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范文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1

付鑫(1981-)，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教师。

摘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在婚姻家庭法课程教授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以传统式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教学方法的重视，教学效果不佳，导致学生缺乏思考能力、实务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本文以社会调查方法为例，探讨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实施过程。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学；实践性教学；社会调查2011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

作为法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婚姻家庭法学以婚姻和家庭为研究对象，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统一，注重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婚姻家庭法学与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绝不是存在于法学这门学科的真空之中。与法学其他学科不同，它具有血缘性、伦理性、道德性和复杂性等自身特点。因此，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在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本文以笔者长期从事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工作为基础，以婚姻家庭法课程教学现状为背景，以社会调查教学方法为切入点，阐释实践性教学方法对于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意义。

一、婚姻家庭法课程教学现状之分析

(一)以传统式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性教学的重视

现在的婚姻家庭法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依然采用传统式教学方法，通过灌输的方法向学生讲授概念的内涵、系统的理论和法律的规定，学生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主动思考和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教师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自身对司法实务知识的缺乏，没有向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知识和机会，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即很多毕业的学生需要经过几年的学习和适应才能胜任工作的需要。

(二)实践性教学方法单一，效果不佳

随着国家重视和学校探索，法学领域采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不断丰富，有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庭旁听、社会调查、实习等形式。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和思维的影响，在婚姻家庭法学领域采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常见的就是课堂上常用的案例教学法。而对于其他实践性教学方式，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则根本没有适用。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的很多案例不是真实的案例，而是虚构的事实，这样的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社会性，不能真正反映法律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使学生缺乏对现实婚姻和家庭的正确认识。

如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家庭和社会中的这些弱势人群，教师会在课堂上强调对这些人的特殊和重点保护，但是，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务中，他们的处境和权益保护状况如何，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性教学方法，如社会调查、实习等方式才能了解，才会有真正的感悟和体会，才会真正理解该规定的重要意义。

(三)学生缺乏思考能力、实务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教师采用传统性的、单向的教学方法，学生经常处于被动型的接受知识的学习状态，而没有作为教学过程的真正主体参与其中，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就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思考能力。教师的讲授过程可以让学生学习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建立比较完整的知识构架，但是，这种教学方法阻断学生接触司法实务知识，造成理论和实务的脱节，缺乏实务部门所需要的工作能力，这也就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的缘由。

同时，婚姻家庭法学这门课程更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改变，婚姻家庭法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从建国之初到现在，我国已经制定了1950年和1980年两部婚姻法，2001年对婚姻法尽一步修正，针对随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出台了三个司法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婚姻家庭法不是固步自封的法律，而与社会发展极具关联性。而传统性的教学方式，无法让学生真正切实感受现代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无法让学生亲身体会现实情况下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困境。

二、社会调查教学方法之重要性

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是针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情况、某一问题或某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了解、反映客观事实。同样，社会调查对于提高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具有积极效果。

(一)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在社会调查的整个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而老师仅仅负责指导和安排工作。从调查的主题选定、调查问卷设计、实际调查到调研报告的写作，学生需要以理论知识的学习为知识背景，以社会现实为对象，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调研的每一环节中，学生都会以所学的相关知识来看待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又会促使学生运用、思考所学知识。这一过程印证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真理，加深了学生对婚姻家庭法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二)培养学生的沟通和交际能力

为了解社会某一问题、某一现象的客观现实，需要调查人员深入“基层”，与相关人员接触和沟通。社会调查的方法主要包括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和调查对象大多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阶层的陌生人，而且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个人隐私较强，这就加大了调查的难度。为确保社会调查任务的完成，调查人员需要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无论是个人访谈还是问卷调查，学生都会慢慢地学习，如何与不同人沟通和交流，取得对方的信任，获取相关信息。他们会注意到面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通过恰当的一言一行来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在社会调查中学到的人际交往能力，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或缺。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从事法律方面的事务，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从事的职业，不管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法律顾问，都需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事婚姻方面的事务更是如此。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大多是家长里短，情况复杂，这就需要法律工作者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了解纠纷的真正缘由，找准症结所在，运用情、理、法来化解纠纷。

(三)加强对家庭和社会的关注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婚姻家庭是以两性结合与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家庭虽小，但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毛主席曾经说过：“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通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学生可以更真实地、亲身了解婚姻、家庭状况，加深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掌握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这些认识和感悟为更好地学习婚姻家庭法提供了现实背景，增强学生对婚姻家庭的认同感，使“婚姻家庭”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

(四)提高创新和写作能力

社会调查方法又是一种创新，有利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社会调查的每一环节，学生都需要去积极思考、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如主体选定、问卷设计，如何调查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同时，社会调查方法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撰写调查报告是锻炼和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撰写调查报告，不仅要客观地反映调查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要总结其经验和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基于社会调查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写作能力，它可以作为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理想选择。

