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意义范文

历史文化意义篇1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历史意义

前言：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领域的问题和历史作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专门针对于丝绸之路文化领域的探讨文献却不多，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背景和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意义进行逐一分析，不断对传统丝绸之路中的形成早期文明M行探索，以期能从中找出一条促进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笔者作为一名高中生，对我国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从初中到高中，历史教材不仅对我国传统丝绸之路有详细的概述，也对其中的历史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整理。具体如下：

文化的组建过程主要是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不断渗透形成的，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其中物质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当中，精神文化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慢慢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往精神层面的文化较制度、物质文化的传播速度慢一些。

早期丝绸之路的交流主要对文化与制度方面的交流较少，主要以物质之间的交换为主。然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又带动着各领域的技术经验相互传播，其中西欧国家的丝绸、冶金和水利灌溉等级数多数有我国的“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国外的玻璃制作和糖果制造技术亦是通过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不断在中国得到发展[1]。随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不断升温，国外的宗教文化迫切希望能够通过丝绸之路来讲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更为广阔的传播，中国由此开始引进以宗教为主的各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宗教领域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和天主教等。与此同时，我国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亦得到不断的传播，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各种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时期精神层面的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逐渐加强，制度文化以被动的形式在各国之间不断进行相互渗透，制度制度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友好的交流方式，通常以战争的形式不断渗透，在战争结束以后，往往战败一方民族便会被强行渗透制度文化，以此来保证制度文化的传播效率。

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课堂教材中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资料进行整体，对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做了如下总结：

（一）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丝绸之路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我国传统古典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传播，并将印度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吸取。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便在我国有了初步的发展，在这一关键发展时期，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古典舞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将融合中的禅宗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完美结合，进行形成了具备佛教文化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对我国后现代的精神文明交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

（二）促进了中国技术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使得我国“四大发明”走上了全世界，成为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的基础。纵观现代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现状，多领域受到中国“四大发明”的影响，因此，亦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通过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将技术向世界进行推广的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括陶瓷、茶叶、冶金、纺织和铜镜等。这些中国的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引入外国文明，为中国文化加入新鲜的血液

丝绸之路的开放让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引进了外国文化思想和技术经验，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经济印象，其中技术方面，有玻璃制品、西方医学和天文等。饰品类有象牙、犀牛角和琥珀等名贵物件，后期这些名贵的饰品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进行有效的结合，例如中国的折扇文化，扇骨和扇钉等均用西方的象牙来进行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添加了更多的西方艺术魅力[3]。此外，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我国还积极引进了外来的食材，如马铃薯、草莓和芝麻等，这些外来食品的引入不仅让我国传统的经济农产品更加呈现多样化，同时也对中国的美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密切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后现代全球一体化的雏形思想，即打破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先驱路径，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更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参考文献】

[1]王天军，王珏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下的体育文化交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4（06）：641-644.

[2]赵旭国，杨发鹏.略论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兴盛中的民族文化交流[J].大理学院学报，2015（11）：14-18.

历史文化意义篇2

    以老子为例,胡适考证完老子其人其书之后,开始论述老子哲学的产生历程,然后重点论述了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道。进而,胡适论述了老子的名学思想、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这些都是老子之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应用。这样,胡适就给我们展现出来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不止一派哲学,就整部书来讲,胡适并非简单地排比各家的思想主张,而是揭示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各家学说的价值所在,从而完成中国哲学史明变﹑求因和评判的任务。胡适以知识论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得出许多卓有意义的结论。然亦存在不足。金岳霖说:“胡适是用一种西方哲学的主张而不是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因而难免牵强附会,把同情一种学说变成赞成一种主义。”[6](P618)这也是胡适的哲学史一直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太过重视方法逻辑,而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之后,另一位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且卓有成就的是冯友兰。冯氏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我三十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写那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7](P182)这个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完成,在当时影响巨大。冯友兰哲学史的写作思路亦是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他在绪论中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P246)在哲学方法上,冯友兰也明显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6](P247-248)可见,冯友兰是把科学方法逻辑方法看做是各种学说的普遍方法,同样适用于哲学,“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但是他并不像胡适一样,将逻辑方法当做一种主义来信奉,而仅仅是方法或者形式。内容上,冯友兰依然注重中国哲学传统宇宙论和人生观上的特色。比起胡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显然在这些方面已大有改进,这也是它广泛受到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胡适和冯友兰开创的以西解中的哲学史研究理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哲学史研究都不能摆脱他们所确定的基础框架和根本指向。

    在近代中国,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一种倾向,即中国应该彻底放弃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而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8](P45)对此,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切感情和强烈民族自信心的学者,通过中国哲学史或是学术史的研究,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固有资源,并试图采借西方文化以构建一种新的文化。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乃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以贯之的问题。任何一部哲学史都表达了着者的哲学思想,哲学史是哲学思想的展开。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影响梁启超价值取向和贯穿其学术史研究的是一种文化哲学,即是通过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同时借助西方哲学采择补正,以实现中西哲学的融合的文化哲学。从而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9](P5)他希望中国更多的学者能够移换脑质,改变精神,并将中国学术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近代西方思想学说的导入。梁启超所谓的引进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并非全盘照收,而是“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他说:“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4](P105)哲学史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哲学有没有哲学,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这些学者均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解答。一般来说,人们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有哲学,只是与西方哲学相较具有不同的哲学形态。其实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中国哲学“史”的形式来论证中国哲学的存在。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即明确申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他指出世界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大支:“东支可分中国、印度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随后经过历史上长期的互相交流演变发展,到了今日,只有中国近世的哲学和欧洲的近世哲学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世界哲学的将来,就由这两大哲学系统的发展变化而定。”[5](P165-166)胡适的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存在形态具有民族性,他说:“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6](P254)冯氏还区分了形式的系统和实质上的系统。他认为中国哲学有“实质上的系统”而无“形式上的系统”。哲学史的任务就在于以西方哲学的形式来找出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这即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深为日后的学者所认可与推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宗旨就是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进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中,冯友兰也是被作为新儒家的一员列入研究的范围之内,依据主要是他在抗战期间写的“贞元六书”。冯友兰通过这六部书接着宋明理学讲,建构了一个“新理学”的思想体系。其实,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开始,冯友兰已经充分展现了其儒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历史,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其开端。与胡适以老子为开端不同,冯友兰乃是从孔子讲起,其依据即在于孔子哲学思想的系统性。然而胡适在许多年后谈及这个问题: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冯友兰对于儒家的推崇,从他对中国哲学史分期中可见一斑。他突出了哲学的原创性特点,认为先秦可为一期,称“子学时代”;而两汉以后,思想停滞,两千年少有变改,为一超长时期,称“经学时代”。这两个时期其实就是儒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时期:首先是春秋战国,儒学作为诸子学说之一而存在,由孔子创立,经过孟、荀及其他儒家学者的发展而繁盛。其次是汉以后到清朝灭亡时延续了两千年间的王朝体制中的儒教时代。可以说,冯友兰其实是在以儒学发展的阶段来划分中国哲学史。在近代中国,除了上述几部哲学史之外,还有张岱年所着《中国哲学大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着作,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10](P17)然而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胡适和冯友兰,他们奠定和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框架和根本指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虽然强调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存在样态,但以西解中的哲学理路并不能完全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质。这正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需要引以为戒的。从梁启超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到胡、冯自觉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自发到自觉,从初创到确立,不断发展。然而在近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追求,更是一种民族尊严的问题,关涉到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他们在以西方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尤其关注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以哲学“史”的形式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观念和文化关怀。这正是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亦是其时代特征。

