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1

关键词 教育技术 专业实践 技术理性 反思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当经典受到质疑，所谓肯定的知识也变得不再确定，我们可以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的文化思潮，正在汲取各方“营养”而不断发展的教育技术学自然也受到影响。但起源于理性主义的教育技术学，深具现代性，后现代带来的批判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想直接对现代教育技术提出了挑战。而教育技术学的专业实践中确实一直存在着一些倾向于技术理性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的专业实践者必须努力克服这些问题，成为更加全面的新型人才，不断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信息时代，肩负起优化专业发展的重任。

1教育技术专业实践陷入困境：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就是把科学和技术置于重要位置，把科学理论作为专业知识的源泉，把专业实践视为一种应用科学和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

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充斥着教育的各方各面。教育技术专业实践经常被简单认为是一个学生按照课程设置进行实践，从而达到能够熟练掌握技术的活动，这种认识正是技术理性的典型表现。而学校课程设置方面也确实折射了技术理性的影子：部分学校课程设置过分重视技术的学习而忽略理论学习的价值。后现代主义认为，技术理性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技术这种有限的、现成的方法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方法。既然技术本身已经蕴含了技术理性的因素，学校在实际设置课程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其本质特性，而不是过度加重对技术的学习，教育技术学本身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其根本姓“教”而不姓“技”，对技术的过分侧重只能导致专业发展方向的偏颇。

2困境中的指路人：唐纳德・舍恩

教育技术学专业实践目的在于试图应用教育理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以优化教育过程，而在真实情景的教育实践中，待解决的问题并不会以预定的方式呈现在实践者面前，而是需要在混乱、繁杂和不确定的材料、情境中去构造。技术理性的批判者舍恩指出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即便一个问题能够明显浮现，它也可能无法归于既存的理论或技术的类别中，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十分独特或不稳定的。其次，由于人们的学科背景、组织角色、个人经历、兴趣或政治、经济观点上的差别，对于同一个问题情境，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框定问题方式。再次，有些问题情境还可能存在价值冲突。舍恩认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专业实践及教育模式在面对实践的不确定性时，是无法胜任和不完整的。它忽略了实践中的自然性，造成实践者程序化、工具化地运用既定科学技术解决复杂多变的问题，从而导致各种专业失败现象；它割裂了方法与目标、研究与实践、认识和做事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学校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鸿沟，最终导致专业知识失效。针对实践情境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及价值冲突，舍恩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认识论―行动中反思。

3教育技术专业实践全新思考：学会反思

诚如上述，为了解决不确定的问题，实践者必须具备一种专业的艺术，而这种专业艺术的核心便是行动中反思。舍恩提出要培养具有行动中反思能力的“反思性实践者”。如何培养“反思性实践者”？舍恩提出最有效的途径是推广反思性实习。

在舍恩那里，实习是指“为学习某项实践而特别设计的学习情境或活动”。 反思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帮助学生培养行动中反思的能力，另一方面当课程开展顺利时，教练与学生间的对话便以互动的行动中反思形式呈现。反思性实习的特征主要有三个，即从做中学、“教练”而非“传授”，以及教练与学生间的反思性对话。

舍恩反思性实践思想也在提醒我们，对反思性实践思想的学习与运用也不能遵循技术理性的模式―运用其思想工具性地解决教育技术专业实践中的各项问题。作为学习者和教育者，要持续地关注真实，尽可能地从遇到的现实中学习。解决专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真正领会反思性实践思想的精髓，才能做到有效实践。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杨静.教育技术发展的后现代解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7.

[3] 哈贝马斯，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2

[关键词] 技术；灾难；反思；人工智能

一、高科技灾难的预演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人类距离各种科幻电影或者神秘预言的世界末日越来越近了。尽管大多数的人仅仅是把电影中的末日景象当做一种娱乐，把那些神秘的预言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反思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走过的科技至上的道路。电影作为工业科技的杰作，通过直观形象展现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也正因如此，电影也比别的文艺形式更善于反思和批判人类的精神生态在高科技中的迷误。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科技作为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以及奴役自然的工具，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从帮助人们远离蒙昧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宗教。人们对科技顶礼膜拜，“在反传统、反宗教的革新年代，科学不仅维持着世界的秩序，赋予每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成为某种解决争端的法庭，人们坚信科学会对争端做出冷静而公正的判决……在科学一神教大权独揽的统治下，理性成为自然的法则，而更不幸的是，它也成为社会的秩序原则。”[1]许多科幻电影强调和放大了这一原则，通过银幕，对人类在科技崇拜中迷失和崩溃进行了预演。在众多表现人工智能反噬人类的影片中，《黑客帝国》三部曲、“终结者”系列以及《人工智能》《智能叛变》等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这一系列的电影对高科技、商业化、娱乐化的现代社会做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其蕴藏的电影哲学与生态精神是一致的。

《黑客帝国》的故事虚拟的是让·鲍德里亚式的主客体逆转的世界，剧中的人们生活在计算机网络虚拟的世界中，基努·里维斯饰演的网络黑客尼奥与人工智能的对决，将计算机网络这一现代社会的人们日益依赖的世界推向了一场恐怖的灾难，这种恐怖不在于计算机对人体的伤害，而在于人类迷恋和崇拜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摧毁。相对于《黑客帝国》三部曲对于主客体逆转的真实性的不确定，《终结者》系列所展现的高科技灾难则直接得多——由人类制造出来的电脑“天网”将人类几乎消灭殆尽，但人类在与电脑的战争中最终获得胜利，“天网”为了改变这一切而逆转时空，派机器人杀手去除掉人类的领袖约翰·康纳。故事在一次又一次的追杀和逃亡中展开，这个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系列影片，无论在艺术水准、技术效果还是在世界观上，都一直领先于同类型的影片。话题性的演员阿诺和他的后继者吸引了大量的影迷，而影片中机器人杀手的可怕能力，核毁灭后一片废墟的世界，则深刻地拷问了对于高科技，尤其是机器人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类生活。