三、婚姻家庭法课程社会调查环节之设计作为社会调查方式之一的问卷调查，其环节主要包括选定主题、问卷设计、问卷调查、问卷统计和撰写调查报告。

(一)选定主题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题，老师不应该自己确定，要充分征求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最后确定具有可调查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主题。如何选题，老师要指导和启发学生，着重调查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与冲突，这样的调查研究，对理论和现实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是社会调查主题的具体落实，是保障社会调查质量的重要环节。问卷设计要做到“前思后想”。“前思”是指设计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后想”是指问卷设计要有针对性，要有取得相关信息的选项，要有后面撰写报告所需要的内容。“前思后想”就是指问卷设计的内容要全面而不繁琐，有所指而不盲目。例如，在调查离婚诉讼过程中儿童权益的保护问题时，我们需要思考该主题涉及的内容，包括儿童和父母的基本情况、结案方式、儿童直接抚养人的确定(主要是确定依据)、抚养费的负担(负担方、支付方式、数额)以及探望权。

同时，问卷设计内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需要注意。根据调查的地域、人群，采用贴合其实际情况的语言表达方式。如调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问题，由于老年人年纪大，理解能力下降，有好多不识字，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设计问卷时，要尽量使用平常的、当地的生活用语和简短语句，这样有利于他们理解调查内容。

(三)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获取信息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其进行的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的质量。学生做好问卷调查，要做好两点：一是态度端正，一是方法恰当。学生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要认识到问卷调查的重要性，力求调查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应付差事。其次，在问卷调查时，学生要讲究方式方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方式，耐心讲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打消被调查人的顾虑，通过自己的真诚和热心，拉近距离。

(四)问卷统计

问卷统计是对问卷调查资料的整理和统计。统计要做到信息的客观和真实，因为其是后面撰写调查报告的直接信息来源。学生在进行问卷统计时，不仅仅是数据的整理，也是了解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

(五)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结束后，研究者应就整个调查活动提供一份全面的调查报告，将社会调查的过程、方法和结果，以文字、数字或图表等形式，向他人进行详细的说明。［2］撰写调查报告是对整个社会调查活动的总结。因此，学生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尽可能的反映此次调查的全部情况，包括调查基本情况(调查目的、人员、地域、数据收集情况)、情况分析(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策和建议。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婚姻家庭方面的社会调查多会涉及被访者的个人隐私，因此，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有保密意识，尊重被访者的隐私权。

课题：本文系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构建婚姻家庭法学实践性教学体系——基于保定市高校的实证分析”(编号：201301008)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社会调查 实践教学 应用型人才

一、引言

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大陆经历了迅速扩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社会学恢复较早的高等院校，以其优势的师资、教学、教材等，影响乃至指导了国内社会学专业教学实践。然而，这些研究型院校的社会学人才培养偏好理论，注重西方社会学派的引入，沉醉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搬用。其教学体系突出了研究型能力，忽略了应用型能力培养。

因此，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不仅是一项有待完成的教学任务，而且将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重要途径。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要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社会调查：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形式

社会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系统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较强的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较熟练的社会调查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依据这一目标，社会学实践教学应充分考虑社会学学科特性，确定适当的社会实践方式与实践内容，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

据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反馈及社会需求调查，社会学专业应用型技能大致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技能”、“社会现象研究技能”、“个人综合素质”等，所占比例如下：社会调查方法训练，29％；社会现象综合研究，23％；个人综合素质训练，19％；社会政策分析，14％；基础理论研究，9％。

毕业生的反馈和社会需求调查显示了对社会学专业社会调查技能的浓厚兴趣和应用前景。社会调查锻炼了学生专业的思维能力，提高了术语表达能力，加强了探知社会事实的能力，从而夯实了专业基础。社会调查锻炼了学生专业的创新能力，回应社会转型的重要命题。同时，社会调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交际和协作能力，增强职业适应能力。

现有专业实践教学包含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等形式。教学研究型院校的社会学实践教学可以将实证调查作为实践教学的基本方式，以将学生的理论与方法论经由实践加以融会贯通，使学生能够进行比较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具备一定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综合能力与科研素质。

三、现有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不足

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学学科的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目前许多教学研究型高校积极主动地整合资源，加强国内外交流、校企合作，创造实践教学条件和机会，实践教学状况将逐渐好转。但就目前教学研究型高校社会学专业的情况来看，实践教学还存在一些不足，不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因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调查实践观念朴素

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师生普遍存在朴素的实践教学观念，认为实践教学是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是通过亲自动手实践来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经验技术的课程。这种观念影响了实践教学的实际效果，没有完整理解实践教学的内涵，没有认识到通过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适应职业岗位群的应用型能力。

这种观念反应到实践教学中，体现为社会调查的学科化倾向，将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转换成了理论教学，讲授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具体操作程序。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只掌握了社会调查的方法论环节和基本形式，但难以在实践上具体操作具体问题的应用分析。

（二）实践教学机会较匮乏

根据学科性质和人才培养要求，开设社会学专业的院系通常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实习基地，重视实践教学的开展工作。此外，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也组织策划学生利用假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这些实践基地和活动对于非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能够重要的帮助。但就社会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调查，只是最低水平的社会调查活动，很难达到专业化的素养和水平。因此，社会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本科阶段社会调查实践存在机会较少，实践程度较浅，应用调查方法较弱的问题。

