨并行的制度来改造现行不合理的班干部产生制度。在新班干部产生制度中，贯彻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三个原则[7](P308-312)。

2．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

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离开了制度正义，制度德育便没有可能。因此，实施制度德育必然要重视制度正义。正确把握制度正义，首先要认识正义的内涵。在西方思想史中，正义的内涵有个演变的过程。梭罗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柏拉图认为正义就在于各得其所，各取其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比例平等；罗尔斯认为正义在于“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10]。这样看来，正义的核心是给人应得的。思想家们对“应得”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正义的着眼点在于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正义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因此，如果把制度理解为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那么制度正义意味着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统一制度正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二是指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制度的要求。第一层含义强调制度本身的正义，要求用正义的标准评价现存的和将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正义，就要变革不正义的制度。如果制度正义，就要维护制度正义，并促进制度正义的发展。第二层含义指正义的制度化，强调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将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加以定型。这样，制度正义从实质上和形式上达到统一。从动态的角度看，已有的制度会向不正义转化，但又在正义的标尺下趋于正义，因此，制度正义的两层含义是相互贯通的。

制度是人们交往的社会规则。正义的制度不仅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而且深刻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心理学上看，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揭示，个体责任感形成有两个前提条件：外部命令和对发令者的敬重。制度正义能够有效地提供这两个前提条件，因而有助于个体责任感的发展，进而有助于个体正义感的形成。从伦理学上看，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思考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时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的前提。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制度伦理的社会。制度正义意味着为个体道德发展提供正义的制度环境。在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个体成员能够从社会生活经验、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来体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进而产生对制度伦理的认同感，经过感悟、陶冶，对制度及其存在的意义系统产生自豪感与热爱。因此，“公正的社会结构是个体美德的前提，在基本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中，社会成员更可能是成为善的”[11]。进一步说，正是由公正的社会结构构成的正义的制度环境，滋润着个体道德的发展。

3．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

制度德育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正当程序是制度正义的应有之义，因此，制度德育必须重视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因此，在德育管理中重视正当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尊重人权的德育。正当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专断。这对德育管理的启示是，要防止德育管理过程教育者的恣意和专断，造成德育暴力。

正当程序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避免偏见原则，要求案件的裁判者不得对案件持有偏见或与案件有任何利益关系，裁判者必须在案件中保持中立；二是听证原则，要求所有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影响的利害关系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和进行辩护的权利，而裁判者也有义务平等地倾听各方的意见，并且告知其有关的程序和交涉权利[12]。制度德育尊重正当程序，因而在德育管理中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既保障学生的权利，也使学生在正当程序环境中得到民主的锻炼和熏陶。

正当程序一般可以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13]。程序性正当程序主要包括：（1）告知适用规则；（2）送达书面通知，说明提出的具体指控；（3）及时送达通知并给予足够时间以准备辩护；（4）举行公正的听证；（5）对听证过程进行记录；（6）告知上诉权。实质性正当程序要求，在对权利进行法律程序的规范和限制时，除非对所有人都一样，这项权利将不受任何限制。主要包括：（1）适用规则不得不当，不得模糊；（2）不得依据非书面的规则进行惩戒；（3）决定应有实质性论据得出的结论予以支持；（4）重要证人的身份应予公开；（5）应受控方要求，应举行公开或私下的听证。总之，在德育管理过程中,只有重视正当程序,才能真正落实制度德育。离开了正当程序，制度德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面对现实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德育正视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对不合理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制度德育过程。它“通过对制度合理性的诘问，培养现代人的公民意识，塑造现代人的公共精神”[14]。与此同时，制度德育反思以往德育理论对德育批判功能的忽视，进而强调德育对现实的批判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德育理论不敢批评社会，总是把社会提出的要求当作天经地义来接受。不仅不敢批评，而且总是为这些要求辩护。德育堕落成现实制度的附庸品，根本不能起到点化人性、提升德性的作用。德育完全沦为为升学考试保驾护航的境地[15]。明乎此，我们更能体会制度德育强调德育批判功能的现实针对性。

制度德育将德育批判功能与学生的道德理性批判力培养结合在一起，因为，学生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断力、理性批判力，才能实现德育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存在较多的不道德制度。不道德的制度可能迫使，甚至促使人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学生只有具有一定的制度批判意识和制度批判能力，才能作出理性的抉择。然而，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制度批判能力，总是有赖于制度德育过程中对学生道德判断力、道德选择力和理性批判力的培养。

具体在学校制度德育过程中，教师可以创设有关学校制度的讨论活动，引导学生对学校制度进行制度伦理评价，评判学校制度的合理性。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激发学生的道德思维，发展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推理与判断选择能力，从而使学生在比较、判断、选择中形成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制度德育过程中逐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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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4

关键词：道德价值 法律 实现

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是指法律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流道德，促进了道德建设，并使蕴藏于法律中的道德精神得以确立和实现。

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世界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之间既有明显的差异和界线，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价值上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过程之中。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要实现法律的道德价值，就必须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贯彻社会主流道德精神，提高执法者的道德能力，形成公民守法的自律心态，并注重发挥德育在法律道德价值实现中的助推器作用。

一、立法路径

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就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其中，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重要价值目标；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重要标准。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任何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以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价值体系为内在根据。“应然”的道德理想阐述在先，“已然”的法律制度形成在后，而且，只有与社会道德价值追求相吻合的“良法”才会被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而产生持久的效力。因此，第一个将“LAW”译成中文“法”的严复曾言，西方的“LAW”，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西人之所谓法者，实兼中国的礼典”。事实上，法律对不得偷盗、杀人、、抢劫、作伪证等的规定，无一不是来源于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可见，道德理想、信念、规范是法律的来源及依据。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其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道德的内在理论价值精神应成为各种法律规范制定与实施的价值参考。法律规范如果不体现道德精神，甚至背叛道德就是不义之法。不义之法尽管可以凭借国家权利得以制定和颁布，但无法有效地实施。因为，不义之法不仅是法律本身背离了人类的道德精神，而且，也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是道德与法在深层次上的冲突，这种法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已失去其存在的本来价值。

