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教育范文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1篇

当代多元思想过度强调经济利益、感官快乐、个人主义，否定普遍价值，不断进行价值解构与祛魅，导致价值观的碎片化。整个社会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价值标准，使普遍的道德善变得不可诠释，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解释陷入无休止的矛盾与纷争，“价值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从而导致了人们价值的紊乱和道德意识的沦丧。价值共识的丧失消解了社会凝聚力，导致了共同价值意识的式微和社会行为的失范，公民道德教育失去了主导性。无主导性的价值观教育，使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出现功利化、非理性化、虚无化等倾向，从而导致公共责任意识的丢失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价值意识决定行为方式，价值意识多元化必然导致人们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代表各自利益的市场主体，有不同的立场和价值主张。因为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每人都秉承自己的标准，一切都被允许，因此，各种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就变得异常普遍。由此导致，社会的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一些非道德的行为便会不断涌现。

价值观是行为的指针，多元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也会使人们失去行为的意义和明确的目标，导致社会理想信念的复杂化，社会荣辱评价标准的混乱化，以及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一切都可以否定，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这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负面影响。正处于改革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受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社会从单质向多质转化，各种文化思潮在汇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改革中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人们生活的急剧世俗化造成了人类文明的“荒原”景象，人们沉溺于物欲横流中，精神已彻底沦丧，人被形容为“稻草人”、“空心人”。

随着既有信仰体系、价值体系、意义体系的彻底崩溃，必然导致前所未有的人的生存危机。总之，多元利益主体形成的多元价值取向正在冲击我们的民族文化价值观，消解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导致个体的公民对中华民族实体性意识认同的退隐与式微。对此，我们应该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将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样价值取向统领、相容于一元价值之下，共融于有序整合的价值体系中。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国公民的共同价值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

二、道德教育的关键:增强公民的价值共识

公民道德教育就是对公民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而道德既是一种社会性、全局性的规范，也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品质是一定社会、一定阶段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与行为中的体现和凝结，是一个人在一系列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同时也是一个人在处理自己和他人及社会、集体之间利益关系时所形成的道德行为习惯。可见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就是培育与增强公民的价值共识，即实现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公民道德教育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与灵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始终。鉴于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势和社会道德现状，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意义与作用。刘云山强调:“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不断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主线，贯穿于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的全过程。”《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先进典型，引导人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提出“三个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之所在，是我国公民价值取向的主导，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灵魂，决定我们国家的发展道路。而“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当前，公民道德教育以此为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制高点，进而推动全民思想道德意识的的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学说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公民道德教育之中，实现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首先，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作用，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其次，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凝聚全民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题，这个共同理想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人民富足，能够有效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共同为之奋斗，因此，也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其三，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凝练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两种精神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并已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激励着全体人民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风貌投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去，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四，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规范社会行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的通俗表达，为全体公民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价值标准，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因此，也是提升公民道德教育的一面旗帜。（本文来自于《南昌工程学院学报》杂志。《南昌工程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三、总结

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增强作为个体的人对其实体(国家与民族)的情感归属，这种对实体的情感归属的本质就是个体公民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主导理论及价值取向，是我们每个人最高的意识形态信仰。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本要求，并以此构建并坚守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原则并使大众对其认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2篇

一、部分青少年公民道德缺失之现状

前不久曾有一段90后少年殴打七旬老人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中，两名少年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满嘴脏话并拳脚相加，老人虽奋力反抗，但依旧敌不过年轻小伙的殴打。两少年的行为让网民非常愤慨，网友们开始在微博上、帖子中大量转发，并强烈要求人肉这些打人小孩。而网络上随后曝出的一名疑似打人孩子不仅不道歉，更在网上与网友对骂，QQ签名还改为“这次打老头，下次还打老太婆。” 这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风采？

其实，类似这样的孩子现实社会比较普遍，打骂家长、打骂老师、离家出走、自寻短见的大有人在。这些孩子平常受的什么教育？本质不坏的他们却走上了邪路，谁之过？

二、造成青少年公民道德缺失的原因

1.家庭教育的缺陷是青少年学生公民道德缺失的直接原因

养不教，父之过。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让孩子具有起码的品格，是每个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自己推卸了这份责任，就会有别人代替你教育孩子。别人来教育，就由不得你了！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他们是百依百顺，长此以往，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家庭不注重德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孩子都让社会给教育了，社会的染缸里泥沙俱下什么都有，没有了大人的防火墙保护，孩子不中毒可能吗？

