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当代科技论文篇1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回归生态正义的呼唤

当代科技论文篇2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随着技术哲学自身理性建构程度的提高，从外在描述走向内在分析，“超越了对技术被动的外在性的表面关注，而转向了对技术的内在矛盾性的更深意识”。这样，逐渐形成一个立体的“文化—技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技术哲学才能真正地解决技术的“存在悖论”(即愈是成功的技术孕育着更大的社会难题)与“苏格拉底(sokrates)悖论”(即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无知)的效应，从而使技术的本质这一“维纳斯的断臂之美”在人类文化的深层底蕴中展示出来。

当代科技论文篇3

期间，文艺和科技都备受挫折，有关学术研究被迫中断。拨乱反正迎来了文艺和科技的春天。它们最初的共同热点之一是翻译。1978年底，国务院发出第192号文件,正式规定我国人名、地名对外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标准。嗣后，外交部、新华社相继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实施。周稽在《中国出版》1979年第3期发表《请科技、文艺刊物带个头――关于译名用汉语拼音方案转写的建议》，这引起了人们对于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兴趣。从那时以来，《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不少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的文章。这种探讨进而扩大到科技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异同，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世界范围内文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此时，正当第五次信息革命方兴未艾，国外有关论著陆续被介绍进来。例如，《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1年第7期译介了达尼尔・格拉宁《文学和科技发展》，引导人们思索这样的问题：“新技术――控制论、自动化生产、计算机和宇宙航行器等和文学、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者究竟是谁依靠谁?谁影响谁?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有没有用处?科技发展能不能用某种方式来影响艺术家? ”答案是双向的。人们不禁记起1978年元月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如何像热流一样传遍全国、激励科技工作者奋发攻关，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自然科学方法论（包括“老三论”、“新三论”）又如何风靡大江南北、使得文艺理论界涌动“方法热”的情况。作为新方法倡导者的林兴宅在《关于文艺未来学的思考》（《文史哲》1985年第6期）一文中用以下三句话勾勒了艺术的前景：“科技革命的发展，艺术的地位将有一个大的提高，艺术的观念将有一个大的转移，艺术的方法将有一个大的变化。”

文艺理论和自然科学的这番亲近明显拓展了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眼界，但 “方法热”本身不久就降了温。要论20世纪90年代文艺与科技持久学术联系的建立，不能不提到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艺术科技》。它自1993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艺术科技的文章，其中夏侯炳关于我国定音鼓、磷光画、走马灯、十二平均律、铜洗和驻波等中国艺术科技的“世界第一”的选介（1994－1995）给人以深刻印象。此时，第五次信息革命的影响正在深化。西方有关数码艺术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我国，既促进了电脑音乐、电脑美术以至网络与多媒体艺术的起步，又激发了某些学者创建电脑艺术学之类新学科的冲动。汉语网络文学由我国留美学生首创，传播到大陆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相关研究成为当代文论的新分支，形成了中南大学文学院这样的研究团队。这些新技术、新媒体和新作品蔚为大观，对传统的文艺观念构成了挑战。有鉴于此，感到不安的人们提出了“科技和艺术：谁决定电影?”（郑宜庸同名文章，《福建艺术》1999年第1期）之类问题，似乎它们是竞争的对手。这种不安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上升为焦虑。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首届“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甚至“火药味十足”，尽管对抗的一方──科技专家缺席。科技与文艺相互渗透是否会产生副作用？这是董学文、毛崇杰等著名文艺理论家不断思索的问题，也为相关媒体所重视。《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专门组织稿件，阐述“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等观点。相关文章从西方借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从理性的角度批判文艺的技术化、产业化。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例如，姚鹤鸣发表《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技术化批判的批判――兼论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指出：文艺的技术化毫无疑问与传统的文艺观相悖，但从另一个方面观察，它又能够促使文艺发展，促使文艺功用目的真正实现。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不是截然对立的。网络文学正是这两者矛盾对立统一在崭新时代的产物，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真正的“创作自由”，拓展了创作的空间，为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科技专家虽然未出席上述“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之类研讨会，但绝非对此毫不关心。自1987年以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每年举办国际科学学术会议都邀请画家根据会议的科学主题发挥作画，并在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与炎黄艺术馆、《科技日报》社合作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不少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很关心事业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为了宣传上述理念，他主编了大型画册《科学与艺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当时的国家主席亲笔为之题写书名。杨振宁、潘云鹤、汪成为等先生也非常关心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95年12月13日致函浙江舞台电子技术研究所俞健所长，表示因“我国的一项大有前途的第五产业（文艺产业）即将在祖国大地上发展起来”而“深受鼓舞”，并建议：“中国的第五产业必须做到：（1）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2）决不能办成官营的，一定要政企分开”（《钱学森同志来信》，《艺术科技》1996年第1期）。在他看来，继农业、工业、服务业、科技业之后兴起的“第五产业”，是为文化服务的经济事业，或称“文艺产业”。钱先生的观点是有预见性的，我国文化产业果真在世纪之交蓬勃地发展起来，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包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智能化娱乐等在内的文化产业研究也成为文艺与科技的荟萃之处。

