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范文

历史发展论文篇1

【正文】

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正规档案鉴定的序幕。进入20世纪，各国面对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开始从理论上积极探求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首开先河的是德国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龄案卷。这一思想成为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萌发的标志。从此之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推陈出新。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和把握不尽一致，从而使各国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表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然而，档案鉴定理论是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标准的理论总结和科学提炼，对鉴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透过各国纷繁复杂的鉴定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政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政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政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政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政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鉴定标准是实施鉴定的具体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对鉴定标准的规定也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对鉴定标准的规定虽不完全一致，但总体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发展规律。

在对鉴定标准的规定上，“年龄鉴定论”提出的是档案的形成时间，“行政官员决定论”提出的是档案的来源，“职能鉴定论”提出的是档案的来源和职能，“双重价值论”提出的是档案的内容属性，“利用决定论”提出的是用户的需求。可见，这些鉴定标准都是比较具体、微观的。相比之下，“宏观鉴定论”使鉴定标准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它们不再采用时间、来源、职能、内容或用户之类的具体标准，而是改用更加宏观、且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机关的社会职能”标准。确切地说，它们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的具体内容，上升为文件形成者的宏观职能，从而使鉴定方式和方法从分散变为集中、由个别变为系统。鉴定人员无需陷于审阅文件具体内容的繁杂工作之中，也不再为主观顶测未来利用需求备感惶恐和苦恼，相反在鉴定时只需依据文件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件生成的有机联系，系统地分析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在社会中的独特性。

历史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舞蹈历史发展娱人娱神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袁禾.中国舞蹈[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4年9月版.

[3]刘琴.舞蹈的起源与中国舞蹈的发展[J].文史博览（理论），2007.09.

历史发展论文篇3

一、近代化的含义及中国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顺应趋势，抓住机遇，主动争取，就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在挑战与机遇面前，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就会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从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得到的启示

历史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 以人为本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伴随变化着的生活与实践，人类的发展观也在经历演进的过程。历史上不同的发展观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国际与国内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它既体现了执政党对以往发展观和生活实践的深刻反思，也充分地体现了党对未来中国发展战略思维的转换。将科学发展观置于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体维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

一、世界语境中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代价的启示

发展观是关于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观念。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导下，世界各民族或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不同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

1.“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发展等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为依据的传统发展观。它以经济增长为追求的目标，并把GDP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这种发展的基本理论假定是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问题。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一度出现了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在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危机，社会风险明显增大。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传统发展观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

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不单是经济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变更过程，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认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打破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狭隘思维，注意到真正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整合过程。不足的是，这种发展观未能揭示人的系统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了当代的发展而忽视了未来的发展。

3.“发展=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理念，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当前的行为，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正式提出，发展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即主张实现在地球生态系统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或负面效应而作出的反应。

4.“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突出了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这就把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强调发展应以人为中心。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曾在《新发展观》中谈到：“发展是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人的进步，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一体化过程”。他的这一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将其称为“综合发展观”。从世界范围看，从传统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的演进，表明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在不断变化，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第一，传统发展观遵循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思路，即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数量。从人性观视角看，这一发展观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即人被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存在物。西方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单纯发展模式中，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漠视，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危机，人的社会交往出现障碍。物质世界的丰富，却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个性被压抑。由此可见，这种传统发展观是与人的丰富的发展需要相悖的。

第二，由于传统发展观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耗和折旧，使经济的增长往往是通过对自然资源大规模的破坏实现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目的，无限制、人为地使物质消费欲望膨胀，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思潮。沿着这一发展思路，人类发展的轨迹势必以自然资源毁灭性的破坏换取经济的增长，人类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第三，传统发展观是以科技为本的价值取向为语境的。17世纪以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应用，使现代科技在西方社会被一些人神化了。许多人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难题，从而保证经济的快速、无限增长。依据传统发展观，既然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人类依靠科技进步而寻求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是无限的。在这一话语系统中，自然界被人类征服和改造的空间当然也是无限的，科技对自然的征服，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都是合理的。当我们反省“科技本位”的价值理性时，深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的利用，也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无度的掠夺。“科技本位”的价值观一旦膨胀，其结果势必造成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

