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律体系范文
时间：2023-11-05 06:08:28
金融法律体系篇1
从立法模式上看，采用条状分割的分业立法模式。理论上，金融业态大体可以区分为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大类。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以上述金融业态理论为基础，以金融机构为规制对象，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别立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各自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一个行业中的金融机构不能经营其他两个行业的业务。在银行业内部，又有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区分，商业银行不能经营信托业务。而与分业经营模式相适应，《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以金融机构为标准，划分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从内容详略上看，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中金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相对较为笼统，监管活动的主要依据是监管部门根据金融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长期以来，在“宜粗不宜细”立法精神指导下，我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金融法律内容较粗，条款也较少，同美国国会金融立法动辄几百页不可同日而语。从权限上看，金融监管部门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由于金融法律较为粗糙且多为原则性规定，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很大；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法律多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赋权性规定，缺少对金融监管部门权力行使的程序性规定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机制，使金融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少约束。从监管重心上看，事前监管即金融市场准入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同金融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活动相比，对金融市场主体、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与服务准入的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活动中地位更为重要。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改革的动因当前，我国金融法律体系改革的动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一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内在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的再一次强调，也对金融法律体系改革提出了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实质是金融交易，以金融产品为标的物的金融交易要想顺利进行，必须用法律来明确市场主体的产权关系和交易关系。只有用法律明确界定和规范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为金融运行提供必要的前提，才能保障金融交易顺利进行。
法治的核心要素是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具体到金融法治，则是掌握监管权力的金融监管者在行使监管权时要做到：一是权力的行使于法有据，不得超越法律行使权力；二是权力行使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三是权力行使要遵循正当程序。与此同时，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传统金融机构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金融机构跨业经营，从一个金融行业进入另外一个或几个金融行业并形成综合性金融集团。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性质相同或类似的金融业务。近十年来，商业银行向投资者出售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则向投资人出售投连险产品。上述产品同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产品在法律性质上相同，都属于利用信托机制集合资金。传统金融机构跨业进入其他金融子行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性质相同的金融业务模糊了金融分业的界限。其次，居民部门（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居民是金融体系中的资金供给者。在传统分业模式下，作为资金供给者，居民以存款人和投资者身份为作为资金使用者的企业部门提供资金。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积累的增多，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日渐增强，金融机构提供的传统理财产品和证券产品已不能满足居民的投资需求。为了满足居民需求，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向居民部门提供多样化、复杂化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改变了居民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同时居民部门作为金融服务的使用者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居民部门不再仅仅是金融体系的资金提供者，而且成为资金需求者。居民部门成为资金需求者，或者是因为居民进行财富管理后的流动性需求，或者是因为提前消费。不论因为何种原因，居民部门成为资金需求者都改变了资金由居民流向企业的简单模式，使得金融体系进一步复杂化。再次，金融链条复杂化。在传统分业经营模式下，承担着资金流动载体功能的金融链条相对简单。随着金融需求多样性变化，金融链条开始复杂化。一方面，随着资产证券化及类似产品的兴起，资金开始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流动起来，而不再局限于原先的金融子行业，例如保险资金成为银行理财产品或证券产品的投资者。资金流动区域的变化改变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分布，把系统性风险凸显出来。另一方面，金融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在传统严格管制背景下，金融链条各个环节多由金融机构专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及管制的放松，金融体系中的某些环节从原先体系中分离出来而单独成为一个行业，支付是其中典型代表。最后，金融业和非金融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在传统模式下，金融业是一个封闭系统，主要由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组成，同非金融业之间界限分明。随着一些新型金融企业，如支付公司、第三方理财公司的出现，很多金融服务可以由非金融企业提供，这就逐渐打破了金融业的界限。
2我国金融法律体系改革的方向
鉴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现实和依法治国提出的客观要求，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在立法模式上，要考虑打破分业立法模式，采用统合立法模式。从我国金融业发展实践来看，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种现实给依据金融机构进行立法的模式带来极大挑战，当一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其他行业业务时，现行法律难以调整，造成法律空白和监管真空。因此，有必要借鉴日本、韩国、英国等立法模式，采用统合立法模式，即根据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进行立法。在立法主体上，要充分考虑地方立法权和监管权配置。我国是一个大国，将立法权和监管权完全收归中央，固然有助于防控金融风险，但也不可避免有一刀切的弊端。在基于不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针对一些小型金融的立法权和监管权，对于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对地方的支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在立法理念和技术上，由关注准入管制转向关注金融风险和消费者保护。改革金融行政许可模式，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转变。除吸收公众存款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外，其他类型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主体、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采用注册制，将进入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交给金融市场主体，而非金融监管部门。与此同时，立法要强化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约束和监督。一方面改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观念，在法律中清晰界定金融市场主体权利和金融监管部门权力界限，确保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明确规定金融监管部门违反法律肆意限制或禁止金融市场准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当金融监管部门违反法律规定侵害金融市场主体利益时，金融市场主体有权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金融法律体系篇2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标志着我国入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随着我国与美国、欧盟等国家与地区关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的达成，我国离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越来越近。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成员方之间的谈判，大幅度减少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和形形的非关税壁垒，推动商品、技术、资金和服务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为了实践这个宗旨，乌拉圭回合的各项协议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包括无歧视原则，关税减让原则，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交易原则，多边解决争端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优惠原则等。并且要求成员方政府必须将对国际贸易的干预、限制和妨碍减少到合理和最低的程度，目的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建立一个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国际贸易秩序，建立公平，公开和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竞争秩序。毫无疑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我国的一些法律产生很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是以互利互惠的多边和诸边贸易协定与协议为基础，为建设消除贸易歧视、促进成员方贸易经济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世贸协定为21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规范国际经贸最大的多边经济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这些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遵循这些规则，必须承担一系列义务。封闭和狭隘的保护主义不可能发展中国的产业，加入世贸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加大对国内行政垄断和纵向一体化的冲击。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认为：wto（世贸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概念。wto是国际经济组织，参加wto的各方成员就必须要遵守国际规则，享有应有的权利，履行承诺的义务。我国加入世纪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表示：根据协议，中国将按照国际规则办事。遵循规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尽义务。这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和入世后都很重要并且需高度注意的问题。wto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wto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贸易政策审议、争端解决、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众多的规则涉及大量复杂的规律问题，专业性也很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必将阻碍自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想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并迎接挑战，就必须了解掌握wto的宗旨、原则、规则、程序和实际运作。
恩格斯说：“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他陷入新的矛盾”。即法律体系建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所依存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就必然要求它自身要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期不远。一旦加入世贸，我国将享有wto成员国的权利，同时应承担wto成员国的义务。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法律法规和国际通行的规范有一定差距，尤其突出的表现在金融法领域，同时一国的金融制度关系到本国的金融安全等重大国家利益，所以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保证国家在世界金融交往中的经济安全，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一、中国加入wto的紧迫性
中国怎样变革自身的法律体系以适应wto规则？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柄双刃剑。如何努力改变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尽量消除和努力避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使世界各国都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等等，都包含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加入wto后，不仅我们的经济战线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同样面临着诸多严重挑战。法学界应当全面介入，参与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如何实行法制改革，中国法律如何与wto规则对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个焦点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然首当其冲。因此，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如何适应世贸规则，适应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形势更是重中之重。
金融体系是一国经济构造中最敏感、最复杂的的部分，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都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其中有执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中央银行，有功能齐全并作为金融体系主体的商业银行，有形形各尽其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高度发达的国内和国际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面对入世，中国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规定从事金融活动的各当事人之间的协作及各自的职权和职责，从而确立各当事人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进而进行管理和监督所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系。
中国政府近两年在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已经为加入世贸组织作了必要准备。从1998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1998年5月，中央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11月，成立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险业实行专门监督；1999年，中央银行加大对信托业整顿力度，撤并一些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的信托投资公司，促使其实现高效、规模化经营。
