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研究范文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1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3]赵玉琳．社会主义本质论[M]．经济学家网，/news-detail.jsp?keyno=3958,2004-08-06．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8、70．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468．

[9][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4-3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

[25]高湘泽，一种充满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社会发展理念[N]．光明日报，2004－05－25，B1．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2

关键词：公地悲剧；公共资源；原因分析；治理对策

"公共地的悲剧"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加雷特·哈丁提出。哈丁设想了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他所饲养的牲畜数量，其结果是，出现过度放牧问题，公有牧场的草地被过度利用了，悲剧由此而产生。[1]

一、高校公共资源在使用过当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公共资源是指属于社会公有、公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行政资源。[2]公共资源具有公共性，即不具有占有的排他性，一般来说，资源又是稀缺的。因此，一旦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势必会造成其灾难性的后果，即"公地悲剧"现象。

高校公共资源主要包括水、电、网络资源和公共设施等等。寝室水资源浪费，在洗衣服、冲马桶用水上缺乏一般的正常循环利用；电力方面，无人寝室仍会一直亮灯，厕所电力通风设备仍在工作，电子设备像mp3、mp4、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频繁，常有充电完毕后充电器未拔现象；无限制包月网络，网络基本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造成网络资源浪费、网络拥挤；公共物品的损害亦很严重。

二、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的原因

（一）产权理论与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

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产权会确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原则。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产权主体在作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将会认真考虑和比较未来的收益和成本，从而选择能使他的财物价值增殖最大化的行为方式。[3]

高校对公共资源拥有产权，学生有使用权但不存在产权问题，所以学生会尽可能频繁使用公共资源来获取自身效用最大化，且不考虑任何成本问题，对公共资源合理使用方式的选择，更没节约激励，公共资源易被过度使用，沦为"公地悲剧"。

（二）边际效用理论与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

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解释经济学中著名的"价值悖论"。有些东西效用很大，但价格很低（如水），有些东西效用很小，但价格却很高（如钻石）。这种现象与传统的价格理论不一致。水带来的总效用是巨大的。但我们对某种物品消费越多，其最后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用也就愈小，反之，越大。根据边际效用理论，消费者分配收入的方式是使一切物品的每元支出的边际效用相等。由此可以得出，人们愿为边际效用高的钻石支付高价格，为边际效用低的水支付低价格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正在于"稀"的物品边际效用高。

高校公共资源中很多是对学生免费开放，即使是收费，价格也会低于市场价格。在较低的使用价格的激励之下，势必造成水、电、网络资源等的大量浪费。

（三）规模经济与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

规模经济，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高校就如生产高校公共资源的厂商，学生则相当于消费者，高校不能找到一个规模经济点，以至于很多的情况下高校公共资源处于不经济状态，使用上存在拥挤和闲置现象，生产成本不是在减少，而是在逐渐的上升。

（四）信息不对称与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

信息不对称指交易中的各人拥有的资料不同。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在此情况下，极易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高校和学生之间所掌握的关于公共资源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和不完美的，学校在提供公共资源时未能将所耗费用进行公示，学生则会认为每年的大笔学费所花流向不明，既然自己上学是花了大笔的费用，那么就会产生对于学校提供的公共资源"不用白不用"的心态。即使在校方明确公共设施使用费用的情况下，学生使用公共设施的次数，校方是不清楚的，只有学生自己知道，校方是掌握信息少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选择会产生道德风险，由此导致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

三、高校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的治理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让高校学生付费购买一定的资源使用权

高校公共资源国家所有，产权是属于校方的，学生只拥有一定的使用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让学生对公共资源付费可以减少对高校资源的浪费，消除"搭便车者"。学生在付费使用时，会自动考虑自己的成本与收益，使得成本最小化时效用最大化，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成为理性的经济人。例如，体育馆的使用上，让学生交使用费，并且规定每年的使用次数和损坏公物赔偿金额。

（二）采取高校资源基本费加超额定价策略

高校公共资源应采取定额使用限制策略，主要在水电、网络流量方面，限定月人均使用量，在定额使用量之内的，给予低于市价的优惠，超出额定量的部分，按高于或等于市价计费。在定额内外价格差异的激励下，学生会提高自己的节约意识，间接地保护了高校公共资源。

（三）建立完善、高效、快捷的高校公共资源统计系统

对于高校公共资源的提供，唯有掌握好需求量，利用成本和收益分析，大致给出公共资源的所需规模，只有在这一规模之上，高校公共资源的使用才是高效的、合理配置的。所以建立完善、高效、快捷的高校公共资源统计系统，在节约高校公共资源上来说，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四）将高校公共资源价目表公开化、明朗化，加强学校和学生双方信息交流

如今，各大高校的学费一路高走，学生在学费流向问题上是不清楚的，多数学生会认为他们所缴纳的学费，绝非只能提供这么多公共资源，再加之他们对于公共资源的市价是没有任何概念的，由此也会产生"不用白不用"的心态，为了消除这种心态，校方应该将公共资源的价格进行公开、公示，让每个学生都能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学费的流向，这样他们才能自觉提高保护公共资源的意识。

四、小结

本文以高校免费公用小黄车为例阐述公共资源在使用过程当中沦为"公地悲剧"现象,针对相对应的原因从产权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经济学理论方面阐述"公地悲剧"的解决之道。由于公共资源具有公共性和稀缺性，故会被过度使用，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公地悲剧"现象。在此篇论文中，笔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公共资源在使用过程当中沦为"公地悲剧"的原因，并从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让高校学生付费购买一定的资源使用权；采取高校资源基本费加超额定价策略；建立完善、高效、快捷的高校公共资源统计系统；将高校公共资源价目表公开化、明朗化，加强学校和学生双方信息交流四个方面给出解决高校公共资源在使用过程当中沦为"公地悲剧"的策略。

