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科学范文
时间：2023-10-03 18:15:29
当代教育科学篇1
[关键词]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6）01-0016-03
哲学上对问题的探究总是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逻辑思维。对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论述也依照此法，首先，阐明为什么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具有当代价值；其次，论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什么；最后，对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可能路径作一简要探讨。
一、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命运之追问
对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蛰伏期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发展的意义。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如下：
（一）当代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于科学教育的“视域”之中
理论的产生总是扎根于一定的问题，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也不例外。斯宾塞所处的时代，英国率先实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生产力较之先前有了质的飞跃。生产力的进步，一方面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教育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英国当时学校的情况却是另一番场面，学校中传授的是以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缺乏实用自然科学的传授，这样就造成了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正是在此背景下，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应运而生。21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是由科技决定，是由掌握科技的人才决定的，这就要求学校培养能够掌握这些先进技术的人才。而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大多数人的科学素养远没有达到基本标准，我国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此外，在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今天，教育与课程改革、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如何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宾塞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现如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可以说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并没有过时。
（二）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对现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教育论》一书中，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人们的大加赞赏。此外，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为现代教育家所吸收，成为现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可为我们今天实现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如斯宾塞认为在教育中应该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这是一条教育实践的真理，他还认为教课应该从具体开始而以抽象结束。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教学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任何形式的超越或是压抑都不会有预期的结果。斯宾塞在几百年前就能看到教育教学的真谛，可谓是有“先见之明”。此外，在具体的科学教育中，斯宾塞提出了实物教学，这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教育是一个重要启发。这表明，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是有其生命力的。
二、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之审视
（一）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科学教育目标提供了思想源泉
我国科学教育的目标可以归纳为：“1.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原理。2.培养科学的兴趣和态度，学习科学的方法。3.了解科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4.应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12从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来看，这些目标并没有达成。大多数中小学校认为，科学教育就是科学知识的教育，就是单纯的科学知识的传授。这就造成了科学教育目标的其他方面，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教育被忽略，影响了科学教育目标的全面实现。
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提到了应该比较知识的使用价值，选择最有利于人们的知识学习，以此引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结论。很明显，斯宾塞主张学习科学知识的使用价值，必然是要发挥其在完满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单纯地“为科学知识而教”。所以，科学教育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诸如科学符号、科学概念之类的，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如探究精神、实证方法等。因此，科学教育不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传授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发挥其教育功能，使学生树立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的创新精神。
（二）为我们践行科学的教学方法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目前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来看，在教学中主要还是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方法，注重科学知识的灌输，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造成学生在接受科学教育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科学教育的目标难以达成。
斯宾塞曾经说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强调两个最重要而最被忽视的一般原则。一个是：在青年期同在儿童早期与成年期一样，整个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连带的原则是：所引起的心智活动应该一直是内心乐意接受的”[2]80。此外他还讲道：“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自我教育的过程。应该引导儿童自己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2]63其意思显而易见，在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的主动性，把引起学生的兴趣为目标，而这也是探究性教学的本质。故此，科学教育也应该把探究性教学作为基本的教学方法。要真正实现培养科学素养的目标，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求知。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如果采用一些单纯的知识传授的方法，往往会抑制学生的主动性，与学生的兴趣需要发生冲突。理想的做法是把科学教育教学直观化、实验化、生活化，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预期目标。
（三）为我们开展“文理沟通”的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世纪，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于是，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在客观上成为“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日趋结合的理性力量”[3]。而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依靠科技方面的力量远远不能解决，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尽管相关的环保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但如果人们的环保意识依然薄弱，环保工作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呼吁我们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然而，我国在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使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过于狭窄和片面。
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注意还有一门与生产成就直接有关的科学，社会科学。那些每天看金融市场情况，了解当时行情……估计战争的可能性，而从这些材料决定他们经商措施的人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学生。”[2]22斯宾塞还讲道：“让我们从父母的职责转到公民的职责。这儿我们要问，一个人要尽这些职责需要什么知识？我们不能说，尽这些职责所需的知识完全都被忽视；因为我们学校某些科目至少在名义上是同政治社会责任有关。此中唯一占重要地位的是历史。”[2]29从此可以看到，斯宾塞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比较价值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把它们看作生产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科学教育中不应该对自然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扬此抑彼，而应该兼顾两者。故此，我们应该尝试采用综合化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综合文理学科的教学。例如美国在1989年推出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报告强调，精选课程内容，而每门课程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知识及必要的技能训练，打破以往人为的学科界限，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通过这种尝试既考虑到了学生全面发展，又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爱好，这对我们沟通文理方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好的参考与借鉴。
（四）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教育评价提供了指导原则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活动中有关要素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1]265对中小学科学教育进行评价是判断科学教育实施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纵观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贯穿始终，在对科学教育的态度上，也更看重科学教育功利性的一面，“使得我国的中小学科学教育长期徘徊在工具理性的阴影之下”[3]。这势必会造成科学教育的评价以分数定优劣，忽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结果导致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只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掌握，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养成，致使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偏离了科学教育的目标。
斯宾塞认为：“作为评价任何培养计划的最后考验，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愉快的兴奋……尽管从理论上看，某个做法似乎最好，但如果它不引起兴趣或比其他方法引起较少的兴趣，我们就应该放弃它。”[2]64对于科学教育来说，一方面应该努力促成学生在科学知识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应该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看科学教学是否在学生中间形成了一种兴趣倾向，这是衡量科学教学成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人是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媒介，“人既是掌握理论的主体而成为理论的载体，又是实践的主体。理论与实践便统一在这个中介‘人’身上”[4]。没有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沟通其中，理论和实践只能是“两张皮”。所以，在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方法上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科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参考文献：
[1]亓殿强.科学教育原理与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刘克文.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J].教育研究，2007（6）.