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促进亚洲和世界金融稳定。先后为东南亚危机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督促日美两国政府共同干预日元汇率，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使得中国金融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议》的要求越来越近。
wto规范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的文件是《金融服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协议各成员国在维护国内现有金融服务管理现状的前提下承担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透明度、最惠国待遇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方面的义务。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从此融入国际金融主流，意味着中国从此参与现代化国际金融体系的大循环，中国金融体系将发生诸多重大变化，其目标就是建立并逐步完善国际金融与国际金融主流协调一致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我国金融领域对加入wto的应对
1997年，在wto主持下，达成了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协议，从而使得各国历来保护性最强的服务贸易领域受到巨大冲击。新的金融服务协议涉及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有102个成员作出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承诺。《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也是金融自由化的转折点，参加协定的70个签字国包揽了全球95%的金融服务业。中国金融机构面临巨大挑战。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加快的趋势，“抓紧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使修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成为我国立法机关及法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如2001年10月6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提出：“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的需要，国务院对截至2000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756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其中包括了国务院决定废止的行政法规71件、国务院决定宣布失效的行政法规80件、1994年至2000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已明令废止的行政法规70件，这是对我国行政法规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动作。而且我国正在全面准备加入世贸组织，并对有关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法律法规进行系统修改，以使法律框架符合新的要求。
1998年底颁布《证券法》，标志着中国初步形成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法》等为代表的金融法律体系。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育过程相比，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尚不全面、不完善、不成熟，金融法律法规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有些法律条文过于原则，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没有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金融执法部门遇到问题界定不清。比如中国对外国投资银行准入和监管的法律制度、租赁、票据、证券、期货等相关法律制度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的来看，加入wto，中国金融立法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由于国际金融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连传统国家权力对之都无能为力，因而中国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加强金融立法，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更是一项重大课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三、我国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金融体制是指一国划分金融管理机构和金融业务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业务范围，协调彼此之间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而形成的制度系统，包括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制度体系四方面的的内容。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西方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已形成了在法治基础上以国家金融主管部门为监管中心，以商业银行和证券机构为主体，与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并存，以货币、证券和保险等市场为枢纽的金融体制。
1993年底，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相比之下，我国的金融体制仍存在不少弊端。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间接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灵活；商业银行政企不分，缺乏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我约束和风险的约束机制；同时各商业银行条块管理，由总行垂直领导，加剧了部门分割，形成“大一统”变“小二统”的国家垄断局面；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对我国的银行金融体制必须进一步改革。
1994年全面开始的我国银行金融体制的深入改革，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制度。199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包括了关于建立现代金融制度的决定和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规定了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展示了我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同意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建立健全上述三个体系，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是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的稳定；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监管，保证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因此，改革首先应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地位，摆脱各级政府的干预；其二，中国人民银行应建立和完善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基准利率、汇率、贷款限额等调控手段，实现从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过渡。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要建立监管标准体系，加强对各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持金融秩序。
第二、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政策性银行，把商业银行真正办成商业运作主体，正确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的健康发展。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是各国金融业发展的惯例，也是解决我国商业银行身兼二任的的关键。1994年，我国已先后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政策性业务分离后，除人行以外的其他银行需逐步改造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作。贯彻执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原则。同时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合作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城市合作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其任务是为中小企业、农业和发展地区经济服务。要明确规定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数额、管理人员素质标准及业务范围，并严格审批，加强管理，正确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
第三、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
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首先要完善货币市场，严格界定和规范进入市场的主体及其行为，切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直接联系，防止资金从货币市场直接流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同时中央银行应逐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使货币市场成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的工具，成为监控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场所。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加强对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监督管理。最后，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形成统一的外汇市场。
第四、加强金融业的基础建设，建立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
金融机构要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加快会计、结算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化支付系统，实现结算工具票据化。加快人民银行卫星通信网络的建设，推广计算机的运用和开发，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要更新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加速培养现代化金融人才，加强金融队伍建设。
事实上，从1993年我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就借鉴了西方国家金融体制的相关模式，并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在：一，扩大银行信贷领域，发挥了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资金融通主渠道的作用。二，建立了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三，确立中央银行体制，逐步建立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作用。四，改革单一的银行信用，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实现多功能的、多形式的资金融通。
具体说来，我国的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及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并存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的形成，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筹集融通资金、发展和活跃金融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中央银行体制逐步完善，人民银行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3、政策性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4、向商业银行的转轨迈开步伐，并且一批新兴的商业银行陆续建立起来，形成了商业银行体系。5、我国外汇体制改革进展顺利，1994年成功实现了汇率并轨和银行结算外汇制度。6、我国境外的中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境内的合资、外资银行金融机构有了重要发展，并且其业务也已进入规范。值得注意的是，至1998年12月20日止，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新框架基本形成、九家跨省区分行组建完成。这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体制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新组建的中国人民银行九家分行于1999年1月起正式运行，新机构按中央银行新体制运作。
中国法学应当为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服务。中国法学应当也完全可以为加入wto的诸多法律问题找出答案。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法学更应为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为实现金融法治化，为有效实行金融监管、为金融的不断创新、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中国金融融入国际金融主流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书目：1、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
2、卢炯星《宏观经济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9
3、马洪《经济法概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2
4、钱弘道《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重庆《现代法学》2000.6）
5、周忠海《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思考》（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3）
金融法律体系篇3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法律风险；法律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51-07
一、引言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已成为传统金融强有力的补充。阿里巴巴的余额宝，腾讯的微信支付，雨后春笋般的P2P网络贷款，以及阿里与腾讯入选首批民营银行试点，都预示着互联网颠覆金融格局的可能性。
从历史性的维度审视，互联网金融的诞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代诉求。首先，多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由银行主导并垄断，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服务意识淡薄，银行等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服务，不愿为中小企业以及普通个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金融发展与创新被抑制，机构以及客户的潜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故互联网金融的诞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变革以及客户需求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其次，随着金融与互联网交叉渗透的深入，互联网已经孕育出很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创新金融模式。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及云计算的广泛应用、第三方支付的迅猛发展、搜索引擎以及社交网络的普及，促进了互联网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最终极大地改变着金融生态环境。再次，金融监管理念的变化与政策调整。新一届中央政府十分强调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在此大环境下，金融监管理念出现了转变。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表现出鼓励、支持发展的态度，因此，监管机构的包容性态度为其创新、发展预留了相当的时间和空间。
从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金融可以成为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性力量，帮助提升中国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同时，伴随决策层的认可与鼓励发展，互联网金融必将成为整个金融生态圈的一部分。在这个彼此融合的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会逐渐成熟、完善，成为国家战略级的资源。与其他行业一样，互联网金融行业若要持续稳定发展，除了不断创新、创造更好的服务体验之外，还必须了解其本质、潜在的风险以及可能引致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法律监管原则与逻辑，完善法律规范，以期弥合各种内生性风险，最终实现法律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总体性、动态性平衡。