参考文献：

[1]陶锋、邢会歌.公地悲剧的不动点与理性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9 (2):50

[2]梁小民.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胡永明.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3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国公共经济学;政府;中国化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重点关注政府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进经济发展防线做出的重要举措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广泛，涉及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全部经济活动，不仅包含基本的公共资源筹集和管理等工作，还涵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等，旨在对公共部门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和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

1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外兴起时间相对较早，但是受到语言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英国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上兴起，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研究。［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并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开始受到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重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公共经济学论著逐渐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社会流传。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联书店在1992年翻译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经济学》、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刘庆旺等编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等。步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著述和教材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樊勇明、黄恒学、朱栢铭等相继出版了《公共经济学》，齐守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著作了《中国公共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经济学论纲》，杨龙、王骚、樊勇明、朱栢铭等人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2］此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推动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到当今社会，通过理论界、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多重传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词语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词语已经随处可见，成为经济新闻的高频词汇，对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但是尽管如此，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和经济效应为主要线索建构相应的研究框架。经过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界针对研究问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围绕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公共预算和债务、政府税收和分权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为重视某种单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视税收对效率问题产生的影响，但是对税收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三，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绝大多数文章重点对应不应该增加某一项支出进行研究，但是对公共支出的预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较少。［3］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政府的预算编制、政府规划和公共产品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专题性研究阶段，系统性相对较差。第四，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著作或论述虽然冠有公共经济学的名称，但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财政经济学研究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当前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为主，数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匮乏，处于萌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启动了相应的数据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2.1政府及市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转型工作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环境的调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而公共经济学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对公共经济的影响范围应该存在一个特定的有效边界，一旦超出特定边界，政府的宏观干预以及市场机制都会降低效率，政府调控的失败可能由于其干预太少，也可能由于其过度干预。［4］可以说，政府相关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制于基本活动领域、规模和职能等因素，所以，针对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需求，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任务，对政府的活动规模和领域进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够与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等国情相适应。同时，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事权和财权进行科学划分，并对政府公共行为、激励机制、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适当的研究，切实提升政府在公共经济方面的运作效率。

2.2最佳税收理论研究与税制改革设计

在建构最佳税收理论前，我国公共经济学中针对税制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分析和细化方面，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以课税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运用数学模型语言对这些内容进行形式化处理，在各相关税收原则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其紧密的逻辑关系。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看，税收原则基本有三点: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和增长原则。［5］其中，能够真正对税制设计起到帮助，并且能够在最佳税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原则，而最佳税收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税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税收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更为关注税收的公平问题以及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等。所以现阶段，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适当引入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搭配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出最合适的商品税，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应和超额负担。

2.3公共预算管理问题

政府公共部门的收支决策一般是通过预算编制来实现的，而政府的预算工作会与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长和进步。纵观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创新和探索，并在当代社会被“新绩效预算管理理论”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成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模式建构的新方向。［6］总的来说，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预算管理的开个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结果导向预算、使命感预算、公众参与预算、灵活性预算以及中长期预算等，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从其发展趋势上看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时代问题。对于中国公共经济预算来说，如果严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必须应该由所有人才进行批准”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距离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预算而言，在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政府计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具体探究如何建立一个由一般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共同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以及科学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而就公共预算而言，则应该重点进一步强化人大的预算控制和监督，全面推广参与式预算，进而反映社会公众的实际预算需求，增强预算的约束能力。

2.4公共产品的选择和供给

公共产品研究理论作为公共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市场还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传统的研究理论指出，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方，但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膨胀的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实际提供能力相对较低［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人提供开始出现并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个人从事和组织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等。基于此，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具体研究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界定和供给方式的选择，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问题，促进中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5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及教育问题

社会保证、环境卫生和教育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将其作为重点课题。［8］在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合理运用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产品、环境保护事业的公共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操作模式进行尝试性分析，发现改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环境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中国公共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2.6收入再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被不断的拉大，并且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继续扩大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问题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标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体内容包含社会大众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的公平、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和人们收入的均等。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动为核心，社会资源再分配为辅助的科学收入再分配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国家财政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社会资源捐赠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机制的补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则为分配依据，后者以道德原则为分配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7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问题

一般情况下国家对产权形式的选择受到物种因素的影响，即社会意识形态和秩序、国家建设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冲突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整体力量的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产权选择过程中路径依赖、财政的约束。［10］公共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体产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产权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微观的突变，但宏观层面的主体经济转型已经能够基本保持相应的平滑性。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体产权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大部分第一产业的覆盖，因此集体产权产生任何形式的变迁都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存在差异，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的协调问题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8公共规制和定价问题

公共规制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一切公共规则和制度的总和，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标准和习惯意识，也可以是单方面或者经过相关协商而制定的能够让一部分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条款和法则等。自然垄断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因此，如何对自然垄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11］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果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出现不对称情况，就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尽量对被规制者进行激励，进而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公共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公共事业的服务价格往往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问题，促使成本不断提升，价格上调，侵害了社会公共福利。针对这一问题，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中对不同的激励强度进行合理划分，研究公共定价机制和基本模型，进而构建科学的公共定价体系，提升公共定价的实际水平。

2.9公共经济相关政策分析和评价

公共经济政策具体指一个国家或者正当为了实现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目标，或者为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相应的指导，而对经济活动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指导建议等，一般包含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方面的政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利益格局被不断的调整，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管理工作受到影响开始从行政管理向公共行政转变，最终将发展到以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为核心工作的公共经济管理阶段。因此，新时期强化政府规制和贯彻落实公共经济政策能力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12］此外，对中国公共经济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和工具以及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并对政策的实际贯彻落实情况探究和评价，成为公共经济学重点研究课题。在实践探索中还应该注意，评价工具和手段不能局限于福利经济所提供的工具，而是应该在评价过程中积极引入数理经济学等技术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增强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研究中，要重点注意如何保证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实施的体制改革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何践行公平和效率原则、建立健全的公共价值取向等，增强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2.10公共危机问题和突发事件的管理

