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范文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1

【关键词】 无形资产； 存在性； 收益性； 风险性； 质量评价

纵观无形资产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对无形资产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正在替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要素，这一事实已经无需争论。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企业的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传统的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信息披露，重点关注的是无形资产的数量，而对无形资产质量的研究却很少见。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资产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资产质量与信贷风险、规模经济；企业资产质量与生产效率等之间关系的研究。Harris和Raviv（1990）应用债务缓和模型（简称HR模型）研究了公司质量决定其资本结构，并最终影响企业价值。BernstEin（1996）对银行资产质量与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贷款质量对银行成本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资产质量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资产质量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对资产质量的概念和特征作了一定的分析。如干胜道、王生兵认为，资产质量是企业资产盈利性、变现性和周转能力的综合体现。张新民认为，资产质量是特定资产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满足企业对其预期期望的质量，具体表现为变现质量、单独增值质量、被利用质量、与其他资产组合增值的质量等方面。同时指出，对资产质量的分析要强调资产的相对有用性。企业所处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资产的质量就不同。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K值（k=|调整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检验和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或企业价值同资产质量的关系方面（宋献中、高志文，2001；李嘉明、李松敏，2005等）。

可见，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研究资产质量问题，但专门针对无形资产的质量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在借鉴前人无形资产研究以及资产质量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企业无形资产质量评价的思路和方法。

二、无形资产的概念和种类

关于无形资产的概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巴鲁·列弗教授（2003）的观点，他认为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的要求权，比如：专利、商标或一种特殊的可以节约成本的组织机构(互联网基础上的供应链)，并指出，“无形资产、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这几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一般，会计学的文献中使用无形资产的概念，经济学家使用知识资本的概念，管理学和法律学书中使用智力资本的概念。尽管在不同领域中对无形资产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是相同的，都是对未来收益的非实物形态的要求权。巴鲁·列弗教授定义的无形资产可谓是广义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确实存在的无形资产，但由于会计确认及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导致广义无形资产中的很多无形资产种类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为：“无形资产指为用于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供应、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和土地使用权。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都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讨论，都强调了可辨认性和可控制性这两个约束条件，也就是将所有不可辨认、不可控制的无形资产都排除在外了。显然广义上的无形资产比会计中的无形资产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笔者先把研究范围集中在会计意义上的无形资产的质量评价，或称狭义无形资产。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三、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

无形资产的质量特征既具有资产质量特征的某些共性，也有其特有的质量特征。

（一）无形资产首要质量特征——存在性

由于无形资产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这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是否存在是决定其资产质量的首要特征，如果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应该有价值。我们在关注无形资产的存在性质量特征时主要考察会计报表上列示的无形资产价值是否真实、是否充分，有无账外无形资产的可能性。

影响无形资产真实性的主要是虚构无形资产。虚构无形资产从何而来？无形资产的三种来源以及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和公开市场价格的特性，都为虚构无形资产大开方便之门。股东投入时虚构资产。很多企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存在比例很高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出于增加出资额的目的，部分股东投入时通过高估无形资产，甚至将根本不存在的或与公司经营无关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导致股东投入时就产生无形资产的出资不实。1.外购时虚构资产。通过外购来虚构无形资产，往往是出于利润舞弊的原因，将虚构的利润固化在无形资产，比其他有形资产更具有隐蔽性。比如，将费用支出包装成购买无形资产，将虚构的收入转移至购买的无形资产等。2.内部开发支出虚构资产。新准则允许将公司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为部分企业“制造”业绩大开方便之门。部分企业虚构开发项目，有意混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任意放大资本化的支出范围，通过资本化来虚构无形资产，可以轻松达到提升当期利润的目的。

无形资产的存在性特征首先要求报表上揭示的无形资产是客观真实的，不是虚构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无形资产价值披露的充分性。按照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我们在报表上看到的“无形资产”和“研发支出”披露的应该是由股东投入、企业外购的无形资产以及已经成功的开发支出。与自创无形资产关系密切的研究支出和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支出全部计入了期间费用。这样的会计处理很可能会导致账外无形资产的形成，因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并不能影响自创无形资产的成功与否。长期以来，重视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就存在多项已开发成功的自创无形资产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问题。因此对无形资产进行质量分析时，应当考虑账内无形资产的真实性、充分性以及账外无形资产存在的可能性。

（二）无形资产根本质量特征——收益性

无形资产收益性强调资产在持有和使用过程中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根据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的定义可知，企业拥有或控制资产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获得经济利益的流入，这种经济利益的流入既可以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增加，也可以表现为现金流量的增加。资产的收益能力越强，资产质量就越高。优质的资产是良好收益的必要条件，而良好收益是高质量资产的外在表现。因此收益性是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表现，也是无形资产的根本质量特征。资产的收益性不仅包括资产的收益能力，还包括资产的收益方式。资产的收益能力可以用统一的货币形式计量，但每种资产获取收益的方式可以互不相同。无形资产的收益实现方式和有形资产不同。对于一项专有技术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先进性和有用性为企业带来超额价值，但必须和企业的有形资产一起来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无形资产本身无法直接为企业创造财富，必须依附于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载体才能表现出其内在的价值。无形资产在企业整体资产的运用中起到胶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它和其他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三）无形资产不可忽视的质量特征——风险性

无形资产的风险性就是指它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收益是伴随而生的，在考察资产收益性的同时还要考察其风险性。虽然有形资产在创造价值期间也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变化的发生频率、变化幅度和把握的难易程度都与无形资产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大的差异。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相比，风险性更大。在评价其质量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质量特征。对于无形资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预测难度大，受主观判断和未来收益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无形资产与其相配套的资产有一定的要求，加上企业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无形资产所面临的环境更是错综复杂、变化万千。所以对无形资产不确定性预测水平的要求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无形资产未来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无形资产的质量，使得收益的实现带有极大风险。因此，在评价无形资产质量时，要对其风险性进行评价。

四、评价无形资产质量的三个维度及方法

（一）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

为什么要对单项无形资产或每一类的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质量评价呢？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即便是会计意义上的几种无形资产，如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在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这三方面的表现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如内部研发的非专利技术很容易被虚构或披露不充分。有实证研究表明（郭敏，2008），在会计上已确认无形资产的几种无形资产中，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等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主营业务利润表现出正的影响，而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使用权类无形资产表现出负的影响。这一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收益性是有差异的。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风险产生的原因不同，风险的大小也不相同。如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新技术的发展更新产生的风险，有的是因为替代品的出现产生的风险，还有的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宏观政策的变动产生的风险。因此在评价企业无形资产质量时首先要注意单项资产或者分类资产在上述三个基本质量特征中表现出来的差异，逐项、逐类进行评价。

在进行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时可以采用会计上的计量方法，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来考察它的存在性。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每一类无形资产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核心利润的价值相关性。用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来评估每一类无形资产的风险大小。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和成果。

（二）无形资产整体质量评价

在实践中经常会看到，两家企业有形资产的规模相差无几，但创造出的价值增值却差别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包括还没有被会计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有必要关注企业无形资产整体对企业的价值贡献，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的质量。

采用CIV（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法来对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价。该方法是由美国伊利诺斯州的NCI研究所提出的一种计量企业无形资产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无形资产是企业运用其有形资产获取超额收益的来源，可以通过对企业超额收益的资本化来计算无形资产的价值。该方法以企业所在行业的有形资产收益率为基础，将企业收益中超出行业平均有形资产收益的那部分视为无形资产所创造的经济利润。该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企业过去三年平均税前收益。

第二步：计算企业连续三年年末有形资产平均值。

第三步：用企业平均税前收益除以平均有形资产得到有形资产回报率（ROA）。

第四步：计算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ROA。

第五步：用行业平均ROA乘以企业平均有形资产，再从税前收益中减去该乘积，得到的结果就是该企业资产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多出来的超额回报值。

第六步：计算三年平均实际所得税率并乘以超额回报，再从超额回报原值中减去这一乘积得到税后超额回报值——即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价值。