电影中的末日景象最终只是一场娱乐的盛宴，还是未来将要发生的灾难的真实预演？越来越高端和精密的计算机技术，最终将帮助人类摆脱当今世界严峻的生态危机，还是加速和加重了这种危机？当今社会的人类对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依赖程度，使人们对其抱有更多的期盼和恐惧，由此诞生的以人工智能的叛变为主题的影片集中展现了当今人类的内心矛盾，同时也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批评和反思。

二、生态学视野的反思

并不是只有展现自然灾害或野生动物灭绝的电影才能算作生态电影，对于人工智能叛变的恐惧和人类工具理性的反思使这一题材的影片超越了简单的娱乐功能而进入生态学的维度。人类所面临的毁灭性的危机绝不仅仅是电影中的虚拟场景，而是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2]，而造成这一切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精神生态世界的失衡。

作为展现人类社会高科技水平的电影，《黑客帝国》《终结者》《人工智能》等作品本身就是高科技的杰作，无论是《黑客帝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脑特技，还是《终结者》的电影哲学，都极大地消解了影片和真实世界的界限，让观众充分领略高科技带来的感官享受。这一类型的电影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总体认知和评价，突出表现了“征服、创造、掌控”等二元论世界观。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实现了人类主体对世界客体的对立和掌控，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使人们告别蒙昧，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同时，人作为主体根据科学技术的逻辑掌控和管理自然，自然作为客体则只能接受人类的统治。

以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作为标志，世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已经过了将近300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置身其中并在20世纪后半叶之后不断发生技术飞跃的工业时代。这300年来人类生产出的财富远远超过此前所有时代的总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使地球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村庄，而所有这些快捷和舒适的生活方式都是科技的成果。就像人们难以想象短短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人类的生活水准就能达到当今社会所有的程度一样，人们也无法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要面临资源的枯竭、全面并不可逆转的污染以及人类精神家园的分崩离析等惨痛的现实。从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总是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像磁悬浮列车带给人们蒸汽机时代的火车所不能想象的速度或者过去的人们无法想象各种反季节的作物那样，科学技术总能为人们创造奇迹，人们也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也看到，当前世界的危机，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副作用所导致的，科学技术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关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的存亡，科学技术如此的重要，然而，用产生危机的手段来解决危机，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吗？如果不行，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斯皮尔伯格制作的影片《人工智能》从另一个角度对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进行了思想根源上的深刻追问——在未来世界，地球资源的极度匮乏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人类面临失去孩子的痛苦时，可以领养一个机器人孩子来弥补亲情的缺憾，但是当机器人孩子拥有人类的感情后，却遭到重新得到自己孩子的人类的抛弃——人类拥有了能够生产出具有感情的机器人的技术，人性却堕入无法自拔的废墟。影片中人类家庭对于机器人孩子的抛弃，和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如出一辙，有效和有利是取舍的根本原则，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的必然结果。作为人类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错的，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问题，正如巴里·康芒纳所说的那样：“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的目标上。”[3]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源自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自大，如果不对二元论思维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完全的批判和反思，不断更新和飞跃的科学技术最终必将毁灭人类。

三、精神的解困与救赎

不管是电脑芯片技术也好，还是生物基因技术也好，在利益至上的主流价值观中，一切有利可图的技术，即使带有巨大的风险，最终也将获得通过和实施。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影片《智能叛变》用一个很老套的故事，再一次对利益至上原则进行了痛彻的批判。影片中的超级企业为了盈利，不断的推出新的机器人取代原来的产品，这些机器人可以取代人类做任何事情，最后，最新型的机器人发动叛变，将作为主人的人类拘禁起来，而一心只想着出售NS5型机器人赚大钱的老板也被机器人杀害。老套的情节再次将人类征服欲被征服的内心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类制造出机器人来作为生活的帮手，但对于机器人的智能又心怀恐惧，只能通过制定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等三大法则来约束机器人。和相近题材的影片一样，《智能叛变》也对在科技的阴影中萎缩的人类精神进行了审问——科技法则是否永远都是正确的？科技的巨大能量带给人类的究竟是美好的未来还是失控的毁灭？如果有一天，当人类将思考都交给机器，人类还能做什么？

不管是《智能叛变》还是《黑客帝国》《终结者》，在类似的影片中，观众惊叹于机器人强大的力量，惊叹于主角力挽狂澜的伟大壮举，影片中充满了人和技术的影子，却往往缺失了自然，自然或者被高楼大厦所淹没，或者退化为荒漠和废墟，这也印证了雅克·皮卡德的话：“技术在慢慢的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的吞噬自然，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留下的只有技术。” [4]影片展示的是一条远离自然，充斥着毁灭和废墟的道路，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和技术不是万能的，要拯救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必须重振衰败和空虚的人类精神。在电影《智能叛变》中那台背叛了人类的终极电脑VIKI强调它的逻辑并非伤害而是为了拯救人类，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戕害和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最终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虽然这一逻辑具有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嫌疑，但从制造出VIKI并促使它根据三大法则背叛人类的，也正是人类自身。这一巧妙的构思运用了“禁止禁止”那样的矛盾修辞法，透过一台电脑“伤害”=“保护”的逻辑，加强了对人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深层追问。而影片的最后是主人公和已经具有感情的智能机器人辛尼合作拯救了人类，这一结局也暗示了人类自我拯救的道路——共存。无独有偶，《黑客帝国》第三部《革命》，最终也呈现了一个人类与机器共生的和平世界。

人类与机器人做朋友的最大前提是放弃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将“公民”的定义延伸到其他生命形态，并给与他者和客体平等的公民尊严，将人类再一次融入到自然的完整体系中。以人工智能叛变作为主题的同类型电影，通过虚拟的高科技幻象对人类的高科技崇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庄晨燕，丘寅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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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8.