二、互联网金融：体系与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富有弹性，目前业界尚无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及范畴。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统一环境下的金融业务的统合性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传统直接融资模式和间接融资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等现代信息集成技术，在创制的网络平台上进行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从广义的维度上来说，凡具备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精神的金融业态都可统称为互联网金融。而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涉及到广义金融的互联网应用，都可以是互联网金融，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金融数据的收集与等模式。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经历了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个人贷款、企业融资等多阶段，并且在融通资金、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等方面越来越深入传统金融业务的核心。
（一）互联网金融体系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模式如图1。
1. 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并提供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法人企业。第三方支付涉及银行支付结算体系，目前市场上存在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200多家支付企业。第三方支付的突出特征是安全性高、成本较低、方便快捷等，这些显性优势引致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2010年6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同年12月出台的实施细则，标志着我国确立了非金融机构支付市场监管的基本原则，这也有力地促进了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第三方支付企业交易规模达到6.91万亿元[1]。
2. 网络融资。（1）P2P（Peer-to-Peer）网络借贷。P2P网络借贷模式是近年兴起的一种个人对个人直接信贷模式。就我国而言，现今P2P借贷模式主要包括融资信息中介、担保中介、债权转让中介等模块。作为利率市场化这一不可避免趋势的重要推手，2013年，P2P得到了“野蛮式”生长，尤其是进入2013年下半年后，随着金融创新的利好声音以及监管机构的包容，P2P平台上线的速度进入一个加速区，网贷之家公布的《2013年互联网金融行业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平台总数已达900～1 000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成立“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研究小组”并深入各地展开密集调研，试图摸底P2P的风险和发展模式。在2013年7月份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中国人民银行对互联网金融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中国人民银行同时也指出，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业也给金融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和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2]。
（2）众筹模式（Crowd Funding）。众筹是指以感谢、实物、作品、股权等作为回报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向不特定的公众募集资金的新兴融资方式。2006年8月，美国学者迈克尔・萨利文第一次使用了众筹（Crowd Funding）概念。2012年4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企业振兴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称“JOBS法案”），该法案的第三部分将“众筹（Crowd Funding）”这种具有显著互联网时代特征的新型网络融资模式正式纳入合法范畴，并允许小企业通过众筹方式获得股权融资。此外，对以众筹形式开展的网络融资活动，包括豁免权利、投资者身份，融资准入规则、与国内相应法律的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3]。而在我国，囿于对非法集资等法律模糊地带的担心，以及《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众筹模式，特别是股权制众筹一直以来发展较为缓慢。但随国内创业热潮的持续火爆、天使投资的兴起与普及，众筹平台开始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唤醒了一批投资界及新兴互联网金融圈的先知先觉者。截至2013年底，国内众筹网站共二十余家，其中，于2011年成立的“点名时间”、“追梦网”，于2012年成立的“众筹网”“中国梦网”等，都在业界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虚拟货币。以比特币（Bitcoin）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带有较强的货币属性，从理论维度考量，比特币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其存在的信用基础是人们基于对恒定货币总量的预期。这种货币体系创造了信用，如果规模足够大，发展逐步成熟，将很有可能对正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客观存在的风险。目前，比特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投机属性要大于其货币属性，庞大的用户群里大多是比特币投机者，而真正基于比特币环境进行商业模式开发的机构或个人很少。而比特币又没有实物基础作为价值支撑，这导致我国比特币投机市场风险很高。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了比特币的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流通和应用的途径和通道。
4. 泛渠道业务。泛渠道业务主要是指基金公司、券商、保险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利用网络进行（理财、保险）产品销售。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主管机关将销售机构、销售支付结算机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纳入监管，这一举措推动了网上销售的合规进程，直接引致大量互联网企业介入金融服务领域，它们大多以服务金融机构为主要运营模式，自身不介入金融领域，例如东方财富网等基金代销网站，还有如网贷之家、融360等金融信息服务模式的网站。总之，互联网作为销售渠道的优势将日渐凸显，渠道将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属性。
5. 其他周边产业。互联网金融的周边产业集中在金融搜索以及理财类App方面，如百度金融垂直搜索、融360，以及挖财、51信用卡、卡牛等理财类App。相较于支付结算、信贷融资等其他互联网金融细分领域，周边产业的核心特点在于不涉及金融核心业务，其通过互联网搜索技术及其生态模式对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进行拓展。
（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1.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性本质仍为金融。互联网金融现有业态形式（模式）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资金融通、价格发现、风险定价、信息匹配与支付结算等，并没有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业务和功能范畴。例如，网络借贷（P2P）、众筹模式、金融网络理财等业态只是手段、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与应用，但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和功能。因此，部分媒体和相关人士的“互联网金融会对金融体系造成颠覆性冲击”等言论不免有夸张之嫌。而自历史的逻辑考量，千百年来人类商业活动的本质并无改变，无外乎通过交易通道（渠道）供给市场上保有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而金融正是为商业本质的实现而服务的。金融行业通过或简或繁，或传统或新生的金融模式为商业本质的实现提供财力保障和渠道供给，在商业活动实现的同时，金融也实现了其价值，完成了其使命。故而，从这个维度上讲，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商业活动的本质并未改变。互联网金融，正如人类史上发生的技术革命一般，并没有改变商业或金融的本质，在“去中心化”的思想理念下，其带来的是对传统产品、渠道与局部交易结构的冲击与颠覆[4]。
2. 互联网金融以三个支柱为依托。互联网金融可以概括为三个支柱：首先是支付。在互联网金融中，支付以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活跃在银行主导的传统支付清算体系之外，并且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其次是信息处理。在互联网金融中，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信息处理，提高了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效率，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处理是其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最大区别。最后是资源配置。互联网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其存在的基础。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交易可能性边界极大拓展，资金供求的期限和数量的匹配，不需要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等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完全可以自己解决。一般来说，任何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只要在支付、信息处理、资源配置三大支柱中的至少一个上具有上述特征，就属于互联网金融。
3. 互联网金融是普惠金融的典范。我国政府一直鼓励普惠金融的发展，而互联网金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准入门槛，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推动了金融的民主化和普惠化。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是让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都能获得公平、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正在利用技术和数据的力量，与传统金融机构一起，拓宽金融业的服务边界，更好地去帮助小微企业和普通消费者。而互联网金融正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方式：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支付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低，市场充分有效；可以达到与现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模式下，现代金融业的专业化与分工将被大大淡化，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它是一种更为民主化、而非为精英阶层所控制的金融模式，所引致的效益将更加惠及普通民众，大众都可通过互联网进行金融投资与交易，期限匹配、风险定价等复杂交易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且易于操作[5]。
三、互联网金融结构性风险
与传统金融一样，在互联网金融中，风险仍指“未来遭受不确定损失的可能性”。法律合规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概念和分析框架也都适用，从而相应监管逻辑也都适用。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有如下几个突出的风险特征，在监管中必须着重予以考虑。
（一）信息科技风险
囿于互联网对金融的深度渗透与融合，信息技术风险在互联网金融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计算机病毒、电脑黑客攻击、支付不安全、网络金融诈骗、金融钓鱼网站、客户资料泄露、身份被非法盗取或篡改等。
（二）第三方支付及其衍生的风险
1. 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的风险。第三方支付提供商的常规业务主要与网络运营和金融服务有关，业务属性表现在为支付清算组织提供的非银行类金融服务。在实务中，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一直在为确立其提供网络代收代付业务的中介地位而“正身”，但是从我国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实际业务操作来看，支付中介服务在本质上属于“类结算业务”。此外，在为买卖双方提供第三方担保的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内积聚了巨量的沉淀资金，显示出“类银行”业务即吸收存款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储值功能、接受银行卡的资金充值、支付交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是商业银行的专属性业务。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的“类银行”结算和吸储业务，超出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且未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监管系统，因此，第三方支付可能为非法套现、转移资金和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渠道便利，具有潜在的金融风险。
2. 在途资金和虚拟账户资金沉淀的风险。无论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模式还是内部交易模式，在实际支付过程中，都有一种隐性的吸储行为，当吸收的资金达到相当体量后，就可能产生沉淀资金安全和支付风险问题。（1）在第三方支付过程中，沉淀资金往往被放置于第三方机构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一般情况下，客户和商家的资金会在账户上沉淀数天至数周不等，这部分沉淀资金，可能发生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2）在非传统的内部交易模式下，甚至还涉及到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使用等问题。目前，虚拟货币尚未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管理的范畴，一直游离于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因此难以及时、动态跟踪平台内部的资金变动以及流向，未来它将对我国的货币发行、流通体制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类问题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6]。
（三）网络借贷风险
1. 法律及政策风险。网络借贷平台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目前中国有网贷公司数百家，发展规模参差不齐，而迅速扩张的行业规模使得行业乱象日益暴露：由于参与资金的运作，一些P2P网贷公司打破了网贷的法律界线，使公司性质由第三方中介转为吸储和放款的金融机构。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2013年12月已公开表示，“互联网金融不能触碰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条法律红线，尤其P2P平台不可以办资金池，也不能集担保、借贷于一体”[7]。而在2013年11月25日举行的“九部委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对P2P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主要包括三类情况：资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以及“庞氏骗局”。
2. 征信系统与信息共享机制缺失（信用风险）。与传统商业银行借贷模式相比，网络借贷行业的信贷信息缺乏统一、开放的信息库，呈现彼此封闭、割裂的状态，而最重要的问题则表现在现有的网络借贷平台都没有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实现对接。此外，一部分网络借贷运营商在日常运营管理中，存在操作程序不规范，风险控制系统不健全，为同一个主体多处借贷、多次违约等行为提供了窗口，道德风险在网络借贷行业易发、频发。而交易不确定性、期限错配、拆标等行为的存在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出借者的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影响到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8]。实际运营中，我国的网络借贷平台基本上没有来自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信息，也没有对借款者有效的违约制约（主要表现为合法、有效的“追债”手段匮乏）。有些网站为了兑付对投资者允诺的收益，吸引潜在客户，甚至独自承担贷款信用风险，造成借贷平台存在巨大的运营风险。
（四）“长尾”风险
互联网金融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服务了大量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人群（即所谓“长尾”特征），使得互联网金融具有非常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风险特征：第一，互联网金融服务人群的金融知识、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相对欠缺，属于金融系统中的弱势群体，容易遭受误导、欺诈和不公正待遇。第二，他们的投资小额而分散，作为个体投入相当精力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监督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所以“搭便车”问题更突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更容易失效。第三，集体“非理性亢奋”更容易出现。第四，囿于涉及人数众多，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对社会的负外部性很大[9]。
