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消费陷阱论文篇1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警戒线；预防与规避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20日

一、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

中等收入陷阱首次被提出是在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跻身高收入阶段，这些经济体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在国际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被公认的较好地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范例。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就一直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没有在人均GDP上突破高收入线。

一般而言，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而在经济的起步阶段，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二战结束后，在1945～1955年日本经济起步阶段的10年中，日本的社会最终消费额较低，主要将社会财富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尤其是在基础建设和设备投资方面，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经济遇到了发展瓶颈。日本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过度依赖投资的带动，同时社会失业人数增加，劳资关系紧张。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期为1961～1970年度。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降低失业人数，实现充分就业，实现产业升级优化，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和非农业、大企业和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中产阶层已经达到70%，已是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人均GDP只有六十几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朴正熙的上台，其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优先发展轻工业，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加强了韩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到80年代初，韩国完成了由农业向工业、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变；进入80年代后，韩国经济也面临着发展的各方面问题，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工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又大力发展和扶持了本国的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1990年韩国人均GDP达到5，770美元，此时韩国已经处于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迈进阶段。1995年为10，250美元，1997年更达到11，390美元，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较大，韩国失业人数激增，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韩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1998年韩国人均GDP跌至8，500美元。面对困难韩国政府积极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及企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2003年韩国人均GDP再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2，06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中等收入陷阱警戒线

世界银行通常按人均GDP把世界各国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等四个组别。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分组标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为976美元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856美元至11，90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1，906美元以上；而世界银行在2010年公布的分组标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005美元以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005美元至3，97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976美元至12，27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2，276美元以上。

中等收入线从2008年的3，855美元调至2010年的3，975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54%，高收入线从2008年的11，905美元调至2010年的12，275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54%。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姚枝仲给出的相对标准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体要想规避陷阱，则经济体的年人均GDP增长率至少不能低于1.54%。若年人均GDP增长率低于1.06%，则可认为该经济体完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国内研究

针对中等收入陷阱，国内许多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

1、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姚枝仲（2014）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分为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绝对标准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或出现负增长；相对标准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

2、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胡鞍钢（2010）从10个社会现象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描述：经济增长回落、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3、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孔泾源（2011）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总结得出：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长期僵化地实施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以来出口导向战略、要素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对立、政治结构的适应性不足和对既得利益的强化等原因。高杰（2012）总结了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6大原因：社会建设滞后论、转型失败论、社会流动性不足论、发展模式缺陷论、福利赶超引致论、消费不足论。张德荣（201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从低收入阶段到中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投资、人力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其影响因素为体制和技术创新。

4、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林毅夫（2011）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看能否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否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能否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蔡P（2011）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郑秉文（2011）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楼继伟（2015）提出要释放农业人口、进行户籍改革、合理的城市化、改革保险体系。

四、总结及建议

正如在《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中提到的那样：“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样的体量基础上继续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应该由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不仅要提高中国人均消费总体比重，更要提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层次。过高的投资会使得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给人均GDP带来负效应，但投资也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科学技术创新（R&D）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R&D对于人均GDP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和韩国1970～1990年人均财政收入数据的无法查询，故本文未能对人均财政收入因素进行分析。财政收入是转移支付的重要来源，是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基础，财政收入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1、投资建议。适当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投入，合理调节二三产业的投资结构和比重，并将新疆的投资率维持在30%左右。

2、消费建议。继续扩大消费占GDP比重，调节相关产业的消费额，促进中国消费结构和层次的提升。

3、进出口建议。继续提高进出口总额，并加大进口的额度，向进出口收支平衡方向迈进。

4、研发（R&D）建议。继续加大对研发（R&D）的资金投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科技创新的动力，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蔡P.“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2]楼继伟.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财策，2015.

[3]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特别策划，2010.