任何时代的法律总是要确认和吸收一定的道德原则，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的共识，连主张道德和法律分离论的分析实证法学也概莫能外。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该被法律确认和吸收？即何为确认和吸收道德的标准。这涉及对道德的分层问题。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富勒的观点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他主张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向往的道德”。向往的道德是人类对美好至善的追求，是人类能力完美的实现，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因此，若有人在向往的道德方面有所进展，就会得到褒扬，若失败，至多也只会为之惋惜，而不会被谴责。但向往的道德有些难以确定，甚至不可知；而义务的道德却和法律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要求，是确定的，可知的。比如：“不得偷盗、不得奸淫”，人们不会因遵守它而获得褒扬，但若违反它就会受到谴责和惩罚。因此，义务的道德应全部或者说至少应大部分被法律所确认和吸收，转化为法律规范。如上所述，向往的道德的理解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的，缺乏全社会普遍公认的确定性。它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法律，却能在法律的整体目的中得到体现，从而对法律产生间接的影响。富勒的这一观点说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既相互交叉重合，又存在一定的背离。法律规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和保护；道德规范内容是观念性的，个性化的，分层次的，因此，在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可能超越于社会发展阶段，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法律则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去保护所有为社会道德所倡导的理性要求，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么，一个社会的法律则变成了道德法典，这无异于是用道德取代法律，法律的价值也将丧失殆尽，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此外，道德法律化并不意味着某一具体道德规范本身就直接成为法律的终极价值依据，作为法律价值合理性终极依据的，只能是具有实质“善”与“公正”意义的道德理念。

二、执法路径

执法是享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组织和管理。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施，而执法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实施法律活动，因此，执法是法律道德价值实现的又一主要路径。执法活动是法律道德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在执法中，实现法律道德价值，首先，应建立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和规则，加强对执法的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这是立法路径中应予以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问题是伴随着现代“行政国”的形成，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也随之扩大，这是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为了保证政府具有适应新情况的灵活应变能力，法律也必须赋予政府在依法行使职权时享有较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从立法的角度绝对地限制自由裁量权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执法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坚持在合法的原则下，符合法律的道德价值和目的，做到合理、公正、适当。为此，执法主体对实施了相同或相近行为的执法对象不能差别对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能偏袒一方，禁止谋私；对不适当、不合理等违背公平正义道德原则的执法行为应依法予以纠正。

上述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惟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枉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实践证明，执法者的合法、合理的执法，不仅把法律规范中蕴含的道德价值从可能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而且对全社会还具有道德示范作用，其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执法本身。

三、司法路径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活动对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的具体路径是：第一、通过司法审判活动，有助于将法律规范内含的道德理想转化为有关当事人内心的道德信念。比如：法律通过对合同欺诈案件的审理，判决欺诈一方败诉并承担赔偿责任，从而使法律所内含的“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有助于有关当事人自觉树立起诚实信用观念，并同一切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欺诈行为作斗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所获得的道德教育要比单纯的道德说教大得多。第二、通过司法审判活动，向全社会昭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共同的道德理想。司法机关通过个案审判活动尤其是判决的结果，或肯定某种行为，或否定某种行为，甚至对某种严重违法行为予以严厉制裁，这就非常明确地告之社会公众什么是应该为、什么是禁止为，而法律所禁止的就是不道德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积极引导社会公众追求一种与法律内含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的，健康、向上、高尚的道德理想。第三、司法审判人员的依法司法、身体力行，是实现法律道德价值的“最后防线”。如果执法者执法有失公允，我们还有其它救济手段及其法律来恢复应有的公平正义状态，而司法公正则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去这一道防线，法律则成了不法司法者利用手中的法律资源向社会寻租的工具，法律不复存在，道德也不复存在。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为祸尤强，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培根的这一警言应该成为我国行使各级各类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司法人员的座右铭。

四、守法路径

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过去甚至现在，有人在强调守法时，比较关注和重视的是公民的服从和遵守法律规范规定的法律义务，把公民完全置于被动状态，属于消极守法。这也是以往的法制教育宣传缺少公民的自觉自愿的参与、难以收到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只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信念，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得以生存和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才能形成认同、尊重、信任、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日本著名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法律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 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也是法律的道德价值实现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法商研究》，1998.2。

[2]培 根：《论司法》，商务印书馆，1983版。

[3][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5

关键词：传统礼仪；价值评判；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5日

礼仪就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段。礼仪的“礼”字指的是尊重，即在人际交往中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古人讲“礼仪者敬人也”，实际上是一种待人接物的基本要求。礼仪的“仪”字顾名思义，仪者仪式也，即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表现形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国礼仪教育的开山鼻祖孔子认为：礼仪是一个人修身养性、持家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礼仪其实就是行为规范、就是交往艺术、就是待人接物之道。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文人之用于育人，官吏之用于说教，生活中的一切细小的举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边”。中国传统礼仪的意蕴非常丰富，且具有多重功能。深刻认识传统礼仪的意蕴，充分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礼仪不同于西方的礼仪。在西方人眼里，礼仪通常是指一种风俗，是依据民族或地域差异来区别的风俗。而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礼。在中国人眼里，礼是可以凝聚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一种精神，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因此，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仪蕴含着特殊的意义，涉及政治、道德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一、礼仪的政治意蕴

中国的礼仪源起于政治。古人认为，礼是“国之干也”、“政之舆也”，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依据，是保持政令通畅的重要手段。倘若没有礼，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四方。可见，中国古人是从治国、行政的视角来倡导与推行礼和礼仪的，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统治天下的手段。

儒家强调教化，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礼和礼仪的教化，达到政令畅通、政治稳定的目标。周公制礼，其所设计改造的一些礼仪与分封制、宗法制相辅而行，作为周王朝最根本的国家制度，对政治稳定产生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礼、礼仪对于治国、行政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种礼仪、礼节被整合为系统化的礼制，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特别是《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的出现，使礼和礼仪具有系统的文本形态，从而用来教化人民。由此可以看出，礼仪的政治意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它是一种政治手段，这种手段有利于保证政令畅通。

