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价值范文

公共卫生价值篇1

【关键词】公共卫生;方差分析;趋势分析;策略

【中图分类号】R68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11-0201-04

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规模,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城市寻求新的增长点,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市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1]。随着新区、开发区经济飞速发展,人流物流的剧增,作为城市主要功能及重要的生活配套,卫生事业的发展突现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当前,南昌市拥有新区、开发区区域面积近四百平方公里,占全市5.4%;区域人口约80余万,占全市 17.8 %。2004年南昌市新区开发区主要卫生统计数据:一岁以内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82%,每千人扣注册医师数0.41,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0.27,每千人口病床数0.21,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数占全市的1.61%,医疗卫生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为2.21,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为14.5元,各项指标均远低于南昌市的平均水平[ 2~4]。

在现有机制体制下,如何合理组织卫生事业,以有限的卫生人力、物力、财力构建符合新区特色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加快新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区开发区亟待解决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

1 方法和对象

1.1 对象:于2004 年7 月~2009 年6 月对南昌市三个新区开发区公共卫生运行管理的模式和卫生资源发展状况进行调查;

1.2 方法:

1.2.1 参照卫生部关于社会卫生资源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能力统计报表,制定南昌市新区开发区卫生资源状况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调查表,由新区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卫生管理办公室和经贸局负责统计上报,对2004~2009年南昌市三个主要的新区、开发区社会卫生资源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状况进行调查;

1.2.2 应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红谷滩新区与南昌市、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卫生状况指标的差别;

1.2.3 应用趋势分析方法分析2004~2009年红谷滩新新区卫生经济工作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2 结果

2.1 三个新区开发区建立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

2.1.1 由新区、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下属的社会事业发展局,承担辖区内卫生事业发展工作。

2.1.2 委托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代为管理。

2.1.3 将公共卫生部分委托上级行政部门。

2.1.4 红谷滩新区公共卫生运行管理模式:

2.1.4.1 成立公共卫生管理办公室2004年,由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主导,选派市级卫生行政和公共卫生龙头单位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员,与管委会社会事业发展共同搭建新区卫生事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措施实施的平台―公共卫生管理办公室,纳入新区管委会统筹管理。

2.1.4.2 成立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原则履行职责,形成全区上下共同支持公共卫生工作的良好局面。

2.1.5 实施适宜新区开发区卫生事业发展的具体策略,构建新区特色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合理规划,积极引入大中型综合性医疗机构和专科医院为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依托,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建设重点,以个体、乡医及其它医疗机构为延伸补充,构建新区特色的医疗救治体系,打造新区“15分钟医疗健康圈”;建设涵盖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监测、妇幼保健、应急处置、健康教育为一体的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使之成为全区公共卫生的龙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公共卫生服务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立责任健康管理医师;构建新区特色的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以行政委托为手段,将卫生执法权力以委托方式下放新区,依托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新区卫生分中心,社区公共卫生信息员,构建新区卫生监督网络,;构建纵横贯通、立体交叉的公共卫生信息交流平台,开发社区卫生监督、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合作医疗、医院管理系统“六网合一”搭建新区卫生网络平台;将卫生事业发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将公共卫生服务进行全面梳理,坚持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方式,按服务人口均不低于20元的标准落实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卫生事业发展的经费逐年增长,逐步建立完善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开展的补偿机制。

2.2 统计分析红谷滩新区、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市四者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否有差别。

表1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是对人均医疗卫生经费的分布描述,县区中1、2、3、4分别代表红谷滩新区、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市,N、Mean 、Std. Deviation、Std.Error、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Minimum、Maximum分别表示变量的调查数量(样本量),均数,标准差、标准误、95%可信区间、最小值、最大值。

表2为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的方差分析结果,sum of Squares、df、mean square、F、Sig.分别表示变异、自由度、均方、F值、P值;第二列的三个值分别表示组间变异(Between Groups)、组内变异(Within Groups)和总变异 (Total)。

2.3 所有指标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由表3、表4可见,人群健康状况、健康影响因素、卫生保健因素等相关指标在四组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2.5 所有指标两两比较的结果:如表6至表7所示,第2列和3列的1、2、3、4分别表示红谷滩新区卫生办、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市。

A社会卫生事业发展主要评价指标策略应用后红谷滩新区与其他开发区同期比较。

B社会卫生事业发展主要评价指标策略应用后与南昌市比较。

2.6 趋势分析的SPSS实现过程。公共卫生费用随年份的变化趋势进行直线模拟,复相关系数(RSQ)为0.928,自由度(d.f.)为4,检验量(F值)51.60,检验P值0.002。截距为0.667,偏回归系数为12.861,如下表所示。

复相关系数表明该直线直线回归趋势可解释公共卫生经费随年份变化的92.8%。b1为回归系数,表明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变化的量,该值为正,则因变量为增长趋势,该值为负,则因变量为降低趋势。本趋势方程中表示每增长1年,公共卫生经费增长13.857万元,该趋势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2.7 红谷滩新区与其他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评价指标分析结果。红谷滩新区主要评价指标中人均医疗卫生经费、医疗卫生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高于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人均医疗卫生经费、出生率、安全饮用水普及率、一岁以内儿童计划免疫率、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数、医疗卫生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高于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公共卫生策略实施后,与其他两个同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评价指标比较,红谷滩新区区部分指标有较大发展。

2.8 红谷滩新区与其南昌市主要评价指标分析结果。从红谷滩新区实施创新适宜的公共卫生策略后,其社会卫生事业发展主要评价指标与南昌市总体指标的比较可见,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红谷滩新区高于南昌市,表明红谷滩新区人口健康状况已超过南昌市的总体水平;安全饮用水普及率、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与南昌市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红谷滩新区健康影响因素、卫生经费投入已达南昌市水平,对辖区的安全饮用水设施建设和卫生工作的重视有利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一岁以内儿童计划免疫率、每千人口注册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病床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数、诊疗人次数、县区住院人次数、医疗卫生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红谷滩新区仍低于南昌市,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策略实施后,红谷滩新区卫生事件发展的部分评价指标已达到南昌市的水平,卫生事业发展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纳入全市的统筹规划。

2.9 红谷滩新区自身增长趋势分析。除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三指标呈负值(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外,其他(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流动人口、当年财政卫生拨款、卫生事业费、公共卫生费、中医事业费、上级卫生专项补助、卫生建设基本投资、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平均期望寿命)均为正值,随时间(年份)呈增长趋势;其中除流动人口、中医事业费、乡村医生三类模型拟合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指标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红谷滩新区实施科学规范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后,人群健康状况、卫生保健、物资资源、财政投入等随时间均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

3 讨论

新区开发区公共卫生管理模式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3.1 加强对新区开发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导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公共卫生工作责任制[ 6]。计生、卫生、财政、人事、科技、药监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形成各级共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3.2 进一步提高加强对新区开发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卫生问题,而且是国家安全和城市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坚持以人为本,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各部门要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加快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主动地抓好公共卫生工作。

3.3 建立财政投入和补偿的长效机制,保障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卫生事业经费必须向公共卫生倾斜,确保疾病监测、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业务的运行经费。

3.4 全面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增加投入、健全体系、创新体制、整合资源、城乡一体”的原则,积极推进新区开发区公共卫生运行机制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加快新区开发区卫生事业发展步伐,全面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和报告信息体系、人才培养社会支持体系,以满足城乡居民的卫生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 罗威、肖红茂、符艳,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社会卫生状况综合分析 ,《江西医药》2007,42(10):93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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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un Yuwei;Zhao Zhongtang;Li Shixue; An Analysis of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New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Shenzhen Bao an District; Chinese Health Economics;2006. 05

