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1

摘要：2006年初，以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经过六年多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贯彻，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本文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着手，分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进而分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价值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分析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充分合理借鉴了世界法治文明成果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法治理念。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渊源。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更好地贯彻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1．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这里所指的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治思想、列宁的法治思想、的法治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法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和自由。列宁则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他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的法治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包括完善司法制度、严格执法制度、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法治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4]

2．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权力制衡。权力制衡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横向分立制衡，还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制衡。二是保障人权。随着法治文明的不断成长，人权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3．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在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有言：“治民无常，唯以法治”[5]。这便是以法治国的雏形。清末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传入中国，“君主立宪”“五权宪法”等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6]此语出自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学说史上最早论述法治问题的学者。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7]其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对法治有过不同的论述。综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可将法治作如下定义：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执法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秩序状态。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化的法治意识形态，反映和指引着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是实现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现代法治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法治理念对法治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法治建设将沿着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道路向更加广度的空间深入推进，最终实现法治的终极目标。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党的十五大明确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一次重要飞跃。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不仅仅是一字的转变，而是理念的转变，是从“人治”到彻底法治的重大突破。

（2）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指执法活动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执法为民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做到把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作为执法工作的具体目标，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评判执法工作的重要标准。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应为执法工作的第一要务。

（3）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是指通过法治实践，使合理诉求和正当权益平等地在法律中得到体现，相对公平地得到法律的保障。要做到公平正义，首先要处理好法理与情理的关系，用法理为情理提供技术性支持，用情理强化法理的社会效果。其次要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必须同时兼顾公正与效率。最后要处理好程序与实体的关系，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所在。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2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伦理精神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1]不难理解，24字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政治理念、社会价值追求和公民个人内在规范的传达和构建，在本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伦理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体现了政治伦理的精神及追求的方向，其核心和终极价值目标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在尊重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主体德性”的价值理念

中国文化强调只有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和最高的标志。亚里士多德也曾讲到：“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可见，德性是影响和评价一个人、一个公民的基本原则。学界与社会讨论当代问题时，常常提及现代性的最大问题是“道德的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公民个人的规范准则正是针对道德的失范和社会公德的缺失，以现代公民个体为主体提出的标准。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分别从思想、工作、人与人关系及生活等领域，作出了道德价值准则上的规定，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提出的要求。它是对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公民的充分诠释，涵盖了公民理应遵循的所有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在此，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深深包含着“公民作为主体应具有德性”的价值理念，从四个方面对公民个人的要求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每个公民的梦的凝聚，只有人民的梦实现了，中国梦也才会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公民都务必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自身的要求。

爱国，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都具备的传统美德，是公民作为国家的一个个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历史上有无数爱国英雄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默默奉献着自己弱小的身躯，他们这种伟大的革命牺牲精神不仅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感情，而且充满着巨大的正能量，鼓舞着人们敢于担当、勇于争取，从而使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辉煌。这种爱国精神实际上是公民“主体德性”的生动体现，它所阐释的不仅是外在的“德性”表现，而是希望每一个公民真正的做到内化于心。敬业，是一种积极的职业态度，即在实际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严格规范自身行为。所谓“业精于勤”，就是鼓励公民辛勤工作、爱岗敬业，实现人生理想和自身价值。提倡敬业精神的意义在于，从实际着手去培育公民的“主体德性”，让公民将个人工作事业的奋斗和美好中国梦的实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每一步努力，每一次进步，工作与事业的每一次推进，就将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的实现又近了一步。诚信和友善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良好关系保持与发展的道德品质，对人诚信，不但能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友爱。由于市场化逐利的本性，诚信体系的羸弱，诚信危机不时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甚至引发了社会“扶不扶”、“帮不帮”的舆论讨论。缺失诚信和友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价值评判变得扭曲。友善是对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德性”要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主体德性”的政治伦理精神，分别从思想、工作和生活上对公民作出了规范，其所承担的理论和实践精神，正是以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坚定公民为了实现梦想而树立的信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人的主体性，包含着“主体德性”的价值理念。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可见，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主体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无疑是人，即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如果没有人就无所谓价值，又何谈去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亚里士多德有一句经典的表述：“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3]他也说过：“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4]也就是说，人能辨别善恶公正与否，具有超越于一般动物的理性思维和逻辑能力，这是人存在于这个社会居于主体地位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才能去践行，去实现。总体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语言的内涵与形式上都是大众熟悉、能被大众所接受的语境和方式。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内涵与基本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是社会与公民的需求与希望，也是公民个人作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价值取向上的规定，是对社会提出的要求与规范。它是对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的充分诠释，也是对美好社会幸福蓝图的生动描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的恶性竞争、行为不正等问题日益凸显;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明晰，对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诉求;随着教育、医疗等社会主义各项改革的推进，身份、收入、贫富差距和司法事件等问题成为舆论榜首。这表明，人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之中，得到法治公正、自由平等的无差别对待。在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全面建立市场公约、社区公约、乡规民约等予以保障。

