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范文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文化礼堂;探索阶段;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2013年开始，我省全面启动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将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列为当年要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农村文化礼堂日益成为“实现精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一年来，全省各地掀起了农村文化建设新的浪潮。

一、泰顺县文化礼堂建设概况

截止到2013年底，泰顺县21个文化礼堂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2014年伊始，新文化礼堂工程也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建设。不久，全县又新增30个各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礼堂。为扎实推进文化礼堂建设，泰顺县还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文化礼堂星级评定，根据文化礼堂“堂、室、窗、廊”的建设状况、人员配备情况和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共评出首批五星级文化礼堂9个，四星级10个，三星级2个，分别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补助。

二、目前泰顺县文化礼堂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县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受经费限制和干部专业素质、观念的局限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亮点不亮”。个别文化礼堂推行的文化特点和亮点，不能代表当地农村特有的文化内涵。所开展的文化活动考虑不够周全，主题设计不够合理，时代感不强，激发不起农民群众的热情;挖掘的人文历史底蕴不够丰厚，传承的文化精髓没有很好体现;可提供的文化服务内容和文化资源严重匮乏，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使文化礼堂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对农民群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二）“虎头蛇尾”。个别礼堂缺少有效的组织，活动不经常，随意性大，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心血来潮时抓一抓，或者上级强调时动一动，缺少统筹规划。“礼堂员”只是宣传窗上的摆设，没有真正行使其组织、辅导作用，不能很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三）“关门大吉”。个别礼堂流于形式，干脆以“一锁当关”，只有上级检查或者迎检，才礼堂大开，请些农民群众摆摆样子充充场面，以应付检查， 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文化礼堂功效。

三、关于加强我县文化礼堂建设和管理的思考：

加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既是当前农村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我县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进程，任重道远。

（一）“软硬”兼施，创建良好的文化环境。坚持硬件建设与软件支持并重，使文化礼堂中的“软、硬”相得益彰、发挥功效，才能更好凸显文化的引领作用，为农民们创建良好的文化环境。

不能否认，同发达地区相比，我县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发育迟缓”，强化文化礼堂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文化礼堂工作的保障。从培养文化骨干、建立管理制度等方面加强农村文化礼堂的软件投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文化礼堂管理人员队伍。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要建立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的长效投入机制、管理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逐步完备各项制度，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确保农村文化礼堂持续发挥作用。

（二）“老少”动员，培育积极的文化队伍。由于山区农村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妇女、儿童、老年人，群众年龄结构严重失衡。动员农村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积极参与文化礼堂的活动当中来，壮大业余文化人才队伍。

发挥老党员和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和民间老艺人等群体的先锋模范和带动辐射作用，引导基层老年群众组织鼓励农村老年人参与文化礼堂的活动中来。通过活动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从源头上遏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对他们的侵扰，消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隐患，又能发挥老年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传承作用，将我县优秀乡土文化发扬光大。

农村未成年人文化活动场所严重不足，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文化礼堂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把农村孩子们引到文化礼堂中来，让他们成为弘扬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又让传统文化找到接班人。

（三）“来去”自如，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把别家的优秀文化“请进来”，把自家的特色文化“送出去”，通过各礼堂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激发农民在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使富有地方乡村特色的文化得到了张扬，使各文化礼堂的活动建设能互相借鉴、共同提高。

（四）“新旧”相融，打造浓郁的文化特色。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剔除传统文化里的不利因素，融入现代道德内涵，注重地方民俗文化和现代主流文化、现代文明的紧密结合，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活动。

用文化礼堂广泛开展主题文化节日活动，丰富节庆文化内涵，传递道德正能量。利用传统节日举办民间民俗活动，同时不断创造新鲜多样的方式，让活动有内涵，有品位，且又接地气。

（五）“上下”齐心，共创和谐的文化家园。文化礼堂建设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由县领导、宣传部门、文化部门、乡镇、农民群众等从上到下的共同努力、齐抓共管，才真正有可能把文化礼堂建设落实到实处，开创农村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强化领导，将文化建设纳入考核机制。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关键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基层党委、政府应该切实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提上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工作之一。把文化礼堂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建立健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资金持久连续投入保障体制并认真加以落实，才能不断促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的发展。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2

关键词：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利用

一、引言

农村文化礼堂是集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文化礼堂建设的目标定位是“文化地标、精神家园”。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持思想精神层面的正确引领，也是农村文化礼堂与以往其他文化设施建设的区别所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建、用和管等层面进行综合考虑。

二、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

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是一种手段，关系到农村文化礼堂功能的发挥，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农村文化礼堂发展的全局。要想做好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将管理措施落实到位，这是文化礼堂管理的关键所在。经过调查研究显示，很多农村地区的文化礼堂缺少管理人员。为了加强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强农村文化礼堂管理队伍建设。

（一）市县级方面

从市县级方面来看，要对各方资源进行整合，建立政策宣传队伍，利用农村文化礼堂来对农村文化进行引导，鼓励宣传队伍成员将自身的优势以及特长充分发挥出来，引导农村文化礼堂的发展，同时可以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的阵地，来开展各种法律咨询、知识讲座等活动，在做好农村礼堂管理的同时，将农村文化礼堂引导成为政策宣传、知识传播以及科技普及的多功能综合平台。

（二）乡镇方面

从乡镇层面来看，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可以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对礼堂管理运行的长效机制进行积极探索。一方面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的组建，需要由乡镇分管领导、村民代表、文化人员等人员共同组成，同时对各方的职责以及任务进行明确，实行分工协作，并且要定期召开管理工作研讨会以及情况通报会，对管理工作的目标以及计划进行确定。另一方面要重视各类优势人脉资源的利用，尤其是具有文化优势的人，从而加强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与建设。除此之外，要激发农民群的主体意识，并且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各种农村文化礼堂活动，使得农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以及建设中来。

（三）村级方面

从村级方面来看，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需要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志愿者队伍。从当前农村文化礼堂管理人员来看，普遍存在管理人员的兼职现象，如果遇到农村大型文化活动时，有限的管理人员不足以满足活动的需求。从这个方面来看，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的志愿者队伍是十分重要的。不同农村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并且定期对志愿者服务情况进行培训以及考核，并给予一定的精神鼓励。

三、农村文化礼堂的利用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通过利用文化礼堂来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农村文化礼堂的利用要讲究实效，从农村情况实际出发，避免形式主义，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开展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开展农村工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在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的时候，要加强政府部门推广，将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政府部门的文化推广联系起来，对各部门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满足农村地区不同群体的文化产品需求。同时，还可以积极开展文化进万家以及三下乡等活动，通过在农村文化礼堂开展科普宣传以及文化表演等活动，将服务落到实处。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文化服务项目建设，将一些市场化的文化服务内容，通过政府付费的方式，交给文化企业运营，将其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文化服务项目，从而将农村文化礼堂的服务效益发挥到最大。

在政府部门进行文化推广的同时，农村群众还可以根据自身优势来发展文化，将当地特色文化进行延续以及传播。这种文化融合了农村地区的特色，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传播，有利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及弘扬，从而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价值的引领作用，将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成为基层文化服务创新以及价值引领的平台。

四、结束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得出来，为了促进新农村建设，培育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必须要做好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以及利用。从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方面来说，主要是从市县级、乡镇以及村级三方面入手来加强管理。在农村文化礼堂的利用方面，要加强政府部门对农村文化的推广，同时提升农民群众自身对文化的需求，从而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葛慧君.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打造农民精神家园[J].今日浙江，2013（8）：10-11.

[2]郑慧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对策思考[J].大众文艺，2014（15）：17-18.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3

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

要把思想引导与价值观的引领有机融入到文化活动中，注重活动多元，让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有效融入群众生活;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全县加快推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调查思考。希望大家喜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无疑是先导和引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植根于乡村生活、迥异于城市文化的传统文化形态，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强烈人文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让每个乡民真切地体会到“根脉”，寻找到乡愁。费孝通先生曾言，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绵延一生的文化记忆。乡愁在，人生尚有来处;记忆在，乡情仍有归途。如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这理应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一道“必答题”。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文化地标、精神家园”定位，打好“建、管、用、育”组合拳，全面推进文化大礼堂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文化大礼堂23家，正在建设51家，逐渐成为老百姓延续乡情乡愁、凝聚民风民心的“精神家园”。

一、当前农村精神文化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消极腐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行为肆意在农村沉渣泛起。

当前，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地区呈泛滥趋势，一些农民在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把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归因于受到神灵的庇护，而不是党中央的惠民政策 ，这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村工作的开展以及党的事业的发展，也给一些非法宗教、邪教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非法宗教、邪教组织打着合法宗教的旗号，肆意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对农民的精神世界造成侵蚀，使一些思想觉悟不高的农民拒绝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此同时，随着宗教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多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在农村蔓延滋长，在一些地方，重修祠堂、庙宇等成为时尚，严重干扰了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据统计显示，全县60岁以上老人约23.2万人，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约6万人，加入教会的人数多达3.7万，约占全县老人总数的16%，且呈现增长趋势。