历史文化意义篇3

******历史文化保护区经过保护性修复，已成为“老**的缩影，吴文化的窗口”。今年“119”消防宣传日，**市隆重举行“**古街消防文化展示开街”仪式，掀起了消防公益宣传系列活动的高潮。****古街消防文化展示从方案设计到建成开街，历时半年，先后2次召开专家论证会，10次修改设计方案，在不影响**历史街区风貌的前提，遵循教育性和可读性、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深入挖掘历史底蕴，有机整合现有资源，建设成为**古街消防文化展示一条街，使之成为消防宣传的窗口，消防展示的载体，消防服务的阵地，为历史街区的消防保护作出新的探索，为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一、**历史街区消防文化展示街势在必行

（一）**历史街区地位的重要性。**街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公元825年所筑，至今已有1184年历史，为清代画家徐扬《姑苏繁华图》浓墨重彩之地，为曹雪芹《红楼梦》开卷第一回隐指之地，为桥文化、水文化、吴文化、民俗文化浓缩之地，为**公馆、会所集中之地，为明代民歌《大九连环》咏为与杭州西湖齐名的“天堂之地”。**历史街区有国家、省、市级文保单位11处，市级控保建筑16处，古牌坊9处，其他古迹40余处，是不可多得、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二）**历史街区消防安全现状的紧迫性。**历史街区全长3600米，控制性保护面积136.75公顷，呈一街一河格局。由于**历史街区大多为砖木结构的民居，居民生活用电、用火，加之道路狭窄，通行不便，存在极大的消防隐患。同时由于临水而居，容易产生麻痹思想。一旦发生火情，消防车辆难以进入，临水而解不了消防之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后果不堪设想。

（三）**历史街区现实的可行性。**历史街区不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极具消防文化底蕴，至今仍留存有多处历史遗存。如位于通贵桥北堍的安泰救火会，位于虎丘风景区二山门停车场的“义士园”，还有位于虎丘中心小学南侧的“永安龙社”等。同样是不可多得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保护性修复中又添置了消防艇、电瓶消防车、手抬泵，建立了义务消防队，成功地扑灭了30多次初起火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苏府办[20xx]76号文件在总结**历史街区消防经验的基础上又下发了《关于转发**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性修复整治消防管理办法的通知》，都为建设**古街消防文化展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历史街区消防文化展示形式多样

根据**历史街区的特点和现有消防资源的布局，兼顾消防宣传受众的特点和消防宣传的需要，通过“沿街布点”、“临河连线”、“重点成块” 的方法来展示**古街消防文化。

（一）沿街布点：以历史遗存的消防宣传教育基地、部分控保（文保）建筑、社区居委会、学校为节点，集中进行消防教育，集中展示消防工作成果。

1、安泰救火会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永安龙社是清光绪年间，距今有140多年。

2、义士园（民国时期义务消防队员烈士陵园）。

3、**义务消防队，由10位**管理办协管员兼任义务消防员组成，配备1辆电瓶消防车、1艘消防艇。

4、渡僧桥入口处增设“**古街救火（消防）文化展示”导入石碑。

5、控保（文保）建筑若干，如冈州会馆、桐桥遗址、贝家祠堂、普福禅寺，通过简易喷淋系统、电线穿管、消防器材等进行古建筑保护的消防宣传。宣传传统的封火墙（马头墙、女儿墙）、防火门（砖木门）遇到火灾时起到阻燃的作用。

6、社区居委会，如**社区居委会，桐星社区居委会等，设置面向市民群众的消防宣传栏。

7、学校，如虎丘中心小学、**幼儿师范学校等，设消防宣传栏，下一步在小学校建立少年消防训练教育基地。

8、消防雕塑：以古代打更人物为主要造型创作，传统打梗不仅是报时，而又有提示市民防火防盗。

（二）临河连线：以**河、**街为主要轴线，设置消防宣传教育设施。

1、沿**河一线：原有的冈州会馆码头、宝安会馆码头、东齐会馆码头等实际上也兼具消防码头功能；保护性修复中，新增的雕花楼河埠头、星桥河埠头等既为体现河、街通透特色，也兼具消防码头功能。在这些消防码头、会馆码头选择天然石块，刻上“**消防”统一识别标识，起到提示、教育的目的。**河沿线除消防码头外，又以水上消防艇的展示使之连成一线。在控保、文保建筑内（没有消防水池的）安放消防水缸。

2、沿**街一线：现从**桥到新民桥沿街均设置临时过街空挂消防宣传标语，又以电瓶消防车将其连成一线。

（三）重点成块：在**街上选择若干市民、游客相对集中的地块，如白居易纪念苑周边、普济桥附近地区、虎丘正山门停车场等地，在绿地、花圃中设置与之融 为一体的通俗化、人性化的消防宣传口号，供市民、游客休闲、游览时阅读，起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历史街区消防文化展示初显成效