[6] 肖红茂,创新思维加强合作构建人人享有的公共卫生服务新体系 医学信息,,2010,5(6):1624~1625

公共卫生价值篇2

关键词：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校正策略；制度法规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23-05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研究”（10ZD&049）；山东省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新时期山东省公共管理硕士（mpa）的课程体系研究”（sdyc111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和静（1984-），女，山东临沭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医学伦理与行政伦理；邵腾（1988-），男，山东肥城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近30年来，学界已就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做了大量研究，但对于公共卫生政策这一具体政策部门的研究尚显薄弱。尽管在2003年“非典”时期，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正如公共卫生政策研究者刘继同所言：“SARS疫情爆发、流行首次将公共卫生政策议题以‘血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各界面前，公共卫生政策成为国家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核心议题”，[1]但之后的相关研究进程又因某些因素而陷入僵滞状态。显而易见的是，公共卫生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国家议题，应该得到持续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社会结构、体制环境、卫生状况、政策框架、利益格局正经历着深刻调整，公共卫生政策的地位日渐凸显，尤其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效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能力与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主要从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存在执行偏差的现状入手，剖析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诸因素，然后探究并提出重构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逻辑框架。

一、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偏差与现实梗阻

公共卫生是一个国家公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层面来讲，19世纪初美国学者查尔斯・温斯洛（Charles E. Winslow）教授就曾提出：“公共卫生是一门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来改善环境、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及促进身心健康，并能发挥个人更大潜能的科学和艺术。”[2]国内有学者认为，“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3]2003年7月，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将公共卫生明确定义为，“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流行，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健康的目的。”[4]结合其他有关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简单地用“3P”来直接定义公共卫生，即Promotion（健康促进），Prevention（疾病预防）和Protection（健康保护）。而所谓的公共卫生政策是指国家、政府与社会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为改善社会卫生状况，预防社会疾病流行，保护人民健康而提出的系列行动方案与方针策略，“是一个国家对卫生资源的社会使用进行合理控制、最优化地配置，从而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功用，起到真正维护人类健康利益的一个战略决策。”[5]由此可见，实现和维护公共卫生的主要渠道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与社会集体行动。

纵观中国现代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公共卫生政策的演进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政策调整转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卫生政策框架均依据体制环境、价值观念、制度体系、机制目标、服务范围、经济状况和管理模式等不同发展情势而进行着不断调整与变革。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中，我国用占世界2%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健康问题，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福利型的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全体公众享受到最基本、最公平的医疗服务，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6]总体成就令人瞩目。

但从现实情境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变迁，特别是转型社会的结构特点对公共卫生政策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双重启动与巧妙结合，城市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市化双向运动，转型进程的非均衡、发展非平衡与经济非均衡相互交织。”[7]这一结构特点正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范式要求，因为“社会结构转型与现代化结果和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反映在价值观念、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上”，[8]而公共卫生政策正是中国系列政策模式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对中国公共卫生政策模式的检验过程中，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清华大学吴彤教授曾指出：“SARS疫情的预防、监测、治疗、康复和回归社会迫切需要多学科的视野，迫切需要从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角度重新认识传染性疾病问题。”[9]在“非典”期间，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本身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能力与绩效更是面临突如其来的考验，其整个过程充分暴露了传统公共卫生政策体系的结构失衡与执行力弱化等弊病。众多严峻问题的“浮出水面”，重新“唤起”社会对于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重新“审视”政府应如何发挥更好作用，重新“考虑”公共卫生事业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发展走向，特别是深刻“反思”公共卫生政策模式及其执行效力问题，激发人们对于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角色期待。然而自此十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审视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状况，发现其依然不尽如人意，仍然存在诸多执行偏差与现实梗阻。特别是2013年4月H7N9危机来临之时，公共卫生机制面临着新的考验，公共卫生政策运行面临新的拷问。

综合理论与实践两重考量，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运行的问题集中体现为执行偏差问题，也即公共卫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梗阻与不畅。在政策科学中，执行是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所谓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应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督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10]执行效果有优劣之分。若从政策科学的视野观之，执行偏差是指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局部利益而罔顾公共利益，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偏离公共政策预期目标和既定路径的现象。执行偏差在现实中普遍存在，表现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或职能部门采取“选择性执行”或者“象征性合作”策略，从而导致政策执行的表面、扩大、异化或停滞。荷兰学者H・布雷塞斯与M・霍尼赫曾以“象征性合作”这一术语来描述执行偏差：“地方政府假装合作，而实际上并未合作。在实际执行中，这种情况包括口头上支持中央政策，或以书面形式表态，但没有按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任何事情”，而“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合作限制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检查时，地方政府多会采取象征性合作的方式。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公开拒绝与中央政府合作”。[11]所以，公共卫生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政策目标偏离、政策内容失真、政策行为更加隐蔽等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导致政策实施的“变形”和“走样”，进而妨碍公共卫生政策职能的发挥，并危及公共卫生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国著名政策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 Alison）也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2]执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因而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接下来，本文着重分析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要素。

二、造成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的诸因素分析

公共卫生的服务功能需要公共卫生政策来具体落实，理想的执行状态正如史密斯（T.B.Smith）所说：“政策一旦制定，政策即被执行，而政策结果将与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相差无几。”[13]但是现实中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往往并不理想，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为“政策的执行并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的软弱无能和非回应性会削弱政治系统本身。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政府的决策和项目加以执行”。[14]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因素是多元的，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层面：

1.公共卫生政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设定的偏差。刘继同教授讲：“不言而喻，卫生公平比教育公正、司法公正、机会均等和其他社会公正获得更广泛的关注。”[15]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在公共卫生的管理与政策执行领域，很多关键性决策得不到有力执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共卫生政策决定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与操作性受到质疑。政策决定是指经由完整的法定程序，由法定的公共权力主体用自然语言表述出来并昭示公众的、关于某一特定政策问题的具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规定。[16]科学合理的政策决定极为重要，而一旦政策决定缺乏严格的执行界限、操作程序和评价体系，就容易导致政策变形。特别是在政出多门、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模棱两可的政策环境中，政策执行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的缺乏，更是为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存在空间，从而严重损害了政策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所以，政策执行偏差的首要因素往往在于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或漏洞，设置情形无法覆盖或者反映客观实情，并未遵循公共卫生发展的现实规律，从而导致公共卫生政策的行为规范与客观情形出现脱节，甚至产生强烈冲突，并最终失去了政策执行的正当性根基。英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可以看作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克拉潘认为自1848年公共卫生法通过以来，国家就以一整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因为国家既不信任又过分信任作为它战术代表的地方当局，以致战略受到阻挫。总之，公共卫生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内在要素，否则就会产生政策体系的结构紊乱与执行系统的无序运行。

2.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资源配置偏差。公共卫生政策执行除了需要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以外，还需要系统的环境资源支持，以协助公共卫生政策的顺利运行。组织学派认为政策能否得到忠实的执行，关键在于执行机构在主观上是否充分理解政策的含义，是否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政策决定，在客观上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如权力、权威、人员、资金、设备等以有效执行政策。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过程中，良好的环境支持与充足的资源支撑甚至可以有效弥补卫生政策本身的欠缺和不足。比如强有力的政策权威，相互团结的目标群体，高素质的政策执行队伍，充足的财政经费支持，丰富的政策信息来源，畅通的政策宣传与监督渠道，高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合理的政策执行评价标准等，都可以更好的减少政策失误和执行困难。然而就当前实践来看，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也没有形成整体的有效合力，而且缺乏科学系统的执行机制与监督体系来保障政策执行环境的平衡有利。

3.基层单位的执行能力建设偏差。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归根结底需要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当中。因此，基层单位的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在整个卫生政策运行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层单位对于政策观念的落实转化与政策目标的真正实现直接相关，唯有基层单位真正贯彻政策精神与基本政策方略，才能实现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畅通。公共卫生政策的目的就在于调整和规范卫生利益结构，它所代表和维护的应该是整体社会利益。然而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单位或者组织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偏离公共政策既有的执行轨道，由此产生政策歪曲和政策失灵，违背了“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原则。所谓政策失灵指的是“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其行为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政策现象。”[17]政策失灵本质上表现为偏离政策目标与违背政策精神，具体表现在政策虚化、政策歪曲、政策替换和政策附加四个方面。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地方机构的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执行偏差、执行失真、执行缓慢、执行乏力、执行呆板的情况依然存在，从而导致政策“变形”和“走样”，甚至出现政策执行的异化或停滞，带来政策权威的亵渎与政策资源的不断流失和浪费。究其原因，不论纵向结果还是横向组织之间，都存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权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从而导致基层单位政策执行中的政策替代、政策利用、政策照搬和政策抵制等情况。