60年来，有关科技在文艺领域具体应用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其中包括美术馆改造装修工程、抢救文艺影像资料、作家作品甄别以至于“春晚”保障等。人们将科技当成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因、艺术设计变革的驱力、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60年来，有关艺术对于科技传播之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所涉及的领域有科技名人传记写作、科技成果宣传、科学知识普及、科技书刊装帧、IT产品设计、科技摄影技巧、科技博物馆建设，等等。60年来，艺术化、科技化成为许多相关领域的共同主题，这些领域包括影视制作、建筑设计、赛车运动、食品加工、服装工业、商品包装、环境保护、印刷工艺、玻璃制造等。有人甚至提出了“高智慧（科技）+高情感（艺术）=高设计”（陈爽同名文章，见《装饰》2000年第6期）、“艺术+科技=文化”（陈同乐论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序厅、场景设计创意，见《室内设计与装修》2000年第1期）等公式。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学者呼吁“让科技与艺术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今，这种要求不仅见于艺术教育中“电子音像”、“动漫游戏”之类科技含量较高的专业，而且见于相对传统的语言文学学科和艺术学科；不仅见于直接为文艺服务的舞台设备制造之类产业，而且见于相当高深的科学研究领域。60年来，许多科技院校开设文学系、艺术系，许多艺术院校开设计算机课程，还有许多院校设立了艺术科技中心之类机构，建起了科技艺术中心、科技会展艺术中心之类大楼。让学校和少年宫成为艺术教育的摇篮、科技培训的殿堂，让科技人才学点文学艺术、科技课教师加强文艺修养，让文艺人才熟悉科学技术、文艺理论家能够运用软件工具，已经是时代的呼唤。60年来，“艺术”始终是许多科技工作者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科学”则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所希冀的一种素养、一种理念。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既是现实诉求、有着国家大剧院这样的范本，又是历史传统、有着《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黄能馥、陈娟娟著，2002年）之类证据。人们不仅使用“科技艺术”、“艺术科技”这样的术语，而且从事“艺术科学”、“科学艺术”这样的研究。在文化市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顶尖科技与浪漫艺术的邂逅”、“纳艺术智慧，享科技大成”之类广告；在学术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与艺术──人类文明的双翼”、“艺术与科技共振于生命之舞”、“科学与艺术同魂”、“艺术与科技携手共建音乐新学科”、“科技与艺术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双引擎”等主张。

当然，文艺与科技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亲密无间。60年来，我们可以在许多文艺作品中看到有关科技畸形发展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警示，在不少理论著作中读到对于科技崇拜会危及文艺应有的人文精神的提醒；可以在许多技术发明中看到使传统文艺工作者丧失原有地位的危险，在不少计量研究中发现当代西方美学所说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对立。尽管如此，文艺与科技毕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的分化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所致，时代的发展正在创造冲破上述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狭隘眼界的前提。

60年来，文艺复兴一直是理论界在研究文艺与科技关系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人们将目光投向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近代科学技术如何在300年之久的文艺复兴激流的回荡与撞击中诞生，考察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对建筑、绘画、歌曲的影响，说明当时由金属纳米颗粒和铜离子构成的带有光泽的妆饰如何获得广泛应用之类实例，并探讨当时乐观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和文艺理念。与此同时，人们也解剖当前信息技术视野下的现代性，寄希望于新的“文艺复兴”。一位学者说得好： “技术主义”可能会成为致艺术于死地的“杀手”，而弃绝技术技巧的文艺思潮则意味着艺术家“江郎才尽”（刘求长《文艺发展中的技术与艺术》，《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华民族的振兴离不开文艺与科技的携手共进，它们之间的成功协作意味着人类创造力的空前激发，意味着具备普遍性的真理深入人心。60年来，文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同甘苦、共患难，见证了我们伟大国家和民族摆脱积贫积弱局面、走向繁荣昌盛的光辉历程，也一起应对当前人类在环境、资源等领域面临的种种危机。这种实践是我们文艺理论创新最宝贵的契机。