公共危机具体指在社会发展发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基本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能够对公共安全以及正常社会秩序产生威胁的事件。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出来，推动了社会危机的发生，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风险，极大提升了引发社会公共危机的可能性。［13］从整体上看，近几年，中国社会公共危机的发展基本表现出以下几种趋向:群体性、广泛性、突发性、复杂性、增长性、易变性和危害性，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防范和处理能力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所以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公共经济学既要研究公共危机来临时政府和公众的反映特征，明确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团体在管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发挥的相应作用，也要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危机的实际发展趋势构建稳定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公共危机预警系统，为社会公共危机的防范提供相应的保障。

3结论

中国公共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未来发展形势仍然是不断变化的，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所以在未来研究中，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者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政府经济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政府和市场的两极中探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平衡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相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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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肖和寿.当代中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的经济学思辨［J］．商业时代，2012(1):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4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5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本文的任务是，大体概述美国PCIA传统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主要特色，尤其是已经有哪些著作译成了中文，哪些重要流派和著作受到了忽视；然后简要概括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努力。由于这一传统文献浩繁，跨越诸多学科，在中文世界虽然文献相对较少，但跨学科的障碍也非常明显，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笔者自己正在努力的IAPP研究上，本文将花费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分析框架、学术传统、研究实施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1]

一、西著东译与相关研究

在美国，一提到公共选择研究，人们就会想到三个流派，这就是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也有学者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polycentric circles)看作是公共选择的三个学派之一，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不在其内，因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者的特色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政府失败等问题，他们的分析始终以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为基础，可以说是市场至上论者，这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传统有一定的差异。

弗吉尼亚学派主要研究宪法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寻租等问题，有许多著作译成了中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图洛克，2000)、《民主财政论》(布坎南，1993)、《自由、市场和国家》(1988)和《赤字中的民主》(1988)等。但许多重要著作都未有中文本，比如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Buchanan, 1975)、《宪法经济学》（Buchanan, 1991）、《探索寻租社会的理论》(Buchanan, etc., 1980)，图洛克的《官僚制政治》(Tullock, 1965)、《私人的欲望、公共的手段：政府适当范围的经济分析》等[2]。

社会选择主要研究投票与选举问题。重要著作只有两本有中文本，这就是1972年因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阿罗，1987）和《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阿罗，2000)。但罗切斯特大学社会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尚无中文本。罗切斯特学派一般都是政治学家，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坚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学，运用数学研究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僚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是他们的方法论特色。

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贝克尔、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W. Landes、Robert Barro和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有F. Knight、J. Viner、H.C. 西蒙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中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还拥有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比较晚，在70年代初才开始。斯蒂格勒、兰德斯和波斯纳都是比较早的努力者。他们怀疑经济学家影响现实的能力，他们怀疑经济学家能够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不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是财富最大化者。个人函数是不能为其他人所了解的。政府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政治市场是满足利益集团再分配偏好的机制。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市场至上论者。由于芝加哥学派有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据笔者所知，主要有如下著作：《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斯蒂格勒，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尔，1993)、《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1999)、《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夫妇，1998）、《价格理论》(斯蒂格勒，1992)、《家庭论》(贝克尔，1998)等。

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奥斯特洛姆夫妇创立的。目前，该学派以该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为基础，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他们所关心的实践问题是警察服务、基础设施、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所关心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其缺陷也将得到适当的克服，公共问题将得以适当的解决。他们的研究既涉及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还涉及公共服务自主治理的制度。他们的研究框架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目前已经有8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得以出版的著作有《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多中心治道与发展》（麦金尼斯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麦金尼斯编，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洛姆，2000）、《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编，1992）。这一学派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领域的，虽然其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其影响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惊人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因为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她得奖，将是第一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获该奖。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比较庞杂，人们往往以学者为中心来概括这一传统。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都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公共选择传统中的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公共选择的传统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多。科斯和诺斯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1992)、《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托马斯，1999)、《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科斯等，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1994)等。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和德姆塞兹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德姆塞茨，1992)、《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德姆塞茨，1999)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综述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如柯武刚等(2000)、埃格特森(1996)等。此外，还有学者把奥地利学派也当作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柯武刚、史漫飞，2000：40－43)。这一学派中哈耶克的著作已经大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哈耶克，1987；1997.1；1997.2；2000.1; 2000.2)。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参见Alt, etc, 1999:)。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自90年代开始，PCIA可以说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学者个人来看，茅于轼、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张宇燕、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学术著作来看，《分工与交易》(盛洪，1992)、《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光，1999）、《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1994）、《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2000）和《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1995）等都是其中典型。其他各类著作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英文版，1989；缪勒，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性、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选题，参见柯武刚、史漫飞，2000)。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PCIA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PCIA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

简单地说，IAPP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总起来说，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IAPP分析框架的特色：价值、方法与问题偏好并重。[3]

价值定位

总的价值是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和平，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选择发展，在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选择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地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得到适当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1988)、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交易(斯密，1974)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所以，IAPP的价值主张是促进合理的自利、在开放的空间之内鼓励互惠的交易、根据需要鼓励利他行为、遏制损人和试图支配他人的自利。

实现这一价值的具体制度安排偏好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更多的个人自由，更适当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适当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个人缺乏自由、公民没有权利，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都不发达，其治道是高度集权的、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没有民主只有专制，那么即使存在一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判断具体问题存在与解决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后果论的价值观认为，结果是好的，就是好的，结果是坏的，就是坏的；权利论则认为，特定的人，只有特定的权利来判断结果是好的，或者坏的；契约论认为，公共问题需要与特定范围的公共问题有关的人来进行判断，或者说有权进行判断的人进行集体判断。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可能是有冲突的，IAPP认为，判断价值的冲突，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来确定判断冲突结果好坏、冲突权利配置是否适当、解决冲突的契约共识范围大小等问题。