[4]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

消费陷阱论文篇2

天上不会掉馅饼，往往只会掉铁饼

乍一看，这“免费”二字可是让人动心不已。不过，这些服务真的是免费的么？实际上，在“免费”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收费服务，一旦栽进这些陷阱里，你就等着月底乖乖掏荷包吧。

既然手机“免费”服务陷阱重重，那么这些陷阱通常是怎样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已经中招？中招了又该如何来摆脱陷阱的危害？不踩陷阱又如何来实现自己手机上的多媒体功能？这么多的问题，诸位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拨去迷雾，“免费”陷阱面面观

1.满城尽带“免费”甲

―― 拨打电话获得的“免费”

很多时候，我们去运营商的营业厅办理充值等业务，甚至是走在大街上时，都会遇到一些漂亮的MM笑眯眯地送上一些小宣传单。在这些宣传单中往往会印着“免费”两个大字，然后MM就会用轻柔的声音告诉你，她的公司最近推出了什么什么样子的“免费”服务，让你轻松获得铃声、游戏以及图片，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

要是你这时相信了MM的甜言蜜语，晕乎乎地按照MM的指点拨打宣传单上的“免费”热线，那么恭喜你，掏钱吧！因为这些所谓的“免费”热线多是收费高昂的声讯电话，一旦拨打接通，你的手机费顿时就会被“喀嚓”掉N元……

2.“免费”短信连环计

―― 发送短信获得的“免费”

和声讯电话陷阱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披着“免费”外衣的短信陷阱。平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大家一定也收到过“回复（发送）XX短信到XXX，获取免费铃声”这样的短消息吧？有时一天会收到好几条，节假日期间更多。

如果你一时大意按短信说的办法回复了，那么通常都会收到一条有“铃声下载每条X元，本信息免费”的短消息。这时候你也许会觉得我不回就是，又没下载铃声，根本不会产生费用。“聪明”的你大错特错了，刚才回复的短信其实让你的手机已经订制了某项信息服务。等一会儿你就会收到N条短信，而每收取一条都会扣掉你1～2元的费。这时候觉得疼了吧？谁让你相信“免费”的馅饼呢？

短信陷阱的特征：此陷阱一般会出现“回复（发送）X X短信到X X X，获取免费时尚铃声（游戏、图片……）”

的字样。另外它还会以“知道我是谁吗？”或者“回复X到XXXXX领取本月大奖”等形式出现，令人防不胜防。各个宣传媒体以及你的手机，都是该陷阱密布的“重灾区”。规避短信陷阱的方法：除了对这类骗人短信置之不理之外，还应该马上从手机里删除。

3.“免费”做饵，守株待兔

―― 互联网上输入手机号码的“免费”

经常上网的人也许都遇到过一些“免费”铃声、游戏或图片的弹出广告窗口。这些弹出广告有时会让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来获得该“免费”服务。

你一旦轻信了广告的内容，输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后，不久就会收到一条短信：“XXXX：直接回复XXX收取铃声。”其实这个时候回头还不算晚，但是你如果还是照办不误，那么又会收到“XXXX：免费信息，您的验证码XXXX，客服：0XX-XXXXXXXX。”恭喜你，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已经被宰了。

网上输入手机号码陷阱的特征：此类短信一般是让受骗者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以短信方式一步步诱使受骗者订制某个收费高昂的包月服务。

规避网上输入手机号码陷阱的方法：不要随意点击弹出的“免费”铃声或者XX的广告，更不要去随意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逃离“免费”陷阱，真正免费需DIY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手机的“免费”服务陷阱其实就是以各种方式诱骗手机用户拨打声讯电话或者订制收费性质的短信服务。不过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怎么知道我中招了没有？中招后又该怎么办？

对于声讯电话类的陷阱，只能请大家提高警惕了，不要轻易拨打或回拨。而对于短信服务类的陷阱，要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订制该类服务，以及如何退订该类服务，其实非常简单，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发送短信向自己手机的运营商查询或退订；第二个方法是通过网上营业厅进行查询或退订（详细方法请参见本刊第4期文章《自力更生，手机服务随我选》）；第三个方法是直接拨打自己手机的运营商客服电话，接通后选择人工服务，告诉服务小姐你需要查询或退订服务即可。这种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完全免费，强烈推荐。