学校教育不到位对青少年学生公民道德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不严，师之惰。教师是学生的再生父母，在家庭教育还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学校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如今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重视学习成绩，做人的教育放到了另一边，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我们简单地认为，教育就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实事上，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是教育在教育社会！我想说，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

2.社会大环境是造成青少年学生公民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

应当承认：社会的主流是好的，但不能否认现实还存在着许多阴暗面，最突出的是经常有人做出普通人意想不到的、缺乏诚信、缺乏信仰的荒唐事来。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阴暗面对学生、学生家长的影响十分巨大，学校正面教育一千遍，不如他们亲眼一见。

三、加强青少年公民道德教育之策略

1.当务之急：为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学校只是社会的子集，这是无可争辩的实事。但是应该看到：在社会作用于学校的同时学校也作用于社会。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大家都说新加坡的教育好，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面墙上不是经常悬着一把戒尺？据说，孩子表现不好，按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而且必须有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许执行。这有力证明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育需要惩戒，教育不一定都快乐。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现在两部委联合发文打击“医闹”，那么有没有“校闹”现象？有许多责任根本不在学校、或者学校只有很小一部分责任的事，家长、社会硬要学校负全责，这是不是“校闹”？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权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当然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

2.刻不容缓：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什么样的母亲，带出什么样的孩子。“爱孩子”要会爱，“只有教育好上一代，才能培养好下一代。”“育人者必须先受教育。”

我认为，以下几点必须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

一是家长的榜样作用十分重要。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生个老鼠会打洞”。从家长的榜样作用来理解，这话很有道理。电影《流浪者》有一句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这话虽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家长榜样作用的重要性。“为人父母，为人师表”。

二是孩子的成才不能强求。我们要确立这样的意识：就是：“先成人后成才！”要把对孩子的道德品质、法制观念、责任意识教育放在首位。“百善孝为先”，这不仅是为了儿女对父母好，更是为了儿女自己好。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个孝顺男儿，于祖居之国，于所在之党，于领导之尊长，于同仁亲友，是难行背信弃义之事的，纵要忤逆，也有忌惮，纵要变坏，也有边缘。

现在有不少家长在孩子的成才方面舍得花钱，进这个兴趣班，上那个特色班。我认为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将来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这无可非议，但要提醒的是：你真正重视孩子的成人了吗？切不可本末倒置！斯沃斯尔学院最新研究发现，注重给孩子营造幸福人生的“完美父母”，会使孩子成年后的生活陷入迷茫和阴郁。

三是对孩子不能溺爱。俗话说“严是爱宽是害”，要宽严结合。

习惯的培养要严。“习惯成就未来！”好习惯，一辈子享不尽它的利息；坏习惯，一辈子还不尽它的债务。一个生活拖拖拉拉、行为不检点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只有当许多看起来很好但很平常的举动成为孩子的习惯后，才能成为他（她）的自觉行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从娃娃抓起。

兴趣的培养要宽。要尊重孩子本身的兴趣爱好，并加以恰当的教育引导，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你想不通的事而横加干涉。

四是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虽然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但我们不能忽视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是对环境所起作用的最好诠释。

五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品质。今后的路要孩子自己走，做家长的不能也无法替代。我认为以下几条途径值得一试：（1）给孩子一个窨，让他（她）自己往前走；（2）给孩子一个条件，让他（她）自己锻炼；（3）给孩子一个问题，让他（她）自己找答案；（4）给孩子一点困难，让他（她）自己解决。

3.重中之重：学校应抓好公民道德教育

叶圣陶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有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何才能搞好教育，今后教育应该怎样走？其关键的关键就在于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素质教育大家都在谈，真正的素质教育就是说了几十年的“老老实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守住民族传统常识，根植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土壤；守住新中国师生的经验，根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土壤；守住自己的优点长处，根植于自己心灵真善美的土壤。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伪存真，去恶从善；教师的责任就是要让学生多有正念，多让其内在的良知显现出来。把我们的教育搞朴实一些，实际一些，别讲那些不着边际的空道理、大道理，少搞那些“非常人的教育”， 多些常人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3篇

当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挑战，道德相对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公民道德教育实效不高。因此，应从多元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探究创新公民道德教育的方法路径。