[4] 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M].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88：28.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3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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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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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4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育；现象学精神；中国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3-0128-04

Inspirations from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AN Hua-m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Zhanjiang 524023，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he author expatiated on modern Chinese Wushu education in such aspects as rationality, val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after analysis: rational Wushu education should is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to gain self understanding, self respect and self examination in Wushu practice,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satisf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student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people orientated” Wushu education; such a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econdition to ensure that various Wushu education values are well realized comprehensively;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Wushu educations are also start points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n Wushu education, but not building all sorts of virtual, profound systems of “cultures, theories and doctrines” in a purely theoretical wa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Wushu education；phenomenological spirits；China

现象学是20世纪初期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并以其较强的弥散性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虽然经历了中西方学者跨世纪的研究探讨，但发展至今仍没有形成具有严格意义的学科体系，因为现象学本身就是复杂多义的概念。“现象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由不同理论、学派组成的思想运动”[1]。这种思想运动通常被现象学家称为“现象学精神”。所谓现象学精神，是指现象学研究者应当具有的“回到实事本身”的勇气，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信念或方法论”[2]。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神要求我们以怀疑的态度来批判时下流行的各种话语。现象学在研究事物本质与现象关系的时候十分重视对“完善理性”的追逐，在逐步削除现象表象达到一步步接触到现象“本质”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持久的“悬置”意识，以及现象学扎实的科研态度等。

最早将现象学理论引入到教育学领域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校长克里克。他首先把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对现象学的本质分析方法应用到教育科学研究当中，奠定了当代教育现象学的研究基础，国内教育学研究者则常将其称为“现象学教育学”，教育现象学研究对象从“存在与意识”、“本质与现象”的宏观研究到具体教育现象问题研究，使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现象学探索成为可能。对于中国武术教育而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构造注定会产生武术教育丰富多彩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承认“武术教育不仅仅指武术教学，它还包括通过这一教育过程使受教育者从身体上、技能上、品行上、人格上得到教育塑造”[3]，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普遍重视不够，武术科研“竞技化”现象严重。因此，本文基于对当代武术教育表现出来的矛盾问题的思考，试图从现象学方法论角度对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引入现象学的“小零钱”思想，以及“描述性研究”、“对话式访谈”等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1从现象学精神对“完善理性”的反思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理性

“l9世纪后半叶，科技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这种思潮也对体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体育问题的观念”[4]。而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同样面临着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质疑，这便是现象学研究提出的理性追问：“自然科学能从自身中获得自我理解吗？自然科学是一种能够自我反思的科学吗？”[5]。鉴于此，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也不禁反思，当前的中国武术教育“关系”理性吗？教育内容理性吗？教育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吗？

武术教育本是一种培养健全人格的实践活动，本应关注人自身价值的弘扬，关注人性精神层面的构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然而，武术教育自身日渐科学化、技术化、专门化使武术教育关注的“意义本质”变成了“工具本质”。在学校武术教育中，学生作为受教育对象成为武术教师捍卫自身教育地位的筹码，在复杂多样的技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关于武术人文价值的探讨日渐稀少。在教育内容上，国家武术主管部门于20世纪60年代统一创编的“长拳、太极拳”等内容，已经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推行近半个世纪，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生价值需求的转变已经让“计划、统一”为特色的教学内容感到羞涩，各体育专业院校以及开设体育教育专业的普通高校正在努力创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武术教育体系，如陕西的“翻子拳、劈挂拳、通臂拳”，四川的“峨眉武术、青城武术”，山东的“螳螂拳”，河北的“八极拳”等。指出当代中国武术后备人才的主要特征是“说得多、写得多、练得少”，但是这些武术人才“说得多”并非针对学生群体说得多，“写得多”也不是关于武术教育凸显的实际问题而论，好多文章是对过去武术文化知识的现代化翻译，所谓的武术科技也是以优质武术内容对现代科学解剖手段的验证。诸如太极拳等武术内容用科技理性来“裁决”其合法地位对于武术人文价值的弘扬毫无作用。如有学者对太极拳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状况的机能监测研究综述中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太极拳练习者的心肺功能、免疫机能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各项指标都优于不经常锻炼者。”[6]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武术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是否需要从教育理性的角度去审视。

现象学是一种以反思见长的哲学思维方式，除了对上述武术教育内容的反思外，武术教育模式也是其反思的问题。武术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于传承武术技击实战方式、传递武术人文理念、延续武术爱国精神，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生命旨趣等。如中国武术“止戈为武、点到为止、内圣外王、宁静致远、温良恭俭”等精华思想，恰恰是现代武术教育应当格外强调和珍惜的。但这些人文精华观念在学校体育教育平台上被“封了口”，武术只能因“体育”而教育，而不是因“文化”、因“历史”、因“审美”、因“生活”而教育。在普遍强调体育教育的结构性特征的情况下，武术教育对于学生而言丧失了传统的生活中意义，对于教师而言武术教育成了流于课堂形式的工具性意义。

因此，完善武术教育理性不仅表现在适当引入现代科技教育理念与方法，还应当兼顾武术本身蕴含的人文特质，使中国武术教育在科学解释与人文描述中得到全面促进和发展。

2从现象学精神对“教育关系”的确立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的实现

现象学认为：“师生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师生间相互理解与对话的主体间关系。”[5]但这种师生主客对立的局面却在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进而导致武术教师对“教”的价值产生怀疑和厌倦，学生对自己“学”的动机发生动摇。这不仅让我们更加怀念中国武术传统教育范式中才能看到的“师者乐教、生者乐学”的融洽现象。