(二)长期贫瘠的精神文化生活，助推了各类教会的快速发展。

长期以来，“政府送餐”成为基层文化活动的常态，从道具、舞台到服装、演员均由政府包办，基层干部没有变“送餐”为“点餐”的意识，更没有引导和培训群众自己动手做“快餐”。由于“菜不合胃口”，群众对“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不感兴趣，常出现“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尴尬局面。虽然探索组织地方自产的“周末大舞台”等，但因各种原因，缺乏持久吸引力，群众多以扑克掼蛋、打小麻将日常娱乐。虽然各村都配备了农家书屋，但绝大多数是“金屋藏娇”。由于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致使部分群众转向宗教寻求慰藉。以立仓镇陆瓦房村为例，该村离市区较远，居民大多务农，户籍在册3700多人，但常住居民仅1800多人，且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居多，固定信教群众达200多人。

(三)基层文化重视程度不够，群众思想价值观念日趋复杂多元。

乡村承载乡愁，是许多人的精神原乡。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有些地方经济发展了，文化却荒芜了，乡村文化短板日益突出。有的把乡村文化建设简单等同于文化墙，忽视对村民的文化培训，一些老艺人、老匠人手头的手艺、民俗无人传承。有的村小楼建起来，环境美了，却没有富脑袋，市场经济追逐私利的特性，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群众原本淳朴善良的本真，代表正能量的道德约束力越来越微弱，金钱和权势在社会价值评价的权重上升。调查显示，有42%的农民赞同“想办法同时实现集体和个人利益”，只有9%的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成全集体利益”，74%的人认为“有钱好办事”，38%的人认为“有钱就有地位”，43%的人认为，当前农村缺乏创业精神，妄自菲薄、小富即安等思想严重，78%的村民选择“赚钱后盖房娶妻”，只有7%的村民选择“积累资金，扩大生产”。

二、解决路径：让文化礼堂成为新时代农民群众的精神殿堂。

2016年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以来，×××县围绕“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功能定位，打好“建管用育”组合拳，打造了集文体娱乐活动、思想道德建设、知识普及为一体的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已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一)因地制宜“建”，彰显区域特色。

农民文化大礼堂的建设，首先要弄清楚建在哪，怎么建?选址定位上，应优先考虑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的位置。功能定位上，不管改建、扩建还是新建，布局应寻求村民文化需求与上级要求的契合点，以实用便民为原则。在区域特色方面，可利用辖区资源禀赋，广泛收集村史村情、乡风民俗等历史资料，合理布局展示。

目前，全县23个省级美丽新村均按照标准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礼堂。文章系壹号秘书微信公众号原创，侵权必究。比如，×××乡村文化大礼堂，设置了村民自治模块(党群活动中心、乡贤议事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应急广播室等)、文化娱乐模块(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文化讲堂模块及大礼堂模块。×××村文化大院，设置了综合文体广场模块(配置必要的户外健身器材和大舞台，供体育健身、文艺演出、露天电影放映等活动使用);文化墙模块(可展示村史村情、先贤故事、家谱家训、村规民约、好人榜等内容);乡贤展览室;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等功能。

×××社区文化大院，不仅具备公共服务、居家养老，还建有北冡文史馆，让人们参观学习的同时，记住×××的历史根脉，在历史穿越中领略×××的沧桑巨变。更可贵的是，乡贤自建文化大院，带动群众自娱自乐。如×××社区文化能人王佑斌，利用20年前办日化工厂留下的48间房子，经过简单装修整理，无偿为乡邻办起集休闲、娱乐、健身、阅读于一体的佑斌文化大院。如今，遍布全县农村的大化大礼堂，就像一束束火炬照亮乡村大地，滋润群众心田。

(二)因势利导“管”，提升运行质量。

在推动文化阵地建设中，规范制度是关键。2016年9月，县政府较早编制了《×××县文化礼堂五年建设规划》，对全县文化礼堂布点做了总体规划设计，明确了各乡镇(街道)文化礼堂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同时，先后印发了《×××县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县文化礼堂建设考核细则》《×××县文化礼堂星级评定管理办法》《×××县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方案》等5个规范文件，使文化礼堂建设工作更具方向性和指导性。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如经费保障、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等，为文化礼堂“定规矩”。健全投入保障机制。

在管理经费方面，采取县级财政拨一点、乡镇财政补一点、村级能人捐一点的模式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建立专项基金，确保转款专用。探索长效管理机制。采取县指导、乡统筹、村为主三级管理体制，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聘请“乡贤文化能人”专人负责广场、礼堂、文化活动室等场所的日常管理，落实好活动开展、设施维护、安全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天天要开门”。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文化礼堂建设纳入乡镇目标管理考核和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实行动态星级评定制度，评定结果作为发放补助、设备投入等依据。同时，每年开展优秀管理员、志愿者、文化队伍等评选，激发工作热情，不断提升管理运行水平。截至目前，财政(县、乡)投入文化礼堂资金270多万元，专门用于文化礼堂提升、星级文化礼堂奖补、16名文化协管员工作经费等。

(三)因众定制“用”，提升群众幸福感。

农民文化礼堂贵在管理、重在使用。如何使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让大礼堂真正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蒙城县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

一充分利用文化礼堂的场所和平台，根据传统节日、地方民俗，结合礼仪活动、荣誉表彰等，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娱活动。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围绕传理论、传政策、传法律、传道德、传新风、传文化、传科技等内容，每月开展集中宣讲、故事宣讲、文艺演出等各类传习活动。乡贤议事中心每周围绕矛盾纠纷化解、公共事务管理、乡风文明建设、村情民意调研等内容开展活动;

文化娱乐中心鼓励村里老艺人、文艺爱好者举办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小文艺演出、乡村春晚、民俗活动，各种趣味、益智体育比赛等;党群议事中心每月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乡风文明评选表彰活动;红白理事会结合移风易俗、重大节日庆典，开展乡情乡宴等活动;文化部门开展“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今年以来，共开展送电影下乡1965场、送体育活动下乡1650场、“送戏进万村”演出410场，文化资源共享活动1260场，举行蒙城县首届农村文化礼堂健身舞巡演活动20余场，极大地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二探索文化乐园的共建共享模式，如×××社区文化乐园，采取礼堂由演出公司负责管理，社区给予一定支持，实现演艺公司排练有场地，群众看戏有去处，管理资金少投入的多赢效果，形成“场地用起来，喇叭响起来，舞台跳起来，礼堂活起来”的生动局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放眼蒙城各乡镇，××ד村晚”扬琴表演、小车旱船舞、舞狮、唢呐、葫芦丝活动开展红火;双龙社区的段素兰、柳义和夫妇组建了“自乐班”草根文艺队到各村演出;×××集镇的12支唢呐班子，×××非遗传承人×××的大鼓书等等。如今，活动丰富的文化礼堂，正悄然改变着乡村生活，一批充满乡土气息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不仅点燃了乡村文化的火种，也为乡民心灵安放提供了精神寄托。

(四)因材施教“育”，筑牢文化根基。

变“送文化”到“种文化”，真正让文化乐园“活”起来必须加强乡土文化人才培育。针对全县宣传文化队伍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分布不均的现状，×××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群众文化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的通知》，对加强群众文化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管理机制及工作要求等进行了顶层设计。《通知》要求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技术比武、实训、交流、论坛等多种方式，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文化辅导员艺术创作、艺术编导、手工技艺等分类业务培训，推动群众文化体育辅导员不断提高综合素养，精通业务技能。

一是加大对文化辅导员队伍的培训，挖掘草根文艺典型，提升文化大院的“文化味”，真正让农家小院“种”出大文化。截至目前，我县群众文化辅导员共有1090人(其中：文艺骨干207、社会文艺团队428人、教师226人、大学生村官29人、学生114人、基层文化工作者86人)。二是多领域借力文化志愿者。成立以乡镇文化站为主体，牵头组建文艺团队，用政策吸纳当地文艺爱好者、退休教师、老干部、老党员等志愿者进入“朋友圈”，加入“交流群”。

三是重视文化带头人培育。县文化部门牵头组建专家文化指导团队，与各村结对帮扶，挖掘培养一批乡土文化能人、文艺骨干。目前，全县在册各类文艺组织21个，已入库书法、美术、民间文艺、演艺等各类艺术拔尖人才156人,其中部级会员39人,并进行跟踪培养;重视文化遗产挖掘、传承、保护，文章系壹号秘书微信公众号原创，侵权必究。已成功申报省级非遗项目8个,市级项目6个,县级项目36个，并确定非遗项目传承人68人;成立校园曲艺社团12个，组织举办“曲艺进校园”、“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成果展示展演活动19场次;举办基层文化人才培训班3期，受训360余人次。

三、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建议与思考

×××县农村文化大礼堂通过整合基层文化服务资源，传承了文化，留住了乡愁，凝聚了村民的集体归属感，焕发出乡风文明新气象，拓展了乡村自治的层次和内涵，成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但与满足全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愿望，与上级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为此建议：