生活中的手机“免费”陷阱重重，难道我们就不能真正免费下载铃声、游戏和图片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虽然通过第三方（如“移动梦网”及其他SP服务商）的服务往往是收费的，但网上仍有许多手机爱好者自建的手机论坛和网站可以让我们免费下载铃声、游戏和图片到自己的电脑上。这样一来，你只需要通过数据线、蓝牙或红外等传输方式，把它们发送到自己的手机上就行了。

消费陷阱论文篇3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模式；进口替代；经济转型

一、引言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中国目前正面临巨大挑战，然而，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在欧洲，像爱尔兰、西班牙，二战后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指出：当前，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今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挑战，如科技创新投入不足、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未来几年，确保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7%或更高的增长，是实现十报告中提出的美好愿景（即，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的根本保障，也是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要求。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外困境

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以及哥伦比亚等为主的拉美国家被看作“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这些国家在相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逐渐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起伏大、长期低水平徘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对外依存度上升等问题，迟迟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

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是拉美模式的主要特征，在起初的应用阶段的确起到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但长期奉行这一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影响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市场空间的扩大。结果，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发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同时，由于内部产业体系不配套的限制，实施进口替代，却需要大量进口中间资本品和机器设备，而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由初级产品出口获得，以传统部门的少量贸易盈余来支撑现代部门的发展，使其国际收支具有内在脆弱性。

拉美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在土地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城市，但他们与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使得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适应，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

此外，先增长后分配的收入分配模式极大的拉高了基尼系数，两极分化使社会结构极不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其过分强调经济自由化，忽视政府的作用，进而导致了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资本外逃、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增加等突出问题。

三、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错误倾向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理性分析经济形势与政策，少走弯路，避免陷入拉美模式的经济增长迟滞现象。正所谓过犹不及，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错误倾向：

1、过度强调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并非城市化程度越高越好，过分、单纯强调城市化甚至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下图是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计算的2010年美、德、中、日和巴西的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整理而成。

由上图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可以看出，巴西的比值较高，说明其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而像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其工业化水平。根据上表中的数值及上述国家的城市发展现状可知，非农就业才是关键，工业化的发展应领先于城市化的发展，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健康发展不至于因工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而导致失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一系列城市问题，如贫民窟、无业游民的大量存在。

王海燕（2012）认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和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带动的自然结果。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介于德国和日本之间，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城市化的发展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前提，必须适应于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决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

2、过度强调消费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消费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封闭经济环境下，没有技术进步支撑的消费主导模式是不可维持的。因为，此情况下，消费的增长意味着储蓄乃至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则进一步导致经济的减速和可供消费的资源的减少。在开放经济条件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若经济从依赖国外消费转向依赖国内消费，那么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依靠投资的增加来驱动；若能够持续借用国外储蓄来支撑国内消费，则消费主导的模式也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然而，上述假设都必须以持续借用国外储蓄来支撑，目前只有美国能够做得到。

所以，殷剑峰（2012）认为，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只有在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币有能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导的。否则，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抵补外需、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导致投资的趋势性下降。

3、过度强调收入分配

对收入分配问题过度的强调、以至于陷入福利主义的桎梏，是发达国家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收入分配目前遭受众多诟病，尤其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之下，有巨大差距，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早已阐述了收入分配随经济增长恶化而后改善的规律。因此，在我国刚刚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基础下，适度的收入分配失衡是可以的。

城乡收入差距、东西收入差距等需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来弥补，如通过工业化的推进来解决；部门收入差距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能改革来解决。如果超越发展阶段，仅以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简单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义之实，那将很可能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

四、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模式

1、保持经济理论中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主导作用

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即增加劳动力和可用资本的数量，则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来自于剩余和剩余的积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经济体会更具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剩余，可以积累的资源也就更多。同时，投资的回报率及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会最高。不仅如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越快。