四、从“付之阙如”到有效规制：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进路
（一）拨疏互联网金融监管逻辑
从事金融活动必然意味着风险相伴相生，互联网金融亦不例外。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与金融的双重属性，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业精神：互联网精神主张“开放、平等、协作、分享”；金融的精神则表现为“责任与稳健”。前者注重开放与创新，后者注重风险和规则（规矩）。因此，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一整套平衡的规则，是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笔者认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循此逻辑，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与有效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构建包括市场自律、法律基础性规制和主管部门适当、有效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良序发展[10]。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特性，应确立如下监管逻辑：
1. 开放。开放意味着行业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既包括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本身的开放，监管数据的开放（例如征信系统）、监管的透明化，也包括指引行业之间数据开放以及建立一个进退有序的开放规则。对于新型金融业态模式，要预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过严的监管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创新。因此，应当适度承担创新和试错的风险，而非通过提高门槛、严格审慎监管的方式隔绝金融创新的风险和可能引致的不良后果，最终限制行业的完善与发展。
2. 平等。平等意味着进入和退出平等，没有垄断与特权，从业主体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平等意味着平等对待金融消费者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可产生政策偏袒，进而破坏产业生态环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不是没有原则和界限的保护，例如，在已经充分提示风险的情况下，如界定为消费者的责任，则应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与法律责任。平等也意味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平等、有效的互动，而非形成粗陋而简单的监管与被监管之关系。
3. 协作。通过协作监管，建立起互联网金融与实体产业之间、互联网金融与用户之间、互联网金融上下游企业与组织之间的数据有序开放、公平有序竞争，而不是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协作监管不仅是监管机构之间通过协作建立高效的监管体系，而且还包括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建立长效、良性的互动关系，建立良好的政策反馈机制，保护规则和政策的及时调整。
4. 分享。监管的目标是使金融消费者充分享受到互联网金融业态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良好的客户体验等福利和增值服务，使互联网金融企业在金融行业发展中分享到成长与壮大的机遇。
5. 责任。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面临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需要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以高度的责任感维护金融发展秩序，维护正常的商业伦理和知识产权等，社会舆论、媒体等“潜监管者”与监管机构通力合作，严厉打击商业欺诈和违法犯罪等行为。从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企业需要接受外界监督，接受行业自律和政策、法律监管。阳光化、合法化经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承担基本社会责任，共同提升行业的社会公信力[11]。
（二）“他山之石”：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进路
1. 加快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建设。（1）完善有关基础性法律的立法及配套法律体系。互联网金融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首先，应从法律层面界定互联网金融范畴，厘定发展方向，明确行业准入门槛，明晰各交易主体权利和义务等。其次，国家立法机关应考虑修改《刑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相关规定，条件成熟时制订《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并出台有关司法解释，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创造宽松法律环境。最后，加快制定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立足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协调相关部委出台或完善有关制度，并网络金融行为指引和国家标准。
（2）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制，营造科学有序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金融业的监管严格性与互联网金融自由性存显性冲突。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应当调整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政策规范，如研究探讨虚拟货币是否纳入监管等问题，组织制定并颁行《放贷人条例》，组织修订《支付结算办法》等，为互联网金融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有效法律供给。另一方面应尽快制定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监管政策，均衡处理实务中存在的监管差异化问题，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创造公平的监管环境。建议国家结合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最新情况，重新梳理各类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取缔未经监管许可的金融平台，建立互联网金融的行业统一数据平台。
2. 厘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边界，加强分工协作。我国现有的金融业监管体系主要是按照银行、证券与基金公司、保险公司来划分的，现在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许多“类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也将会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无法有效进行金融监管，缺乏应对机制和措施。因此，要尽快明确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应坚持“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进行分业监管，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监管效力。在明确分工的同时，还要加强部门间的协作。为此，笔者建议创设新的议事机构，以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从长远来看，可以借鉴“金融国资委”的创设思路和经验，由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银监会、保监会等主管机构共同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调委员会”，全面统筹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划定、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权边界和范围。通过协调委员会的斡旋与协调，规范各自权力运行，共谋规范有效监管。而在短期内，应当充分发挥国务院于2013年8月批复设立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以此机制为契机，加强“一行三会”等相关职能部门在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以及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此外，还要积极发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标准、规范制订工作中的作用，与各相关监管机构通力合作，为互联网金融创造良好的监管制度环境。
3. 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机构制订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标准或规范，选择金融监管相对宽松的市场展开经营活动，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规避管制和获取超额收益。就本质而言，互联网金融提供的第三方支付、借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基本一致，如果监管机构对两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很可能引起行业内的不公平竞争。为了确保金融监管有效性，维护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监管机构在出台监管法律法规以及相应规范时，应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无论互联网企业抑或传统性金融机构，只要其所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或相仿），原则上来说，都应受到一致监管；第二，对互联网金融商事主体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做到无出入，保持监管规则的一致性[12]。
4. 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强化消费者教育与保护。互联网金融行业中，金融消费者面临资金、技术和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风险和问题，因此加强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立法势在必行。现实中，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的法律严重缺失，监管部门在处理投诉时也常常深感无法可依，已经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均不涉及此类内容。这直接导致我国在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方面存在双重“苍白”。而反观各主要发达国家，无不将金融消费者的立法保护放在突出的位置予以考量。特别是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后，西方各主要国家更深刻地领悟到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价值。因此，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适时出台相应的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的法律规范，从法律层面界定互联网金融的问题，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
金融消费者教育也是我国监管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从业企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众所周知，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赶超式、跨越式的发展思路，在经济金融领域亦是如此。这间接导致大多数公众并没有经历“金融启蒙”阶段，对投资存在盲从和非理性亢奋，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薄弱。监管机构和从业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差异，帮助消费者明晰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没有隐私就没有尊严”，因此，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依法依规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各种行为加强监管，提高打击力度。
5. 修订、完善我国个人信息征信法律规范，积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我国的数据使用规则需要调整。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个人信用报告目前仅限于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及消费者使用，网络借贷中介等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并非法定使用者。因此，即使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目前互联网金融企业都难以获得有关客户在人民银行的征信数据，更难获得客户在其他领域的商业数据，这直接引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和网络平台进行嵌入式对接，实现信用数据等信息共享[13]。第二，互联网金融行业建立相互间的数据交换系统。通过建立“黑名单”互助机制，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建立数据和征信系统的有序开放规则，积极防范不法分子利用数据开放规则，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可采用合同授权使用原则，对超出授权之部分，严禁开放。第三，积极引入第三方个人征信系统，完善借贷违约惩罚机制，丰富信息来源，降低信用风险，促进网络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建立覆盖全国的征信体系。努力推动征信披露法制化、征信申请自愿化、征信合作流程化和征信数据标准化，最终实现网络借贷企业与征信机构的双赢。应当说，如何做到有效监管和保护隐私相得益彰，在法律有效监督之下，建立平台运营商和客户等互联网金融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摆在立法者和监管者面前的迫切任务。因此，要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我国征信制度建设，积极建构社会信用体系。
五、结语
互联网金融“去中心化”的思想理念，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交易结构，代表了金融民主化和普惠金融的趋势。同时，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需要新规则，需要内生性的、自生秩序的生成，同时，也需要我们发现规则，提炼规则。因此，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创新性金融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自法律视阈审视，理性而可行的做法即系统梳理其潜在的各种风险，厘清监管原则与逻辑，通过提供有效法律供给、完善征信体系、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各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能等一系列措施进行适度、有效监管，为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铺设较为良善的法制基础，最终促进其持续、有序、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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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Financial System： Nature，Risks and legal Regulatory Approach
Li Zhen
（Law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n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ctor "catfish effect" significant. Internet Finance is the produc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behalf of the financial trend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inclusive finance. Meanwhile， it has third-party payment risk， borrowing risk within the network， the "long tail" risks by nature risk. Inclusiv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e spirit of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effective maintenance of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orde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regulatory logic. Reshape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principles and logic by providing effective legal supply， improve the credit system，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of financial feasibility of the path of Internet Finance supervision law.