（一）媒体争相报道。**历史街区消防文化展示街从设计到多次的开会论证，到最后正式启动开街，受到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11月9日当天，**市电视台、《**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消防文化一条街”开街仪式进行了报道，以媒体的形式加快了古街消防文化宣传的步伐。

（二）参观交流众多。**历史街区的消防文化底蕴也同样深深地吸引了各地群众以及兄弟支队，11月9日开街后，部分兄弟支队和社会各界纷纷来到古街，实地参观了**消防文化展示，感受古街保护与消防文化宣传的和谐。

（三）教育对象广泛。由于**文化一条街兼备了历史街区和消防文化展示两种特性，使得**本地及各地前来参观旅游的群众能够在参观古建筑的同时，感受**消防的独特魅力。同时，来此参观学习的人员众多，包括学生、市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有效拓宽了消防宣传范围。

四、**历史街区消防文化建设具体做法

****历史街区消防文化创建工作得到了**市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早在20xx年，**市政府就已批准了由规划局、公安局制定的《**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修复消防管理办法》，决定将消防工作与古城保护性修复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管理，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古建筑的消防工作，既达到保护古建筑的目的，又大大地改善了古建筑的消防安全环境。为使**历史街区文化一条街能够真正达到历史文化教育和消防文化教育齐头并进的效果，消防部门着重在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宣传入手，营造消防文化氛围。以**历史街区浓郁的消防历史文化古韵扩大消防宣传教育力度，建立消防宣传长效机制。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火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古街区工作和生活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古街区的消防宣传栏、消防历史文物和古建筑、印发消防安全手册、悬挂消防安全横幅等形式广泛宣传消防知识，切实提高前来参观人员和古街区居民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二）从技防入手，提高古街区建筑防火安全性能。针对大多街区大多古建筑无防火间距，而又不可能拆除建筑辟出防火间距的实际，采取用市政管网在古建筑内安装简易喷淋系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古街区建筑的抗火能力。目前，****保护区内的松鹤楼等古建筑已安装了简易喷淋系统。同时还在古建筑内存放和陈列忌水文物的地方安装二氧化碳等气体灭火系统；对砖木结构和木结构的古建筑，在整修时对木结构涂刷防火涂料等防火措施，以增加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

历史文化意义篇4

关键词：革命历史 歌舞剧 文化意义

《乐记》有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自古也就有国家、社稷，以舞见兴衰的说法，可见舞蹈与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古人在劳动中创造舞蹈，在舞蹈不断进步和发展。从某个意义上讲，舞蹈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的发展史！

江西省歌舞剧院近年来，在改革中不断开拓进取，坚持“二为”方向，出精品，创品牌，创作了原创大型舞剧《瓷魂》，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二部精品以及大量好的文艺作品，可谓是成绩斐然，其中《井冈山》舞剧自然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舞蹈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国庆60周年献礼演出压轴剧目――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完美的结合。整个演出所有歌舞和故事贯穿了艰苦奋斗、坚定信念、实事求实、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这实际正是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同时又将抒情和叙事巧妙地结合，演出中的歌曲都是井冈山时期的代表歌曲，演出以这些歌舞为内容，甚至把这些歌舞的历史场景、人物，尤其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艺术地再现在舞台上，增强了感染力，使叙事有浓厚的抒情味。被誉为传统教育的好素材，革命文化的好品牌，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好教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好代表。情景剧再现了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光辉历史，极具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演出过程中，观众被动人的剧情感染， 沉浸在红色记忆中。

情景歌舞剧《井冈山》通过绚丽的舞台效果，生动的再现波澜壮阔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实，极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全剧以激情洋溢的序：《红军花》拉开序幕，全剧共分为《序》、《霹雳一声暴动》、《三湾来了毛委员》、《八角楼的灯光》、《百战百胜勇向前》、《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是铁的红军》、《为有牺牲多壮志》、《黄洋界保卫战》、《十送红军》和《重上井冈山》12个章节，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史诗。整个演出时以歌舞为主，巧妙地结合了其他各类艺术表现手法，同时又将抒情和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演出中的歌曲都是井冈山时期的代表歌曲，演出以这些歌舞为基础，甚至把这些歌舞的历史场景、人物、尤其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于舞台之上，增加了感染力，使叙事有浓厚的抒情味道，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全剧以井冈山为发生地，生动塑造了等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使《井冈山》有着不一般的质地，释放出思想的震撼力。井冈山是江西的名山，也是中国的名山、世界的名山。井冈山精神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更具有时代的品格。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闪射出时代的光芒，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通过全新的艺术形式，全景式地展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诠释了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一部用艺术手法书写的理论鸿篇。

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以明快的节奏、生动的情境、感人的旋律，令见证井冈山历史的老人们感慨，也令与时俱进的当代人赞美。值得一提的是，《井冈山》在如何叙述历史，如何创造审美，如何将精神具象化、将史实艺术化方面作了非常有益也比较成功的探索。它之所以能具有思想性和观赏性，关键是它能够用艺术的手段驾御历史，用历史的真实规范艺术，使观众能够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感受历史。特别是在用历史与艺术的叙事时，创作者们非常珍重当代意识，用当代艺术视野去观照，使全剧更具有历史感、艺术感和时尚感。

其中“送郎当红军”章节中夫妻惜别之情的抒情表达；红军医院遭突袭时的惨烈残酷，却更映衬出满山满坡映山红的壮丽动人；特别是“红色两地书”中革命情侣间超越时空的对话――红军战士的刚强执著与恋人的柔情似水，感人至深的真情表白中闪耀着革命理想的火花，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一切，都从极为丰富的层面诠释、表达了井冈山精神的真谛。 以情感为切入点，融入诸多细节式的描绘，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提炼进行了自然的衔接，使观者既能品读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感受着舞蹈艺术中肢体语言所带来的情感与冲击。这一舞剧的出现，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创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表现恢弘历史的方式是多样的，重在编导如何选择题材及表现手法，这是在丰富多彩的舞蹈编创方式影响下的积极探索，所获得的结果是成功的，也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的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泉，使其拥有全新活力。