4.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规制偏差。制度界定并限制着人们的选择集合。所以，公共卫生政策的系统落实最终需要建立在丰富完善、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法规和条款规定上，并且任何执行标准都不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违背，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评估与监督体系与之相配套，始终以“法”的原则和精神作为基本保障，否则公共政策执行终究是不畅通的。从现有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导致公共卫生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出现政策阻滞与失灵的原因还在于权力界限不明，责任划分不规范，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不够，缺乏制约权力严格法律依据和基本制度保障。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领域尚无专门法律，现有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公共卫生和医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法规构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各基层单位的权限界定过于抽象和笼统，无法为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供法理保障，容易引发执行实践中的政策阻滞。而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制度化程度，在公共卫生政策设计、规则认定、程序议程、监督评估等不同阶段都给予合法化的制度保障，可以有效避免卫生政策的盲目性或者非规范性，保证政策本身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提升政策本身的威信与效力。

三、校正机制重构：从政策价值到政策环境的系统优化

当前，公共卫生政策问题作为常态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国家和政府的议程设置视野，政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以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问题，政府的认识和行动同样在增强。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机制和框架，以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要求保障公共卫生政策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不断深化完善。“如果人们接受卫生保健服务的局势恶化或苦乐不均，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种难以接受的谬论所带来的风险：卫生保健服务不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工具，而是起到了增加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其结果是大多数人的健康恶化，仅有少数人能够受益。”[18]方针明确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则明确的政策是最实际的政策。[19]为了增强公共卫生政策的服务性与公平性，笔者认为应该从方针和原则层面来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调整机制与框架。

1.造就公共卫生政策理论根基与民意支持。如上文所述，公共卫生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深刻影响政策执行后果，为此必须增强公共卫生政策本身的合法权威。按照西蒙的说法，“权威作为协调群体活动的一种工具，其广泛运用，反映了这一工具的重要作用。我们特别要注意权威的三种功能：（1）它加强了行驶权威的那些人的个人责任。（2）它保证了决策制定工作中的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利用。（3）它有助于活动的协调。”[20]树立公共卫生政策的合法权威，有助于实现令行禁止，以减轻或者遏制“诸侯势力”的膨胀，减少基层执行机构或者目标群体之间的紧张或对抗。笔者认为政策的合法权威需要建立在理论根基与民意支持两个方面，反之，公共卫生政策将很难有效贯彻。首先是应建立在政策自身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合理合法的公共卫生政策需要建立在理论论证、调查研究和科学判断之上，也就是增强政策自身的科学性，建构一套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在社会瞬息万变的当下，缺乏理论根基的公共卫生政策，其适应性和科学性极易遭到质疑甚至否定。具体而言，理论根基表现在：政策设定的理论假设前提、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型选择，以及执行后果的成本效益分析等，都需要理性的分析判断以及理论的支持认可。法国行政学家夏尔・德巴什（Charles Debbasch）指出，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如果决策与它所希望的东西不相符合或在它看来是无法实施时，它将反对这种毫无活力的东西或者试图改变既定措施的内容。”[21]其次，政策的合法权威还需要获取民意支撑。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意愿与价值倾向可以根本决定社会价值导向与社会真正需求。唯有获得民意支持与社会认可，夯实群众基础，才能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这是公共卫生政策合法性的重要表现。

2.追求政策设计与执行的公平正义。正如胡鞍钢教授在“非典”时期所言，我们“不能盲目迷信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民众在知识、健康方面的能力，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才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真正意义”。[22]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诉求。英国社会政策大师理查德・蒂特姆斯（Richard M. Titmuss）说：“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23]如果把公共政策视为价值之分配，那么公共卫生政策就是对社会公共卫生资源与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因而必须强调政策的公共性，坚持公正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因为“进入社会政策视野的卫生政策，是一种由政府的目标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伦理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制度化的安排”。[24]我们应坚持正确的伦理理念与公正原则，以保证政策设计与执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一项卫生政策如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势必带来政策脱节，容易导致相同政策目标群体在参与利益分配时的不同规则和标准，而这种结构性短期行为自然会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同，从而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公与民意的反抗，甚至演化为政策变形，远离政策设计的初衷，带来政策体系的结构性紊乱。政策设计与执行的不公极容易导致政府与民众信任关系的破裂，政策权威严重流失。所以，政府应秉持公正理念，合理分配公共卫生资源，“首先，要确保资源分配受益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护最多人的生命和健康，将群体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其次，要给予符合优先分配（弱势群体/无医疗保险）的群体相同的待遇，对待患者应该做到为善仁爱，避免社会对他们产生歧视。”[2]西方学者也曾提出6条分配公平原则：给每一个人平等的利益；按每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按照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的获得来分配；按照每个人自己的努力来分配；按照每个人的社会贡献来分配；按照每个人的价值来分配。[25]除此之外，为了保障公共卫生政策的公正合理性，还应该拓宽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公众参与渠道，让广大民众了解政策设计的缘由与实施过程，知晓政策内容和执行目标，以增加政策透明度、信任度以及认同度，降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难度和风险。

3.强化政策执行的法律规制与监管评估。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卫生政策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是一种针对社会性卫生问题的集体行动。正是经过制度化的安排再到集体行动，卫生政策才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工具。”[24]完整的制度安排是公共卫生政策运行的重点，良好的政策执行效果需要稳定性、机制化与常态化的制度监督、规范评估和结果认定。对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评估制度等系列法规制度都应该清晰明确、有理有据，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是保障政策执行的关键所在，也是政策执行监管评估和控制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对于政策调节的“盲区”以及政策界限模糊的灰色区域，更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的确立与完善。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状况应给予正确的考核和评估，既包括价值的判断，也涵括事实的分析，既包括定量的分析，也包括定性的考量。一般来说，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通常应遵循SMART原则，即具体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实现的（Attainable）、结果导向的（Resultfocused）和有时限的（Timebounded）。[26]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考核与评估离不开社会的监督，因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体和组织单位遍布社会各个领域与不同角落，对于政策执行效果具有最直接、最全面、最敏锐的感受和认知，更能揭示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现状，有他们参与政策评估可以增强监管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可以说“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高质量的政策为基本前提的，而高质量的政策则需要有科学的民主决策制度作保障”。[27]因此，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还应不断健全政策执行中的信息沟通、信息反馈与监督机制，以增强政策执行的正当性。

4.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操守。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执行的主体，直接实施政策执行，他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度、理解度以及专业负责态度和道德素质水平是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加强公共卫生政策执行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是落实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必要环节。现实中的诸多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和走样，正是由于政策执行队伍中部分人员的专业素养有限和伦理品质欠缺所导致的。如果执行主体过度强调个体的自利性，而无视公共利益，会逐渐偏离公共政策的预期目标，并会弱化政策执行力。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28]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重视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专业素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人员必须具备综合协调执行能力，包括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深层次地理解政策缘由、把握其精神实质，从而避免或减少政策宣传和执行中的失真、失当以及失误；其次，大力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的伦理素质与道德品质。努力锻造一支认真负责、忠于职守、严于律己的政策执行队伍，减少源于思想轻浮、道德低下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全力防范为了个人潜在收益而“钻政策空子”，依据个人偏好而采取行动，故意对政策进行歪曲、篡改甚至破坏等违背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人员最基本职业操守的行为。