金融法律体系篇4
一、当前金融机构内部从业人员的违法特点
在与其他违法范围领域比较，金融机构内部从业人员的违法犯罪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给国家及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较严重，并且犯罪手段也逐渐高科技化，这个防止该类违法现象提出了不小的难度。
（一）涉及范围广
从近几年的金融违法现象的案例分析，例如今年江苏约十名支行行长参与钢贸融资黑洞，并有大量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涉入，这些违法犯罪现象已经渗透到金融机构中的信贷、会计、储蓄、国际业务等多个部门，并深入到存款到票据结算、发放银行贷款、出具信用证等银行中的各个环节，不仅有一半员工参与，也有银行干部参与。[1]
（二）带来巨大的损失
金融机构内部从业人员掌握着大量资金，他们往往受到利益上的驱动，开始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并展开大量周密的计划，及规避准备，既有符号贷币，也有无特殊的物质形态，并且所造成的损失难以追回，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如2009年的工商银行的一个信贷员，违规发放5709467元贷款至今无法收回；2013年8月上海“泛鑫事件”，企业领导携带5亿逃路等。
（三）违法手段的技术水平高
金融机构内部从业人员的违法现象大致属于高智商犯罪，由于金融犯罪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同时信息化的引入，使得内部工作人员的违法更加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这就使得大多数的金融违法活动的暴露比较慢，给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带来巨大的难度。[2]由于大多采取计算机作案，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只有在犯罪分子自己主动交代之后才被追查。
（四）大多案发潜逃
金融犯罪大多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从犯罪目的上分析，有一个由浅入深、从过失到故意，并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从这几年的金融犯罪中，许多人员在第一次作案时，就将资金转移海外，并办好国外护照，时刻准备潜逃。如广东开平分行行长就先后转移银行资产4.83亿美元，并潜逃海外。
二、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对策
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造成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受到很多约束，没有一个相对完全的开放经济市场与完善的法制环境，以致国内的商业银行机构在个人信贷业务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金融机构内部频出事故，并不是一件件孤立的案件，就如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仅仅是文学社一手推动的一样，[3]而是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有漏洞，这既是有市场大环境所决定的，也有金融机构内部的微观原因，如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内部管理没能够跟上；内部监管不力；缺乏职业道德宣传教育等。[4]只有发现这些问题，才能找准解决的具体措施。
（一）对相关民事进行立法，明确其法律责任
金融违法的法律关系所涉及的主体比较多，最基本的就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金融机构、外界人员等，这些金融违法的主体，应该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责任进行明确划分，这样可以合理的分化风险和责任。因此，在责任明确时，要贯彻相关法律的执行。对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义务，应当详细地明确他们的责任，最好在法律法规中，将它一一罗列出，如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的签名及身份信息、操作信息，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合理、有序的交易环境。按理说，银行是金融违法犯罪的最大来源，为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应建立一套金融违法犯罪预防制度，以此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来减轻银行因内部从业人员违法给予的压力。同时，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需要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这就需要有一批素质过硬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为此，我国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都应该具有资格证书，培养一批合格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定期检查，既有利于金融人才的新陈代谢，也有利于政府的监管与整顿。
（二）加强对信用卡的刑事法律法规建设
目前，金融机构内部违法犯罪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其涉案数量在逐年增大和作案方式不断变化，已严重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尤其近期所发生比较多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协助外界人员实施的卡套现象，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信用卡违法行为，但是，我国现有的刑法及相关的刑事法规并没有将它列入打击的范围之列。信用卡的刑事打击，我国政府一直比较早重视，《刑法》第一百九十六调规定的四种信用卡诈骗行为：使用伪造的，使用作废的，冒用，恶意透支，以及2004年与2005年的刑法修正案都没有涉及卡套。因此，在以后的刑事法律法规的建设，因我国市场环境和犯罪手段的变化，明确信用卡的卡套性质，运用法律界定卡套达到何种行为程度才为犯罪行为。[10]这可以参照恶意透支的相关规定，一些情节比较轻，作案者又比较坦诚的交代问题，可以用治安处罚条例来惩处，对于那些案情重大、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套现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并依照刑法的原则，来确定该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惩处标准，最好有独立的罪名，或在刑法196条中详细列出，并单独量刑。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市场不断扩大，我国的金融内部从业人员的违法犯罪的现象也与日俱增，银行坏账风险不断加大，仅2011年就达到8000亿，相较去年增加了四成多。通过以上分析，我国金融机构内部从业人员的违法现象存在如下几大特点：一是涉及范围广；二是带来巨大的损失；三是违法手段的技术水平高；四是大多案发潜逃。金融机构内部人员违法犯罪的成因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内部管理没能跟上；二是制度调整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速度；三是内部管理不力；四是缺乏内部宣传教育。针对这些问题，只有先从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做起，为惩处金融违法的从业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金融法律体系篇5
一、中国目前没有系统的“金融安全法律”理论体系
受大陆法系传统法学思想体系影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法学理论中，主要强调的是调整平等主体法律关系的民商法和调整不平等主体法律关系的行政法。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和保障金融安全为基本研究对象的金融法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甚至许多研究经济法的学者也不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经济危机应对法和经济安全保障法，研究金融法的学者则更少总结金融法的完整理论体系，将金融安全作为金融法的基本指导原则，并统领全部金融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即使在这方面有部分研究成果也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研究国内经济和金融安全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是WTO成员，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际贸易主体。但是，在中国的法学理论中，还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理论是行动的指导，没有能够防止国内金融危机的理论，就难以有完善的国内金融安全法制；没有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更难以有完善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没有完善的法律对策就难以保证金融安全和秩序。如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阐述的那样：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的那些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这些规章不仅阐明了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制度和抑制制度，而且决定着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
二、中国目前没有完善的“金融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主要是在学习经济和金融先进国家的经验，这也反映在我们的具体金融法律建设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金融立法。到目前为止，中国颁布的金融法律已经有9部，修改金融法5次，平均每年都有一次重要的金融立法或修法任务。此外，中国现行的金融条例、规章和司法解释有一百多部，初步形成了中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结果。现在，外国的法律经验成了教训，我们也不得不对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检讨。总的说来，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在金融安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法规体系不完善，金融安全缺少系统的法律保障
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内金融状况。如果国内金融状况本身就不稳定，一旦国际金融体系出现问题就会迅速波及到国内。并且，还可能成为加剧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因此，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完善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法规体系。就本次由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全球危机来讲，它首先是由美国国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法规体系不完善才发生的，并由美国金融市场波及到全世界的。
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应对国内金融危机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金融经济缺少一个稳定运行的法治环境；二是整个社会的信用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各部门的信用信息不完整，决策机构难以取得全面的信用信息；三是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难以保证其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四是金融监管法律不完善，监管机关法律上没有独立性，使金融调控和监管受到行政部门的极大干扰，难以保证其将金融安全作为主要调控和监管目标；五是没有引发金融危机的法律责任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主体既不承担法律责任，也没有责任追究机制，难以从法律责任上防止引发金融危机；六是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法律体系不完善，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法律制度缺失，国际金融安全基本无法律保护