二、礼仪的道德意蕴

礼仪与道德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礼仪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礼仪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学习和遵守礼仪是达成善良人格的重要途径。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过：“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说过：“礼兴人和、谦恭礼让、宽容待人、以人为善。” “立于礼”是为人之善，即以礼为做人的根本；“行于礼”是处事之善，即以礼为做事的准则；“让于礼”是交往之善，即以礼为交往的准则。古人具体阐述了礼与德的关系：一方面礼是德的基础。“礼者，德之基也”，“人而无礼，焉以为德”。礼的观念和意识应该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基础；另一方面礼是德的规范。“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身有礼则身修”。礼可以端正人的行为，懂得和遵守礼就可以使人的行为符合礼仪的规范，从而保证德的实现。可以说，礼是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礼仪则是这种意识和规范的外显形式。礼仪属于行为活动的范畴，是一种行为道德，它通过行为来表现礼所蕴含的道德。离开礼所蕴含的道德，礼仪只能是繁文缛节。但是，离开礼仪的行为活动，礼所蕴含的道德又将缺乏实现的载体。

三、礼仪的社会意蕴

在中国历史上，礼仪对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调控具有重要意义。礼仪调控社会关系的内在机理，主要是通过礼仪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和价值评判功能来调节人的情感和意识，约束人的行为。通过价值导向功能，礼仪引导人们实施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通过价值评判功能，礼仪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判，矫正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

人通过礼和礼仪，可以增强对自身情感和行为的约束力；人学习礼和礼仪的过程，就是人格完善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当儒家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之后，礼和礼仪就从贵族社会的原则演变为大众生活的准则，从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领域逐步延伸到社会治理等领域，成为实现社会调节和控制的重要手段。

礼仪属于社会控制中的文化控制手段和非正式制度，具有非直接强制性的特征。礼仪调节和控制社会主要是通过社会评价和内心反省来实现的，并由此达到群体行为协同和整个社会和谐的目标。

四、礼仪促进社会更和谐

从本质上看，中国传统礼仪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附带着一种雅致的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传统礼仪中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可以使传统礼仪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中国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当前，可以重点发挥其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改善社会调控方面的作用。通过礼仪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中国传统礼仪是与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当前道德建设的内涵与传统道德的内涵有本质区别，但挖掘传统道德中一些有益的思想和做法，对于加强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大有裨益。

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明礼诚信列为基本道德规范，把文明礼貌列为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这都要求我们把传统礼仪中的积极因素同现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创新公民道德建设形式。

目前，尤其可以利用传统礼仪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公德的礼仪，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共领域和谐秩序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协调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作为职业道德的礼仪，体现了特定职业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协调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我们应该发掘传统礼仪中的道德规范，教育广大公民讲礼貌、重礼节，以礼待人；教育各行各业人员爱岗敬业，尊重服务对象，遵守职业道德，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通过礼仪改善社会调控方式。社会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体现为社会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制度是约束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而礼仪就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从社会调控方式来看，正式制度采用强制性的调控方式，非正式制度则采用非直接强制性的调控方式。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往往是通过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文化认同等来实现的，在某些时候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调控方式。礼仪强调行为的规范、有序和协调。规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有序是要求人们的行为有条不紊地进行，协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协调一致。这些要求有利于形成严格的秩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深入研究传统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礼仪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中的意义，充分发挥礼仪作为社会关系的剂、人际交往的纽带和化解矛盾的手段作用，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主要参考文献：

[1]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6

论文摘要:非遵从行为是指向规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以改变规范为目的的公开违反规范的行为。非遵从行为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对社会规范的变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儿童的道德成长中，非遵从行为具有重要价值。学校德育应尊重学生的非遵从行为，建立民主的道德教育文化。

道德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培养有道德的人。道德教育的这一功能以儿童的道德社会化为实现途径。道德社会化的含义一般指儿童个体对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遵从和内化，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融合，但这一内涵下的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很难说会使一个人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非遵从行为理论来自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关于越轨的研究。默顿在论及社会问题中的越轨行为时，提出了非遵从行为的概念并描述了非遵从行为及非遵从者的道德特征，对我们深人探讨什么是有道德的人，学校教育应该怎样面对儿童道德成长中的非遵从问题，以及怎样改善学校道德教育等，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非遵从行为理论的基本内容

1.非遵从行为的含义与特点

非遵从行为理论及概念来自于默顿对越轨问题的研究。默顿认为，越轨行为由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紧张引发，而在人们很少获得社会合法化的手段以实现文化上所限定的目标时最容易发生。根据越轨行为的结构及其对社会系统的影响，默顿将越轨行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可以称做“非遵从行为”(nonconforming behavior);第二种称做“违规行为”(aberrant behavior)。

默顿没有对非遵从行为做出明确的定义，只是通过在其著作中的多次陈述大致界定了非遵从行为的基本含义:向规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以改变规范为目的的公开违反规范的行为。他通过将非遵从行为(非遵从者)与违规行为(违规者)进行比较，概括了非遵从行为(非遵从者)的基本特征。第一，非遵从者公开宜称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并不想掩饰他们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违规者则努力避开公众的注意。第二，非遵从者对他们所反对的社会规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或者至少对某些方面的情况提出挑战;相反，违规者清楚他们所违反规范的合法性。第三，非遵从者的目的是改变他们在实践上所拒绝的那些规范，他们想用具有更坚实的道德基础的规范，去取代他们认为在道义上受怀疑的那些规范;相反，违规者主要是尽量逃避所存在的规范的惩罚，他们并不想提出替代性的规范。当受到社会制裁时，非遵从者典型地求助于更高的道德性;而违规者寻求的是掩盖事实。第四，作为上述行为要素的结果，社会上一般大众不管愿意与否，都承认非遵从者对主要规范的违背是出于无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规者通常被认为其违背规范是为了达到个人私利。第五，非遵从者通过诉诸于更高的道德要求，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借助最终价值，而不是社会中某些特定规范，确立其合法性;而违规者则既不会提出新的东西，也不会重建旧的东西，它们只是满足自己的私利或表现自己的私欲。