（三）社会调查安排程序化

实践教学课程的持续时间较长，分为教师学校内外教学和学生自寻实践两大部分。教师学校内外的实践教学主要指涉及技能训练的社会调查，按照教学大纲安排在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持续七周集中实施。

单次较长的实践教学容易滋生懈怠和厌烦情绪，直接影响学生对社会调查实践的精力投入。这段时间学生将考虑毕业去向，考研、找工作，易与实践教学发生冲突，且是学生和职业岗位使用技能而非进行培养的阶段，影响实践教学的进展和技能训练的质量。

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按照选定调查课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调查工具、实施调查工作、编录调查资料、分析调查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的程式展开。程序严谨，但社会调查实践本身缺乏灵活操作，因为时间限定，程序环节一旦出漏，极易导致无果而终。

（四）实践教学主体被教学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实践教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融合，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以教师助学为辅。在低年级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表现为社会调查的无意识或低意识。在现有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受到压制，缺乏有效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查实践学习。因此，涉及社会调查的课题选定、方案设计、工具选取、调查实施等环节，学生表现出“填鸭式”操作实践，主动性较差。

如何在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引导学生自主参与社会调查，让学生尝到实践教学的乐趣，使学生从“学会”变成“会学”，是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社会调查考核绩效低

有效的实践教学考核，能监督和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目前的社会调查实践教学考核是以学生实践单位给予的评价、学生调查实践日志、调查实践总结和教师观察为依据，尚未充分发挥考核的实践效果。

实践教学考核绩效较低主要在于：社会调查实践教学的环节模糊，缺乏标准化依据，导致实践教学考核不够充分；社会调查实践教学尚有难以操作性的飞地；社会调查实践缺乏考核学生掌握调查技能的最终成果等原因，需要进行考核创新。

转贴于

四、以创新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社会学专业的本科实践教学需在创新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针对以前实践教学的不足，创新实践教学的观念，完善实践培养模式，充分吸纳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和借鉴其他专业实践教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努力建立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激发学生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新型实践教学模式。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理顺社会调查实践观念

社会调查实践作为社会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最能体现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学环节，在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必须紧跟社会转型，着眼时代内容，不断进行创新。

实践教学首要理顺观念认识。通过各种途径，教师需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全面提高社会学专业的教育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生需充分认识到，社会调查为主的实践教学是成为拥有社会调查等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手段，是面临职业岗位必不可少的保证。

（二）增加社会调查实践机会

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突出社会调查实践。针对本科阶段社会调查机会较少，实践程度较浅，应用调查方法较弱的问题，需密切关注转型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命题，千方百计的增加社会调查实践机会。

同时，更新社会调查的技术手段。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力推动社会调查实践信息化，开展网络调查、电话访谈等调查手段，充分利用STATA、SPSS、访谈专家等软件，使社会调查的技术手段更新，多渠道开展实践教学。

（三）灵活安排社会调查实践

实践教学安排需根据理论研习和现实需要灵活分配时间。单次较长的社会调查实践可以做出原则范围内的调整，根据学生的时间安排作更合理的时间与进度规划。针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设想是，将系统社会调查实践的部分内容分散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以减少社会调查实践与学生个人发展规划的时间冲突。

社会调查实践的流程，因为部分内容的前移和更为充分的选题准备、方法选取和使用，可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调适。社会调查实践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科学合理的指导，允许失败的时间和反复中掌握应用型技能的可能，使实践教学环环相扣，既具有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真正成为有机整体。

（四）激发社会调查主体动力

社会调查实践教学，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加强教师的责任感、紧迫感，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改进教育方法。同时，社会调查实践要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让学生尝到实践教学的乐趣，积极主动参与社会调查，大胆进行各种创新。

根据专业特性，社会调查主要从社会研究方法的回顾与深化、社会问题研究、市场调查研究、选题案例研究、统计分析方法与技术、社会实践指导等方面进行教学，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有机地结合。社会调查实践可由兴趣相近的学生组成小组，选择相关主题持续的追踪调查实践。让学生自主选择研究课题、担任课题负责人、自主撰写研究方案、自主搜集资料、自主撰写研究报告，得到综合训练，在实践的过程中去培养应用型能力。

（五）改革社会调查考核形成

社会调查实践的考核形式可以进行创新。在实证研究中，各个研究环节的质量都会影响整体研究成效，因而，对成绩的考核与评审应建立于社会调查的各环节中，而且还应将考核与评审方法标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这样的成绩考核评审制度才有效和科学。

根据专业实践教学特点，社会调查实践可以尝试依照社会调查环节，从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实践的态度、纪律、能力、效果，包括学生本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调查实践教学成果四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考核，对课题负责人和课题参与人员形成不同考核内容，采取学生参与考核的方法公开、公平考核。

五、结语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效果针对性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038-03

