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范文

公共经济学篇1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经济学；本科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069 — 02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参 考 文 献〕

〔1〕刘晓玲，张蕾，等.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7，（03）.

〔2〕〔英〕基恩·希瑞克斯，〔比〕加雷思·D.迈尔斯.中级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汪冲.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J〕.重庆与世界，2011， 28，（06）.

〔4〕钱理群，高远东.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公共经济学篇2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三）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

公共经济学篇3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1929到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的萧条促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退出历史舞台，而面对如此的巨变，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家们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出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采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用国家宏观调控进行调节控制原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带领美国和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经济危机。发生这一经济巨变，无疑使公共经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36年在美国出版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应从“政府收支”转为“公共经济”，为日后公共经济学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之后于1959年，“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横空出世在美国学者查理•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中，他在书中提到“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让“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在众多经济学者的眼前一亮。之后于1965年，他又直接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出版了著作，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理论学科诞生，而查理•马斯格雷夫也因此被誉为“公共经济学之父”。

随着“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正是产生，公共经济学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短时间内以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学为题目、书名的著作频繁出现。1969年卡梅隆出版的《公共经济》中，把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进行了具体区别，而且对公共经济学的范畴进行系统化扩大，引起了公共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进行转变。使其成为了经济学领域内一个有独立体系的分支。之后1977年美国学者又把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使其不在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北欧地区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对公共经济进行关注。一路走来，公共经济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成熟，在20世纪末，由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数学方法的紧密结合应用，公共经济学也逐渐融入了其他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信息学及管理学，进而产生了许多与公共经济学有关联的边缘学科，如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而公共经济学自身在内容、形式、研究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发展。

中国公共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说来，国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晚，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国内经济学者所熟识。但自对外开放以来，随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有关经济学的实践和研究飞速发展，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最有力量的分支更是在中国蓬勃发展，自1990年这一概念传入之后，中国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短短几年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著作、期刊等出版物广泛出版，1994年出版了白景明的《公共经济》，1999年出版了郭庆旺等编著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以及近年出版的《地方政府视角的公共经济学研究》，另外于2007年，中国第一个公共经济学研究机构——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上述成果说明，公共经济学在入足中国之后即获得充分而飞速的发展，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较国际经济水平尚有差距，各方面经济实力还不发达，所以中国公共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我们看到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公共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者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辉煌成就，因此在中国不久的将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经济模式会成为中国新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

公共经济学篇4

(一)逻辑体系严密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基础课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为主干。微观经济学是从个体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规范,以揭示经济个体的行为规律为其核心要义。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对总体行为进行考察,同样以理性主义的假定为前提,提示总体行为的规律。[1]

(二)数学模型众多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可对经济现象进行更精确细致的数学推理和精确描述,从而有助于分析者更好地理解各经济学变量的内在关系。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常借助数学工具逻辑上的抽象推理特点,运用众多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演绎各种经济行为,如一般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领域的诸多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三)分析方法多样

在经济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长期与短期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借助灵活多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相关定义、理论假设和原理。(四)理论思维抽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观察大量的经济现象,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和现象,剩下“内核”,然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而要提炼、归纳经济学理论就需要通过抽象的思维。同时,经济理论的提出、分析亦离不开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使得理论思维抽象成为经济学教学的一大特点。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课程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然而,经济学课程的概念、原理和特征往往比较抽象,对于学习者而言常常会造成晦涩难懂的印象。鉴于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笔者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剖析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

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教师授课的时候,常常是注重若干重要的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如何促进学生利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教学内容常常滞后于经济现实,往往停留在理论本身,学院气息很浓,易于造成与现实世界的隔膜,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和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教学实际效果。[1]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与我国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如何与我国现实情形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关键性问题。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人文知识较为熟悉,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偏重于感性认识。在学习经济学课程时,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平、渊源等项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但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内容则难以接受。对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如遇教师在授课时强调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则往往如坠入云里雾里,对于所学的知识难以理解和掌握,进而对经济学学习产生畏惧心理,更不用提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和解读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

(二)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这样很容易造成教师为完成课时任务,采用满堂灌式教学方式。老师作为“演讲者”,处于中心位置,讲课时间居多;学生只能被动听讲,记笔记,处于被动、机械式的学习状态,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另外,经济学课程本身与严谨的数学模型联系紧密,定量分析相对较多,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知识点和数学模型,孤立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观察归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考核方式