关键词：

多元文化；公民道德教育；困境；抉择

与稳定、封闭、单一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开放、多元、具有较高风险，其多元化的价值文化导致传统社会中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变得多元化、离散化和碎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道德相对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公民道德教育难见预期成效。为此，应考察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创新公民道德教育的方法路径。

一、多元文化：公民道德教育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多元文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原指殖民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的共存以及移民国家中不同民族、种族的文化共存。[1]从共时性上看，多元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共存、文化认同等。从历时性上看，多元文化指在某个社会形态中共同存在的文化，如当代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2]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织，主流文化和流行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存，构成了多元文化体系。在当代中国，“多元不是文化主体的多元，而是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的多样、异质和冲突”，它不是民权运动和种族主义运动促成的，而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平等、文化差异、文化多样化等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传统的道德准则、价值共识等受到挑战。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文化认同的内在基础，“是推动并指引人们采取行动的经济的、逻辑的、道德的、宗教的原则和标准，是个人思想意识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与节俭美德、传统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等相互冲突，容易令公众无所适从，并陷入焦虑和迷茫。有学者指出，“处于文明转型的中国正面临着普遍的道德失范问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次深刻的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

二、弱化与冲突：多元文化背景下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

道德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与德性是相互建构的过程……又规范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文化具有正反两种功能，一方面，腐朽没落的文化能够阻止或延缓道德教育理念更新，加剧道德行为失范，导致道德危机；另一方面，厚重先进的文化能够拓展道德教育视野，丰富道德教育资源，充盈道德教育内容，促进社会道德进步。当前我国公民道德教育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弱化。在多元文化体系中，每种文化都期望提升自己的地位，极力传播自己的价值主张与文化立场，导致文化冲突和价值碰撞此起彼伏，削弱了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一元化价值标准遭到质疑，丧失了原有的垄断地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许多青少年难以抵抗低俗文化、腐朽文化的诱惑，产生了道德价值取向上的扭曲。如许多青少年对社会主义道德产生了怀疑，有些人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作为道德准则，这些使社会主义主流道德文化受到冲击，也给公民道德教育带来挑战。

2.道德相对主义蔓延。我国尚未形成与多元文化相适应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这给道德相对主义带来许多可乘之机。所谓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伦理或道德并没有客观真理或普遍标准，社会道德只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及个人境遇，所有道德准则、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个体的道德选择都是正当的，不存在善恶、美丑、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别。道德相对主义迎合了现代人张扬个性的价值追求，解构了传统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仰，鼓动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文化思潮的蔓延。许多人陷入了道德实用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迷淖。

3.道德文化冲突严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现代文化涌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交锋与碰撞。传统的道德理想、价值体系、社会秩序等受到巨大冲击，许多人或试图以“堵”“塞”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或认为中华文化包含了许多封建糟粕、文化垃圾，已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障碍，应被彻底抛弃。这些片面的思想观点都给公民道德教育带来了阻碍。

三、培育与重构：多元文化背景下公民道德教育的文化抉择

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我们应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凝集力和创造力，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统筹多元文化的发展，提升公民的道德自觉意识，建构良好的公民道德教育环境。

1.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培育本土道德的文化根基。主流文化是在社会文化竞争中具有高度融合力、强大传播力、广泛认同性的文化形态，积淀着民族的独特情感、精神面貌、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反映着时代精神和道德风尚，承担着推动文化进步的历史重任。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中被普遍认同、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准则。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公民道德教育应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突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为此，在公民道德教育中，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消除西方消极文化和封建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重塑公民道德教育理念。和而不同是指拒绝苟同，在相互争论中达成共识。和而不同是处理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它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3]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应坚持“和而不同”的基本准则，既要坚持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西方消极文化、封建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又要以包容、接纳的态度看待后现代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非主流文化，肯定非主流文化一定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时，要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指导思想，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为基本内核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多元化的公民道德教育理念。在公民道德教育中，要坚持民主对话与合作交流，而不能以文化霸权、强权主义的心态压制其他道德文化；要让社会成员正确认识、理性选择，而不能强制要求社会成员信奉什么、反对什么。

3.加强交流和对话，重构文化范式与道德体系。在文化建设中，只有冲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以开放的姿态、扬弃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才能促进道德文化进步。因而，在公民道德教育中，要加强交流与对话，抵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一文化主义”，反对各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培育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现代中国人”。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众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在文化内部产生抗变机制”，使青少年“不致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迷失方向”。

作者：王晓艳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冯永刚.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道德教育发展的制度安排[J].道德研究与实验，2010，（1）.