目前,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逐渐受到学生的重视。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把社会调查方法课看成社会学专业的基本功,而且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分专业培养计划中设置了社会调查方法课。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都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列为必修课;其次,大学生创新实验性计划的常规性申报凸显了社会调查方法的重要性,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2007年以来,教务处每年都会组织部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申报、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申报成功的项目负责人、参与者在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评优等环节中占优势。所以,大学生们申报项目很积极。在所申请的项目中,社会调查类的项目占相当的比例。这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的训练。在2009年10月笔者作评委的某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答辩会现场,有一个新闻系2008级的学生答辩一结束就向笔者咨询关于她的立项设计方面的问题,以求改进;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教学占相当的比例,促使老师和学生必须掌握社会调查方法的知识。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将社会实践环节计入总学时中,按照2学分计算。该课程一共是6学分(16学时1学分),其中,课内4学分,课外实践环节2学分。实践教学内容就是安排学生利用暑假作社会调查,撰写社会调查报告。2009年春季学期,社会学系的教师应邀给所有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一个年级的两千多名学生讲授过4学时的社会调查方法基本知识课。再如,重庆大学2008级学生 2009年的寒、暑假和2010年的寒假都安排了学生的社会调查。前者是假期的学生活动,后者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作业,计3学分。社会调查的过程使学生发现了自己相关知识的储备不足,从而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

但是,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并不等于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好。如何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效果是个难题。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接受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训练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在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从2004级学生的毕业论文来看,虽然大家都按照要求作了社会调查。但根据调查结果所写的毕业论文却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在:对具体单个问题或层面的分析基本没有大的缺陷,但是从文章的整体布局来看却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前后文的分析思路不连贯,存在较明显的前后逻辑漏洞,缺乏一条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另外,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相脱离,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中传社会学专业的论文非常强调实证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分析都要求基于调查所得的经验资料。但是很多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实证资料归实证资料,理论分析归理论分析,两者缺乏紧密联系和结合。这说明,学术科研精神与方法的培养、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5级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上就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题目过大,如《关系:基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有的社会学理论色彩不浓,如《厦门市民商业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的研究》;有的存在逻辑性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在具体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也存在2004级学生出现过的调查结果和理论性的结论脱节的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这篇毕业论文,作者在内容提要中写道: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迎来了新媒体传播时代。大学生作为“网民化”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其包括择偶观在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和冲击。本研究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随机抽样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为例,从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有效影响开始,进一步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并着重从网络时代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渗透,虚拟文化带来的冲击,公众人物对大学生的示范作用以及网络传播的消极信息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择偶观的直接影响。

这个内容提要概括了全文的轮廓,但致命的问题也在于此。因为,大学生择偶观决不是仅仅受新媒体所影响的,很多其他因素(如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家庭、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价值追求等)会比新媒体影响大得多。而且,枪弹论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被传播学界彻底抛弃了。如果还直接地把新媒体的影响和大学生择偶观联系起来,无疑会闹出简单化、幼稚的笑话。这说明,上社会调查方法课和实际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知识在某些学生那里是两张皮,是脱节的。这就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关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探讨。在这个探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考虑角度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

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等课程的教学经历和体会,并结合指导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实践、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调查的经验,探讨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问题。通过具体探究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和途径,本文试图推进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并以此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现实意义略作建树。

一、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

加强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1.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非常必要的。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力、导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对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兴趣。现在的学生崇尚效益思维,如果他们所学的对他们将来的就业、深造没有帮助,那么他们对这些学科是不感兴趣的。这也是基础类学科不受学生青睐的根本症结所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中,注意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讲授和引导,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是非常必要的。空洞地讲理论、技巧,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期待,这样的教学,其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3.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中,很多都设置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社区概论)。实践教学计划的落实也是很多专业必须的条件。中传的实践教学计划总学分为30学分,除军训、毕业论文等必须完成的学分外,需要系里老师安排的学分还有近20学分。这就要求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以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

4.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大学生必须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没有创新能力是不能实现的。而社会调查方法课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是最基本的条件。以下是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某学生2009年12月31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了创新能力培养的必要。

冯老师:

您好!感谢老师一个学期以来给我们上“文化人类学”这门课!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交流,大家觉得这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感觉到自己相比以前有了很多收获。我想这其中跟老师您有很大的关系,这门课不仅仅是让我们学到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还引导了我们如何用严谨的态度去写论文,看问题,做研究……

黄 晶

5.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学生一般都很善谈,但他们的言谈往往基于自己的直观思考,缺乏严谨的逻辑性,更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调查方法课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能力有很大作用。

二、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途径

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针对学生在选题和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这两条途径对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是必须的。

1.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

老师了解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或相关内容的讲授,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基本途径之一。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的李舒沁同学2009年12月31日曾给笔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寒假社会调查选题的问题,笔者有针对性地作了答复。这样的互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必要的。以下是我们电子邮件交流的内容:

李舒沁:寒假里我想做一个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社会调查。我们市那儿有个南通市民族中学。那边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来在这个学校里上初中、高中,据说当地大学的学生常年去那儿爱心教学,藏中也会安排同学寄住在当地人家中。您上课讲过关于民族融合的问题,我就想做一个这个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是具体的切入点还是不太明白。老师您觉得这个选题可以吗?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能给我出出主意吗?非常感谢老师。

笔者的回复:民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很有研究价值。你说的调查,我想题目就定为《内地民族中学教育与藏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可以调查藏族学生怎样接受教育、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教育、效果如何。在作总体描述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感是否弱化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民族融合范围太大了,先从这个角度做好,以后有机会再做其他的。