目前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一般是由课堂出勤率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较低。占较高比重的期末考试成绩一般采用标准试卷闭卷考试的方式,侧重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忽视学生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考察,这样很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一些学生平时不上课或者不做作业,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书、看课件、甚至背习题,只要及格就行,从而易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薄弱,“高分低能”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察、分析乃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升学生知识积累、运用的综合能力。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公共管理的特点;教学方法可采用提问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考核方式可以灵活多样,科学准确地评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以达到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的理想目标。

(一)教学内容创新

教师在课堂上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有重点地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的最新进展等。在各部分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侧重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3]如讲到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部分时,可以结合我国近期对于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加以解释,使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更为贴近现实。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利于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大多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的特点,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

(二)教学方法创新

1.提问式教学

可以采用提问式方法来教授经济学课程,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参与到授课过程之中,而非机械地被动式学习。课前提问,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带着问题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复习上次课的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更为牢靠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课中提问,对新知识内容进行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在讲授过程中可适当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如在讲解信息不对称理论之前,可以通过“从南京到北京,买者没有卖者精(明)”等诙谐语言的运用,引导学生思考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原因,体会其包含的经济涵义。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案例教学,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再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也可以在讲解新知识点的过程中穿插、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白知识点的运用。[4]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案例讨论教学,通过分组讨论、组间辩论等形式,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在案例讨论结束后,可作适当总结。总结时可指出学生的优点和其讨论过程及所得结论的可圈点之处,同时亦应着重剖析其欠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案例要进行精选,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案例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5]可以让学生讨论经典的经济学案例,如效用论涉及的“钻石和水”、外部性涉及的“蜜蜂和果园”等。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所折射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凯恩斯学派对我国经济政策制订的影响、大学生就业与我国就业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等。

3.互动式教学

传统的教学采用的是“满堂灌”方式,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机会少。互动式教学方法,则是在转变传统教学理念的前提下,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与进步的目的。[6]教师可以在每次课结束时,提前告知学生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留下相应的问题让同学们预习。在下次课课堂上可以与学生共同探讨,针对学生预习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在授课时进行讲解。如讲到需求弹性的时候,可以问学生“谷贱伤农”的经济含义。

(三)考核方式创新

公共经济学篇5

关键词：城市化；户籍制度；公共产品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s once agai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s of scholar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pattern of non-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social isolation situation can no longer continue.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study about the reason wh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an be kept for long-term in China and how to abolish i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major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affect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the demand structure of public goods， reveal the historical reasons behi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we also analyze the scale economy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at urbanization may bring， and the ways to solve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the abolitio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Key words：urbanization；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public goods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3-04（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有关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问题迅速引起了学界的热烈争论，也引发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是广大农民应该享受的生活状态吗？如何改变我国欠发达农区城市化进程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所有这些急需回答的问题，困扰着我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

确实，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增长出现的用工荒，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社会隔离（户籍制度）状态下非均衡发展的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而先行发展的工业化地区的居民所享受到的城市化带来的巨大政策利益也对欠发达农区的居民产生了巨大的政策诱导，于是我国中西部农区工业化的势头迅速升温，醒悟过来的传统农区开始了跑马圈地、快速工业化的过程。然而，以原有社会隔离政策为基础的内地新兴的工业化过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相分离的结构失衡现象，甚至还导致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种植性农业的威胁性挤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三者关系的学术机理出发来探讨我国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径与政策体系。

1 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述评

学者们对城市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入手：空间的角度，产业的角度，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角度。

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城市化的学者强调城市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空间移动与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内涵改变，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有少部分学者强调，城市化实际上就是非农化，但非农化不仅仅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形成，特别是文化传播与教育方式的改变，这里实际上暗示了现代公共产品提供对城市化的依赖，但却未得到明确的解释。[1]美国的沃思（L.Wirth）强调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城市生活方式向周围的扩散过程。在这个扩散过程中，不仅更多的乡村变成了真正的城市，而且保留的乡村也在按城市的方式从事自己的生产生活活动。