《井冈山》的编导在创作中，以夹叙夹议的风格进行舞蹈铺排，以宏大的创作视角投射出对细节的观照和考量。既带着对革命历史的尊重与崇敬，同时巧妙地将当代创作手法和理念融入其中，以当代视角对历史进行审视和思考，尝试以当代创作者的情怀去关注历史，为今天的观众呈现一部极富时代美感的作品。在《井冈山》中，我们始终被一种精神所包裹，我们为革命战友间的深厚情谊所感动，为革命志士的无私情感所感动，为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所感动。而这一切的塑造者――舞蹈编导和演员，带着对革命历史、对革命岁月的崇敬，投入饱满的人文关怀，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关注了对人性的刻画和对人性的尊重，使得这部以革命历史为背景的舞蹈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以其真情实感的表现打动了无数观者。

历史文化意义篇5

关键词:音乐教材;地域特色;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87-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前,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成立了“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课题组,对我省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根据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本人通过多年从事中小学音乐教材编写和使用工作的经验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深切感受到,在音乐教材中加入具有我省地方特色和民族内容的音乐内容正是发扬和继承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举措,具有深远的影响,若从中小学教育阶段开始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对学生的成长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地域特色浓厚

黑龙江自然山水独特,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使其发出无穷的魅力,从而激发了艺术家的创造力,并通过地域风情

歌曲等音乐内容表达出来。如《黑龙江好地方》、《对花》、《歌唱春天》、《青年参军》、《新货郎》等广泛流传的东北民歌;黑龙江皮影戏《秃尾巴老李》选段《怎么不见娇儿他》等地方戏曾被广泛传唱,具有浓厚的地

域特色。

二、历史悠久,文化融合

黑龙江省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融合,形成了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主要有10个世居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中间长期流传的歌曲是黑龙江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与人民音乐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新课标音乐教材的编者经过广泛地收集和整理,选取了我省少数民族的音乐内容。这些少数民族包括:满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赫哲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如满族的《摇篮曲》、《空齐曲》,鄂伦春族的《勇敢的鄂伦春》、《放马山歌》,俄罗斯族的《美丽的姑娘――阿妞妲》、《渔夫之歌》,鄂温克族的《剪羊毛》、《我们都是山里的人》,达斡尔族的《什么最美丽》、《快乐的达斡尔》,柯尔克孜族的《我的家乡》、《柯尔克孜人民歌唱》,锡伯族的《咱们锡伯人》、《田野歌》,赫哲族的《大顶子山高又高》、《我的家乡多美好》,蒙古族的《嘎达梅林》、《赞歌》,回族的《花儿与少年》、《回族同胞永远不推后》,朝鲜族的《水臼打令》、《长鼓舞歌》,这些音乐内容是黑龙江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三、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与展望

2002年8月来,我国基础教育进入新一轮教学改革,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新型的学习方式在全国38个实验区蓬勃开展,各学科教材建设像雨后春笋,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但是,因为当时我省没有组织教材立项编写,致使目前没有部级课标教材,音乐学科也不例外,使得我们无法在教材中融入我省的民族文化等特色内容。后来,我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与人民音乐出版社合作,把部分我省地方和少数民族的音乐内容加入到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通过歌声让全省的中小学生了解黑龙江历史丰富的文化资源,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黑龙江来好地方,粮满仓来,鱼满江,岸上红花开,百鸟林中唱,兴安高,黑水长,百业兴,牛羊壮,蝴蝶双双在飞舞,布谷鸟在歌唱,布谷,布谷,布谷,歌功颂德唱今天好时光。”这是一首来自我省黑河地区五家子农场的黑龙江满族民歌。让这样优美的民歌进入中小学课堂,使学生从小学就开始逐渐地、潜移默化地了解乡土文化,使出生、成长在黑龙江的孩子们,通过音乐这扇艺术之窗,从小接触、了解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这也是让孩子们了解黑龙江、热爱黑土地,传承地域文化的一种方式。

这套音乐教材的编者们经过广泛地收集和整理,选取了分布在我省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十几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内容编入教材。随着新课改的进行,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推广之下,这套音乐教材已在全省大范围使用。通过近六年的教学实验和对教材使用情况进行的客观全面的了解,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套教材在新课标理念指导下使音乐课堂教学丰富了、有活力了 。一线教师普遍反映这套教材在内容编排上体现了新课程理念和新课改的意图,突出单元主题,图文并茂,较多地运用了图谱,注重音乐教学活动,特别是融入地方内容后让学生、老师都倍感亲切,成为我省新教材的一大亮点。

但是,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我省各地市使用的中小学音乐教材版本不统一,有些地市使用的其他省份版本的音乐教材中并没有加入我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音乐内容,这就失去了一次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和民族特色文化和历史的绝好机会,对孩子的整体文化素养的培养也是个不小的缺失。所以,建议教材选定的职能部门应该给我省广大学生选用具有黑龙江地方特色和民族内容的音乐教材,为保护和继承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资源的重大工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关于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的调研报告》为新形势下做强做大我省的文化产业提出了总体思路和目标构想。报告别指出了在中小学中开展我省历史文化资源的普及和教育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各方的努力,在我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中,让地域的音乐地域歌声在青少年中更广泛持久地回荡。

Discussion about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usic teaching material in the protection

and excavation work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in Heilongjiang

AN Yu-bin

(Education R&D center,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 Teaching material in music, add music Heilongjiang content of local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inheritance of a cultur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Heilongjiang, an important measure. Use with local character and ethnic content of Heilongjiang music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province's major project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历史文化意义篇6

一 新历史主义的局限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系教授理查·勒翰，在长期的中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进行了一番考察，并得出了自己的尖锐看法。在他看来，"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就将陷入意识的分裂状态或"众声喧哗"之中，很难获得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大体上说，存在三种历史的话语模式：一、启蒙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强调对历史"进步"""的信念。这一模式认为，存在一种机械论的观，一种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设定，这使得任何事情都可以经过的理解，加以控制和展望。二、浪漫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其核心是强调万物循环理论存在，以及对神秘命运的崇尚。浪漫主义历史观是对启蒙历史观某种程度上的反动，科学理念受到神话理念的挑战，机械观的物质理念被心灵与物质交融的观念所取代。可以说，浪漫主义通过对宇宙万物、生死、朝暮等历史、文化、人生的诸多变化，而深切地感受到差异和差异背后那种终极性的存在，所以，将灵与肉、现实与神秘统一起来，在时间的诗一般的流动结构中，去感悟历史的深邃。三、后式的历史观，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或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话语模式，把作品的观念拓展到一种文化权力观点上，压缩意义的范围，使其等同于这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