当代教育科学篇2
关键词：科学技术；设计创新；教育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40-02
我国真正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成为艺术设计教育大国。据统计，我国目前设立艺术设计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近千所，每年的招生人数达十万人以上，设计类专业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专业中发展速度最快、最热门专业之一。虽然中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专业发展迅速，但过快的增长速度必然引起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质量参差不齐以及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等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对艺术设计领域产生日新月异的影响，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能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对我国当代艺术设计教育现状的反思
（一）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需求间的错位
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专业在国家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后迅速扩张，但盲目扩张带来艺术设计教育的过度膨胀，在艺术设计教育专业设置和教学体系方面产生诸多问题，大部分高等院校目前的专业设置集中在广告包装设计、室内设计专业、环境艺术等所谓的常规性专业，而中国每年培养的十多万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也大多从事于与常规性专业相对应的服务行业当中，真正能够进入制造行业的人才却寥寥无几。可见，我国高等设计教育的发展远远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导致滞后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传统的艺术教育方式，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针对这一问题，柳冠中先生曾给与深刻评述：“设计教育与设计产业严重的失衡状态，造成我国设计业的两端大、中间小的模式，即设计教育与设计需求的增大，专业化的设计队伍与合格的设计人才却相当缺乏。这是一个设计人才被大批量、快速地‘生产’着；另一方面巨大的设计需求却不能得到满足。这类似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滞涨。”①
（二）教育思想和方法陈旧，结构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艺术设计专业普遍存在求多求全，专业化分过窄，界限过清，缺乏交叉综合的特点。教学方法为以传授技能为主的灌输性教学，教学方法缺乏启发性，忽视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内容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内容陈旧，知识面窄，不能适应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其次，人才培养模式不够完善，现在国内设计专业的办学模式缺乏创造性和特色，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照搬外国办学模式开始的，解放后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又引进了一些模式，盲目追求、照搬西方模式在现代设计教育中还较为明显缺乏适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办学模式。
二、科学技术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技术在我国得到了普及和推广，科技的进步使数字技术逐步运用到到艺术设计中去，由此数字艺术正式进入艺术院校。如今数字技术已融入到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中，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数字艺术设计是在艺术与技术彼此融合的条件下产生的一门学科，根据数字艺术的特点，数字艺术设计教育分为计算机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两个层面。由于受到高科技的影响，设计领域的不断拓宽，设计教育领域也由此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不论作为活动或技能，“艺术设计教育”在数字化时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传统艺术设计的教学模式与观念形成了强烈冲击。传统的艺术观念、陈旧的理论知识以及教学方法必然在和“数字化”的较量中被淘汰，因此传统艺术设计教育向数字艺术设计教育转型有了必要。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艺术设计门类发生变化
近年来，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艺术设计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狭窄的内涵扩展到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各大领域中去。其次，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已经进化为数字视觉信息传达设计。例如，以数字化视觉形象取代纸质媒介印刷形象、以动态形象取代静态形象、以虚拟的数字产品取代纸质产品、以数字实现手段取代传统手工制作，数字化介入和新媒体信息传播使得一切皆变为可能。在环境艺术设计方面，其设计不再靠手工制图来实现。增强现实技术可以让设计在现场直接模拟完成，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范畴可以超越到“虚拟现实”场景的搭建。通过计算机三维技术，自由地生成设计形象，并且带来设计语汇的丰富与更新。种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显示了数字化、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已经成为当代艺术设计的显著特征。数字科技的传播在给设计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设计的推动。②
（二）科学技术的介入对传统艺术设计的影响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有颇多精辟之处，但是，对于艺术设计教育，需要掌握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对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大众文化，对于现实生活中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生事物，传统的艺术设计教育理论的视野缺乏足够的敏感性。在设计中的表现为独特的创作风格及鲜明的个性上存在不足，很难跟上时展的步伐。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设计艺术的功能和形态在不断的丰富，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和结构模式，在设计教育多元化里构建现代设计艺术的时代化、特色化、个性化的课程结构体系、教学方式的理论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使我们的艺术设计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能真正与社会发展接轨，以打造一个具有学科特色的与时俱进的设计艺术人才培养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三、转变教育理念，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艺术设计人才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作为一门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学科，已经从较为单一的装饰美化领域进入到多学科的综合发展领域，在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还是在教学模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艺术设计已不再是单纯的传授本学科内的知识和技能，而已成为建设和构成整个公共社会形态的创造性工作。市场的发展为艺术设计提供了诸多契机，艺术设计只有符合社会需求，将设计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才能探索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途径。
（一）提高实践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目前中国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专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强调拓宽基础，在人才教育方面提倡培养“通才”，提出培养面面向科技信息时代的全能型设计师。设计教育专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设计脱离实践，或停滞于模拟化设计的状态之中，这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一直是以艺术的美术教育和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为基础，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艺轻技的弊端，尤其缺乏以动手能力为主的技术实践教育，这是导致中国设计教育落后于国际现代设计教育的根本原因之一。包豪斯设计教育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倡导艺术与技术相结合，但事实上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在技术实践方面长期缺失。专业实习是艺术设计教学实践的只要方式之一，在现代设计教育的模式中，将艺术设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让艺术设计教育实践充分参与到市场中去，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创造价值，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创意、决策和设计能力，使其具备设计师的能力和素质。
（二）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调整艺术设计教学方法
高校的艺术设计教育，应该是美术教育与艺术设计教育相交叉的学科，拥有现代美术教育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双重性特点。高校的艺术设计教育的社会职能应该是引导社会的视觉和设计审美取向的提高，提高大众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和认知能力。艺术设计是专业性、实践性、交流性非常强的专业，因此，传统的教学内容、教育理念不能适应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人才的培养。在艺术设计的教学方法上进行调整，针对课程特点，夯实专业基础。在课程设置上，不能固守工艺美术教育的教条，也不能一味照搬照业院校艺术设计的教学内容，而应建立具有自身特点而又符合事情的学科体系。在一定的专业深度下，以灵活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来适应科学技术对设计带来的影响和随之而来发生的变化。
（三）突破思维常规，积极培养创新性思维
艺术设计中的创新性思维不等同于一般的思维活动，其特点是要求我们打破常规性思维，对我们以往的专业知识和设计理念进行重新改造，产生新的思维成果。而实际上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往往遵循传统的设计理念，其结果是直接阻碍了创造力的发展。艺术设计强调个性，思维信息进行的不断交流，不同的观点进行碰撞，打破原有思维模式，才能实现自我更新。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积极引导他们进行思维创新，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使极具个性和创造力的设计成功实现。③
（四）加强综合学科教育，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综合能力
综合性的跨学科教学是现代设计教育一个新的起点。设计是艺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是它的本质特征。现代设计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宽泛，不仅需要深度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涉猎多种学科。由于现代设计是建立在多种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基础之上，因此良好的综合文化素质是设计创新力的保障。未来的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的发挥，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需要的是对人文、社科领域所发生的新动向的掌握，并加以贯彻和运用。针对艺术设计这一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对相关学科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并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理解学科之间共同的原理，整体把握学科体系，并运用综合知识去分析解决设计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④
四、结语
21世纪我们面里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艺术设计教育要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的构建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并能够融入世界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才能使我国艺术设计教育更加有序健康的发展。
注释：
①赵鑫.中国当代艺术设计教育反思[J].郑州轻工业学院校报（社会科学版），2007（4）.
②王詹宁.数字科技及新媒体信息传播下艺术设计教育思维的变革[J].美术教育研究，2012（7）.
③吴昌松.浅谈艺术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J].大众文艺，2008（5）.
④鞠涛.艺术设计教育的创新策略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06（1）.
参考文献：
[1]张亮.设计思维训练[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2005.