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面开放，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和金融同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国际统一市场的条件下，中国已经是国际市场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国际市场上的任何波动都会对中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法律体系，以在国际金融或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保护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基本安全，保持国内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稳定。
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基本上没有系统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中国的国际金融安全基本上没有法律保护。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法律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约束法律机制，一旦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持有的外国资产会受到重大损失；二是没有完善的外商投资风险控制法律机制，一旦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外商在中国境内的资产很可能成为被执行的对象，使中国自身受到较大的损失；三是基本上没有完善的跨境破产法律机制，使外国企业破产可能直接危及到中国债权人的利益；四是没有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形成有利于中国的风险传递法律机制，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只能处于被动地位；五是没有建立起人民币的国际化流通法律机制，使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们不能转嫁危机。
（三）没有系统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和突发金融事件处置法律体系，不能及时发现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或发生金融危机而没有可以依据的处置法律
目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系统的金融风险预警和突发性金融事件处置法律体系。就国内来看，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风险预警法律体系，没有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预警监督检测体系、警告级别体系以及突发金融事件处置法律体系；既没有程序法方面处置程序规范，也没有实体法方面的处置方法和主体责任规范；发生问题只能采取行政手段临时处理。
从国际情况来看，中国没有对世界主要市场的金融风险监督检测法律体系，没有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警告标准，没有专门负责对国际金融风险提出投资警告的机构，更没有任何主体对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没有预警而承担法律责任。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没有财产保全方面的法律规定，没有应对的法律程序、法定方法和应对主体的规定。
三、完善中国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构建中国金融安全对策的法学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金融安全对策的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构建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学理论基础，它具体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金融安全的法律地位理论。在效率原则、秩序原则、安全原则和公平原则中，金融安全原则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则，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没有金融安全就难以有真正的金融效率、秩序和公平。二是金融安全的法律环境理论。金融安全必须依据一个基本的法律环境，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法制环境，难以实现真正的金融安全。三是金融安全的法律控制理论，包括对金融主体的控制、金融创新的控制、金融运行的控制和风险处置的控制。四是金融安全的国际法律理论，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外商投资的风险控制、跨境破产的风险控制，以及通过人民币国际流通机制的确立所能够实现的风险转嫁理论。
（二）完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规范体系
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的创造者，每条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法是以强制作为保障的社会目的体系”。“法规范始终在追寻特定目的， 目的性思考是由目标出发的思考；它同时也是一种由较高位阶的总体出发所作的思考”。
金融危机的具体法律规范体系，应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要完善中国的国内金融危机应对法律规范体系，它是保证国内不出现金融危机，或出现金融危机能够从容应对的法律对策。具体包括，完善中国现有的法制环境，完善中国现行的信用信息体系，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制度体系，完善金融创新控制体系，完善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风险隔离制度体系，完善金融业内部风险隔离制度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和调控法律体系，以及建立金融机构自身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危机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度体系。
二是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法律规范体系，它是在国内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而是在国际上出现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中国应对该危机的法律对策。具体包括，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控制制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控制制度；外商投资企业的风险控制制度，跨境破产的法律控制机制，国际金融风险传递的隔离法律规范，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转嫁控制法律规范。
三是建立中国的危机预警和突发金融事件处置法律规范体系，它是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发生时的具体应对法律规范体系。它具体包括国内金融风险预警法律规范体系、国内突发金融事件的风险处置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法律规范体系、国际突发金融事件处置法律规范体系。
金融法律体系篇6
尽管有论者指出，“法与金融”作为一个学术论题，乃是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法与金融就不存在相应的关联。如果对法律史以及金融史进行实证考察，则可以发现，大约从金融现象产生之日起，金融现象就与法律有着一定的关联。当然，这里的法律需做广义理解，即不局限于国家实定法，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规范，例如习惯、宗教教义等。而到了现代社会，法律系统与金融系统都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系统，有着自身不同的元代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日益复杂化的话语运作体系，由此，人们渐渐忽视了法与金融内在更为深层次的关联。在现代社会法与金融这两个系统日益独立，但又在运作维度存在一定的关联与紧张的背景下，当美国学者试图重新探讨法与金融的关系，并将之重新论题化理论化之时，一种美国学界常见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这种探讨一开始就不是从最为基础的层次上开始的。而我国学者对于法与金融的相应研究，一定程度上，其起点显然是对美国相应知识的援引与借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法与金融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两个维度：金融的法律监管维度；制度对于金融的影响维度。前者的研究更多地偏向于法律知识，试图通过法律的元代码——“合法”与“非法”①，对于金融运作现实进行识别，从而产生一种识别金融运作的法律程序以及实体知识，使金融的运作控制在“合法”的范畴内。而何为合法，则既要考虑金融本身的规律，也要考虑一些外在于金融的社会因素，如既有的法律体系，甚至伦理因素（当然，这在今日的中国法制语境中已弱化，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如《破产法》关于剩余财产分配位序的相应规定）。后者的研究则更多地偏重于金融学的知识，试图通过经济学的核心词汇：效率——来审视制度的构建。在这种学术视域下，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被视为评判、构建制度最主要的指针，学者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理论模型以及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总结出对于金融效率最为有利的制度设计——而制度本身是可以设计的，更为极端一点，制度本身的设计除了考虑金融效率外，几乎不用甚至不应该考虑其他的因素。上述两种学术方向有着其各自成功之处，但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缺陷。第一种研究最根本意义上依然是一种法学的研究，只是具体到《金融法》这个相对具体的领域而已。研究者多关注一些具体的金融法律问题，如中小股东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等等。而探讨的工具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在中国学习西方法律移植西方法律的背景下，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被简化为：中国出现问题因而中国法律有问题；西方某国或者某些国家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所以中国法律应当如何规定。这种叙事脉络下，学者们更多关注具体的制度，而相对少了一些更为宏观的视野。第二种研究相比之下视野可以宽阔很多，探讨的问题可以是一些更为根本的论题，比如何种公司治理模式更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探讨的工具则更多来自经济学、计量经济等方法。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似乎可以以法律制度作为自变量，效率作为因变量，建立起一套经济学意义上的模型。然而，这种探讨也是有缺陷的：潜在地把经济效率预设为了人类社会唯一的追求，忽视了法律制度构建中包括伦理在内的其他限制性因素，无法有效评估并且预测制度以及制度以外其他因素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仅仅只能从统计学上建立相应的关联，而无法真正避免消除统计假象（尽管目前经济学中经常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等工具对相关性进行检验）。笔者以为，上述两种研究事实上都未能从本体层面更为深入到法与金融这两种不同而相关的社会系统的核心，因而在进行理论探讨时，学科知识虽交叉了但没有有效交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损相关知识产出的有效性。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从本体层面对于法与金融这两种现代社会极为重要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剖析，从而为在法与金融论题的进一步研究中，如何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方法运用等方面做必要的理论铺垫。