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多的是强调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的帮助。他们指出，与农村的孤立和分散不同，城市的特点是集中和集聚。城市所产生的人口、资本、市场、信息和观念等要素的聚集与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导致了城市是推动工业化发展最佳的空间载体。正如弗里德曼和弗罗里达（Feldman and Florid，1994）所说，高度专业化的资源，比如研究机构与大学在城市的聚集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不用说城市聚集为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为工业化生产提供的广阔的市场扩张与深化的前景。[2]

当然，更多的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二者关系的描述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是因，城市化是果，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化的发展。[3]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过程。[4]第三种观点强调，二者的关系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5]

在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共同演进的过程中，托达罗强调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巴顿则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协调发展过程。此外，日本学者小岛（Kojima）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变动趋势，他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则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保持了基本的协调同步发展。[6]简新华等人的研究则强调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滞后现象，[7]中国的城市化滞后现象尤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中国在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化滞后现象甚至被学者们称为是“反城市化”。[8]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推崇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认为中国避免了没有工业化的过度城市化问题。[9]

在国内，学者们同样对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然低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10]，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隐性城市化现象，如果把这些因素加上，并不存在城市化滞后的问题。[11]然而，这些学者所考虑的所谓“隐形城市化”恰恰是在城市居住而没有权力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现象，这个现象恰恰表明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而不是以人的空间聚集来认定中国的超城市化存在。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人已经进城了，但城市的发展没有跟上，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提供没有跟上，以至于大量的农民工必须回乡盖房养家糊口。当然，国内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而在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未能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12]

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不利影响，然而很少有学者用历史的眼光从户籍制度产生的背景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来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困境，很少有人从城市化空间聚集的前提条件来分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从公共产品需求结构与供给机制的角度来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障碍，试图揭示户籍制度长期存在的历史性原因，并对制度的粘性提供一个公共经济学解释。

2 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渔猎、采集为生的蒙昧状态，人类文明的历史实际上正是从城市化开始的。随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学者们不断地在华夏大地上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东亚大陆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而这些接近文明萌芽时期的人类早期遗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都有一个共同被认可为文明社会的标准，那就是城市的出现。换句话说，早期的人类就是从居住在城市、并且以分工为基础地从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开始的，尽管缺乏现代市场体系，但早期的城市化与分工体系仍然拥有高度的公共产品效率与生产过程效率。

此后，随着市场的出现，人类实际上反复尝试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体系相结合的可能性。从中国的春秋战国，到地中海沿岸的迦太基城邦，从希腊城邦的公民奴隶体制，到威尼斯的贵族共和机制，如何在宏观的公共产品集中提供与微观的分工分散生产之间获得一个平衡，一直是人类探求的目标。直到近代的西欧，以机械加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才再次与工人聚集在一起的城市化相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并将大量农业用地分离出来，构成了现代农业分工生产的基础，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同步发展。

其实，即使不考虑古代人类的工业化尝试，早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就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化尝试，即毛纺业与亚麻纺织业先后在南欧的意大利北部、北欧的低地国家以及英格兰等地进行了空间布局相对集中的工业化聚集过程。然而，由于缺乏专业化的、以居住在市区为主要生活状态的现代城市居民的出现，十七世纪以前的羊毛纺织业并未引发导向现代社会的产业革命。那时的毛纺工业虽然出现了产业聚集，但生产工人却是来自附近农村的季节性农民，尽管工业发展改进了他们的收入状况，但却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封建式的无效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一旦农业生产有了好转，或者工业生产有了衰退，大多数的来自附近农村的工人都会重新回到农村，缺乏真正意义上城市化进程的近代早期的工业化不仅不能持久并引发产业革命，而且都可以逆转回到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不仅中国的宋朝，而且13世纪到15世纪的意大利都发生了这样的逆转。

相反，只有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的、与现代城市化相伴的工业化进程再也没有出现逆转。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模仿者法国、美国、德国等后起之秀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过程，还是东方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追赶之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工业化，不仅没有逆转，而且很快获得了成功。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仅东南亚各国，而且墨西哥、巴西、印度、印尼与俄罗斯等国也迅速实现了同步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以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产业革命为界，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方式的阶段和以工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方式的阶段，自那时以来，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即工业化转型几乎成为所有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目标。但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近现代首先发源于英国的工业化其实仅仅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生共同发展而已，是工业生产与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在同一个区域之内的过程，同时把农业生产以相对独立的分工形式纳入到市场交换体系中来。