5.优化基层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地方政府与基层单位的政策执行效果是公共卫生政策链条上的终端环节，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保障和监督。如果基层政策执行最开始在客观环境的组合配置上就存在明显漏洞或者难以弥补的缺陷，那么后续再多主观努力也无法阻止客观情势发展，最终导致政策无效和失真。所以，上级政府应合理配置基层单位的政策执行权，不论是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一组织部门之间的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权都应该得到合理完善的分配，制止执行权过于集中的问题，调动不同级别单位的积极性，杜绝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地方主义，避免长期存在的基层单位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替代、政策附加、政策敷衍和政策照搬等情况。由于地方利益的实际存在，倘若没有良好的客观环境保障，地方很容易“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29]因此，应该加强基层政策执行的环境保障机制，建立基层政策运行的信息子系统，包括人员、资金、设备、体制机制等不同层次的环境支持，“信息子系统作为现代政策系统的基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沟通领导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或政策执行系统和社会的关系”，[30]以实现基层政策执行权的合理使用与地方执行力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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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价值篇3

关键词：公共服务；医疗卫生；质量改进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机制包含了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质量奖励在内的一系列管理运行环节、程序、方式及方法，它是公共服务的质量持续改进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机制。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在运行的60多年里，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并运行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全球各国医疗改革屡遭失败的背景下，它的良好运行显得尤为难得。英国在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改进机制建设方面的做法及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学习和借鉴。本文探讨英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改进机制建设及其经验，并指出其对加强我国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机制建设的启示。

一、英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改进机制建设及其经验

服务质量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生命线。英国《泰晤士报》在世纪之交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回答“你认为政府在20世纪影响英国人生活的最大业绩是什么”时，46％的人认为是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ystem，英国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18％的人认为是福利制度的建立，第三位才是赢得二战的胜利，占15％。可见NHS对英国人的影响之深。NHS建立于1948年，是英国社会福利制度中最重要一部分。NHS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全民免费医疗，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收入不高的普通民众，公立医院占医院的绝大部分，公立医院免费或近乎免费地向全体国民提供包括住院、门诊、保健、预防等一揽子的医疗服务，以解除国民在健康方面的困扰。它有四个主要目标：一是改善全民健康状态，减少医疗卫生服务中不平等和不包容；二是确保医疗服务能够按需提供；三是持续改进和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效用和效率；四是提高公众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能性与互动性。

在英国，有许多政府、非政府的机构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和改进。虽然这些机构的职责各有不同，但是其宗旨都是促进英国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意识到NHS缺乏一套全国性的标准，这不利于保持医疗卫生服务的高质量，其服务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病人的部分权利被剥夺。因此，在2000年，NHS提出了“2000年行动计划”。主要措施包括：建立新的机构理念，加大投入；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全国性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同时明确在改革中必须有一线人员的参与，即医生和患者必须参与医疗卫生服务标准的制定中去，并建立工作责任制，持续改进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管理逐渐形成一个有效的持续改进机制(如图1所示)。

图1英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框架(作者自制)

1、制定质量标准

英国对于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管理主要是从专业评价与公众评价两方面着手，即客观衡量和患者反馈。客观衡量包括安全和有效两个方面：安全――就是患者在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时是否能够免于受到医疗事故的威胁，有效――主要是临床规范和标准的实施与效果；患者反馈则是患者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后对服务质量的感受，如患者在接受服务时是否得到尊重，是否在干净安全的环境中接受服务等等。目前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主要通过卫生服务质量与结果指标体系(QOF)这个平台来进行评价和反馈。

QOF是一项自愿实施的激励计划。它作为普通医疗合同(GMS)的一部分面向所有基础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QOF包括了不同临床领域标准和指标的设定和患者反馈指标。QOF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包括：(1)让公众患者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利益相关者明确的权利参与到QOF指标体系的构建中；(2)确保指标能够代表患者、临床医生和公共健康中重要的部分；(3)帮助临床医生表达在医疗卫生中的问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4)确保所有指标能够基于有效的证据；(4)确保客观、透明、开放、全面的指标设定系统；(5)确保指标能够定期被审查和更新；(6)确保指标在使用之前经过试行以保证指标的可执行性和易实行性。

卫生服务质量与结果指标体系(QOF)由英国国家临床评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NICE)在卫生部的委托下与英国国家患者安全局(National Patient Safety AgenCy，NPSA)、皇家医生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RCP)、皇家全科医生学院(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RCGP)等机构的合作下制定。NICE直属于英国卫生部，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公共医疗卫生、医疗技术和临床运用的指导标准。每年与全英范围内大约3000名专家和民众代表合作制定临床流行病、临床、卫生经济、护理、统计学等方面的各种指南。该机构实行董事会制，董事由卫生部任命。目前NICE有直属员工500名左右，主要办公地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2011年的预算经费在6750万英镑。NICE目前已经制定出了700多种操作指南和规范，仍有200多项正在制定中。NICE计划对所有疾病都制定相应的指南和规范，并不定期地进行更新，指标制定程序如下(如图2所示)。

(1)指标信息甄校。首先，对已经在QOF中使用的指标进行重新审查以决定是否仍然适合在指标体系中继续使用。国家初级医疗发展研究中心和约克健康经济协会(NPCRDC／YHEC)制定了一个从2009年6月到2012年6月的日程表，该日程表标明什么指标需要被重审以及何时被重审。委员会每年重审大约20－30个指标。而这些指标的重审根据以下信息：最近的数据使用效果、预期的病人与人口数情况、人口统计和例外报告、停止使用当前某个指标的潜在影响、基础证据资料库的变化等。NICE每年会审查所有指标的基础证据资料库。任何基础数据资料库的变化将被授权先于日程表上的计划审查项目被审查。审查委员会考虑指标的校甄信息建议而废除某些指标。其次，收集潜在新指标的相关信息。所有信息被QOF指标项目团队评估后报送至审查委员会，即先由临床医生顾问和技术分析员对信息进行评估，然后报送至审查委员会。

(2)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和优先排序。首先，委员会审查当前使用的指标是否已经不符合需要而可以被废除或是否需要调整阈值。新指标的构建主要由国家初级医疗发展研究中心和约克健康经济协会(NPCRDC／YHEC)来执行，NPCRDC／YHEC根据当前指标使用的效果和预期的阈值使用效果以及变动趋势制定相应的阈值提高或降低标准。其次，委员会根据公众的新的需求重审NICE临床和公共健康指南。委员会每年给出至少25个新的修改建议，而这些

新的建议又反馈给NPCRDC／YHEC，以帮助其今后研究新指标。

(3)指标构建(试行和调整阶段)。首先，所有新指标在全英国指定的初级医疗机构中试行。试行主要考察该指标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接受度、可靠性、有效性和意外情况。其次，指标的调整。在试行阶段后，该指标的试行效果由包括病人和专家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作为委员会批准一项新指标的重要参考意见。

(4)决议与。委员在审查并综合了NPCRDC／YHEC的推荐意见和利益相关者的修改建议后决定什么指标将被推行和将被修改。这些决议通过的指标被在NICE的官方网站、指南上，并且这些指标制定的过程和调整的相关依据也会同时公布。

NICE通过网络向与医疗卫生利益相关者包括公众患者、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等征求关于临床和公共健康的指标或指南制定的意见。同时，这些患者、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被邀请每年定期对新指标的制定提供相关意见。NICE网站上包括了关于QOF指标制定的信息：制定过程的描述、临床与公共健康指标制定的提建议途径、常见问题、委员会会议日期、审查委员会成员、决策的时间等相关信息。

2、质量考核

QOF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核医疗卫生服务组织：(1)组织机构方面；(2)患者反馈；(3)临床方面。每个方面都包括不同的细分类别和详细指标。每个指标都有相应的分值，QOF的总分值约为1000分，其中组织机构方面的有162.5分，患者反馈方面有146.5分，临床方面的有655分。

在临床方面，目前有10种疾病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指标，包括冠心病、中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炎、癫痫、甲状腺机能减退、癌症、精神病、哮喘。每个病种的子指标都分为记录、诊断和治疗前、治疗中三大类指标。以高血压为例，子指标有5项，记录类一项：在记录系统中是否建立一份高血压病人信息，分值为9分；诊断类有两项：一是记录吸烟高血压病人的记录中包含其吸烟状况至少一次的比率，二是吸烟高血压病人的记录中包含建议其停止吸烟至少一次的比率，两项分别是10分；治疗类有两项，一是高血压病人在过去9个月中有血压记录的比率，分值是20分，二是高血压病人最近一次血压测试(9个月内)是低于150／90的比率，即考察高血压病人的治愈率，分值最高是56分。