当代科技论文篇4

关键词：科技哲学；世界风险社会；科技风险；科技政策；科技价值观念;文化

中图分类号：N02;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省略）一项对2010年坎昆世界气候大会持何种态度的网络调查数据表明： 86.74%的公众持“不乐观”态度。而在对本次大会能否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调查中，81.7%的人认为不能[14]。公众价值观念的风险化表明了公众对当代科技风险的普遍态度，而这却往往同主流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官方的价值判断存在差距。例如：就对转基因生物 (GMO)所带来的风险而言，态度在公众、专家和国家之间发生了分化。 见表1。

公众、专家和国家之间关于科技风险观念的明显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专家或科技理性的自我垄断；国家或科技政策的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工业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等各种形式的科技风险无不与科技的“独裁”密切相关。究其原因，就在于以科技为工具的理性主义的扩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在传统的风险评估中，科学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几乎占据了绝对权威的地位，绝大部分评估工作都是在科技内部完成的。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科学技术本身已经发展成为风险的最主要的来源，而且新的风险涉及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实践领域，具有更高的决策性和利害关系，并涉及多方的利益关系。这时，问题的解决就不只要求科技的有效性，而且要求现实的可行性以及考虑各种实际的利益需求。至于国家层面，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主导的科技政策。尽管科技政策风险化了，但是，很多时候，这种风险是隐匿的或是被合法化了。

科技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这种文化必然又将带来新的社会组织秩序。新的科技风险为当代科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新的制度和规范也必将真正打破科学技术以及技术经济发展的垄断，这便标志着科学技术的成熟与完善。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对风险的谈论开始于当潜在的灾难发生时我们对自己的安全不再信任的地方，风险的概念刻画了安全与毁坏之间的一种特有的、中间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对具有威胁性的风险的认识，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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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Culture in the Society of Risk

MI Dan

(Resear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culture has been a new part in the world culture,which directly comes from S&T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risks brought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Since the 1980s,with the soci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problems such as technological ethics, global ecosystem and so on,the concept abou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s has become one kind of special risk culture.Risk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s in and out the sci-tech system have been the main form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culture in the world risk society which have brought social organizing mode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ociety.

当代科技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成果；儒家

中图分类号：N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9-0136-01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从起步――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其中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是如何体现的，其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等问题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从实践意义看，将中国传统的理论思想精髓灌输于科技发展中，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趋于繁荣。国内外众多科学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作出肯定，传统科学思想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得以世代传承。

一、儒家思想

根据对中国古代的医学的分析来看，汉代的董仲舒学说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儒学的“天人合一”观念......直至目前，我国医学也保持着传统的理论思想，即阴阳、五行、气、灸等等。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理论思想体现了儒学，我们从以下角度分析。

1.促进作用

（1）儒家思想讲求“仁”、“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去做有益于群体的事情，这就激发人们通过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来创造便利的条件从而达到此目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医学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儒学的发展使非常多的仁人志士走上了医学的道路，比如李时珍，因为科举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开始学习医学，并专攻医学。[6]受儒学的影响，大批的人们开始钻研医学，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说精髓来丰富拓展医学。

（2）注重实用性是儒学的另一个特点，孔子曾经多次提出，要学以致用，用之于实际，观察其实效。比如，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学科的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学，无一不体现了对实用性的重视。天文学与群众的日常生产活动有些密切的联系，数学则追求实用的计算技术，农学离不开农业的生产实践，医学要通过医生与病患的沟通中得到发展。

（3）孔子所提倡的对教育的重视在推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开创的私学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从城市中心到乡村都能体会到教育事业的繁荣。儒家学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开化，给予了人们进行科学技术创造的理论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出了大批科技精英，使一系列的科技研究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2.阻碍作用

作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中的重要思想之一的儒家学说在推动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对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1）儒家学说中的“重理性”思想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中得以体现。儒家学说中的“理性”指一切遵循本源，不能违反原则，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这便使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轻逻辑，便理性。纵观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大部分都是理性的产物。比如，讲究“阴阳”的医学便只能意会，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医学巨著的内容大多都是经验多得，体系非常杂乱，缺少逻辑分析。[6]在后期科学技术堕落的探究原因中，“重理性”便成为了导致其结果的原因之一。

（2）缺少批判精神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虽然尊经崇古的思想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消极作用也不容小觑，科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进步，而一昧地讲究尊重古书会局限人们的思维，使人们缺少对理论的批判，从而阻碍了其持续地发展。

二、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的科技思想是道家科技思想的重要M成部分，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深远，道家学说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探讨以及对医药学的贡献等等在古代科学技术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在这里对其进行简析。