[2]袁熙.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3]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4]凌继尧、徐恒醇著.艺术设计学[M].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当代教育科学篇3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人文
【作者简介】袁张帆(1982-)，女，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广西 桂林 541004；黄瑞雄(1963-)，男，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207-04
一、科学与人文融合——内容、方法、精神交汇
科学与人文指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主要领域，以及两大实践领域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本文中“科学”和“人文”主要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的：“科学”是指狭义的科学，特指自然科学及其方法，关涉到其代表人物即自然科学家以及相应的科学观等，并主要将之视为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1](p9)“‘人文’是指与‘科学’相对应的那部分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及其方法，关涉到其代表人物即人文学者，同时包括人文主义并关涉人文主义者。”[2]人文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及研究人的科学。它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自身的历史起源及形态演变、对象与方法、范畴与逻辑、功能与现代意义等。
科学与人文曾经是一对孪生兄弟，但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分化和专业化，科学与人文开始走向了各自的繁荣，也开始了一段背离之路。近代工业革命使科技实践迅猛发展，促成了实证科学、工具理性的膨胀，加速了科学实践和人文实践的分离对立。这既生发出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又在对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的反哺、催化下，形成了内容、方法和精神上的冲突对立。然而，随着人类问题域和研究域的扩展，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对立势必严重影响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展开。科学与人文融合回归之路便由此展开。马克思断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p128)“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它们的自我认识。”[4](p128)这里的自然科学就是我们所指的科学，人的科学即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认识的两个方面，两者是内在统一的。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消弭了主客二分的鸿沟，为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找到了复归的道路，使人在合规律(科学价值)与合目的(人文价值)的实践下达到真正的“自由”。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分为三个层次：(一)知识(内容)交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海洋中汲取自身学科建设的内容养分。(二)方法交汇。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大工具，各有其专长和局限。科学方法可以用于对人文现象研究。人文方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为科学所用。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互启互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资源。(三)精神融合。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两大价值诉求看似各有所指，但都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伦理要求。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善已成为价值复合体，与美的形式一道成为人类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在统一。
一方面，科学与人文在内容、方法、精神方面相互影响制约，形成了全新的实践和教育理念，成为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本质属性、功能发挥的新语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证，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血液，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势头。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局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的重要趋势。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之维——科学与人文融合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从分离到融合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尊重和发展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动准则。人的全面发展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尊重和重视，它着眼于生命关怀，着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把人的主体需要作为价值目标，没有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行动准则，而是将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灌输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将外在于人的政治取向、任务导向作为其教学工作的坐标和指南。然而，“教育所培养的人应该是一个有德性的人，一个对自己，对社会生活负责的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4](p1)真正从个体内在需要出发，才是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身之本、价值之源应有的逻辑顺序。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对象，既是工具，也是目的本身。要达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5](P461)，只有致力于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既需要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双重武装，也需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向熏陶。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本质上都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科学求真，立世之基；人文求善，为人之本”[4](p1)。科学知识就是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行规律，使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解放和延展人性。其价值取向是求真，真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及其认识。人文知识旨在对人类道德、真谛的感悟和追问，重视个体本质的完善，催人探索生命的真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价值取向是求善，善指的是对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探寻。真和善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全面揭示，是人类认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必要前提。换言之，这就需要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共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使其对人的潜在价值的唤醒和激发。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应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传统定位上，而应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实体内容，以人文精神——求“善”、科学精神——求“真”以及求美(美的形式)作为价值取向，达到意识形态和科学、人文三者功能和价值的协调统一。在此基础上，遵循教育对象的多重需要实施教育，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真善美的思想境界。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由单面到全面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本质应是全面的、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P128-129)，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6](p300)。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充实、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在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畸形发展下，本质长期处于异化状态，呈现单向度、片面化的特征。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用精辟的标题为我们呈现了在科技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政治领域、话语领域封闭、压抑性俗化，抗议逻辑被击败、肯定性思维胜利，技术合理性和进行统治的真实现状。[7](P1)在当今中国，人的异化现象也普遍存在，这既与社会生产高速发展，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极度膨胀有关，也与思想教育导向缺乏对人的主体价值、人性关怀，倾向于外在化、单面化、功利化相关。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过程，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8](p530)，其实质是追寻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作为研究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和本质的最重要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将研究的对象指向人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前提式的哲学探索，提供世界观指导和方法论支持。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其真正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特指以每个人为实践对象，通过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不断地促进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其本质应该是以人自身为对象，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超越性实践活动”[9]。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过程。合规律性是科学的主旨，合目的性是人文的精髓。人既要在追求自然、社会、人自身规律的过程中合乎客观规律，也要合乎主体目的，尊重主体价值，从而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达到教育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同、协调发展。因此，科学与人文的复归、融合，既可以规避人类当前对工具理性的崇拜迷信、索欲无度，也是人的本质回归的重要前提。人们在探索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过程中，既追求规律，又关怀意义，从而丰富自身才能，确证人格本质。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由消极适应到积极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外在集中显露。它包括保证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和转化功能。”[10](P130-135)