就社会学专业学生而言,从大一开始,老师就引导他们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研究,带着这个问题一以贯之地上社会调查方法类的课程,直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把对该主题的思考形成研究结论、见诸系统、科学、规范的科研成果,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社会调查方法课针对性的模式。中传2005级社会学专业学生罗文宏在一次征求专业建设意见时曾经说过:他们以前在上方法类的课程时,由于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学,以为能过关就行。但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当初没好好上课,现在就没有驾御论文调查阶段的能力了,悔之晚矣。

2.针对学生在选题和研究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

以下是学生在社会调查知识运用方面的常见问题分类:

(1)选题中的问题

选题不当是社会调查、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以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秋季学期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请为例,有不少项目的选题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通过比较香港与北京电视台的饮食栏目研究两地的观念差异》(所用概念过宽、过大)、《影像调查当代中国中西部乡村教育现状――以山西省榆社县为例》(混淆个案研究和总体的关系)、《版权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之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题目太烦琐,不精练、表达不准确)、《中国直销从业人员生存现状调查》(用词不当)、《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社会学研究――以中西四大快餐品牌为例》(题目过大)。

(2)研究设计中的问题

例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假设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学没有弄明白,以为所有的调查都应该追求假设和假设的验证。实际上,定性研究不应该以追求假设验证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全面地理解调查对象。“深度访谈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释惑,也不在于验证假设,抑或是通常所说的‘评价’。深度访谈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成的意义。”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的晏昭同学于2009年11月交的文化人类学课堂论文题目是《“在京新疆青年”文化融合过程调查与分析》,文章非常认真地呈现了她的深度访谈调查过程和结果分析。但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过分追求提出假设和假设的验证,这种研究设计使她的调查和调查的结论误入歧途,没有挖掘出定性研究的更深刻的意义。以下是晏昭同学这篇论文的摘要和提出的假设:

本文全程展示了一项针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文化融合过程的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视角来实施。研究发现,被调查者“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融入北京文化的过程中后,会自发寻求一个同是“在京新疆人”的群体,以群体为壁垒抵抗文化冲击。同时,调查结果表明,“在京新疆青年”这个群体(文化区),还因为民族的不同分为许多小群体(小文化区)。在这些小群体中,文化之间差异很大的群体更难实现文化融合和“同化”。另外,当时环境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情绪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的假设

假设一:新疆青年来到北京会遭遇到文化震惊和文化冲击,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同化”现象出现。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不同程度的感到孤独和无助。

假设二:“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后,可能会主动寻求一个同样是“在京新疆青年”的群体,以群体作为壁垒抵抗所受的文化冲击,他们还从这个群体寻求情感和安慰。

假设三:最后,他们决定长期在北京生活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是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还是接受北京的文化改变自己。此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会对他们的选择造成怎样的影响?

晏昭同学作研究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她不清楚这个趋势:实际上,“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的运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绝。”“定性研究者致力于一种主位的、具体的、基于个案的立场,这一立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上。”

(3)实施调查中的问题

在实施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过程中很好的针对性素材。例如,2009年4月底,笔者带学生到陇南调查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问题。有位同学非常“机灵”地在笔者和一位公交车乘客聊天的时候,跑到乘客后面,悄悄地拿起了录音笔录音。过后我对她说,如果要录音,应该征求被访谈者的同意。她说:“另一个老师说了,千万别告诉人家,如果告诉了人家,他就该拒绝接受访谈了。”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调查中体现的伦理原则问题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绝不强迫任何人参与研究,且不给参与者带来任何伤害”的基本伦理原则。知情同意应该是多数访谈调查的伦理要求。“研究者要让受试者了解他们将要去参与的是什么形式的活动,活动的性质是什么,研究的程序有哪些,研究的风险有多大,是否有什么收益或可能受到什么伤害等。”

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关于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针对性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的探究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尚需要进一步的、持续的、长久的关注与探究,才能取得更深入、更上乘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2～13(第1卷)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392

参考文献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4 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专业2004级、2005级部分学生毕业论文

5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创意专业2007级部分学生文化人类学课社会调查报告

6 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部级大学生创新实验性项目部分立项申请书

7 中国传媒大学2009版本科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4

一、社区矫正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涵义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矫正制度，矫正对象是在社区执行刑罚的罪犯，本质上属于刑罚执行活动。目前，社区矫正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刑事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在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均实行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探索推行始于2003年，至2011年施行《刑法修正案（八）》，2013年开始实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本确立了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是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不脱离社会，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备受社会的重视与大众的认可，其进步性和人性化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刑罚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在本质上是社区矫正的一项前置程序，是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合理地限制非监禁刑罚滥用的双重作用下的产物。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鉴于目前社区矫正对象大多是被法院判处缓刑的罪犯，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狱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开展调查评估的较少。通常情况下，审前社会调查就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和假释案件后，委托司法行政机关根据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表现，拟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在开庭审理前，赴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社区矫正机关对他们的个人情况、一贯表现和社会背景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考量和评估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提出是否对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适用非监禁的建议和意见，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活动。

二、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必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推进，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服刑，因此，由社区矫正日常事务的具体承担者――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开展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可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塑造社区矫正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法制性，为实现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发挥重要作用。