在讨论了这三种话语模式之后，勒翰指出，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消解历史的结果将遭遇到"时间空间化危险"，即割裂历史，拼凑历史，形成共时态的历史，从而使历史的真正意义遭到瓦解。他认为，新历史主义由于过多地受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热衷于对历史的消解和对共时态的挪用，使其丧失了历史序列的自然延伸，在几方面存在着自身的。

其一、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尽管新历史主义号称是一种"历史"主义，但由于它借用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以本质上是排斥历史的线性发展和历史深度的。在阅读文本、理解世界和把握文学精神时，总是将时间并置，即时间的空间化，这导致了诸多的问题。当历史成为非历史的空间化存在时，就将历史的言说变成以一种言说取代另一种言说的话语，这种历史的事物秩序仅仅是人类文字秩序言说的再现。换言之，人类的知识可以任意将历史修饰打扮、颠倒重组，这样的历史已经瓦解了历史的观念与作品的观念，使人们进入历史或作品时，不再注意历史或作品本身，而仅仅注意作品的隐喻所包容的弹性能指。

因此，这种注重"发展"或"进步"为宗旨的新历史主义，在勒翰看来，使历史进入了"时间的凝定"，并引申出一种先定的、以主观性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这种作法的危险性就在于瓦解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的切片从其连续性之中抽离出来，而这种"历史的非历史化"其本身却又处在历史时刻之中。由于历史的时间总是延展性的，所以，任何对历史的逃避和重组，都难以逃脱历史本身的叙事。时间是不可能回溯的，一旦时间过去，它就永远与时间意识相融合，不可能从历史的线性发展中完全抽象独立出来而加以转述、复述和颠倒，使它脱离意识。割裂时间既中断了历史，又中断和脱离了意识，使得意识和历史变成不能被理解、不能被真切把握的东西，而遭遇时间空间化的危险。

在我看来，勒翰这一看法充满忧虑，但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新历史主义恰好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反拨，而真切地进入历史之中，只不过它与旧历史主义相区别，不是完全沉醉于历史事件中去亦步亦趋地寻求客观化，而是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发现其中他人之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能言的方面，而获得一种真实的见解，能够启发人的心智。如果把这称之为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实在有些牵强。

其二，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勒翰认为，新历史主义已经脱离了其所标榜的学术中立态度，具有太过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的武库中最明显的工具即"政治"，凡事都要放到政治上去加以衡量。为了适应其意识形态，适应其权力隐喻，总是力求从中发掘出本来不明显不突出的东西，加以夸张放大，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权力意识和意识形态性。在这类新历史主义的文本中充满着斗争的气息，阶级、斗争、霸权、颠覆等术语层出不穷，使得一些学院派学者难以接受或很不习惯。

意识形态被建构在实践模式中，而新历史主义极力压抑这种观念，企图以"范式"取代时间流动，瓦解历史与时间的连续性，从中割裂历史的片断，进而分离出斗争模式和阶级意识，使其成为意识形态的再现品。新历史主义认定历史没有方向性，并将方向的观念作为它要讨伐的目标。这事实上表明新历史理论并非是中性的，仍带有意识形态性，仍锁定在论者与某种文化的、学术的、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是在进行"虚构的虚构"，它在文学史的虚构中再度虚构出一种关于乌托邦、政治斗争、政治叙事、话语修辞、审美目标和人的精神等新的虚构话语，使它的结论与它所阐释的材料日相脱节，甚至为了其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惜将它叙事的对象在修辞层次上加以重组，使得一些"叙事"资料本身所不具有的火药味在新历史主义的笔下成为一种历史的政治隐喻，来证明自己斗争观念和国家民族观念。

应该说，这一批评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著作确实有将历史简单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新历史主义的著作中，这类倾向仍然置于一种较严谨的学术框架之内，并非如他所说，完全是一种左翼的政治性煽动。我认为，新历史主义这种政治性的解读受福科权力话语理论影响很大，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解读的影响却并不如勒翰所说的那么明显。因此，有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有着"左派新历史主义"（ left new historicism）和"右派新历史主义"（ right new historicism）之分。 当然，在文学史的撰著中应该忠实于叙述对象资料的原型，如果任意地夸张、解读甚至重组，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三，割裂历史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历史"是一整套"叙事模式"，具有开放的、没有终结的、向前不断延伸的无限可能性，而"语言"则尽可能要求全面而完整，需要有明晰的语法和话语系统规定性，历史与语言二者的功能绝不相同。在勒翰看来，新历史主义用解构主义的观念强调其历时性向共时性的转变，将语言的非时间体系强行嵌入历史的时间体系中，结果压抑了历史的时间延展秩序，使其在处理叙事性作品时，"历时性"让位于"共时性"，深度性让位于平面性，从而仅仅是在强调作品的毫无缝隙的"文本互涉"之中，去获取自己的意义。

如果新历史主义是为了发现种族、性别、权力等问题而割裂历史，仅在共识态的普遍声音中去把握对象，那么，历史自身的自主性和丰满性问题就排除在新历史主义考虑之外了。同时，勒翰指认，在共时态的时间体系中来思考作品，批评家就会变得丧失审美敏锐性，对个别作品中叙述时间的特殊展开方式难以有新颖独特的感受，甚至进而对叙述的历史之维加以消解，并将这种消解历史的做法视之为修辞话语或文字游戏。这样，一种所谓的寓言叙事将会葬送历史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阐释性叙事模式，而且，这种将历史深度让位于语言模式的平面分析，会使后现代时期的读者的感受性变成一种反历史焦虑，一种反清晰的多重复杂的破碎感。