(一)突出主体，精神为魂，强化农村文化礼堂的功能定位。

人最可怕的是精神的缺失、信仰的丧失，建设文化大礼堂不能罔顾精神归宿缺失的问题。面对当下农村思想文化领域严峻形势，必须认识到农村文化礼堂不应只是一个由政府兴建，供大家开会、听报告、看演出、看电影、看宣传栏的空间设施，而应是从一个村庄的文化传统和民众需求里生长出来的、村民可以在此寄托情感、获得精神安慰的文化空间，是一个村的灵魂之所在。各级党委要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礼堂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从党的思想舆论阵地的高度、从道德教化的高度，注重把握思想性、教育性和传承性，挖掘传统文化，传播现代文明，突出价值引导。农村文化礼堂好比“村庄客厅”，在建设布局时，必须强化科学性、注重合理性，不论是新建的，还是改建的，要从有利于集聚人气的角度考虑好选址问题，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群众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避免搞成“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二)突出主线，内容为先，强化文化礼堂的内涵建设。

在礼堂的管理和使用上，怎么管、演什么、效果怎么样，群众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激发内生动力，把文化礼堂的事变成群众“自己的事”，切实让群众创造、让群众表现，这样才能真正动起来、用起来、火起来。农村文化礼堂推动几年来之所以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就是因为通过发掘和整合乡村的历史人文资源，充实文化礼堂的空间内容，为基层群众打造一个精神可以寄托的家园。许多文化礼堂皆因发掘了当地几乎消逝的文化根脉和人文事迹而激动民心，引发群众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和自己先人的缅怀，重拾中断已久的精神联系，心灵的归宿感变得生动具体起来。同时，要做好文化礼堂的“礼”字文章，结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假日等文化礼仪活动，让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自觉参与，让文化建设与村庄精神汇聚一起，使农村文化建设魂归乡土，接上地气。

(三)突出主题，活动为要，强化农村文化礼堂的载体创新。

要把思想引导与价值观的引领有机融入到文化活动中，注重活动多元，让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有效融入群众生活。如举办“农民丰收节”“中秋·梦蝶诗会”，开展春节祈福、重阳敬老、儿童启蒙、成人仪式等礼仪活动，开展名医进村义诊、司法调解进村庄，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使文化礼堂成为村民议事集会的重要场所。同时，培育和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鼓励热爱文化事业能人参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来，重视对农村文化能人的发掘和扶植，通过舆论引导、社会发动、政策扶持，积极培养基层文化工作的带头人和热心人。此外，还要强化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运行保障，政府提供必要经费保障的同时，要探索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乡贤基金”“文化众筹”等机制，拓宽筹资渠道，有效补充日常运行经费。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4

【关键词】留守儿童；文明礼仪；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持续发展，大批的农村青壮年为了生计、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被迫外出务工，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大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在教育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缺失，孤僻、自卑、冷漠、暴躁、迷恋游戏；说脏话、易与人冲突、不尊重他人、不懂得感恩等。文明礼仪教育在前几年几乎是空白，同时受生活环境和地方陋习影响，学生行为习惯较差。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的教育至关重要，尤其是留守儿童。

现实社会中，学生中出现的文明礼仪观念淡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学校过多地追求提高学生的应试水平，而对文明礼仪教育观念淡薄，对礼仪教育不够重视。把不文明行为存在的原因过分地归结在学生生源素质低等主观原因上，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引导和教育管理，没有把教育和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

②家庭交往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儿童品德的发展。长期外出打工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频率少，同时沟通方式单一有限，一般是通过电话进行，具有较长时间的间断性、非面对面性、互动频率低等特点，家庭的教育功能缺位导致孩子社会化严重不足，致使留守儿童在行为与心理发展方面出现了许多困境和问题。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家庭文明程度不高，就决定了学生接受家庭的基础文明教育和训练层次较低。

③社会关爱不够，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礼仪教育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校应承担起教育关心留守儿童的重任。学校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担负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重任。这里的“有道德”也应包括孝敬父母、礼貌待人等文明礼仪教育内容。如果学校忽视礼仪教育，社会必然会形成“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畸形局面，甚至出现“道德危机”。因此加强礼仪教育，提高学生的行为素质，使他们养成孝敬父母、尊重他人的良好习惯，做到举止美、语言美、外表美、心灵美，这必将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和学校德育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学校是进行文明礼仪教育的主阵地，应坚持从礼仪教育入手抓德育工作，并把其摆在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文明礼仪教育。文明礼仪教育必须有章可循。学校可组织人员从“基本礼仪、学校礼仪、社会礼仪”等方面编写礼仪校本教材，增设相关的课程，以使学生尽快提高文明礼仪素养。

2.创设良好校园环境。结合人文校园和绿色校园的建设，把有关的礼仪教育内容的誓言、警句做成礼仪展板、专栏张贴在校园里，从而净化美化文明校园，使学生一入校园，就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礼仪氛围。开展各种形式的礼仪教育活动，使广大学生受到身边同学先进事迹的感染、熏陶、影响，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注重学科教学中对文明礼仪教育的渗透，使礼仪教育内容深入学生心灵深处学校应把课堂教学作为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载体，把每堂课教学内容的德育渗透认真发掘，使课堂教学不仅完成知识教育和能力教育目标，还完成德育目标。教学中教师把自己的主导作用寓于学生主体活动之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活跃、充满激情的课堂中接受了文明礼仪教育。

3.突出家庭教育，完善家庭教育职能。一位教育专家曾经这样忠告做父母的人：培养你们的孩子，多和孩子在一起，因为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农村的留守儿童，缺乏的恰恰是这种父母亲情的抚慰与关爱。因此留守儿童教育，必须要突出家庭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弥补家庭教育缺失对其子女造成的不良影响。首先，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慎重选择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充分考虑到祖辈及其他监护人抚养和教育儿童的胜任力。如果他们确实没有抚养儿童的能力，建议父母双方留下一方，承担儿童的抚养和教育任务，保证家庭教育完整性，这样家长可以跟学校经常保持联系，共同承担起教子责任。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教育资源，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留守儿童的父母应当经常与孩子、孩子监护人及老师保持联系。通过电话、书信、定期返乡等形式及时了解孩子各方面情况，与孩子交流思想，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针对孩子出现的问题，积极妥善寻找方法解决。家长不应将孩子的学习认定为教师和学校的义务和责任，推卸自己的教育责任。再次，树立科学教育观念，，学习教育儿童的新策略、新方法，严格要求孩子，扮演好教育者的角色，把更多的精力从关注孩子、学习、考试转移到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要更多的关心他们的生理、心理的发展问题。

4.增强家校、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优化育人环境。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需要社区、家庭、学校和政府健全各自的教育功能，相互合作，使孩子健康地成长。农村建立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以考虑由基层学区和共青团牵头，联合妇联、工会、关工委、村委会、学校，共同构建农村少年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这些社区机构可由离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等人员构成，直接对留守儿童进行监护或加强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培训、跟踪评测， 教给监护人科学教育的观念和方法，督促监护人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活态度，培育他们形成健康人格，提高其综合素质，沟通是家庭、学校之外的另一种与孩子们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起到了家庭、学校与孩子们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文化建筑空间；孝文化；祠堂；文化礼堂；传承

