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新进展范文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1

近年来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研究空间的扩大化,它不仅在宏观方面研究各个生物体内的器官以及组织结构联系;自然界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及其与外在环境间的内在联系;生态系统及其内部物质循环、能量交换。同时由于生物体存在物质层次性,各个生物大分子中又包含着碳、氢、氧等各种各样的原子,甚至原子内又存在电子、质子和中子等物质。因此分子生物学研究应运而生,现代生物科学日趋向微观世界进军,并出现了一门新的电子生物学学科。由此可知,随着生物科学理论与其相关实验的多方面结合,诸多生命物质疑团将在微观分子研究中得到合理解释,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将进一步深化,其控制和改造生物的能力也将显著提高。

2多学科相互渗透

生物科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其与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以及工程技术等多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相互渗透,互为一体,这种渗透与反渗透作用便推动了现代生命科学的重大发展。举例来说,力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对生物科学的渗透作用产生的结果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作用的边缘学科,例如生物力学、生物化学以及生物物理学,由此开创了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新方向。同时生物科学对力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的反渗透作用产生的结果便是新形成类似化学仿生学以及物理仿生学等新兴学科。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量子力学、信息论以及控制论等新兴学科有了飞速的发展,再其强大的影响力下电子生物学、生物信息论以及生物控制论等边缘学科也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现代生命科学与多领域、多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新特点促使人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不断汲取多方面知识扩大视野显得尤为重要,那种只局限于研究自己专业领域的科技人才将逐渐被社会所淘汰,隔行如隔山的状况将不再适应于社会发展。

3实验手段更先进

随着人们探索空间与认识领域的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也结合的越来越紧密,实验手段日趋先进与现代化,这是生物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更是其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与重要标志。换句话说,生命科学只有依赖于实验技术与手段的不断更新才能有飞速的突破与长远的进步,科学实验的技术水平与方法手段决定着生命科学的发展高度。假如现代生命科学缺乏先进的现代化实验仪器,那么其发展进程将受到停滞,甚至一事无成。由此看来,不断汲取新方法,创新新技术,完成生物科学实验手段的现代化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在生命科学领域,尤其是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学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创新,不仅方便人们从细胞水平上进行生物规律的探究,更有利于推动人们从分子水平上对生命物质的微观结构以及运动规律研究分析,这不仅是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对生物的新认识,更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4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生命科学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会涌现出更多新特点,使之彼此联系,互为一体,生命科学也将在其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与丰富,从而引发出更多绚丽多彩的新边缘学科。因此在快速发展的新世纪我们应该全面把握现代生命科学的新特点,了解其发展趋势,刻苦钻研,为生命科学的新发展贡献力量。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2

关键词：生命科技产业；国际发展分析；政策建议

一、 引言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生命科技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四大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生物技术在医疗保健、环保、农业、轻化工、食品等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科技研究和开发的重点。生命科技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成为许多主要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开始积极部署，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快速发展。2010年，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培育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从战略高度上强化了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并将生命科技产业列为一项重点发展产业。此外，国务院于2012年的《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生命科技产业至2015年的相关重大工程与配套政策，并明确了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当前我国生命科技产业在空间上已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大区域，主要集聚于珠三角、长江三角和环渤海3个生命科技产业带内。在这一历史时期，如何抓住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契机，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考察近年来全球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决策提供参考。本文首先分析国际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并归纳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以色列等主要国家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情况，然后在国外推动该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发展生命科技产业的建议。

二、 国际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状况

1. 发展历程。根据生物技术在生命科学产业领域的应用情况，国际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917年，匈牙利工程师卡尔·弗雷克第一次提出了“生物技术”，然而当时的生物技术与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技术不尽相同。直至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才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并重新定义了生物技术，由此生物技术步入稳步发展阶段。1978年，人类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生物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预测，世界将于2020年全面跨入生命科技时代，此时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将达到信息技术产业的十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生命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30%，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生命科技产业的市值增长了五十多倍。2006年～2010年间，世界范围内生命科技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但同样出现了较大波动：2006年～2007年间，全球生物医药投入与需求增加，以及油价上涨所引发的生命科技产业领域的投资狂热，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快速成长；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生命科技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生物医药的市场需求也因油价的降低而有所下降；2009年～2010年，生命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要归功于全球经济复苏、生命科技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强劲，另一方面是由生物环保、生物制造等产业与技术不断融合推动形成的。

2. 发展特征。

（1）发展动力：知识密集，创新驱动。近年来，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显示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完成，生命科技领域研究再次获得重大突破，基因治疗、干细胞及体细胞克隆等新技术及产品不断涌现，新兴生命科技产业群迅猛发展。国内外每年评选出的十大科技成果中，生命科学领域占到40%～50%左右。生命科技产业正在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新产品不断推出，新专利也不断涌现。生命科技产业正以其无可限量的发展前景，日益吸引着众多高级人才加入生命科技领域的研发及创新队伍中来，不断推动生命科技产业迅猛发展。

（2）发展模式：集群化趋势明显。近年来，生命科技产业呈现出明显的集群化趋势。如在美国51个大都市圈中，旧金山、波士顿、洛杉机、纽约、圣地亚哥、费城、西雅图、罗利·达拉姆地区、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9个都市圈，集中了3/4以上的现代生物产业资源，其中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三个城市位于加州境内。欧洲也涌现出了许多典型的生命科技产业集群，如专注于研发的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以及研发创新能力、产业化和服务水平都十分卓越的丹麦、瑞典的药谷。产业集群内活跃的并购与创业活动，广泛的人员流动以及优秀的产业生态环境，不断改变着生命科技产业的竞争及合作形式。

（3）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主导，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当前，世界生命科技产业呈现出集聚化发展态势，主要分布在美、欧、日、印度、中国等国家，而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全球研发及创新资源不断向新兴国家流动，新兴经济体不断加大对生命科技产业的投入。尽管目前生物医药市场仍然由发达国家主导，但未来几年内亚洲、澳大利亚以及拉美地区的生物医药市场增速将会迅速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从2010年全球主要生物医药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北美增长1.9%，欧洲增长1.4%，日本增长0.1%，而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增长已经达到14%。预计到2015年，美国和欧盟五国（英、德、法、意大利和西班牙）生物医药市场销售额占全球的比例将下降到44%，而以中国、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份额占全球的重将上升到28%。新兴国家生命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变革全球生命科技产业的竞争格局。

3. 世界主要国家生命科技产业发展状况。目前，世界生命科技产业呈现出集聚化发展态势，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印度等地区，其中美国、欧洲、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和欧洲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现代生命科技产业的发源地，美国一直主导着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目前美国在转基因作物、生物能源、生物医药等相关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生命科技研发强国，英国在该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30余项诺贝尔奖。近年来，英国在人类基因测序、克隆技术以及基因治疗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德国专注于研发，发展势头强劲，但与美、英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日本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由于国内政策的大力推动，其生命科技产业后发优势明显，发展迅猛。以色列非常重视生命科技产业，目前产业综合实力全球领先。

目前，新兴国家由于缺乏资金，且技术水平相对薄弱，则重点专注少数关键产业领域，并有所突破。例如印度凭借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重生命科技研发，并出台了多种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的投资。目前，印度生物信息学世界领先，正逐步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外包中心。

三、 发达国家发展生命科技产业的战略举措

基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以及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各主要国家都从战略高度上对生命科技产业进行积极部署，制定发展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以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发展。

1. 政府积极引导。综观全球，各主要国家都从战略高度上强化了生命科技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复苏，提高就业水平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美国于2009年和2011年两度推出《国家创新战略》，其主要目的是构建研发及创新平台，即以健康医疗、生命科技等为重点，催化国家生命科技领域的突破。此外，为了推动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还出台了优化融资渠道、完善产业立法、加强组织领导等多项政策和措施。为了走出经济衰退及增强国际竞争力，2010年3月欧盟出台的《欧洲2020战略》中确定了以消除贫困、提高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包容性发展，基于知识和研发创新的智慧型发展，以发展绿色经济、提升竞争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内容的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重点，并确立了新能源、信息技术、生命科技等优先发展领域。