公平正义历来是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的一种美好期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要向他们表明，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老子也曾说过：“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6]在他看来，万物包括人类天生都是平等的，自然是公正的，它的爱没有倾斜，不会使一些人富贵一些人贫贱。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牺牲本来不足的一些人来补充本来富足的一些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富足的越来越富，贫贱的越来越贫，这就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经济分布的不平衡，引发各种以贫富问题为导火线的社会问题。公平正义的价值可见一斑，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与灵魂，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公平，激发了公民对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没有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就没有社会主义。随着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加大深入，在权力、利益、机会等方面的矛盾日渐累积和突显，公平正义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维护公平正义已然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践行，坚持的就是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公平正义就是人与人之间无论种族、性别、年龄和身心差异，一律在政治上处于同等社会地位、享有相同社会权利的意识状态和生活形式，是规定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总的道德要求。[7]它预示着每一个公民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都能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只有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才会最大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征中，从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就是让公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追求公平正义，不仅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更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本质区别。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公平正义制度方面还不够完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会引起各种不平等的利益竞争现象，特别是一些人滥用公共权力，腐败不堪。当公民对公平正义的期望越高，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不能得到满足时，这种强大的落差感就会使人的心理失衡，心中美好的信念破灭化为泡沫，从而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是当今社会认识问题增多、社会思潮严重乃至群体性突发事件多发的一个关键原因。在实际生活中，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实践，正视由于社会不公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帮助公民树立科学的社会公平观，鼓励人们为实现公平正义而努力奋斗。然而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当运用市场机制打破平均主义、追求最大效率的时候，有可能对社会公平机制造成破坏，产生某种不公平现象，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消灭任何不公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与市场运作机制追求最大效率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又是我们的现实任务。[8]

历经磨难，中华儿女满怀信念，朝着梦想方向不断靠近，实现公平正义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更是从精神内核到规范自律构建起现实的路径。正如所说：“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9]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逐着“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对价值目标的规定，是对国家价值目标提出的要求。它是对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的充分诠释，更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千百年来，富裕总会唤起人民对它的一种追求。马克思曾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一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10]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共同富裕的内涵却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正如邓小平曾指出：“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1]价值观是一个富有阶级性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诞生以来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在生产力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共同富裕。即实现集体财富的强大，才能使民富成为可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从价值层面，通过倡导与坚持“主体德性”、“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去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们不相信。”[12]可见人民的信任，才是一个国家的价值所在，人不信则国不立。这种对文明富裕的追求，既是人民的期盼，也是政治伦理对执政党“以人为本”理念的内在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13]因此，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此，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在国家好、民族好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是我们共同的梦想与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传达的政治伦理精神不仅是鼓励公民致富，更是国家对公民精神生活水平的关注。因为，“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这两者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国家的富强离不开个人的发展，每个人的幸福跟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息息相关，如果国家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个人才会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如果国家贫穷、衰败，那么个人也不能独善其身。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个人规范与目标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追求，是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精神内核与凝聚力量。培育与践行这一价值目标体系，必须认真领会与贯彻对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要以身作则，以国家的发展为己任，建设好我们的党和国家，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新华网，2013.12.23.

[2] 陶艳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价值论[J].河北学刊，2006（2）.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 老子.道德经大全集[M].新世界出版社，2011.

[7] 阎钢.政治伦理学要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8] 包心鉴.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科学内涵[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1）.

[9] .在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的讲话[R].cn，2013.03.18.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列宁全集（第3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4]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作者简介】

王 勤（1991-）女，四川广元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魏兴格（1990-）男，四川南充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体育援助；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b）-0000-00

1、国际政治经济学引入体育发展研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面对持续恶化的全球贫困状况，一些国家居住着数百万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可言，需要根据具体环境采取具体措施，改善生活机会以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体育对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在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努力。因此，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体育做出的任何贡献都必须建立在更大范围且坚持不懈的工作之上。在此广泛借鉴国际例证，证明体育在帮助改善当今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机会方面的潜力。