一、引言

随着时代变迁，现代化进程推进，农村社区内许多承载传统文化的建筑空间遭到严重破坏。像祠堂这种具有体现中国孝道观念，承载孝道文化的空间载体（冯尔康，1996），也面临着巨大消失风险。甘满堂（2014）认为导致风险产生的关键在于祠堂建筑空间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不断消失，“在福建，村庙可以申请登记为道教或佛教活动场所，拥有保护自由的法律‘护身符’；哪怕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村庙也会得到一块地而异地重建。而祠堂除了‘文物’之外，再无其他‘护身符’；若未被登记为文保单位，那它通常只能是消失。”。显然，祠堂在农村社区的存在空间已经被压缩，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与祠堂之下的孝道象征意义也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那些已经消失了祠堂的村庄，怎样才能更好传承孝道文化。如何通过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来补充祠堂孝道传承功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众所周知，历来朝代都对“孝”做过阐释。早在《尚书》中，曾把“孝”解释为“厥养父母”。《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显然孝是以围绕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关系的展开为前提，但敬养父母仅仅是一种狭义层面的孝（肖群忠，2002）。广义的孝则应为“慎终追远的意识，以及延伸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里、扩展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教育、文艺、民俗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传统儒家所要求的亲亲、尊尊”。也就是说，孝不仅是针对个人对父母的敬养关系，更是个人对社会生活表现的一种精神气质。沿此逻辑，朱岚（2010）对广义孝的概念做进一步延伸，广义的孝是立身处世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是对所有长辈、亲贤一种尊、敬、善的行为。本研究是以传统祠堂中孝文化继承与发展为基点，来探讨长幼有序、尊老、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在现今阶段新型建筑上的社会性延伸。因此本研究中所强调的“孝”将特指广义层面上的“孝”，及社会对老年人的敬老、养老行为与长幼有序礼制准则将统称为“孝文化”。目前国内有关乡村社区内孝文化传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它包括：传统孝道文化空间如何传承孝文化（冯天瑜，2005）、乡村社区内组织村民进行孝道实践来传承孝文化（朱启臻，2015）、利用家庭日常教育传承孝文化（李小燕，2006）、依靠乡村学校以及借助传统艺术开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去传承孝文化（周亮，2009；陈瑞生，2011）。但以往研究出现这样一个空白，便是承载孝文化的旧文化空间消失基础上，如何构建新的承载孝文化的空间载体。大量有关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又表明，一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建构对文化的形成、保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公社集体主义解体后，福建乡村社区村庙的复兴，以及围绕村庙展开的祭祀仪式，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多元文化的产生（甘满堂，2008）。随着基督教会所在传统村落的兴起，乡村文化空间发生了变迁，使原本维持乡村秩序的宗族与祠庙的公共空间地位交付给了基督教会所来完成（李华伟，2008）。同时，乡村文化空间的发展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周尚意、龙君2003），以及一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起又助推了村民自治的产生与发展（王春光，2004）。这些研究都说明，农村社区新型空间对当地文化的变迁作用。因此，以农村社区中新的文化空间样式探讨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成为一种可能。最重要的是，“空间——行为”理论同样指明，文化空间在依靠建筑空间表达观念精神的前提下，对个人观念形成，以及行为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舒尔茨（2005）曾对建筑做过如下的论述，“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自远古以来，它已使人类的存在变得富余意义，并使人类在自身之中寻找到一个立足点。所以建筑不能用几何或符号概念来完满表达，它应是一种象征，并可以成为表达和传载人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理解的象征形式。”吴良镛（2011）指出：“任何建筑空间除了自身的居住、实用功能之外，它既含有物质内容，但更应该注入精神上的内容。”而这种承载精神观念的空间，又会作用到个人的意识之中。耿海燕、朱滢、李云峰（2001）也认为任何一种无意识的信息在反复的刺激后，都会形成特定的思维意识。再进一步讲，文化空间又会构造一种场域。让村民在无意识下，把身体动作转变为一种生活习惯。正是空间与意识的关系，让一些学者关注到空间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徐从淮（2005）系统的探讨了建筑空间与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建筑空间对主体的心理影响，从而产生行为的影响。建筑学家与人类学家的拉普卜特（2004）认为，建筑空间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诱导建筑空间内的主体行为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会被带入到一个人的习惯当中，形成一种文化特质。以上的分析已经表明了本研究的前提假设，同时也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乡村社区下的文化空间建筑对个人意识与行为将产生影响，而承载孝文化建筑的新型文化空间将对村民的孝意识行为发生作用，进而传承孝道文化。基于此，本文将选取一个已经具有承载孝文化空间建筑的农村社区，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选定农村社区中新型文化建筑的考察，弄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建筑，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或者转化而来的？第二，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建筑，是依靠什么方式影响村民的孝道意识的？第三，如果村民已经具有孝道意识，又是如何展开行为实践？希望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追问，理清乡村中新型文化空间对孝道文化传承过程与对孝文化的传承作用。

三、传统公共空间承载孝文化的两个维度

“祠堂”这一文化建筑空间起于汉朝，最早被用作供奉祖宗牌位。那时的祠堂称为家庙，与墓地合为一体成为后人祭拜祖先之地。直至南宋朱熹在《家礼》中明确提出祠堂之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至此“家庙”才被改称为祠堂。这时的祠堂从建筑与文化内涵两方面发生转向，从建筑角度讲，祠堂与墓地分开，单独成为祭祀祖先的建筑。从孝道文化内涵角度讲，它被赋予新的功能，“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开业传世之本”。由于祠堂是满足家族需要得以产生与发展，它也成为家族主义的重要的空间地理标志与家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家族依靠它把区域内分散的宗族成员、把过去的祖宗与现实的后人整合在一起，并以“孝道”作为维护家族网络关系的基本法则。正是在此情况下，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祠堂的家族性特征决定了其建筑空间对于本村村民的“内”与“外”之分、决定建筑空间的认同性与排它性，这赋予它成为一种指针对本宗族的公共建筑。由此空间生发出来的孝道准则，起到对本宗族的成员起到规范与惩戒作用。浙江下宅村的朱氏祠堂在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据《潭溪朱氏宗谱》载，朱氏祠堂始建于明初。由于元末明初常年战乱灾荒，下宅村朱姓始祖为躲避灾祸便带领带族人从义乌县赤岸迁于此地，在此发家，兴朱姓一族。后人感念祖上之恩，而建朱姓祠堂。朱氏祠堂作为朱姓家族的公共空间，它在“孝”的表达上具有两方面维度：一方面它是国家实行孝道教化的工具，强化家族中个体成员的家族身份认同的空间性纽带。另一方面它又是传播孝道观念，通过惩戒与奖励的机制维护家族内部的正常运转秩序的重要场所。从第一个方面看，传统下宅村借助祠堂把国家、家族、个人置于同一个文化网络之中，在三者间建构一种孝道观念的纵向下渗的文化通路。朱姓宗族与宗族个人之间在展开孝道关系的同时，代表国家意识的道德观念——即儒家孝道，借助祠堂把国法礼数渗入到村庄内的宗族成员中间。“乾隆二十五年（1706年），清廷颁布的《颁胙条例》规定对老年人在祭日时获得的待遇以及忠义孝悌之人享受的待遇等条例，就利用祠堂公布给村民”（王克俭，2012）。祠堂作为传播媒介把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孝道观念传达给了家族中的个人，并以国家名义对个人进行教化，让人养成尊老敬老的孝道意识。同时，国家又在规定中体现长幼有序的秩序，表达对于老年人的尊敬礼爱。从第二个方面看，在传统下宅村社会，祠堂还作为扬善惩恶的文化空间载体，“孝”与“不孝”则是褒扬与惩治的重要内容。在朱氏族人看来，不孝是违背伦常，大逆之罪，因此必须严处“孝悌不敦：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子弟当尽之职分。有忤逆犯上及重服违制者，祠族分别重罚”（王克俭，2012）。那应如何惩戒？在传统下宅村祠堂内以藤条鞭打不孝者以此作为一种重要惩戒措施。作为朱姓氏族权威的祠堂“藤条”，便为孝道精神延伸的物质化符号。因为，它不仅代表着权威与势力，它还代表着一种让族人臣服的道德要求，它与道德、年龄、地位紧密连接在一起。而这种道德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孝道伦理。当然，祠堂除了以孝观念为基础，发挥惩恶的作用规范族人外。还具有扬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主要借助文化空间内的实体器物，它们作为孝观念的物质性延伸。传统朱氏祠堂大堂正上方就挂有许多匾额。这些匾额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记述功名的如“左丞相”“状元”“进士”。第二类是记述道德的如“孝义”“忠慈”。只有在功名上、道德上有成就的人才能以匾额的形式被挂到祠堂内，享受族人的敬仰。而“孝道”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敬仰最直接、简便的方式，也成为大家得以遵循、恪守孝道的动因。这样祠堂除了与宗族中的功名产生联系外，祠堂也与孝道精神产生关联，通过祠堂起到激发、褒扬族人重孝的意识。让族人在祠堂内的交往中，养成重孝的习惯。显然，传统朱氏祠堂作为一种家族建筑，它以孝道为连接点把国家、家族、个人构连在一起。作为一种文化空间，规范了族人的孝道要求与秩序。并以空间内的物质实体延伸孝道文化，使孝道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这里，个人的家族身份得到认同，并以此为展开进入到家族的日常生活中。祠堂凝聚起整个朱姓家族，同时也使孝道观念通过祠堂在家族内部绵延接续。直至近代，由于的产生使下宅村的祠堂彻底离开了历史的舞台，朱氏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彻底消失在了下宅村的村域之内。随之而来的是，祠堂赋予朱姓族人的家族凝聚传统与孝道劝诫作用随之消失。国家权力在这个时期，替代了下宅村传统的村落秩序，国家意识取代了下宅村的宗族观念。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权力在下宅村的撤出，下宅村村民出现道德真空，这时市场化、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填充物占据了下宅村村民的道德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下宅村中传统孝道观念开始逐渐湮没。朱氏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它承载着村民的道德理想与孝道观念。承载着孝道的惩罚、规训与秩序。它的消失，使这一切失去了落脚点。对老年人讲，祠堂是尊老敬老的场域，是老年人权力得以照顾、承认的发源地。对年轻人讲，祠堂是培养老幼秩序的训练场，是树立孝道观念的大讲堂。时至今日，社会变迁，原本承载孝道文化观念、表现人际秩序的祠堂固然消失在下宅村内。但孝文化像种子一样，只要为它提供适当的土壤、合适的气候，它又会生根。文化礼堂建设就像为孝文化重新提供土壤，为孝文化这粒种子提供生根的机会。因此，伴随着文化礼堂在浙江兴起，作为一种新型建筑样式对孝道文化承载作用，接续很多传统祠堂功能，成为传统祠堂延续。文化礼堂对孝文化的传播与承载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新型文化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延续与转化