传统武术教育范式中，武术拳师与弟子对自身所参与的武术教育实践活动普遍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坚信武术教育的实践价值，原因有：1)武术这一文化现象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彼此的价值需要在武术教育过程中得到双方的肯定和褒扬；3)稳固的师生情感使彼此对武术教育的价值认定更加牢靠。拳师对自己精湛的技艺信心满满，需要获得徒弟的认同和赞美；徒弟通过学习武术可使自己的技艺、道德、品行、情操得到锤炼和提高，需要获得师傅的鼓励和表扬。如许禹生先生言：“习拳术者，一为诱导智识之官能，一为修养道德之忍性。”这足以看出作为教育者的武术大师，他们对武术教育的“育智、育德、育体、育心”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这种教育价值对于个体或群体、古代人或是现代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拂古思今，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认同弱化甚至异化的根源也在于当代武术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对立、冷漠、机械的操作方式上。武术所蕴含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历来都是十分丰富庞杂的，安身立命、强身健体、锄强扶弱、修身养性、保家卫国、弘扬文化、继承民族精神等，这些也都是武术教育参与主体之所以躬身实践的价值导向。而这些武术教育价值却在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黯然失色。如形式多样的武术教育被压缩到体育教育的小版块儿当中，致使武术教育所承载的个体、社会性价值因“课时少、重技术、轻理论”等问题而无从实施；如武术教师把武术教育当做是一份“混饭的差事”，武术课堂成了保持教育关系的唯一场所，师生关系由过去的理解和对话变成了技术动作的机械链接；再如武术教育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创收、家庭琐事、人际关系、个人成长需求等占据了教师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武术教师对培养优秀武术人才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欣慰感较为模糊。与此同时，学生对武术的价值认同开始分化，并消极应对武术教学实践。

3从现象学精神的“小零钱思想”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

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哲学，对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小零钱”思想的提出。所谓“小零钱思想”，主要是一种工作精神，对武术教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就是从武术教育过程中的小事情、小问题抓起，对各种教育现象资料进行归纳和反思，解决实际的小问题。胡塞尔曾屡次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大钞票，而是小零钱，现象学家要做考古工作者，而不是建筑设计师，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明察和反思，不是凭空构陷，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和描述。”[7]

周伟良[8]曾在《传统武术俗文化特征散论》中对近代武术科研发展的趋势做出过判断，即“不少研究者似乎只对武术与一些思辩、理智、高雅的文化现象诸如古典哲学文化等发生兴趣，鲜有对它的俗文化属性进行研究。”这种武术科研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且这种来自于武术科研宏观层面的走向也正在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科研状况。大有用宏观的武术科研代替微观的武术教育研究的趋势。广大武术教育研究者也一味追求“立言玄妙、行事雅远”的研究风气，致使不少武术教育研究成果理论构造泛滥、新词频出、歧义迭现，很大程度上成了“造词”工作。武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假、大、空”风气的冲击下似乎变成了“饭炒蛋、蛋炒饭”的事情。

“教育研究既有相同于科学研究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性，基本属于行动研究”[9]。自“教师即研究者”观念提出以来，教育研究受到“制度化教育”的驱动，并被赋予“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特征，使教育研究逐渐成为某些专业人士的“专业”，成了置身于直接的教育教学过程以外的“研究者”的专职。一些高校武术教师在科研思想上表现出如下特征：1)通常把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2)把武术教育研究简单地看成是写文章；3)对交叉学科的运用上，理论审视多而有效策略少；4)尽力拔高，企图建构出某种高深理论，导致结果僵化无用。这样的武术教育研究成果对武术教育实践的推动效果是软弱无力的。

针对当前我国武术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家教育部及部分学者早就提出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措施。2001年颁布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至今已达9年；与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颁布至今已达6年；邱丕相针对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形式单一、动作枯燥，难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策略；王岗[10]提出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调“国学意识”；杨建营[11]提出了武术教育是“国家内驱力”的基本保障等。还有一些关于武术教材、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性建议，但也只是停留在文字阅读层面。我们认为，武术教育科研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唤醒、激发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度来推动武术教育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寻找新出路。

虽然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是以构建新的哲学认知体系为初衷，但我们感受更为真切、直接的则是胡塞尔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进行深刻反思的勇气和精神，即“现象学精神”。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开展是异常庞大的系统工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现象。长久以来，人们对各种武术教育现象中的错误观念视之为“自然、必然、想当然”的做法无疑缺少现象学对事物“原态、原点”进行“悬置”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和魄力。在现象学精神的启示下，理性的武术教育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在武术实践中获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过程，是以学生精神文化需要为内容指针的教育过程，是实现“以人为本”武术教育的具体体现；是以人之情感为联系纽带的武术教育关系，这种教育关系是确保各种武术教育价值得以全面良好实现的基本前提，而非以“物质回报、课堂规范、考核标准”等非人性因素为基础的；武术教育科研也是以解决武术教育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而非“纸上谈兵”式的构筑各种玄远高深的“文化、理论、学说”等虚无体系。这便是现象学之所以为“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现象学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教育影响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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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5

关键词：高考历史；复习重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12-0119

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显耀世界，不仅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典科技，而且还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学习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不仅可以了解辉煌的中华文化，感悟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而且还可透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变迁。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是历年高考试题常考考点。对于高三同学来说，掌握对古代中国科技与文化专题复习的方法、明确复习的重点与注意的问题是提高复习效率与高考成绩的关键。结合对近几年高考试题的解读和备考体会，笔者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建议，以与各位同仁共享，希望能给高三同学一些帮助。