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前移，也实现了社区矫正与审判工作的无缝对接，提高了工作效率，扫除了工作盲区。在未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工作时，司法行政机关对适用社区矫正的人员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有在接收之后才开始逐步了解，不利于及时全面系统地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而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这项工作以后，司法行政机关对接收的社区矫正人员基本情况已了然于胸，便于迅速开展工作，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对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审前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对调查对象的各种相关信息，例如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个性特点、犯罪前表现、悔罪表现、罪犯所处的社会环境、社区群众对罪犯的接受程度、监管条件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有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调查对象，为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常的社区矫正工作和对调查对象判决后的日常监管、帮困扶助等方面做好必要准备。在全面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提高帮教质量，使社区矫正人员早日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提高了适用社区矫正的可操作性，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重新融入社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而我国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更新较慢，在流动人口犯罪时，司法行政机关较难获得他们的基本信息，若要对他们准确地适用社区矫正，通过审前社会调查来获得他们相关的背景信息作为一条前置途径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审前社会调查，司法行政机关既可以了解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的犯罪情况，又可以掌握他们在犯罪前的表现、个性特点、家庭状况、邻里关系、社区环境等等，从而判定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以及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条件，为法院在判决或裁定时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使社区矫正适用做到有的放矢，减少社区矫正适用的盲目性，真正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把那些不适宜监禁、不需要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其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重新融入社会。

体现公正公平的法治精神，为审判机关作出判决或裁定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审前社会调查委托给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可以更全面、快速、有效地了解被告人的实际情况，使法官摆脱繁重的社会调查工作，能够更好地致力于案件的审查和分析，并且使得审判机关在判决或裁定时避免在案件审理前就出现先入为主的看法，当好一名更加透明、客观、公正的“裁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避免司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的精神，提高司法机关工作效率，推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

三、余姚市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执行现状

余姚市作为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城市，自2007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虽然已在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实施执行。

我国法律没有相关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程序要求。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纳入其中，在诉讼要求上没有将管制、缓刑这类非监禁刑罚与监禁刑罚区别开来，缺少一个前置的调查程序。《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未就审前社会调查如何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审前调查不仅存在于法无据的缺陷，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问题。这也在余姚市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有一定体现，比如各地法院寄送的委托函的格式、内容五花八门，有的监狱在寄送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时，只简单附上一张仅含出生年月、地址的基本情况表，而没有与案情相关的刑事判决书，缺项、漏项情况时有发生，以致司法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无法知晓具体案情，以及在案件中是否存在被害人或者民事赔偿等具体情况，使得调查的结果不客观、不全面、缺乏针对性。这与该制度规范化、合法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相距甚远。

审前调查人员队伍状况难以适应任务需要。目前，社区矫正日常管理事务基本依赖于公务员序列（或事业编制）的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但是从现实来看，余姚市大部分乡镇（街道）基层司法所存在工作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还承担着禁毒工作、接待、人民调解、基层维稳等工作，甚至还要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其他中心工作。从人员结构看，按照社区矫正队伍“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虽然余姚市已累计招录了司法助理员41名，但矫正工作者整体队伍还未储备足够的法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因司法所地位不高等原因，其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大，已有10名司法助理员通过调动、遴选等方式离开该工作岗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复杂、繁琐，面对大量的审前调查委托函，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项工作，极个别乡镇（街道）司法所出现了审前社会调查时间紧，调查结果较粗糙，调查流于形式，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审前社会调查时间不足、调查结果赶不上判决结果，甚至存在委托函中要求审前社会调查表寄回的时间临近甚至是早于收到委托函的时间。由于刑事案件有严格的审限限制，普通程序一般为一个月半，简易程序为20天，这样的话可能出现审前调查还正在进行中而判决已经下发的情况。余姚市在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已数次出现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和该调查对象的判决结果同时到达，或者在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完成前收到该调查对象的判决结果，甚至还出现判决结果先于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到达该市，调查结果不仅失去意义，还大大打击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日常开展。

四、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对策建议

健全完善立法保障。目前，《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出了社区矫正的概念，对拟适用缓刑、管制等人员要求考虑其对社区是否有重大影响。但是对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程序和具体操作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审前社会调查，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导致出现了在接收省外法院、监狱的委托调查函时，程序纷繁复杂，内容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法律支撑，审前调查在试行过程中缺乏了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今后可以通过出台一部专门《社区矫正法》，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纳入法律规定，使其更具有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建立一支与审前调查工作相适应的队伍。鉴于司法所面临人员少、力量不足但同时又承担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的现状。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充实司法所的人员力量，在落实乡镇街道现有编制人员的基础上，对一些社区矫正人员较多的乡镇街道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一些法学专业的社区矫正专职协理员，扩充社区矫正队伍。村（社区）基层组织和公安派出所也有义务配合参与审前社会调查工作，这样也能集合多方面的力量全方位的做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另一方面，由于审前社会调查与法院庭审紧密相联，法律专业性强，审前社会调查表是为法院庭审提供参考的，质量要求高，审前调查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这样审前调查目的才可能达成。因此，要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制定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启动程序。提前审前社会调查启动所处阶段，防止审限冲突产生。笔者认为，这项工作应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启动，即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刑事案件时，根据案件事实、情节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若判断被告人有可能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罚，可以在提起公诉之前，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司法行政机关在提起公诉前完成审前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意见后提交公诉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根据审前调查结果，向审判机关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量刑建议，连同书、案卷材料一并提交，作为量刑参考依据。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5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 全程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①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如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之中。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经过多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社会调查制度渐趋程序化、规范化。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社会调查的启动阶段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进行的。这也将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遇，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第二，目前的调查报告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项内容，范围不够广泛、项目不够全面、内容不够深入，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第三，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结论由检察机关或由青少年事务社工一方作出，而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范，现有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方式以及调查报告是否具有品格证据规格都没有规定。此种操作模式无法使法庭“兼听则明”地决定对这些背景材料的采信与取舍，也疏于制衡，难以实现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全程运用的可行性考量