日本提出了“生物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强调把“科研重点转向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并通过提高生命科技产业的研发创新水平、构建促进生命科技产业发展的机制、优化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环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发展。以色列于1984年制定了《鼓励工业研究和发展法》，鼓励公司投资研发项目，政府同时分担部分风险。2001年又对该项法律进行了修订，增加了鼓励外国投资部分。同时以色列工贸部、科技部、农业部和财政部均设有负责技术研发的专门机构。以色列政府还对部分生物技术项目采取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并坚持推动政府职能调整，不断消除制约生命科技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问题。

印度等新兴国家基于本国优势和特殊资源禀赋，采取重点赶超战略，加强政府引导，力争在世界新兴产业竞争中抢占一席之地。印度很早就认识到生命科技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十分重视生命科技领域的研发创新；1993年，印度科技部了《新技术政策》，其中将生物技术列为一项关键性突破技术，并积极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其发展。近年来，印度进一步确立了“生命科技产业大国”的发展目标，力争通过加速生命科技产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于2020年成为第四经济大国。

2. 提升研发与创新能力。提升研发与创新能力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强人才培养及政府资助研发创新等。美国一直重视培育与发展研发创新能力，在新推出的《国家创新战略》中提出将GDP的3%以上用于支持国内的研发创新活动，并对研发创新活动推行永久化税收减免政策，同时进一步提高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3家研发资助机构的预算水平。欧盟在出台的《欧洲2020战略》中提出将GDP的3%用于研发创新支出，以降低与美、日在研发投资上的明显差距。

3. 扩大市场需求。扩大市场需求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加大立法支持、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为了扩大生物医药产品及服务的市场需求，美国政府积极改革医疗卫生制度，以推动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政府的医疗卫生制度为生物医药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情况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市场需求。英国政府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减免20%的公司税，以鼓励风险投资。印度为了拓展国际市场，为国内外向型生命科技企业提供了允许企业向国外借款、允许外资企业全资控股、提供低息出口贷款、免除出口收入全部所得税等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

4.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主要有改革监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等。美国通过拜杜法案为生物医药研发的成果转化提供了产权激励，并提出将专利平均审批周期从35个月缩短至20个月。英国为了支持英国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组建了多个支持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风险资金。在德国，专利法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法律保护的时间长达20年；同时在专利的有效期内，第三方可以与专利的所有权人商议以许可证的形式使用其专利。为了加快生物药审批，日本修订了《药品事务法》，允许制药公司将制造外包给符合条件的制造商；此外，日本还修订《日本商业法》以促进企业的并购活动。

四、 对我国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作为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和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科技产业在我国新一轮产业转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生命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及一些主要国家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对我国发展生命科技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准确定位，加大政府投入。生命科技产业对于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已成为影响中国乃至全球发展的重大战略技术和科技前沿问题，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及经济增长，只有对生命科技产业进行准确定位，才能确定政府投入和支持力度，并指导及推动相关工作全面展开。我国要对生命科技产业进行准确定位，并树立把握重大发展机遇的战略意识，把发展生命科技产业作为引领未来经济增长及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明确长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2. 注重人才培养，提高创新能力。生命科技产业具有技术快速演进、知识高度密集的特征。积极提高创新能力、培养优秀人才是推动生命科技产业发展快速发展的关键，且目前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一方面由于生命科技产业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此要积极培养多学科基础研发创新团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把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和其他相关教育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发展及创业，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和人才评价标准，从而营造有利于生命科技产业人才不断涌现的有利环境。

3.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首先在研发创新阶段需要充分的资金支持，更需要良好的产业化发展环境。为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要积极消除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逐步加强制度创新，并积极放松相关方面的管制，以优化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空间，营造有利的产业发展环境。第三，要积极扩大生命科技产品的市场需求。基于国家重大创新药物专项，促进自主创新药物市场优先准入机制的形成；进一步扩大计划免疫、医疗保险等覆盖范围，从而扩大生物医药产品需求。

4. 加深国际交流，取长补短。目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源跨国流动加快且成本不断下降，积极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发展、创造，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生命科技产业的主要模式。我国要发展生命科技产业，应该积极整合全球要素资源，拓展国际合作渠道，走开放式发展道路。为此，可以鼓励大型跨国公司、知名科研机构在国内设立研发机构，积极引进国外生命科技产业的相关重大产业项目，并支持有条件的生命科技企业通过国际合作、兼并、收购等形式，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基地等，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 结语

生命科技产业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且已成为许多主要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据预测，2020年世界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本文首先回顾了国际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各国主要国家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在借鉴国外推动该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发展生命科技产业的政策建议。作为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和引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科技产业在我国新一轮产业转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大力发展生命科技产业，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占领国际制高点。因此，我国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促进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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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号：BM2009855）。

作者简介：朱海亮，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立，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3

白春礼认为，科技革命在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它不仅能够塑造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改变科学技术的结构体系，牵动全球科技中心转移，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以及国家地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升降。

“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国最大的国立科研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在推进国家科技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为此，中科院必须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明确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着力点，不断明晰并有效组织实施相关科技发展路线图”，白春礼在日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强调，中科院提出的“创新2020”就是面向2020年的前瞻性布局。

中科院的新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经过13年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中科院的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中科院正处于各项事业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之一。但与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相比，与国家创新体系其他单元的新发展相比，与国际同类科研机构的新突破相比，与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新挑战相比，我院仍然存在一些制约跨越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白春礼这位今年2月底接任院长一职的中科院主帅并不讳言目前制约中科院跨越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目前制约中科院跨越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是哪些方面？

白春礼：中科院“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把这些问题明确归结为6个方面：一是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提炼重大科技问题和战略策划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集中力量开展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二是研究方向分散和短期行为的现象较为普遍，新兴交叉前沿方向和对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的高技术前沿探索布局仍显薄弱；三是全院主要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未能在政策、机制上得到有效保证；四是面对迅速增长的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科技，动态、自主、前瞻的进行研究机构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调整的机制尚需建立；五是领军人才和青年科研骨干仍显不足，一些领域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专业技术支撑队伍不足；六是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仍不够完善和顺畅。

如果我们通俗些说，这些突出问题和挑战表现在：重大科学原创性成果、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有减少的趋势，系统性的科学认知能力、重大系统集成创新能力还比较弱，与创新体系各单元联合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与合作方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科学的动态调控手段，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应该用怎样的安排打开一个崭新的科技研究的局面，特别是您上任以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种种挑战？

白春礼：我上任后，首先设立了“院长信箱”，向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发出258封信,号召大家为我院发展建言献策。我提出了4个问题――

“你认为我院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我们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出重大成果和拔尖人才？如何进一步加强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的结合？”

收到院内各类信件504封，院直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以领导班子名义对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137封，共计1004条。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好的想法和建议。

与此同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如当面听取院领导班子每位成员、部分局长、所长、书记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各自分管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登门拜访吴文俊、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师昌绪等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和周光召、宋健、王志珍、胡启恒等一些老领导和专家，并到医院看望张劲夫、何泽慧，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和发展，如何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科学院的骨干引领作用等办院方针和办院理念，听取意见和建议。

另外主持召开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代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参加的人才座谈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由我带队分别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中编办、教育部、农业部、卫生部、质检总局等有关部委会商洽谈，了解科技需求，寻求合作契机，搭建合作桥梁。这一方面有利于我院与各部委构建友好合作界面，为我院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有效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对我院提出的“加强政产学研用相结合”要求。

通过一系列的座谈、会谈、交流、走访、调研，结合国情院情，中科院党组明确提出了“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理念和宗旨。

《财经国家周刊》：“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科技人才既是科学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又是科学知识与技能的载体，科技创新的过程也必然是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过程。您在接任中科院院长一职前，曾担任分管人才工作的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15年，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如何理解的？

白春礼：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想吸引和稳定优秀科技人才，首先就要真正解放思想，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发展人，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集中精力为“良种”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变领导相马为赛场选马，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2008年，国家启动实施了旨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人才计划――“千人计划”，力图在重点学科、重点院所、重大专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金融管理领域加快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科院结合自身需求和特点，“坚持按需引进，坚持质量标准，坚持以事业吸引为主、以科研项目经费支持为主”的原则，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力度。截至到今年6月30日，已引进创新人才122人。