社会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迫切需要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超越功能的发挥。科学与人文融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目标)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需要、人的素质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11](P330)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不仅体现为人的劳动技能的提高，更体现为人的精神水平和政治素养的全面升华，体现为人对社会要求的顺应及超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随着社会现实主题的转换，经历了从为政治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转变，从过去侧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教育工作转变为服务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和智力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工作，但又不能只顾经济、政治、科技进步等片面利益，把人培养成“经济人”、“政治人”、“科技人”，而应找寻人的本位价值和全面价值。
融合科学与人文，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功能。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12](p474)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新的进步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对实现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新任务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功能表现在对教育主体超越精神和超越能力的培养上。一是要实现精神的超越。在科学与人文日益耦合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探索立足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思想观念，开拓具有前瞻性、远景性的价值观点，完善自身理论体系；把教育主体视为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价值追求、主体能动性的现实的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创新意识，让他们接触社会现实，知晓社会动向，洞悉社会发展规律，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开放式的眼光去解决当前的矛盾。二是要实现能力的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在具备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同时，还有非意识形态的功能，包括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养。科学素质是指在接受一定教育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品质和能力，诸如科学知识、科学情感、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等。[13]人文素质是与科学素质相对应的人的基本素质，是指对广义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人类精神财富的认知与运用程度。[14]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不仅是人类全面提升认识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基础，而且是针对人的主体需要，多方位的创新意识、创新理念的培养以及在超前、超越意识的指导下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力量源泉。
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路——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大潮流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必须在科学思维和人文思维、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相互交织下，结合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顺应教育工作的规律，寻求教育活动的真意。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对受教育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教育过程中运用的操作程序、方式方法、技巧等。[10](P362)人文方法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的主要方法。它指的是从人文实践和人文思想中所提炼出来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以关注人的内心价值冲突为核心，以关注人的情感体验为纽带，以关注人的审美要求为契机，强调主客体的统一，强调人的体验。一般有社会调查法、文献法、比较法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吸收借鉴古代道德教育和西方国民教育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描述阐发与定性把握的释义法、直观感悟与内省慎独的体验法、学思并重与亲身躬行的调节评估法等具体人文方法，对追溯教育主体价值、实施道德伦理教育、规范公民行为有积极作用。然而，人文方法由于自身缺乏直观性、可测性和准确性等先天缺陷，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开展和学科发展陷入非专业性和欠理论性的囵囹，难以独自实现预期效果。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另一大方法体系，科学方法以其可验证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成为人文方法的有益补充。
科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和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一般科学方法指的是科学实验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它强调精确性和普遍适用性。具体来讲，就是借助自然科学成果如控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混合而成的一切复合式方法，从制订方案、实施计划、反馈评估等环节，在咨询辅导、管理评估、网络教育等方面借助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作为自身载体、中介、手段，大胆创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引入科学方法并不是搁置人文方法或者唯科学方法至上。现代科学方法已经超出了经验实证和逻辑推理的范围，而向人文方法寻求直观、情感、审美、体悟等因素，从而规避科学方法的弊端，修正当今人类工具理性的倾向。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对融合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提出了客观要求：“形成包括理性批判与情感激发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直觉领悟与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追求在研究成果中体现事实与价值、数量与质量、真理性与合理性的辩证统一。”[15](P127)所以，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融合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功开展的制胜法宝。
综上所述，作为研究、改造人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政治理想的重要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实现人的最高本质即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指导方针。这一统一建立在科学求“真”精神与人文求“善”精神的融合之上，实现于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交叉运用之中。只有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才能真正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和工具理性的全面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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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科学篇4
关键词 本科 体育教育 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教育资源和教学活动，实现教学最优化。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技术信息化发展的新特征。
本科院校的教育担负着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重任，本科体育教育教学必须要培养出高素质的体育人才和高体质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本科院校体育教育的优化改革十分重要。作为提高本科体育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和促进本科体育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工具以及实现本科体育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现代教育技术给本科体育教育传统的教育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有利于本科体育教育形成多样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观念；能够扭转体育教育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中不被关注的局面，有利于改善本科体育教育的软、硬件设施；能够加速本科体育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因此，在本科体育教育教学中恰当、合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但是，当前我国各本科院校体育教育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并不是非常广泛，且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我国本科院校体育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传统体育教育观念的影响和体育课自身特点的限制，当前本科院校体育教育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尚未深入展开。
（一）硬件设施使用有限制。现代教育技术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计算机等多媒体设备是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但这些硬件设备的投入使用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安装地点如多媒体教室。体育教育分为理论课与实践课，理论课可以在多媒体教室进行，但是多媒体教室的使用安排是学校统一规定的，且需通过申请批准，不可能随时对体育教育开放；而实践课需要有场地和器材，必须在运动场进行。这些限制大大消耗了体育教师和学生使用多媒体上课的积极性。
（二）师资队伍建设缓慢。作为教学的实施者和探索者，教师的观念、素质和业务能力在本科体育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前，在我国本科院校中，师资队伍的建设较为缓慢，这首先表现在体育教师数量不足。由于高校的扩招，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教师的数量却没有随之“扩招”，体育长期处于不被重视的境地，教师数量更是不足，造成了本科体育教师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其次，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与高级职称比例偏低。本科院校体育教师中硕士以上学历的不足三分之一，拥有高级职称的不足五分之一，可见，我国本科院校体育教育长期处于本科生教本科生的低水平状态，这对本科体育教育的改革十分不利。