第七步：计算第六步结果的净现值。即用其除以合适的贴现率，这样就得到了无形资产创造的超额价值，而这个价值从未出现在资产负债表里。

CIV法是一种测算企业运用其无形资产创造超额价值能力大小的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质量的高低，创造超额价值越大的企业，其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较高。如果超额价值较小甚至是负数则其无形资产的质量较低。

（三）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组合的资产组的质量评价

前面在论述无形资产的收益性质量特征时曾经指出无形资产必须和其他有形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可以把企业的资产总体看成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组合在一起的资产组，评价这一资产组质量的高低。

对于由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组成的企业资产组的质量评价，可以借用托宾Q值的大小来判断。托宾Q值的大小常被用来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成长性。托宾Q值越大，上市公司的业绩越好，成长潜力就越大。托宾Q值等于上市公司资本的市场价值与总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比值，资本的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市值和债务资本市场价值，债务资本市场价值不容易取得时也可以用账面价值取代。总资产的重置成本是指今天要用多少钱才能买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即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当托宾Q值大于1时，说明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市场价值高于其重置成本，托宾Q值越大，说明其资产组的市场价值越高，资产组的质量也就越高。

五、结论与不足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无形资产对企业的价值贡献越来越大。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共同决定着其创造超额收益能力的大小。无形资产的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三个基本质量特征既有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基于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试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无形资产的质量进行评价。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尚未对广义无形资产范围内的无形资产种类进行全面研究，对无形资产的风险性评价有待进一步深入和量化。上述评价方法能否有效地评价无形资产的质量，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证实。

参考文献

［1］ 干胜道，王生兵.试论企业资产质量优化与评价［J］.四川大学学报，2000（5）.

［2］ 张新民.财务报表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钱爱民，张新民.经营性资产：概念界定与质量评价［J］.会计研究，2009（8）.

［4］ 李嘉明，李松敏.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5（4）.

［5］ 巴鲁·列弗.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2

【论文摘要】企业创新发展的风险及其管理是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能否成功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该文首先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风险的概念及特征、企业创新风险的概念及时代特点，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企业创新发展风险的来源，研究了新经济时代加强企业创新风险管理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由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变革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已悄然进人了一个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时代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风险损益特征的时代，我们在分享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更多更集中且破坏性更强的风险。特别是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各种过去未曾出现过的风险更会超出预期而发生，若不能有效地对这些风险加以控制和化解，将会导致企业创新的失败。因此，客观地、积极地认识企业创新风险，正确对待并有效地加强企业创新风险的管理，是企业创新发展能否成功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风险与企业创新风险

(一)风险的概念及特征。风险的概念是对发生不利事件现象的本质概括。分析已有的风险概念，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共同认可、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管理学角度看，所谓风险，是指发生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各种可能情况的总和。一般认为，风险有两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负面性，即发生的是不利事件和损失；二是不利事件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或概率的大小。

风险的特征是风险本质的外在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风险是一种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的现实，只要发生风险的客观因素存在，风险就将存在，因而风险是无法回避及消除的。人们通常所说的回避风险、消除风险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改变或消除所从事的活动，既然活动对象改变了，风险自然就不同；二是指将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种种经济的、技术的手段转移和扩散。2．普遍性。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实质而论都是一种利益活动，而人类的一切利益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不确定性，因此，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只不过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及不同的利益载体上表现的形式、作用的强度及存在的意义不同而已。3．不确定性。风险是各种内在的、外在的主观、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并通过市场交易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主观、客观因素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它们偶然地组合在一起作用于风险，又形成了风险的不确定的势态2。4．可能性。风险是一种可能或未来的风险，即风险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结果只有在完成了一个不确定的经济活动之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风险。5．可变性。风险是相对的、变化的，相对不同的对象，风险就不相同；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风险也会发生变化。6．可测性。尽管风险是一种未来的风险，但并不等于人们对未来的风险一无所知。人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统计资料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所要从事的经济活动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判断、估计、衡量，从而作出相应的预测，尤其是静态的风险完全可以事先通过概率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预测。7．双重性。由于存在风险反感，风险必须以收益为代价，即风险伴随着收益。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带来的风险只会产生损失，而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则是和潜在的收益共生的，它们成正比例地相互交换。因此，企业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相互协调，以期在一定的风险下使收益达到较高的水平，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使风险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二)企业创新风险的概念及特征。企业创新风险是指企业对外部环境因素估计不足或无法适应，或对创新过程难以有效控制而造成创新活动失败的可能性。这里的“失败”，是指创新活动终止或撤销；创新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的创新活动失败。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和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也使企业赖以发展的环境恶化，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将与已存在的和潜在的风险共存共生。企业创新风险在新经济时代表现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风险损失与创新程度成正比。与以往时代相比，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发展采用的技术更先进，知识转移和利用的速度更快，知识密集程度更高，因而具有投资大、思想观念新、系统性强、技术难度大、结构和管理复杂、不确定性大、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同时存在等特点。一旦风险事故发生，损失巨大，后果往往不堪设想。2．企业经营管理的脆弱性增加。从创新管理角度看，知识管理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预估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企业管理组织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员工的流动性增强，员工在企业中也不再是永久的组成部分，角色更加灵活。任何一个层面、一个环节失灵或者职工行为异化，给企业带来的打击和损失都是致命的。3．知识和技术的共享提高了风险率。知识的全员共享和技术的广泛使用，使风险事故发生的随机性、连锁性、扩散性增加。如：随着信息网络引入企业经营管理，频繁而严重的网络经济犯罪令企业防不胜防，信息系统失灵、信息不完备也日益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4．潜在风险增大。新经济时代，许多企业被高收益所吸引，而对随之而来的风险，尤其是潜在风险认识不足。如果企业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创新思路不对或采用技术不适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往往是长期的、深远的，而且这种过程是缓慢的、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5．风险事故影响的空间大、时间长、波及面广。知识的传播和信息资源的利用具有鲜明的连贯性。因而，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的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就会沿着企业知识链和信息网络影响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百亿美元的企业兼并案逐年增多，许多大型国际级企业纷纷倒闭，就是新经济时代风险事故影响深远的端倪。

二、企业创新风险的来源

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风险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风险的主要来源也因多变的内外环境而不断更迭。一般而言，企业创新风险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风险。在新经济时代，创新成为企业谋求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必要手段，因而如何创新成为企业界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受新经济时代各种多变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对创新的认识和基于这些认识的创新观念会千差万别。有些观念本身就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如：认为企业拥有全面的资源准备后才能创新；创新开展的前提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企业创意的产生依赖于无约束的自由遐想；企业创意的产生无法以技术形式加以指导；复杂大型集权化企业组织比简单小型分权化企业组织更易创新；企业创新必须从能够影响企业全局的大处做起；创新可以通过企业制订汁划方式进行；技术进步是创新成功的最终驱动力量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是导致创新风险产生的最直接来源。

(二)制度风险。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的制度风险主要是知识产权的归属和领导者更替所引起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所引起的制度风险主要是指创新成果私有和公开两矛盾导致的风险。新经济时代，不论对于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创新成果私有和公开的两矛盾都难以克服，因而对企业创新过程和结果形成利、弊对立的效果，这就需要一种宏观和微观上的有效体制在公开和私有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既能保持足够的私有性、保证创新成果对企业的吸引力，又具备充分的公开性帮助或促进企业顺利完成创新过程。企业领导者更替带来的制度风险表现为企业领导人更替的频繁性和突变性，使许多企业来不及完成新老领导者之间的融洽、完全交接，从而使企业在发展和创新思路及体制上不能延续，带来极大的风险。

(三)技术风险。在新经济时代，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技术上成功的不确定性、技术前景的不确定性、产品生产和售后服务的不确定性、技术效果的不确定性、技术寿命的不确定性等带来的风险。

(四)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新产品市场的潜在性引起的。由于创新产品对顾客来说是陌生的，因而企业对产品的市场接受能力、市场接受时间、市场扩散速度、市场竞争能力等在事先都难以确定。