“文化礼堂”作为一种乡村文化空间样式，起源于2012年的浙江省，它的前身是“文化大院”，之所以由“文化大院”变为“文化礼堂”，主要突出对“礼”的承载作用。根本目的则是通过乡村内特有的文化空间保存本地文化资源、普及传统文化以及宣扬优秀的现代文化，达到教化育民，培养村民道德价值观念的目的。由于文化礼堂与传统祠堂都具备道德教化功能这一特性，因此浙江省各村的“文化礼堂”多是基于传统祠堂的文化空间发展起来。例如金华市琐园村的严氏祠堂、澧浦镇的王氏祠堂都在保存祠堂原本的结构样貌下转化为本村“文化礼堂”。而一些已经消失了祠堂的村庄，如下宅村。则利用本村的沿袭下来的文化特色，借助物质承载物把本村的文化特质注入到新兴的文化礼堂中，并在此文化空间恢复礼俗仪式完成对村民的道德教化，弥补祠堂消失所带来的不足。（一）文化礼堂对传统祠堂空间孝道理念的继承在这里，有必要从空间上，把下宅村承载宣传文化与文化活动场所称为“文化堂”，以此与文化礼堂概念相区分。下宅村的文化堂从整个文化空间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堂的外部空间，另一部分则为文化堂的内部空间。文化堂外部空间表达孝道含义是由三个元素构成。其一，环绕文化堂的廊道，廊道上的本村孝道故事凸显着孝道文化。其二，为文化堂门口的一副楹联，上联为“文化礼堂传今古佳话”下联为“精神家园承世代文明”，直接表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其三，为挂在文化堂外部强上的“孝心榜”。通过村民为老人捐款的记录，直接宣传孝道行为。这些物质化的象征符号直接反映出生活中的孝道文化精神，起到告诫与引导村民行孝。文化堂的廊道上所除了呈现的是下宅村民间艺术、传统孝道故事外，更注意对个人孝道行为的文字与图像记忆。这些长廊不同于传统祠堂上方所挂起的“进士”“状元”“忠孝”等匾额，它已突出日常生活中的行孝方式为主题。它记载着儿媳如何孝顺公婆、子女怎样孝敬父母的日常行。孝德廊把真人真事记录下来，教育村民效仿行孝，孝顺儿女的相片被放在孝德廊内，人人口碑传颂。孝心榜，则是历来村内、村外企业和村民为本村孤寡老人捐献行为的记录，是人们表达爱老敬老的方式。文化堂外部的要素从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寻找到出发点，一面是传统故事、古老楹联。另一面是现代的相片、现实的事迹。这些符号是人们真实生活中孝道表达的写照，文化堂通过它们把个体日常的孝道行为形塑成一个形象，并把这个形象带到了公共场域，每一个形象又会作用村民的意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并非是毫无关联的符号，它们构成一个象征符号群，是敬老爱老增强村民对孝道的认识效果不可缺少的一环。文化堂内部则分为前厅与后堂。前厅与后堂的空间划分，实则内在的规定一种空间秩序，空间秩序的安排则是以老幼的年龄差距为基础进行区分。尤其当文化堂内举行有老年人参加的敬老仪式时，文化堂内的空间表达会非常明晰。空间内的秩序规定了老年人的位置与权力，明确了村民的敬老爱老意识。一方面，敬老仪式依照老人的年龄规定就坐次序，年龄较大、村中地位较高的老人会座在前堂，小辈们按照辈份次序依次分坐于大厅或站立前堂两旁。座次顺序的安排暗含一定的老幼尊卑孝道秩序观念，其意义在于，使村子里的老人和年轻人都具有准确的辈分与长幼标记。文化堂重新以礼俗社会的空间规范来指导人们道德，加强个人敬老观念。另一方面，文化堂以敬老仪式的“身体实践”来规训村民的身体记忆。首先，孝道观念在子辈村民中的记忆，是孝道仪式操练的展示场所。行礼作为一种身体实践被看做是表达敬老爱老的标准。一般来说，不同时代表达敬意的方式不尽相同，文化礼堂内敬老礼仪实施时，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用不同礼仪方式表达孝义。自文化礼堂出现之时起，如今每年夏季举行的四世同堂家庭进行敬老礼时，子辈会给老人磕头，孙辈则要向老人鞠躬，并在此基础上向父母鞠躬，重孙辈则需要给所有长辈行礼。每逢重阳节都举行孝道仪式，此习惯促使孝意在村民间的长久留存。“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沉淀在身体中。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虽然不留痕迹，但却避免了在所有话语实践中可能遭受到的侵扰与冲击”（保罗康纳顿，2000）。因此，文化礼堂成为承载仪式的现场，人们在仪式过程中用身体实践重复过去的历史传统，最终把孝道观念封印于村民头脑当中。下宅村的文化礼堂建筑通过内部方位安排体现对老年人的关照，秩序规范依然以敬老行为的操演渗入到村民意识中。文化礼堂尊崇传统尊老道德习惯，接续传统祠堂建筑的孝道功能依靠孝道秩序。总之，作为文化堂建筑中的一种孝道象征符号——孝心榜、楹联、廊道构成孝德展示，文化堂内部空间秩序规定和村民在文化堂内部实行的仪式操演，构成村民敬构成村民敬老爱老的孝道精神的物理空间与肢体性的延伸。（二）文化礼堂补充传统祠堂空间对养老实践的现代需求居家养老中心是“文化礼堂”中的另一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文化堂孝道的精神性延伸。一方面是以日常生活入手，从实际入手解决老年人吃、住、养的问题。下宅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过高（下宅村总人口1039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234人，比例占到百分之22.3%）①，且村中孤寡老人较多，因此全村有20多名孤寡老人需要解决吃、住、养的问题。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便利，建筑为单层结构，在建筑外的中央处挂着百善孝为先的匾额。除了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外，居家养老中心还设置保健室、室、图书馆等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尽管从物质功能上看，居家养老中心与城市的敬老院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但实质上，居家养老中心打破由于城市敬老院中老人因互不相识与习惯差异而导致的精神隔阂。以遵循“离家不离村”的理念，填补老年人的“思乡”情感，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通过对文化空间上的分类描述与两则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成为蕴含孝道观念祠堂的替代形式，它生发了原有祠堂所具有的情感性力量。假若没有任何建筑形式来接替祠堂孝道功能意义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维持村落秩序与激感力量的建筑形式，在村落地域内将不能出现。最重要的是，下宅村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在空间上的结合，有效的强化了孝文化的传承，满足老年人的内在需求。（三）文化空间功能发展与孝文化变迁下宅村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体现出两种不同功能，就文化礼堂来说，它是承载孝文化教化功能，是传统孝文化仪式、礼仪教育的操演场所，也是现代孝行的宣传阵地。通过孝文化仪式和尊老爱幼模范事迹的不断上演，加强人们对孝文化的理解，不断丰富着人们敬老养老的精神。居家养老中心则是一个孝行为的实践场，人们在文化礼堂认识孝文化、树立尊老敬老观念的同时，在居家养老中心得到了实践的操演过程，认识与实践的空间整合，使敬老理念与养老实践结合在一起，有效强化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加上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孝文化得到了有效发扬，从而真正做到孝所要求的“敬与养”的融合。卡特勒曾对建筑空间的教育功能有过这样的评价：“教育的复杂性，即影响教育的因素很多，其中有许多变项，而教育建筑是教育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项”（秦红玲，2006）。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的空间整合，发挥了建筑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赋予了学孝与尽孝的双重含义，对村民们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孝文化的教化功能。根据心理学揭示的文化传承原理，孝文化规范的养成要经历服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服从是孝文化规范培养的开始阶段，有自愿的服从，也有迫于某种压力的服从。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孝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对社会整合、形成一致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化阶段是人自觉自愿地接受孝文化的理念，愿意根据角色要求规范自己行为，以便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这个阶段，宣传和示范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示范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同化效应的发挥。内化是在同化的基础上把接受来的孝文化观念变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稳定的观念和行为，甚至发展为一种信仰，而且还会影响、教育其他人。在农村社区具有潜移默化地从服从到同化的天然优势，下宅村的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整合了孝文化资源，突出了这一优势。居家养老中心使文化礼堂所弘扬的“孝”被赋予一种实际上的行动与真实，人们在此体验，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其它领域，进而影响孝行习惯。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空间上的整合，增强孝文化从理念到行为的实践过程，它扩大了孝在当前社会下的文化转变，相较于传统祠堂空间只承载孝道理念来讲，更具有实践行动。

五、结论与讨论

文化礼堂作为农村新型文化空间，承载了祠堂的孝道功能。但相较于祠堂，文化礼堂更被赋予居家养老中心的孝道实践功能。二者的结合为乡村孝道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就是把孝道的宣传教育与孝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以空间建筑的整合为载体。一些乡村在新农村建设中由于没有意识到宣传与实践的结合意义，常常出现二者分离或其中一个缺失的现象，造成仪式性宣传与实践的脱离，弱化了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我们调查过的村庄中，有的建设了文化中心，其中也有敬老的内容，但是没有类似敬老中心的实践条件，使敬老文化的宣传效果打了折扣。也有的村庄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相隔距离较远，二者的空间隔离出现了一边是热闹的文化礼堂，另一边是被村民遗忘的老人们。无论村民在文化礼堂内如何操演，形成“孝”的记忆如果远离孝道实践，就很难与敬老行为建立密切关联，孝行因此得不到及时强化最终削弱其教育效果。对于除了孝文化之外的其他乡村文化来讲，使得以“文化礼堂”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空间真正发挥作用，达到教化育人的目的，除了重新恢复并构建文化空间内承载文化的物质实体，并通过仪式操演强化其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外，孝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表明了应建造相应文化实践场所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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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6