（1）道家学说对天地万物的运行进行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道家学说对风雨雷电等自然天气的变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表达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在《庄子天运》中，道家学说对宏观的万物运行进行了哲学思考等等。这些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成果的出现无一不在向我们阐述着，到家学说在改变人们固有的对天命论的认识，从天地的运行中主动找寻规律，这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道家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向人们的生老病死提出挑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代君王对炼丹术如痴如醉，而炼丹术则体现了道家学说对化学的研究。比如在《周易叁同契》一书中，记录了详细的制炼丹药的理论和方法，道士葛洪说明了“铅”的可逆等等[3]。这些理论在现代都可以被证实并用化学方程式表达出来，当时道家学说对于化学反应的分解和化合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3]这无疑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3）道家学说将人看做由形气神三部分构成的系统，由此基础上发展了医药学，被后世称为药王的孙思邈对此学说十分推崇，他在道家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许多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重要的著作，比如《保生铭》、《存神炼气铭》等等。可以说，道家学说奠定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基础。[3]

结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体现的理论思想与当时我国奉行推崇的各家学派密切相关，通过本文的分析，汲取了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理论思想对其进行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理论思想的影响，而该理论思想对古代科技的影响有利有弊，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冷静地分析。在当今的科技发展中，根据经验，吸取教训，扬长避短，继续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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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万球.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8.

当代科技论文篇6

从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将以史实为依据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特征，作些探讨与论述。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高潮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高潮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①、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①《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秦统一我国后，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类”，意思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要保留，也就是说科技的实用性还是受到重视的。汉承秦制，这部分科技遗产当然会被继承。科技的实用性被固定了下来，但有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把秦始皇打击的儒家树立为统治思想，西汉作为整理已有科技知识的重视时期，像医药、天文历法、数学与农学四大传统科技或者在此时成书，或者在原有基础扩充，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以实用性为特色的重要成果。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科技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被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当代科技论文篇7

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较多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虽也有一些学者肯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但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近来，乐爱国教授以其新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给了出色的回答。全书共20余万字，分为导论和正文五章。正文的前四章按照各历史时期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分别作了论述，既讨论了历代儒家学者对自然、对科技的研究，也具体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则从文化与科技关系的角度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

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最大特点是把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比喻成文化母体与科技胎儿的关系，从而把古代文化与科技统一起来。据此，作者在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一是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常常被误解为科学的对立面，或与科学无关。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对儒家文化缺乏全面了解而造成的。作者根据儒学史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其理由有二：其一，儒家经典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尚书·尧典》、《礼记·月令》等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其二，历史上有众多儒家学者参与科技研究，并作出了贡献，尤以朱熹最为突出。作者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包容科技，是由于儒家的最终目的在于“求道、为学、致用”，而这一切又都必须通过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才能实现。

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以及诸如“奇技淫巧”等说法，作者认为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以此为据来证明儒家鄙视科技。二是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儒学化的特征。以往人们在研究古代文化和科技的关系时，大都将二者割裂开来。作者则认为，科技是在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成长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作者打破了过去将文化与科技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重点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对科学家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家成长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中，他们的人格素质，价值观、学识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甚至与儒家没有明显的分界；二是儒家文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了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儒家文化这种深刻影响的结果，便是使中国古代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科技中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都具有显著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正是运用这种把古代文化与科技统一起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家文化的密切关系，作者断定：“虽然不能排除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负面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状况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也就纠正了以往一些学者以为儒家鄙视科技、对古代科技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观点。乐爱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与科技关系的研究，著述颇丰，功底深厚。他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不只是从一般的逻辑推理上而是立足于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立论，从儒学史与中国科技史的结合上进行论证，而且发掘出许多新的研究资料，因而有相当充分的说服力。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先生为该书作序，并认为，这部专著“将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详的论析，脉络清晰，而多有创建，是一部开拓性的专著”。

当代科技论文篇8

关键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Sincethe“MayFourthMovement”,theviewonmodernscienceevolvedandunderwentseveralmajorchangesand,astheresultofthehistoric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scienceprevailed.However,the“PragmaticApproachFirst”viewonsciencerestrictedtherelativelyindependentdevelopmentofthepuretheoreticalresearch.Thecriticismto“pseudo-science”highlightedthecorevaluesofscientificspirit,whilethecomparativestudyonscienceandcultureopenedthediverseunderstandingofscience.So,theevolutionoftheviewonmodernscienceinChinawentforwardinsuchasocialenvironmentthattheChineseandWestculturesweremingledwitheachotherand,meanwhile,theywereinconflict.Insuchahistoricbackground,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wereinevitabletoacertainextentinacertainperiod.Toeliminateuninterruptedly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isnecessarytoguarantee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scienceinChina.

Keywords:viewonscience;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pragmaticapproachfirst;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的政府”、“公开的政府”,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2］。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对当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学事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作者至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当然,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

［2］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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