(五)管理风险。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它主要包括：意识风险，即企业领导者因为创新意识不强而带来的风险；决策风险，即由于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组织风险，即由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强调以技术创新为主，忽视组织上的及时调配，这样就会造成企业规模高速膨胀与组织结构落后的矛盾，从而成为企业创新风险的根源。

(六)资金融通和资金供应时滞风险。资金融通风险，是指企业在实际创新过程中，融入资金可能到期无法归还，融出资金可能无法回收，从而造成资金损失；资金供应时滞风险，是指当企业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或创新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后，对资金的需求会迅速增加，这时资金若不能适时供应可能会导致创新失败；或者创新项目和产品在新经济时代的寿命周期变短。环境和市场变化快，获得资金支持的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从而容易发生在创新过程中某一时段、某一环节不能及时获得资金而失去时机被竞争对手赶超而造成创新失败。

(七)其他风险。除上述风险因素外，社会经济、国际形势、政}台、法律、政策等条件变化也会给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风险。

三、加强企业创新风险的管理

风险管理旨在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各经济单位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并以此为基础优化组合各种风险管理技术，对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和妥善处理风险损失所致的后果，期望达到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的目标。笔者认为，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风险的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在目前已有的企业创新风险案例的研究中，无不把企业风险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监管部门疏于监管列为企业创新失败的体制根源。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应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积极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从而使企业的创新发展在制度上有一个根本保证。1．企业总部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确定风险管理总框架。目前，大多数企业往往是财务风险由财务部门负责，市场风险由销售部门负责，技术风险由技术部门负责，没有一个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管理企业总体的风险。企业应由最高层次决策者组建总部级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与企业整体管理政策和创新发展战略相配合的总的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原则。2．明确有关业务部门在风险管理体制中的分工。根据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确定的风险管理总构架的政策、程序和原则，企业可以建立相对独立、互相配合的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也可以赋予现有企业各业务部门风险管理的职能。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应由企业规模、管理成本等多种因素而定，但各部门都必须各自向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特别是企业风险管理监察部门应在职能上绝对独立。3．建立风险管理的业绩评价和报告制度。业绩评价主要是通过监测估量已发生的风险管理项目，判断它们是否增加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增加可以有增加收入，减少经营和创新成本，以合理的支出规避、减少或转移风险等三种形式。良好的业绩评价制度，必须配以良好的报告制度，保证企业上下各层次信息畅通，以便将经营状况、创新项目进展和企业风险状况及时、准确地汇报到企业高层决策者。4．健全风险管理体制内部监控机制的四项重要制度。(1)权限制度。企业对风险管理手段的应用应为不同的限额所控制，任何部门及员工未经授权不可任意为之。(2)经营、创新等与风险监控职能相互独立制度。同一名员工不能同时从事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工作，如负责销售的员工又同时记账，从事新产品开发的员工又同时负责原料采购等；从事风险监控的员工不能从事监控对象方面的业务。(3)换岗制度。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要定期调整风险管理业务部门主管和业务人员的工作，形成灵活的换岗制度。(4)违章处罚制度。所有未经授权或越权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都属于违章，违章事件一旦发生，风险管理委员会应立即进行审查，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罚，以增强风险意识和责任感。

(二)加强风险论证工作

因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去正视和对待，才能“防患于未然”。在经营决策和创新决策实际工作中，既要强调可行、有利的一面，也要重视不可行、不利的一面，同时还要牢固树立“风险和权利对称”观念，结合本企业实际，加强风险论证工作。1．根据权利与风险对称的原则，逐步建立决策责任制。所谓权利与风险对称，就是权利使用主体为自己行使权利的不良后果承担相应的风险(包括经济责任)。权利越大，责任越大。根据权利与风险对称的原则，制定企业创新“决策责任制”，旨在建立一种对决策者加强约束的机制，以防范风险并避免风险造成的损失。建立了创新“决策责任制”，由于非客观因素引起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2．把风险论证纳入决策程序和考评制度。加强风险论证必须要有制度保证。在工作制度及工作业绩考核中，要把风险论证作为决策程序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要步骤，作为评价某项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项决策研究报告只有有利条件的论证，而无不利条件的论证，或对不利条件的论证不深透、论据不足，则不能算作一个好的研究成果。反之，能对项目成立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进行充分论证，对其中的不可靠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就应得到重视，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3．规定风险论证的内容。在风险论证中，要明确规定论证的内容，即首先要明确项目成功的各种必要条件，然后对每个必要条件进行可靠程度和落实程度的论证研究。如产品创新的风险论证，应当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先进性、技术的适用性、价格水平高低和市场竞争力、生产能力和工艺水平、市场营销渠道拓展、基础设施和系统配套、费用和承受能力等。这些条件中只要有一项不具备，都可能会带来风险、造成损失。

(三)引入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是以新技术和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研究、开发、生产、经营技术密集型新产品或新型服务为手段，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标的投资。风险资本通过培植企业创新活动，促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从而加速并推动了新经济的形成。风险投资本身也是重要的知识产业之一，它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从新经济角度看，风险投资实质上是有关风险型创新的信息、知识和理念的载体，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实质上也是一个创新信息、知识和理念的互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凭借各自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创新企业获得必需的资金，风险投资者获得资本增值。因此，引入风险投资机制，通过发挥风险投资的内在功能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是一种必然选择。

(四)加强创新管理。1．增强企业领导者的创新意识。世界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家的创新意识是企业创新发展规避风险的有效保证。首先，企业要把创新作为自己长期的战略目标，把加强创新视为企业的永恒主题。其次，通过成立创新领导小组，以企业总经理为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对企业胄勺创新战略进行筹划、决策，这样可以保证企业的创新思想得以有效的传播，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再次，企业领导者要善于运用组合创新策略，充分发挥企业各方面的潜力，减少创新风险。2．加强规范化的管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就必须建立一套管理规范来规范企业的组织结构、各部门的职责、奖惩升迁、每位员工的权限等，使企业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飞跃，避免企业因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混乱。要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应实行整体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使企业的生产、开发、营销、组织、管理等业务科学化、规范化；要严格执行企业的管理制度，实现“例内行事”(不必请示)和“例外行事”(必须请示)，使常规工作效率化、重大工作慎重化，同时应制定合理的集权与分权，形成有效的权责制度。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被人们称为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次革命”，它包括经营理念、模范人物、仪式和礼节、文化网络四个方面的内容。经营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是企业全体员工人生观、价值观与企业发展战略完美结合的体现。企业通过模范人物的塑造，结合企业的各种仪式和礼节，并利用文化网络的传播，将企业的经营理念深入到企业的每一个员工的思想中，以指导员工的日常创新行为，最终形成一股凝聚力，把所有员工紧密团结在企业的周围，使员工能够自觉地在各项创新活动中自由发挥。3．构建合理的企业组织。企业组织应当与企业的规模、发展战略和企业的长期经营目标相适应。创新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快速的规模膨胀，这就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具备充分的柔性、敏感性和适应性，以适应企业快速增长的需要，减少相应的风险。创新型企业必须突出创新这一基本特征，建立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的产品制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产品部是核心，而各职能部门则演变为辅助部门，为产品创新提供知识和技能支持。这种组织形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人员集中和组织的扁平化，为企业并行性工作方式的实现提供了保证。4．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理智化。应提倡群体决策。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要突破原有以领导者为核心的企业决策模式，通过共同目标的建立和广泛授权，建立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群体决策模式，这样可以避免仅凭个人的主观愿望及经验进行重大问题的决策，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同时还要善于将先进的决策方法运用到企业日常的决策中。新经济时代企业员工素质较高，为群体决策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应建立企业创新信息服务中心。及时有效的信息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企业可寻求建立一个创新信息服务中心，突破企业原有的信息收集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依靠互联网络、数据库、知识库及模型库等现代化的工具，为企业的创新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5．建立高效的项目管理机制。新技术开发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企业要想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只有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提高自己对技术创新的适应能力，做好技术储备。这要求企业要加强项目管理，促进从项目的立项、开发、中试到生产等环节管理的科学化，建立高效的项目管理机制，减少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增加技术创新成功率。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3