因此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近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发展首先不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而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因为经济发展的逻辑首先是劳动力结构转型的逻辑，是农民进城的逻辑，而不是农业就地工业化的原工业化的逻辑。历史资料告诉我们，美国1870到1910的高速发展，首先是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居民结构的调整，是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转向生产力较高的工业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的结果，而不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尽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也曾经经历了大幅度提高的过程，但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与作为后起之秀的德、日，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结构改善的产物。换句话说，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工业与第三产业的结果，而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与工业化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现代化起步的关键。

另一方面，欧洲许多国家的教训、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地区与荷兰的教训也表明，工业化本身的发展完全是可逆转，缺乏城市化的原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走上迅速衰落的道路。在2011年第四期的《经济史展望》杂志中，两位英国学者Allen和Weisdorf对英国产业革命前后的城乡劳动力的工作努力程度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再次证实了前人的研究结果，那就是城里工人的工作努力不仅提高了人均生产力，而且扩大了内部市场，从而为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以及工业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基础。因此，城市化，即使只是由农民变为简单的建筑工人，只要是居住在城里，对工业化持续发展的推动能力就是不可低估的。

3 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及其历史原因

无论是在近代上海崛起的过程中，还是在英格兰的产业革命过程中，与可持续的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是指失地的弱势群体或缺乏农村生产资料的下层农民的进城务工。对于这样的城市化来说，虽然能力的差距与资源的初始拥有量也有很大的不同，但一方面城市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因规模经济而人均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城市政府更容易满足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社会最低阶层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过多；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往往是有地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农民，这些在市场交易中可能被损害的传统强势群体的衰落不会带来社会分层的急剧恶化。

相反，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化，由于没有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与轻工业开始，这两个产业的发展不能同时满足大量的城市人口的口粮需求，因此政府不仅为城市化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限制农民进城，甚至用上山下乡的办法鼓励青年出城，开展了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逆城市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居民的自由择业有了可能，但从农村乡镇企业与集体经济开始的工业化过程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城市化政策调整，再加上城市政府的非居民约束，城市的功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于是以进城打工为标志的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与不以居民（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地域税收管辖权为依据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严重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仅仅成为城市户籍人员以古老的血缘关系和世袭制为基础的福利发放地，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活动的空间聚合地，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与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受到了严重的障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迟迟得不到提高，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无法摆脱对投资带动的依赖，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曾经出现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并未在中国出现。特别是，畸形的工业化主要沿着早期南欧原工业化的路径发展，一方面，把大量的老弱病残留在农村，使得弱势劳动力与市场弱势的产业相结合，加剧了产业竞争的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限制性城市化模式把最好的教育机会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给了最不需要、经过了层层选拔而留在城里的最为强势的城市居民，从而造成了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分配格局，这样一种体制的累积必然会造成最为严重的收入分配悬殊格局与最不安定的社会结构。

于是，缺乏城市化伴随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很快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一方面是劳动力队伍的高度不稳定，工业发展未能带来企业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严重滞后，城市居民的增长缓慢带来了城市消费市场与服务产业市场的扩张缓慢。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化而出现的公共产品集中提供的政府服务优势没有出现，劳动力结构通过劳动技能积累与子女接受城市教育而不断改善的现代化过程没有出现，整体劳动力结构中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没有形成。总之，现代化的、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社会结构与制度框架没有形成，城市化的生活模式也没有出现。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在原工业化的方向上进行着低水平的加工生产，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老一代的农民工回家了，他们的子女仍然带着农村的生活方式与零技能积累，从头开始重复着他们的父辈的低层次打工之路。而一年一次的春运高峰以及老不养、少不教的家庭两地生活模式则始终提醒着他们，现代化的城市化生活方式是与他们不相关的。同时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留守儿童缺少家庭关爱问题、老弱病残空巢老人等社会保障问题提醒我们：缺乏城市化的工业化带来了城乡现代化进程两极分化的恶果正孕育着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仅靠道德呼吁与公益广告是无济于事的，城市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与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政府推动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畸形局面，既不是中国决策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也不是中国决策人的能力有着明显的缺陷，而是中国近代以来客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背景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