[2]孙彩平.从道德的维度反思道德教育——多元社会背景下研究道德教育的新思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4）.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启示

与新加坡的工业奇迹一样，它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别具一格，影响着众多国家的道德教育模式。“敬业乐群、廉洁奉公、勤劳进取、讲求效率”是新加坡精神的体现，新加坡政府办事高效廉洁，整个社会有着良好的风气，公民遵纪守法，整个社会的道德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这些都与新加坡成功的公民道德教育密切相关。众多学者总结出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的特点有如下四点：一、培养国家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二、综合运用东西方公民道德教育上的优秀成果。三、注重用教育实践活动来强化道德教育。四、学校、家庭、社区等全方位渗透公民道德教育。通过新加坡的特点研究，有助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更好地开展，从而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建设提供启示。

1将公民道德建设置于国家的宏观战略中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国策和方略，这体现了我国更加重视道德教育。而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把道德建设放到极高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加以实施。这个出发点如同我国的“以德治国”。对道德建设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于人的素质，人关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简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两国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关注就是因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和不理想的教育效果。我国层出不穷的道德滑坡和道德失范等现象要求我们对本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更加重视。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来看，早就提出了要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把其归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教育目标。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方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以此来作为规范和衡量公民行为的准则。在2013年11月考察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时讲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这些话向全社会传递了重视公民优良道德的信息。

2重视传统儒学，吸取传统道德精华

中国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文化根基，儒家文化都对其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的方式上两国有所不同。新加坡在潜移默化中向公民灌输的具有国家文化特色的儒家道德观念是传统儒家文化向前发展的新鲜血液，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科书来倡导忠孝纲常的国家，教材中编入的有关儒家伦理和东方价值观的故事和典故，对新加坡的文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传统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国道德教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其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对人才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辩证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合理的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文化，用新的时代特征重新诠释传统经典。“第一，深刻认识并不断发现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避免将传统与现代机械地对立起来，第二，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促进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对此，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关论点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现状，批判、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弃其糟粕，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3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

在西方文化入侵时，新加坡创造性提出了“家庭价值观”和“共同价值观”，成功地解决了多元文化的冲突，并将其用来作为道德教育的引导，效果显著。就我国而言，我们应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重申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这些话为我国的道德教育明确了政治方向，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着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根基，因此，公民道德教育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进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全过程，使公民道德教育的建设更具实际效果。

4拓宽道德教育途径，实现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三者相结合的模式

作为一个持续的教育状态的公民道德教育，我国和新加坡都是提倡教育的终身制。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的结合，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第一，家庭教育在新加坡道德教育中非常受重视，注重在家庭中培育学生的品德和行为；第二，构建社会广泛的监督网络和教育监管站点，并且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了学校和社会共同监管的协作式文明社区；第三，优良的社会氛围也是开展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的良好平台。例如，通过设立道德奖惩标准、定期进行道德教育宣传活动并借助法律法规的作用强化道德教育的正面效果。新加坡这种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道德教育模式使得公民道德教育的效果显著，提升了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纵观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对我国道德教育工作的实施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尤其是“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模式，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统一于道德教育的整体宣传工作中，促成公民道德素质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首先，重视家庭教育，构建良好的家风，进行初步的道德教育熏陶；其次，学校道德教育应该摆脱传统单纯知识传授的教育模式，将知识传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密切学校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增强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形成以学生为核心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道德教育网络；再次，加大公民道德教育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一个自然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成为一名合格、现代的公民，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公民教育，而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拓宽并整合道德教育途径，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提升我国公民的道德水准，推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土学风.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2]刘自尊,孔琳.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及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7).

[3]李振宇.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及对我们的启示[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5,7(5).

[4]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06.

[6]辛慧丽.新加坡青少年道德教育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公民道德教育；时效性

一、社会转型期公民道德教育的时代诉求

公民道德就是调整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公民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之间关系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公民道德教育的主体——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公民身份确证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因权利义务而形成的政治、道德关系。公民道德的核心是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以一定的道德意识与法律观念为基础。公民道德是每个人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主要用来防止坏的行为，而不是用来塑造优美高尚的、“成圣成贤”人格的那种道德。因此，公民道德教育更注重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的统一，更注重公民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公民道德规范是社会认同的基本的道德要求，属于底线层次的道德规范。