中科院已在2009年启动实施了包括“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支撑与管理人才培养计划”和“海外智力引进与人才国际交流培养计划”的“人才系统工程”。在继续组织实施好“百人计划”、“西部之光”、“千人计划”、“人才系统工程”等人才战略的同时，今年将启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人才开发计划”，为2020年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培养后备创新人才。

卡位“第六次科技革命”

白春礼说，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而当今，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已显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拂晓”。 在崭新的科技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白春礼认为，中国必须要抢抓机遇，前瞻布局，以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创新2020”规划就是中科院继完成知识创新工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

《财经国家周刊》：据了解，国务院第105次常务会议对中科院组织实施“创新2020”曾提出具体要求，能否介绍一下“创新2020”规划的主要内容？

白春礼：“创新2020”旨在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并引领带动中国科技跨越发展。它的总体目标是：经过10年努力，有效解决一批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性科技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培养凝聚一支高水平科技创新队伍，形成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与成果转化基地，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服务全局、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一流研究机构。

“创新2020”的组织实施分为三个阶段。2011年底前为试点启动阶段，目标是组织实施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建设三类中心（基础前沿科学中心、战略高技术研发中心和重大公益性科技综合研究中心），建设区域创新集群，择优支持研究所启动实施“创新2020”等重要举措取得突破进展；2012年至2015年为重点跨越阶段，目标是在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必争领域实现重点跨越；2016年至2020年为整体跨越阶段，其目标是实现中科院科技创新整体跨越，创新能力实现质的跃升，总体实现“创新2020”的战略目标和发展图景。

“创新2020”明确提出了中科院未来10年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目标和改革举措，将触及现行管理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既是中科院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又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具有探索和示范意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的报告曾提到，从人类发展史上说，从第一次科技革命一直到现在，笼统地讲一共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能否从您的角度简单介绍梳理一下？

白春礼：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兴衰，与其历次科技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息息相关。

在16世纪和17世纪，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在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带来了世界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这场前后经历144年的科技革命是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

18世纪中后期，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带动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也是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现代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其标志是内燃机、电机和电讯技术的出现，这带动了包括钢铁、石化、汽车、飞机等行业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以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等为代表的科学突破引领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其主体部分涉及物理学，并扩展到天文学、遗传学、地学、计算机科学等。

20世纪中后期，电子计算、信息网络的出现，带来了第五次科技革命。

英国引领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的科技革命，抓住机遇成为世界强国；德国在英国之后，引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的科技革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引领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科技革命，是当代最强的国家；日本抓住了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科技革命，升级为发达国家；芬兰和爱尔兰也一样抓住了机遇，成为发达国家。科技革命让“有准备”的国家受益良多。

中国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第五次科技革命中，中国也只是一个跟踪者，而且是一个没有取得优良成绩的跟踪者，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变革，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再不能与其失之交臂。

从“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

当下的主线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大背景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能源资源和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过大，白春礼认为，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就是要在纷繁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抢抓机遇，前瞻布局，未雨绸缪，当然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国家队‘火车头’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全世界都在布局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可能的科技革命的突破领域也有很多讨论，您认为会在哪些领域出现？我们是否已有前瞻布局？

白春礼：我自己预期第六次科技革命很可能是在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以及它们交叉的领域出现 。

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未知的东西非常多，有很多、很大的问题需要探索，有很多新的理论需要建立。建立了新的理论并得到应用，会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有很大改善，甚至会带动新产业的发生。

比如在物质科学领域，如果问20世纪科学界最大的谜是什么？是太阳。太阳的光是如何传到地球的？光又如何变成热？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就是研究光电效应的，光电效应的研究引发了量子效应的建立。由于研究光电转换这个谜，新理论的建立又带动了科学革命。当前科学领域最大的谜是什么？我们认为与暗物质、暗能量这些问题密切相关。暗物质、暗能量的研究属于物质科学大领域，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等。对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知之甚少，如果理论上有新突破，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同时也可能使我们发明新的技术利用现在还未知的东西，带来新的科技革命。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很多突破介于学科交叉点，所以在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这两个有待深入探索的新领域，以及在交叉的领域最有可能产生新突破。在这方面应该作更多研究，使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方向，从而及早布局，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使我们不再失之交臂。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对杰出人才培养力度的不断加大，获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果。相信经过不懈努力，我们会为抓住该领域的新突破奠定更好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基础。在物质科学领域，对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科学院已经作了一些布局，在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中已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我们准备发射一颗科学卫星，在空间探测暗物质是否存在，在地面亦可进行暗物质、暗能量的一些探测研究，中科院目前已经建好和正在建造的大科学实验装置，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手段和工具。

《财经国家周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跃升，但当前我国创新能力的国际排名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弱，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我们如何才能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

白春礼：我们应该看清我们所处的大时代。“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务求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科院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科院已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凝练、提出了“十二五”中科院层面上的重大产出和重要方向。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5-10年的努力，大幅提升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实现科技创新整体跨越，使我国科技在某些领域由目前的“跟踪者”“追随者”成为“领头羊”“引领者”。对此，我们有自信心。

在基础研究领域，力争在铁基超导、量子科学、拓扑绝缘体、数学与交叉科学、分子科学与可持续化学，纳米生物医学、新粒子发现和河内巡天等方面取得重大科学原创，形成新的领域和学科前沿。在先进核能、半导体照明、高端诊疗设备、绿色高效化工、石油精细化开采与输送等方面，提供若干重大变革性技术和产业化示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力争在空间科学、面向感知中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解决方案、载人航天工程、月球与深空探测工程、高性能碳纤维及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低成本先进医疗仪器设备、先进机器人技术、电动车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于多能互补的分布式能源系统、高温结构材料、绿色化学合成与应用等方面，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重大突破。如通过实施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拟发射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量子科学试验卫星、暗物质探测卫星。前瞻部署新型显示、宽带无线传感网与物联网等重要方向。

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力争在器官发育与调控，重大疾病机理与诊疗，动植物超级品种设计与培育，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特色基因组学与先进测序技术，神经、脑、认知与心理，重要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新药创制，生物多样性起源与维持机制，重要生物资源的系统评价和定向发掘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成果。如通过实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先导专项，力争干细胞命运调控机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理论突破，获得可用于临床治疗的神经、肝脏功能性细胞，实现肝硬化等重症疾病的干细胞临床转化应用。

在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领域，力争在克拉通破坏过程与机制、青藏高原古高度与相关效应、环境与健康、早期生命起源与环境、人类起源等方面，取得原创性重大产出。如在深部资源探测研发方面，开展核心技术研究和装备、软件研发及勘探应用示范，实现2000米探矿目标，再经过五年持续攻关，达到4000米探矿目标，为国家矿产资源“攻深找盲”提供科技支撑。前瞻部署深海动力环境与资源探测、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土壤-微生物-根系相互作用等重要方向。在国防科技创新领域，积极建议、承担国防科技创新任务，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重大突破，前瞻部署若干重要方向。

白春礼简介

白春礼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1978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硕士学位，1985年获博士学位，1985年至198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博士后和访问学者，1991年10月至1992年4月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