分析方法定位

总体偏好PCIA，它在利益方面的判断是个人是公共利益的基本选择单位，所有利益，包括公共利益，都是个人个别地或者合作地创造的；相当部分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纯粹的公共利益也是由不同的个人分享的。要实现个人的或者公共的利益，个人基于其对于结果的判断、基于自身的权利，为了个人或者公共的利益进行选择，其总体结果可能坏，也可能好，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制度分析的规范任务就是诊断问题，根据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设计个人权利配置的制度、公共选择的制度，尤其是关注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问题；其实证的任务是，人类的知识不可能胜任设计复杂制度安排的艰巨任务，因此通过实证的案例分析，研究制度建设性演进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成了制度分析实证分析的核心。

关心多层次的问题

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重大问题，在IAPP眼里，人间无小事，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认真地对其进行制度分析，分析其实质，并给出政策建议。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其重要的问题，比如小孩子关心的是如何成长的问题，年轻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考试的问题，新婚夫妇关心的是如何婚后相处的问题，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最关心与孩子相关的问题。而政治家则可能关心其能否连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次序由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感觉，并去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幸福与痛苦，直接相关的都是其当前所面临的与其祸福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在此，IAPP相信，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公民权利，更发达的市场经济、公共经济，有了强健的自主治理、法治、有限政府、民主制度以及相关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同个人的不同问题，都将有更多的可能，能够多样化的途径，得到多样化的解决。

中国公共部门正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阶段，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民主制度等都在逐步发展。这一治道变革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发展，也给个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幸福。但问题也继续存在，IAPP既关心治道变革本身的问题，也关心从具体的公共问题出发，探讨治道变革的问题。

IAPP不仅关心中国文明发展的问题，还关心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涉及到全球治道的问题。

IAPP还关心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方法与问题鉴别的分析框架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希望通过IAPP研究的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研究成果

引进翻译的著作。在这一领域，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研究成果译成中文，有利于加快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速度。（如毛寿龙主编，1999－2000；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

就IAPP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IAPP的价值，运用IAPP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以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 （如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1998；毛寿龙，2001；毛寿龙、李梅，2000；姚学祥，1999；范东海，1999；任睿，2000；宋全喜，2001；李立中，2001等）

就目前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用IAPP的眼光、用IAPP的分析框架，给出IAPP的分析，得出IAPP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如制度评论系列，见）

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IAPP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IAPP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进行IAPP的解读）

开放性与可讨论性

IAPP的所有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都是开放性的。无论是价值判断选择、分析方法与逻辑的选择、基本问题的认定、基本事实的确定、基本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等，都是IAPP学者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条件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不是完全确定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IAPP的翻译成果、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评论与政策建议，都向所有研究者、实践者、读者和公民开放，征求建设性的意见，只要有利于IAPP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治道变革的，一律欢迎。

三、IAPP研究的理论框架

IAPP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评价公共政策实践，用PCIA的逻辑与方法分析公共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探索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是综合性的。它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和文化的分析，涉及人性冲动分析、人际利益关系分析、市场分析、组织分析、政府分析、制度（法律）分析，以及全球分析等。详细见表格1。

在该表格中，横向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它表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领域。其中的经济领域意味着人的最大化冲动在于财富的冲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构成了市场经济，企业等经济组织则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而政府则利用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优势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部分不足，制度则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可以节约经济交易的成本。市场经济一旦跨出国界，就成了国际贸易。在殖民时代，国际贸易依靠炮舰政策支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之路。昔日，殖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经过血腥的战争，才能打开一两个开放口岸；今天，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把大量的货物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显然，在这一领域中，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非常关键，必不可少。

在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损人利己的关系，其市场状态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政治军事组织是因节约战争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政府则是经过长期的军事较量最后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产生的政治统治组织。由于人的权力冲动是永恒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对财富的冲动还要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的历史，整个古代史都是政治的历史。经济史只是近二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在这二百多年里，政治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依然是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政治领域的特性表明，政治必须要有一个，来垄断暴力，从而取消每一个人依靠暴力配置资源的权利。这表明，政治权力总是一种专制的权力。那么，如何使专制的权力变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呢？通过宪法、法律，来制约、驯化政治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使专制的政治权力考虑选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明。当然，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软弱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完全依靠各国政治实力自觉履行的国际法之外，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容易陷入战争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依然是现代人类市场文明的威胁。

表格1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

经济

政治

道德

审美

文化

最大化冲动

财富

权力

良心

美

历史认同

关系

互利

损人利己

无回偿利他

事不关他

共同生活的历史

市场

市场经济

战争状态

道德市场

无市场

无市场

组织

经济组织

政治军事组织

慈善组织

无组织

民族组织、宗教组织

政府

经济职能

政治统治

救灾救难

无政府

无政府

制度

契约

宪法、法律

道德法则

无制度

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规则

地方社群

局部市场

小规模治理

本地道德

无地方

地方文化

世界

国际贸易

世界政治

国际人道主义

无世界

多元化与一体化

动传统）、现代保守主义和PCIA的传统。在这些理论资源中，重要的人物包括亚当·斯密、休谟、霍布斯、孟德斯鸠、美国的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哈耶克、布坎南、诺斯、科斯、西蒙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等。IAPP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但并不排斥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的努力，如果可能IAPP也将试图寻找与自己对立的学术努力的连接点。

从学科角度来说，IAPP研究目前主要以政治学为基础，吸收经济学、法学的知识，但关系到所有的学科，是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有关森林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合作之外，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人口学家、数学家和遥感学家都可以有密切的合作。

从地域上来看，IAPP研究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是西方的，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资源。中国的IAPP学者正在努力进一步开发本土的理论和和经验资源，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治道资源、中华民族自主治理的传统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中华文明可以给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优势所在。