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墨守成规，不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客观需要推动公民道德教育吐故纳新，国民就难以继续保持精神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牢固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报告强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在社会转型时期，提出公民道德教育的时代性内容，丰富并创新公民道德教育方式、方法，是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民道德教育应当包括公民的个人品德教育、公民生命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等5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公民个人品德修养教育

个人品德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重要前提，离开个人品德修养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当今，加强公民个人品德修养教育，顺应了我国道德建设的发展实际，体现了时代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体系遭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个人品德建设领域滋生了理想信念淡漠化、价值取向偏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状况令人担忧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现象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造成极大阻碍，同时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必须加快个人品德建设，巩固道德教育基础。

（二）加强重视公民生命教育

在公民的人身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如果生命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么其他权利和义务都无从谈起。另外，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人。人的生命一旦产生，它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

我国生命教育的长期缺少与人文关怀的缺失，导致人们生命意识淡漠，轻视、挥霍自身生命乃至漠视、戕害他人生命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生命意识淡漠的公民是没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公民，漠视、践踏生命的社会是缺乏人道和文明的社会。加强生命教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党的十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经济文化全球化加剧，社会转型影响深化，网络信息技术高度普及，导致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当今中国，新旧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相互冲击、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走向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这样的宏观时代背景下，能否正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四）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教育

自尊、自信、自强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不卑不亢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可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一些人迷失了方向，爱国主义意识淡化，国家观念、国民意识淡薄。邓小平曾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各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因此，如何结合时代特征，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教育，增强公民的民族认同感，坚定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就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五）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整体的演进过程，意味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这个过程需要大量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良好的公共道德，能够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合格公民。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需要树立起现代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应当具备的要素，一个国家人民所拥有公民意识的多少与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成熟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三、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

以活动为载体，针对不同时期、不同事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健康向上、富有实效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增强社会实践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提高德育实效的基本途径，也是公民道德教育的新思路。

创建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是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着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公民道德教育过程中，要以城市、村镇和行业为依托，深入持久地创建各种“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活动。在“希望工程”“送温暖”“志愿者”“手拉手”“幸福工程”“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中，要充分体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内容。

（二）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

在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树立具有时代特色、贴近实际生活、具有可信度和影响力、反映高尚道德情操的典型，以形成公民的道德参照，引领社会风尚和个人道德修养，仍然是当下公民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利用重要节日、纪念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

我国重要传统节日、革命节日和各种纪念日蕴含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如“春节”“中秋”蕴涵着亲人团聚之情，“清明”寄托着人们对先辈的缅怀之情，“七夕”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崇尚，“端午”则体现了人们对爱国情怀的追求。在公民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所蕴含的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

（四）营造健康的大众媒体。

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的发展普及，拓展了公民道德教育的渠道，为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大众媒体必须重视和强调媒体的德育功能和宣传教化价值，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鞭挞、抵制假恶丑，约束和制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弘扬真善美，表彰社会正气、文明举止。从而发挥好大众媒体应有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营造健康的大众媒体，为公民道德教育制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6-10-1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6篇

关键词：道德教育；法律支持；公民

中图分类号：G4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196－02

公民道德就是围绕公民权利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强化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认同。法律与道德教育息息相关，公民道德教育离不开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必然性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教育，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公民道德教育需要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道德教育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文明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为道德教育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目前道德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还存在着道德沦丧、是非混淆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发展的大局。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法律的支持下，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法律作为规范化、制度化、客观化、权威化的社会意识，对道德教育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道德教育通过法律的不断支持，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法律相配套的道德体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法律支持是公民道德教育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要求

道德规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凝聚而成的，是一种软性调节，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特征。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社会里，只有道德存在是绝对不够的，社会需要另外一些约束机制来明确道德规则的内容和范围，这些约束机制就是法律。法律以明确性、制度性和威严性弥补了道德教育的不足，它把基本的道德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将其系统化、具体化、明确化，使道德原则成为易于遵循且带有法律权威的广泛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目前，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面对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道德教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律来推进道德建设。否则，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与奖惩机制，公共服务意识无以确立，道德高尚者最终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或被同化，或归于消亡，道德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与特点

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道德则是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通过教育的手段，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及良好的道德环境，来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