在组织机构方面，主要包括患者的病例记录和信息、与患者的交流情况、执业管理、教育和培训和药物管理等指标，每项下面都子指标十余项，分值也从1分到10分不等。

在患者反馈方面，英国保健质量委员会(CQC)是英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管理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全面负责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改进。作为QOF的一部分，CQC每年都委托皮克研究所(PiCker Institute)通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调查来建立全民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后的反馈机制。2002年以来，有1600万英国患者接受了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调查并报告了他们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关经历。调查者运用事先精心设计好的问题对患者进行调查，以更好地反映他们在接受医疗服务时的具体情况。调查报告重点突出医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提高的地方。调查报告被送至相应的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管理部门据此整改并提升所辖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这些报告包括了众多服务质量提升指南，目前可从CQC网站获得的最新的服务提升实用指南有《让患者在医院感觉更好》、《善用患者的反馈：一个实用工具包》、《尊重、隐私和尊严》、《聆听患者的心声》和《提升急诊部门内部的信息交流》等。而其他方面的服务还包括儿童健康监测、产科服务等项目。

每年皮克研究所结合该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和居民的患病情况，结合适当的系数调整，向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拨款。QOF的指标大多是以最佳指标作为标杆来计算得分的，因此大部分的医疗机构尽管做足了“分内事”，但是都不能够得到所有的分数，比如在临床服务方面，大多数医疗机构的得分只能是总分的40％－90％。因为QOF的考核与NHS对医疗机构的经费挂钩，所以尽管是否执行QOF是自愿的，全英绝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在使用QOF。

3、考核结果的公布

英国保健质量委员会(CQC)向公众定期公布英国卫生服务机构的质量账户(quality aCCount)。英国保健质量委员会(CQC)是依照2008年的健康与社会保健法成立的。成立CQC的目的是运用专业知识促进和提升社会健康和社会保健，保障公民的权利。2009年4月1日，CQC以英格兰健康和成人社会保健的独立监管机构的身份开始运营，它是英国唯一的包括健康和成人社会保健领域两个领域的监管机构。从2009年4月开始，所有的健康服务和社会保健提供者都必须去到CQC注册并证明所提供的服务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

除了CQC会定期提供质量账户让公众参考，方便患者在就医时的选择外，NHS每年也都会以年报的形式公布每年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质量报告。质量报告主要分为医疗安全、效果、患者反馈三方面，从最新的年报(如图3所示)中可以看出，在反映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各个主要指标中，2009－2010年度与2008－2009年度相比，大都有所改善，只有在梭菌感染和平均住院时间上略差于上一年度。这说明，在英国当前的质量管理体系下，英国的医疗卫生质量是呈现一种良性提升的趋势。

除了QOF的考核与NHS对医疗机构的补助挂钩外，还有其他各种医疗卫生方面的质量奖励，如质量与创新委员会(Commission for Quality and Innova-tion)支付奖励、临床优化奖(CliniCal exCellenCe awards)、NHS灯塔计划等。NHS灯塔计划为树立“最佳实践”典范的意愿和一般工作者(GPs)颁奖，支持获奖者利用该计划发展并传播其先进经验，主要是一种标杆管理的思想；灯塔身份一年有效，并对好的做法进行协调和展示提供财政奖励。另外，NHS开发了健康与社会保健年度奖，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和传播措施，基于英国保健改进学院的“协作”创意，将专家和工作人员整合在一起，追求其最大程度的组织绩效改进。这些竞争性质量奖励机制能带来许多好处，如促进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改进、医疗卫生部门的改革、公众信任度增加、机构效用提高、促进创新、优秀经验共享等等。

二、对我国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机制建设的启示

1、建立一个全面通用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

我国应该建立一套类似于英国QOF，在全国范围内通用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首先，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公共服务的全国通用的评价标准，所以各地方政府或研究机构在对公共服务进行评价的时候，仅是根据各自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理解设定评价指标，这样一方面得出来的结论没有横向的可比性，比如某个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公共服务进行了评价，但是因为其他地方在评价时所用的指标体系不同，所以无从对比参照；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好坏优劣，如此在评价的过程中就无法对本地方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更不

用说改进公共服务质量了。另一方面，混乱的指标体系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同的地方政府或研究机构运用财政资金进行公共服务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但这些评价结果和建议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而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被运用或借鉴。

因此，我国目前应该开始着手建立一套具有指导意义的指标体系框架，各地方政府与研究机构在对各自公共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时就可以参考这套指标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补充具有各自地方特色的指标设置，并在这套指标体系框架使用中，定期对指标进行审查检验，及时废除不合适的指标或添加必要的新指标。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积累，可以形成一套比较完善且实用的指标体系。与此同时，指标体系的定期审查检验机制必须永久沿用，确保指标体系能够不断地更新与发展，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和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

2、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质量管理机构

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英国CQC的公共服务质量最高管理机构，全面负责我国的公共服务质量改善。这个公共服务质量管理机构可以采用委员会制，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由政府官员、公众学者、公民等公共服务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并建立常设机构，实行全职代表制。该机构负责全国性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与完善工作，同时定期向公众权威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报告以及公共服务改进建议。另外，该机构应该与民间组织合作，充分调动第三部门与研究机构的力量，共同对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评价以促进公共服务的持续改进。

这个机构建立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了最权威的官方机构对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评价和改进，可以解决当前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群龙无首，不同机构各自为政的现状，既节约了社会成本，同时也提高了评价的可信度和服务质量改进的执行力；另一方面，对提高公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大有裨益。

3、公共服务评价过程中应重视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我国，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与管理应该重视公民满意度评价，因为公众满意度能够直接反映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满意程度，在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中，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决定了公共服务质量好环与否。我国政府目前致力于建立“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就是提升公众的满意度，而要提升公众的满意度就要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充分考虑公民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保持公共服务供给与公民需求的平衡。

公共卫生价值篇4

【关键词】社区护理；绩效评价；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R 19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国家在社区卫生事业上投放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社区护理事业在此契机下迅速发展，如何对社区护理进行有效的考核和监督，如何科学合理地评定社区护理成为新的挑战。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对社区绩效考核工作进行深入指导。2002年卫生部下发《社区护理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对我国社区护理的工作任务、社区护士资格和社区护理的考核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阐述，是首个针对社区护理的规范性文件。2006年卫生部下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社区卫生机构要建立岗位管理、绩效考核等制度。2009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提出强化绩效考核，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制度。2011年卫生部和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对考核的原则、依据、对象、内容、方法和周期、管理等做出具体要求。针对国家的政策指导，本研究旨在建立适用于社区护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评价指标，探寻适合我国的社区护理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在现有基础上合理分配资源，提高护理人员的效率，更有效地为居民服务。

1、研究方法

1.1 专家的选取 从不同角度选取专家，依据专业特点选择公共卫生的专家、社区护理教育专家和社区护理管理者。专家原则上应具备高级职称，中级职称者应具备10年以上工作经验。

1.2 构建社区护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依据系统的程序，采用匿名的方式，即专家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员发生联系。通过两轮函询专家对问卷的意见，经过归纳和完善，最后汇总成城市社区护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2.1 确立评价维度及指标 本研究拟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去评价社区护理的绩效，采用投入和产出指标进行绩效衡量。生产率又称生产力，是指产出与所投入的比值。单投入、单产出的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很多研究涉及的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fivity），是总的生产产出与总的生产投入的比率。因此，本研究首先将社区护理评价指标分为投入部分和产出部分。

1.2.1.1 投入指标 从国民经济管理学角度，投入是指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劳务活动）过程中对各种生产资源的消耗和使用。本研究中的投入是指社区护理服务过程中对各种卫生资源的消耗和使用，包括社区护理劳动力的消耗和使用、卫生材料消耗及其他卫生资源的消耗和使用等。主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三个维度进行构建。指标的选取依据目前社区的实际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