不仅如此，由于重视语言进而重视修辞、借喻、叙事，使得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新"历史的同时，走向了新的平面化修辞和叙事模式。在勒翰看来，新历史观瓦解了历史理念与作品理念，二者都被贬低到借喻的层次，其结果是当人们进入一部作品时，仅仅专注以隐喻或以借喻取代真实，打乱时间秩序或将时间空间化，通过这种叙事的解构，去强人所难地重新虚构和修辞这段历史。

其实，所有小说的发展都可以看成是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小说叙事说明是文化历史变迁的产物。勒翰强调，小说产生于中产阶级兴起之时，一个新起城市的商业阶级不再用传奇的结构去指涉其，去歌颂君主、政体或贵族阶级，而转向了以小说的新叙事形式去歌颂新兴阶级的求爱仪式、婚姻生活和商业运作，并向那些会威胁到他们安全的权力阶层挑战。一个新的阅读阶级创造了对虚构的要求--叙事要求和修辞要求。所以，文学文类的演进和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同步。

小说文类走向成熟还和一些"次文类"，即日记、探险、乌托邦文学、讽刺喜剧、古堡小说、乡间小说、成长小说、侦探故事、帝国主义冒险小说、间谍小说、西部故事、硬汉小说、地域小说、科幻小说等相联系。这些叙事的次形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将文化理念符码化，而这些文化理念是受制于历史文化变迁的总体模式的。

历史文化意义篇7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历史性；效果历史；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204?04

“历史性”问题在当代学界是颇具争议的理论话题。后现代主义文化断然宣告“历史的终结”，当代文化研究思潮极力回避“历史的陷阱”，随后崛起的新历史主义争锋相对地提倡建构“回归历史情境”和“触摸历史肉身”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的“历史性”批评，西方理论家专注前现代和文艺复兴文学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提倡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然而，正如盛宁先生强调：“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不是回归历史，而是提供又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可是新历史主义却始终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印象，总给人以它就是一种历史所指的感觉。”[1]（270）并举历史真实和主体意识的文化诗学批评，时常被指责为不是在“历史所指”层面根本解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困境，而是在 “历史能指”层面进一步加深历史阐释活动的生态问题。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究竟是作为逝去情境的历史真实，还是作为当下语境的文化想象，抑或是两者参杂的记忆空间？文化诗学意图恢复文化批评的历史意识和主体经验，却未曾预料历史批评在“历史性”问题的外表之下愈加混沌无章。为此，本文对文化诗学视域的“历史性”问题展开梳理，在历史叙述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关系当中考察其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在历史建构与文化解构的学科边界之间反思它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在逝者经验与释者想象的共鸣关系当中探讨它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以此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研究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一、作为“视域行动”的“历史性”

历史阐释首先表现为当代主体在文本层面对于时空情境和文化意义的整合和重构过程，其次呈现为在个体视角、群体意识和历史情境之间的记忆和回忆形式。一般来说，个体视角的记忆问题表现为历史主体的时空经验和叙事效果，群体意识的记忆问题代表着价值观念的集体经验和文化传统，历史情境的记忆问题则呈现出阐释活动的时空意识和对话观念。针对记忆本身承载的历史叙事空间，正如荷兰叙述学家米克?巴尔指出，“记忆是对过去的某种‘视域’行动，但是作为某种行动，它定位于记忆的当下时代”，因此对记忆的建构过程来说，“它通常是某种叙述行为：松散的成分集中并整合到某种故事，所以它们能够被记忆和被重复讲述”。[2]（47?48）正是深谙历史阐释活动的“视域行动”，或者说在记忆和回忆过程的多种叙述结构，海登?怀特强调在阐释层面的“历史多样性”，他认为 “一种独特的历史探索与其说是源自建构以往事件的必要性，还不如说来自于某种欲望，以此决定某些事件对于特定人群、社会的特殊意义，或者对于当前任务的文化概念以及对于未来前景”。[3]（480?493）

海登?怀特之前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的阐释

收稿日期：2012?09?25；修回日期：2012?11?13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翁伯托?艾柯迷宫文本叙事研究》（10BWW004）；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庶民学派文学批评探析》（12YJA752002）

作者简介：王进（1979?），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观念并未做出任何褒贬评价，但是此处却可以看出他本人所提倡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他所强调的历史多样性并不是来自于历史本质的错综复杂，而是源自对于过去历史的各种“视域行动”和叙述过程，或者说是历史意义的多元记忆视角和阐望。同样是意识到历史阐释活动的记忆问题，格林布拉特也提倡历史意义的多元空间，“因为缺乏各种对象的既定群体，新 历史主义变成各种可能性的历史：尽管对集体性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它仍然致力于单个声音，孤立事件、特殊视角、过渡时刻的价值”；然而，与海登?怀特一头扎进“元历史”叙述结构的做法有所不同，格氏主张的是从历史情境关注这些记忆行为的阐望，他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角不断强调“从始至终，我们都认为两种途径相当重要：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深入到个别历史文化的创造模型，同时我们也希望理解这些文化的某些产品如何获得某种独立自主性”。[4]（16）

伴随历史记忆的叙述视角，历史阐释的生态问题还表现为历史真实与文化想象之间的理论矛盾，也就必须关注和反思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真实观念。后现代文化崇尚历史书写的边缘视角和历史阐释的多元结构，它在“重写历史”的各种理论思潮当中主张一种边缘文化的历史在场和边缘群体的权力诉求，在解构宏大历史叙述的同时不免有些矫枉过正，继而转向历史视角的身份意识和历史叙述的文化想象。正如杰金斯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启发观念已经改造了 大写历史/小写历史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观念”：在历史书写层面上，“这种二元主义现在已经皆大欢喜地瓦解，而它的瓦解也标志着‘历史要求/我们要求历史’的共同终结”；在历史阐释层面上，“对于那些个别的幻象来说，过去历史或许存在；但是它是问题化的”。[5]（155）对后现代历史观念来说，历史真实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反而是历史书写的身份政治和历史阐释的意识形态；相比传统的历史真实观念，它更加重视的却是历史话语的真实观念和文化想象的身份经验。