 

近年来，我镇围绕“建设美丽乡村打造幸福家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这一目标，始终把“抵制高价彩礼”作为移风易俗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坚持常抓不懈，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到实处，深入扎实地开展了各种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一些不良习俗和男女比例失调因素的影响，婚嫁彩礼越涨越高。给群众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因婚致贫、因婚矛盾纠纷突出。为此，镇党委、政府以减轻农民的潜在负担、保持社会稳定为出发点，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把“抵制高价彩礼”工作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了“反对高价彩礼，倡树婚嫁新风；反对大操大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进步”的号召，在全镇掀起了一股破旧俗、除陋习、树新风的高潮。

二、强化措施，突出重点。

一是健全组织，强化宣传。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移风易俗、树立分明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移风易俗、树立分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发放倡议书3000份，悬挂横幅6条，利用农村红白理事会、农村大喇叭、宣传栏等多种方式深入宣传。同时，成立了“单身情阁”婚介所，登记单身男女30余人，目前，介绍登记结婚2对，建立了“单身男女联谊”微信群，吸纳适婚男女120余人。我们通过组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专题座谈会等形式号召党员干部从自身做起，带头抵制高价彩礼，红白理事会及时对婚嫁对象家庭成员说服教育，进行正确引导。在各村的道德讲堂上，将高价彩礼的危害作为必讲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正确的婚嫁观念，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围。二是完善制度，规范行为。在各村成立“四会”组织（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制定规章制度，由村支部书记任理事长，村内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党员为成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尊重传统民俗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不同陋习，采取“一村一策”制定村规民约，对“彩礼”高限、宴席标准、参加人数等都做出了明确要求。同时，由理事会对婚前、婚中、婚后进行全程监控，加强职业媒婆管理，杜绝媒婆在彩礼中的推波助澜作用和收取高额回扣的不良行为。三是加大投入，改善条件。针对“高价彩礼”主要出现在“边”、“穷”、“陋”地区的问题，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夯实破除“高价彩礼”的物质基础。实施了中巷村省级、下沟村省级、石家村县级、乐兴村县级美丽乡村建设，全镇通村水泥路、自来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达到全覆盖。开展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栽植彩叶行道树6500棵，种植金鸡菊、二月兰等花卉1.5万平米，建成垃圾填埋点12个，发放垃圾箱7216个，聘用保洁员44人，投入垃圾转运车6辆，清运积存垃圾80吨、三堆890处，拆除残垣断壁115处。全镇12个村乡村舞台、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全覆盖，群众文化活动常态开展。四是优化载体，强化创评。针对出现“高价彩礼”的思想根源，努力提高农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扶贫与治愚并重，切实筑牢破除“高价彩礼”的思想基础，广泛组织开展了“五星级文明户”、“好婆媳”、“好妯娌”等创评活动。表彰奖励“好媳妇”12人，婚嫁新风文明标兵1人，评选最美庭院15户，最美家庭5户，树立婚嫁新风典型2人。组织承办了榆林子镇“抵制高价彩礼、倡树婚嫁新风”主题联谊会，和榆林子镇首届“踏春舞飞扬 美丽榆林子”广场舞大赛引起了积极反响，有效激发了农民群众追求新风尚的积极性。

总之，我镇在治理高价彩礼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治理手段单一、效果不够显著。今后，我们将以这次督查为动力，深入贯彻落实不足，虚心学习好经验、好做法，措施再强化、力度再加大，继续抓好抵制高价彩礼工作，努力建设乡风文明的美丽榆林子镇。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7

在给农民们讲课的时候，尼山圣源书院的秘书长赵法生经常讲这个关于“孝”的故事。从2013年初开始，书院组织一批学者在尼山周围讲授儒学。他们立足于孝道，用生动的故事，直白的话语，把儒学道理讲进农民们的心坎里。

尼山的海拔，只有340米。但是，尼山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高地。2565年前，被后世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就诞生在这里。

“尼山是孔子的出生地，儒学从这里传遍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在这里建立书院、开展乡村儒学活动，就是要让‘道’回尼山，让儒学再出发，让传统美德发扬光大，‘种进’最基层群众心间。”赵法生说。

“一调查真是吓一跳！”

2008年10月8日，山东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在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800米远的地方，尼山圣源书院揭牌成立。在成立最初的四年里，书院凝聚阵容强大的学者团队，打造出在学界颇负盛名的“尼山论坛”。但是，儒学对于一墙之隔的村民而言，仍然高悬在云端。

“书院虽然就位于尼山脚下，但我们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真是吓一跳！”2012年底，赵法生在书院周边走访后惊讶地发现，住在夫子洞旁的乡亲们口里挂着的仍然是“孔老二”，许多经历过“批林批孔”的老人提及孔子还心有余悸。“圣人故里”的民风更是堪忧：老人年纪大了，儿女瞅着村里哪里有块空地，就粗粗拉拉盖两间房子，让老人搬进去自己住；有人不仅不愿意负担父母的生活费，连每年几十元的新农合都不愿缴；有一位老人因为儿子不尽赡养义务，80多岁了还下田干活，一次晕倒在田里，第二天才被发现；一名妇女与婆婆一言不合，抬手就给一巴掌；小偷小摸、打架吵嘴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学者们陷入沉思。出身于农村的赵法生认为，由于儒家教化体系破坏殆尽，读书人走出乡村，导致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又进一步导致乡村的价值真空和底线失守。乡村，本来是传统文化的“蓄水池”。“没有乡村的儒学，是无根的游魂；没有儒学的乡村，是失魂的空壳。”学者们决心从孝道入手，“灵根再植”，重建乡村儒学。

儒学讲堂，开起来了！

2013年1月16日，乡村儒学讲堂第一讲在尼山圣源书院二楼会议室开讲。主要的听众，就是书院所在地北东野村的村民。

在讲堂筹备之初，赵法生、陈洪夫等书院的教授们跟村支书庞德海说：“孔夫子故乡的人得比别的地方的人更懂道理，更有礼节。能不能给老百姓办个儒学培训班？”庞德海认为，老百姓都是死脑筋，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有什么好培训的？但如果不办，他又觉得对不起书院的教授们，于是他说：“先试试吧。”

开课前，庞德海在大喇叭里号召村民，可他在心里嘀咕：“乡亲们不少只有小学文化，他们那思想，就像块大石头、大冰块，撬不动，化不开，我就不信能教好。”

为了吸引村民们前来听课，教授们买来毛巾、肥皂、脸盆等礼品，提出只要来听课就能免费领取一份。即便如此，教授们心里仍然没底儿：多少人能来听课呢？

没想到，开课当天，会议室很快挤满了人。到后来，即使不发礼品，很多人也愿意走进讲堂听课。

两周一次的乡村儒学讲堂，就这样在圣人故里开起来了。开始是北东野一个村，3个月后，覆盖到周边6个村。每到学堂开讲时，村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拄着双拐的，有眼睛失明让人领着路的，那种扶老携幼的情景令人感动。到2014年6月，讲堂已开办到第76期。据当时统计，听课村民累计已达2.3万余人次，逐步形成覆盖泗水县圣水峪镇60个行政村的学习网络。

乡村儒学讲堂，打通了弘扬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公里”。

一年多以来，赵法生、刘示范、颜炳罡、陈洪夫、王连启、张颖欣、孔为峰、李树超等12位义工讲师团的“铁杆老师”一直坚持为村民授课。此外，还有来自北京、山东、广东甚至美国的义工来帮忙维护课堂秩序。圣水峪镇的孟昭峰、颜磊、范国栋、李俊、种楠和张雨文等镇干部也加入到义工行列。

不能把自己当教授

“开课后我们发现，给农民讲课的难度远远大于给研究生上课。”赵法生说。因为在这里，只要老师稍微讲得不好懂，就有人半途退场，再也不愿来了。

赵法生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堂课的情形。他就站在农民中间讲孝道，从古讲到今，从远讲到近，结合身边的事讲，好几位老人不知不觉掉下泪来。他总结道：看看每个村，不孝敬老人的，几乎没有一户能兴旺发达的；日子过得好的户，一般都是家风比较好。

这话引起了庞德海的共鸣，他抢过话筒对村民们说：“咱村多少年没出过大学生了？出去当兵的，连个连长都没干上。在政府上班的，连个乡长也没有。我们得从家风村风上反思一下了。”一堂热烈的讨论课开始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下课了也没人走。从那以后，每逢上课，小组长再也不用挨家挨户叫人了，只要大喇叭一吆喝，村民们扎推儿往教室赶。

多举身边的例子，是上好课的一大“法宝”。书院执行院长、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经常讲到朱伯宜的例子。朱伯宜是北东野村的民办教师，退休后来到书院义务管理专家小院。老朱是热心肠，有人向他打听路，他不把人送到目的地不回去。颜炳罡说“老朱是乡村的儒者”。听了老朱的故事后，官庄村有7位村民主动申请当义工。颜炳罡由衷地说：“农村的生活，处处渗透着百姓‘用而不知’的儒学。这些身边的故事，最容易激发起埋藏于百姓心中质朴的儒学情怀。”