最后，当前在编的体育教师在校期间大多接受的是竞技体育教育的专业教育，重技术、轻理论，知识老化且结构不合理，部分体育教师还没有创新自己的教育观念，还停留在传统教学方法上，对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来辅助教学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学习现代教育技术的相关教育理念和知识，更不具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不懂得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来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这也降低了本科体育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水平，阻碍了本科体育教育的改革。
（三）体育教学网站少。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则是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但目前，本科院校关于体育教学的网站数量较少，而在这数量有限的体育教学网站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导航系统功能不强，在层层链接中学生容易迷失方向，进而产生一种挫折感，降低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此外，体育实践课大多在运动场进行，教学内容十分灵活，导致多媒体课件的可操作性不强，课件数量少。即使有些教师制作了多媒体课件，仍然存在“以计算机代替一切”的极端现象，把图片、文本或影视简单地转换为计算机演示，多媒体课变成计算机课。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现代教育技术在本科体育教育教学中的整体应用能力滞后。要改善这一现象，本科体育教育的相关工作者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二、提高本科体育教育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水平的建议
（一）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要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育思想，切实提高本科院校师生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认识。有了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的指导，现代教育技术的先进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二）要做好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提高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水平，必须要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基础来抓，加强本科体育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三）要抓好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环境条件的建设。本科院校应该加强多媒体教室、网络远程教育中心、CAI研制中心、校园网、电子阅览室等现代教育技术硬件环境的建设，以及与硬件相配套的各类应用软件建设和各种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建设。
（四）要加强信息技术与本科体育教学的整合。本科体育教育相关工作者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构建如多媒体演示型、个别化、交互型或者虚拟现实等新型体育教学模式，加强对体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内涵与外延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教育技术在本科体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
吴强，男，1982年5月。宁夏银川人，本科学历，本科学位，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体育教育教学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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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科学篇5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代教育科学篇6
摘要：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在对教育乃至社会发展做出属己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可能的危害。因此，人们对它的世俗迷信应当予以全面的消解。具体而言，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可能危害源自于其对自身本然立场的背离，转而为了功利的诉求而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学术体制进行合作等。故而，诉诸非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两方面的改革举措无疑有利于避免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可能危害。对于非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须深化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认识及保障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对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则须提升教育科学研究的主体道德意识及构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全面约束机制。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真理；功利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4-00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学校制度生活促进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发生机制与实践模式研究”，项目编号：CEA140168。
收稿日期：2015-05-18
作者简介：傅淳华（1985-），男，江苏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研究；北京，100875。杜时忠（1965-），男，湖北松滋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德育原理研究；武汉，430079。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取代君主和教士的位置，成为最受尊敬的人。据说，是因为他们是一切有益于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之事的显而易见的来源。［1］213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已经代替了神，也代替了人，成为万物的尺度。［2］而正是借助于“科学”的强势，现代社会中的教育科学研究［3］也随之在教育领域中呼风唤雨。事实上，近代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也确实表明，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兴起对教育领域各方面的整体进步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有学者就指出，美国的教育系统日趋复杂并日益追求学生成绩的提高，而教育的科学研究对于改进这样的教育系统就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4］1正因为其在各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在当前的教育研究领域中，“科学”二字往往成为各方争相攀附的对象。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以之为包装，便可挟“真理”以自重。而许多教育实践领域的教育工作者，也往往热衷于对自身进行形式多样、参差不齐的“科研包装”。但是，在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盛名之下，许多人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其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它们的发展。事实上，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中，一些学者已对此问题有所反思，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自身所存在的方法论困境［5］，其泛滥对于个体的自我理解乃至人类求知的危害［6］，以及其本质上悖逆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7］，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人们关于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面认识的深化，但它们并没有立足于对教育科学研究本质的深入探询，结合其时代遭遇，揭示其对自身理应坚守的精神性诉求的抛弃，以致消弭了对真理的热切追求，而往往陷于功利性的桎梏不能自拔。由此，本文将就此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考察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都属于哲学、神学、神学化哲学的范畴，远未形成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8］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段发展历程对于教育科学研究具有着重大的、开创性的意义，例如，在苏格拉底（Socrates）那里，他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多以个人经验为基础运用观察、归纳、类比等方法，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科学的精神，对后世的教育科学研究有开启之功。而就其性质而言，散布于哲学研究之中的教育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自由民、神职人员乃至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诉诸对哲学的起源和根源的考察来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就哲学的起源而言，它是公元前6世纪启蒙时代古希腊人探究精神的自然后果，即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不偏不倚地、没有成见地说明事物，不受通俗神话的影响，不为直接的实际需要所牵制。［9］作为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真理，就向每一位愿意倾听并参与对话的人提出问题，通过理性的论辩来获得真理，而极少关注社会上的政治权利及经济地位等问题。［10］
其次，就哲学的根源而言，根源不同于起源，起源具有着历史性的特点，昭示着哲学的发展历程，而哲学思考的原动力则来自根源。事实上，就哲学的根源而言，它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但更是人类本性使然。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概括的：惊异产生出问题和见识、人类对其已有知识的怀疑引起了批判性的考察和明晰的确定性、畏惧和被抛弃的感觉促使人去探究他的内在心理等三方面。［11］正是因为这种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性特质，乃至对真理的持久的热忱。作为哲学原乡的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才能深刻洞察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以致超越时间、空间的阻隔，至今还启迪着世人在追求“好的”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文艺复兴之后，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了出来，而具有独立形态的教育学科也随之出现，其标志就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所著《大教学论》的问世。但就其科学化程度而言，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而到了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那里，教育学确立为一门科学的愿望被明确地提出。正如他所说的，我曾要求教育家具有科学和思考力。我不把科学视为一副眼镜，而把它看作一只眼睛，而且是一只人们可以用来观察他们各种事情的最好眼睛。［12］11而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心理学和伦理学。当然，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亦是独立的。赫尔巴特说［12］10：
假如教育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而不再有这样的危险：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那么情况可能要好得多。