简单来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未能协调发展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国防为目标、以生存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成为中国社会分割、公共产品分类提供的制度基础；第二，以沿海开放为起始点的中国近期工业化的异军突起，导致了中国工业化发展布局的空间不均衡性，并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成为了城市化畸形发展的直接原因；第三，地缘政治的压力同样影响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选择，与工业化战略类似的粮食安全保障担忧与生存人口政策主导了中国的逆城市化限制政策的出台与持续；第四，非公共财政体制、土地制度与分权财政的利益导向更进一步使得地方政府成为这个畸形城市化的既得利益者，并导致地方政府成为一个操控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在此条件下，地方政府与城市政府一直缺乏必要的积极性与社会压力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与滞留在农村的广大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与后代教育问题，从而恶化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均衡的局面。

4 户籍制度固化与经济发展战略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城乡二元结构为藩篱的中国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是典型的战争时代遗留的产物。所谓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公共产品保障功能主要考虑的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与服务国防的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的发展需要与生存保障并未考虑在内。传统公共产品体制提供的公共产品既不是按人供给的公共产品人际均等化服务，也不是按地域管辖权供给的公共产品空间均匀化分布，而是遵循了国防军人优先、城市工业次之、农村农民最后的公共产品分类提供模式。

正是在这种战时公共产品提供模式的约束下，中国才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出现粮食安全不足时，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河南、安徽最难获得粮食安全保障的悲惨局面。[13]刘愿曾经指出，“在集权体制下，普通农民因政治权利缺失，其食物获取权遭到国家、集体和乡村特权阶层的剥夺，导致‘’饥荒的发生。”其实这里的问题不是集权的问题，而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竞争问题。户籍制度的目标与本质内涵恰恰是公共产品的分类供给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早期贵族公共经济制度的遗留。

尽管当代的学者都对户籍制度口诛笔伐，对户籍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户籍制度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制度核心，曾经在中国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东方农耕文明成功的标志之一（宋丙涛，2008）。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中国传统财政体制史上的极端成功，一个因生存公共产品缺失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体制，才会对它情有独钟，并导致一个特别重视那些革命参加者的生存公共品供给、而忽视其他人的生存公共品供给的中古体制的延续（冯友兰，2000）。以至于“新中国在匆匆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后就迅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赶超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即成为‘’时期中央计划机构要强行实施的价值序列，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吃饭权被强制置于工业化目标之下，其政治权利系统性的缺失最终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灾难。”（刘愿，2010）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地缘政治是导致新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国防军工与重工业导向型的罪魁祸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不可能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居民与要素在空间上在城市的聚集为导向 ，从而使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序列刚好相反的重工业化超前优先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这个国际战略目标与地缘政治目标，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所依赖的只能是典型的精英型城市化战略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少数人的公共产品保障战略，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以国防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是提供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弱势群体保护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作为这些特殊目标与政策导向的一个结果，一个有效的以国防为目标、以生存为基础、以精英筛选为手段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逐渐形成并慢慢固化，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分割、公共产品分类歧视提供以及城市化滞后扭曲的直接原因与制度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个曾经在以生存为目标的建国初期十分有用的户籍制度如今却已经不再适用了。户籍制度曾经是东亚大陆上最为有效的战争竞争模式，但英国的成功却暗示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新的竞争模式，那就是从重商主义到现代经济的繁荣之路。实际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中得知：以传统的生存体系为基础进行战略防守是守不住的，新的国家战略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寻找生存的机会，因此改革开放战略才成为中国的生存竞争战略。确实，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代替国防战争的逻辑正是我们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法宝，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前提。

当然，用经济发展来解决生存保障问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思维与竞争逻辑，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所无法接受的。尽管英国的崛起、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赢得了一系列的生存竞争的战争之后，世人早已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公共产品需求结构与提供机制，现代技术与经济发展早已使得人口的数量与粮食的自给自足式生产不再在种群生存竞争中居于举重轻重的地位，但粮食安全与国防战略对户籍制度的影响却仍然挥之不去。换句话说，尽管构建户籍制度的政策目标早已不存在了，但由于政策制定者的惯性思维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举步维艰。

一些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的学者经常强调，取消户籍制度、允许自由居住在城市并享受公共产品，或者说给户籍上的外地人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会加重当地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会减少城市本地人的社会福利；另外一些学者则担心，户籍制度放开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将造成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恶化社会秩序。