二、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观演进及其历史的局限

科学发展观是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作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的发展观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历史演进中发展观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观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以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样板和参照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一条国家优先发展重要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但在发展观上始终存在片面性，具体讲：一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单要素突进战略，即只注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二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为的“左”倾思潮以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二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在经济发展观上，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取代了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邓小平理论强调把全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说，这些发展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生成的历史语境。

第三阶段，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发展观做了历史的总结和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发展观的思想。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个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2l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批判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浓缩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发展观的历史总结和超越，是关于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所达到的新境界，是在世界与中国双重历史语境中发展观演进的结果。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境界与价值指向

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中生成的理论观念，具有独特的中国意蕴，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

第一，“以人为本”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合目的性，是对传统发展观“以物为本”和“科技为本”价值理性的否定。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具有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特定内涵。它提升了发展的境界，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性以及人作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性，内在地包含了为谁发展和依靠谁发展的双重含义。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不仅关心人的现实生活，而且关注人的未来发展；不仅关注人的共性需要，而且关注人的个性实现；不仅树立人的责任意识，而且树立人的权利意识。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了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有机统一。

第二，科学发展观构建并完善了发展的思路，体现了发展模式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发展思路上，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宏观布局、内在协调、良性互动，更加注重机制创新和质量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且重视政治、文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仅重视经济指标而且重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不仅关注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关注人的精神生活质量。这使其在发展思路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使得构成发展的各种要素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展示并发挥其功效。

历史发展论文篇5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锞耙ⅲ?惶煺?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主编.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历史发展论文篇6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企业的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为了正确认识和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源发展过程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起到借鉴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的时代，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建立竞争优势，企业的竞争已从单个的人力资源竞争上升为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竞争。因此，我国企业只有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在这方面西方的人力资源发展的历史很值得我们借鉴。

1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演进

(1)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18世纪下半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n·Smith)，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劳动分工的经济效益理论。这个阶段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只是把人视为一种普通的物质资源加以利用，即仅仅把人作为人力、劳动力、“会说话的工具”。

(2)科学管理阶段的人力资源管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人们认为企业应该采取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如何最有效地设计工作，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泰勒(Frederick·W·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这一时期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激励、控制和提高员工尤其是新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怎样设定工作流程和工作时间以便高效的利用人力。从本质上讲还是把人作为一种劳动力，是和机器设备一样的生产资料，只是劳动效率比传统管理方式的效率更高。

(3)人际关系与组织行为阶段的人力资源管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际关系学者把管理的注意力带到人的心理因素的作用方面来。这种管理思想的产生是美国人梅奥(Eltor·Mayo)的霍桑试验。试验证明，员工的生产率不仅受到生产方式设计和员工报酬的影响，而且受到某些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个阶段，可以说把人和普通的工具等物质资源进行了区别对待，意识到人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是因为过于强调人的行为特性，和实践有些脱离，在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4)现代人力资源管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1954年，当代著名的管理科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正式提出“人力资源”一词。进入70年代，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初步成型。它是用系统理论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综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把企业的全体员工和全部物质资源视为一个系统，人是企业的主体，主要是系统权变理论。社会系统学派强调系统观点，社会的各级组织是一个协作的系统，组织中经理人的作用就是在协作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并对协作进行协调，以便组织能够维持运转，代表人物是巴纳德(C·I·Barnard)；权变理论学派则强调权变的观点，认为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或交替运用有关理论，以达到工作、组织、个人三者的最佳配合，代表人物有摩尔斯(Morse·J·J)。

可以看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较之前面有很大进步。前面的管理阶段理论基本把人的各个层面割裂开来，相比较，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则把人放入系统中考虑，人不单纯以物质资源的形式存在，也不单纯以社会性的人的形式存在，把人员放入到组织中，具有系统性、多样性特点，认为前面的理论没有一个是普适的，只有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各种理论应该综合运用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在西方，人力资源管理在理论、方法和制度方面都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2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西方的人力资源的演进中看到西方的人力资源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对人的认识、管理以及开发的深化过程，这些都可以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加以借鉴和改进：

(1)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我国人口众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却相对较少，人口素质也就相应的差。好在我国政府早就意识到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性，重视全民教育、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努力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要使人力资源真正满足当期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还任重而道远。

(2)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众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很难讲那个更先进，但是不同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之间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人的需求是多元的，工作动机和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在选择管理模式上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管理模式或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模式。企业人力资源的发展目标应是达到使组织中的每个个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使工作绩效达到最大。超级秘书网