一、把握命题方向，明确复习重点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专题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 科技――以四大发明为主，集中考查纸发明前的书写材料竹简和印刷术产生的时间与历史作用，如2012年福建卷13题、上海卷13题、江苏卷3题，其次2012年北京卷40题考查中西地图的绘制，对其他科技成就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原因、产生过程及与西方自然科学的比较考查较少；2. 艺术――集中考查书法、绘画和京剧艺术，侧重于书法五种字体和山水花鸟画、文人画的特点以及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如2012年安徽卷12题、山东卷6、9、73题，2011年安徽卷13题等，对其他的音乐、舞蹈等艺术考查较少。3. 文学――集中于《诗经》和宋元明清的词曲小说，如2012年课标全国卷25题、江苏卷1题、2010年广东卷38（1）题等对汉赋、唐诗等文学形式考查较少，侧重考查古代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的特点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根据对高考试题的解析结合课标教学目标、高考考纲要求，在备考复习中我们要明确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在复习古代中国科技这一部分时，（1）从内容来看要重点掌握四大发明及与古代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农学的成就；（2）从高考试题对科技的考查的目标方面来说侧重于对重要发明产生的时间的记忆和四大发明的作用的理解分析。由于科技与当今社会一些热点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还需对古代科技发展特征的归纳概括、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科技发展的比较分析引起重视。当今社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此对古代科技成就、发展特征和中西科技比较的考查可以形成科技对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和显现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认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同时通过对这些科技的比较分析能促进学生引发对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积极投身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中。

对中国古代艺术这一专题的复习要重点突破书法（篆、隶、楷、行、草书）、绘画、京剧的发展脉络和各自的艺术特点，适当分析一些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作品产生的原因（尤其以文人画为重点）。在古代文学方面，备考复习首先理清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的演变和特点，理解分析其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思想内容。高考考查的意图除了基本知识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感的形成与培养。因为学习古代文学艺术不仅有着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基本的文学艺术鉴赏能力与人文精神，增强美感享受，陶冶情操，形成健全的人格。因此，高考试题的考查就注重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和文学艺术特点。但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我们首先要强调探究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理解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精神需求，其次要了解其文学艺术特点能够对一些作品的流派风格做出判断。因为历史学习毕竟不是文学艺术欣赏，各有侧重，因此在复习这一内容时要注意把握重心的策略。

二、以理论指导加强理解，总结规律认识

高考考查的内容除了基本史实外，还包括一些历史理论。历史理论是帮助准确理解史实的武器。科技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近几年的高考试题较多考查了各自不同文学艺术反映特定社会现实，从能力要求来看不仅是基本史实的掌握，还有对“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这一理论的应用。在分析文化发展的背景时要运用这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认识一些文化现象所反映的社会本质。如2012年课标全国卷25题对白蛇传这一民间传说故事的考查在于让学生了解这一故事反映的市民的的价值取向（思想上对“自由、正义”的诉求），要求学生运用这一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宋代对人们的道德约束的加强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市民队伍发展产生的思想诉求。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因此我们要从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角度去理清古代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各代文化是在继承前代文化成就基础上得到发展。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复习，我们要进一步理解清楚各个时代文化的特色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在古代文化发展中，汉赋与楚辞、小说与传奇、话本之间都有继承和发展关系。在搞清楚古代各个时代间联系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就能够更好的继承传统文化并创新发展。

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与规律，因此在历史学习中我们要多总结一些规律认识。对历史规律认识的总结是要在对史实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得出。在复习古代中国科技文化专题时首先要掌握文化发展成就，然后对一些文化现象比较分析和提炼历史概念归纳出规律认识，形成对古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整体认知。在科技发展方面，重要的规律认识有：古代中国科技实用性强，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生活；注重经验忽视理论探究，重视自然现象的记载忽视对自然规律的探讨；由长期先进到落后与西方自然科学。在文学艺术这一部分，可以总结出的规律认识：文学发展逐渐市民化，文化重心下移；艺术发展要求文化素质综合化加强，形式内容敢于创新突破传统。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6

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科学化是指人们能够普遍地、自觉地运用事物发展的规律去认识、行动并有所作为。把“科学化”的概念引入反腐倡廉建设领域，从根本上说，是要求反腐倡廉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体制保障，科学的方法运作，各项工作都努力按照其内在规律办事，以达到反腐倡廉建设组织最优化、功能最强大、程序规范化、工作制度化、手段现代化的目标。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其本质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它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内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有目共睹。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人们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资料显示，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的普及率已达人口的70%以上。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64亿，居世界第一位。反腐倡廉建设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宏观背景而独立发展。现代信息技术要不断向前发展就不可能不进入反腐倡廉建设领域，反腐倡廉建设要不断向前推进也不可能不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发生、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后不易发生的腐败问题，都有可能集中发生在这一阶段。同时，在新的形势下，腐败案件的范围、手段和规模等出现了新的变化，违纪违法行为日益复杂化、隐蔽化和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里的案件和运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呈上升趋势。如果只是简单地采取传统手段，无论是预防、发现还是查处都会越来越困难。因此，必须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创新的办法来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高度重视并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防治腐败，是改革创新的具体体现，是时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客观需要。

(一)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克服权力暗箱操作，促使权力规范运行

现代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功能特征为实现反腐倡廉建设权力规范运行提供了可能。

1.信息技术的标准统一性，促使权力在一定规则下运行。

信息技术依赖于固定的程序模式而实现。所有的程序一经确定，任何人在使用时都只能按照自己的岗位权限进行操作，既不能越权操作，也不能代替他人操作，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一环不作为，其他环节也无法运作。这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压缩诱发不廉洁行为的“灰色地带”，改变了过去由个别人说了算的现象。

2.信息技术的公开透明性，促进下情上达、政令下传。

公开是天然的防腐剂。滋生蔓延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权力的行使缺少公开性和透明度，导致大量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基于信息技术公开性，可以改变权力运行方式，使各级政府机关的职权、程序、办事过程、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均为公众所知，避免腐败现象的产生。