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无论是海登?怀特的 “元历史”，还是福山的“超历史”，后现代历史话语始终无法摆脱“奥斯维辛”的历史痛楚，以及自身关于“历史终结”的文化想象。正如格氏本人强调，“真实世界、真实身体、真实痛楚的存在与否，至关重要。历史用途和文本阐释的各种传统范式虽然已经瓦解，此时它不再激发起那些教条化阐释的同样狭隘的可怜的全套节目，任何有价值的历史和文本阐释必须关注到这种差异”。[6]（15）虽然文化诗学显然已经意识到后现代思潮否认历史真实和沉溺文化想象的诸多理论后果，但是它自身也是同样无法彻底摆脱历史阐释活动在时空情境和主体意识之间的潜在矛盾，它或许只能是暂时维持在历史事实和阐释效果之间的各种平衡状态，或者说是用“历史性”的“视域行动”遮蔽替代历史本身的时空结构。借用伊万斯的话来说，在“历史性”和“当代性”之间的视域融合或立场冲突当中，“构成好历史的恰恰是在于历史学家带来的各种观念和抱负，以及他们必须处理和定论的那些既尴尬又顽抗的历史材料之间的这种冲突”。[7]（11?12）

二、作为阐释立场的“历史性”

从“历史性”的“视域行动”来看，任何涉及历史阐释的理论话语或许都不敢妄称自身彻底摆脱研究主体的个体意识，更加无法宣扬彻底客观的阐释立场，因此，在各种“历史性”话语的思想外衣之下，纯粹的历史本质或许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理论空想。文化诗学批评话语虽然是崛起于欧美学界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但是它却显然不想过多地纠缠于历史再现的真实性问题和历史阐释的立场问题。它的具体做法则是在承认“历史性”作为绝对视域的同时，提倡一种“触摸历史肉身”和“感知历史情境”的主体经验和历史意识。对于历史意识的立场问题，库克斯强调：“‘历史转向’的不同叙述最终告诉我们的是作为历史主义者所知道的：文化对象的创造，包括学术作品，存在于多样的、复杂的和相互交叉的过去历史，从概念上独立但相互联系的各种历史，其中包括可能被称为文学传统或话语、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发展、传记和技术变革等等。”[8]（7?8）

如果说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具体历史情境当中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观念，后现代的历史观念主要呈现为历史再现层面的叙述结构和阐释模式，那么文化诗学的“历史性”视域重视的则是各种历史意义的生产过程和它作为文化产品的流通轨迹。相比之下，它更加关注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转向”，并不是那些在历史再现层面的事件真相和意义本质，而是在文化生产层面的意义塑型和传播过程。正如格氏本人指出：“我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些早期的交换活动，在于理解这些能量形式如何最初得到采集，然后加工运用，再回到它们的起源文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接触这些交换活动，没有能量开始传递和过程开始的纯粹时刻，我们至少能够重新塑造戏剧获得显 著力量的各方面条件，但是它的基础是在我们自身的各种兴趣和愉悦，以及在无法被简单忽略的历史发 展动因。”[9]（29）由此可见，文化诗学的历史转向实际上是用文化活动的“活态历史”遮蔽和置换以往作为文化对象的“实体历史”，这种作法首先必须重视的是作为不同学科语境和阐释立场的“历史性”问题。

历史阐释活动必须关注历史学科和文化学科的不同研究语境和理论边界：历史学科重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本质”或“实体历史”，文化学科则关注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范畴”或“活态历史”。如同在历史真实和文化想象之间的理论差异一样，这两种研究导向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现实边界。在专业学科层面的历史研究传统虽然不断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但是仍然坚守历史客观性和“无功利”原则，拒绝承认各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各种历史想象。对于历史学科的研究模式，正如拉卡普拉在《历史与批评》当中指出，“对于过去的重新建构，‘在它的自身层 面’推定，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目的是通过控制‘偏见’或‘主体偏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正是由于客观性和准确性的研究原则，“文献模式的各种 部分组 成职业化历史编纂学的必须条件，以至于历 史学家只能面对重复出现的对于将档案研究神圣化的诱 惑”。[10]（19）如果说历史学科重视的是文献模式的研究传统和历史厚描的阐释模式，那么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历史批评观念则恰恰相反，它在泛文化范畴和跨边界观念的理论外衣之下，全面收编和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资源和批评经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批评或许早就已经被淹没在泛文化批评的各种理论泡沫当中。

柯里蒙普的评价比较公允，“文化研究的工作是 以其它历史置换这种物化的艺术史”，因此“岌岌可 危的不是历史本身（实质上是虚构作品），而是何种历史、谁的历史、以及何种目的的历史”。[11]（49?66）后现代思潮冲击和挑战历史学科的宏大叙事方式和意识形态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揭露出历史书写过程的深层结构和历史阐释活动的身份政治，但是它对历史学科的解构思维却是逐渐导向一种泛文化观念的历史想象和跨学科视角的文化建构，在颠覆历史权威话语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某种多元化、片面化和肤浅化的理论陷阱。正如蒙特洛斯指出，文化诗学的历史阐释活动“致力于历史化当下语境、过去历史，以及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去塑造当下和当下重塑过去的双向交互的各种历史压力”，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 却是 他在此处特别强调的阐释立场问题，即“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必须起源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机制性塑造的有利视角”。[12]（23）文化诗学的“历史性”立场并不标榜和攀比所谓相对客观和绝对事实的历史原则，它的“历史性”视域只是表现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历史意识和情境观念，但是它的所谓“有利视角”却明显呈现出“崇尚当下”和“轻视过去”的阐释立场，以及“张扬自我”和“忽视他者”的阐释导向。针对历史阐释的生态问题，文化诗学批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不仅是在“历史解构”和“文化想象”之间不断溢出的理论泡沫，更多的是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不断纠结的阐释立场。

三、作为效果历史的“历史性”