在默顿看来，非遵从行为具有鲜明的道德性，这一点依赖于非遵从者所秉持的超越于特定社会规范的最高价值。“他们努力促进社会现实的公正性，而不是制度的虚构;他们是为了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日常托辞;他们可能通过对社会结构的重建为所有的人提供实际的平等机会，从而使人们的才智得到发挥，而不至把社会平等的幻想错误地当做真实的东西。非遵从行为不是个人喜好，而是追求新的道德，或者重建已被实践所抛弃的道德。不过，默顿强调，“非遵从者不会仅仅为确立非遵从性的价值而由轻率的正统观转变到同样轻率的非正统观。对一个群体规范的非遵从常常是对另一群体规范的遵从。非遵从者不是天然的反对者，实际上，他们是另一种价值的追随者和另一种规范的建构者。同样重要的是，对非遵从者所持有的非正统观点不能给予武断的判定:或是不正确的、丑陋的或邪恶的;或是正确的、美的或完美无瑕的。因此，非遵从者的道德性体现于其非遵从行为的动机、所依赖的最终价值以及行为的方式;对其持有的具体观点和规范我们不能做道德绝对性的判断。在现有规范与非遵从者的价值冲突之间，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紧张而非简单的道德上的是与非。

2.非遵从行为的社会功能

非遵从行为的社会功能表现为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尤其是系统性的非遵从行为即“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将导致社会规范结构的变化。在这里，制度变迁的范围可能是小型的、日常的、社会的，也可能是大规模的、历史的、政治的。默顿强调:“社会中少数的非遵从者往往比多数的遵从者更有效地代表着群体的利益和最高价值。这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功能判断，不是伦理学理论的一个论断而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论断。以默顿的标准，马克思、甘地、马丁·路德·金等都是最著名的非遵从者。非遵从行为因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紧张而产生，也将因社会规范结构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性质:从非遵从变为遵从，从规范合法性的挑战者变成规范合法性的维护者。

作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论断”，默顿关于非遵从行为和非遵从者的研究应合了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述及这一问题的的思想家有苏格拉底、梭罗、甘地、罗尔斯等。“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被罗尔斯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而在西方传统思想中，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就是依据“良心的拒绝”。罗尔斯对“公民不服从”的定义做如下解释:它是一种出自良心的违法行为;它是一种政治行为;它诉诸的是那个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它是一种非暴力的行为，是一种表达深刻和认真的政治信念 “公民不服从”思想主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制度和法律不符合正义时，我们是否还有义务服从它?

作为社会学概念的“非遵从”与“公民不服从”在含义与边界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政治学语汇，建立在特定的政治学话语背景基础之上，传达的也是基于特定原则的政治诉求。而在社会学的视野中，非遵从行为体现的是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方面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变迁中对合理的社会规范的积极要求。尽管如此，两者内在逻辑的一致还是很清楚的。无论是对“制度正义”的关注，还是对“社会规范合法性”的质疑，都基于更高的道德要求与道德信念，都有违反规范的行动，其行动的目标都指向于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改变。因此，可以将“公民不服从”理解为政治生活中的非遵从行为。事实上，非遵从行为更广泛地更一般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非遵从行为的终极价值表现为对制度正义的诉求，是社会变迁自觉的、进步的、建设性的推动力量。

二、非遵从行为的道德意义

非遵从者是有道德的人吗?非遵从行为道德性的社会意义何在?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形态中，非遵从者往往是被边缘化的，非遵从行为经常面临着道德上的质疑与合法性的考验。对非遵从行为的评价有赖于视角的选择。默顿强调功能的判断而非道德的判断、社会学理论的论断而非伦理学理论的论断，这取决于其社会学的范式和立场。本文则相反，力求以伦理学和道德判断的视角来审视非遵从行为和非遵从者，挖掘其中的道德内涵及道德建设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非遵从行为不仅是德性行为，非遵从者不仅是有道德的人，其“有道德”的内涵还超越了“有道德的人”的传统含义。

1.非遵从行为的道德性拓展了传统德性的范围

传统德性主要关涉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规范，非遵从行为的道德意蕴则超越了这一界限。非遵从行为指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美德，即如何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建立个人的道德生活，也不停留在个体道德自足意义上的主观体验之上，它关心的是关涉共同体生活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正义，更多地考虑普遍的利益和最高价值。非遵从者以促进社会的积极变革为目的，其秉持的核心价值是公平和正义。当非遵从者质疑社会规范的合法性时，他依据的是自己具有终极价值特征的更高的道德原则以及可能的对人类的爱与怜悯。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非遵从者和非遵从行为的德性往往不在公众的视野之内，也很少进人学校道德教育系统，但却是人类生活极为重要的德性构成，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的道德基础之一。 2.非遵从行为的道德性超越了传统德性的性质

对一定道德规范的内化和遵从是个人道德社会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适应公共道德生活的必要途径。传统德性强调的是道德的“社会粘合剂”功能，因而推崇对社会共同价值的遵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眼中品德良好的人是那些具备种种美德并积极践行的人，而对美德的认定也往往以对普遍的社会规范的遵从为标准。简言之，在传统德性中遵从是基本的品质。非遵从行为通过对不正当的社会规范给予质疑，同时也对遵从本身提出了质疑，从而表现出超越性、发展性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与主流价值文化之间的差异，非遵从行为的道德性常常被忽略或不被认定是道德问题。因此，对非遵从行为的道德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德性的性质，建立“遵从一非遵从”这一完整的道德结构和全面的道德发展观。

3.非遵从行为的道德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有道德的人

对于什么是有道德的人，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唯一的解释，科尔伯格有关道德发展阶段的研究曾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说明。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第六阶段即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是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虽然后来科尔伯格努力探究具有宗教信仰特质的第七阶段，但并没有得到其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我们以第六阶段的道德判断特点作为有道德的人的参考。科尔伯格认为，达到第六阶段的个体能够“遵守自己选择的伦理法则”，当法律违背这些原则时，他们会按照原则行事，因为这些法则是普遍的公正原则，要求人权平等和尊重个人作为人类的尊严。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将相信普遍的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并且立志为之献身。同时，基于治理社会的道德依据，达到这一阶段的个体懂得道德的本质和人作为目的这个事实。虽然科尔伯格的理论揭示了有道德的人的认知特征，但没有提供真实生活中的行为样本，也无法揭示影响个体道德成长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影响机制，而非遵从行为的有关理论则解决了这一问题。非遵从行为是有道德的人的核心行为特征，在个体道德成长的阶梯中，非遵从标志着个体的道德理性达到了成熟水平。