1.2.1.2 产出指标 产出指社会生产的成果（包括物质产品和各种服务）被分配的去向，即物质产品的实物运动的方向或接受服务的对象。本研究的产出是指为居民提供的护理服务，参照卫生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产出分为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满意度3个维度，并选取适当指标。

1.2.2 筛选评价指标 采用界值法筛选评价指标，即以每项指标的满分率、算术均数、变异系数3项为依据筛选指标。以所有满分率的均数与标准差的差值，作为满分率的判断界值，大于界值的指标入选；以所有算术均数的均数与标准差的差值为算数均数的判断界值，大于界值的指标入选；以变异系数的均值与标准差的和作为判断界值，小于界值的指标入选。对于有2～3项不符合的指标直接删除；对于仅有1项不符合的指标则根据政策导向性、研究的系统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经专家小组讨论后进行筛检。

2、结果

2.1 函询专家基本情况 选择专家共计14人，其中13人积极参与此项研究。专家来自北京、湖南、黑龙江、吉林4省（直辖市）；平均年龄46岁；学历：5位（占5/13）具有博士学位，4位（占4/13）具有硕士学位，4位（占4/13）具有本科学历；职称：12位（占12/13）具有高级职称，1位（占1/13）具有中级职称；平均具有24.6年工作经验，平均从事卫生事业管理或社区护理专业15.5年；11位（占11/13）对本研究较熟悉或非常熟悉，2位（占2/13）一般熟悉；6位（占6/13）来自社区护理教育领域，4位（占4/13）来自社区护理管理领域，3位（占3/13）来自卫生事业管理领域。

2.1.1 函询专家积极性 本研究两轮专家函询问卷第一轮回收率为92.9%（13/14），第二轮回收率100.0%（13/13）。专家参与积极性比较高。此外，专家在指标的综合性、全面性等方面也给予了建议，从侧面反映出专家参与本研究的积极性。

2.1.2 函询专家专业背景 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生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咨询专家所占的比例为9/13；在技术职称方面，高级PlJ：职称的咨询专家为12/13；在研究领域方面，专家来自社区护理教育、社区护理管理和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在工作经历方面，平均具有24.6年工作经验，平均从事卫生事业管理或社区护理专业15.5年，专家的权威程度的平均值为0.818。

2.1.3 专家意见的一致性 本研究采用专家意见的离散程度指标表示专家意见的一致性，包括变异系数和协调系数。变异系数主要反映专家对条目的波动程度，变异系数越小说明离散程度越小。协调系数反映全部专家对全部条目评价的分歧一致程度，其值在0至1之间，协调系数越大说明协调程度越好。两轮专家咨询，各条目的变异系数均小于0.3。使用Kendallw检验进行协调度的检测，第一轮的协调系数是0.113，P=0.052，第二轮的协调系数是0.268，P=0.000，第二轮各维度及总体的协调系数均较第一轮有所提高，见表1。

2.1.4 专家权威程度（cr） 专家权威程度通过判断依据（Ca）和熟悉程度（Cs）来反映，即cr=（Ca+Cs）/2。分别对专家做出判断的依据（非常熟悉=1，较熟悉=0.8，一般=0.6，不熟悉=0.4，很不熟悉=0.2）和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理论分析=0.3，实践经验=0.2，对国内、外同行的了解=0.3，直观感觉=0.2，按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进行赋值，其中前三项系数按程度大小分别赋值为1、0.5、0.1，直观感觉系数按程度大小分别赋值为0.1、0.5、1），ca均数为0.877，Cs均数为0.758，得出本研究cr为0.818，具有较好的权威程度。

2.2 第一轮函询结果 对第一轮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并采用赋值为1～5分的李克特评分法（Likert scale）对专家的评分进行统计（见表2）。各项得分均值都大于4.5分，平均满分率为82.48%。

2.2.1 投入指标 依据本研究的指标筛检方法，指标社区护士结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境条件满分率和均值2项不符合要求，直接删除。条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产的满分率不符合要求，由于物力维度中的另一条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境条件已经被删除，经讨论决定保留条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产。在增补方面，有专家提出增加文化建设、监督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在人力维度中，有专家指出对社区护士的培训还应涵盖信息技术。在财力维度中，有专家认为在社区护士工资基础上还应加入绩效补助及培训的支出。因此，拟增加管理维度，下设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配套社区卫生政策落实和卫生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4个条目。

2.2.2 产出指标 根据界值法，条目康复服务和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不符合要求，直接删除。条目家庭护理服务、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和护士对自身工作满意度的变异系数项属于删除范围，经讨论决定尊重专家意见，予以删除。在增补方面，在公共卫生服务维度中，有专家提出卫生监管协管和流动人口管理的条目；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专家提出增加中医护理和住院护理，均予以采纳。

经过对专家意见的归纳，本轮征询后初步构建评价体系。包括投入方面4个维度，8个条目，及依据条目初步建立的12个指标；产出方面3个维度，14个条目，及依据条目初步建立的18个指标。

2.3 第二轮调查结果 同样采用李克特评分法对专家的评分进行统计（见表3）。平均满分率为66.66%，各项得分为（4.57±0.32）分。因为指标比较多，而且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满分率和得分与第一轮相比，有所下降。同时专家也提出了部分指标需要进一步细化等建议。

2.3.1 投入指标 根据界值法，指标其他福利支出、精神文化建设和物质文化建设不符合要求，直接删除。

2.3.2 产出指标 根据界值法，指标住院留观人数、社区护士参与协管次数和中医护理服务次数不符合要求，直接删除；流动人口服务人次数的均值不符合要求，经过专家小组讨论，尊重专家意见将其删除。

经过此轮函询，正式建立以投入和产出为衡量社区护理绩效的指标体系。投入包括4个维度，7个条目，9个指标；产出包括3个维度，10个条目，14个指标。

3、讨论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实用性 目前对社区护理的研究，多停留在现状的分析和对策的提出上，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社区护理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前期的理论研究已经得出生产率的研究在社区护理绩效评价领域具备可行性，本研究旨在以生产效率的视角建立指标体系，重在评价社区护理的产出效率，此指标体系不同于对社区护理质量的一般评价。从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角度进行测评，属于部门绩效的评价，有着较强的实用性。量化指标有利于评价的客观性体现，更有利于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区护理领域。

3.2 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新颖性 本研究是从生产率的角度去评价社区护理，提出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社区护理绩效。依据经济学劳动生产率所建立的体系，涵盖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投入指标中既包括政府从宏观层面上对社区卫生的资金投入、场所建设等，也包括微观上社区护士平均工资及绩效补助。产出指标中则体现了国家大力倡导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满意度等，适合我国国情。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全新的视角且较为全面的反映了城市社区护理绩效，是对社区护理绩效研究的新探索。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虽依据相关经济学理论，经过德尔菲法两轮专家函询，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社区护理绩效评价体系，但尚缺乏实证运用研究。下一步拟开展城市社区护理绩效评价研究，从而进一步验证并完善指标体系，以适应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公共卫生价值篇5

关键词 卫生文化 文化建设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1 关于卫生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卫生文化是指卫生事业在长期发展和实施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全系统工作人员共同遵循和奉行的价值观念、共同信仰和行为方式。它是一种具有卫生行业特色的社会文化，它代表和反映了整个卫生系统的群体意识、精神面貌以及文化素质，是系统生存和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催人奋进的重要动力。卫生文化的作用在于对行业内人员产生一种长期的影响和熏陶，使之成为潜移默化的重要力量，对卫生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2 充分认识建设卫生文化的必要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对文化发展作出的准确定位，同时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医疗卫生系统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力量，应该学习贯彻党的重要精神，加强卫生系统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卫生文化建设是卫生行业的根本性建设。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之下，积极探索构建良好的卫生文化体系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的需要，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重心都集中在硬件投入和医疗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文化建设。对于“卫生文化”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未对其深刻的内涵进行剖析。很多人认为在系统内部举办一、两场文化活动，在单位悬挂宣传标语便是卫生文化的建设。其实不然，这些都是狭义的卫生文化。广义上的卫生文化应该是指医疗系统职工所共有的行为方式。