白春礼先后从事过晶体结构、分子力学和EXAFS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8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到纳米科技的重要领域――扫描隧道显微学的研究，主要工作集中在扫描探针显微技术，以及分子结构和纳米科技研究。他在国内外出版多本中英文著作，获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十余项。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4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所谓“文学经典”，乃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学文本。文学经典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检验的结果”[12]。而“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接受的过程，扬弃的过程”。张新科从“经典化过程”切入，以汉赋、《史记》为例，深入探讨了文学经典化问题。张新科最早论及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当是《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一文。该文从汉赋繁荣但散佚多、存世少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张新科认为，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但流传至今完整的作品只有百余篇。这是由于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使许多无消费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冷落，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正是这一经典化过程，造成了多数汉赋的散佚。此后，张新科一路寻来，先后撰文探讨了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认为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而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尽管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一文认为，文学家对汉赋的学习与借鉴、文学选本对汉赋作品的收录和保存、评论家对汉赋的评论与推崇乃是汉赋在明代经典化的主要途径。通过分析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该文还论及文学经典化的相关问题，认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与社会的政治、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也与读者的文学素养、见识、审美观念密切相连。明人对汉赋的认识，既继承了前代传统，也有自己的新见解；既有一定的理论，也有自己的新的辞赋创作。这些成就，既促进了明代的文学发展，也对清代辞赋发展以及汉赋在清代的经典化奠定了良好基础。除了研究汉赋经典化以外，张新科还撰文分析了《史记》的经典化问题。他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一文中仔细梳理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和历史，认为汉至唐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时期，宋元则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期，明清时期《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进一步巩固，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不断加强。在研究的过程中，张新科还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史记》经典化的途径、方式和发生原因。他认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史记》中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在历时与共时的存在范畴里，不断实现着自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增值与保值，就是《史记》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通过文学经典化研究，张新科认为“：文学作品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经典化之后，有价值的作品永远具有不朽的魅力，经典作品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解构，反而不断加强。”[14]规律的探寻与把握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永恒主题，也是其最本质的目的。张新科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人文论、创新论、学科论、嬗变规律论、经典化论等，都有着发现规律的学术理路，这正是他在为“探寻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寻求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建构方法和途径”而努力的证明。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5

1．“新工业革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尽管从1955年摩斯提出“新工业革命”概念以来［6］，学术界和工业界就一直在关注与讨论新工业革命的发展［7］～［10］。但“新工业革命”研究的拓展深化、发展思潮的形成，则主要体现在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5年。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开始审视与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韩民青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人类工业化发展的历程与“新工业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新工业革命”与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学术论文［11］［12］。他研究了美国的新工业化发展趋势，论述了世界新工业化发展的必然性；提出了中国新工业产业体系及其发展战略，以及中国的新工业化发展道路。一些学者在研讨中国的新工业化出路时，认为应借鉴欧洲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与低碳经济的战略与经验［13］。2010年1月，美国《连线》（Wired）杂志第二期刊登封面文章《新工业革命的原动力》［14］，描述了美国制造业发生的持续性变化，代表了美国在新工业时代制造业的一种典型模式———“虚拟微型工厂（virtualmicro－factory）”的产生，有人认为该企业代表了未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2010年7月，长期研究人类工业化与工业文明发展的学者韩民青出版了专著《新工业论———工业危机与新工业革命》［15］，研究提出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工业文明的本质、局限性和面临的危机，并系统刻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工业文明”发展观，提出了“适度工业化的指标体系”和“新工业化的指标体系”。同期，一些学者认为“新工业革命”是以“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抓住这一能源革命的历史契机，借势能源产业等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发展，建立与发展“绿色产业经济”体系，驱动新国家竞争力的重构。经济学家成思危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工业革命是在新能源领导下的能源革命”［16］。2011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的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17］问世。他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传统、集中的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2012年4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期专题报告，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A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18］，该杂志编辑、英国经济学家保罗•麦基里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这场新工业革命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同年，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彼得马什（PeterMarsh）的著作《新工业革命》（TheNewIndustrialRevolution：Consumer，GlobalizingandtheEndofMassProduction）出版［19］，他认为，从1780年到20世纪末，人类共经历了蒸汽机革命、运输革命、科技革命和计算机革命等四次重大的工业革命，并将制造业的发展划分为少量定制、少量标准化生产、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大批量定制化（即“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量产五个阶段。彼得马什特别关注制造方式的变革，并把制造业定义为“将原材料制造为新产品以迎合新需求的艺术和科学”。2012年，另一本关注新工业革命的“创客运动”的著作问世，即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Ander－son）的新著《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TheNewIndustrialRevolution）［20］，他将视野从洞察数字世界的革命扩展到了正在发生的实体世界的革命———以DIY制造业的兴起为重要标志的“创客运动”，并论述了这种创客运动的主要特征或表现。姚铃则研究了欧洲“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动向，她认为欧洲新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一场能源革命［21］。进入2013年后，对新工业革命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既有关于新工业革命的总体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在2013年以来关于新工业革命的讨论中，除了“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和“创客”等相关热点之外，出现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前沿热点议题———“3D打印（3DPrinting）”和“大数据（bigdata）”。3D打印被业界认为是“拉开了新工业革命的序幕”，这在胡迪利普森、梅尔巴摩曼所著《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Fabrica－ted：TheNewWorldof3DPrinting）［22］［23］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等人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大数据将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变革是大数据的关键，而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人类思维方式将为之而发生改变”［24］。埃里克•托普则认为［25］：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医疗的个性化定制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提供了新思维模式。对于大数据与新工业革命的关系，邬贺铨院士指出，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和云计算、物联网、社交网络等相结合带来的“大数据新浪潮”已经到来，大数据必然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在这个开放、互联与大数据的“新信息化”时代，跟不上互联网和“新信息化”转型变革步伐的企业、国家，就跟不上产业变革的步伐，已经或将被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则与商业模式淘汰［26］。通过对“新工业革命”研究与发展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1）“新工业革命”是一个相对的、动态发展中的概念，人们对新工业革命的研究与探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关注和讨论“新工业革命”的视角不同，或者关注的重点有差异，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先后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称谓。（2）2010以来，形成了讨论“新工业革命”的一个新高潮，是“新工业革命”思潮系统化发展时期，其理论与观点得到了显著的拓展与深化。尽管彼得马什、杰里米里夫金和克里斯安德森等关于“新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视角与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他们关于新工业革命的基本思想或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响应。（3）在国内关于“新工业革命”的研究与讨论中，韩青民提出了基于工业文明的、系统化的“新工业革命发展观”。其它大多数研究是对上述有代表性的关于“新工业革命”的思想或观点的进一步解读、拓展与延伸，并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和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研究议题与工作涉及中国新工业发展政策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新工业革命视野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新工业革命蓝图中的制造业变革模式、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新工业革命的互动关系等［27］～［29］。

2．“新工业革命”与教育革命的关系。显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法回避新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挑战，教育革命与新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是辩证与统一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杰里米里夫金，还是胡迪利普森和梅尔巴摩曼，在阐述新工业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时，都论述了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对教育变革提出了内在要求。2011年，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第8章）阐述“教育要面向第三次革命”，指出知识型员工成为核心竞争资源，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对劳动力的解放，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他认为“除非我们能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否则，第三次工业革命就会夭折”。2012年，彼得马什在他的著作《新工业革命》中提出了“制造业中人的问题”。同样是在2012年，克里斯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中集中关注的是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大潮中涌现的“创客运动”，提出了新工业革命中创新模式的重要变革和人的创造潜能的发挥与聚集问题。2013年，胡迪利普森和梅尔芭库曼则在《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一书中，以“教室里的工厂”为题（第9章），明确指出“3D打印颠覆传统教育方式”。2013年以来，“新工业革命时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一重要议题引起了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与重视，周宏宇认为教育必须进行全方位的转变，包括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30］。徐莉从教育视角对新工业革命的本质内涵进行审视，认为“人本特征”是新工业革命的最为根本和核心的本质内涵，人的改变是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又是变革能否成功的核心条件［31］。周洋考察了工业革命与英国教育兴衰之间的关系，认为“教育国家主义的兴起已经无法让英国弥补早工业化后期形成的教育弱势”［32］。滕珺将新工业革命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相关联，阐释了“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新时代内涵［33］。因此，我们认为，教育变革特别是工程教育变革，是“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对工程教育的影响与挑战

对工程教育而言，“坚持内涵发展，全面提高质量”是目前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大政方针，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则需要我们从适应新工业革命的视域加以全面的考察与深化研究。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的陆续颁布与实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成为业界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的一个焦点［34］［35］。新工业革命的到来与发展，对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对工程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回答“工程教育如何面对新工业革命的发展与挑战”这一重大问题，首先要认识新工业革命对工程教育的影响和挑战。