就像很多人无法达到道德发展的第六阶段一样，很多人也不会成为非遵从者。在人类生活中，标签式的非遵从者通常只能是少数人，而通常是这少数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进程。不过，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非标签式的非遵从者，即那些在社会生活中超持基本的公正原则与道德信念，在局部的、微观的、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实施非遵从行为的社会成员。或者说，我们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非遵从行为，而不是非遵从者的社会角色。非遵从行为并不要求道德角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可以广泛地、一般地与普通人的生活建立联系。它不仅提高道德生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赋予社会规范以正义性赋予社会生活以合理性。因此，非遵从者与非遵从行为具有深刻的道德建设价值。

三、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非遵从行为与非遵从者的道德意蕴和社会功能已不言而喻。对非遵从行为及其价值原则的尊重和保护，也已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公民社会重要的政治伦理内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有责任与使命对此做出回应。学校道德教育不仅应当关注学生道德成长中的非遵从行为，更重要的是将非遵从行为及其价值来源纳人道德教育的目标系统，并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对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而言，这意味着学校德育文化的重建。

在学生的道德成长过程中是否会发生非遵从行为?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依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受道德成熟水平的制约，儿童不可能成为非遵从者，但非遵从的价值原则即对公平和正义的遵奉却可能以简单和朴素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使学生简单的非遵从行为成为可能。这种可能随着学生道德成熟水平的提高而日趋增大，并且其行为特点渐趋原则化和稳定化。这一过程的速度应该与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速度相一致，因为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对公正的理解水平有根本性关联。个人的道德成长是一个连续的积累和转化过程，在儿童稚朴的行为原则和道德信念中，蕴涵着终极价值和高水平道德发展的任何可能。学生非遵从行为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事实，更重要的在于非遵从行为对个人道德成长的宝贵价值，以及对社会道德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因此，对学校道德教育而言，必须积极地面对这一问题，以正当而合理的方式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1.要保护和尊重学生的非遵从行为

在现实的学校德育生活中，非遵从行为因其外显形式是对规范的违反和对教师权威的挑战，而非常容易被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定性为“犯错误”，而成为教师批评和惩罚的对象，学校管理的规训化倾向则为教师的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方便。因此，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学校和教师应仔细地分辨学生的非遵从行为和真正的错误行为，在实施教育惩罚时要区别对待，对学生的非遵从行为应给予必要的宽容和保护。

2.建立民主的学校道德教育文化

对学生非遵从行为的尊重与保护，仅仅依靠教师和学校的教育调适是不够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的学校德育文化的建立，即在正当性和道德性上给予非遵从行为及其价值以制度上的认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民主的学校德育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工作方式和道德气氛是“民主的”，其要旨在于以“自由、平等、正义”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以及围绕核心价值观展开的教育生活的方式。在民主的道德教育文化中，非遵从行为及其价值原则将被纳人到道德教育的目标系统，从而使学校德育不仅能够承袭和传递已有的社会规范，还将培植推动社会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道德力量。

3.推动学校道德教育走向公民教育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7

[关键词] 诚信 市场诚信危机 公平正义

1.当前，市场经济领域之中诚信缺乏的社会事件频频发生。从商品生产领域到各类商品销售市场以及证市场、服务市场，都普遍存在欺诈行为；而今年爆发出的阿里巴巴“欺诈门”事件引发了了新兴电子商务行业的诚信危机。企业缺乏诚信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同时也给国民经济收入带来重大影响。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

诚信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之中，受到既定社会交往规则的制约和影响，而社会交往规则因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诚信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因受到自然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交往非常有限，仅限于因血亲形成的自然亲缘关联以及因居住地域形成的邻里乡亲。因此，诚信的范围局限在此种“熟人社会”之中，并依靠各种默认的规矩为保障，在狭小的生活范围保持着较高的信任度，而社会交往一旦超出原有的生活范围，诚信便失去存在的意义。

与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信任不同，现代意义的诚信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际交往的扩大而产生的。诚信与市场机制紧紧联系在一起，诚信是市场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因为市场关系是一种以形式公正为特征的形式化的契约关系，它提供了开展公平合作的前提。市场条件下的社会成员只有在诚信互利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广泛而长期的利益。不仅如此，“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事务性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然而市场并不能天然拥有这样的特点。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由于当前信用观念的缺乏，由于金钱至上主义的盛行，以及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失信行为普遍发生。而其所带来的危害不仅使物质利益遭受损失，市场秩序受到影响，更是对市场关系所体现人人平等观念的轻视，对社会公平的侵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诚信建设又必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公平正义得到进一步实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并对人际信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传统以“熟人型”诚信为特征的道德秩序逐步瓦解，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型”诚信却尚未得到确立，因此出现了大量的道德真空地带，使各类失信和欺诈行为得以在市场经济领域蔓延，造成市场诚信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市场的趋利特征导致人们破坏竞争的规则。市场因其充满竞争的特质而被认为与道德无关，获得最大利润被视为商业活动的最高法则。由此人们将市场领域看作是一个充满冒险和刺激的竞技场，“在商业是一种游戏这一观念下，商业背离了它的初衷，变成一种以冷酷、胆量和冒险为基本特征的游戏，‘赚钱’变成了它的重要功能之一。”各种违反道德的策略手段层出不穷，其目的都是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同时实现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是市场缺乏相应的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信用经济，市场中的各类交易活动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良好的信用关系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剂，它可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任感，为市场交易节约大量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由于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市场信用制度，市场生产和销售主体的信用状况难以得到公众了解，因此各类假冒伪劣商品得以滋生和蔓延，背信和欺诈普遍存在，使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又由于法律监管制度的不健全，致使市场主体通过失信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所付出的风险成本，因此投机者利用制度的真空制假售假，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相比之下，诚实经营者却无法获得相等的收益。在这种形势下，“破窗效应”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逐渐抛弃诚实经营的原则，欺诈和背信的潜规则大行其道，致使市场诚信危机的发生。