卫生文化建设是行业内服务人员的需要。医疗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中一个特殊的市场，医疗卫生事业是一个具备公共性、公益性、福利性等特征的事业。医疗行业的文化形象问题对于整个行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纵观整个医疗卫生行业，我们难免会看见部分医务人员医德滑坡、医风不正，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众信任。只有当系统内工作人员取得的价值观一致时才能引领整个卫生行业树立正气新风。在行业内建立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念，使每个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切实完成卫生行业内发展的基本任务。卫生系统服务人员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只有充分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尊严，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专业技术价值，才能建立起获共识的、强有力的精神和行为准则，自觉地成为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行为方向，引导服务人员到确定的目标上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卫生行业文化大发展的目标。

3 加强卫生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1）构筑学习平台，加强人才培养。人才建设是每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医学科技的高速发展、卫生产业信息革命使得人们对医疗卫生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卫生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把加强人才培养作为卫生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加大开发信息资源的投入，努力构筑与时展相适应的学习平台，拓宽信息资源渠道，推广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使系统内部服务人员学习有效地突破时间空间的制约，实现信息资源的快速分享，以促进形成全员学习的格局特征。要针对全系统内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岗位、不同需求来整合学习资源，构建多层次的学习组织和学习载体。结合各部门情况，研究确立符合卫生系统总要求以及符合本部门实际员工的共同价值，充分扩展卫生系统服务人员的学识修养、道德品质与精神风貌，以促进卫生行业文化的整合与提炼。同时，在学习知识的的过程中，各部门应该积极组织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制定培养目标和计划。坚持把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有效地结合起来。

（2）构建卫生服务文化，提升人性化服务水平。首先要倡导人性化服务理念。提供人性化服务是医疗卫生系统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医疗卫生系统作为公益性、公共性的行业理应提升、保障国家内人员的健康，在对所有人开放的过程中做到高质量的人性化关怀和服务。卫生系统需要组织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载体进行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丰富人性化服务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充分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以形成充满人性关怀和人文价值的服务理念为最终目的。其次要加强人性化服务设计以及人性化服务沟通。医疗卫生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服务机构，必须为需要卫生健康服务的患者竭尽所能，应该从每次服务中都为患者带去必要的人文情感和人文关怀。这需要转变服务理念、规范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艺术、改善服务环境，丰富人性化服务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患者的需求。医患关系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具有更深层次的情感内涵。所以在与服务对象的言语表达上，医务人员需要开展文明用语，倡导温馨用语，杜绝服务忌语，要求每一位工作者都必须掌握礼貌性用语、解释性用语，力求为患者做到必须的人文关怀。

（3）加强卫生文化宣传工作，全面推进卫生系统建设。卫生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本系统内部人员的自身努力，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让宣传工作与创建工作紧密相连，确保创建宣传的力度。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卫生文化宣传工作，大力弘扬卫生职业精神，积极宣传卫生工作取得的成就，及时通报突发事件信息，科学传播健康知识，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理解、支持和参与卫生工作，有利于展示卫生行业的新精神、新面貌、新风尚、新典型，激励卫生工作者发挥医改主力军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随着信息化社会发展，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新兴媒体已经形成，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的渠道更加多样，对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卫生部门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面加强卫生文化宣传工作。在宣传卫生文化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动员形式和载体，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区域内主流媒体以及网站等新媒体持续宣传报道卫生文化创建工作经验成果，精心设计、策划好文化宣传内容，有力助推卫生文化创建工作，促进卫生事业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卫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始终发挥着价值导向、精神支撑、行为规范等作用。卫生系统文化是卫生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先进的文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加强卫生文化建设，进一步团结激励广大卫生工作人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秋霞.加强卫生文化建设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8（7）：57-58.

公共卫生价值篇6

关键词：高层住宅套型；优化设计；研究

由于土地紧缺、地价上涨，城市住宅由多层住宅逐渐向高层住宅发展，三室两厅住宅套型是目前高层房地产市场上的一种主流套型，其套建筑面积多数达到130平方米以上。为了促进该套型住宅的建设发展，做好三室两厅高层住宅套型的优化设计很有必要。本文就三室两厅高层住宅套型的优化设计进行了研究，以期能为今后的商品住宅设计提供较有价值的数据参考。

1 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1.1 按公私空间的组合方式分为二种

（1）公私各置一侧型该种套型

（如图1）特征为进门即是LDK（起居室、餐厅、厨房）形成的公共空间，端头的一侧则是由卧室和卫生间组成的私用空间。这种套型格局能够保证起居厅空间的完整，公私空间界限分明，减少了相互的交通穿越，被公认为最经济适用的组合方式。

（2）公共空间中轴型该种套型

（如图2）特征为套内私用空间置于公共空间的两侧。这样的组合方式，使从一侧的私用空间到另一侧必须要穿越公共空间，对公对私都造成了不便。但如果能合理安排好主次卫生间的位置，减少两侧私用空间的穿越频率和必要性，也能适应居民的生活需求。靠近套型入口处的私用空间往往被当作书房或客卧使其功用介于公私之间，此时亦可形成良好的功能分区。

1.2 按卫生间的数量分

双卫生间是伴随着大套型的出现而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双卫”（主卫生间和次卫生间）开始在当地出现，“双卫”满足了居住者寻求便利和保护隐私的需求，提高了住宅的舒适度。但由于居民对“双卫”这一新鲜事物需有一适应过程，而对于家庭人口越来越核心化的今天，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家庭很少有来往客人，部分老百姓认为“双卫”似乎有些浪费面积，因此开发商自然会主动迎取这部分人的口味，使今天的市场即使是140m2以上的住房也不乏只做一个卫生间的住宅。

（1）双卫生间

当地住宅套型内的双卫生间绝大多数为一明一暗（如图2）。处于节能考虑，住宅多数为“板楼”，即住宅仅靠南北阳台来加以丰富立面，而为求明卫采用“外天井”的大凹口的不节能住宅只有极少数。双卫生间设置形式可设为主用卫生间与客用（仆用）卫生间分设，也可为主卧卫生间与共用卫生间分设（如图2）。

（2）单卫生间

三室两厅套型的单卫生间可明可暗，若将其设计成明卫生间，介于南北卧室间的空间往往被当作步入式储藏间，住宅呈现“模糊双厅”（起居厅加餐厅；餐厅实则为靠厨房及起居空间间接采光的厅）的套型（见图3）。

2 均值套型数据统计结果

这里的均值套型是指对所调研的13种不同套型共68套三室两厅套型按加权平均方法所统计出的数据结果。（见表1、表2）

3 三室两厅住宅套型的原型设计

公共卫生价值篇7

关键词: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800(2016)04－0209－04

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是检验政府治理完善与否的关键，提高公众满意度已经成为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并成为政府绩效评估所要促进的重要目标［1］。一方面，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测评结果可为卫生监督部门服务质量的改善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展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评价有利于公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改善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是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评估的重要基础［2］。因此本研究通过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浙江省杭州市、台州市和衢州市3地市进行综合评价，来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构建1套科学、全面、实用的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评价工具，为日后卫生监督部门开展效能外部评价、检验工作成效提供参考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差异，在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抽取了杭州、台州和衢州三地市作为现场调研地区管理相对人为调查对象，分别发放160份、150份和115份问卷。

1.2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共包括两部分内容:①根据指标体系自制的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调查问卷;②被调查管理相对人单位基本资料特征情况。满意度的评价采用5级评分法:非常满意为5分、比较满意为4分、一般为3分、较不满意为2分、非常不满意为1分。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软件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录入，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用Cronbach'sα系数和因子分析法来检验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用综合评分法、TOPSIS法、综合指数法等3种综合评价方法对3地市的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序，验证指标体系的稳定性。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425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95份，有效回收率为92.9%。395份有效问卷中，杭州市149份，台州市139份，衢州市107份;单位类型:公共场所被监督单位256家(64.8%)，医疗卫生被监督单位95家(24.1%);单位成立年限5年以下有55家(13.9%)，5～20年有252家(63.8%)，20年以上88家(22.3%)。