3.信息技术高效便捷性，提升服务效率。

现实生活中有些腐败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群众急于办事又不了解相关要求和办事程序，个别人就利用这一点，故意拖延谋取私利。信息技术具有超地域、虚拟性、开放性等特点，大大拉近不同客体间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使信息传递实时到达，既推动办事公开，方便群众，也能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用权力进行谋私。

(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克服制度自身缺陷，促使制度全面落实

党的十报告要求在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强化制度创新，确保制度之间无缝对接。通过制度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缺陷，即制度是一种静态的表述，无法主动地对动态行为进行实时控制，这也影响了制度执行的效果。如果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的要求体现在信息技术程序之中，使制度的执行和落实也有了可靠保证，有利于维护制度和纪律的权威。

1.可以提高制度约束力。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制度规范与权力运行系统相结合，实现全方位监督，严格确保权力在各个环节接受制度约束，有效过滤非规范行为的发生，减少执行制度中的人为干扰因素，使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2.可以提高制度威慑力。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监督工作从以人为主的监督转向人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监督，从点对点、人对人的选择性监督转向对工作过程的全程性监督，从偏重事后的静态监督转向注重事前事中的超前的动态监督，大大增强制度监督的实效。

3.可以提高制度执行力。

利用数字化存储手段，对业务处理信息和操作步骤自动生成和保存全面、完整的记录，客观反映制度执行情况，引导监督机构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核查，为依据制度进行责任追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改善监督不力现状，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公共权力拥有者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极易受到私利的诱惑，从而导致腐败。但目前的监督体系较为零散，人大、政协、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主体多数从自身工作出发行使监督权，监督资源利用率低，监督整体效果难以得到真正体现。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数字化监督平台可以有效整合监督主体，编织完备的监督体系。

1.实现监督信息共享。

各类监督主体可以将监督信息通过网络交换，使监督更加全面、科学、便捷。同时，可以根据综合后的监督信息明确监督重点，合理分配监督任务，确保监督主体间的协调配合，提高监督的整体性和有效性。

2.实现全程监督。

做好事前、事中监督是预防腐败的内在要求，而传统监督方式往往对此力不从心。将信息监督平台与各部门信息化权力运行系统对接，在全程化实时监控的同时，自动采集和分析风险信息，出现违规操作能够自动预警提示。对工作疏忽问题，能够及时得到纠正，对违纪违法行为，能够迅速落实过错责任追究。

3.实现社会化监督。

群众可以借助网络提交案件线索、举报信息等内容，只需点一下鼠标，快则几秒钟，慢则几分钟，且费用极为低廉，省却诸多中间环节，保证了监督信息传递的安全，同时可以利用图片、声音、录像等方式进行举报，能比较准确地表达群众的真实意图，还可以通过网络较为方便地获得反馈信息，促进群众监督积极性的提高。

(四)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克服传统文化弊端，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受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我们整个社会或多或少存在偏重强调和突出灵活性，轻视规则程序约束力的倾向。这种重效果轻规则思维惯性，表现在政治领域，较为突出的就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现在社会领域，就是凡事托关系、找门子，千方百计绕过制度办事。在信息监督平台中，对网络程序进行合理设置。纵向上科学地分解和设置操作权限，实行授权分级管理，增加必经的审核程序和管理步骤，设置自查和复查的环节，形成权力约束机制，推动监督重点和防范关口前移，使公职人员不敢越“红线”，主动做到遵纪守法;横向上拓展监控节点，加强平级内设机构和其他外部单位对业务岗位、流程环节的制约与监督，并把数据迅速输送到各个监察终端，会减少人的操纵控制，从而超越了人的感情羁绊，使监督工作真正地“铁面无私”起来。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过程中，还能潜移默化地促使公职人员和社会公众树立规则观念和程序意识，主动按照规则办事，按照程序执行，减少公职人员工作的随意性和部分群众不合理要求，进而推动社会生活和管理模式更加科学规范和高效运转，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思路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一个新课题，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课题。一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发展，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提炼，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二是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新思路、新理论、新方法与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三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新技术、新手段、新载体为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开辟新的路径。从发展的角度看，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把提高领导干部的信息化能力与倡导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推动了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社会组织、信息传递、交易模式、生活习惯等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信息技术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内在地包含了对技术革命的认同和接纳。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对技术手段和技术成果的运用，首先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本身就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革命性认识。反腐倡廉建设不再是分散的、任意的，而是系统的、科学的、有规律的。领导干部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不仅是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对象，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主导者。领导干部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的高度，决定着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深度和广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信息化能力，将有助于形成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

1.优化决策方式。

领导干部决策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现代信息技术能通过海量的数据信息收集和加工，为决策提供优选方案，能进行预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综合评估。以较为直观的方式，分析决策存在的缺陷，决策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和后果，从而提高领导干部决策的风险意识，使其做到谨慎决策、科学决策。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对领导干部信息化能力的培养是提高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2.增加信息储备。

看文件、听汇报等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显然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增加自身的信息流量和知识储备，为开展工作、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做好准备。

3.提高沟通能力。

领导干部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传播和人际沟通能力。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种媒体资源，能有效构建社会公共空间，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支持。

4.培养公开意识。

信息技术强调数据的广泛传播和交换，具有天然的公开性。对领导干部信息化能力的培养，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领导干部的公开意识。

5.强化程序理念。

现代信息技术在给出结果的同时更注重程序，特别是电子政务的推广，对权力行使的规范性提出了程序化的要求。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对增强领导干部的程序意识也将发挥积极作用。目前，领导干部的信息化能力普遍较低，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发展准备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把提升工作方法的技术化水平与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实现模式结合起来