1．工程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工程教育起源于国防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与工程教育的水平和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因此，工程教育体系是在产学结合———与工业革命、产业体系发展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科学与技术、市场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层次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交叉与互动，构成了动态、复杂的工程教育的外部环境。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工程教育外部环境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些重要的变化将集中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技术变革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技术变革模式已不同于过去，技术融合成为当前技术突破和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技术革命的重大突破会以某一项技术为基础推进技术体系的变革，进而产生工业革命和产业引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例，尽管信息技术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很多年，但在这一轮新工业革命中，信息技术呈现出与工业、社会管理深度结合的显著特征。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次新工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多技术多学科融合产生的技术上的变革。以3D打印为例，3D产业链上游包括材料技术、控制技术、光机电技术、软件技术，中游立足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平台，下游则涉及国防科技工业、航空航天、汽车摩配、家电电子、医疗卫生、文化创意等行业，其发展将会深刻影响先进制造业、工业设计业、生产业、文化创意业、电子商务业及制造业信息化工程［36］。（2）工程创新模式的变革与协同创新的导向性。新工业革命的到来与发展，使创新模式呈现出多元化和系统化发展趋势，并将进一步推动由科技推动型创新、市场拉动型创新向设计驱动型创新的创新模式演进。创新模式的演化，本质上是创新过程知识组合结构的演化，科技推动型创新本质上是科学、技术、工程知识发展推动的创新；市场拉动型创新是科学技术知识与市场知识双轮驱动的创新；设计驱动型创新是科技知识、市场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三轮驱动的创新模式［37］。与此同时，在新工业革命时代，需要通过重大“平台创新”与持续“微创新”有机结合，全面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应用创新、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集成、协同与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有效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产业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全球市场高占有率的战略产业运作体系。创新模式的演进历史体现了创新知识谱不断扩张的过程，而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进一步体现了工程与工程实践的系统性，都对工程教育体系的变革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3）产业变革范式的重大改变———产业融合，将改变现有的产业分工与体系格局。工业的发展史表明，当今产业变革的一个重要变化趋势是产业融合创新与发展，新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变化。产业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联网公司与传统企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深化发展，企业的兼并重组与跨界经营也日益普遍。（4）人力资源需求结构产生重大变化。新工业革命的核心要素是高技术的劳动力，在以数字化与智能化制造为基础的新工业体系中，一线的蓝领工人会越来越少，需要大量的人进行编程，或者操纵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比如，近几年，美国制造业中的普通劳动力数量下降，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群体大幅增加。因此，新工业革命推动劳动力与就业需求结构产生重大变化，需要大批新型工业化人才。上述工程教育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将对工程教育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影响和改变工程专业的设置。现代工程教育体系就是在不断适应工业革命、产业发展环境与要求的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新工业革命到来要求工程教育在更广泛深入的产学合作中改革与发展，世界各国也在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崛起与发展，需要工程教育的专业设置与其相适应，势必影响和改变工程专业的设置。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新产业形态的产生，产业发展模式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广泛与深化，“大科学”、“大工程”的发展势必要改变与重组工程教育发展的学科基础和知识体系，需要工程教育的专业体系进行动态优化和适时调整。（2）改变工程实践环境和工程训练模式。新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与工程创新速度加快，新技术的应用引发工艺技术、系统流程、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与商业模式的变革，进而进一步深刻改变工程实践的性质和工程教育模式。以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模式与生产方式变革为例，基于创客模式的社会化创新完全改变了原有产品的设计模式———消费者深度参与设计；而3D打印以“机器生产机器”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一”的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产品生产方式，在产品设计、复杂和特殊产品生产、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已显示其独特优势。这些新的技术与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制造”和“生产”。因此，工程实践与工程训练的模式将受到重大影响，需要跟上产业发展变革的步伐。（3）影响和改变工程教育的要素和范式。工程教育环境的复杂变化，创新模式的持续演进，对工程教育范式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相适应，工程教育范式的发展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技术范式阶段。与科技驱动型创新模式的第一阶段技术驱动型创新模式阶段同步发展，形成于工业发展初期，鼎盛至20世纪50年代。其形成是为了适应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初期的简单生产和工艺创新的需要，师徒制传承方式成为工程技术教育的主要模式，注重工艺技术在工艺创新中的作用，推进了技术拉动型创新模式发展。但是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飞速发展，工业创新和产品创新竞争日趋激烈，院校式工程教育模式开始萌芽和涌现，推进了工程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持续丰富，并催生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阶段的工程教育层次结构。工程教育技术范式重视工程实践，强调技术应用和实践操作，以培养现场工程师为主要目标。②科学范式阶段。与科学驱动型创新模式阶段同步发展，主导时期为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研究型大学承担起了通过知识生产推进知识流通和知识消费的重要使命，并确立了工科课程划分的若干基本方针，创立了工科的学科体系。科学范式的主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数学和科学，强调工程科学和理论分析，工程师的培养模式与科学家的培养模式趋于雷同，工程甚至被认为是科学的应用分支。③工程范式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工程教育体系再造、改革和回归工程实践的浪潮，工程教育范式发展到工程范式阶段。工程范式源于非科技型元素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与挖掘、对工程教育体系的深刻反思和对工程变革的积极回应。随着社会发展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深远影响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树立，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出现，产品创新竞争日益激烈，在科学范式下培养的工程师已经很难应付技术、市场、文化等融合产生的复杂性问题，培养兼具卓越技术、广博知识、适应团队合作，且具有系统性思维的工程师已经成为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工程范式的回归与发展，重新诠释并体现了“科技以人为本，工程造福人类”的工程教育理念［37］。以MIT主导的CDIO工程教育改革为例，被认为是是回归与推进工程范式发展的典型代表，开创了开放式、重实践、综合性的新型工程教育模式。CDIO理念高度重视文化、市场、科技等不同来源的知识在创新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以产品的构思、设计、实现和运营等全环节生命周期管理为抓手，重新梳理了工程教育课程体系，在构思和设计阶段强化了文化、市场和科技等知识要素在产品创新中的运用，在实现和运营阶段又传承了科技知识在实现产品功能方面的支撑作用。也就是重视构思、设计、实现和运营过程中工程师知识能力素质图谱的重构，从工程教育课程理念、课程计划、课程实现和学习评价模式等各方面提高学习过程的开放性，重视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新工业革命的来临与发展，工程范式面临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需要积极回应大数据、大科学、大工程、大产业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适应新工业体系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智能、生态、和谐、合作、共享与可持续发展。