从学术上来看，IAPP研究在如下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践作出自己的贡献：

公共问题是复杂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知识也将是复杂的，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为基础。IAPP研究将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适当的方法、框架以及适当的语言，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能够一起工作，共同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高绩效的公共管理提供知识资源。

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都比较重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因素，公共政策研究也比较关心其中的过程性因素以及具体政策的技术性因素，但适当的制度基础却缺乏考虑。一旦面临公共问题，人们只是想到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却很少去考虑自主治理以及适当的制度框架也是重要的选择。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自主治理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这是IAPP研究的重要努力。

政策就是选择并采取行动。人们往往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在IAPP的框架里，政策不仅仅是政府的，它也可以是公民的、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政府有适当的政策选择，也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作出努力。公共服务是各方面协作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东西理论上好，但实践上行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的理论上又没有什么总结。IAPP研究强调运用特定的方法和理论，通过严格的案例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并进行数理模型分析，有助于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最后，我们也将在吸取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以中国的背景为基础，以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开发适合于分析中国问题、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方法、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今天，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将来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为各国的学术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IAPP研究的实施

IAPP的研究起始于1991年。在那时，我偶然阅读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发现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方法和价值以及理论框架，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PCIA方法，非常有利于研究政府功能，其初步的研究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需求·成本·制度：政府功能分析》(毛寿龙，1994)，后来此书以《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为题出版（毛寿龙，1996）。但是，如何把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研究领域，公共政策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系统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这是需要做一些说明的，在IAPP里，我们关心公共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有关各方对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在西方，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我发现，公共政策除了一些技术因素之外，其解决公共问题的效果与其制度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叫做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英文叫做IAPP，与一般的制度分析相比，它突出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的选择与行动（政策），与一般的公共政策相比，它关心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作出选择与行动的制度基础，即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

IAPP研究起先应该说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1997年底我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开始产生利用网络免费资源建立IAPP网站的概念，其目的是IAPP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成果，建立和加强与各国学术界的联系，聚集具有类似兴趣的能够用中文工作的学者，吸引可能吸引的研究资源，提升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学术质量。该网站于1998年2月8日创建于美国。1999年底开始有所基础，到2000年开始初成规模，并且拥有独立的域名和虚拟主机的空间。目前，它已经成为中文世界学术网站私人供给的公益物品的典范之一。

以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基础，如翻译和出版译丛，组织研究小组等，并通过网络联系了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学生和从事具体公共管理实践的官员，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毫无组织的IAPP社群。该社群是开放性的，其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共同点是用IAPP方法研究类似的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而且基本上都能够用中文工作。在将来，也希望联系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

IAPP研究主要基于个人的努力，但也有正式组织形式，这就是研究小组，英文是workshop。我们许多项目都是通过研究小组的运作完成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IAPP译丛就是IAPP研究小组运作的成果。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公共管理文库运作小组(Pubmana Workshop)，在一些出版社的支持下，以系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在一定时间内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专著、教科书、译注以及文集等。此外，以国家课题为基础组织的研究小组也在运作之中。IAPP网站具体说明了研究小组所运用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供同行交流和评论。

认真努力，稳步前进，逐渐发展，这是IAPP学者最基本的发展观。在可能的情况下，IAPP学者将在两个方面发展自己：很强理论倾向和很强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解决当下问题为目标的政策咨询服务。如果这两个目标将会实现，那么我们在未来将会有两个可能的方向：IAPP学术研究和IAPP实践咨询。一个重学术，一个重咨询，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服务，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发展和问题解决目标。

六、IAPP研究的困难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IAPP研究的价值、方法和问题都非常明确，有很大的自我约束界限。或许因为这一原因，许多朋友善意地指出，IAPP的选择是否太狭窄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意识到，IAPP的研究还是非常广泛的，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在目前看来，IAPP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与IAPP研究相关的理论传统非常广泛，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哲学论证）、PCIA的方法（规范的、实证的和形式的论证）、治道变革的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些传统与IAPP研究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梳理，需要根据IAPP研究的需要重新整理和阐述，并使之成为IAPP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这对于IAPP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次，IAPP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研究者能够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和伦理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知识，在涉及具体的问题时还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形式化论证时还需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局部的文献资料都很难熟悉，更不用说样样都精通了。这是对IAPP研究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集体的努力可以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但是集体的努力，同样涉及到集体层面的新的挑战：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协调，对IAPP框架内的价值、逻辑和事实都有起码的共识，知识产权的分配等，都是新的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在非正式研究群体的基础上建立比较正式的研究小组好，还是在正式的研究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松散的研究好，在正式的官僚组织内展开活动好，还是以非官僚组织的民间方式展开研究好，这都是值得探讨的。如何使得集体行动有效并富有成果和可持续，这是IAPP研究的第三大挑战。

第四，IAPP的研究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研究无论是其比较一般化的价值、比较形式化的逻辑和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事实，都或多或少有其西方的特色。中文世界有数千年的传统，有自己的一般化的价值、形式化的逻辑和特定的事实。IAPP研究如何处理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中文世界传统之间的关系，用流行的话语来说，使IAPP研究本土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一领域，在事实（问题）方面本土化挑战大但实施相对容易，在价值和分析方法上使之本土化挑战较小但实施起来却极其困难，“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停留在口号阶段，IAPP研究是否也会如此，目前尚难逆料。

当然，所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IAPP研究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的。从实际情况来看，IAPP研究可以说仅仅只是开始。这表现在，相关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核心的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的组织只有若干年的经历，缺乏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所设想的许多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论是价值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阐述（PCIA）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治道变革，一般的和具体的），都是如此。好在来日方长，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其努力就将会是很有前途的，其理论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也将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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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以著作为基础。对于专业研究和教学来说，论文非常重要，其意义可能还大于著作，但由于非常分散，要系统把握非常困难，本文退而求其次，选择以著作为基础。