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工作方法的改进和提升。现有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案件信息系统等都是很好的尝试和探索。但对技术的运用还停留在比较初浅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深入。

1.要注重整体布局。

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更要求计划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也要统筹安排，综合布局。不能以现代信息技术装点门面，搞形式主义花架子。摆几台电脑，建个网页不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反腐倡廉建设有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信息技术有信息技术的特点，要深入研究，做到内在结合。目前中央、省市、区县都在做各种电子系统，条块分割、专业壁垒，往往不能做到信息共享、数据交换、系统对接，使得实际效用大打折扣。因此，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更要从宏观的角度，科学规划，统筹发展，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科学发展。

2.要围绕关键环节。

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能普遍撒网，要抓重点、抓关键。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因此，要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在人财物关键环节上，在招投标、土地、建设、交通等重点领域下力气研究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问题，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控制能力，加大控制力度，改进控制手段，增强控制效果，切实提高这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水平。

3.要与实践同步。

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强调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强调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要注重与实践的同步。既不要不相信技术，也不能盲目相信技术，更不能为技术而技术。技术是手段，实践是基础。要在反腐倡廉建设实践中大胆探索，不断积累经验，发现并总结出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运用技术来解决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问题，从而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水平。

4.要避免资源浪费。

现代信息技术是高科技成果，需要一定的投入才能有效运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一定要注意避免资源浪费。一方面是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超出实际需要的高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是建而不用，闲置浪费，都要尽力避免，不能让科技反腐成为新的腐败源。

5.要借鉴经验。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反腐倡廉建设也发展迅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不能闭门造车，要及时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韩国为例，首尔市建成了功能强大的OPEN系统(民事网上申请审批系统)，对公共权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结果使该市官员腐败现象日益减少。2006年底，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表明，韩国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排名已升至第42位。对于这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成功经验，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

(三)把完善技术手段的规范化要求与巩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制度依据结合起来

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包含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要提高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促进现代技术与制度建设的内在结合。

1.要完善技术运用的规范化要求。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涉及到很多法律制度问题，比如监督与保密的关系、监督的主体权限、权力流转违规信息的认定和保全等，都需要法律法规予以确定和授权。目前，有关信息化方面的立法较少，不能完全满足信息技术在预防腐败方面应用的需求，应当尽快推动此项工作。此外，应当完善有利于开展信息化腐败的配套制度建设。如建立数字签章制度，设定数字签章与相应权限的关系，并明确其与传统印鉴相同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可以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和真实性，防止信息被人为篡改。另一方面，能够方便准确地确定信息的来源，为责任认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2.要运用技术手段推进制度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建设。要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科学化。不仅在制度的制定、出台方面，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特别要将制度建设的成果，尽快转化为信息技术的应用。例如对执法程序的规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规定、职务消费的规定等，应开发出相应的管理服务软件，探索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固化为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程序，利用程序的规范性确保权力按照制度设计的轨迹运行，做到信息化建设与制度建设同步进行。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切实提高制度建设的执行力和实际效用。

3.要注重制度与信息化技术的结合。

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些重要制度，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来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把金融实名制、公民纳税、家庭财产申报等制度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实行全国联网，使每个公务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的银行存款情况、纳税情况、家庭财产情况都非常清楚，便于专门机关的监督，为遏制腐败起到了有效的防范作用。而我国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无法做到量化的管理，一些反腐的重要制度无法突破。由此观之，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制度建设的结合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重要路径。

(四)把重视网络技术的创造性运用与拓展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发展空间结合起来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交流空间。这个虚拟世界既是真实世界的映射，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和巨大的影响力。2008年，被称为“网络监督年”，“网络反腐”也成为新的流行词汇。如何应对网络反腐事件，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如何运用网络资源是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无法回避的课题。面对这一新现象、新事物，要通过对网络技术的创造性运用，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开辟新的发展领域。

1.搭建平台，增加民意监督的表达途径。

政府各部门网站应增加与网民正面沟通的平台，拓宽网络监督阵地。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网站这个巨大的资源，以一种积极开放的视野、平等的心态、法治的理念来对待和推进网络民主。合理整合现有的信息技术资源，加大政府网站建设力度，着力打造本部门本行业与网民的互动监督平台，建立一个让民众表达合理诉求的良好网络平台，让网民能直接对各部门和行业“评头论足”并进行监督，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提供开放的公共空间。

2.建立并完善信息机制，树立信息源权威。

针对网络中存在的虚假的和掩盖事实真相的信息，相关部门要及时、准确、详细地公布正确信息，澄清真相，抑制虚假信息的泛滥，科学引导社会舆论。建立网络规范监督制度，对于各种网络信息保留痕迹，加强技术监控。建立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做到第一时间的信息和信息传播，形成反腐倡廉建设良好的网络话语机制。

3.畅通网络监督渠道，实现与制度反腐无缝对接。

网络监督只有建立自律和追究责任的机制，才能进一步增强挖掘事实真相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官方一方面是引导和鼓励，另一方面是公布真相，要建立起不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就要受到问责追究的机制。公开从来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网络监督的发起和盛行，意味着民众并不缺乏反腐的热情。近些年，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向全国推出专门的举报网址，每天都有专人搜集网上舆情，这表明中央已将网络监督纳入制度反腐的渠道。地方许多反腐机构更应当顺应潮流，调整和建立相应制度，实现网络监督与反腐制度的对接，加强网络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互补配合，以更顺畅的吸纳和整合民间智慧来推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比如，将网络监督与监督对接，做强“腐败发现机制”;将网络监督与案件查处对接，吸纳网络线索推进案件进度，节约办案成本等等。通过这种对接，优化整体监督效果，以现代信息技术促进立体化的监管网络的形成。网络空间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新领域，还会出现很多新问题，要用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手段和方法来加以解决，获得更大的发展。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7