国外社会创业研究发展动向分析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中国学者未来社会创业研究思路

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开始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但相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短，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落后于国外。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有关文献搜集，社会创业类文章仅仅发现20多篇，社会企业类文章仅仅400多篇。尽管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达20篇，但大部分都是理论比较和案例研究，严格意义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尽管中国现有一些研究文献（例如，焦豪等，2008；谢宏儒，2009；孙艺卓，2010；王皓白，2010；严中华，2008，2009，2010，2011）对未来“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框架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最值得借鉴的是盛南(2009)的博士论文《“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视角》，该文在梳理总结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社会化变革的过程为整体视角，以社会嵌入理论与结构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企业的社会创业现象进行深度解读、系统剖析和实证分析，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挖掘企业社会创业的核心内涵，开发“社会创业导向”的概念构思；二是探索“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和使能动力，明确“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机制；三是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构建“社会创业导向”的效能机制。盛南的研究结果显示：①“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②“社会创业导向”的触发动力包括持续增长、联盟发展和社会承诺三类；③个体认同导向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创业导向”的形成，而关系认同导向和集体认同导向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创业导向”触发作用；④“社会创业导向”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而且能够通过企业社会绩效的中介效应对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盛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主要研究结论也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仍有许多局限性：首先是研究样本的质量有待提升，该文绝大部分的采样是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园区工作的熟人介绍下完成的，样本的随机性水平较低，对样本企业的规模、行业等因素也没有做出更加精细的要求；其次是成组问卷调研的情况不够理想，由于本研究的几个关键构思都是组织水平的变量，而数据的搜集只是在员工个体水平进行，因此在两个定量研究中均采取了成组问卷调研的方法，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只完成了3份或4份员工问卷；再次，本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导向”由社会引领、互惠协同和资源拓展三个两两相关的维度构成，这与国外现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结论不一致；最后，本研究探讨的是营利企业的“社会创业导向”等问题，其结果能否推广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社会创业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对“社会创业导向”及其法则网络理论框架的研究更是如此，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认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1.“社会创业导向”构念的开发与验证研究：包括“社会创业导向”内在维度和测量工具的构建及其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社会创业导向”是一个新的构念，需要揭示社会创业的内在本质属性以及借鉴商业创业导向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才能得以有效构成。具体涉及到社会创业本质特征与商业创业本质特征差异的理论研究；“社会创业导向”操作化定义及其与商业创业导向操作化定义相区别的理论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内在维度及其与商业创业导向维度（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自主性等）相区别的理论研究；“社会创业导向”是单维度构念还是多维度构念以及各维度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证分析；“社会创业导向”在中国情境下针对不同实施主体测量工具的选择、修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同主体（非营利组织、企业）在不同的社会创业阶段（初期和稳定阶段）等“社会创业导向”差异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最终形成一个科学、严谨具有普遍借鉴价值的“社会创业导向”构念。2.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研究：包括“社会创业导向”的前置因素和结果变量的理论研究。涉及到“社会创业导向”前置因素（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义、类型及其与商业创业前置因素（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定义、类型的区别，及其对“社会创业导向”和各维度影响的理论分析；“社会创业导向”结果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义、类型及其与商业创业结果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义、类型的区别，以及“社会创业导向”和各维度对其后果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的理论分析；“社会创业导向”与市场导向在同一前因后项形成框架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及涉及不同主体，在社会创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地区文化背景下，上述各种研究结果差异性的理论分析；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科学、严谨、结构合理的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的理论框架及其一系列假设。3.统一的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及其系列假设在中国的实证分析：包括相关变量的定义及其操作化定义（包括题项和量表）的中国化研究、“社会创业导向”及其与前因后项之间关系的相关假设或命题的中国实证分析、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开展社会创业实践的问题及其政策与对策建议。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4

[关键词] 自我效能感；创业；创业自我效能感；潜在创业者

[中图分类号] D6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3?0032?04

创业自我效能（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是在班杜拉（Bandura）自我效能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创业这一特定领域后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伴随着创业研究者把创业研究的焦点从创业特质理论逐渐转移到创业认知理论的过程中而日益受到重视。先前的创业特质论研究期望通过考察创业者人格、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区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特质差别[1]，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对创业者的解释力和对创业行为的预测力都比较低。因而，创业研究者希望通过借助认知研究[2]和社会认知理论[3]来解释和预测创业行为。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与创业者关系比较密切的认知因素，逐渐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动机和行为产生[4]。创业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社会活动方式。它的成功进展与创业者对自身能力、技能的感知程度和自信程度息息相关。因而，创业研究者把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活动结合起来，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并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创业动机、创业意向、创业决策、创业绩效等[5]。

一、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理论和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三元交互决定论以环境和人的认知及其行为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来考察个体内在认知发展与外在行为表现。在认知和行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互动的环境因素和认知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作为心理预期或信念，在这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定义

自我效能感概念是美国心理学专家Bandura在1977年首次提出的，并被定义为个体在面对特殊情景下，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开展行动方案的判断与信念，它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对自身实现目标或完成特定任务的主观感受和自信程度，而不是个体所拥有的能力和技能本身[6]。Stajkovic和Luthans（1998）进一步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程度，这种自信使自己能在特定环境下调动必要的资源，从而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

（二）测量

根据班杜拉的界定，自我效能感是特定情境下个体对自己能否利用掌握的技能完成相应任务的自信程度。也就是说，对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要针对特定领域和特定任务展开。基于此，班杜拉认为要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问题，首先要明确任务领域和该领域所包含的特定任务，然后采用微观层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二、创业自我效能感

由于创业特质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基于认知观的创业研究得到了创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Krueger指出：探究隐藏在创业者认知结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动背后的信念因素是掌握创业研究的内涵的

关键。自我效能感，这一重要的认知因素，是揭开创业活动中深层次信念因素的重要概念[7]。自我效能感与创业领域相结合形成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在解释和预测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创业行为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

自我效能感和创业领域相结合，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能够成功地扮演创业者角色和完成相应创业任务的自信强度（Scherer，1989 ）。Chen、Greene等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创业领域能最好地解释和预测创业行为。Luthans和Ibrayeva（2006）认为创业效能感是创业者的一种内在的信念，也就是指创业者对其拥有能力能够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心。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创业自我效能应在参照自我效能感的定义的基础上再结合创业活动的具体特点来界定，它是个体对自己从事创业活动的自信程度。

（二）维度及测量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自我效能感研究的领域特殊性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结构进行了探究并开发出了不同的测量工具。

Chen、Greene等首先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结构和维度，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和创业者间的研究，开发出了一个包含22个项目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测量量表。该量表包括市场、创新、管理、风险承担和财务控制五个维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0.92。

De Noble、Jung 和Ehrlich认为Chen、Greene等开发的量表不能有效地区分出管理者和创业者，于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侧重于一般管理技能的创业效能感评价量表，该量表包括35个项目和风险承担、产品创新性、机会识别、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创新环境六个维度，六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4～0.94之间[8]。

Jill等人（2005）针对创业任务的不同提出了包含机会识别效能感、关系效能感、风险感知效能感和管理效能感四个维度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结构。

Forbes在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主张把Chen、Greene等提出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五个维度缩减成营销效能感、管理效能感、冒险能力效能感和财务能力效能感四个维度[9]。

Kolvereid等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时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提出机会识别、投资关联性、冒险、经营管理四个维度来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10]。

Barbosa、Gerhardt等在对初创企业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要从投资者关系效能、企业管理效能、不确定性容忍效能、机会感知效能等四个维度来测量处于创业初始阶段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11]。

丁明磊在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时，修订了De Noble、Jung和Ehrlich等地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并把原来的六个维度缩减为创业管理、创业领导和创业坚持三个维度[12]。

汤明依据Lucas与Cooper（2005）开发的量表在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时，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包括创新效能、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关系协调和组织承诺五个维度[13]。