从非洲一些地区流向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被比喻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其中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离开祖国，转而效力一些石油大国，如雅加达和巴林等。这种对非洲足球人才的抢夺或许可以等同于不同殖民时期对非洲矿产资源的掠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出力，而世界各地的富有国家获利。对非洲运动员的抢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运动员被诱惑进入美国的大学，而如今，世界各地的石油大国直接从非洲购买优秀运动员，运动员的行动自由可能会导致国际田联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自由市场规则和资本主义背景下，个体的流动性在日益增加，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运动员跨国流动原则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利益。作为政策回应，例如尼日利亚收紧了运动员出国签证的条件，试图以此阻止运动员的流失。

当前对体育和资本主义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从体育发展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以视为当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体育是一种普遍信仰，体育同样也是造成国家和人民之间矛盾的导火索。第二种看法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体育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体育或许能够给许多地方和人民带来希望，但它同样也可能成为历史上对平等原则、公正和缓解贫困的工具。过去通过体育进行的干预工作还不足以实现上述任何一个可能性。

2009年初，国际社会想要努力理解新的金融危机的意义，它的起因、持续过程、结果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场全球危机始于2007年夏天，由信贷紧缩拉开序幕，国际金融系统的崩坍也预示着国际力量平衡中可能出现巨大的改变。虽然这场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权力平衡的变化给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而这种意识形态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元的价值和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有学者观点认为，这些转变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财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

许多世界最贫困的国家继续拒绝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提供的可持续性援助。体育历来一直被当作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充分使用，是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行方法。历史上有关体育和资本主义的资料中有很多例子，证明历史上的体育是如何发挥干预作用。在此对既有文献成果进行回顾，在未来可能新世界秩序的背景下，用一种更有依据的方法对体育和国际发展进行描述性研究。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缩小贫富世界之间的差距，世界上最穷的人，生活在最底层的百万人民，面临着不可遏制的悲剧。笔者尝试探讨体育在这一消解世界贫困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2、国际援助与缓解贫困：一个新的体育发展议程

世界体育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意味着体育的控制、管理和组织不仅仅是当地或全球的事务。体育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给体育组织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同时也给体育成为促进国际主义、和平与发展的一种社会力量创造了机会。体育对国际发展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1）体育体现了发展领域的一些理论立场；（2）体育可能是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中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3）支撑体育能带来社会变化这一观点及论据比较充分，但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体育的局限性；（4）体育最近才成为现代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想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体育再现并帮助保持世界不同地区间资源分布的差距；（6）体育既可以作为传统发展的渠道，也可以作为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7）国际性和跨国合作的新形势为体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而不是简单地来自国家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机会。

体育和教育历来是一些人实现社会流动和逃离贫困的主要方式，而对其它方式和体育的作用进行系统地思考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种方法或一个环节，它能拓展更多的可能性，使体育教育的潜在作用能更好地在更多的人中得到实现。教育性质的体育项目自从被视为能带来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就一直被认为它能够体现以下积极的作用：（1）增加知识，提高技能，广义地说能够为知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不仅要保持教育的持续发展，还要保持持续参与体育运动的势头；（3）通过体育自愿为有益于年轻人的非正式教育做出贡献；（4）有助于促进展开重点公共问题的讨论；（5）支持世界各地利用体育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教育项目；（6）通过建立关系、网络和联系积累社会资本，这些利用教育和体育的网络或许能作为一种人类资源加以利用。

参考文献：

[1] 黄璐. 《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1，27（5）： 22-24.

[2] 俞大伟，袁雷.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6（8）： 39-41.

[3] 黄璐. 国际公平竞争委员会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10）：1-4.

[4] 黄璐. 伦敦奥运会有关公平竞争的案例分析[J].体育学刊，2013，20（5）：31-35.

[5] 黄璐. 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2， 28 （1）：1-5.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4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3?0036?03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阵地、主要渠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教学全过程。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意义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思想观念领域出现多样化、复杂化形势，党中央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1. 有利于在高校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四个方面具有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的特征。该基本内容的四个方面，作为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为核心的部分。要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高等教育进入中国以来，作为社会思潮前沿的高校，一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摇篮，党一直注重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中的主导地位，意识到这种主导地位的巩固对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好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有利于在高校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性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

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本质特征是，在高校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特征，也是我国高校必须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会迷失方向，进而失去课程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些试图去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与做法，以及那些试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走

向“中立价值”的观点与做法，都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对高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要十分明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指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人才培养，既要注重专业、系统、扎实、全面的知识和技能传授，也要注重人才的健康心理素质培养，更为重要的是人才思想道德素质建设。高校人才思想道德素质建设的主要途径与主要阵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四个方面，能够引导高校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能够保障他们的道德基础建设，有助于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容要求“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该按照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科学规划，重新设计。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设计中，应该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灵魂作用，把共同理想作为教育主题，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教学精髓，把荣辱观作为教学重要基础。