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法律所包含的精神、规范、制度、环境、文化等内容，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引导、确认、限制或保障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建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与法律相配套的社会道德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直接把社会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二是法律通过奖励或惩戒等手段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三是法律的实施过程也是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道德整合的过程。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民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过程。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表扬和奖励先进，树立先进典型方面。因此，道德教育的法律支持，主要是以法律自身高度的思想内容和崇高的道义精神，以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可见，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强制性。法律把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确认下来，使之具有法的属性，成为法律上的义务，要求全体公民一律遵行，没有例外，体现了法律对支持道德建设的强制性。第二，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创新性。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则是在理论上对二者的嫁接，是优势上的互补而不仅是简单的叠加和罗列，体现了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性。第三，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先进性。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一方面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意识使得社会环境空前活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运行对个体成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时代呼唤合适的制度和理论指导。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正好是社会所需，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性。第四，法律对道德支持的目的性。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肯定合法行为，表彰、奖励先进典型，惩罚违法行为，打击犯罪活动，可以教育人民遵守法律，改恶从善，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第五，法律对道德支持的辩证统一性。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体现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必然性。道德和法律虽是不同的治理手段，却可以在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上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三、法律支持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

道德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在坚持道德教育的同时辅以法律手段，强化法律的支持作用，结合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律的硬控制。

（一）在普法过程中宣扬和表彰高尚的道德行为

加强法治重要的是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只有当道德成为公民个人的自觉追求、内在需要和自主行为时，才能实现它特有的功能。因此，要通过公民法制教育把法律规范内化为个体的守法行为习惯，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外在强制。在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上，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观念。科学的法律宣传有利于树立崇高的道德观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要加强正面宣传，表彰道德的先进典型，为广大群众树立真实、感人的模范形象；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宣传部门、新闻媒介要广泛宣传榜样的先进模范事迹，并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激励，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要利用各种形式，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并利用法制监督机制，建立起隐性的道德教育系统，为道德教育提供保障。

（二）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道德教育的规范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主导。法律只有和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普遍效力。因此，一部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中，依靠一定的强制力量来督促执行，这就使“法”与“德”交叉渗透、融为一体，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基本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做到对道德教育的有力支持。

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出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三）在执法过程中否定和惩罚严重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

良好法律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实现过程。通过法律实施来维护、促进道德风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缺德行为予以否定甚至制裁。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其次，道德的法律强制还表现为法律能为人们提供和保障行使道德权力的空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监督和批评的权力。实施道德批评和监督要靠法律对公民权力的设置和保障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有道德教育是不够的。道德的约束毕竟是一种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人性”中总是有“自利”的因子，有“好声色”的欲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必须强化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作用。国家要利用法律的约束机制，通过公正执法、惩治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来强化公民的守法意识，规范公民的守法行为。国家要通过严格执法，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只有严格执法，打击歪风树立正气，体现时代风貌的道德才能顺利发展，才能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二者的作用又是不同的，不可相互替代。只有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法律与道德才能既保持外在张力，又相互契合。公民道德教育只有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实现功能互补，才能相得益彰，使公民全面健康发展，社会稳定、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1]社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N].人民日报，2001-02-01.

[2]李宁.德法同构：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N].南方日报，2001-05-20.

[3]罗国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N].人民日报，2001-02-22.

[4]郝铁川.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J].求是，2001，（3）.

[5]郝铁川.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N].人民日报，2001-02-21.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7篇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美德，却在其正当性上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自从"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二、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

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

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

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

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

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昌，1991年4月版。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公民道德教育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8篇

摘 要：发达经济体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问题频出，这些在公民道德教育的上走过的弯路和经验将对我国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公民道德；自律；诚信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公民道德养成并不能短时间养成。发达国家的良好社会公共秩序也是逐步形成的，在类似中国目前经历的新常态下社会转型时期，美德韩等发达经济体社会也曾出现种种社会道德问题和危机。

在经历了二战血与火的洗礼后，德国在如何清洗法西斯对社会道德侵害，唤起人们优良品德和良知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大量有益的工作。著名德国教育理论家鲍勒诺夫提出了“朴素道德”的新德育观，告别否定一切道德的时代，向人们提出重建新道德，挽救德国的历史任务。鲍勒诺夫认为，朴素道德具有自然健全性，是基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不在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是确立普通人的道德观等。德育只有坚持培养朴素道德，才能为学生建立真正的高尚道德打好良好基础。