2．工程教育体系的不适应。工程的本质属性、工程系统环境的复杂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创新模式的演变和工程教育范式的演进，工业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工程与工程教育发展价值观与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在知识经济、新工业革命时代，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创新知识不仅需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学科交叉，更需要市场研究、社会文化等社科人文学科的知识融合，知识需求图谱明显拓展，创新素质和能力要求也显著提升，这些因素和需求，将要求和导致工程教育范式、教育体系进一步变革———在适应工业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中转型升级。现行的工程教育体系是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的工业化的技术体系、工程实践模式、生产方式相一致，批量化、流程化和标准化等特征显著，无法适应新工业革命时代对工程人才培养的高素质、多样化、个性化和创新性的要求。因此，现行的工程教育体系弊端日益凸现：人才培养理念陈旧，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不清晰，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针对性，人才培养模式缺乏特色，实践教育模式与工程实践脱节，不能适应与满足新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需要全方位的变革。结合对我国工程教育现状的分析［38］［39］，现行工程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适应，主要表现如下：（1）教育思想观念陈旧。表现在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及其总体思路等方面，没有与全球工程创新、工程教育范式演进同步发展，也与国家战略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尽管我国为适应全球性工程教育体系再造、回归工程实践改革浪潮，从2010年开始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当前工程教育理念发生了明显转向，出现了开始向注重创新实践的工程范式回归的良好态势，但是从课程体系设置、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学生评价等环节来看，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基本趋同，工程教育改革的效果还不明显。以当前工程教育的课程体系为例，还基本上处于传统组织模式阶段，缺乏适应现代工程特点的变化。比如，基础课与相当部分的专业基础课还是按照科学教育的理念组织的，主要考虑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没有按照工程的需要加以重组；专业课主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缺乏工程的系统思维和综合思维；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内容的更新重组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学科定义、设计理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都有待于根据工程的特点进行深化改革。（2）人才培养制度和模式单一。具体体现在人才培养结构、层次体系不够完善，传统学科相对齐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发展不足，与新兴产业崛起、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内部优化升级的发展趋势还存在较大距离，缺乏快速响应调整机制。在我国现有的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和层次结构中，代表传统工业的工程专业规模较大，而对应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能源工业、现代服务业等优先发展产业的专业结构尚未形成。与此同时，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技术工程师、系统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的培养体系还未形成，高层次、高技能、创新型工程人才缺乏。因此，工程人才的结构、规格和质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3）知识体系与教学体系的不适应。新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大科学、大工程开始崛起，不仅工程技术知识面临大量更新，一些传统的经济、管理、法律理论或知识也面临失效与革新。这尤其表现在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生物与生命科学、海洋与能源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及其交叉学科领域。因此，工程教育知识体系面临多方面、多层次的更新与创新，要求工程教育的学科基础、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适应这种新变化。比如，在机械、材料、信息技术等工程学科的教学体系中，缺乏与3D打印技术相关的课程与实践环节，还停留在部分学生的课外兴趣研究层面。另外，教学体系的设计与运行还未实现与现代工程教育范式变革的同步。正如一些学者在分析“卓越计划”的发展现状时指出的那样，现有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和学生评价环节的改革还需加大力度推进：在课程设置方面，知识、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目标不匹配，知识结构偏重于基础科学知识的教学，而人文、社会、经济、管理等方面知识的课程偏弱，素质能力的针对性课程比例明显偏低；在课程教学方面，教师、教室、教材的“三教式”传统教学模式依旧是主流，课程语言定式化，研究型教学、数字化教学、网络化教学等较薄弱，实践训练碎片化，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造性潜能的发掘，影响到构思、设计、实现、运营等系统性实践思维的构建；在学习评价方面，书面考试依旧是教学结果评价的主要形式，教学过程的评价手段单一，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及时反馈，进一步影响到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敏捷回应。（4）人才培养平台薄弱。教学平台、科研平台、创新实践平台和校园文化平台等平台对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的支持欠缺。在教学方面，研究型教学、数字化教学、个性化教学、国际化教学等方面的平台支撑有限；在创新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课内课外结合、教学科研结合、校内校外结合、国内国外结合等方面不够紧密，尤其是工程实践训练的欠缺，使得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不强，缺乏对现代工程所必须具备的有关管理、经济、社会等方面知识的了解，以及参与现代工程的领导、决策、协调、控制的初步能力和管理素质。在校园文化方面，还需要真正形成“敢为人先，鼓励成功，协作创新，允许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5）社会创新氛围和环境欠缺，协同和创新机制薄弱。一方面，在社会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中，还缺乏崇尚科技创新与工程创新，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等因素，专业选择也存在“逃离工科”的现象，这些势必成为影响创新型工程人才的发掘、培养和成长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新工业革命环境下，以核物理、空间、信息、生物、新材料、系能源等为代表的新工业体系的崛起和快速发展，其显著特点是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科技与产业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强调工程教育范式与教育体系系统性、实践性、创新性的一体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多样性的统一和协调，工程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是一个改革、协同与创新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因此，面向新工业革命的现代工程人才培养，需要多学科教育、多模式教育和多元化培养，同时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协同，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目标才能实现［40］。

3．国际竞争的挑战———发达国家工程教育适应新工业革命的改革探索。从实践的维度和国际动向进行审视，为主动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都纷纷提出与实施自己的新工业革命与社会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各国的发展战略无不涉及新兴产业人才开发与教育的重大改革。以下动向表明我国工程教育还面临来自国际竞争的挑战：美国出台的“重塑制造业”即“再工业化”的战略行动计划，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性和创新型的教育体系，使其人才在应对日益加深的知识密集型经济时代做好准备”。美国政府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动在互联网世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年轻人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都需要开始培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人才，课程安排也需要把重点转移到前沿信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地球科学、生态学、系统理论以及各种职业技能，包括制造和销售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建筑转化成小型的发电厂，安装氢气和其他存储技术，搭建智能公共事业网，制造使用氢燃料电池的交通工具，建立绿色物流网络等。如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学校开始试验新的课程表，学生的作文题目包括“智能电网将如何改变你的人生和你未来的职业”。在圣安东尼奥市的总体规划中提出，在新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校园旁边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园，这样就能让大学各个部门的研究精英和研发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和应用软件的公司携手合作。欧盟一直在努力寻找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口，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开发力度。欧盟“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智能发展战略”中有一项促进智能增长的创意即“创新联盟”、“青年人流动”和“欧洲数字化”。其中“创新联盟”的具体措施包括改善企业创新条件，启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创新伙伴关系”和“知识伙伴关系”等。“青年人流动”包括整合并扩大欧盟的流动性计划、大学和研究者计划，启动青年就业框架政策等。日本提出的旨在遏制经济衰退实现新的增长的“2020新成长战略”中，其2020年人才战略目标是实现各类学术成果要以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为目标。而其主要途径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完善奖学金制度，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完善和强化研究生教育，培养对未来挑战充满信心、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才。鼓励大学与国际接轨，积极接纳留学生。进一步挖掘教育方面的需求，推动职业教育。把握与迎接新工业革命，关键是要培养出适应新工业革命需要的各类优秀人才。

三、我国工程教育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的对策

1．转变工程教育的理念与指导思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工业革命给全球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与挑战，工程教育是受影响与冲击最大的教育领域，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打造适应新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工程教育体系。工程教育改革的讨论与探索实践进行了多年［42］～［45］，但现在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还需要置于“新工业革命”这一新视域或坐标系中加以考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新工业革命时代，不仅需要“具备驾驭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人才，以及能研发出更加智能的、生命的、个性的新材料、新设备等高端创新人才”，还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分享、和谐”［46］。新工业革命的发展目标是建立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其发展观凸显“人的价值”和人才的“全人内涵”。也就是说，新工业革命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需要具有全球视野与全球思维，兼具工程伦理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发展意识和服务意识，具有更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就需要工程教育要进一步发现与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为核心，以“大教育”观、“大工程”观和“大教学”观［47］统领工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指导思想，改变长期以来那种“批量化、标准化、固定化”的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定制培养。因此，工程教育必须突破专业教育与技能教育局限性，强化科学与人文素养的融合与平衡，真正做到知识、素质与能力三位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工业革命的本质最终表现为一场“人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特别是工程教育的革命。

2．人才培养目标的细分与定位。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首先需要提升人才培养目标：要与新工业革命需要的个性化、创新型人才需求相适应，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使他们具有信息化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能够将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紧密结合；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跨学科的知识背景、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和与他人分享的意识；具有健康的身心；具有亲近自然、热爱社会的素养。其次，迫切需要改变当前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单一、规格不清晰的问题，构建面向不同目标的分类、层次化的人才培养体系［48］。高等工程教育可以探索按工程科学家、研发型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现场工程师，以及优秀的工程管理与服务型工程师等类型实施分类培养。

3．工程教育体制与机制改革。为适应新工业革命的发展，要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核心，进行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变革，特别是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重点［49］。比如，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需要协调与平衡；在评价机制上，需要打破单一的学校评价模式，形成学校评价、家庭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多元化评价机制；学校需要拥有更多的办学自，招生体制也将发生重大变革，形成灵活自主的人才选拔机制；学习者拥有更多的机会；加快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构建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4．专业知识体系的拓展与深化。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日益显著，大量的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创新体系与能力建设的范式与模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50］，不仅伴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也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模式，还促进了商业模式与管理的变革，知识的呈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实际上意味着包括工程学科、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等在内的许多学科知识日趋陈旧甚至过时，工程教育的知识体系面临重组与优化。因此，人才培养计划与课程体系面临如何及时反映新技术、新学科的新发展以及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5．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保罗麦基里曾指出，“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政府应该注重教育而非规划未来”。我们说，重视教育本身就是规划未来、赢得未来的最重要基础。新工业革命在使我们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也为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而当下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是能否抓住这一战略机遇的重要抓手。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工程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特别注重“三个面向”———面向新工业革命、面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与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机结合与互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51］［52］，打造动态、开放、合作、互动和协同的育人共同体和一体化教育生态系统。