1. 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灵魂作用

过去的历史、今天的现实乃至未来的趋势，都明确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才能认清发展道路，分辨社会思潮，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中的课程，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教育的不同任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主要告诉大学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告诉大学生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完成各项历史任务时发挥的指导作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理论概论课程，主要帮助学生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引大学生成人成才。这四门课程承担的任务不同，但是相互联系，各司其责，能够很好地完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和武装大学生思想的任务。

2.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教育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理想，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成为国家与民族前行的精神动力、精神支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大学生承担着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主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应当的，也是能够做好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可以也必须将共同理想教育作为教育教学的中心，在准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能够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必然性、科学性，帮助学生认清历史趋势，奠定大学生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能引导学生将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统一起来，鼓励他们在为共同理想的奋斗中实现个人理想。

3. 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视为教学精髓

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不竭的精神动力，这两者相互交融，已经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融为一体，成为了民族的精神品格。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梦等的实现，必须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使各族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活动和创新精神。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可以通过分析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联、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联系等问题，为高校学生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要立足于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本质，勉励大学生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则会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复兴的历史，告诉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力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课程，可以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融入到思想品质培养、思想情操修养中，从而让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真正融入到每一个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4. 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教学重要基础

一个人要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必须能分清什么是荣与辱，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社会风气的重要精神基础是正确的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蕴含了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观，高度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社会成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高校应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并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可以通过人民创造历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理等内容，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应该开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求注重民族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课是承担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主要课程，可以通过历史使命、学风教育、信念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仅要落实在教学内容上，而且应该在教学方法上努力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学的科学性、吸引力和有效度。

1. 改进课堂教学，强化教学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正确理解并灵活运用教育理论，多采用启发式、案例式、互动式、参与式和研究式等教学方法，在教师的指导下，调动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在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方面，教师要真理服人、真情感人地将喜闻乐见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案例讲清楚，说明白。又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中，教师在辅导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应联系学生关心、关注和关切的社会热点、难点，答疑解惑，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从而使学生能够灵活掌握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 探索实践教学，创新教学方式

实践教学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是指除课堂教学以外的教学环节，这一环节对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实践性有着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应该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积极创造实践教学条件，强化实践教学管理，引导学生进入实践教学环境，让学生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学价值体系的能力。

3. 利用现代技术，丰富教学手段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5

第二个核心能力是可以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实施计划的能力。管理者要能够理解机构内外的复杂性,了解所处的环境及社会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问题,可以做出判断,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提议与决定。管理者也要有能力建立人员网络,从中取得回馈、反馈,做出正确决定。要对组织管理有一定敏感,能不能做这些工作,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些工作,都要有敏感性,还要知晓哪些人能做这些工作。

第三个核心能力是确定组织发展方向的能力。管理者要能提出意见、有组织性、将政策化为可操作的目标。要有能力知道政治家想要什么,这些政治家希望我们的机构来做什么工作。在能力要求方面意味着要果断、有主动性、采取主动行为,有能力说服别人,也要有能力调整,具有灵活性。

第四个核心能力是领导力。有能力鼓励下属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反馈,不仅仅是在工作做不好的时候给予反馈,而且在工作做得好的时候也要及时做出反馈。要会分配责任,并有能力去监督工作实施过程,必要的时候做出调整。

第五个核心能力是注重实效。确保目标得到实施。我们谈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通常忘记或者忽视了其自我意识。所谓自我意识是公共管理者要了解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不仅仅要给别人反馈,他自己也要得到反馈,这也是一种能力。现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有一种360度反馈体系,公共管理者需要询问同事以及下属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新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

1.思想观念多元化,个性多样化

从大学生整体思想观念上看, 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增强, 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有害的思想观念。首先, 受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益原则的影响,青年学生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的意识较强, 注意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自我素质的提高和自我潜能的发掘。大学生一方面重视集体和个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倡导发挥主观能动性, 重视个性的发展。多数大学生渴望成才, 但在一部分大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衡的现象。其次, 受市场经济求利原则的影响, 大学生务实的精神日益形成, 讲求实效作风。很多大学生都把讲实话、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作为行为的准则。

2.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发达、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入侵、经济全球化中文化的交流, 更使一部分的人感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仿佛只是空论, 从而开始否定乃至摒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迷失了方向。另外,伴随着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 也给当代大学生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从而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时, 不能很好地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 价值取向扭曲。

3.抗压能力脆弱化,面对挫折缺乏忍耐力与韧劲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作为独生子女,在家中养尊处优。但是随着大学生面临的竞争、学习、经济、就业、以及情感压力的逐渐加大, 大学生往往不能正确地缓解压力,缺乏应有的自我心理疏导和调适能力。