(3)对人员进行可持续的开发。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也是劳动者自身发展的需要。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发主要是培养工人的知识、技能、经营管理水平和价值观念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创造条件使人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并能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提供职工发展机会，让其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使职工感觉到实现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绩效。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拥有人力资源的企业是最有潜力和竞争力的企业，拥有人力资源的国家是最有潜力和竞争力的国家，我们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开发，以期发挥人力资源的真正效用，为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关淑润.《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贸易大学.2001年

[2]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历史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尊重和保障人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一，人权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人权的实现是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其范围与丰富其内容。在古代，人就应当享有各种权利，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享有的实际权利是很少的，那时候也只能有“朦胧的”人权意识。以自由，平等，人道为其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才出现的。此后，它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的人权，其内容主要是人身人格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与自由，它的诞生与确立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影响和推动，以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和《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主要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国际集体人权，它已为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所确认。

今天，《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重要内容，而为世界各国所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人权“两公约”也已经分别得到14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和签署。这些人权文书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充分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其主要内容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同遵守和努力促其实现的共同标准。

二，司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在现今及未来和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将是最主要的人权的义务主体。因此，保障人权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国家一级的人权保障，而其中司法保护相比立法和行政的措施更为关键和更为困难。因为，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在很多重要的国际文书中里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以此作为各国建立人权的司法保障机制的共同标准和指导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为一项民主的原则，它是建立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基础之上的。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它既是权利受损害者得到救济和被告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又是人人都应享有的一项人权，即当有人受到刑事指控是有权得到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审理的权利。可以说司法和人权保障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正因为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才出现了很多漏洞。

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但实践中这一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心目中的形象，威胁着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残暴的不人道行为，一方面，给被告人的身体带来极度痛苦，威胁着被告人的生命健康权；另一方面，将被告人作为认定事实的工具，否定被告人的意志自由。制被告人的人权于不顾！为什么在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呢？我认为可以从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来分析。

观念因素：在我国，刑讯逼供虽然作为一种取证手段被禁止，但是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依然对此取证手段颇为青睐，而支撑这种做法的观念因素主要是“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诉讼观念”

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种确定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解决疑案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侦察人员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办案思维模式：有罪推定与主观唯心主义，主观臆断密切相连。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主观唯心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与人们的头脑中，一些办案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和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断，误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自己想要的证据时，就凭着自己的判断要求嫌疑人或是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想象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的时候，就会产生嫌疑人不老实的想法，并且不由自主的进行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而无罪推定是将嫌疑人推定为一名无辜的普通公民，从这一点出发，为这一无罪假设，办案人员必须去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由此可见，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根本区别是出发点不同，因此前者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而后者必然否定刑讯逼供。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无罪推定，但是许多侦察人员在意识层面，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多的办案人员错误的将自己推测的事实作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办案过程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着结论去找根据的过程，在找不到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证据时，就自然而然的实行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侦察人员自然会相信“锤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办案逻辑，对嫌疑人或是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也是必然中的必然。

再者，“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刑讯逼供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也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但是，程序法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实体法的附庸地位，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法律将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居于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诉讼法的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因此，一旦程序与实体发生冲突，实体总是立法者与司法者最终的选择。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将导致刑事司法中片面追求实质真实，惩罚犯罪与效率的价值目标，而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观念相对淡薄，因此，为了实现查明案件的真相，侦察人员总是会不惜放弃程序法律原则，对嫌疑人施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从其口中挖出案件的“事实真相”。

制度因素：刑讯逼供现象的存在除了执法人员观念上存在着偏差以外，制度上的疏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我国法律虽然从原则上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的取证手段，但是一直以来都缺少配套的措施，这一方面表现为缺乏事先防御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事后救济制度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几乎缺乏事先防御制度，嫌疑人一旦被司法机关控制，就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而且得不到外界有效的帮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嫌疑人在受讯问的时候不享有沉默权。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就使得嫌疑人在侦察阶段完全处于消极诉讼的位置，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执法人员的刑讯逼供；其次，法律没有赋予律师在侦察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因此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缺少监督。

对于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我国又缺少有效的救济机制。首先，虽然在现行法规定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有权提讼，控告，但是律师在侦察阶段并没有与嫌疑人通讯的权利，并且律师在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又受到司法机关的百般刁难，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加之自身处于被羁押状态，根本无法自己行使其申诉权，控告权，也无法及时通过自己的律师。加之我国法律对申诉，控告权、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再次，司法机关对内部的执法人员缺乏监督，就更不能对遭受刑讯逼供的嫌疑人以及时的救济。