（三）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的创业者特征和动态的创业过程两个方面上。对静态的创业者特征上主要是通过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上的差异性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动态的研究主要针对“初创业过程的三个子阶段：概念期、酝酿期和初创阶段（婴儿期）”和创业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创业前和创业后来区分创业过程。在创业概念期和酝酿期，也就是创业前，创业者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机会的识别或资源的盘点，资源与机会的整合，并充分开发利用内部资源或合理利用外部环境以保证创业的顺利进展。因而在此阶段，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创业意向、机会识别的关系展开的。在创业的婴儿期（创业的初创阶段）以及以后的发展中，主要考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决策、创业绩效等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作用上。

1. 静态研究

在静态研究上，研究者通过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上的差异性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并得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行为的产生具有预测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可。Boyd等（1994）指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预测创业行动可能性；Kruger等也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潜在创业者走上创业道路的必要条件。Chen等运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对在校MBA学生、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单变量方差分析后发现有创业意向的在校生在营销、管理、财务控制三个维度上与没有创业意向的在校生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后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预测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与创业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Markman等通过考察专利持有者的创业自我效能状况，也证实了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水平显著高于非创业者[14，15]。

2. 动态研究

在动态的研究方面，创业研究者在创业前的准备阶段（概念期和酝酿期）主要是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1）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

De Noble等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和创业准备呈显著正相关[8]。汤明经过实证研究证明，成就动机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13]。曹坤峰从成就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动机的关系研究中，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创业动机，并在成就动机和创业动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2）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

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人对成功实施创业的感知，是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前导变量。Zhao等后续的跟踪研究证实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积极作用。采用自己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测量量表，间隔两年对同一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促进影响，另外，有些学者证实创业自我效能相关变量可能对创业意向有正面作用[16]，同时有一些研究者并未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正相关。如Kolvereid等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对挪威的同一批新创企业的创业者进行对比调查，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却没能证实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显著影响。对此，他们给出了两点解释：① 可能是采用的自编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存在不足。② 也许是研究所选被试仅局限在挪威，造成被试的高度同质性。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考察了社会文化差异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关系的影响。如，Jung等（2001）运用De Noble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对美国、韩国的在校大学生及企业经理两组样本进行了对比研究。除了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感整体与创业意向显著正相关之外，他们还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样本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集体主义社会的韩国样本。

在创业的初创阶段和以后的发展阶段中，创业研究者主要考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决策、创业绩效等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作用上。

（3）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绩效

Chandler等（1994）最先通过研究150位创业者的创业情况，得出了创业效能感在创业者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缓冲作用，具体表现为创业者对商业机会识别能力的效能感与创业绩效间呈显著正相关。何斌在创业策略、创业认知与绩效关系研究中[17]，通过对60余家企业的276名员工进行研究后得出：创业策略确实能够影响到公司集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策略对创业绩效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创业策略是通过创业效能感影响创业绩效的，创业行为的完成需要借助员工对创业的感知。Forbes采用Chen等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考察了95家企业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与企业整体绩效的关系，证实了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企业整体绩效的积极促进作用。叶建国（2006）解释创业效能感与创业绩效间的关系时，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过程机制，证实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创业绩效的良好预测作用。Hmieleski和Corbett通过159个新创企业研究来探究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的关系时，得出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对于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18]。

（4）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决策

Krueger指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创业决策知觉和态度会产生影响。Zhao等指出个体的风险倾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成正相关，个体的风险倾向越高，自我效能感水平也就越高，该个体创业的概率就越高[19]。马昆姝、胡培在探讨文化对创业认知决策的影响时[20]，运用Zhao等人所使用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决策的正向影响作用。也就说，创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越可能采取创业决策。

三、简要的评论

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的提出，拓展了创业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创业理论的框架。传统的创业心理学理论从创业者个体特征出发，通过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人格特性、创业特点、创业类型和创业选择过程等方面的差异来考察个体创业选择的可能性。这严重制约和限定了创业领域研究的发展。把自我效能感这一重要认知概念引入创业领域则扩大了创业心理学研究范围，使创业研究者在关注环境、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基础上，深度剖析创业者内在的认知结构、动机、意向等背后的信念因素，从而更有效地解释和预测创业行为。另一方面，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为政府创业政策和教育部门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新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在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鼓励全民投身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对创业者内在创业信念因素的研究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创业政策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为创业教育者提供新的创业心理辅导技巧。

为了更好地促进创业研究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的发展，我们认为后续的研究应该把关注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加强创业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的中国化研究；② 注重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前导因素进行研究；③ 关注对潜在创业者的研究；④ 侧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动态研究和现场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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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5

[关键词]创业者；创业倾向；创业倾向维度；创业倾向组合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9-0055-02

创业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注入活力，因此，对创业活动和创业者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兴趣。

一般来说，创业者具有独特的价值、态度及需求驱使他们创业。甄别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工具之一是利用个体所拥有创业个性倾向，例如成就需要、自主需要、控制信念、决策、创造的欲望和自信心等，作为评判创业者的标准。

1创业倾向的概念

对创业倾向的研究最初是源于对企业家的研究。“企业家”（Entrepreneur），是指现存企业中的负责经营决策的领导者和新企业的创建者。创业倾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是指创业者具有的个性特质。一般来说，创业者在这些特质维度上具有显著倾向，以此与非创业者相区别。创业倾向并不是对创业者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创业者行为、态度、能力以及心理特征的综合测量，反映了创业者不同于非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和行为态度，反映出创业者所具有的创业意识深度和创新倾向程度。

2创业倾向维度

2.1内外控倾向（Internal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内外控倾向源于Rotter（1954）的研究，他认为，个人对事件结果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结果是在自身控制和理解之内的，另外一种看法是认为结果是在其控制和理解之外的。

由此，在内外控倾向这一维度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内控和外控。所谓“内控”，即是指“内控者”认为自己是本身命运的主宰，可以自我掌控命运；相信能通过自身的能力、努力或技巧对结果产生影响。与之相对应的是“外控者”，外控者认为自己被命运所摆布，命运受到外力的控制，事件的结果是个人自身无法决定或影响的。

利用Rotter开发的I-E量表（内控与外控量表）进行组织和管理研究，结果发现创业者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内控倾向。这是由于在创建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创业者及时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并对自身能力有充分的把握，这对创业者正确决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创业潜质的人往往更有可能是具备内控倾向的人。

创业者的定义是对自身负责，因为对创建新企业的决策来说，影响结果的能力和风险认知都很重要。毫无疑问，“内控”是创业者研究中最重要的心理特质之一。在概念上，“内控”倾向增加了创业者采取行动实施其计划的可能性。

2.2创新（Innovativeness）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业者的角色就像是发生转变的催化剂，他认为创业者是有创意并采取切实行动的人，他们不仅能够发现新的机会，还能够实现机会。将创业者的角色定义为创新者，表明创业者能采取或实施各种竞争战略来完成整个创业过程，如：引入新产品、引进新服务、使用新技术或新工艺、开辟新市场或新渠道、寻找新的原料供应，甚至发现开拓新行业或者重组整个行业。

创业者（特别是成功促使企业成长的创业者）比非创业者更富有创新精神。在国外的研究证实，就算是创业学专业的学生也比管理类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新性。以美国为例，企业创建者在创新维度上的得分都明显高于非企业创建者，而且创业者在创新维度上的得分也高于企业的一般管理者。

由此可见，创新是诱使创业者创建企业的主要动因之一。创新的机会和先进的新技术是进行创业的契机。

2.3风险倾向（Risk Taking）

创业显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整个创业过程也就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财务风险和心理风险。

经验研究认为创业者是风险的接受者，认为企业的创建者比非创建者在接受风险的倾向上得分要高，但同时也发现了创业者对极端风险的谨慎判断。因此，在风险倾向这一维度上，学者普遍认同创业者是适度风险的接受者。

但是，有些学者的研究却不认为接受风险是创业者的个性。他们认为从风险倾向上很难将创业者与其他人明显的区分开来；认为风险倾向这一维度无法将创业者与企业的职业管理者加以区别，认为接受风险的倾向是两者共同的个性特征。