[2] 参考文献英文部分列出了部分未译成中文的重要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则主要是已经译成中文了的PCIA重要文献。由于文献浩繁，所掌握的信息有局限，情况又易于发生变化，所列举的文献肯定是不完全的，这里只以我个人掌握的为限。

[3] 先分析价值、逻辑与事实，然后再综合，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休谟）。IAPP在此基础上探讨政策（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与制度（个人选择与行动的规则）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6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品供给 研究

基金项目: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7&ZD009) 资助。此项研究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 子课题“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 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定义不尽一致,J・M・Buchana从方法论的角度,认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是将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研究。丹尼斯・缪勒从研究主题的角度,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其研究主题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一样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学,官员政治等等。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中从研究公共决策的角度,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尽管角度不同,但这些定义揭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二个特点,一是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集体决策研究,二是研究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之间的关系。该理论在涉及到公共决策的领域应用范围较广。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其方法论评析

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假设,研究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把政府行为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认为在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干预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是解决现实中因外部性或公共物品的存在而产生的“市场失败”的重要手段。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行为是由决策者的态度决定的,决策者和市场上的经济人一样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可以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一样可以纳入经济人分析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并进而得出可以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政治上的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继承和应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认为集体行动不过是个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集体决策过程就是经济人之间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交易的过程。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交易规范被公共选择代表人物布坎南归纳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从这些假设出发通过引入投票、寻租、利益集团等政治变量,大量运用经济学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理论引入政治行为的分析,给政治学的研究与经济学中涉及公共部门的分析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对拓宽经济学研究范畴、对促进集体决策代表个人利益,对防范政府失败现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公共选择理论应用较为广泛,成为分析解释与公共决策有关的公共品供给与需求、政府效率、政府项目投资等问题的有力工具之一。

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存在缺陷。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忽略了人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利他精神,忽视了人的情感和道德操守等因素。但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这种多面性并不会影响他们关于“经济人”假设及由此假设所推出结果的合理性,原因在于这种假设反映了人们的基本行为特点,是社会中所有个体(无论是经济个体还是政治个体)行为特点的统计表现,只要在集体选择活动中的所有个人行为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则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非市场选择模型应该是有一些积极价值的。二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集体利益通过经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易来实现,对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得到了满足。而反对者认为,集体利益、党派利益或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来实现,单纯追求个人利益只会导致集体利益、党派利益或国家利益受到破坏,从而最终会损害个人利益。三是对公共选择方法的经验证据提出怀疑。在公共选择学家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解释现实的事例,印证其方法论和理论的同时,批评者们也在运用大量的证据进行反证。例如批评者们通过抽样调查举证多数投票人去投票的原因不是出于自利动机的驱使,而是为了意识形态、自我实现、家庭和党派归属感,以及为了种族、宗教、爱国主义情操等等,进而对公共选择理论提出批评。

二、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农村经济在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产量稳步增加,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提高。然而在农村经济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差距确明显拉大,尤其在公共事业建设领域差距更为明显。这种差距突出地表现为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方面享受的公共服务显著低于城市。

如表1所示2006年中国城市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145.2元,农村为442.4元,城市为农村的2.59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只享受政府卫生投入的40%,农村居民消费的交通、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更是只有城市居民的25%左右。因次,虽然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医保改革等多项改善民生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就学、就医等问题,但远没有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在完善我国公共品供给体系中的应用

以上分析说明,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政策的实行,公共品供给已成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但公共品供给的总量不足、城乡差距加大以及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从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中,可以得到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益启示:

(一)建立完善的公共品的提供的公民参与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共选择理论为公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动机提供了理论基础,将个人利益的关注和满足放到非市场决策的十分重要地位,以满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为价值取向,揭示了通过显示个人偏好的公民参与机制在公共品供给决策中的重要性。该理论也同时指出,尽管个人都是自我效用最大化者,但他们却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无法获取和理解足够的相关信息以实现这种最大化,这就是西蒙(Simon)所称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在制度设计中,有效的政府应让所有参与集体选择的个体都得到充分的激励,说出他对某一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状况,从而使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最大限度地接近投票者的实际偏好结构。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为这种制度设计提供了思路。根据这一理论,供给层次越高,搭便车行为越普遍,公共品的供给重心下沉才能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以优化公共品的供给,提高供给效率。因此,应对目前我国公共品的供给自上而下的体制进行改革,对规模较小的社区性公共品应该强化其自主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在公共品的供给中的作用。

(二)采取措施限制公共品供给机制中的政府失败行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政府决策人与选民一样都是经济人,政府在干预市场时也存在政府失败,出现决策失误、追求政府规模的最大化、寻租、利益集团的扩张和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在强调公共品政府供给时,一定要注意和防范政府失败。一方面严格控制政府公共品的供给,能交给市场的尽量交给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在我国,公式品供给政府失败表现为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重经济建设支出,轻公共品支出;在公共品供给结构上,与政绩挂钩、易见效果的公共品供给过剩,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见不鲜,而民众真正急需的公共品如社会保障体系、科技信息等供给不足;在城乡公共品均衡问题上,城市利益集团与农村利益集团也处于一个极不平等的地位,财政支出长期向城市倾斜。公共品支出转移支付中的不规范行为也似乎佐证了政府失败中的寻租理论。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要克服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败,最关键的是要在宪制上做文章(布坎南,1989)。改革我国公共品供给机制必须实现决策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以法律和规章将决策规则和程序固定下来,不单纯以领导人的意志而改变,要让决策过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和随意性。适当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品供给机制中,通过竞争使权力分散化,打破政府独家生产或提供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垄断。同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防止权力寻租和不公正。