拉美国家20世纪40年代后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就是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影响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市场空间的扩大。为其长期处于“陷阱”埋下了隐患。

2、增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因势利导

一方面引导中国经济由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更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如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取消其补贴、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为农户和中小企业增加经济活力、提高资源费率以及打破行业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等。

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创新，保障经济发展的内涵式增长。首先，增加科研投入，尤其是要认清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其次，优化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保护创新原动力；再次，对一些新产品使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3、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保障经济运行环境的稳定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绝对的结果平等（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总体上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政府应着重关注并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在人群间和代际间被锁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被固化。

五、结语

“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然而，只要处理得当，“陷阱”并非宿命。吸取拉美国家、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走过的弯路教训，避免过度发展某一部门或过度强调某一政策措施给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创伤，结合国情，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那么，我国经济社会朝着十提出的美好愿景和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必将逐一实现。（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爱思想网.中等收入陷阱专题[EB/OL].http：///keywords/keywords.php？id=75，2012/10

[2]王海燕.“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教训[J].政策瞭望，2012.9

[3]张前荣.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对策[J].2012.8

[4]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2011.12

消费陷阱论文篇4

对于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众多业内人士一致抱有信心，他们同时指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确存在一些需要防范的风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当前存在十大挑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6000美元时，前一阶段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从而进入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种进步速度放慢的经济发展阶段。

此前，今年7月，世行集团调整国家分类，将中国划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而研究显示出，一国在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后改变发展战略非常重要，不能继续依靠在贫困阶段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否则就会两头受压：一头是来自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的竞争，另一头是来自高收入经济体通过创新和技术变革带来的竞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当前存在十大挑战，包括：一是避免“转型陷阱”，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二是防止“拉美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三是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四是绕开“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与经济水平同步发展；五是注意“资产泡沫陷阱”，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六是克服“老龄化陷阱”，保持经济稳步增长；七是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应慎之又慎；八是小心“美元陷阱”，确保国民经济安全；九是谨防“捧杀陷阱”，韬光养晦不当头；十是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郑秉文说。

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业内人士指出，应该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郑秉文指出，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事实上，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正面临第三次历史性跨越：高收入行列。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组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五规划’的区间，即从现在起大约需要11年―15年左右的时间。”郑秉文说。

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

按照佐利克的看法，中国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需要改革，采取措施从过去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向更多依靠内需。

郑秉文说，目前，中国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实现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消费陷阱论文篇5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1]。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约378人民币①发展到2010年的超过4,000美元。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未来如何发展，贫富差距能否得到缓解，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宏观经济局势下很难得到准确的预测。

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一个新问题，也并非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其内部矛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且常常受到外界因素的极大干扰和影响。宏观经济局势的恶化可以加剧这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基本良好，但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度膨胀的房地产业带来的高房价问题和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通货膨胀率问题等。如果说在没有出现当前高房价和高通胀压力的情况下，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非常困难的问题的话，那么，当前解决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棘手和难以预测。应该说，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问题包括长期存在的矛盾和最新形成的问题。国内很多学者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众多的研究和总结，然而，笔者认为，当前解决这种问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新挑战，这些新挑战有可能加剧这种问题的恶性循环，如果不加以及时处理和解决，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将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始于2008年前后。目前，学术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关于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的讨论；二是对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理论分析；三是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方面面临的挑战和表现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众多的文献当中，后者的研究占据了多数。

在可查询的文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者[2]。他在《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提到，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防止陷入“低中等收入陷阱”， 应加强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以推动公平再分配的切入点，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改善收入分配，超越现实面对的“低中等收入陷阱”。随后，美国学者纳维卡・辛格发表文章，对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论证，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认为，中国在寻求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增加流动性困难以及能源和自然资源供给缺乏。[3]