6．工程教育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作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要求构建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型实践育人体系与运作平台，这一平台融教学平台、科研平台、校园文化平台与社会实践平台于一体，能够整合学校与社会两种教育资源、教学与科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到与科学技术发展前沿零距离、与产业发展和实践前沿零距离，将校内的科研基地与实验室向企业或研究机构延伸，实现创新人才培养要素与资源的有机结合与互动，在开放、竞争、合作、互动与共享的实践环境中发掘、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53］。7．教学模式的变革。新工业革命使教育教学模式面临许多挑战，新工业革命对教育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电子教育业务模式形成了全球化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在此环境下，交互式网络学习平台（如MOOC）、微课堂、反转式课堂、游戏化学习、虚拟社区与现实课堂一体化等新兴教学模式的不断涌现［54］［55］，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可实现超时空的学习和互动。因此，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教学模式会发生许多革新性的变化，教、学、管都要适应探究式教学、研究性教学、互动式教学和数字化网络化教学的需要。这就要求：（1）教学需要注重从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程中心向学习者中心、自主学习中心、资源整合中心转变，注重从固定的、短期的、封闭的学校教育转向动态的、终身的、开放的教育。（2）教师角色与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大教学观”，完成角色多元化的根本性转变，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知识传授者，而应成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合作者、引领者、促进者与服务者，以及成为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3）学习观与学习方式的转变：要树立“大学习观”，能充分利用日益丰富和先进的教学技术与资源拓展学习的时空观，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适应课堂学习、在线学习、网络课堂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多种学习模式，能在开放、全球化、探究与实践的环境中锻炼与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合作精神、协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四、工程教育变革的核心与本质

处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与新发展环境下的工程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既面临变革的重大挑战，又面临发展的难得机遇。其变革与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建立面向新工业革命与人类社会新发展模式的新的工程教育体系，培养兼具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意识、全球视野与人文情怀、合作共享与协调发展的多样化、高素质创新型人才［56］。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既要走全球开放、共享与国际化的道路，同时又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中国特色意识，坚持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适应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社会需要，在改革中弘扬优秀的文化教育传统与精神，才能不至于在全球化与新工业革命时代迷失方向。为此，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审视工程教育的技术、管理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大发展观”、“大教育观”谋划和统领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从顶层设计到日常的教学管理、从教育理念的转变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机制与体制的变革到教学模式的改革、从知识体系的重组到教学方法的创新等，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的变革和创新。

五、结语

迎接新工业革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关系到能否适应和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关键。但对“教育到底怎样应对新工业革命”的认识与讨论才刚刚开始［57］。综合而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考量，新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指明了新工业发展方向的新思潮，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生态、和谐、合作、共享与可持续的“大发展观”，它启示我们要汲取前两次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开创新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对全世界的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需要工程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研究和探索构建面向新工业革命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对此，我们对新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影响与挑战必须有清醒与深刻的认识。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两个方面的回顾与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新工业革命的内涵与外延、核心与本质、发展阶段与主要特征，以大教育观系统地审视了其对工程教育的重要影响与严峻挑战，指出了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质与核心是研究与探索构建新型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6

关键词科技进步科学发展观科技展望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可持续发展”是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树立、实现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一个漫长时间的过程。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

1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科学技术背景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是随着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而拉开的。其后，经历了物理学革命、现代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以至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

1.1科学技术的深刻革命

随着19世纪末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而来的是物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首要成果是相对论的建立，它从新的高度否定了牛顿的脱离物质的绝对时空观，再次证明时空与物质的不可分割性。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的原理提供了雄辩的证明。

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基础学科领域的革命。20世纪的科学革命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建立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科学革命成为技术发展的先导。基础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技术革命。以1903年飞机和1904年电子管两大发明为起点，标志着以传输机为先导技术和以控制机为主导技术体系的形成，从而揭开了崭新的原子能时代、计算机时代和空间时代的序幕。核技术的诞生是人类利用核能发现“天火”的划时代事件，控制论和计算机问世迈出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步伐。航天技术的革命使人类从地球表层迈向了外层空间。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产生的基因重组技术，导致了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革命的爆发。伴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微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电子信息技术呈现微型化、超级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

1.2科学技术进步与“全球问题”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大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量，一方面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然界负担的加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保护就变成了空前突出的问题。全球问题的产生和尖锐化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它所引起的产业革命以及对科技成果的滥用和误用所致。根本因素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平等和谐的统一体。

在人口问题上，医疗卫生科技事业的发展使得人口出生率和成活率迅速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引起全球人口急剧增长。人炸问题在全球问题体系中处于轴心地位，医疗科技的发展是人炸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减轻人口重压的有力武器。如合理利用医疗科技成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另外，要通过国家科学的政策、法规、社会体制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为人类求取自身发展提供条件。

在资源问题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能源危机及由引而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萧条。资源依靠现代科技进行不合理地开发利用，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的枯竭使贫困化加剧发展而难以遏制；资源的争夺引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因此，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的合理化利用得以解决。实践证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解决资源枯竭、能源耗竭、新能源的开发等问题是大有作为的。另外，需要科学合理地利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料，倡导节约性消费。

在环境问题上，如今全球环境退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力量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方式谋求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环境恶化，大自然的平衡受到破坏，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形势。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2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树立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资源质量下降，洪涝灾害、旱灾、沙化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的瘤根，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十六届三中全会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矛盾，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国内国外的形势，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从科技角度来说，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才强国战略为导向，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做到人尽其才，努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协调发展，利用科技进步成果努力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

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化落实三个战略，即“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水平，普及科技知识，进一步加速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根据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造就大批科技人才，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努力实现“五个统筹”协调发展，这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为杠杆，合理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来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促使科技进步成为“五个统筹”协调发展的核心。

3科学技术的绿色结果及科学发展观的展望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社会、经济、文明带来空前的发展，但由于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滥用和无限制向大自然索取，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在进行反思之后倡导了“绿色科技”，即能够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产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科学技术。科技进步的绿色结果就是从传统科技转化为绿色科技，它标志着人类在世界观、自然观、科学观上的一次觉醒，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这次革命使人们重新深刻意识到，人类是自然之子，大地是人类的母亲。绿色科技的核心思想是利他的，其评价标准不仅要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生态、有益于健康，而且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我们的后代。所以，绿色科技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是人类成熟的象征，它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

3.1科学技术绿色快速发展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研究广泛开展，应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科学氛围越来越浓，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科学观念进一步牢固，科学精神得到广泛颂扬，全社会普遍倡导绿色科技。技术将得到合理利用，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为崇高事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科学技术的绿色结果将使技术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全社会推崇绿色科技，倡导绿色文明。

3.2绿色科技得到大力发展，全社会倡导绿色文明

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同需要。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将为绿色科技和绿色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导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是绿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人们的观念将以绿色环保为标准，倡导绿色文明，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将生活在绿色文明的自然环境之中。

4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人们惊喜地发现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怀自然、关注地球、关心环境。调整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同话题，而且是成为各国决策者、政治家和公众的共同话题。重新理性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科技在科技领域掀起的一场革命，将把人类带入一个绿色文明的新时代。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人类世界观、自然观的一个新跨越，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人类应该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最高准则，以不断解决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宗旨，利用科技与自然和平相处、和谐发展，努力避免负效应。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惩罚。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7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感召。

党成立初期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人亲自传播、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后，与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四次大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有力地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潮，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著）、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本教科书《现代社会学》（瞿秋白著）、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重要成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十年革命内战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通过广大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实际应用。

1929年秋，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统一领导革命文化工作。“文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统一领导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发展，团结党内外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战斗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5月20日，“社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以下工作。如，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探讨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问题。不妥协地同形形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论战，党中央通过“文委”领导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论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逐渐扩大影响，逐渐占据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 适应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党根据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敌占区的不同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组织了文化统一战线，领导和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围绕抗日战争展开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得到了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并在学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并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进行广泛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大力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统治区的社会科学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 适应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党一方面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思想文化战线上配合革命武装斗争，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促进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大团结，保护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准备了宝贵的力量。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等，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了一支精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纪元，并积累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为其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1929年12月，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研究。