然而，这些学者忘记了，城市只是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单元，是否有权利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仅仅是一个公共产品的购买地点问题，也就是一个税收上的地域税收管辖权与公民税收管辖权的选择问题。鉴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以居住地、工作地点为纳税地点早已成为我国税制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大城市居住的非户籍居住者实际上已经支付了这些公共产品的价格，此时剥夺他们的公共产品享受权很显然是一种财产权利的侵犯。因此，给予户籍外地人以公共服务享受权只是物归原主而已，并不会减少本地人的福利，相反，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反而会因为吸引了更多的居民与纳税人而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其次，对于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所谓社会问题，恰恰是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点选择与社会问题解决的办法选择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墨西哥城、圣保罗市的大而无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东京都市圈与纽约大都市的井然有条。因此农民进城是否带来社会问题很可能取决于城市管理模式的优化与政府是否想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取决于农民进城居住还是在农村居住。事实上，对于城市化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城市化本身恰恰提供了最为经济有效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居民的就业问题，还是社会治安问题，政府要解决同样人口的类似问题，或者说要为同样数量的人口提供类似的公共产品，在人口聚集的城市提供其人均成本要远远低于在广大农村提供。因此，城市化实际上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而失业的堆积与治安的黑洞往往躲藏在遥远的偏僻农村。更何况，对在农村处于隐性失业的农民来说，进入大城市往往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农民在城里安家落户了，更会增加我们的内需，从而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条件与市场扩张基础。即使他们暂时找不到工作，那么作为救济对象的失业者，也应该是在城里进行救济才更为经济、成本更低！

5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村居民城市化

事实上，关于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关系的争论，主要是关于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是否要追求人际之间的均等化供给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城市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其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服务于工业的发展，一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在讨论政府服务的对象时，仅仅依据“人民政府服务人民”的口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具有操作可行性的抽象原则。特别是，当人民内部的利益诉求有所差异时，如何分配或提供公共服务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经济原则作为基础，并用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来予以落实。

5.1 两种不同的均等化与公共品提供机制――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

迄今为止的公共服务分配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公共财政原则，其依据是布坎南的政府经济人假设与市场交易原则，其服务对象是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是典型的发展导向型公共服务体系或公共财政体系，其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市场经济学与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另一类是典型的民主财政原则，其依据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或无知之幕原理，其服务对象是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是典型的生存保障型公共服务体系或民主财政体系，其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与产权来源非法理论。

依据公共财政原则提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的是机会面前人人均等，或者说是金钱面前人人均等，也就是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中，强调付费者或纳税人的权力，因而主张以纳税为基础的决策参与机制。表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强调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机会。

依据民主财政原则提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绝对的机会生存，是绝对意义上的均等化，但均等的内涵是生存，而不是发展。这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张强调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中保留弱势群体，也就是非纳税人的参与机会与权力，从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提供经济可能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强调农村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关注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特别是强调提供城乡一体化的无差异的社会保障机制。

5.2 我国弱势群体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困境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社会中，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养老保障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孝道文化、家庭和集体经济等非正式制度来供给的，这样小型公共经济活动很显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因而限制了我国农区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恶化与集体经济的消失，越来越多的农区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障问题更趋恶化。再加上工业化城市化造成农村年轻人大量流入城市及计划生育造成的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化，农村传统的家庭保障等非正式公共经济制度被严重弱化，根本无法持续支撑大量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障。同时，农村居民进城接受城市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服务的通道迟迟没有打开，相反，背道而驰的浪费型新农村建设反而一再被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所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日益严重，并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背景下出现了空间上共存的显性化特征与社会问题加剧的趋势。以至于中国仍然顽固地存在的户籍制度严重地影响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与空间，并扭曲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5.3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位选择与城市化

尽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针对所有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的，但从制度改进的层面来讲，目前“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关注的对象和地区是农民和农村。因此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空间上的均等。然而，如果想给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话，为什么非要在农村提供呢？如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弱势农民的生存保障，那么为什么不把农民接到城里来享受公共产品呢？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能确保原有的农村居民生存无忧，而且可以用更为有效的方式予以保证。因为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性，规模经济效益的要求使得集中提供公共产品更为有效。