科学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历史上一切科学革命都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科学革命是由旧理论与新实验观察所获得的感性材料不一致所引起的。科学革命发生在科学理论、科学概念和科学原理的范围内，发生在其原有的表述遭到根本摧毁的各有关科学的观念范围内；科学革命要求破坏和抛弃过去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观点，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全错了，它们只是在新的认识面前，显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它们自身依然包含着真理的部分，这些部分将在以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并有机地深化在新的观念中，只是不作为新观念的主导部分，而是作为从属的、被新的观念所限制的部分；科学革命迅速地扩展了人们的自然知识，使科学认识进入以往尚未达到的自然界的新领域。其中，新观念、新工具和新仪器起着重大的作用，为观察者突破以往认识的局限提供了可能。

科学革命是由新发现引起的，但更重要的是，每次革命都与新经验和新理论的解释相关联，即摧毁旧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进入新的认识领域。因此，每一次科学革命都是科学思想发展中的一次飞跃，即科学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技术革命产生引发力巨大变革

认识世界的飞跃是科学革命，它必然引起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飞跃，也就是将这种认识的飞跃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引发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生产力中的主导因素，科学技术可以形成第一生产力、而不是说一切科学理论、定律、知识、一切技术都是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成为现实生产力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首先是科学向技术的转化，通过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科学技术成为现实生产力的角度看，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可大致分为三个过程：技术原理阶段、技术发明阶段、生产技术阶段。

技术原理的形成是将科学原理(自然规律)和人们的目的相结合，进而转化为技术原理；从技术原理转化为技术发明，其关键加入功效性的要求，能实现特定的目的并能满足一定的功效要求，在技术上可行的构想、方案、装置就形成了技术发明；从发明到生产技术的转化，又加入了经济、人文社会等多方面的条件。具有社会、经济可行性的发明才能转化为生产技术。

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过程是科学形态转化的过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从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再向发明的转化，实际上是科学形态从只反映客观因果的基础自然利学转化为反映适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的技术科学再转化为工程科学，这一过程还是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从适合目的的自然规律转化为特定功效的技术发明，既是认识的深化过程，又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技术革命直接引发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从广义上讲，生产力革命是生产力总体结构的革命。生产力革命是技术革命过程中，劳动者在物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以及他们的熟练程度和训练水平发生变化，劳动对象，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发生变革，并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也发生变革。新工具的出现、新的劳动资料的出现，是新生产力出现的重要标志。

从生产力方面看，技术革命的核心是技术本身的革新。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不仅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而且包括了其他方面的重大变革，如生产关系，管理体制等方面。

技术革命首先是与生产力革命相联系的。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这个链条中，技术革命是核心，是中间环节，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兴起之变革的实质内容，其他都是围绕着技术革命展开的。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基础；产业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直接结果；社会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

科学革命引发技术和生产的变革，而技术革命和生产革命的变革成果又反过来成为现代科学前进的强大工具，促进和加速科学革命进程，这是现代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使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在更高的基础上融合统一的过程。

现代科技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革命

现代科技革命是将科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并引发对生产力的彻底的本质上的改造，即：现代科技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革命。

在现代科技革命中，不但要求在全面应用科学的基础上改造生产力结构，而且要求更新生产力的技术水准以及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科技革命改变着社会生产的整个面貌和劳动条件、性质和内容，同样也改变着劳动分工的形式；它还通过这些变化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现代科技革命在生产力革命中主要表现为：科学在生产进步中起直接作用；现代科技革命能及时并充分预见到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以及对社会、对人和自然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现代科技革命为深刻改变劳动者的劳动内容和职能创造了先决条件。

现代科技革命深刻影响并改变着生产力的诸多方面，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成生产力革命的核心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科学是生产力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由衷的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科学观关于科学的基本思想，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一样重要的贡献。

首先，马克思的“科学是生产力”的思想，正确揭示了科学的生产力性质。在他看来，科学不仅表现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以知识形态而存在(他称为“一般的生产力”)，而且他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实践中洞察到：“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当科学以一般知识形态存在，尚未并人生产过程时，它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一般社会生产力；而当科学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物化为具体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通过管理在生产结构中发挥作用时，它就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即直接生产

力。

其次，马克思透彻分析了科学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生产力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它能够促进整个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他非常注意科学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强调科学是“生产过程的对立因素”，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劳动生产力各要素的提高决定于科学技术的水平这个重要思想，又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秘密： “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人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绝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

再次，马克思深刻指出了科学与生产的互动关系以及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基本途径。科学既是观念的财富又是实际的财富，同时还是“生产财富的手段”和“致富的手段”。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现代科学更需要大工业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反过来，科学并人生产，又使整个生产结构、生产过程、生产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科学知识，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费资本家分文”，这种“不需花钱的生产力”，当它被应用到生产过程后，将“使商品绝对降价”。转化的关键在于将科学并人生产，或者说将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转化的途径主要有：物化、人格化和科学管理。物化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转比为新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人格化是以科学武装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科学素质；科学管理则是应用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和生产过程，改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生产力。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科技发展。早在1988年，正当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关键阶段，邓小平及时告诫大家：“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接着，他深谋远虑地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非常正确，现在看来这样说来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此后，邓小平多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的根本出路。

科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独立因素和主导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后的事情。马克思指出：“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为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

当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排斥劳动者是“首要”生产力。前者是就生产中尤其是劳动者本身智能因素和体力因素的关系而言，智能因素日趋重要，位于第一；后者是就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关系而言，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是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因而处于首位。总之，两者是一致的，即当代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科技素质的提高，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是现代生产力的主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肯定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正确看待脑力劳动和科技人才，发挥其聪明才智，是全党全国的战略任务，其次，强调要解决科学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问题，作到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使现代科技真正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8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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