在风险倾向上也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概括起来，对风险倾向的争议在于两点：一是接受风险的倾向并非是创业者所特有的，二是创业者很有可能不是倾向于接受风险，而仅仅是适度风险的接受者。

2.4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

成就动机又称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是指个体希望表现较杰出，以追求进步与完美的欲望，是个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值的工作，去从事、完成，并希望达到完美地步的一种内在推动力。

高成就动机的人有成功的强烈愿望，总是为自己设置挑战性的目标和标准，他们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就，努力不断改善绩效。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了创业者比其他人有更高的成就需要。

与风险倾向一样，这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维度。一方面，有研究证明创业者的成就动机较一般人要高；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成就动机维度也很难将创业者与职业管理者加以区分，也认为该维度是两者共同的个性特征。的确，很多非创业者，如研发人员、设计人员、创作人员，甚至从政者，其个性中都具备相当程度的成就动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议确实很大。

但是，尽管存在争议，创业者具有高成就动机还是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对创业者和其他群体在成就动机的比较研究高相关性也支持这一论点：高相关性的结果表明了创业者的出现和成就动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除了以上四个维度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一些维度，如先行性（Proactive）、自主性（Autonomy）、竞争积极性（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等。由于其他一些维度或者在含义上与前文阐述的四个维度有重叠，如自主性和内控倾向，先行性和创新；或者这些维度对创业倾向的解释度不够，如竞争积极性。本文仅就这四个维度进行了初步探讨。

3创业倾向组合

总的来说，创业倾向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单个的创业倾向维度并不能说明是否具备了创业倾向，因此需要对创业倾向的各个子维度进行组合，需要考量创业倾向各个子维度上的综合得分。

所谓创业倾向组合，是指必须同时具备多个创业倾向的子维度，这样才表示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创业倾向。所以，创业倾向组合不仅仅是对单个创业倾向子维度取并集进行简单的加总，而是对创业倾向下各个子维度上取交集的一个过程。如果在创业倾向的几个子维度上同时具有较高的分值，就可以认为具备较高的创业倾向。这类似于数学的乘法，即是说，创业倾向上各个子维度得分只有进行相乘才能说明创业倾向的真实程度，如果只是简单的相加并不能说明创业倾向的程度。

4未来的研究方向及意义

创业倾向对创业者特质或特定行为有一定概括，将这种特质看做是与生俱来的，是个性中的先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业者和创业行为进行了解释。

同时，有一些学者对单纯使用创业倾向来解释创业活动进行了批评，认为将创业者视作恒定不变，缺乏权变的动态性，研究结果也没有对产生创业活动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而且认为创业倾向强调创业者是具有某些特征的个体，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和学习教育的作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由此看出，对创业倾向的研究还不完善，尤其是在研究样本的选取上疑问较多，理论分析也表现薄弱。如何联系其他研究主题，如外部环境研究、创业企业绩效研究、创业区域比较研究等进行交叉研究，如何更好地对创业倾向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入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就中国的整个创业研究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次和理论层次的探索性研究。就见诸期刊的论文来说，我国以创业倾向作为研究主体进行研究还较少，更遑论对创业倾向进行实证研究。因此，亟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创业倾向进行理论探讨，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实证检验，构建中国的创业理论体系。

目前，国外学者经对创业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目前的转型发展阶段使中国创业者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创业者的特殊性。针对中国背景下的这种特殊性，对创业者及其创业倾向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该研究能为我国制定创业政策提供决策基础，能为我国开展创业教育奠定理论基石，还有利于建设促进创业活动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营造培养创业倾向的区域文化，有利于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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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自如，黄教文.台湾中小企业创业决策关键因素[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6

[关键词]财务风险；决策树；蒙特卡罗模拟

1 相关研究

2 理论与方法介绍

财务风险，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风险要素的存在，使得企业资金及其运动呈现出不确定性，最终可能导致企业未来的财务收益与人们预期收益产生重大差异的一种财务活动[4]。财务活动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并与之水乳交融，它是企业筹资、投资、供产销经营环节上的资金使用与收回以及财务成果的实现与分配等一系列活动的有机统一，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都可能存在风险。所以对财务风险的研究必须从财务活动的全过程、从资金循环周转运动的全过程和财务的总体观念出发并最终联系到财务损益上来。

决策树（Decision Tree）是在已知各种情况发生概率的基础上，通过构成决策树来求取净现值的期望值大于等于零的概率，评价项目风险，判断其可行性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直观运用概率分析的一种图解法[5]。由于这种决策分支画成图形很像一棵树的枝干，故称决策树。

蒙特卡罗（Monte Carlo）模拟[6]是一种通过设定随机过程，反复生成时间序列，计算参数估计量和统计量，进而研究其分布特征的方法。具体为，当系统中各个单元的可靠性特征量已知，但系统的可靠性过于复杂，难以建立可靠性预计的精确数学模型或模型太复杂而不便应用时，可用随机模拟法近似计算出系统可靠性的预计值；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多，其预计精度也逐渐增高。由于涉及时间序列的反复生成，蒙特卡洛模拟法是以高容量和高速度的计算机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只是在近些年才得到广泛推广。

3 案例分析

武汉圣吉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大学生创业团队所发起组建，拟在武汉市工业园投资成立，是一家从事纪念品开发科技公司。公司产品能够满足各大高校纪念品需要，市场应用前景广泛。目前该产品行业折现率估算为15%（折现率是指将未来有限期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且公司成立初期各股东的投资能准时到位，公司的设备、销售、研发状况均良好，保证公司的业务能正常开展、信誉良好。经过简单的财务分析，投资项目各项评价指标良好，该项目可行。

3.1 财务风险分析

财务风险分析，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社会投资的数额与公司创立项目的收益性之间的关系。当然，由于股本结构中引入社会投资的大小会影响到公司的贷款金额，进而影响到该项目的总投资，因此需要明确在分析中的可变因素到底有哪些。假设股本结构中仅社会投资金额可能发生变化，而其他股东所持股本金额保持不变，而公司贷款金额以总的股本金额（包含社会投资在内）的一定倍数筹集。也就是社会投资发生改变，影响总的股本金额，进而贷款金额和总投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样，即使贷款金额的增大能够保证项目所需资金，但却可能使得公司面临较高财务风险。所以有关社会投资金额与公司创立项目收益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确定公司创立项目的最优贷款比例。在这样的贷款比例下，社会投资商最愿意出资，而且公司整体获益最大。

第二，对该项目数据进行进一步的风险分析。在利用决策树方法得到最适宜贷款比例的前提下，以社会投资、销售量作为随机变量进行项目收益测算，得到项目可行的概率，将能够了解该项目的风险性。

在进行财务风险分析过程中，运用单一财务分析方法，得到每一种方案的现金流量表，选取财务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作为分析指标。其中CI为净现金流入，CO为净现金流出，n代表项目预计使用年限，i0为折现率。

3.2 利用决策树决定公司最佳融资

对公司进行财务风险分析就是对财务报表中不确定的项进行随机取值，计算净现值。在这里主要研究建设投资和销售量的变化情况。贷款的数额与自有资金有关。公司自有资金和贷款的比例对公司的资本结构有影响，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计算出对公司最有利的资本结构，所以需要计算最佳贷款比例。

因为是计算最佳贷款比，所以将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自有资金的变动与社会投资有关，将可能性较高的几种贷款比用决策树罗列出来，再分别进行计算，得出内部收益率最高的那组贷款比，即最佳贷款比。

（1）投资方案决策树

对多种投资方案进行投资决策时，先固定一个数值，在这固定固定资产投资。对多组数据进行验证后得出最可能的三组贷款比例，这三组数据与销售情况组合，画出最终的决策树。 （2）计算最佳方案