(三)加强公共品供给信息系统的建设,提高透明度

从公共选择理论可以看出,信息在个人投票、集体选择及政府失败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经济人成本与利益分析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与最终的选择取舍密切相关。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共品供给制度一定要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提高信息管理中的客观公正,从而为经济人的选择和博弈带来有效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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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研究篇7

［关键词］普通高校；财政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51-03

作者简介：朱军(1980-)，男，江苏建湖人，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财政学系，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动态财政学、新税制理论、应用财政计量、中国财政问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416)。随着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机构公务员招录制度的改革带来了高校专业设置的深刻变化。目前，中国高校正从按照“部门模式”设置专业逐渐转变为贴近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原先的财政学、货币银行学、计划统计、工商行政管理、基础建设等专业或是被取消，或是被改头换面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内容。原先专门培养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则面临着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省属地方院校，财政学专业在学生招录、就业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尽管各个地区设置财政学专业院校、招录该专业学生的人数在增加，竞争有利于培养质量的提高和财税部门人员组成的分散化，但是目前就业的不确定性、培养体制的制约和教学内容更新的缓慢以及综合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普通高校在培养财政学专业人才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困境与瓶颈

(一)不确定性下的专业参与度低

在我国高等院校专业培养口径窄的情况下，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就读财政学专业之后，较低的公务员考录比、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就业使得学生对本专业的前途较为焦灼和不安。除少数考研的“应试型”学生外，许多学生从多个方面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例如通过外语水平考试、辅修第二专业、获得各项资格证书等。这使得学生忽视对本专业的学习，并使这样的负面影响和“非参与式”学习氛围在高校不同的届次之间进行传递。加重了专业参与度过低的程度，从而抑制了本学科的发展。

(二)专业内容的空乏性

从专业内容来看，目前中国财政学专业的内容空乏、过时，这在地方省属院校较为突出。由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缺乏，地方院校对各专业教育内容的更新非常慢。财政学多数内容以计划经济时代“收、支、平、管”为基础介绍专业基本内容，专业课或是放入了税法的政策措施，或是加入了会计学中的部分内容，或是直接将财政学的内容改头换面细化、套用如目前的《地方财政学》。对此，李秀梅(2009)认为：财政学专业课程内容存在重复现象，总体上，现代财政学内容在省属院校财政学专业的教学中较为不足，使得学生在各个地区之间呈现了“同质化”培养的特征，也使得不同地区重点高校、财经院校之间毫无特色。

相比较而言，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虽然涉及公共财政的相关专业办学较晚，但前沿的研究方法、颇具特色的专业内容使其在公共财政学教育中迅速脱颖而出，在国际上和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反一些较早设立财政学专业的财经院校，专业教学内容的更新反而步履蹒跚。实际上，现代公共经济理论研究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理论成果不断呈现的过程，Stern(2002)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内容不能够与时俱进，空洞乏味也使得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较为缺乏。以笔者讲授的《地方财政学》为例，绝大多数教材是将财政学的理论应用到地方辖区之间，辅之以中国的政策实践和区域间平衡关系。而反映这一学科前沿内容和前沿方法的空间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对策论中的政府间关系、政府治理与合作等问题均没有反映在这一课程体系中。

(三)社会兼容与学生参与问题

公共财政学是一门与社会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科学，而中国社会“官本位”的特征以及社区建设缓慢、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平台缺乏等问题，使得省属院校大学生深入社会、参与公共财政实践的机会较少。实际上，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来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例如，在政府财政部门，学生可以通过实践了解预算编制、财政拨款、财政监督、绩效评价方面的内容；在各个社区，学生可以宣传依法纳税、公民权利义务教育，宣传如何看懂政府预算，如何监督政府财政工作；在大中型企业，学生可以学习企业如何报税、退税，学习如何进行社会捐赠，如何处理“税企关系”；在非营利性机构，学生可以了解机构的运行模式，学习和研究资金来源、去向状况。实际上，就微观经济主体而言，公共财政中的税收、公共支出问题是微观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融入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思维、应用高级分析工具可以为各个部门的政策设计、优化调整作出贡献(Stiglitz，2002)。

(四)研究型教学层次不够

目前，省属普通高校在进行财政学教育的过程中对专业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生基础不扎实呈现了“能下不能上”的职业化发展特征。尽管省属高校也有学生通过研究生考试进入其他重点高校，但是专业基础薄弱、选用教材落后、本科阶段学习内容陈旧、应试投入过度使得这类学生的研究素质普遍低于重点院校的学生。就外语水平而言，重点高校基础课的全英文教学(如公共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数学分析等全英文教学)使得这类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英文文献阅读水平明显高于省属院校的学生。对此省属院校财政学专业学生视野不够开阔、前沿文献阅读困难、对外交流能力差也不足为奇。通过上述的概括可知，目前的专业内容多为概念性和框架性的描述，在研究型教学方面的方法论引导和课程设置涉足较少。

二、地方专业教育的优势

(一)各地区强劲的人才需求

在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元定位之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大量一线人才的强劲需求可以促进省属院校财政学专业的外延式“扩张”。但公共财政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失误确实存在(Boadway和Raj，1999)，从而政策实践的客观需求推动了各级政府对省属院校人才的需求。经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公共财政管理人才可以为地方财税部门以及其他公共事务部门带来力量。

(二)丰富的社会实践土壤

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机构为省属高等院校的财政学专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领域，而区域内不同部门的工作业绩、运行特色，不同地区的人文社会文化环境为科研和实践提供了实证研究的素材和资料来源。学生可以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不同地区公共财政福利政策的差异及其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

(三)专项研究的集聚性

地方经济、社会乃至历史与文化特征使得省属地方高校具有获取一手资料和素材的研究优势。对于地方省属高校的科研人员而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产业特色、文化特色、城市特色、体制特色和环境特色使其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够集思广益，形成专项研究的集聚性，办出特色。对此，谭彦红(2006)提出了以东盟贸易区、民族特色为代表建设好本地区的公共财政学专业；郝春虹(2010)提出了立足民族区域特色、语言特色、产业特色办好本地区的公共财政学专业。另就城市财政问题而言，城市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塑造城市特色的方向，需要地方院校研究人员的专题研究。