其三，政府的公信力的下降也是市场诚信危机产生的原因。政府失信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寻租，其目的为了维护地方或是少数人的利益；另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凭借少数政府领导人的意志，缺少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其公正性和有效性必然令人质疑；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不能遵循诚信的原则 ，任意滥用自由裁量权，不仅侵犯了公民权利，影响市场的公平公正，更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市场的失信行为更加猖獗。

2.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自古而有之。早在春秋时，孔孟二人就将诚信作为做人的根本来对待。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孟子更认为：“诚者，天道也；思诚者，人道也”（《孟子•离娄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于诚信道德原则的实践作用又有了进一步认识。明洪自诚在《菜根谭》中云：遇欺诈之人，以诚心感动之；遇暴戾之人，以和气薰蒸之。从字面上理解，诚信这一概念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内容。“诚”侧重于从个人主体的角度强调为人诚实、真诚的道德品质；“信”则是指外部的信用和信任。诚信一词包含着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要求，即只有“内诚于心”，才能“外信于人”，“诚”是信的内在依据，“信”是 “诚”的外部体现。现代意义的诚信从个人品德层面上升到制度的要求，它不仅包括个人品德的含义，还有信用和信任方面的内涵，包含着公平正义的要求。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诚实 ，强调的是责任和承诺。信任包括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物的信任，它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产生，不仅受个体心理态度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制度体系和互动规则的制约和影响。

诚信之所以作为一条普遍的道德原则被确认是因为它隐含着另外一种公认的普遍价值――公平正义。从市场秩序的产生来看，市场秩序是由市场中多数的个别经济主体通过无数次的交换而自发产生的――哈耶克称之为“自发性序” 。

为了维持这一秩序,必须在客观上规定商品及服务的各自所属,以及经过何种同意得到转移的规则,即“正义规则”。它是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所制造出来的基本规则。诚信与公平正义之间是互为包含、互为确认的关系：一方面，诚信本身蕴含着公平正义的要求。市场主体之间开展合作、进行交易不仅要确立平等的人格，而且还要求以公正的方式相互对待，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利益所得。任何违反公平正义的行为便意昧着失信，失去社会公正是无法获得普遍的社会诚信。诚信只有在公平正义的边界内运转，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诚信又是实现公平正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具体说来，诚信是提供了滋生公平正义的土壤，因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规则等。”

显然，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建构原则，需要诚信的文化背景作为其支撑。诚信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的隐性秩序与社会的显性秩序――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相对应，并成为现代社会合作体系的基础；如果没有隐性秩序作为支撑，“破窗”效应将会相继发生，潜规则必将大行其道，显规则形同虚设，造成公平正义和社会诚信的双重失落。康德被人引用最多的绝对命令第一公式其实就包含这样的设定：“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也就是说，“任何人，包括从商的人在内，只要他同意遵守合作规则然后又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规则，这种人在道德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规范竞争的规则受到普遍破坏，这些‘规则’就不再成为规则。如果规范规则受到普遍破坏，规范就不再可能。这种行为具有两重意义的自我否定性质。”

因此，当前我国发生的市场诚信危机意味着公平正义原则遭到损害，其产生的后果必然是社会交易成本上升，社会合作关系处于无序状态，从而引发多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3.既然市场诚信包含公平正义的更高价值，市场诚信又是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那么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也应当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促进法律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完善，培育重诚信的文化土壤。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和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以惩戒失信行为，促进公平交易为重点，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信用环境的法律制度，从而达到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市场主体之间平等公平关系的目的。社会信用制度包括社会信用的统一管理制度，信用认定与公开制度，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其目的是为了净化市场环境，保证市场公平的实现。

其次，政府诚信建设是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政府诚信建设的重点其一在于从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人为本，为全社会服务，让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和制度供给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获得广泛的社会信任和认同。公共服务型要求政府确立自身和市场、社会的边界。在经济领域，政府的服务体现在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为此，政府的职责在于提供有效的制度和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提供服务和监督。其二是政府社会决策机制实行民主化和制度化。为此要建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使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能够充分吸取社会各阶层利益群体的广泛参与，真正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为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最后，法治是建立诚信政府的根本保障。政府失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对政府权力行使和政府公务人员行为制定有效的法律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除了原有的监督机制，还应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正如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的，必须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最后，培育个体的诚信道德，形成讲诚信的文化氛围。个人诚信建设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对个体来说，诚信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这一点在古代和现代没有差别。但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低信任度社会，个人之间的信任仅限于家族内部，对家族之外的人认同感很低，整个社会缺乏广泛信任，社会合作非常有限。而现代社会的信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因此，市场条件下的个人诚信其实也是一种合作式信用，它不只应当在家庭中，更应当在学校、工作场所、社会组织中得到培养。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诚信与社会团体、社会中间组织的培育密切相关，个人道德的宣扬和提倡应当同组织规范和建设相结合。与此同时，为了培育诚信文化，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奖励守信，惩罚失信。因为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各种失信行为的常态性。因此必须用制度规范个体行为，形成道德惯性，使诚信的美德在社会蔚然成风。比如推进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包括规范个人信用行为，建立个人信任档案，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失信惩戒制度等，使失信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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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含义篇8

〔关键词〕社会转型；公民；诚信教育；诚信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029-05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民道德素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滑坡现象，尤其是公民诚信意识缺失和背信弃义的状况在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如何加强公民诚信教育，提高公民诚信道德素质，使诚信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是当前我国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公民诚信教育是社会转型期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诚信文化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1〕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层时期，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工程建设，解决当前道德领域诚信缺失的突出问题，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加强诚信文化建设。