4.理想信念教育在方法手段上与实际结合不紧, 针对性,实际性,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强

我国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 是教授者有目的、有计划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授给受教育者的教育。过去,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没有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而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惯于提要求和灌输。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理想信念教育, 甚至是走形式。这些不争的事实使得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存在着手段单一、内容贫乏、形式呆板、方法简单等缺陷, 而这无疑与大学生活跃的思维方式相矛盾, 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相冲突, 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背离, 与大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相脱节。现在学生面临学习、心理、就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仅仅从思想方面提要求,往往无助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使得大学生感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及时适应理论发展和社会实际。

二、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1.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 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 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 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 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

2.高度重视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班主任的政治素养,增强党员奉献意识,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精髓,才能行之有效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取得成效。

3.健全学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制度保障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到规章制度和日常教育管理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制度、体制来保障。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更应在各项具体制度中得以充分体现。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导向作用,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制度都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防止具体制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要积极推动高校制度建设与完善进程,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规定,用制度的权威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不仅具有维护日常生活、学习秩序的作用,也应当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责任。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注重在日常教育管理中体现价值向导,使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受到制约,进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遵循。

4.加强和谐校园的文化建设

首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纳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教育学生的指导思想。其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树立校园文化全员共建意识。一方面,要提高教师师德水平,发挥其率先垂范的作。另一方面,要发挥大学生自身具备的思想活跃、善于思考、领悟能力强的特点,通过各级团组织、学生会,积极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各类社团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学习辅导百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7

【关键词】政治文化心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思考

引言：

当前我国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已将其列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核心内容。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使得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们思想观念、认知能力、价值取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各方面需求也日趋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政治文化心理产生着积极影响，能有效消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质疑与障碍，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一、政治文化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心理

政治文化心理概念最早提出于一九五六年，是美国政治学家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在论文《比例政治系统》中提出的政治学概念，是指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政治理想、政治评价、政治理念都是政治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1]。倘若把政治体系分为：软件部分和硬件部分，那么政治文化心理便属于软件部分，直接影响着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态度等多个方面，更关系政治参与热情、政治行为标准等方面。因此，只有把握正确政治文化心理，才能形成正确政治观和政治意识形态。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其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其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其价值准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进步有重要意义，对国家政治建设，精神面貌建设起着积极影响。因此，我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利用政治文化心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从二者概念来看，二者间存在内在联系，核心价值观能为政治文化心理提供价值导向，而政治文化心理能为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基础支持。因此，应将二者联系起来，利用政治文化心理优化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能力。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治文化心理建设方面并不理想，基层人员对核心价值观认同度低，导致政治文化心理支持体系薄弱。而且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受到社会结构转型冲击下，使得践行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质疑，一部分基层人员政治情感、政治认知存在偏差。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开放度的提高，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们思维模式和认知结构发生变化，导致政治文化心理受到冲击，必然要对基层人员核心价值观认同产生影响，造成非理性思维的产生[2]。显然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所以应采取相应措施，利用政治文化心理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具体建设工作开展中，应以培养中国式特色政治文化心理为起点，积极主动消除政治文化心理消极因素，增强基层人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使其正确理解价值观内涵，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利用优良政治文化心理引导基层人员价值观，精心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从基层人员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科学设计教育内容，使其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层层推进，潜移默化影响基层人员，促进基层人员健康政治文化心理的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层人员的政治价值取向。另外，在具体建设中要考虑到当前社会环境，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时代性，以不同需求点和不同思维角度为切入点，在实践中挖掘典型，广泛宣传，通过网上形象展示，引导正确舆论导向，宣传典范事迹，通过正能量弘扬政治文化心理，使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坚定基层人员理想信念，使其提高思想觉悟，认同核心价值观[3]。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文化心理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影响，工作开展以“以人为”为基本原则，不仅要进行有效的教育调控，还要通过理性化指导方法，引导基层人员政治情感走向，从而进一步丰富基层人员政治认知渠道，使核心价值观建设效能得到发挥。

结束语：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具体工作开展应利用政治文化心理，推动核心文化建设进程，促进中国式特色政治文化心理的形成，消除基层内部政治矛盾。

参考文献：

[1]王彦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我国政治文化建设路径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5，13（07）：120-126.

[2]王双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D].武汉大学，2014，11（14）：132-136.