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1941年5月1日，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1940年8月9日，在《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中指出，“既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就须加强对它的领导。”“我们应当从各方面重视文化运动，具体地加以帮助，使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并进。”

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注重从政治上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研究，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服务。

1930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予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1934年，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情，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吸引和指导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认识社会的科学。诚如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合理的世界观和先进的方法论，使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使社会科学第一次有可能真正成为科学，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不是由某种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经过斗争树立起来的，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和以后，在中国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尊重、团结知识分子。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非常尊重、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年5月7日，在给当时在香港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的电报中指出，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班文化人前进。”

1944年12月15日，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

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感召、党的领导人垂范、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榜样作用。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吸引了无数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人士投入到党的事业中来，以他们从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来服务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且亲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对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就是党的领导人亲自研究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代表。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号召：“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在的文化专制压迫下，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表里如一，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在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发挥了榜样作用。

生命科学新进展篇8

〔论文摘要〕现代大学在教育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大学文化生成的过程中，学校图书馆担负着极为重要和极其艰巨的新使命，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在完成使命与直面挑战的互动之间，不仅折射出大学图书馆曾有的辉煌和现实的困境，更昭示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关键是要明确所承担使命的内涵与外延和设计好使命的实现方略。

图书馆作为现代大学的重要机构在全面推进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和生成现代大学文化的过程中担负着极为重要和极其艰巨的新使命。既要立足国情，紧跟现代大学教育创新实践的发展，探索新形势下我国大学发展规律和新特点不断拓展自身职能作用，修正发展定位，为学校的教育创新和全面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同时文要揭示高校图书馆在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整合学校图书资源、凝聚学校科研成果开创大学图书工作新局面

一、现代大学图书馆使命渲染

在现代大学全面发展中，图书馆的使命是应多层次、多方位，多目标的除了具有一般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外，还负有现代大学发展要求所赋予的特殊使命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大众在大经济、大教育和大科研的框架内，对原有的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和运行模式进行重新整合，生成与现代大学教育创新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机能。

1．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服务器。图书馆应是现代大学多样化人才培养的的服务器。当前，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标准的多样化人才是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和主体职能。多样化人才培养使现代大学出现了多样化学生群体在校内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还包括成人教育、高职教育、高教自考等等不同类型教育的学生群体。然而，由于不同学生群体不但在综合素质、社会经历、职业年龄等方面存有差异而且有着不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需求，这些学习目标与学习需求必然要求图书馆这个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多样化人才培养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责任与使命强烈要求大学图书馆对原有的服务理念服务模式进行革命性变革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学校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一个目标明确、资料丰富、信息宽广的引导平台，成为现代大学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高端服务器。

2．现代大学科研创新的推进器。科研创新是现代大学的发展基础和立身之本，而为科研创新提供科研导向和学术导航正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的重要使命。现代大学科研创新实质上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互动过程，以时代的标准和宽阔的视野对学校以往的科研成果进行理性梳理与哲学归纳去粗取精，提练焦点、集合亮色，巩固和提升已有的科研成果，再用现代思维和世界视角．在”扬弃”的层面上．发扬光大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格物致知”的求知精神、“求真务实”的实验精神在跌宕起伏科研发展历程中凝练优势与特色，进而取得原创性成果和实质性进展，生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科研生态。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是大学科研创新的基本推动力。

3．现代大学文化生态的变频器。图书馆作为大学校本文化传承与积淀的特殊平台，通过对学校历史和现有的文献、文物、图片、图书资源的收集、整理、传播，承担起沉淀与光大优良校风、生成与弘扬传统校本精神，对接与延续名师文化、萌芽与涌动文化新思潮的使命与责任，为当代大学文化建设和发展变频加压，提供不竭的物质动力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养，光靠现有的课堂灌输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课堂教学之外把图书馆建成所有大学成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精神园地，以卓有成效的图书与信息资源服务让所有大学成员都可以在这里汲取丰富的科学文化营养不断丰满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思想道德水准进而形成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文化知识体系，成为激励他们自觉自律投入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二、、影响大学图书馆使命的几个因素

现代大学图书馆有着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并轨的社会背景，要完成时展所赋予的新使命更显得任重而道远，不仅要直面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矛盾．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老问题、新老矛盾的交织对高校图书馆现实使命有着重大的负面影响：

1科学化管理体制缺失。我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现行的管理体制与实现使命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主要表现为：一是大学图书馆一体化”管理机构缺位或职能虚化。管理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建设滞后、社会化融投入机制缺失，学校、有关部室、各教学院系对图书馆工作的组织领导出现断裂或阻隔，对学校图书馆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一些图书馆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难以协调解决。二是大学图书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滞后或内容陈旧。制度体系建设是大学图书馆馆建设和实现使命的基础与前提，制度建设应是图书馆使命任务、目标的规范和固化．光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是不能完成使命的，即使取得了某些成效或成果．如果没有长效和科学的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不能得到巩固和推广。

2现代化服务手段缺位。拥有现代化的服务与管理手段是现代大学图书馆完成使命的物质保障。目前我国不少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迟缓，服务与管理还是以纸质和经验为主不能把学校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优良传统、先进经验、成果成就，特别是馆藏的丰富历史文献与自产文献，包括孤本、善本历史文献资料和现代学报、学位论文、教师或科研人员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进行组织、收藏的同时进行数字化，大大限制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层次和水平。二是图书服务与管理手段落后。我国大学图书馆整体上看，只能单一的服务手段和方式去覆盖不同类型读者群体的需求这必然产生服务与需求间的落差与矛盾。

3可持续发展资源匮乏。可持续发展是大学图书馆完成使命的主要途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和市场化的资源调节机制，就意味着发展活力的窒息和原动力枯竭。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所需资源和经费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和学校拨款在资源融投资、经费管理、资源更新等诸多方面，缺乏主动权和自。另一方面，大学高校图书馆目前的收益分配方式不甚科学合理，有悖于在市场化和社会化条件下服务的基本规律。目前．几乎所有大学图书馆的分配都沿续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全部上交学校，图书馆除了行政办公费用外，可用于发展的基金几乎没有。

三现代大学图书馆使命的实现方略

现代大学图书馆要实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紧紧抓住21世纪前期我国大学全面推进教育创新的难得机遇制定符合国情、省情、校情，具有自身优势和自身特色的发展方略，以”三个建设”为重点．对图书馆工作进行高效创新和变革。

1．建立科学化的管理体系。建立科学化的管理体系是大学图书馆实现使命的组织基础。科学化的管理体制是大学图书馆在把握现代大学教育改革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为强大动力，在“试中探索前进在闯中开辟新路，突破陈旧落后的管理体制的创新举措。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职能、管理方式上，都有全新的内函和外延。其基本表现形式是：一是建立科学化的管理组织机构，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有关部室负责人、各教学院系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校图书工作领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学校图书馆改革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协调解决图书馆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为图书馆工作的和谐、科学、快速发展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建立科学化的管理制度体系。要充分体现管理制度的校本特色，对过去自身行之有效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改进与创新，以多层面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建设在图书馆机制创新中的保障作用，真正改变实际工作中制度建设与发展实践相脱节的状况。

2．建立市场化的服务机制。建立市场化的服务机制是大学图书馆实现使命的主体方式。其一．贴紧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社会与市场对大学图书文献资源的需求呈动态变化趋势只有在市场竞争与比较中，才能清楚了解学校馆藏各类文献资料的过去价值、现行价值和未来价值．清醒认识校馆服务体系的优势与缺失。其二，以市场化的标准改革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图书资源的使用价值，合理布局服务时间和调整服务方式，根据不同图书资源的特点和不同学校成员的学习需求运用时间交错、迭次使用、饱和利用等行为方式，达到以现有的图书资源取得最好的服务效果之目的。其三以市场化的要求进行资源整合，能动地发挥校馆图书资源与市场图书文献资源的互动与互补特性，加强校馆文献资源自我造血”与自我完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