由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进行，即在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都具有终结诉讼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有必要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启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有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逮捕必要、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等。从犯罪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直接反映了其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智力结构、身心状况、家庭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其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因，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从犯罪客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其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未成年人的自控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以及平时一贯表现来考察判断其自控能力。此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往往也是司法机关判断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记录也是司法机关掌握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

其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理的最佳方式；二是探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教育矫正方案。由此可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用来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就是出于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定价值诉求，因此，将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就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引入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工作中，并从中了解其犯罪成因，以期实现个别化处遇。

再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贯彻刑事诉讼“全面调查”原则的充分体现。“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应查明案件事实本身之外，还应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结果选择适用最佳的处理方法。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特殊的诉讼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贯原则，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犯罪特点考虑的，目的就是为有效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人。

综上，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即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适用，有利于确定对涉嫌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应当立案；在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适用，有助于确定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助于判断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起诉或者不起诉；在审判阶段适用，则可以据此判断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更加有利于其回归社会。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构建设想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有助于司法机关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鉴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现状，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第一，应当明确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前移至案件的侦查阶段。如前所述，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提请批准逮捕或起诉之前，委托专门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慎重决定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具有先天优势。

第二，应进一步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负责。因此，为避免多头主体参与调查的现象发生，建议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工作。此外，由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一项专门性工作，需要制作主体除了具备刑事法律专门知识外，还要求调查人员懂得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及教育学等专门知识，因此，建议在调查人员的选拔任用上采用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确保调查结果的专业性、合法性和真实性。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思想状况 价值观

一、调查目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要指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人士[1]。2010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显示，非公有制经济占广州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5%。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社会阶层不仅呈现出多样性、广泛性、发展性、主动性的特点，逐渐成长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成为决定中国多元阶层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了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特点，有利于引导新社会阶层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贡献。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以珠三角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抽样对象，随机方便取样，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68份，有效回收率为68%。其中男性40名（58.8%），女性26名（38.2%）。调查对象的工作单位性质来自民营企业的调查对象为17.6%，外资企业的调查对象为3%，合资企业的调查对象为13.4%，私营企业主的调查对象为16.4%，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审技师、公证和仲裁员、信息咨询员及各种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工作人员）的调查对象为6%，自由职业人员（如作家、翻译等）的调查对象为1.5%，事业单位的非编制调查对象为38.8%，无职业人士的调查对象为3%。

（二）调查内容。

调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自我价值观、社会道德观、社会公益服务价值观等思想和价值观状况，客观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特征，并据此分析有效的价值观引领策略。

（三）调查工具。

使用结合文献分析[3][4]编制的《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和价值观状况调查问卷》进行方便取样的抽样调查。《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673；《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解释总方差为0.775。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人生价值观状况。

1.人生价值物质性倾向鲜明

对“您觉得一个人活着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什么”的回答，仅仅有16.2%的被调查者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为人民服务”，58.2%的被调查者认为一个人活着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满足个人生存需要，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这与56.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形成鲜明的落差。调查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人生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努力“发展自己事业有所成就”（39.1%），愿意“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56.1%），另一方面又认同“人生如梦，尽情享受”（54.6%）。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观的落差显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开拓进取的同时，自我意识普遍增强，但是对于理想主义的、纯精神性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兴趣大大减少，世俗的、功利的、物质性的倾向越来越鲜明，更关注与他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目标，如是否对目前的工作单位感到满意（63.6%感到满意），对目前工作单位认同的主要原因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与才能”（53%）。

2.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您放在第一位的是什么”的回答，67.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的人生责任是“家庭的幸福”，其次是“祖国的振兴”（19.4%）和“个人事业的发展”（13.4%）；当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超过67.6%的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市场经济仍要讲集体国家的利益，在必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也有7.4%的少数被调查者不赞同“牺牲个人利益”。实地调查中发现，部分被调查的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放弃个人利益的，希望在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中找到平衡，在被追问“如果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必须选择其一”时，多数被调查对象都表示“无国无家，无家无人”，表现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人际利益环境中，有17.9%的被调查者认同“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但是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64.2%）表示“不同意”这种人际利益冲突解决模式，表现出主动适应社会竞争的精神素质。调查表明，绝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能够明晰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能够明事理，注重功利与道义的结合，认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群体的人生价值观既有以经济为基础的功利实用倾向，同时也显示出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意识，重视人生价值主体的自我化。