社会治理的价值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路径。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国家治理结构复杂化，道德治理的开展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道德治理的深刻内涵，厘清其核心价值取向才能降低国家和社会治理风险，凝聚价值共识，有助于改革发展的稳定进行。因此，结合现代治理理论对道德治理的内涵进行深入拓展，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治理的内涵与特点

“治理”一词产生的历史非常悠久，本意为引导、控制和操纵，主要用于公共管理事务和政治活动之中。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治理理论的发展也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开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其含?x超出了传统的定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自此，治理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的社会经济领域。治理的含义多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该委员会在其于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和规则。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

由此可知，现代治理是以民意协调、价值共识为基础的权力与权利持续互动合作的过程，包括了公共与私人部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等的合作共治。现代治理有别于传统社会意义上的统治、管理，其主体由单一的政府转向包含政府的多个主体；主客体界限模糊化，统治者和管理者也是被治理的对象；治理手段由硬变软，强调民主协商、共同参与，不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执行；主客体关系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上下互动合作的关系；治理目的由社会的稳定和效率转向更加关注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统治和管理则都是以权力为中心来实现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政治管理过程，具有控制性色彩。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观念相比，治理是对它们的扬弃与超越，“有限政府”“公民社会”“善治”等构成现代治理文化系统的核心范畴，比较具有民主性色彩[2]。

二、现代道德治理的概念分析

目前，学界对道德治理的概念定义并未达成明确共识。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定义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德治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统治阶级以道德为手段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活动。道德的调节功能有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发挥道德的作用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有效手段。简言之，道德就是治理的手段，即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治”内涵相同。比如，有学者认为“道德治理是指统治阶级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发挥道德对于缓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特定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作用。”[3]这种观点是对道德治理的政治化和工具化理解，突出了道德的阶级意识形态功能，没有超越传统治国理政的德治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唯对人以思想改造才能“有耻且格”。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治理价值取向，将道德治理视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和治民之器并在事实上狭义地将道德窄化为道德规范。

第二种观点是“治德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针对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纠偏和矫治。这种解释时下十分流行，兴起的直接来源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简化为“道德治理”。卫建国教授就认为道德治理“主要是对一些严重道德混乱和文明缺失行为的治理。”[4]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频繁发生的道德失范或道德贫困现象的应景式回应。但是，这种将道德治理对象窄化为道德失范问题甚至将治理手段也局限于道德手段就会陷入“就道德谈道德”、“以道德治道德”的怪圈之中。实际上，即便是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也并非纯粹的道德问题，也是源自于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经济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等等，不是道德自身就能完全解决的。道德治理的内涵应该将社会的现代治理精神与新时期的道德观结合起来考察而不是囿于传统的经验性判断，停留于表层现象的局部性解释。因此，简单而狭窄地将道德治理解释成治理道德失范问题是对现代化道德治理观认识的误区，偏离了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精神实质。

第三种观点是“德性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把德性的价值取向作为安排和设计制度的客观基础，使其内化为社会规范，并以道德的价值原则作为判断社会的观念和行为的先在标准。这种观点是从德性伦理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道德治理的。在传统的崇德思想文化中，德性是道德的目的，规范是德性的手段，通过对人的行为的长期规范而形成习惯或思维定势就能够达到涵养德性的目的。显然，这种以德性为导向的道德治理观是对传统德性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规则治理是一种主流的治理形态，道德治理通过制度的德性化实现其治理功能，不失为一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正确选择。但是，此种解释重德性而轻治理，并非是立足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而进行的，容易造成泛道德化倾向、德规与法规的竞合等风险，仅能作为道德治理的一个选择方向。

第四种观点是“功能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抑恶扬善的活动和过程。有人就认为“道德治理是多元主体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通过遏制和消除道德问题进行抑恶扬善的过程。”[5]这种观点是从道德的社会职能角度来解释道德治理的，视道德为一种发挥着抑恶扬善功能的治理手段。按照这种解释，道德治理是通过“应当―必须”和“不应当―不准”的特殊命令方式来调整社会生活的。然而，道德与治理并非是两个概念的简单拼凑和组合，应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道德的功能来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的新内涵，仍是就道德论道德的狭隘功能治理观。

基于以上对学界道德治理思想的简单概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关于道德治理的研究还是开展了积极的探索的，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部分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学界对道德治理的解释存在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种道德治理观中，更强调道德治理为统治服务，忽视了其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工具性的解释。其次，忽略道德治理的价值理性、人文情感和社会信仰导向，对其进行泛政治化解释。道德治理不仅仅是政治国家的一种治国模式和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手段，也是以道德的价值精神塑造人们的精神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再次，学界对道德治理的理解出现误区的学理根源在于割裂了道德治理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辩证关系，不理解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给道德治理注入的新内涵。最后，道德治理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涉及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以传统单一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角度并不能够对道德治理进行充分解释，反而容易受限于学科界限、局限研究视野，作出片面性的解释。