第一种方案：社会投资300万元，贷款是自有资金的2倍。得出的大致总投资为2100万元。

（2）当销量中等时，NPV=227.2万元，IRR=18.31%。

（3）当销量为差时，NPV=51.57万元，IRR=16.14%。

（1）当销售量好时，NPV=401.34万元，IRR=19.86%。

（2）当销量中等时，NPV=225.29万元，IRR=17.73%。

（3）当销量为差时，NPV=49.24万元，IRR=15.60%。

（2）当销量中等时，NPV=221.81万元，IRR=17.69%。

（3）当销量为差时，NPV=45.77万元，IRR=15.55%。

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最大内部收益。三种方案的总投资相同，计算年限也相同，在这种条件下，可以看出方案一，即社会投资300万元，贷款是自有资金的2倍的期望净现值和期望内部收益率最大。所以对公司进行财务风险分析最佳的贷款比例是2倍。

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得出的累计净现值大于零的概率远高于零，说明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强，所以圣吉公司创立项目经过财务风险分析是可行的。

4 结 论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7

影子银行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前执行董事保尔•麦卡利（PaulMcCulley）于2007年8月首次提出。由于各国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存在很大差异，影子银行目前没有形成统一定义。较常使用的是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影子银行：范围的界定》的研究报告中给出的定义，即影子银行是“游离于传统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在内的信用中介体系，其期限／流动性转换、有缺陷的信用风险转移及杠杆化等特征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或监管套利风险”。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影子银行与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密不可分，风险内生于影子银行体系，而历史演进的逻辑也佐证了这个观点。美国次贷危机发端于2006年底，然后保尔•麦卡利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演化，影子银行得到了更多关注，并被认为是百年一遇国际金融风暴的关键因素。但影子银行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始于20世纪70年代，远早于次贷危机，其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金融供给，促进金融创新，又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樊晓静等、王晓枫等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与GDP、CP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影子银行在一定规模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闻岳春、肖敬红基于银信合作的视角，从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两个角度对Gennaioli等人的影子银行模型进行拓展，结果表明在市场达到均衡时，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并能有效地分配风险，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刘太琳、董中印的实证分析表明，影子银行过快的规模扩张明显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要正确把握影子银行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需澄清以下四方面的认识：其一，金融机构与影子银行业务。金融机构是影子银行业务的行为主体，后者是前者行为的结果，两者有时很难绝然区分开，但并不是所有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都有风险，直接引发风险的是影子银行业务，故影子银行研究的重点是Banking，但要通过约束和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来控制影子银行的风险。其二，金融创新的双重性。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产业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经济金融需求，金融创新使影子银行规模不断膨胀，影子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创新也存在试错的成本，尤其在创新过度时，可能诱发金融风险，但不能因为会带来风险而停止金融创新的步伐。其三，金融改革与金融风险。金融改革通过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业务，完善了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了金融深化，由于缺乏监管能力和经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业务会演变成影子银行业务，并成为风险隐患。只要风险可控，就不应该阻碍金融改革继续推进的进程。其四，影子银行发展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金融发展程度、监管框架、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导致影子银行的发展阶段、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即风险的不同。一国的影子银行引发了风险，另一国的影子银行却可能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各国监管影子银行的做法和经验只能借鉴，不可照搬。可见，影子银行内涵十分丰富，其业务广泛存在于金融活动中，与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关系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多，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如果不能理清影子银行引致风险的脉络，就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影子银行，就不能引导其发挥弥补传统银行的信用不足，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的功能。

二、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因素

影子银行的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信用扩张、规避监管等功能并非影子银行所独有，这些功能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由此认识影子银行会模糊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界限，会放大影子银行的风险，而影子银行特有的风险一般隐藏在各类金融活动中，不能被轻易捕捉到。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这百年一遇的风险等级和该危机爆发当时的情景和逻辑中去考察，就比较容易认识影子银行风险的本质特征。概括地说，美国次贷危机凸显了影子银行以下三大风险因素。一是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回顾美国次贷危机的全业务流程，首先是银行根据审慎原则发放次级抵押贷款（SM）；为分散流动性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SM按数量、期限、利率和风险特征等分类打包成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MBS），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行将MBS和其他债券组合成信用级别不同的抵押担保债券（CDO）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分别出售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性投资机构（SIVs）等。在这一系列金融创新中，由于前后业务高度的市场关联性，无意中形成了一个金融业务链条。其中每单个环节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发挥了信用强化、分散风险的功能，但从全业务链条来说，却从某种程度上积聚了风险，存在集体的非理性和集体行为的困境，因为后续的金融创新严重割裂了产品本身和基础资产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基于交易模型的金融工程应用，造成市场分割化和市场不透明，使市场参与者很难有效处理信息。这种市场失灵不经矫正会导致金融系统中的资本分配缺乏效率并导致系统性失灵。也就是说，各个环节风险分散的过程，也是风险积聚的过程，风险分散是显性的，而风险积聚是未受注意和未加核实的，哪种效应更大，取决于基础资产的质量和后续创新对基础资产信息掌握的程度。由于该业务链条涉及众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清晰认知和评估其隐藏的风险，理性市场参与者们个人也缺乏监督风险的激励，因此，此类金融创新延伸的业务链条越长、关联度越高、产品越复杂，积聚的风险越大。二是忽视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影子银行比较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监管套利促进了对影子银行的需求。证券化操作带来了影子银行财务状况健康的错觉，其风险性似乎比单笔抵押贷款的风险要小很多，而且2006年底前受低拖欠率形成的高收益诱惑，及对美国投资市场、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去一段时期持续积极、乐观情绪，信用衍生类金融市场规模从2003年到2006年膨胀了15倍，达到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如此狂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链的循环，即刺激了业务链条的源头———次级贷款规模的迅猛扩张。

为了追求盈利，在优质客户稀缺的情况下，美国房贷机构不断放宽放贷标准，将贷款发放给更多信用等级低、收入证明缺失、负担较重的客户；在发行按揭证券化产品时，有意不向投资者披露房主按揭付款能力和零首付情况；评级市场的不透明和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又使得这些高风险资产顺利进入投资市场。这些有毒资产经过系列金融创新和业务链条延伸，加上杠杆率提高，风险积聚功能远远超过风险分散功能，风险被成倍放大，形成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三是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影子银行主要涉及证券、基金、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商业银行却深度参与。商业银行通过三种渠道介入：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通过赎回条款承接风险；在发行CDO、CDS等金融衍生品过程中，银行一方面是优先级证券化产品的买家，另一方面，给投行、基金等市场参与者融资，而且是高杠杆的融资。艾伦•格林斯潘在对比分析美国1987年经济泡沫、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指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关键在于债务杠杆的重要性，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金被深度侵蚀。表面看，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借款户的信用等级远高于次级贷款客户，实质上，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有毒性和高杠杆，贷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该业务的风险极大，而商业银行对此却茫然无知，更没有意识到要去深度评估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多渠道参与交叉业务，打通了风险交叉感染的渠道，次货危机中美国银行业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2008年美国当年宣布破产银行家数达到23家，远超过之前5年的总数。上述三种风险因素中，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带来的风险是影子银行所特有的，是影子银行风险本质的突出表现；如果说影子银行有显著的正面作用，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通过强化全业务链的风险而使其负面作用超过正面作用；由于对全业务链风险的忽视或无知，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使转移出去的风险又重新蔓延回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引致国家整体流动性紧缩，金融风险恶化为金融危机。