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赫尔巴特的构想是这样的。即先对作为受教育者的人进行最深入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受教育者的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依此形象展开教育。客观地说，赫尔巴特的这一构想本身及其程序虽有缺陷，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极富科学性特征了。而反思赫尔巴特的人生经历，他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几乎完全生发于其自身对科学研究的热忱，是自成目的的一种人生追求。如赫尔巴特在做家庭教师时，就开始对教育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从而一生追求“在一切事实面前弄清楚：人是个什么样的、为什么能成为人、怎样做才能成为人”［12］20等问题。
18世纪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得到全面的发展，西方进入工业文明并以自身为核心建立了全新的世界体系。而正是借助这一体系，其文明成果向全世界扩散。到了20世纪，科学取得了巨大的社会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已非单纯意义上的智力估价了，某些时候甚至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命运。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的召唤下，教育科学研究也加快了自身发展的脚步，并逐渐分化为独立的教育学科。［13］其实现了对传统教育学的全面超越，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此后教育学发展的基调，即以自然科学为导向，以定量研究为特征。［14］这样，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以及现代社会对于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重大意义的充分认识，其愈来愈多地受到各方的关注，并逐渐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体制化，以致高度依赖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由此，教育科学研究传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断裂，那种绵延古今的，独立的、具有“精神性”特质的教育科学研究已然沦为了全面服务现实的、“功利性”的教育科学研究。例如，有学者就指出［15］：
傅淳华杜时忠：利弊之间：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反思
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即使他在大学里工作，他也要受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权益集团的有效控制，即使不是在细节上受到控制，也是研究的总方向上受到控制。科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小但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将这一段表述放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亦不为过。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现代困境
人是人，而不是神，每个人都有着基本的人性特质，即拥有理性的同时，亦有这样那样的欲念需要满足。我们并不否认作为人为活动的教育科学研究必须完全拒斥属人欲念的展开。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利益供给可以使教育科学研究获得更好的基础条件，更强大的激励等。我们担忧的是，若是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不能很好地维续在精神性与功利性的张力之中，进而完全为基于现实的、功利性的追求所侵蚀，势必使自身弃守理应坚守的真理追求，以致沦为人类生活的危害。而事实上，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往往就会为了实现自身的功利考量而采用某些“策略”。或者说，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功利性其实也体现于这几方面。由此，我们将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学术体制等方面具体探讨。
第一，向政治权力的屈从。在现代国家中，教育科学研究首先是一种由国家意志推动的制度性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体性行为，其不可避免受制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而政治权力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势必会使得栖身于国家并从国家获得各种资源等的教育科学研究无法逃遁其影响。而且，较之其他教育研究类型，与国家政策制定等紧密相关的教育科学研究更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事实上，由于人性的不完善，政治权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有着“恶”的一面。［16］因此，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教育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将产生“恶”的后果。当然，在政治权力所造成的“恶”的影响程度上，是有一定差异的，因为政治权力其或是由一人独裁专政，或是由少数人掌控，或是由多数人分享。相较而言，在独裁专政的国家中，教育科学研究往往更难实现其教育立场、学术使命。如布卢姆（Allan Bloom）认为，苏联这个可怕的政权从自然科学汲取力量来维持它的统治，而苏联的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必须充当骗子，充当御用文人。［1］249可以说，苏联的教育科学研究往往也是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如各种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中大量地充斥着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前者不幸成为后者的“学理”注释与吹捧。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美国此一标榜“民主”和“自由”的国度里，国家政治权力对科学研究的制控也是无所不在的，如“曼哈顿工程”之类的大型科学研究活动，在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让许多参与其间的科学家愧痛终身。自然科学研究如此，教育科学研究自然更难幸免。事实上，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也承认，在美国，当地、州府和联邦政府的政治家等，常常有不同的行动方向并受到不同的利益驱使。这些人作出的决定影响着教育政策和实践，因此也就影响了试图解释和理解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研究工作，如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数学和科学知识教学标准的研究工作，屡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突然遭遇变故。［4］80
反观中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也许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中国那样，教育领域紧密地服务于其政治生活。［17］显然，浸淫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遗毒之中，当代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自然难脱其桎梏。因此，在严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其实很难指望生长于“传统与现代”叠加的中国当代文化中的本土教育科学研究能够不屈从于现实的政治考量，使政治权力的牵绊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1949年之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凯洛夫（Ivan Andreevich）《教育学》被引入中国，其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影响之深和影响时间之久，还没有一本其他教育学专著可以与它相比拟。［18］在如此这般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科学研究整体上为政治权力所俘获。而及至改革开放，虽然此一情况有所改观。但教育科学研究往往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结论的等方面依然会或多或少地因政治权力层面的考量，而采取诸如故意漠视“敏感问题”、选择性回避“研究结论”乃至为了保证“政治正确”而改正研究结论等“策略”。由此观之，在国家政治权力各方面的制约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既要生存与发展，又要实践自身的教育立场与学术使命，其实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第二，与经济利益的结盟。在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都在急切地追求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就更是如此了。对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而言，国家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无关紧要，种族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状况也无关紧要，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其他一些方面仍无关紧要。［19］而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引领下，教育也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对于大多数现代国家而言，为了经济目的而对教育提出的需求不断增多。在国际上所做的比较，显示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显示出为了提高生产力而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性。［20］因而，经济发展与教育质量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让人无法不给予全面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尽可能地追求国家利润，现代国家对教育领域投入了尽可能多的投资。而当面对诸如如何使用这些投资以改善教学质量、提升师资水平等问题时，与教育实践结合较紧密、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政策参考性等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出来。事实上，尤其是二战之后，各国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投入实现了大幅提升。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不仅对教育科学研究加大投入，更建立相关管理机构进行有序实施与系统推进。这样，现代情景中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就成了一个利益集散之地。当利益充斥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随之而来的便是其与市场的连接愈来愈难分难舍。具体而言，在诸多的如教育技术、课程开发、图书出版等领域中，教育科学研究往往利用自己在社会乃至政策制定中的知识话语权，与市场的经济优势进行各个方面的配合，在为市场赢得利润的同时，也实现自身在社会影响力、经济收益等方面的提升，而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往往则会被刻意忽略乃至掩盖。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此类现象并不能遭到及时遏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被鼓励。例如，在作为教育科学研究重镇的大学，此类现象不仅不会受到非难，还会得到如职称评定优先等各种形式的鼓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金钱日益成为影响大学角色的决定因素。大学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学生的利益，可是他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学校里能够赢利的商业活动”。［21］在很多大学中，“筹款”与“创收”即便不是最重要的工作，在各项工作中亦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着“舍利而求义”的传统。但在“五四”运动及之后的历次运动中，强调克服自身私欲的儒家文化遭受重创，传统中国的文化基底消弭殆尽。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以“自利”为价值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得以确立，随之而来的，便是自利的价值取向对既有价值秩序的重构。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有用的价值凌驾于生命的价值，人类文化传统中对精神追求的关注被代之以赤裸裸的物欲追求。［22］在如此的历史境遇中，教育科学研究亦很难“独善其身”，往往也会陷入“自利”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一个典型现象即是许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科学研究人员，以实验基地、合作开发课程与教材等名义敛取经济利益。当然，合理的教育实验等活动应该得到重视，但是当几乎所有的此类活动都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或依附于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名校”时，它们的盈利性目的已然昭显，而这无疑背离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本真诉求。