总之，通过总结和分析前人观点，笔者认为道德治理的内涵界定应该立足于现代治理理论，以多学科视野??视，结合中国传统及其时代背景来解释才具有学术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有学者认为“道德治理既是西方现代治理理论在伦理领域的拓展，是对传统‘以德治国’理念的现代转化，也是传统‘礼治’精神的回归与复兴，更是道德建设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新手段与方式，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6]据此，笔者认为现代道德治理应以自身完善、国家和社会善治为目的，各个主体民主参与、协调互动地发挥自身德行并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正价值取向对各个主体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活动过程等进行内化渗透、纠偏整顿、改良优化，从而形成向上尚善、相互影响的文明和谐型的现代化善治社会。

对道德治理的这一现代性定义，充分地把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与道德调控结合起来了，是时代文明发展的趋势。一是，道德的运行方式和调控特点十分契合现代治理的运行要求。现代社会治理的调控方式更加民主自由，传统的硬调控只能作为底线威慑，属于社会软调控的道德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二是，在国家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手段与目的的偏离，道德治理的手段与目的是统一的，能够把目的更好地寓于手段之中去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三是，道德治理有助于养成现代公民意识，多元主体的自觉自律，可以预防各个主体间存在消解共识的风险，为治理实效提供思想保证。四是，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等内涵的价值取向是协调各个主体的共通价值取向，有利于奠定达成治理共识的价值观念基础。

三、现代道德治理的内容与功能

道德治理主要是包括善政、善的社会、善的公民三个层面的内容。围绕着这三个层面，道德治理按照以人为本、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自由自主、和谐幸福等现代善治原则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正价值取向对各个主体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活动过程等进行内化渗透、纠偏整顿、改良优化。

（一）以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国家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是指具有特定人口、领土、由一个或多个民族建构起来、并具有特定政府组织和制度的独立主权共同体[7]。公民作为特定国家的共同体成员应当怀有必要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情感并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这在当代中国未能实现完全统一的现实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狭义的国家特指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及其机构，即执政党及其政府。狭义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存在一定张力的。因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支配与反支配的动态博弈关系，相互拒斥又相互接纳。而道德治理的善政追求，可以最大限度地弥合权力与权利的紧张关系，做到既能尽力发挥权力的效能又能充分保障权利的自由。道德治理在国家层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放置在国家―公民、权力―权利的复杂关系背景中加以考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道德治理的治国价值取向指明了方向。权力配置德性、制度安排伦理、行政行为道德等等，这些均属于国家层面的道德治理内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首先应基于道德治理在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得以全面实践，这样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才具有价值基础。

（二）以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去优化社会公共道德环境

道德治理在社会层面追求建立善的社会，其关键在于形成公共善的良好社会道德环境和制度环境。社会是政府、市场、公民的交叉集合之地，是各个主体利益的博弈或合作的公共空间，也是各种价值取向融合发展的处所。面对这种复杂的领域需要进行道德治理以便优化公共道德环境、弘扬公共精神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健康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指社会秩序的表面和谐，更是指权力与权利在各自界限之内和谐地运行、社会主体内心的价值取向积极向善等实质和谐。道德治理的社会层面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诉求、规范社会主体的道德行为等内容，是以营造善的社会为旨趣而进行的整合型治理。这与传统社会的控制性统治的治理存在明显差异。

（三）以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孕育具有现代公民的道德自觉

道德治理在公民层面追求善的公民的养成，包括现代公民意识、民族精神、公民道德、私人美德等具体内容。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文明社会，公民力量崛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社会与市场开放程度的深入，社会公民对外界信息了解增多、互相交流更趋频繁，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觉醒。政府对民主理念的积极推动，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公民意识的强化。因而公民对于民主表达、捍卫权利的诉求愈发强烈，为道德治理在公民层面的开展提供了社会条件。

道德治理的主要功能包括内化渗透、纠偏整顿、改良优化等，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道德治理作为一项价值实践活动，它内在地包涵着现代文明的正价值取向。通过道德式的社会熏陶、引导人们的思想符合主流价值取向或对制度的建构原则施以影响让善良意志制度化。二是道德治理具有较弱的强制性特点，保留了及时整治的强制威慑，避免了在危机治理中出现应变不力的情况。三是道德治理具有前瞻性和目的性，对各项治理活动要进行不断优化，在动态中改良才能时刻保证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已有的治理模式、制度程序、权力运转、社会思潮等会具有滞后性，道德治理的柔性优化功能能够在?定中实现变革。总之，道德治理的功能是辅助于实现善治的目的。虽然，它不像其他治理方式一样，如行政治理、法律治理等权力治理形式具有广泛的威慑性，但道德治理从精神文化层面入手治理能够起到长治久安、和谐共处的根本性效果，是其他治理方式无法比拟的。