2.2信度分析

目前，主要采用Cronbach'sα系数来测量问卷的信度，一般认为Cronbach'sα系数大于0.7则问卷信度较高［3］。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问卷各条目的信度分别为0.757、0.899、－0.894、－4.344、0.809，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问卷的总体信度达到0.936，证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很好，见表1。

2.3效度分析

2.3.1内容效度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前期参考大量相关文献与两轮专家咨询基础上构建的，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2.3.2结构效度通过因子分析来验证指标体系的结构效度，KMO值为0.918，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2。按照公因子尽可能少，特征值要≥1，累计比例要大于70%的标准［4］，最后共提取7个公因子，对总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到69.597%，经过均方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二级指标的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因子1、因子5和因子6在对卫生监督员风纪风貌、服务态度、业务能力、廉洁自律的评价，对卫生监督管理的质量感知评价，对案件查处的质量感知评价和对卫生监督行政许可的质量评价等七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命名为质量因子。因子2在从卫生监督机构工作中的受益程度较5年前是否有所提高的评价，对卫生监督机构工作的认可程度较5年前是否有所提高的评价，对卫生监督机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较5年前是否有所提高的评价等三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命名为满意度因子。因子3在是否信任卫生监督机构，是否愿意配合卫生监督部门参与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是否会向他人传递卫生监督工作的正面信息以及卫生监督工作对贵单位发展的有益程度评价等四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命名为信任和价值因子。因子4在对卫生监督机构主动提供卫生监督信息的评价，对获得卫生监督信息渠道是否广泛和畅通的评价，对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组织培训的评价等三个指标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命名为信息因子。因子7在卫生监督举报和投诉渠道的了解和畅通程度，卫生监督举报投诉受理、调查、查处和回复的评价两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命名为抱怨因子。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与指标体系设计时确定的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评价的各维度有密切的逻辑关系，提取出的7个公因子与预设的6个一级指标基本相符，说明评价指标体系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4综合评价结果

运用综合评分法、TOPSIS法、综合指数法等三种综合评价方法对杭州、台州、衢州三地市的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序，其结果如下。2.4.1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将每项指标的得分乘以相对应的权重，然后将其所有指标的加权得分相加作为最后的得分，见表3。2.4.2TOPSIS法TOPSIS法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之间的距离进行排序［5］。目前已用于卫生事业管理、卫生决策等多个领域，研究结果见表4。2.4.3综合指数法综合指数法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综合评价方法，它是用单一的统计指标定量地反映多个指标综合变动水平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不同性质、不同单位的各种实测指标值通过指数变换，加权得出综合指数，对综合指数进行分析，比较其优劣［5］。本研究的各项指标以3地市实际得分的平均值作为标准值，标准化值则是将实际指标值同标准值相除所得，见表5。2.4.43种综合评价方法结果汇总通过3种不同的综合评价方法比较，3地市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与定性访谈的结果也大致相同，证明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说明了该评价指标体系适合测量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见表6。

3讨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得知，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3种综合评价方法测评出的满意度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按照李克特5级评分法，浙江省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得分为3.74分，换算为百分制得分为74.8分。与公众满意度相比，管理相对人满意度更高，说明管理相对人对卫生监督部门工作成效的认可与肯定。当然，卫生监督管理相对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进行丰富和完善，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

3.1建立动态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修改机制

本研究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尚未对卫生监督工作不同的专业内容设计具体的指标，此外，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卫生监督部门部分职能的划转，也需要对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与修改。

3.2扩大实证研究范围，提高指标体系的适用性

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对管理相对人调研难度较大、调研成本高等原因，本次实证研究仅在浙江省内按照经济水平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选取了三个城市进行实证研究，该指标体系是否能够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使用，还有待检验。此外，样本选择的代表性也需继续完善，本次调研的主要对象为公共场所与医疗机构的管理相对人。因此，还需扩大实证研究范围，对指标体系的适用性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1］郭政，陈征洪．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在政府部门的实践与启示［J］．标准科学，2015，(5):73－78.

［2］滕菲，关丽征，王亚东，等．基于欧洲满意度调查量表的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评价方法探讨［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5):2844－2847.

［3］孙树学，范翠萍，龚勋，等．武汉市社区卫生服务居民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J］．医学与社会，2009，22(11):20－21.

［4］于勇，陶立坚，杨土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39(5):511－516.

［5］贾品，李晓斌，王金秀．几种典型综合评价方法的比较［J］．中国医院统计，2008，15(4):351－353.

公共卫生价值篇8

【关键词】：信息公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管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的是突然出现，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诸多社会公众健康出现了较大程度损害的一种重大传染病疫情、原因不明的群体性疾病以及重大食物中毒等事件，从而对公众健康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利影响。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主要指的是，针对突发事件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而产生的历史记录，此项记录能够保存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为了分析档案管理的作用以及价值，本文主要针对档案管理在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相关作用予以综述，现将具体的临床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探讨在信息公开背景下，档案管理在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的诸多作用。从而对其特点以及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1.2 方法 对档案管理的作用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1.2.1 充分的发挥支持作用 对于疾病控制机构档案室，要求其采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档案种类需要非常丰富，并且资源充足，可以长时间进行保管，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处理的过程中以及信息公开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的发挥支持作用。要求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密切配合进行信息公开工作。最终能够根据所采集的档案，筛选出最为重要的信息，从而有效避免出现重大的灾害事故，并且有效降低事故带来的诸多损失以及灾害。

1.2.2 充分的发挥预警作用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涉及到诸多的方面，并且与诸多富有价值的数据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包括每种传染病的监测数据、气候发生变化的数据以及基础信息数据等。将上述数据于档案中有效进行保存，最终显著的发挥预警作用。为相关措施的研究争取更多的时间，成功降低患者临床出现死亡以及发病的概率。

1.2.3 充分的发挥指导作用 诸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通过建立档案后，针对相关政府部门针对相似事件可以研究有效方法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完善，充分的体现出指导作用。

1.2.4 充分的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诸多人群内心都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从而导致出现了危机的情况。通过对应事件的档案，能够有效将人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提高，为后续突发事件的防范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评价方法 通过模糊数字评分法对人群针对档案管理的满意度进行调查，评价分数为0分-10分，分数越高表示获得的满意度越高，从而能够体现档案管理的应用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统计学软件SPSS15.0建立数据库，以t检验以及卡方检验表示档案管理实施前以及实施后评分的比较情况，以P>0.05为不存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档案在信息公开中有效发挥了支持作用、指导作用、预警作用以及稳定社会等作用。随机选择100名人群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对比档案管理实施前以及实施后，人群针对档案管理的满意度，最终发现，档案管理实施后，获得了人群的全面认可，表现了较高的满意度。

3 讨论

在准备进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管理，有诸多的要求提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要求档案信息需要完善并且规范 有效了解档案室在进行信息公开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以及具体的规律，从而有效将监督力度加强，能够有效按照具体的要求对档案进行收集。最终可以全面针对当地政府或者疾控机构等相关部门针对事件的处理进行记录。在准备将信息公开时，有效创建具体的制度。

3.2 成功将信息化的建设步伐加快 有效按照档案信息化建设标准，通过在线电子化档案资源，有效进行档案室（数字化）的创建。要求档案管理室的相关人员，应该改变以往的信息公开模式，创建新型服务模式。此外，针对相关疾病预防与疾病控制以及医疗救治档案信息资源需要有效进行整合，从而能够充分满足诸多人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表现出的需求。

3.3 有效处理档案信息公开同档案保密之间的关系 要求疾病控制机构档案的工作人员，应该按照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有效体会出公共卫生事件档案信息表现出的机要性以及公共性，正确的处理档案信息公开以及档案信息保密的作用，成功确保信息的安全并且可以长时间进行信息公开并且进行利用。

3.4 有效创建信息公开制度，并且进行有效更新 在进行政务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档案信息公开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求档案室针对信息的公开需要创建具体的制度，并且对相关的制度进行不断更新，并加以完善，成功保证目录的编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