第三，同学术体制的博弈。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为了自身的功利诉求，不仅可能需求外在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支持，亦可能在学术体制内展开博弈，积极争取自身的利益实现。事实上，关于体制化问题。韦伯（Max Weber）曾说过［23］：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当世界被祛魅，人类生活中的价值理性亦随之凋零，工具理性则难免依仗其简易、实用等特点趁虚而入，并大行其道。而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24］可以说，体制化问题的出现与工具理性的现代扩张有着根本性的关联。而函括教育科学研究的现代学术的体制化，亦是现代社会体制化进程中的一环。具体而言，随着教育科学研究影响力的扩大，学术组织趋于庞大，管理学术组织的学术体制在现实的吁求下逐步建立与完善，其在促进教育科学研究规范性等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拥有了组织层面的自主性。进而言之，当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体制建立后，以教育科学研究为标示的学术共同体便有了自己的利益，继而亦难免会极力捍护自身的存在乃至扩张自己的规模。尤其对于教育科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它的开展往往建立于庞大的人力、物力投资上，没有强大的利益供给，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势必举步维艰。但是，学术体制所能掌控的利益总是有限的，教育科学研究难免会与学术体制内的其他学术共同体因利益而进行博弈，如教育科学研究为了国家、社会的认可度，而与同级别的其他学术共同体产生利益冲突。与此同时，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并不是单一的领域，其中栖身着众多的子共同体，因而其内部亦存在着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如课程研究、教学研究等方向的学术共同体往往就会因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而产生利益冲突。因此，为了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总体利益中多分一杯羹，教育科学研究内的各子共同体之间亦会展开博弈。由此，在各种层次的博弈过程中，教育科学研究学术体制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卷入进来，因为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的地位升迁等都可能决定着一个研究领域乃至一个学科在学术体制内利益分配的地位。在具体的博弈过程中，必要的策略亦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此就曾有过研究，例如，他说［25］：
有一条社会法则，适用于我所研究的所有文化生产领域，包括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等，就是说引入异治性的行动者，是那些根据场域或特定标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
在这样的情境中，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乃至腐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在西方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客观地说，当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因学术体制内的利益博弈而产生的问题依然很多，首先，态度上的夸饰化。就科学的缘起而言，它无疑应以追求真理为旨趣。但在当前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利益博弈过程中，科学研究应有的那种对真理的审慎、责任乃至真诚都不能得到重视，一些组织、学科乃至个人似乎都热衷于或习惯于夸大自己的优势及可能的贡献，以获得关注乃至资源，从而使自身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乃至壮大。其次，关系上的等级化。对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看似没有科层制的约束，是自在而柔和的。但事实上，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具有优势的人往往身居学术圈子的上游，即所谓“学术领袖”和“学术守门人”，处在下游的则是有门属的学术新人，而介于两者中间的则是大量的所谓“圈内人”。由此，利益博弈中的地位分化直接导致了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内部关系上的等级化分布。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困境超越
由上观之，在当前这个时代，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逐渐背离了其原初的价值追求，不再致力于探求世界的奥秘，而在真理与功利的张力中迷失了自我，在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学术体制等因素的纠缠中制造谬误，因而其客观性、中立性等本质上就是存疑的，并不值得我们无条件地信任。由此，我们应积极重塑教育科学研究在追求真理与实现功利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从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外两方面入手以实现此一目标。
首先，对于非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深化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认识。从根本上说，由于人性的局限，任何一种人为事物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或者说，当教育科学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身，都不可能一直保持它“出生”时的纯真（如果确实曾经有过的话）。因此，对于教育领域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在认识层面上，都需要切实改变以往那种可能存在的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无条件的乃至盲目的信任和依赖。而应深刻意识到，教育科学研究即便曾经为人类教育的进步做出过属己的贡献，但并不代表它就无过错，或者未来不会犯错，以科学之名践踏道德、以科学之利伤害人类等问题，会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下去。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理性态度即是，在认可教育科学研究对教育发展已有的或可能的贡献的同时，亦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有深刻的体察。这种认识的提升不仅需要当事者不断的内在省察，更需要外力的扶助。例如，在可能的情况下，社会、学校等可以教育科学研究者为主体，结合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案例，组织多样的反思性的研究与讨论活动，让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在实例中加深自己对教育科学研究可能危害的认识，破除他们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不切实际的盲目信任。
另一方面，保障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就教育科学研究的本意而言，无疑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但由于人性的不完美，人总是很难直观地洞察真理。由此，在属人的世界中，真理的显现总是异常艰难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甚至永不可能达到。正是在此意义上，人只能不断接近真理，而无法获得真理。而思考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并不代表它是无用的，它意味着人对所生活的世界的深刻关切，乃至对“好的”生活的执着态度。也正因为此，古希腊的哲学探讨往往以更多的问题而非答案收场，而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往往被新材料、新发现所不断推翻。由此观之，教育科学研究要不断地逼近真理，只能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努力探寻。至于此一探寻的基础，则是在于人的自由的独立思考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不断的自由、平等对话。因为，对真理的追寻不能过多地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设定的框架，条条框框的过分限制只能使教育科学研究中应有的自由思想濒于僵死，以致使其为各种各样的教条所充斥，使追求真理的进程停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教育科学研究必须对现有的知识基础乃至社会观念等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这决定了其不能太多地受制于政治权力等的束缚。否则，必然不利于教育科学研究超越现有的研究水准与社会认识水平，对教育中的未知领域在更深层面上进行开拓。
其次，对于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则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提升教育科学研究的主体道德意识。从根本上说，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属人的事业，以服务于教育的发展为宗旨，无疑时刻须以道德为依持。因为，无论从人性的要求及教育的归旨观之，道德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而要保证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能够坚守自身的道德立场，不致成为“一无所有的经验主义”和“没有头脑的计数器”，［26］乃至为多样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所诱惑与裹挟，进而伤害人类生活的根本利益，势必应注重提升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道德意识。事实上，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因为教育科学研究者自身缺乏对道德立场的坚守，以致对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危害的案例并不少见。如有学者就指出，马卡连科（Anton Semyonovich Makarenko）有组织、有纪律之集体主义的思想就是在为专制国家教育代言［27］。而在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亦有着诸多的教授以大学的名义，以服务于大学整体利益为理由，在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竞标、学校与学科评估中做出了诸多有违自身职业道德的，乃至悖逆于做人基本道德的事情。由上观之，积极、全面地提升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道德意识其实是十分必要，乃至紧迫的。另一方面，构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全面约束机制。虽然正如上文所说，提升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道德意识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指望“人人为尧舜”以超越教育科学研究的困境，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普通人性并不值得信赖。事实上，现代启蒙哲学认为，通过启蒙教育，常人或普通人性者最终都会意愿和能够“认真改善自身”，或者说，人人都可能最终成为哲人。但在古典智慧看来，人性的差异亘古不变。［28］可以说，现代启蒙哲学的人性观有其进步意义，但过度迷信贫乏的多数人能够企及崇高的德性，只会虚构出“道德的乌托邦”。近世以来的诸多历史实践已然表明，妄图在此岸实现彼岸的道德天国只能招致多样的世俗罪恶。［29］因此，对人为活动的约束机制的构建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当然，对于教育科学研究而言亦应如此。