四、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价值取向是主体自己的价值观指导下处理社会实践关系时所选择的价值立场和态度，也包括主观上所持的价值倾向，那么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就意味着是指社会各个主体依据公共善的价值观念在合作进行国家、社会、个体等多层面的治理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价值立场和价值倾向。道德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公共善。善是一种高度普遍性的理想价值。人们常常是从伦理学角度狭义地把善理解成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道德价值，而广义的善是一种综合价值，它既包括道德价值，还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功利价值。因此，广义的善应该使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与满足人们社会关系的需要达成完美统一。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主导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引导人们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导向使得人们朝着“道德人”的方向成长；以宗教道德价值主导的西方中世纪社会使人发展成“神性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物表现出强大的依赖性进而成为“经济人”；当今社会进入信息科技时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容易被神化而出现“工具人”。建立一个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善治社会是十分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

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集中反映了对人们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的关怀。确立什么样的道德治理价值取向，关系到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理念能否支撑起一种普遍的相对美好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起了整个近现代欧美社会的治理模式；我国封建社会以儒家的忠孝仁义和“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价值体系为治理价值取向使得封建中央集权的社会治理模式维持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建国后，我国长期以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支撑起新中国30年左右的计划经济体制治理模式。历史的经验与实践告诉我们，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必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向往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道德治理是一种具有价值倾向性的社会治理方式。以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道德治理的价值诉求方向，可以分政治取向、社会取向和公民取向三大基本视阈。在政治取向上，道德治理视阈关注政治的合法性、正当性、效能性等，主张以善政的价值取向要求政治国家必须以人为本，以一定社会的人文精神为基础获取其权力的合法正当性。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自愿接受执政权威。在社会取向上，道德治理关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和谐发展的合法正当性，追求实现善的社会。善的社会强调公民参与，国家与公民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成员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在公民取向上，道德治理着眼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培育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人”。善政、善的社会与善民的统一，共同构成了道德治理的价值诉求体系。

五、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

道德治理是一项人心工程更是一项浩大的软工程系统，需要和谐配套的实施框架才能达至善治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善治形态要成为现实就需要建立健全道德治理所必需的基本要素框架。治理价值、治理结构、治理工具和治理能力是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四维要素框架。道德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方式也适用这种四维结构模式。

首先，道德治理的价值追求是集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于一体的综合性价值群。它反映着治理的方向和各个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是建构道德治理框架的根本因素。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决定着道德的正义性与正当性与否。只有通过公正、良好的道德而实施合理的治理才有可能进入善治社会。在人治的社会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善治，因为其实施的道德治理价值取向没有公正性，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以道德之名行治人之实，带有欺骗性。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治理奉行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人文精神。道德治理是人民民主的合道德化形式，与封建道德专制统治存在根本性的价值取向差异。

其次，道德治理的制度架构是治理活动良性运转的制度保障，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权责及其关系要明确。传统的公共治理机制是市场与政府的划分模式，讲究公私分明。但是，随着我国政府权力下放、社会组织兴起、公民积极参政等治理新现象的出现，公民社会力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时代力量。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初步治理格局，三大主体共享同存的关系需要划分清楚权责关系和各自的治理界限才能促成彼此精诚合作而不是相互对峙的状态。因此，道德治理的结构层面不仅需要解决合作治理问题还需要设计出良好治理的制度框架。

再次，道德治理的实施工具是在把治理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方式与方法。为了实现治理目标，道德治理工具必须适时创新。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调动主体的热情，使之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以便快速地实现治理目标。传统治理工具往往是以规制的方式出现，靠政府的权力加以实施，这样的治理方式已不能够满足现代化的道德治理需要了。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通过对话交流、利益诱导、合作共治等形式，引入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民意支持。道德治理方式的民主化、透明化和法治化是搭建道德治理公共互动平台的前提，各个主体在这样的公共治理空间里才会群策群力，尽情发挥各自的德行以推动治理的发展和现代化。

最后，道德治理的主体能力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各个主体所具备能够正确行动的综合素质和主体意识的自觉能力。现代化的道德治理主体要能够发挥出各自的主体性，既需要自己具有强烈的公共善的价值取向和德性的治理素养，又需要熟练运用各种现代化治理知识与技能。这样才能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善治目标。国家、社会、公民如何进行自我改善，如何协调彼此关系以便更有效、更公正地践行善治理想是现代道德治理操作系统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