在这些授课的“办法”背后，更重要的是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35岁的张颖欣是乡村儒学授课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每次去泗水讲课头一晚，她都要把自己的衣橱翻上两三遍，找出最简单、最朴素的衣服穿上，有时甚至找母亲借衣服。“穿得不合群，容易让乡亲们产生疏远感。”她说。城市长大的她，到第一个教学点上课，没有公共厕所，村支书让她到田野里“方便”，听得她直发愣。有时到老乡家里，热情的主人递过一杯茶，茶杯里侧有茶垢、外侧有污垢，她怕乡亲们觉得她见外，端过来就喝了。

“到乡村讲儒学，你不把自己当教授，要把自己当成从农村出来又回乡的子侄，老百姓就和你亲。”颜炳罡说。赵法生每次讲完课，都要到村民家里坐坐，遇到人家干什么，他就帮着干，人家让吃就吃，让喝就喝。书院周边的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家庄村，半数以上的户他都去过。听说北东野村有个孤儿，他立刻捐出2000元钱。

心总是用心来换。后来，讲师们到村里，村民们这个送把新下来的花生，那个端个地瓜，还拉着去家里吃饭。

村民才是学习的主体

在教学实践中，乡村儒学讲堂的学习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村民。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村里墙壁上写了许多修身齐家的格言，办起了传统文化墙报栏，还将《弟子规》和孝道音乐在村里定期播放。在学习过程中，讲堂将村民分成学习小组，由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带领其他村民自发学习，不同小组之间展开学习竞赛。讲堂还从常来听国学的孩子中挑选出二十几个，组成“小小国乐团”，经常在儒学课堂上为村民演唱。县里还定期组织儒风孝道志愿演出团到讲堂表演《借婆婆》《背公公》等孝亲敬老节目，展播以泗水孝亲人物为原型拍摄的《爱的奇迹》《泗水乡医》等微电影。此外，讲堂还针对当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病人不断增多的现状，从省城济南请来专家义务讲解防治三高知识并现场义诊，还请来教育专家为家长讲解如何在现代社会教育好孩子。

在讲授《弟子规》的时候，书院邀请礼仪专家来给村民演示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射礼、释奠礼等儒家生活礼仪，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给孔子和讲课的老师行拜师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书院给来听课的孩子们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每天帮长辈做一件事，如端茶倒水、叠被子、搬凳子、端便盆等。

学习《弟子规》半年后，讲堂在2013年8月组织了一次村民有奖背诵比赛。那天，200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很多人只能站着。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年组，参加者下至4岁的孩子，上到85岁的老人。老年组第一个上台的是83岁的庞德征，他不识字，完全根据课堂上老师教的内容记忆，一口气背诵了七八句。另外，因为青年人留在村里的少，比赛没有设立青年组。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夫妇主动要求上台合背《弟子规》，原来他们俩也多次前来听讲。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引来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

赵法生认为，孔子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在乡村依然富有生命力。那些好面子的村民，内心蕴藏着向善的能量。

不过，现实的“尴尬”依然存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听课的村民主要集中在老人和孩子两个群体。尽孝的主体不在身边，孝道又如何实践呢？讲堂采取的“补救”办法，主要是利用节假日等年轻人集中回家的时间段，组织文化活动，加强两代人以及乡亲邻里之间的沟通。

“大石头慢慢被撬动了”

荀子说：“儒者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所谓“美俗”，就是化民成俗，使民风淳美。

一年多来，北东野村这个有300多户、1100人的小村庄，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原本儿子们谁也不愿接她回家住，有的连每年200元的赡养费也拿得不爽快。2014年春节，老人特意来找庞德海说：“他三叔，学习孔夫子管用了，每个人200块钱都给我了，还争着叫我去家里吃饭。”说到此事，大儿子红着脸说：“大伙都在行孝，俺们若不改，将来儿子都找不到媳妇。”

朱伯宜介绍说，自从讲堂开课后，小偷逐渐没了，花生摊放在扬场晒得响干，都不会少一颗。负责村内保洁工作的赵士新反映：“以前一天能清理三四十车垃圾。现在十天半个月才扫一回，垃圾加在一起也不满一车。”

甚至，村民们脱口而出的话语，都开始透显出儒雅的气息。一次，有人提议年底对好媳妇进行表彰，一位村民马上接口说：“对，《弟子规》上说得好：道人善即是善。”一位学习小组组长看到有人在练毛笔字，顺口就说“你是‘有余力，则学文’”。

还有一次，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向村民冯宝清打听小河集怎么走。这位教授是来圣源书院开会的，想看看中国的乡村集市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乡下交通不便，冯宝清主动用三轮车将他送到5公里外的集市，并且按照约好的时间将他接回来。教授拿钱酬谢，冯宝清坚辞不受，只说自己是乡村儒学的热心听众。教授十分感激，事后逢人便说孔子老家的人好。

在儒学的熏陶下，村民们逐渐懂得怎样处理公义和私利的关系。2014年7月，北东野村完成了电网改造。让村干部没想到的是，这次砍伐村民树木200多棵，村干部没到一家做工作，却没有一户出来“打横炮”。而8年前那次电网改造，干群之间屡起冲突，好几个村干部被打。

“我是说过村民的思想就像大石头，但现在大石头确实慢慢被撬动了。”回想起自己最初说过的话，北东野村的村支书庞德海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变化，不只发生在北东野村。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孟昭峰总结了辖区内的几大变化：骂大街的没有了，偷窃现象消失了，卫生状况明显改善。村民自愿多走几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对公共事务也不再“打横炮”。全镇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8%，2014年上半年案件同比下降35%。

当然，现实中不可能所有村民都对儒学感兴趣。一位17岁的年轻人坦言，儒学“都是很晦涩的古文，看完一句还要找注释，太麻烦了”，还有的村民说，教授们讲的道理“没觉出多大意思”。

“学界不缺我那几篇论文”

几乎所有的乡村儒学讲师，都遭遇过周围人的不解和质疑：人家往“上”跑，争取到省级、部级课题，有资金，能发论文，这才是真本事；你们往“下”跑，要钱没钱，也不能出“成果”，到底图什么？是不是在正常轨道上不好取得成绩，而以旁门左道沽名钓誉？儒家文化有很多糟粕，你们给老百姓讲不是误人子弟吗？

面对质疑，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示范这样宽慰大家：“当前传统文化虽然越来越受重视，但仍有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抱有偏见。乡村儒学是新事物，有偏见也正常。”

颜炳罡承认：“这个社会是现实的，一个大学老师连个副教授都评不上，一个研究员没出版几本书，你做的社会贡献再多，人家也不承认你。”但他坚信：“当前学界不缺我们这几篇学术文章，但农村却缺唤醒伦理纲常的人。去农村点燃儒学的火种，让人们的生活回归儒学，同样体现我们的价值！”

孔为峰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体现价值”的事。他的教学点在圣水峪镇椿树沟村，教室设在村奶牛厂会堂。刚开课时，皇城村的村支书动员村民张现义去听课，张现义以为去学奶牛饲养技术，很痛快地答应了。来后才发现是讲孝道，他扭头就走，好不容易才被本村人拉住。一上午的课刚讲完，张现义找到孔为峰，留下自己的手机号，请孔老师下次讲课时一定告诉他。还有几个在临沂打工的泗水小伙儿，每逢孔为峰讲课，都要赶260多里路回来听。孔为峰说：“这时候的成就感，比写几篇文章、得个什么名号都强！”

在这些“成就感”背后，是老师们默默的付出。

赵法生有两本学术著作迟迟没有完稿，但他却拿出时间，将《弟子规》重新注释一遍，并自掏腰包5000多元，为乡亲们印刷；王连启老师生活较困难，但他多次自费买车票，从没耽误乡村儒学的课；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颖欣，为了不影响本校的教学工作，经常备课到夜里两三点；76岁的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示范患有心脏病，每次来泗水讲课，夫人都要怀抱一个保温瓶，手里攥着急救药前来“保驾”……

职称问题是年轻老师们要共同面对的坎儿。孔为峰早就动笔写的几篇业务论文，至今没有完成；王连启曾应一家杂志邀请，写几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但迟迟没有交稿；张颖欣今年将第二次参加副高职称评定，还缺三篇论文，估计怎么赶也完不成了。

在颜炳罡看来，他们是在“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因为“每个学者都是自费来农村授课”，而他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则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敬仰――“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积极地入世，具有一种为拯救世人于水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担当精神”。

以孔孟之乡为圆心

2014年6月22日，韩国陶山书院举办“人文精神价值论坛”，颜炳罡受邀参加。主持人打破议程，请他介绍乡村儒学的情况，并表示在韩国也要选一个村做乡村儒学试验。

7月12日，颜炳罡辗转收到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副会长张植珊发来的邮件，称乡村儒学“与民国初年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先进办理农村教育的壮举，前后辉映”。