二、进一步探讨：法现象与金融现象的三种关系
笔者将概括出人类历史与现实中法律现象与金融现象之间的三种不尽相同的关系：共生、建构、规制。在第一种关系——共生关系中，金融现象本身是以法律的有效性为依托的，法律的存在使金融的出现成了可能，而金融现象则通过自身的发展改写着相应的法律。在第二种关系——建构关系中，法律不再是被经过金融现象消极影响改写的法律，人们已经开始运用法律提供的规则框架与合法性资源，去积极地创设新的金融形式。而在第三种关系——规制关系中，金融现象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一些靠自身无法根除解决的问题，这时候，人们开始通过国家实定法对于金融现象进行规制，确保金融系统本身运行的有效性。这三种不同的关系，产生顺序显然是历史的：早期的初民社会，法律与金融最原初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初步形成、发展；到了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开始通过积极立法创设制度而发展金融形态；而通过法律规制金融的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在理论上的正当化，都显然是公法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国家调控主义突破自由放任的藩篱以后的事情。但当今社会，这三种不同关系的存在则是共时的：现今社会，金融系统的存在以法律系统的有效运作为前提，人们仍旧在不断地试图通过修改立法发展出新的金融模式，而法律对金融的有效监管则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下文将对这三种不同的关系及其意义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法律与金融的共生关系
笔者探讨的法与金融的共生关系中，可以再具体细分为两种不尽相同的形态：基础形态与金融习惯法形态。基础形态起源很早。如果我们能够对金融的概念做一个最宽泛的界定，则涉及早期人类使用货币以及借贷的相关事宜，都可归入金融的范畴之中。而这种早期的“金融”，恰恰是与早期的法律相伴而生的。当人们可以使用一种形式的通货进行交易之时，这种交易必须存在一种前提：对于通货的价值认知以及使用，交易双方存在着共同的认识；这种交易还存在一种前提，这种通货的价值已经由某种公共的、超出其使用价值以外的某种力量或者权威予以保障了，这种权威在今天被称作合法性（legitimacy）或者正统性。这种情况下，初民的法律成功地为早期金融的出现提供了上述前提，规则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于通货的价值评估以及使用方式形成统一的认知成为可能；而规则背后的合法性，则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为通货的使用进行了有效的背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金融活动成为可能。另外一种重要的早期金融活动——借贷亦是如此。初民的法律为借贷提供了规则，同时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方面的有效的保障，使这种行为最终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几乎无法设想一个不存在法律（当然是广义的法律）的社会中能够存在金融。道理很简单：金融行为能够进行一方面需要法律提供有效的规则，另一方面需要法律为其提供合法性方面的保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中金融与法律存在一种基础的共生关系。这种基础的共生关系事实上到今日依旧存在。今日的金融活动依然需要法律在两个方面为其提供基础：规则方面和合法性保障方面。大量的金融产品，事实上是以一系列的法律文本作为基础的；而且同时是以这些法律文本能够得到法院系统的有效支持为保障的。这里面，最基本的法律乃是彰显契约自由的《合同法》，人们运用《合同法》规则通过种种交易对权利义务进行设定、分配，通过法律行为从而完成了金融产品的创设以及相关金融交易。现代社会，金融系统日趋复杂化，金融产品也日趋复杂化，即与这种《合同法》提供的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通过法律行为来创设权利义务密切相关。民事法律所彰显的契约自由构成了金融系统日益复杂化的一个基础因素。而相比于基础形态的“普世”，金融习惯法形态则更多地属于一些“地方性知识”。比较典型的是欧洲中古社会以后的商事法律。这种商事法律在早期并非由国家制定，而是在商人之间通过不断的交易而“自生自发”形成。中世纪末期的地中海商人，已经发展出一些相对完备的票据制度、破产制度、保险制度等，这些商事规则同时为金融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准据，或者说，这些商事规则本身就是因应了金融需求，与金融实践相伴而生。因此，在这些法律里明晰地体现了金融与法的共生关系。到了近代，上述商事规则逐步为国家实定法所吸纳，决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诸多金融法律制度的蓝本。需注意的是，在一些法域，如古代中国，国家实定法以刑法为主，基本上不关注或较少民事问题，在国家法律层面仅将民事问题视为“细故”。因此实定法文本中较少关于民事法律包括涉及金融的民事法律的书写。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古代不存在民事金融规则。事实上，同样是通过商业习惯，中国古代商人群体依然能发展出相应的规则及金融实践，例如唐代的“飞钱”。宋元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类似民间规则与金融实践在不断发展，典型的如明清以后发展迅猛的钱庄。中国传统甚至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涉及金融的担保法律制度：典权。只是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中华法系被扬弃，因而其相关的内生制度包括某些金融制度未进入现代法学的视野。因而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与法律共生的金融现象，一部分来自于法与金融的基础形态，这一基础形态的基石是契约规则。另一部分来自被逐步普世化的欧洲中古商人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上述两种关系中，相对于外在的有计划的设计而言，法律与金融的规则制度产生发展演进都是自身自发的。这里面的法律，是最为典型的私法，也即市民社会的自治法律。私法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运作并不必然与政治国家发生关联，当事人意思高度自治。有了法律提供的基础私法规则：交易自由，以及与之相伴的交易的责任分配，金融形式得以发展，通过社会本身的约定俗成，又会改写法律。今日之社会依旧如此，在法律的有效保障以及私法提供的权利义务自行创设机制下，金融形式与金融产品得以不停地演进。
（二）通过立法对金融秩序的构建
到了一定的阶段，一种新的做法开始出现了：人们运用相关的知识，通过理性地规划创立法律，从而创设新的金融形式。公司的相关法律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理性规划的产物。典型的人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便源于德国法的理性创设；而典型的合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则源于更早的英国法的构建；其他例子在金融现象中还有很多。虽然，在传统的认知模式中，这些通过理性创设新的金融模式的法律仍旧属于私法，但这种法律与上文所述的与金融现象共生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法律来自于政治国家的相对理性的建构；这种法律的相关规定里会有更多的强制性条款，因而法条本身具有更强的刚性；这种法律的有效运转，一定程度上已离不开政治国家的有效保障。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能设想，在无政府状态情况下能够有公司，某种意义上公司只能产生于相关的立法之后，先有了相关立法，然后才会有公司存在；并且，公司需到政府部门登记注册才能取得其合法的法人身份，离开了有效的政府登记制度，公司的有限责任很难得到保障；人们不能依据契约自由原则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去创设新的公司形式。另外，公司的运行需要遵守一些强行法的规定，等等。今日，我们能看到的金融法律，大量属于上文所谈论的第二种金融与法的关系：建构关系。这种关系中，人们通过立法，理性地建构着金融形式以及金融秩序。这里面的金融秩序，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而是一种人为创设的秩序。注意到这种金融秩序与前文所述的第一种法与金融关系下金融秩序的不同非常重要。因为前者乃是基于契约自由以及私法自治，相关行为群体自身通过长时间的行为互动而创设，并不断试错；影响相关法律以及在法律基础上产生的金融形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很多相对具体的传统因素、文化因素；这些金融形式一旦形成便有其自身的规律，并非简单地通过立法加以外在干预的。而后者则是一种基于政治国家立场的创设，更多体现的是外在的考量。需注意，早期欧洲的商事习惯随着大规模立法的到来，越来越多地被国家立法实定化，这个过程中，有对以往传统的继承，也有在外在因素下的改写。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商法体现了更多建构的面相，而其传统的因素渐渐被遮蔽，尽管这些传统事实上依然影响着相关法律与金融实践。而对于我国以及其他一些法治不发达国家而言，在大规模移植法律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原有的传统被人为斩断，而所有移植过来的法律体现的都是一种建构性因素，而与传统的市民社会实践失去了关联。这个意义上，一些在欧美自生自发的制度实践，到我国成为彻底的建构。然而，我们如果不能结合当初这些制度的语境以及欧美等国的文化、传统因素，我们就有可能不能准确理解这些制度实践包括金融实践的内涵；而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相关知识的“地方性”，只将之视为理性的普适制度，则在移植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南橘北枳”的情形，有可能使看似理性的制度构建达不到预期。今天的《证券法》《保险法》《银行法》《公司法》等金融法律，已经越来越具有建构的痕迹了，以至于学者们在探讨法与金融时，潜在地预设了可以通过建构制度去改进金融。但这不意味着本文所述的第一种关系下的金融现象不存；事实上，大量的所谓创新的金融产品，便是依托了私法赋予当事人自行创设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则，而被不断创造出来，并日益复杂化。尽管这些现代金融产品非常复杂，但有一点与初民社会最初的金融没有不同：都是依托表述为法律的交易规则，都是依托于法律所内在的合法性权威予以保障。因而，今天的社会，依然有很多金融形式仅仅只依托与法律的共生关系而得以存在，无须立法对之建构，法律系统要做的更多是纠纷发生时为解决争端消极地确认当事人创设的权利义务的合法性，并辅之以相关的执行机制。
（三）立法对金融的规制
应该说，上述两种关系涉及的法律仍旧主要是私法。而在法律与金融的第三种关系——规制关系中，则要开始更多涉及公法了。尽管今天在法律教义学的分类中，将规制金融秩序的法律同样称之为《金融法》，但这种体现规制关系的法律与前文所述的两种与金融相关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体现规制关系的法律某种意义上不是内含或者重合于金融系统之中，而是外在于金融系统，以一种外在视角来审视金融系统了。前文述及的与金融相关的两种法律，一种本身构成了金融现象形成的基石，离开了这种法律，金融本身不可能存在；一种成为人类有意识发展金融的工具，其法律的话语表达与金融的实践是高度契合的。然而，到了规制关系里，首先，这种法律并不是金融现象存在所必需的，而是金融系统能够良好运作所必需的；其次，这种法律不仅仅关注金融系统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将如何发展，而是要将金融系统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内加以审视，规定金融系统如何按照“环境”的需要去发展。上述第三种关系起源于这样一种制度事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私法“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愈来愈走向高度复杂，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契约相互设定的权利义务链条不断延展、交织、模糊，以至于最后的后果对于多数签约人而言都走向不可控，并且违约处罚机制已无法有效保障人们对于契约的预期，法律文本（当然主要是合同）最后无法落实。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合法性权威无法再为金融活动提供有效的保障，使金融系统自身难以为继。庞氏骗局的出现就是这种金融系统过于复杂化的后果。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金融系统自身的有效运作以及金融系统本身对于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就需要加入一种新的法律规则来对于金融系统的自治进行规范，规定人们通过契约交易进行金融活动所能够创设权利与义务的范围，规定相关机构的行为，并且超出私法自治的范畴加大了对于恶意违约的惩罚力度，等等。这种法律是典型的公法，国家行政机关在这种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当上述法律对金融的规制出现以后，并不意味着私法领域法与金融的共生关系以及法律对金融的建构关系不复存在。相反，法律对于金融的规制，是以金融依托于法律而生的制度事实为前提的，并且，通过法律来规制金融，依旧要尊重法律与金融共生的基本规律，同时人们依旧会通过法律去建构一些新的金融形式。因而，本文所述的三种法律与金融的关系依旧共存于当今社会。