诚信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公民的诚信道德教育。对于诚信文化建设学者们有的从制度规范的层面加以研究，有的从精神层面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诚信文化建设应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复旦大学吴新文研究员认为：“制度层面的诚信文化建设一般要通过制度和法律确立行为规则，规则可以让守信者得益，让失信者受罚，有助于遏制不诚信行为。但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防范小人’，不能‘培养君子’。”〔2〕要从根本上遏制社会上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就必须借助精神层面的诚信文化建设，精神层面的诚信文化建设一般要通过教化的力量建立起公民个体内心对诚信的信念，让外在的诚信规则与诚信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在信念、心性与修养。因而对公民进行诚信教育是提升公民诚信道德素质的主要手段，也应该是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公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诚信教育是提升公民诚信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公民的诚信道德素养直接关系到诚信文化建设的成败，诚信文化也需要全体公民具备较高的诚信道德素质做支撑。诚信作为公民个体一种道德品格，是公民个体自我成长的内在要求，是个体德性的自我实现过程。诚者，指内诚于心， 是对公民个人内在理想道德人格的一种要求。信者，则指外信于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守信，处理一切社会事务中做到诚实无欺，恪守信用，遵守诺言，言行一致。公民的诚信道德品格是一种获得性品质，这就意味着教育是这些品格得以培育的必要过程。公民的诚信品格作为个体内在的实践性品格，也是通过教育引导个体在追求德性的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必须通过教育的力量形成公民对良善生活和诚信美德的理解，增强公民守信的信心，真正使人做到正心诚意，真正确立起内心的诚信。而教育对公民诚信道德品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教育一方面要求个体做好公民，具有理性精神和德性能力，追求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伦理地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道德地治理自己的生活，以各种方式实践公民的德性。另一方面，教育要保护和发展公民的诚信素质，引导公民个体在世俗化的社会中保持理性，促使公民守望着诚信道德底线和做公民的基本职责，自觉地遵守诚信道德规范，积极践行诚信价值观。

当前我国公民诚信道德素质的缺失需要加强对公民的诚信教育。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价值多元、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培育了人们多元的社会心态，个别公民因受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道德人格发生扭曲，为满足个人对物欲的追求和个体生活享乐，唯利是图，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推卸责任，背信弃义，置个人的道德尊严于不顾，冒着失信于人和失信于社会的风险，做出违背个人道德良心和社会正义的不良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使自己付出了巨大的道德成本。如社会上一些人为获取高额利润偷税、漏税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部分学者学历文凭造假、文章剽窃行为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个别公职人员失信于民，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等。公民诚信道德素质缺失不仅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蒙上阴影，因而，加强公民诚信文化建设，必须进行公民诚信教育。提高公民诚信意识和道德素质，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

二、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诚信教育的着力点

1.责任意识的建立是公民诚信教育的前提

诚信和道德责任有着密切的关系。诚信和道德责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资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源。我国古代的诚信文化思想中内含着丰富的责任要求。如古人说， “民无信不立”，说明一个在生活中不讲诚信的人，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担当的人，在社会上很难有立足之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诚信道德关系的发生都与责任密切相关，在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道德主体弄清自己在道德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个体在信守自身道德信用的过程就是自觉履行道德责任的过程，正是有了良好的道德信用和道德责任，才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可见，责任是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责任的建立促进了诚信价值理念的建立。道德责任是个体道德人格的核心，在实际生活中，道德责任通过对外在行为的道德调控来实现和保持个体自身的价值，从而保证了个体自身的道德人格的自由和自主。道德责任人格是一个人在长期生活实践形成的稳定的道德品质，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能够坚守道德诺言和道德信用，能积极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责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道德品质，能够为公民诚信道德品质的长成和发展提供内驱力和生长点，也为个体融入社会提供可能性。〔3〕所以，一个在生活中有责任心的人，在积极履行他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的同时，也信守了人道，履行了诚信的道德义务和追求一诺千金的诚信美德。

2.契约精神的塑造是公民诚信教育的基础

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实质上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型。契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契约是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形式。契约作为信用的制度化形式，它强调强制性规范在维护人的正当利益或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契约通过约定交换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和商业交换行为提供一种策略和保障。在现代社会，“契约是公民或个体信守承诺的道德体现，契约正逐步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4〕

契约精神源于古代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化，它的原意是人对神的信实，后来演绎为人与人之间在神的见证下立约的有效性来源。因此，从契约精神的来源看，无论是人对神的信实，还是人与人之间在神的见证下立约，它的实质精神都是诚信。现代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是反映契约关系，体现自由、平等、守法、诚信的精神，诚信合作是契约精神的基本特点。契约精神内涵着诚信合作。首先，契约关系的成立要以信用为基础，契约一旦掺杂有欺诈或者作假的行为，便不能产生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其次，从契约的目的和动因来看，交换主体唯有遵守承诺，互惠合作才成为可能。再次，从契约的履行来看，交换主体唯有坚守信誉、互惠诚信才能消弭纷争，合作关系才能稳固、长久。契约精神的来源、特点、内涵与契约的履行都是以诚信为基础，也就是说，诚信是契约精神的基础，也是契约精神的基本保证。

把契约精神作为公民诚信教育的价值理念，是当前我国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价值诉求，也是教育对培养具有契约意识公民和构建契约化社会的积极回应。通过公民诚信教育，培育了公民的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从而保证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也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体的相关权利，通过契约建立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市场经济中加强公民契约意识教育，构建超越于血缘亲情、人伦等级秩序和平均分配制度之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契约文化，使契约理念、契约道德、契约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使契约精神成为人们内在的价值理念，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的重要保障。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信用程度普遍高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较早地、普遍性地建立起契约意识和契约理念。

3.公正理念的培育是公民诚信教育的核心

诚信和公正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诚信道德内含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在中国古代诚信文化中， “诚”处于核心的位置，更多地关注其自律的价值，强调个体行为符合公平与正义，意味做人要信守道义，秉持公道，在处理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时保持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契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它的内容要体现公正，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正义，保证交换主体双方在公正的环境下顺利实现交换，交换主体双方惟有遵守诚信，体现其公正的合作意向，才能谋求共同的生存与发展。公正是诚信价值的道德来源。“诚信意义可能由于公民个体的理解和内在信念的差异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善、幸福、正义和正当可能分别成为不同诚信伦理理路的最高原则， 同时也是个人内心道德律的价值来源和依据。”〔5〕