对于历史话语在过去事件与主体意识之间的理论困境，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安科斯密指出，“历史书写的各种新形式也希望给予我们那种生活在过去某个特定时期‘感觉如何’的观念，因此它们主要传递的并不是只能疏离我们和经验的某种关于过去的连贯知识，而是透露给读者那些历史学家预言能够允许的足够直接和接近的某种关于过去的‘经验’”。[13]（143）在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冲击之下，历史书写活动已经不再被看作是追溯历史情境、触摸历史肉身和还原历史真相的再现模式，反而愈加成为研究主体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档案当中追忆历史图景、对话过去逝者和描述历史效果的建构活动。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观念来看，与其徒劳地遥望历史真相的海市蜃楼和历史意义的虚幻空间，倒不如关注历史主体的“生活经验”和当代主体的“感觉经验”，“本质主义”的历史再现观念已经让位于当下语境的“功能主义”的历史描述模式，或者说是其“历史性”本身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

针对“历史性”作为效果历史的阐释立场，格氏专门提出“惊诧”和“共鸣”两种概念来描述不同主体视角的情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弥补和完善蒙特洛斯关于“有利视角”的阐释观念。对于历史阐释的目标对象，格氏本人表明文化诗学“明显对共鸣具有特别的喜好”，“它对文学文本的关注是为了恢复它们原初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历史场景，分析这些情境与我们语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历史阐释的视角导向，他又强调“不是为了在艺术作品之外寻找文学阐释能够牢固链接的某种基石，而是将相关作品放置于它的历史与我们时代之间某一既定语境”；对于历史阐释的描述模式，他又指出“将这些相互交织的情境不是理解为某种稳定的和预先设置的、文学文本可以被放置其中的分析背景，而是作为由不断发展而又通常相互矛盾的社会力量组成的密集网络”。[6]（170）可以说，文化诗学的历史阐释活动发端于作为效果历史的文本结构和作为历史效果的主体经验，运作在各种文本语境、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呈现为不同时空主体之间的对话空间和共鸣效果。

文化诗学主张用“历史性”的阐释效果置换历史事件的意义本质，但是它却似乎没有彻底解决历史阐释活动的生态问题；虽然它同时也在提倡在不同时空语境之间的对话空间，但是实际上却是很难达到不同时空主体之间的共鸣效果。就历史阐释的具体过程而言，在历史文本的世界当中或许存在着不同语境的种种踪迹和历史主体的种种影子，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直接途径去感知它们的现实存在和触摸它们的历史肉身；在当下语境当中现实存在的或许只有文本形式的历史作品和主体意识的阐释效果，同样没有直接途径去感知它们的历史情境和体验它们的时空意识。因 此，仅仅凭借各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网络，以及各种主体之间的“间性”结构，是否能够在文本层面充分再现各种过去事件和它的历史情境，在主体层面客观代言不同过去逝者和他的生活经验？针对作为阐释效果的“历史性”本身，格氏本人也坦言：“我曾经梦想与逝者对话，甚至现在我也不放弃这个梦想；但是，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幻想我能够听到某种单一的声音，他者的声音；如果我想要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必须聆听来自逝者的许多声音；如果我想要听到他者的声音，我就必须聆听我自己的声音。”[9]（30）

在现实语境当中，过去逝者可能会留下各种各样的符号和文本踪迹，但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历史声音”却根本无法接触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经验。作为当下释者的“我”想要与过去逝者对话，不管如何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如何努力聆听逝者声音，最终收获的或许只是从不同角落传来的各种回音。历史阐释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是释者本人在文本舞台的独角戏。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呈现出“历史性”话语无法回避的一种悖论逻辑：以逝者主体为阐释导向，历史阐释的共鸣观念只会呈现出文化想象的各种海市蜃楼，无法判断其是否存在；以释者主体为阐释导向，他的共鸣观念又无异于是代言他者声音的各种模仿游戏，不能对其分辨孰真孰假；同时以逝者与释者为阐释导向，他们的共鸣观念又等于是主体意识的各种自

我呓语，无法对其评价立场问题。时空共鸣的美好理想或许只能是当代主体对历史情境和历史人物的某种单相思情结，然而当下释者对过去逝者的痴迷也可能会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将自我意识彻底融入到历史情境，将自我声音完全激荡在历史回音。此处借用格氏本人的话来说，“在共鸣者内心不停的重新恢复惊诧情感是新历史主义的功能，它们的协调是通过那些建构自我、无数对象以及各种描述和分析标识的共鸣语境”。[6]（181）总而言之，文化诗学的共鸣观念以当下释者为阐释导向，或许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阐释活动的生态问题，反而在“历史性”的问题意识当中将它不断通向文化再现结构的各种言说边界和诗意空间。

参考文献：

盛宁. 《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Mieke Bal. Looking In The Art of Viewing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Pluralism [J]， Critical Inquiry， 1986（1）： 480?493.

Catherine Gallagher& Stephen Greenblatt.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0.

Keith Jenkins. “Why Bother with History？”， in Reading the Past [C]. London： Palgrave， 2000.

Stephen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Richard Evans， “Introduction-Redesigning the Past”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3（1）： 11?12.

Jeffrey Cox & Larry Reynolds （eds.）. New Historical Literary Study [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Dominic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Douglas Crimp. “Getting the Warhol We Deserve” [J]. Invisible Culture， 1999（1）： 49?66.

Louis Montrose，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in The New Historicism [C]. H.A.Veeser （ed.）， London： Routeldge， 1989.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5（3）： 143?161.

On Historicity in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Poetics

WANG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Historicity is both an important topic both shadowed in post-modern theories and overlooked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New historicism advocates the return to historicity， emphasizes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constructs cultural poetic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live history. This essay examines its interpretive consciousness， reflects its theoretical values， and explores its ecological spaces. It aims at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ty within a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of cultural poetics.

历史文化意义篇8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 (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 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 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424 b.c.) 、修西底斯 (thucydides ~ 460-395 b.c.) 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 (1694-1778) 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 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 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 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 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由于它自身对历史的超越对立性，因此具有相对于历史的清晰性和操作性，历史也就具有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科学性、精密性，中国的历史研究因吸收了这些成果也获得有很大的发展。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历史，西方的历史寄寓于艺术而发端，在不断的对立反思中走向思想中的反思自觉；而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哲学以同一的形态表现为中国文化，因借鉴西方文化而对照性地分析出自身的真正本质，得到更高的精神自觉。历史以互补的方式实现着双重超越，历史的超越也是超越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了前所未有深度与广度，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互补性分析与反思所带来启示是重要的，至少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向汇合的共同点与可能的方向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