公平与公正，对国家和社会有负责感，有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这些都在德国道德教育规范中可以找到。通过这一套道德教育，有利于未成年人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远离偏激和不良思想。德国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应为塑造品格，品格对人的行为意识和精神状态会产生重要影响，品格养成不可能与生俱来。德国人认为，道德教育应该陶冶人格与精神，注重培养责任感、互助精神，对善恶美丑的判别能力，培养民主和爱国精神。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了解公民的社会责任。德国拜恩州的社会科与历史、地理、教育、社会、劳动、家政与经济等科目结合，普及社会和国家的有关知识，发挥社会性和政治性教育作用，德国人从小培养成为承担社会生活赋予责任的公民。

作为东亚较发达的经济体，韩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把公民道德教育视为国家存亡兴衰成败的根本。早在建国之初，韩国就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了德育课，确立德育立国之本的首要地位。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发挥公民道德教育营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作用。纵观韩国历次教育改革，不难发现其中的重要特征就是从不忽视道德教育。例如，1992年公布的第六次课程改革方案，设定目标为培养有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韩国公民。为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开放化、国际化做好准备。韩国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明确说明“为主导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必须培养具备自律精神和创造性的韩国人”。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韩国不会固守本国传统文化，也不会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文化，抛弃本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本国国情，韩国对东西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并创造性地发展本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既保持了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世纪初生产力快速发展，美国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维持了长达7年的“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美国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8%，确立了强国地位。经济迅速发展，放任资本的逐利性带来的无序竞争和对社会责任的无视，教育改进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脚步。经济大跨越与社会生活与道德紊乱相生并发。美国民众的消费价值观发生了巨大转变，消费主义道德观和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传统的新教徒道德准则渐渐给忽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道德准则尚未确立，此时盛行的拜金主义和提前过度消费成了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

在凯恩斯理论的引导下，国家一直借扩大内部需求的宗旨，出台相关政策，积极鼓励民众的消费行为也转变为鼓励人们积极消费和超前消费，享乐消费和炫富炒作自然会频现。在经济短时期繁荣时期，旧的道德秩序已经被抛弃和打破，政府并没有引导新的社会道德秩序的确立，因此美国在“柯立芝”繁荣时期里，道德却处于迷惘时期，政府道德建设与公信力建立成为了社会道德发展的重要问题。

20世纪初，美国受到了城市化运动的影响，城市人口已经突破5400万，占总人口的51%。快节奏的城市化生活，导致了人员流动性大，人们相互之间交流少，利益关系强烈和工作压力较大等现象。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会简单粗暴地以消费能力来对其他人进行评判。在城市化的生活中，人员流动快，附近缺少熟悉的亲朋好友。人们缺乏工作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个人价值更直观地体现在赚钱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高低。在高度发展的企业里，管理更加严格，人们生活枯燥乏味，压力山大，严重缺乏精神放松和自由。社会文化快餐化和娱乐化满足了这一需求，流行音乐、快餐式综艺影视娱乐业迅速繁荣。

美国在战后受到了进步主义者前所未有的挑战。战前的美国人对于个人和公共领域的界定已经有了很清楚的划分，美国人对于不同的领域需要建立相应行为规范有了普遍共识。战后的美国人更加重视这一问题，认为宗教和道德应该属于个人范畴，需要依靠家庭和教堂共同承担，而不是学校来承担。在这一时期，人们重视家庭教育而忽视学校的道德教育。

由于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国着力于发展经济、军事、科技，严重忽视了德育事业的发展，只传教授学技术而不教授德育的现象在很多学校都很普遍，这也使得美国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智力开发和理工科技教育橹饕目的的美国教育运动走到了尽头，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道德风气日益恶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抗争活动频频爆发。美国民众开始为社会道德问题感到焦虑，家长强烈要求学校开展德育教育，此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大多数学校都以学生道德教育为目的，开展各种德育活动，诚实、勇敢、公平、正义、尊重、自律、友爱等优良品质得以推崇。学校通过校内外彩旗、图画、标语等方式宣扬这些理念。倡导美国道德教育的人士认为，将德育内容渗透到每一门课程中，从各门课程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结合的德育内容，不仅学到相关课程知识，也可以教育学生明白其中的社会效应。