公正是诚信的价值诉求。公正是做人的一种美德和最高的道德规范，它意味着正确做事，正确做事能够获得别人的肯定性评价，使自己能够遵守法律和权威，遵守社会契约，符合普遍性社会道义原则。公正作为一个价值范畴，是评价他人的行为或方式，这种评价方式既包含法律的评价，同时也包含着道德的评价，当把公正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准则时，诚信便成为评价一个人公正与否的重要元素，因为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很难做到良心上的公平与正义。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只有坚守公正的道德品格，把追求道德上的正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自觉遵守社会法律、道德规范和相关政策，实事求是地为人处世，才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才能对社会生活的权益与责任进行公平分配和合理调节，这个社会才能建立起普遍的、美好的社会信任关系。所以，从公正的伦理层面来讲，公正应该是诚信的价值诉求，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三、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诚信教育的理路

1.弘扬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资源，培育公民诚信美德

对公民进行诚信美德的培育，应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诚信美德价值的道德资源，促进公民的诚信美德建设。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资源中蕴含了丰富的诚信思想，如 “仁、义、礼、智、信”把“信”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规则，对当前公民的诚信意识的培养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再如，“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都把诚信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体现了对诚信道德人格的内在追求。这些优秀的诚信理念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习惯，是当前公民诚信教育重要的道德资源。离开传统文化讲诚信，诚信文化建设就失去了文化根基。

大力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资源还要合理吸取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诚信道德资源，形成中西方文化的优势互补。对于西方文化中合理的、有价值的成份，我们应积极加以借鉴，把其优秀的诚信思想纳入我国当代公民诚信教育的内容之中。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诚信思想： “影响一个人信用的行为，哪怕是最不足道的事，也应注意”，“如果你是以谨慎、诚实而为人所知的人，那么一年六镑可以给你带来一百镑的用场”。〔6〕这说明，西方社会同样把信用作为个体道德人格的灵魂，把诚信看作个人重要的道德品格和事业成功的必要道德资源，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

但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道德观念还是西方社会的契约思想，我们也应加以鉴别进行合理利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应剥离其诚信思想中浓厚的等级色彩和义务观念，并结合时代精神对传统诚信思想加以创新发展，建立科学的道德评价标准。对西方社会中的契约文化，我们应高度警惕裸的金钱交易行为对我国诚信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诚信文化建设唯有会通古今、中西合璧，才能在各类社会文化思潮中起到引领作用。

2.加强诚信法律制度教育，培育公民法治化的思维方式

诚信制度建设应是诚信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公民诚信法律制度教育，培育公民法治化、契约化的思维方式应是公民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麦金泰尔曾经指出：“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7〕加强公民诚信法律法规教育，是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公民诚信法律制度教育，首先，让公民充分了解诚信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学会借助制度的力量对社会中的诚信缺失及其危机事件进行辨别与批判，“通过制度和法律强化社会成员的自我道德约束，在家庭生活、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活中履行相应的道德责任，遏制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促进社会秩序的健康运行”。〔8〕其次，动员全社会公民积极参与诚信制度建设，积极参与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全社会统一的信用平台的建立，加强监督管理，建立信用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动机制，让失信行为无机可乘。再次，加强公民诚信法律制度教育，强化社会成员对诚信法律法规的价值认同并内化为公民个体自觉的行为准则，使诚信价值理念成为公民的合法性信仰，把诚信法律视为个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社会走向和谐的尺度和准则，进而形成信仰、服从和依赖法律的积极守法精神。唯有如此，社会上的信用缺失现象才会不断减少，我国的公民诚信文化建设才能获得其合理的、稳固的支撑。

3.丰富社会诚信实践教育活动，强化公民诚信意识

经常性举办有关诚信的教育实践活动，让诚信的价值理念内化为公民的生活需要。诚信道德从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实践性也是由人的社会性特点所决定，公民只有充分参与社会实践才能把社会的要求转化为公民个体内在的道德价值诉求，并通过教育养成公民的个人诚信品格。诚信作为一种个人美德和伦理规范只有实现与生活世界的高度融合才能形成，只有在面向生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的过程中才能形成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个人品格和伦理规范，也只有在诚信实践教育活动中才能实现公民个体道德人格的升华，并真正成为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人和守信的人。近年来，为弘扬诚信的价值理念，社会上相关部门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实践活动，如“道德模范进万家，诚实守信万人行”、“公安责任与社会诚信”和“诚信纪念日”、“诚信做事、文明做人”等主题活动，通过类似活动的举办，倡导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类人群尤其是食品行业、窗口行业和重点企业充分认识诚信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的诚信意识和公民的诚信素质。通过各类诚信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使诚信价值观从外在规范强制到内化为公民自身的道德追求，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4.借助新媒体等舆论工具，营造良好的诚信教育氛围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微博、微信等作为新的媒体工具与大众媒体一样具有覆盖面大、传播速度快、普及性高、形式生动活泼等特点，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达各类相关信息，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诚信道德教育的多样化路径和开放、互动的良好平台，拓宽了对广大公民进行诚信教育的空间，在引导整个社会健康生活和承担传播文明方面承担了重要职责。当前微博、微信等作为新的媒体工具极大增强了大价值媒体的传播能力，借助各类新媒体、大众媒体和现代信息化平台，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了媒体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传播能力。大众传媒在弘扬中华民族守信用、重信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社会上违背公共良俗的、背信弃义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对社会上自觉践守诚信道德规范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大众媒体能够本着树立榜样、激励真善美的目的进行宣传教育，让守信公民的行为在社会上能够发扬光大，同时也对社会上的坑蒙拐骗、制假售假、偷税漏税、钓鱼执法、学术腐败等不讲诚信的公民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让失信者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借助新媒体等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鼓励诚信、怦击失信行为的舆论氛围，对激励真善美、扭转社会上诚信缺失的不良风气发挥重要作用。

诚信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活动，应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家庭、学校、社会联动教育网络，形成教育合力，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打造诚信教育的社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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