来自同行们的肯定，是讲堂不断前行的动力。然而，在前行的道路上，问题仍然不少，比如师资力量的短缺，比如教材的不健全。“我给目前的工作打60分。”颜炳罡说。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学者离开农村后，依然有人能够在乡村传授儒学。在计划中，他还要以孔孟之乡为圆心画一个圆，把乡村儒学讲堂扩散到更多的地方。“让孔子从2000多年前穿越而来，儒家的理论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据悉，目前已有济南历城区高尔镇、青州王坟镇、泰安仪阳镇和日照莒县等地主动要求尼山圣源书院到当地开办乡村儒学讲堂。类似的讲堂，还有聊城市茌平县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青州市“孝礼儒学讲堂”等，也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处处皆可作尼山

2014年10月，曲阜市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计划在全市405个村庄都配备一名儒学讲师，还将实现“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

在政府的全面介入下，乡村儒学正在齐鲁大地上呈扩散之势。

据山东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炳春介绍，该省已将乡村儒学纳入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投入了大量扶持资金，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在教材制订上，正在组织专家精心编制全省材；师资队伍上，与基层公共文化辅导工程相结合，培训了首批500名乡村儒学骨干。截至2014年9月，山东省120多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900多个村文化大院率先建成儒学讲堂，举办讲座1.6万次，覆盖80余万基层群众。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指出，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学的源头本来在乡村。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未来儒学发展的真正空间却在城市。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而城市生活样态的儒学如何存在，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问题。

对此，颜炳罡认为，能在乡村做成的事情，一般都合适在社区推广；在社区做成的事情，却不一定适合搬到乡村。“我们把乡村作为典型，再推广到社区就比较容易了。”

2014年5月，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推进“图书馆+书院”服务模式，在省、市、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工程。它们都有一个统一标牌，一尊孔子像，一个国学讲堂，一个道德展室或展板，一个国学经典阅览室或阅览区，一个文化体验室或活动区。该省还将适时建立“全省尼山书院联盟”，推动尼山书院走出图书馆、走进社区，形成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并举的局面。

对于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也不乏质疑之声。有人认为不够理性，担心走偏。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王大千认为，儒学传播不能“简单地借助行政手段”。

农村文化礼堂存在的问题篇8

一、当前我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随着近几年我县大城关发展战略

的实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城区、向二、三产业转移。当前进城务工子女进城就学急剧增多，城区学校班生规模偏大，部分学校的办学条件离达标还有差距；而农村小学办学规模不断萎缩，出现大量的校舍闲置。目前全县有63的小学生、48的初中生、83.9的高中生在城区就学，造成城区学校校舍、教学设施、仪器图书不足，而农村小学闲置校舍达6.5万m2，造成新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因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下降，学生数减少，小学教师富余600多人，但又存在部分农村小学教师专业结构不配套、部分农村小学教师学科不合理，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偏少，维持正常运转困难，难于适应新课程的改革等诸多问题。

二是农村文体事业建设滞后。近几年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县总体财力的增强，对农村文体事业的投入也逐年增多。但因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后，大量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区聚集，对农村文体事业的投入还未能达到实际的需求，致使农村的文体事业滞后，主要体现在：各文体门类的设施简陋\不完善,文体人才匮乏，文体网络不健全，各乡村的文体建设发展平衡。

三是农村的卫生保健事业落后。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区集聚，加上乡镇卫生院设备简陋，医疗服务水平较低，客观上形成乡镇卫生院门庭冷落，城关的大医院病人爆满，致使大部分乡镇卫生院运转困难。财政投入不足，无法添置，更新医疗设备，缺乏发展后劲，又造成医务人才留不住，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四是农村计生工作仍有死角。随着“大城关”建设步伐的加快，更多的人口流向城关两镇。加重了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的任务和难度，加上目前流动人口计生小区管理仍未全面推行，流入城区育龄群众的婚育管理仍存在较大漏洞和死角，政策外生育仍然存在。

五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村推广难。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区转移后，农村留守人口中呈现出“三多一少”的状况，即老人、女人、孩子多、青壮年少，并且普遍文化程度偏低。据最近对西半片9个村的调查，留守人员中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只占32。由于整体素质不高，农村的科技推广网络不健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村推广难，农村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六是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低。至20__年底，全县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13220人、医疗保险19499人、失业保险10973人、工伤保险15770人、生育保险11872人、只占全县农业人口的28.5。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大部分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治，失业有济的后顾之忧还没得到有效的解决，客观上又为农村的计划生育增加了难度。

二、加快发展我县农村公共事业的对策思考

建设新农村，就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增加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明显改变我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构建和谐农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使“走前列”在十一五期间能实现。

1、整合教育资源，改善城乡办学条件。要继续采取措施，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出台教师优化组合，城乡学校结对子、城区教师支教等工作方案，缩小城乡差别，确保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按照大城关发展战略的需要对学校布局重新调整，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关、兼顾农村。乡镇集中办好上涌、三班、水口三个中心幼儿园。城区扩建龙浔中心小学、丁溪小学，世科小学。农村建设重点是较大乡镇的盖德、三班、雷峰、赤水、上涌、葛坑中心小学，其他农村小学以添置设施为主。新建霞田中学，创办省级普通示范校，扩建二中（上涌）宿舍楼，大铭、国宝中学合并到赤水中学。在今年安排300万专项资金用于添置全县 中小学的教学设备，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确保在年底前使全县中学、中心小学的教学设备都达省颁类标准以上。探索九年一贯制办学模式，全面实施“双高普九”工程，扶持农村寄宿学校，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实行农村贫困生接受义务教育“二免一补”制度，对特教学校学生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初中生年辍学率控制在3以下。

2、创新发展机制，繁荣农村文体事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开展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保护文化古迹，建设文化载体，挖掘陶瓷、旅游、宗教文化内涵。完善县、乡、村三级文体网络，继续开展“百场万人文化活动和瓷都广场文化，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突出抓好全民健身场地建设，大力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各项文体活动。努力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要充分利用农村宗教祠堂、民间庙堂、废旧礼堂，开展”三堂“变学堂活动。改宗教祠堂为教育村民的道德堂，变民间祠堂为传播科技文化的书堂,让废旧礼堂成为健康向上的文明殿堂。采用县、镇（乡）、村三级联创共建的形式，把“一校（文技校）”、“两会（农民体育协会、老人体育协会）”、“三室（电教室、娱乐室、阅览室）”、“四榜（荣誉榜、成才榜、好样榜、能人榜）”等农民喜闻乐见的载体引进“三堂”。利用重大传统节日，开展体育活动，南音北管曲艺培训展演，科技知识讲座。将“三堂”变成政策法规的“宣传站”，社情民意的“中转站”，先进文化的“传播站”。

3、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实施上涌、水口2所中心卫生院的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三有”目标：有一所符合标准的业务用房有新“五件”常规设备（X光机、心电图、B超、检验及呼吸抢救设备），有一支合格的卫技人才队伍；加强9所乡镇卫生院产儿科和预防接种规范化建设。投资150万元建设面积1000m2的雷峰镇卫生院综合楼，更好地解决农民就近就医和疾病预防接种问题。深入开展卫生支农活动，积极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组织实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确保农村“初保”顺利开展。在去年三班镇、美湖乡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在全县稳步推进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全县乡、镇、村，把实事办好办实，切实解决农民看不起病和因病返贫问题。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逐步健全以直接面向农村人群，开展农村初级保健和疾病综合防治的县、乡、村预防保健服务网络。完善传染病疫情，突发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和满足疾病预防控制需要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结核病控制管理系统。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切实帮助城乡贫困家庭解决和缓解医疗困难问题。

4、培育新型农民，健全农村科技网络。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针对我县农村留守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依托产业发展和老人学校、农函大、文技校、职业中专，对农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又要结合在全县开展的“八荣八耻”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使之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要加强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引进专家系统平台，开发推广面向农民的种植、养殖和加工等专项技术教材，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要结合农村产业调整，以项目为载体，建立农村应用示范体系，带动周边地区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促进区域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依托全县现有村级农民技术员队伍，加强农村科技信息服务，推进农村信息化和信息进村入户。乡镇农技服务中心人员要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网络技术，通过信息和咨询，更好地服务“三农”。

5、完善保障体系，扩大社保覆盖范围。积极推进“五险合一、地税”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社保经办机构要切实负起缴费申报和缴费基数核对的责任，定期对有关参保数据进行整合，及时与地税部门对比，确保基金收缴到位，巩固落实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

继续深化养老制度改革。首先搞好企业养老保险的扩大面工作，至20__年企业职工的参保率要达到60以上。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强农村村民参保意识，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不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保机制。建议制定出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并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险体系；解决农村农民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目标。

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安居、成才、致富、保障、亲情”五大工程；推进小额贷款贴息制度；农村部分计生贡献家庭奖励制度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救助制度；倡导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向“二女户”，独生子女户优惠倾斜和实施节育奖励制度。

6、创新投入机制，支持新农村建设。坚持实行“财政投入启动，集体和社会投动，农民出资为主体”的多元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参予建设。财政部门要按“农业法”的规定保证对“三农”的法定投入。要巩固农村税改成果，加大财政对乡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及时兑现村级计生管理员、农民技术员、乡村医生、综治协管员，国土和规划协管员的补贴。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十村示范百村整治”的建制村中，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工程、村级供水工程、农村沼气池工程建设。对划拔土地使用权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县财政免征契税。对实施造福工程的财政按要求给予配套，对地质灾害搬迁的群众继续实行每户补助5000元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