（二）非法拘禁

非法拘禁，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以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人身自，举止行动的自由权，不受他人支配和控制。人身自由权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就难以享受其他自由和权利，因此保护人身自由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都有切身利益关系，被世界各国作为一项个人的基本权利。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无视人身自由权，，非法拘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1）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严格执法的观念淡薄。虽然我国在法制化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几年，并且颇有收获。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现状，一些执法人员作为执法者，本来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无视人权的存在，更有一些执法人员不但，非法拘禁。而且还侵害公民的人格权，在执法的过程中，是非不分，以权压人！

（2）在执法的过程中缺少监督。近些年来，司法机关在规范执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为什么违法违纪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警种和一些环节上屡禁不止，边反边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工作不到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突出表现在，有的领导同志虽然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思想在理论上有一定认识，但没有将其很好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没有把监督工作放在与决策、执行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不适应外部监督的需要：司法机关内部对执法活动监督不力，尤其是上级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力度不够、权威性不强，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不落实，内部监督还没有形成合力；监督工作缺乏开拓性、创造性，重事后查处，轻事前事中监督，治本抓源头的硬办法不多，等等。

四，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保障人权的几点建议

（一）牢固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观念。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努力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国宪法颁布于1982年，后经过四次修改。这部宪法对人权保障做了相当全面和系统的规定，包括了大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2004年第四次修改宪法的时候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显示国家对人权保护的重视，消除国内与国际对我国曾长期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口号”的消极影响，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也要以宪法为根本，贯彻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精神！

（二）完善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制度。（！）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诉权，控告权，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权。明确受理申诉，控告的机关，程序以及作出决定的期限（2）充分保障律师的会见权，规定侦察人员在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只能在看见但是听不见的范围内予以监视（3）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定期检查。（4）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包括提出排除证据申请的阶段，申请主题，审查主题，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后果等。

（三）遵守法律程序，克服执法中的主观任性。长期以来，一些司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任意性，重实体，轻程序，随心所欲，感情用事，违反诉讼程序，极大地损害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这是极端有害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严格执行法律的基本要求。法治正是通过程序实现其值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程序，严格执行法律程序，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保障。只有严格执法的法律程序，才能保护执法的合法性，做到依法办事。正当的、公开的、民主的、严明的法律程序是防止滥用司法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基本保证，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司法公正也就不能确保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司法机关在行使它的权力、履行它的义务的时候，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只有这样才能将人权的保障落于实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办案；要遵守办案期限，杜绝超期羁押现象；要有规则意识，按照规则办事；要善于运用手中权力，不准耍特权。实践证明，如果违反法律程序，就可能会在执法活动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越权办案等执法犯法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如果没有程序，所有的实体规定就等于零，严格执法就无从谈起.

（三）努力提高法官和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审判工作和执法过程面临越来越多发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个业务不高的执法人员是很难做成的，更不用说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以及人权的保障！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首先要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有着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明确的要求。其次，还可以通过不断的自学，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要达到知新。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自学来了解相关的知识，，不断的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以达到提高自己素质的目的。

（四）坚持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并完善适应现代法治发展所需要的审判工作新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切实保障人权的的基本保障。围绕公平、公正、公开、高效而全面展开各项改革，以便在司法的过程中真正作到保障人权。，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原则。审判长选任制、立审分开、审执分立等，。事实证明，良好有效的司法体制和审判机制的建立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律得以正确、及时的适用，法律资源得以合理的配置和利用，而且也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通过公开透明的阳光审判构筑法律的

神圣殿堂，树立司法权威，使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魂深人民心。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坚持司法体制的创新，围绕人权的保障，实现司法的公正，公平和效率。

（五）加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司法监督和指导，要增强依法监督和指导的意识，推动司法监督和指导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为此，必须确保监督和指导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防止权力滥用，保障监督和指导权的规范行使；必须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细化监督和指导的程序和规范，以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监督和指导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要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畅通信息渠道，不断总结，不断发展，确保司法监督和指导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前进，确保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以及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参考文献：

[1]《人权法学》李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无罪辩护》曹柄增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历史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 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