具体而言，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应以自身的本然立场为基础，结合具体的时代情况，在制度、舆论等层面针对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构建全方位的约束、监督机制及相应的评价机制等，防止其阻滞乃至伤害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仅如此，我们亦应对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自身予以同样的约束与监督，并构建畅通的自我批评与纠错机制等。因为，正如上文所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便共同体中的个体有较高的道德自觉或较强的行为约束能力，也并不足以保证共同体不会基于私己的利益考量而屈从于政治权力等，进而伤害教育与社会的发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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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科学篇7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 中国 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 发展 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 企业 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 政治 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 哲学 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 科学 ，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 历史 、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20世纪初叶的 中国 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 政治 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 科学 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 英文 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代教育科学篇8
“成人舞蹈教学法”是在当代舞蹈教育发展过程中诞生的针对“成人舞蹈教育”发展的新话题。“成人舞蹈教育”也是继续教育研究发展领域中的新课题，因为传统的舞蹈教育教学法尚未建构以“成人”为对象的专门内容。更多的是通过“通识性”的舞蹈内容教学法来透析不同年龄的需求程度以构成相对应的教学方法。本文以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导向下的教学思考与实践为例，分析当代舞蹈教育发展对教师的“成人舞蹈教学能力”的要求。
【关键词】
当代舞蹈教育；成人舞蹈教学能力；本科人才
在当代舞蹈教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舞蹈文化的普及，舞蹈功能价值多样化，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特别是对在“成人舞蹈教育”方面具有“成人舞蹈教学”能力的人才需求已经十分迫切。舞蹈学（舞蹈教育）人才的培养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形成相对完善和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那么，通过舞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过程来实施“成人舞蹈教学法”理应将成为舞蹈学专业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新举措。成人舞蹈教育与教学法的推进也将得到有利的提升。
一当代舞蹈教育发展与“成人舞蹈教学”
当代舞蹈教育发展是舞蹈学本科层次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点关注的议题。之所以重点关注，是因为当代舞蹈教育发展的脉络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职业导向与就业去向。换言之，舞蹈学本科人才的培养及实际教学过程中所培养的核心能力，均以当代舞蹈教育发展导向为重要指导思想。“成人舞蹈教学”是当代舞蹈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板块，由于社会对于舞蹈教育的需求逐渐多元化，受传统的学院派纯舞蹈艺术教育的影响，造成了舞蹈传播的加速及舞蹈功能的多元化。当然，这也是舞蹈功能的原本体现。在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大环境下，近十年都是将人才培养导向定义在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幼舞蹈专门教育机制上。在针对性的舞蹈教学法探索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加强了舞蹈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同时也无形地对舞蹈大众传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这也促使了“成人舞蹈教育”需求的发生，成就了继续教育的广义性。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要求下，成人舞蹈教育对舞蹈教师提出了更细腻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成人的认知与学习能力同大环境下的教学探索还有所差距的情况下，“成人舞蹈教学法”成为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导向与教学实践环节中必须重视的问题。继续教育发展的路径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版块，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开展有助于继续教育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无论技术、还是艺术领域都提出了当代化的要求。成人舞蹈教育与教学法的水平，也将突出继续教育中的舞蹈艺术领域的水平与速度。
二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导向与教学实践的当代性发展理念
因为舞蹈学本科专业是以培养舞蹈教育教学为主体，表演、编创能力相结合的综合专业，具有职业应对能力灵活的表现。所以当代舞蹈教育人才主要产生于舞蹈学专业本科层次内。尽管如此，在当代性发展速度的要求下，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与教学实践的阶段性弊端还是会对“针对性”的能力有所影响。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导向具有大纲体制的依赖性，大纲体制是在大局观下把握确定的，且设定了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方式的周期，大多以五年为标准。但是当代社会的教育进程速度之快是与之难以并进的。特别是在舞蹈艺术的传播速度下，面对以“成人”为对象的教育教学法，更是因为多样性、灵活性密集度与活跃度大，很难结合实际迅速产生效应。所以，当代性发展理念应当将职业需求与专业培养相结合，在教学实践中适当地摄入与调整。以强烈的教育教学自信观应对当代性发展要求下的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导向与教学实践。换言之，在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导向与教学实践的基本内容与实施策略及具体方法中，一定要清晰地坚定当代性发展理念的指向性。“成人舞蹈教学”的实践应用，必须积极大胆地尝试以“专题”的形式落实。
三舞蹈学本科人才培养导向与教学实践的“成人舞蹈教学”专题
“专题教学法”一般积极运用于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学方式中，其特点是有极强的针对性、思考性与直接应运的可能性。那么，以“成人舞蹈教学”实践探索为专题，开设到舞蹈学本科层面的教学法相关课程中去，的确是一个挑战。是否能有兴趣、是否能有接受与转化的能力、是否能产生主客观的能动与转化性，都会是进行中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通过初步的教学实践，以相关继续教育机构与成人舞蹈教育机构为调研及教学法教学的思考对象。其实因为“成人舞蹈教育”的受教育者大多因为生活学习背景与舞蹈学习目的不一，很难以一个具体层面进行教学计划与教学实施。那么，这样一个多样化的条件下其实是与常规的（大、中专、小幼）的以舞蹈内容为主要教学法的探索路径不同。只能以调研中的主要对象分析，划分为三到五个层次，建立一个教学规划的观念。然后以常规教学法教育为主体，建立以“成人舞蹈教育”为专题的教学法教学，才能有效地增强或提高舞蹈学本科层次的学生对象在职业教育教法可能下的素养。当然，“专题教学”是有效且值得提倡的。但无论是否进行“专题教学”引导，当代教育发展的变化，已经注定了舞蹈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导向需要有针对性的变化倾斜。那么，在运用“成人舞蹈教学法”的专题实践中其实是必然的。
四集中以“成人舞蹈教学法”探索在课堂实践的基本方法
以“成人舞蹈教学”项目式教学开展的舞蹈教学法课程实践教育，事实上是集中以“成人舞蹈教学法”探索的课堂实践。那么，在课堂实践过程中，必须要有明确有效的方式方法。尤其是，舞蹈学本科学生很难通过想象直接去涉及舞蹈内容的教学。甚至，我们通过调研发现50%以上的成人，在选择舞蹈学习时，更多的并非关注内容本身的所谓规范性效应，而是对舞蹈可以造成对自身在原本条件下的“身心改变”。当然，这种目的已然是建立在舞蹈内容授予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方法”达到收获的目的。面对“成人舞蹈”受教育者，其主要来源年龄层面主要分为青年、中年、老年；性别层面80%以上为女性；心理层面90%均无生活负担以丰富业余生活为主；特殊层面，职场需要（大众文化建设与发展）为目的。针对这一表现，事实上舞蹈学本科层面的学生90%是束手无策的。那么，如何建立专题性基本教学方法呢？第一，以案例进行层面分类教学，典型性案例与特殊三类以上案例比较性教学，指定交叉性的教学方案（含内容与方法）；第二，以文化传播娱乐为核心目的，在心理上建立舞蹈艺术并非负担的观念，采取趣味专题探究的方式进行教学方案设计；第三，以内容鉴赏与当展潮流为核心，建立“热门专题”教学方案设计；第四，以亲子交流为专题，通过舞蹈本身的功能特征建立复合型专题教学方案设计；第五，以各层面交流为专题，通过非舞蹈的舞蹈引导式方案进行教学设计。以上提出的五项基本方法，是通过实践类比及直接性的舞蹈学本科舞蹈教学法课堂引导教学得到的基本教学成果认定。也在教学与实习相间的环境中，进行了多次的实验。效果明显，备受认可。当然，回归当代舞蹈教育发展的表现上，对于“成人舞蹈教学”适应性的教师的要求，依然具有极大的探究空间。特别是不同地域和不同环境下的情况，尤为变得灵活。但是具备以上五点基本方法的应用，已经可以把握“成人舞蹈教学”的实践，也能培养舞蹈教师针对“成人舞蹈教学”的能力。另外，在以上实践与理论探索基础上再构建适应于舞蹈学专业本科层面的《舞蹈教学法——成人舞蹈专题》教材建设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用设定周期与具体“对象拟定”的方式，以案例助以导向性的相对固定的发展作为核心动力，实现以实际调研结合课堂能力培养，建立舞蹈的教育功能多样发展，起到“一举三得”之作用。
五结语
“成人舞蹈教学法”是针对非舞蹈专业领域中，渴望通过舞蹈继续教育获得一定舞蹈修养的群体，为教学模拟对象的舞蹈“专门”教学法。在当代舞蹈教育发展的变化进程中，对舞蹈行业的教师会有针对性的教学能力要求。“成人舞蹈教学法”的实践探索研究，具有成人舞蹈教育发展的核心引领与突破价值；其研究成果将在舞蹈教学法课程中发挥直接作用，让学生为适应“成人舞蹈教学”需求建立一定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可直接为“成人舞蹈受教育者”服务。在多数院校舞蹈学专业教学中，将舞蹈教学法作为学科内的重要必修课程，而教材及教学手段却依然走在以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层面受教育者为模拟教学法探索对象的老路上。而针对“舞蹈继续教育”的教学研究在国内同类院校已经相继开展，但是实施程度与方式均尚未建立“成人舞蹈教学法”专门的实践办法。那么，我们应该积极勇敢地开展“成人舞蹈教育”研究，将“成人舞蹈教学法”的实践探索运用到实际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中，以适应在当代舞蹈教育发展中对教师的“成人舞蹈教学能力”的要求。在各行业的职业化要求下，高校相对应的专业已经开展了以“创新创业发展为代表”的各类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发展的新平台开发。而平台及各类教学形式的推进也会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职业性需求的提高。这也自然形成了当代教育发展的新形式，当代舞蹈教育也逐渐脱离之前的传统固有模式，不断地在继承传统发展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需求途径。作为当代舞蹈教育发展下的继续教育部分的“成人舞蹈教育”已经成为舞蹈人才需求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当然，我们不能因此降低对舞蹈艺术的传统与纯粹的要求。关于“成人舞蹈教育教学能力”成为舞蹈人才培养的重要要求的其中之一，也必然只会有效地提升舞蹈多样化功能的实践性发展，不会对舞蹈艺术原本的独特艺术魅力造成影响。即使影响，也是积极地为舞蹈发展做单线发展不可能实现的影响。
作者：杨祎程 单位：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冯海潮、袁红玉、沈海燕.关于成人舞蹈教学的几点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