公民道德教育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一批符合新时期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现代朴素教育观念让普通民众德育回归到了做个合格的公民的本位，体现了道德教育从目标模糊化到清晰化的转变过程。目前，我国正处在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转轨时期，道德价值观念转变，新旧利益关系、教育方式与观念正处于激烈冲突斗争时期。经济新常态也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道德观念作为支撑，不仅符合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价值导向，保证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世界各国在实施道德教育过程中都会积累一定的经验和保留各自特色。尽管各国社会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不尽相同，尤其东西方国家道德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殊途同归，具有道德教育规律的共性，具备可以相互借鉴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章燕，韩国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特点及启示《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9篇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种窒螅淮痈旧纤担死嗳瞬⒉徽嬲煤挝赖陆逃?/P>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形颐亲约旱拇趁赖拢丛谄湔毙陨洗τ谝恢至钊宿限蔚木车亍W源?quot;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饩鱿乱淮说奈侍饴穑?/P>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昌，1991年4月版。

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第10篇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必然性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教育，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公民道德教育需要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道德教育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文明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为道德教育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目前道德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还存在着道德沦丧、是非混淆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发展的大局。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法律的支持下，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法律作为规范化、制度化、客观化、权威化的社会意识，对道德教育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道德教育通过法律的不断支持，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法律相配套的道德体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法律支持是公民道德教育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要求

道德规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凝聚而成的，是一种软性调节，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特征。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社会里，只有道德存在是绝对不够的，社会需要另外一些约束机制来明确道德规则的内容和范围，这些约束机制就是法律。法律以明确性、制度性和威严性弥补了道德教育的不足，它把基本的道德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将其系统化、具体化、明确化，使道德原则成为易于遵循且带有法律权威的广泛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目前，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面对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道德教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律来推进道德建设。否则，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与奖惩机制，公共服务意识无以确立，道德高尚者最终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或被同化，或归于消亡，道德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与特点

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道德则是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通过教育的手段，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及良好的道德环境，来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

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法律所包含的精神、规范、制度、环境、文化等内容，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引导、确认、限制或保障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建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与法律相配套的社会道德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直接把社会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二是法律通过奖励或惩戒等手段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三是法律的实施过程也是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道德整合的过程。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民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过程。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表扬和奖励先进，树立先进典型方面。因此，道德教育的法律支持，主要是以法律自身高度的思想内容和崇高的道义精神，以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可见，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强制性。法律把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确认下来，使之具有法的属性，成为法律上的义务，要求全体公民一律遵行，没有例外，体现了法律对支持道德建设的强制性。第二，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创新性。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则是在理论上对二者的嫁接，是优势上的互补而不仅是简单的叠加和罗列，体现了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性。第三，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先进性。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一方面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意识使得社会环境空前活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运行对个体成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时代呼唤合适的制度和理论指导。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正好是社会所需，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性。第四，法律对道德支持的目的性。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肯定合法行为，表彰、奖励先进典型，惩罚违法行为，打击犯罪活动，可以教育人民遵守法律，改恶从善，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第五，法律对道德支持的辩证统一性。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体现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必然性。道德和法律虽是不同的治理手段，却可以在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上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三、法律支持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

道德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在坚持道德教育的同时辅以法律手段，强化法律的支持作用，结合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律的硬控制。

（一）在普法过程中宣扬和表彰高尚的道德行为

加强法治重要的是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只有当道德成为公民个人的自觉追求、内在需要和自主行为时，才能实现它特有的功能。因此，要通过公民法制教育把法律规范内化为个体的守法行为习惯，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外在强制。在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上，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观念。科学的法律宣传有利于树立崇高的道德观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要加强正面宣传，表彰道德的先进典型，为广大群众树立真实、感人的模范形象；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宣传部门、新闻媒介要广泛宣传榜样的先进模范事迹，并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激励，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要利用各种形式，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并利用法制监督机制，建立起隐性的道德教育系统，为道德教育提供保障。

（二）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道德教育的规范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主导。法律只有和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普遍效力。因此，一部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中，依靠一定的强制力量来督促执行，这就使“法”与“德”交叉渗透、融为一体，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基本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做到对道德教育的有力支持。

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出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三）在执法过程中否定和惩罚严重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

良好法律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实现过程。通过法律实施来维护、促进道德风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缺德行为予以否定甚至制裁。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其次，道德的法律强制还表现为法律能为人们提供和保障行使道德权力的空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监督和批评的权力。实施道德批评和监督要靠法律对公民权力的设置和保障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有道德教育是不够的。道德的约束毕竟是一种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人性”中总是有“自利”的因子，有“好声色”的欲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必须强化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作用。国家要利用法律的约束机制，通过公正执法、惩治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来强化公民的守法意识，规范公民的守法行为。国家要通过严格执法，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只有严格执法，打击歪风树立正气，体现时代风貌的道德才能顺利发展，才能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