（二）社会道德观状况。

1.社会公共秩序意识与行为存在较大的背离感

虽然92.7%的被调查者非常赞同“公民应遵守社会公德”，94.2%的被调查者对“在公共场所乱扔果皮纸屑的行为的接受程度”为不能接受，但是，当“明知道有些东西来路不正”时，仅有14.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举报”；绝大多数（71.9%）表示“不会买但不管”，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个人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社会公德意识与社会公德行为之间的背离现象。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这种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背离与矛盾，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具有应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的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上的市场经济行为中却往往出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行为。例如，90%的被调查者认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劳动、守信用”，重视“公平竞争意识强”；但是74.1%的被调查者对“即使是额度很小的行贿或作弊是不好的，您的想法是什么”的问题，选择了“看情况，实在解决不了问题时可以通融做一点”，显示出社会公共秩序底线的缺失。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67.1%的被调查者“如果有需要自己会选择‘行贿’或有机会自己会‘接受贿赂’”。

当然，这个人群仍然存在不少的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斗士，46.9%的被调查者表示“即使是额度很小的行贿或作弊是不好的”非常正确，“自己就不行贿或作弊”，32.8%的被调查者表示“即使有机会行贿或接受贿赂”，自己也不会去行贿或接受贿赂。

2.社会人际交往具有较高的品质

超过95%的被调查者认同“在人际交往中要诚实”是非常必要和应该的，“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关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别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自己可能会怎么处理，28.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原谅别人”，51.6%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不当回事.不再交往”，4.7%表示“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3.1%“马上抱复”，也有12.5%的被调查对象会有挫败感“愤愤不平，不再来往，也不再帮助别人”。调查表明，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人际交往都处于良好、健康的状态。此外，对于市场经济繁荣下容易滋生对传统婚姻观的反叛，在“对‘婚外恋’的接受程度”上，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表示出理解的态度，也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情境中，人们对相互之间人际关系的重新理解与认识。

（三）政治参与意识状况。

1.关心国家与社会稳定

在“您最关心的国内重大社会问题”的调查中，“国家稳定与社会治安稳定”排在了第一位（62.5%），其次是“经济持续发展”（12.5%）与“社会保障问题”（10.9%）。62.5%的被调查者对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满意，实地调查中发现，多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为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才造就了新社会阶层迅速生存与发展的土壤，特别是近些年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稳步推进，不断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带来经济腾飞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抛弃传统、稳定的生活环境，加入到市场经济、创业浪潮中来。

调查显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情感丰富，关心国家的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经济的持续发展，关注社会保障问题，关注教育、医疗改革，关注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关注民生具体问题的倾向明显增强。

2.愿意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48.4的被调查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加强民主建设，23.4%的被调查者关注选举制度的改革，28.1%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执政要增加透明度”；62.5%的被调查者对“目前党风廉政建设”感到满意，34.4%的被调查者对“目前党风廉政建设”感到不满意。实地调查中发现，多数被调查者对目前党风廉政感到不满意，但是对目前党风廉政建设感到理解和满意，看到了党风廉政建设带来的新气象，对共产党领导中国，建设好国家充满信心，75%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问卷和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随着中国新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公共意识也不断成熟起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必然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中来，对社会评价、政治参与等方面都发展出新的需求，希望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治表达渠道。

（四）社会公益服务观状况

调查显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公益服务意识非常强烈。“您对私营企业主的慈善捐款的看法是什么”的调查显示，64.6的被调查者都表示“也想将来成为其中的一员”；实地调查也显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纷纷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公益服务意识。84.9%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如果有需要愿意成为一名“志愿者”为他人、为社会服务。而参加公益服务的动机有为他人服务的机会（29.4%）、锻炼自己的能力（28.8%）、广交朋友的机会（28.8%）等，很少有诸如“赚钱的机会”（3.0%）等消极的动机。98.5%的被调查者表示“有过为他人服务的经历”，实地调查显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慈善捐款、为他人提供经济帮助和力所能及的帮助等方面非常的踊跃。

93.9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非常愿意为他人服务”，从整个群体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显示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发展趋向，也展示了报效社会的公益服务意识和公益服务行动，在承担社会责任，例如进行慈善公益事业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均有不俗的表现，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都积极响应政府或各级组织的号召，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并到贫困地区投资、助学、办医院等，累积慈善捐款以数亿计。一些专业技能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律师、会计师等也以无偿地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帮助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展现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语

从非经济人士的思想状况来看，可以下几个方面对其价值观进行引领，共建和谐社会：第一，尊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人生价值观的两重性和多元性，激发自我价值的实现。第二，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优势，鼓励优秀人士积极成为服务社会的“领头羊”。第三，拓展政治参与渠道，培育和锻炼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实践能力。第四，深化社会公益服务实践活动，增强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责任服务意识。第五， 提高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的甄别能力，正确选择价值观取向。

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2010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州市统计局信息网.

[3]孙怀安.新社会阶层的思想现状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武汉理工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7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篇8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五）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