三、中美影子银行风险特征

比较由于次贷危机发生时我国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外汇管制严格，美国影子银行业务链向我国延伸碰到了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我国受次货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既然影子银行伴生于次货危机，而我国又与次贷危机较少关联，中美影子银行就有很大的区别。郑智、刘兰香认为，美国影子银行业务是基于资产证券化、回购组合并衍生出丰富的交易工具，而我国影子银行不存在高度发达的证券化产品，充其量只能算是“银行的影子”。陈继勇、甄臻从参与主体、运用的金融工具、信用扩张机制、宏观经济背景、监管框架、风险特征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影子银行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更高，应尽快明确影子银行定义、业务类型及监管要求，防范过度扩张和监管盲区。巴曙松结合影子银行在华尔街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仍在金融监管范围内、不具备明显的高杠杆和大规模期限错配的特征、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应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实施差别化监管。国内学者对我国影子银行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争议较大，从本文研究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三个关键因素看，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其一，金融业务链较短。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是全业务链风险，形成全业务链的桥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和相关金融衍生品，而这些在我国规模都较小，且主要集中在银行的表外业务中。2005年3月我国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受次贷危机影响暂停至2011年继续试点，到2013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只有1054亿元，而且基础资产的行业分布广，通过证券化分散风险的效果好于美国高度集中于房地产的情况，加上金融业务链条短，业务链延伸中的风险积聚效应明显小于风险分散效应。因此，在我国，隐藏在银行表外业务中的全业务链风险较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民间金融极少涉及证券化产品，此类风险更小。其二，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较小。该效应依赖于金融业务链的长短。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除银行的表外业务外，以某类基础资产为主，通过证券化、金融衍生品之后产生旺盛的终端需求，再回过来刺激原始基础资产需求，形成不断膨胀循环过程的金融事件极少发生，故我国影子银行通过正反馈效应积聚的风险较小或没有。其三，交叉业务风险可控。当下银行表外的交叉业务主要包括银信合作、银证合作、表外商业汇票等形式，其中银信合作理财已符合一定的影子银行特征。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银信合作规模2．03万亿，银证合作规模1．78万亿，两项相加约3．81万亿，这些影子银行业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违规风险。近两年来，银监会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监管，比如要求银行将银信合作业务从表外转入表内，未转入表内的按照10．5％比例计算风险资本等，控制了银信合作业务的风险，银证合作等也在严格监管之下。其他两类影子银行机构几乎没有交叉业务。

五、结论与建议

影子银行作为一个舶来品，其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各类金融工具和渠道，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容易引起认识上的混乱。本文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中，梳理出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三个关键因素，并以浙江省为例对照分析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结果表明我国影子银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小。对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避免影子银行概念的泛化倾向，大胆发挥其积极作用。影子银行风险与金融创新业务链条长短密切关联，在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活跃，容易积聚影子银行风险。而在我国当下金融体系不完善、直接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中小微企业领域金融抑制现象严重的环境下，应排除争议，鼓励具有创新内生冲动的影子银行发展，发挥其拓宽融资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分散金融风险的正面作用。第二、继续强化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发展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根据上述分析，银行表外业务存在较大风险隐患，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包括金融创新要适度，对同一类基础资产的创新业务链条不易过长；加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对交叉业务的监管协调；加强信息披露，及时揭示隐藏在金融创新中的风险等。第三、加大金融市场化改革力度，促进非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我国在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还存在一些金融服务空白，需要发展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VC／PE等机构来填补。这些机构由于监管不到位客观上有风险，但与影子银行典型特征相去甚远。要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步伐，发挥这些机构弥补银行信用不足、优化股权债权结构的功能。对民间金融，要总结温州经验，通过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信息服务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业态实现民间融资阳光化，发挥草根金融在普惠金融中的积极作用。第四、防范“中国式”金融系统性风险。从典型的美国影子银行运作标准判断，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风险较小，但并不意味我国金融业不会发生风险。在经济下行和结构性转型压力下，经济金融领域有越来越多的风险开始暴露，最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是房地产。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的宏观调控，加强影子银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分析和评估，更加关注细节，尽早采取审慎的政策举措防范风险。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8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成本；关系

[DOI]10.13939/ki.zgsc.2016.24.186

1 引 言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创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突出。现今世界的经济已由“管理型经济”转变为“创业型经济”。[1]创新是创业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创新的动因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环境下，企业家精神尤为珍贵。

经济学领域中的成本指的是一定的经济主体为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所耗费的价值。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少有避开成本的，企业精神亦是如此。学术界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企业家精神与成本的关系却鲜有学者论述。那么，究竟两者关系如何？下文首先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进行概述，再在此基础上论述企业家精神与成本的关系。

2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概述

2.1 企业家概述

“企业家”的英文名是entrepreneur，取自法语entreprendre，指的是中介或中间人。法国经济学家里夏尔・坎提隆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论述。夏尔・坎提隆认为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能识别市场先机，并通过利用这种先机以成就一番事业。另一位法国代表学者萨伊对企业家也有自己的理解。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敢于冒险是其本质特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那些具有新的观念或拥有专利的人称为企业家，他们或推动新产品的出现，或降低现有产品的成本。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在于创新与实践。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可以总结为，企业家是能识别市场先机、善于创新、富有远见并且勇于实践和承担风险的人。企业家似发明者，却又比发明者更能推动实践；企业家似管理者，却又比普通管理者更富有远见卓识。

2.2 企业家精神概述

企业家精神，顾名思义，即蕴含在企业家身上的某种或某些精神品质，这种或这些精神品质的有益发挥更能将企业推向成功。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精神概念的主流观点有三种，即“创新说”“风险承担说”和“市场机会说”。

“创新说”代表人物有约瑟夫・熊彼特和彼得・德鲁克。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目的。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创新性，企业家能够使现有资源转变为财富；“风险承担说”代表人物是舒尔茨。他认为，企业家精神具备这样几种能力，即能承担风险、具有冒险精神以及能应付市场失衡；“市场机会说”代表人物是伊斯雷尔・柯兹纳。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警觉性，一种对未被认识到市场机会的警觉性，这种警觉性能识别并利用市场机会进而谋取利润。

对于以上三种学说，都只是从一个方面来体现或反映企业家精神。“创新说”强调创新精神；“风险承担说”突出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市场机会说”则注重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笔者认为，这几种精神的部分或全部叠加才更符合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因为具备创新、能够洞察市场机会并且愿意承担其中风险等精神的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取得成功。

3 企业家精神与成本的关系

3.1 企业家精神与成本的正相关性

表现为企业家精神越凸显，成本越大。首先，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大量的投入，也即成本的耗费。企业家精神与其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不如说是需要经过后天培育而逐渐形成的品质。李维安和王辉（2003）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给出了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建议。他们认为，宏观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改善市场经济环境，微观方面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2]而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这种制度的建立或健全，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其次，在企业家精神已经具备的条件下，站在上述“风险承担说”的立场上，该观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勇于冒险，不可否认这种勇于冒险如果方向正确的话，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如果失败，其损失将是惨重的，并且将是一种沉没成本。

3.2 企业家精神与成本的负相关性

表现为企业家精神越凸显，成本越小。首先，作为企业家精神载体的企业家，或识别市场先机以发现蓝海领域，或引进新品种以改善品种结构，或改进生产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或重组组织机构以强化协调效果抑或筹集资金以满足经营需求。企业家无疑是企业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或者说智力资本，企业家开展的这些活动从有形方面给企业带来成本的节约以及效益的增大。其次，企业家精神本身也是公司的无形资产，这种无形方面的创新性、市场协调能力、机会把握能力等给企业带来效益的增大和成本的节约，甚至作用强度远远超过有形方面。比如浙商精神。在创业期，浙商讲究“四千精神”，这一阶段正是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才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在守业期，浙商追求改革创新精神，这一阶段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精神才使其商业成果得以保住并不断扩大。

3.3 企业家精神越凸显的企业其总收益远远大于总成本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如上所述，企业家精神与成本既存在正向关系，同时也存在负向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但是，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善于创新、富有远见并且勇于实践和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带来的总收益远远大于总成本。正如白永秀教授所言，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而且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从“物的产业”向“人的产业”的转型期，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在当代企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3]企业家已经被认为是企业的主产品，而利润则退其次成为企业的副产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是培养企业家的过程，利润只是这种过程延续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彼得・杜拉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2]李维安，王辉.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一个公司治理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03（2）：56-59.

[3]白少君，崔萌筱，耿紫珍.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23）：178-182.

[4]官兵.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9）.

[5]张自卿，邵传林，裴志伟.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一个文献综述[J].商业经济研究，2015（7）：94-96.

[6]方轶F，葛秋辰.浙江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4（8）：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