从空间布局上、从提供方式与地点选择上来看，要均等地、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与全面推广社会福利制度，就要把人都聚集在城市里，而且同样多的弱势群体，在城里享受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一定会比在分散的农村要低得多。我们应该明确，“农民”只是身份的一个标签，而不是公共服务对象取舍的标志，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标签贴上去，要把他们和城市人一样看待，而且要明确农民进城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是可以节约政府成本的，城市化与“聚集”式居住是解决传统农区居民生存保障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6 结语

总之，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主要是由农村人口没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相应减少所造成的。历史的经验教训都表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决定了该地区工业化持续发展的空间，因此改变中国当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尽快实现三化协调发展是我国面临着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也是中西部农区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城市化的核心是作为居民的农民与作为产业的工厂享受城市提供的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取消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就是公共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前提。户籍制度放开后，农民可自由进城，这不仅有利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且城市化所带来的聚集效应与专业化分工更将为市场扩张提供无限可能，并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J].社会科学战线，1996，（5）.

[2] 李容根.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及广东省经验和启示[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6.

[3] 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4] 杜闻贞.城市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

[5]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6] Reeitsu Kojima： Introduc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XXXIV-4，Dec.1996.

[7] 简新华，刘传江.从外国的城市化看中国的城市化[J].城市问题，1997，（5）.

[8] Laurence J.C. Ma： Anti-Urbanism in China， Proceeding of Assoc. of American Geogrophers， 1976.8.

[9] G.Edward Ebanks and Chaoze Cheng： China： A Unique Urbanization Model， Asia-Population Journal， Vol.5，No.3.

[10]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57-9；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5）.

[11] 邓宇鹏.论中国的隐形超城市化[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0，（1）.

[12] 郭克莎.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之我见[N].光明日报》，2001-08-21.

公共经济学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顺利实施。公共产品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财政分权理论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解释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核心是使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公共经济学篇7

是的，我们不能只是抱怨，而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且“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柴静作为媒体人，唤起大众是她的使命，而作为学者，我们的使命则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选择方案。希望此文可为其一。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清洁的空气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但凡纯公共产品，就免不了发生因众人的过度使用而致的“共有地悲剧”，进而对公共物品本身带来破坏。更重要的是，空气污染还是一种“可移动的外部性”，可以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转移，从而进一步放大了负外部性的影响。

由于负外部性具有显著的“非经济性”，有损社会整体福利和效率，因此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更不用说公平了），也必须采用一些办法进行减弱或消除。放眼世界各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历史，在减少环境污染方面更多、更广泛使用的是经济方式（当然需要与法律、行政管制共同配合），通过某种精致的制度设计，将污染者的行为与其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促使其主动地、自觉减少污染排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庇古方案

庇古是一百多年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因提出“庇古税”而名垂青青史。针对环境污染（更广义的是负外部性），庇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向污染者征税或收费，以提高其污染成本，进而促使污染者自发降低污染排放。具体操作上，庇古税既可针对生产者实施，如正在立法中的我国环境税，也可针对消费者实施，如燃油税。

庇古税是一种经典的减少环境污染的方案，为各国所广泛采用。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减少污染的持久的经济激励，二是通过征税、收费，政府可获得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支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庇古税的不足之处也越来越为大家所认知，一是税率确定困难，理论上讲，应当根据污染者排放的污染量确定个性化的税率，即“一企一率”，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政府通常就只确定一个共用税率，并适用于所有的污染者。但问题随之而来，因为所有的比例税率都会产生“超额累退”的效应，在一个共同税率下，污染排放量大的企业承担的相对税负必须低于污染排放量较小的企业，进而引出明显的有失公平问题。理论上讲，污染税率应当随着污染排放量的减少而降低，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税法一旦制定就具有法律刚性，各国都不可能轻易进行调整。其二，在我国特定的情况下，收取污染税费因为可以创造一笔财政收入，对政府而言反而创造了一种收钱的激励，企业排得越多，政府收钱越多，如果同时公共支出方面又不能保证用于环境保护的话。这反而形成了公共政策的“逆向”效应，即污染越多，政府收入越多。其三，对于一些缺乏需求弹性的污染产品而言，庇古税的效应有限。以汽油税为例，在我国现阶段的公共交通条件和城市结构条件下，无论把税提到多高，都会因为没有其它替代品，车主仍然会不得不消费几乎同等数量的汽油，排放数量相同的尾气，此时加税，除了增加消费者负担，达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