朱军:普通高校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困境与出路三、未来与出路

(一)深化专业认识、树立专业品牌

公共财政学专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兼容、宽泛的平台建设提供保障，需要通过深化专业认识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管理”进行“专业营销”，树立专业品牌。营销与战略专家特劳特先生就高度重视“定位”的作用。从战略和学科本质上来看，公共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应定位为：1.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税务部门；2.各类企业财务部门——从事税务会计与报税工作；3.中介咨询机构、法律机构的业务部门、政策分析部门；4.大型企业公益事业与企业形象工作部门；5.公共事业单位业务部门、政策分析部门；6.社区单位的工作部门；7.继续教育、留学深造等。目前，很多部门对财政学专业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这需要高等院校的专业品牌建设，有赖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招录制度的调整。通过拉开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工资、福利差异(前者高于后者)、驱除“官本位”文化将为上述职位的兴趣化、专业化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是当前的“功利化”择业。总之，准确定位、转变认识、树立专业品牌将大大有利于专业学科的建设。

(二)丰富社会实践的平台

深化高等院校学生、教师与社会各个部门的联系，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将为学科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土壤和研究素材。对于院校科研人员而言，深入到政府财政、税务工作部门或是公共事业单位进行实践有利于理论联系实践，获得第一手的实证研究素材，开展广泛性的政策实验；而本科生进入这些部门实习将为学生理论用于实践、深化理论认识、形成专业兴趣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可以在树立学校品牌、专业品牌方面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对于社会各个单位而言，在融入高等院校师生的知识创新和思想理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了解到前沿的财政经济理论，提升本部门的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对接将公共服务中的“共性化问题”集思广益、讨论解决。

(三)更新专业教育的内容

更新公共财政学专业教育的内容，按照“宽进严出”的模式培养学生是建设公共财政学专业、树立专业品牌的基石。在专业内容方面应该将经济数学、现代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乃至数值经济学课程纳入公共财政学专业的教学中；在专业教育中，应将初、中、高级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内容教授给不同层次需求的学生，包括对策论中的公共财政问题、动态经济学中的公共财政问题等。这其中，通过高级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基础学科的深入学习形成公共财政理论观点是内容更新的重要方面。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iamond(2002)研究的一般均衡下的跨期迭代模型(OLG)、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共财政问题，在目前国内初、中级的教科书中均没有得到体现。对于中高级的课程，应通过数学课的形式每次课安排作业、批阅作业(交予助教)，让学生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演绎中学习公共财政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模型、方法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够深化对专业的真正认识和理论内涵。总之，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更新是提高专业培养质量、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保证。

(四)采取分层教学的模式

影响高等院校声誉、品牌和排名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高校的科研水平；二是高校毕业生在10年、20年后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在此，为了提高省属普通院校的办学层次， 通过分层、分类教学培养研究生型的本科生非常重要。这也是提升地方院校发展层次、办学层次，改变部分学生因高考失误而错失高质量、高水平教育的重要措施，也可以为部分“准留学生”提供必备的预科教育。对于研究型本科培养体系的学生，可以通过全校学生“自愿报名、严进宽出”的形式招录，中途部分考核淘汰的学生可以转入一般应用型本科培养体系。这样的高层次教育也应是培养“重理论、重基础”的教育。为推动分层教学模式的实施、减少学生专业参与度低的问题，参加研究型人才体系的学生，可以参照一定的比例“免试”进入本专业研究生的学习行列。

(五)设置针对性的课程

基于分层教学的模式改革，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内容如下(表1)：

表1地方院校不同培养体系的课程设置

适用对象应用型本科培养体系研究型本科培养体系进入一线岗位的一般本科生进入政策研究部门、重点高校或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共享授课范围课程

课程现代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数学数学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政策分析的定量分析面向全校初级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学管理理论与实务中级财政学税收法律与制度国有资产评估实务金融理论与实务专业开设专业

课程财务报表分析/税务会计/税收筹划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税务实务与案例/投资与项目管理/城市财政学常微分方程/随机过程/实分析/数学模型等公共事务与危机管理/政府合同管理/社会保障动态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对策论/CGE分析等面向全校非营利性部门税收管理/全球治理与合作高级财政专题/财政思想史/经济哲学/经济伦理等专业开设注释：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教育部统一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研究型课程的设置参照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课程内容。

对于应用型的本科培养体系，实务课程和前沿理论课程的结合并融入现代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知识可以让学生迅速融入社会并具备长期的竞争力。

在研究型本科培养体系下，现代经济学的逐渐融合和专业基础课的通用性能够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对此，省属高校通过设立基础课、专业课的方式既可以实现学科融合、资源共享、拓宽研究视野，也可以降低课程改革中的经济成本。基础课可以面向全校统一开设，保证授课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专业课也可以面向全校公开开设，供其他专业选修，改变以往专业“口径窄”的问题。

(六)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

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在一定层次上是一个“奢侈品”。研究型范式的财政学专业课程内容的准备、讲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付出较大精力。平均而言每3个小时的课程需要12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讲授则是推演式的逻辑分析过程。而目前省属普通高校在“”式的“科研立校、层次提升” 战略下大大束缚了研究型教学范式的推进。省属院校普遍存在教条化的教学要求，真正有水平的教学型人才晋级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严重挫伤了教员的教学积极性。使得大多教员普遍采用中文版简单教材，采用PPT的授课方法，大大降低了课程的难度和内容更新速度。因此，形成良好的激励相容制度非常重要，这也是实现内容更新、构建研究型课程体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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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研究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财政的国家主体性?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财政?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应景?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五）增强定量分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