三、结束语
本文试图从本体层面去探讨法与金融的各种关系，并且试图将这些关系做了三种类型化的区分，并做了相应探讨。这种本体层面的探讨显然与以往的法与金融的研究相去甚远（以往的研究更多凸显的是工具视角），笔者试图澄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法与金融的关系中，涉及不同的法与金融现象，就法现象而言包括自生自发的私法、建构的私法、建构的公法，上述不同的法律决定了与金融相关的法律并非都是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单一视角去建构的；而我们如需更好地理解与金融相关的法律现象或者与法律相关的金融现象，法社会学以及法理学的视角是不能或缺的。
金融法律体系篇7
论文摘要:金融立法既是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也是对金融监督管理者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金融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有市场就会有风险,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状况
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波动、汇率变动、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存在着在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金融风险呈整体下降趋势,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些风险不容乐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三类风险比较突出。
1.信用风险仍然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界定发生问题的金融资产、未能建立专项准备金注销不良资产,并且未及时停止计提利息收入,这些都将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问题。除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很高的信用风险外,近几年我国证券类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口益突出,相当部分证券公司的资产质量低下。所以,信用风险仍然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2.操作风险多发是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界定,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一方面来自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各种灾难事件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源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金融机构对各种失误、欺诈、越权或职业不道德行为,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遭受的损失。从近几年我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关操作方面的问题看,源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而引发的操作风险占了主体,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不断暴露出的操作风险,不仅使金融机构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誉。这与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战略目标极不相符。
3.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
实践表明,跨市场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在以实业公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所实施的资本运作方面。由于横跨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资本运作形成了“融资一购并一上市一再购并一再融资”的资金循环链条,运营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金融部门的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各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从金融法制的角度看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
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监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高风险的原因。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高风险尤其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1.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俗地讲,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近几年,我国现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2.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3.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刑事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出现的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特点。这其中又以金融诈骗行为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最大。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的金融诈骗。例如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的利益骗取资金。目前涉及金融机构的欺诈大部分是第二类。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有明确规定,但对上述第二类欺诈行为,《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4.相关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增加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这些新的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从法律制度方面及时进行规范有关。在金融业务方面,对最为活跃的跨市场金融产品——各种委托理财产品,目前银行、证监、保险监管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日前我国金融机构承受的这种跨市场风险,实际是一种法律风险。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从长远看,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执法方面强化执法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科学的立法价值取向。现阶段的金融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二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体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上来。具体而言:
1.金融立法要有统筹、科学和全局的眼光,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改革攻阶段,原来采取的单独推进的改革策略已经难以适直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金融立法也应当围绕这一转变,确立统筹规划、科学立法的思向。保护金融机构存款人、金融品投资人的利益永远是维护金融机构信誉的重要因素。当前应当强调对于基础金融法律关系的研究,同时做好金融创新产品的法律关系的规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于投资者知情权、收益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2.金融立法要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取向。在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立法方面,要强化商业银行、券商和上市公司等经济主体在建立完善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机制,强调金融机构的自律作用,保障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自主权,并注意为金融机构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金融法律体系篇8
【论文摘要】法律制度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也是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在防范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析比较英、美、韩等国家以及巴塞尔协议中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有关法律规定还过于原则、零散，尚不够完善。我国应建立健全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涵盖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以及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依法规制行政权力一是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通过立法减少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违法和不当干预：二是建立完善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三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危机；四是完善行业协会立法，发挥自律监管作用；五是建立跨国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制度。
(三)建立健全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一是建立完善金融危机预警制度，强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二是制定金融危机应急处置法，明确危机应对、处置和救助法律程序；三是加快《存款保险条例》制定步伐，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安全网：四是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和并购法，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纳入法制轨道：五是建立投资者补偿机制，促进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