二、政府补贴

即政府通过向污染企业提供拨款、贷款和贴息等方式，鼓励其更新设备、采用防污治污新技术，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人类活动，就有环境污染，就有生态破坏。发电、燃油、汽车都是工业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污染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环境问题上，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消灭污染，而是将污染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换言之，对于污染排放企业，政府不可能仅采用“关停关转”这类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要促进其通过技术进步、设备更新等减少污染排放，为此需要巨额的设备改造、购置投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企业很难主动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根据情况，分别采用提供拨款、贷款和贴息的方法，鼓励和促使企业更新设备、进而减少排放。

三、科斯方案

作为影响了中国改革进程的经济学大师，科斯因其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蜚声世界。在减少污染方面，科斯方案的核心可浓缩为“界定权利、创造市场、准许交易”十二个字。具体操作上，有两个步骤，一是首先确定某一地区对于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即规定某一地区总的排放量；二是按一定的原则，将总排放量分配给该地区的生产者；三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允许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易、转让其排污额度。相对于庇古税，科斯方案的优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成本低，方便监管部门执行，因为不需要政府时时处处对企业实行监控，二是公平、灵活，适用于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比如，有的企业技术比较先进，污染排放量小，于是就可以将富余的排污权配额出售，获得经济利益，而有的企业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暂时无法降低排污量，自己的指标不够用，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排污权，以解燃眉之急。对于政府和社会公众而言，只要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在一定标准之内，目的就算达到。正因为科斯方案具有这些优点，所以成为近二十年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控制环境污染的主要政策选项。如美国的“泡泡法案”，都建立在排污权交易许可的规则之上。

四、责任准则

所谓责任准则是指政府规定，明确生产者必须遵循关于排污的某种指令、采用某种技术、以及可容许的排放标准等，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操作上有两种方式，一是事后罚款或收取违约金，如果企业有违反了相关规定，政府就予以罚款或扣掉事先交纳的违约金，让污染者蒙受经济损失。二是事先收取押金，以电池为例，其对环境的巨大危害人所共知，因此必须对电池进行回收处理。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实现电池回收呢？垃圾分类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效果不彰。此时就可建立押金制度，假如一节电池本来是卖两元钱，现在加一元押金，消费者使用后，如果将旧电池交回，则可以取回他那一元的押金。当然，这要求回收点要尽量方便消费者，随处可得。不过，即使有的消费者嫌钱少不方便，不送回旧电池也没有关系，因为只有要这个制度存在，就一定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一定会分化出一部分人专门做这个生意，啤酒瓶回收即为一例。

五、一体化解决方案

经济学上，一体化的中心意思是将污染者和受害者合并，由其内部处理。这也是消除内部性的一种经典方式，常见于企业之间（最近的例子莫过于嘀嘀和快的的合并了）。针对环境污染，可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区域协作，如针对京津冀的雾霾问题，理论上可由三地自愿合作，有人付费、有人减排，进而达到将总排放控制在可容忍范围之内的目的。但兹事甚难，主要是北京、天津未见得愿意付费，而河北也未见得愿意收点钱就减排，其中存在诸多的政治考量。即使北京愿意付费，河北愿意收钱减排，下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应当付多少钱？由于污染的特殊性，极易在双方之间形成污染方相对于受害方的强势不对等关系，前者完全可以凭借其污染的“垄断”地位地索取高价，进而导致谈判破裂。这进而引出第二种解决方式，即将这类涉及多个行政区的区域性问题交由其上级来协调处理，这就是行政一体化。行政一体化的方式看似简单，短期内也有效果，但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很难长期置身于类似区域性事务，因此常常有头无尾，没有长效。

有鉴于此，除了经济学解决方案之外，还需要法律与行政管制与之配合。

总之，针对当前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雾霾问题，理论上是可以有很多解决方案，基于经济学的方案是其中应用得最广的一种。但是每一种解决方案都有利有弊，不可能指望其中哪一种能“毕其功于一役”。更现实的选择是多管齐下，配合使用，用一种方式之利而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其弊，打出一套治理雾霾的“政策组合拳”。简言之，集经济激励、法律、行政规制、与自愿合作为一体，政府、企业、居民协力而为，方能收到共同治理之效。

公共经济学篇8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