周学认为，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但在这一关键时期，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阻碍和困扰。他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4] 郑秉文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进行比较，以跨越这个“陷阱”并早已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东亚“四小龙”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以及3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1] 刘伟通过分析马来西亚为什么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认为，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如社会、能源、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中国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5] 刘旭青认为，当前，我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制约了需求的增长、限制了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扭曲了资金、资源的配置，环境代价过高。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和消费模式升级，鼓励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6] 蔡认为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面临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7] 陈亮认为，中国正处在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建立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加速衰减态势凸显，比较优势理论也日益显露出对发展中国家指导作用上的阶段性和局限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体系下的经济发展将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着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以产业转型为跨越途径，着力提升国际分工位势；以加大创新投入为契机，着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保障，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助力。[8] 张卓元认为，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必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型，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不再通过大规模粗放扩张追求经济的两位数增长。[9]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由于高房价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凸显出一些新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高房价造成行业资本进一步垄断，不利于房地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剧贫富分化和“中等收入陷阱”难题。住房与其他阶段的主导消费品，如农产品、轻纺产品、服务等不同, 具有价格易升难降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供求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与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农产品市场和接近垄断竞争市场的轻纺产品市场相比，房地产市场接近于寡头垄断市场，或者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与寡头垄断市场之间，其特点是房价有较大粘性。价格的粘性可能造成房价的居高不下，近年来持续的高房价说明了这一点。在高房价的面前，真正受益的是房地产企业和高收入者。近年来房地产企业发起了囤地、扩张性开发等行动，将房地产业发展成一个暴力行业。与此同时，房价的持续高涨增加了消费者对房价高涨的预期，带来了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的产生。而这种投机行为几乎只有高收入人群才可以享受，普通老百姓很难涉足。这种市场垄断和消费垄断行为势必扰乱市场的自发调解功能，影响财富的分配格局，加剧贫富分化现象。

从长远来看，高房价带来的企业的高收益和高收入人群的投机行为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性质和政府宏观政策的严厉，房地产业的垄断地位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才能得以维持。而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还很不成熟，在宏观政策的约束下很容易出现资金链的断裂。从目前来看，我国房地产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不断增加，包括房地产企业和个人住房贷款都呈现出高涨的态势。这势必会加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从房地产总的贷款比例来看，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比例较高，并有小幅上升趋势。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可以看出，2001年，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9.98%，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8.25%（如图1）。这说明，银行贷款是房地产的主要融资渠道。我国房地产业的融资结构中直接和间接来自银行贷款的比重大约占55%，超过30%～40%的国际水平。[10] 如果加上开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施工企业垫资中的银行贷款部分、预收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部分，银行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例更高。

而近年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房地产贷款余额比重也较大，且增幅远远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增幅。此外，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增速均高于房地产企业贷款增速，均在10%以上，最高时为2001年，达到68.82%的增幅（如图2）。这两项数据均说明了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发展的潜在空间非常巨大，但这种发展空间势必使由于某种因素强制拉动的，而不是市场自发的表现。

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投资过热的时期，我们很难相信房地产行业中不存在泡沫。一旦这些泡沫破裂，带来的将是经济的衰退。不论是从较早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东南亚部分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并成为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我国现有发展方式无论在资源、资金，还是人才上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目前，尽管政府对高房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早有预知，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但这些都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因此，在高房价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显得更加模糊。

第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高涨极易引发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稳定。当前，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远不能用货币流动性过剩等解释，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高涨所引起的“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开始日益显现。通过观察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可以看出，房地产价格指数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见图3），两者有着极大的联动作用。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这一概念是由江苏省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在其2007年的学术著作中首次提到的。他认为，1995年之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提高，外贸进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尤其是近几年“外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动力。于是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特点为：同样感到钱多了（所谓流动性过剩），同样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膨胀，同样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但消费价格指数却增长较低。此外就是房地产等资产类价格涨势更猛，包括黄金、翡翠、陈年葡萄酒、普洱茶、红木家具等均已成倍、甚至几百倍上涨，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类物品，有过多的货币追逐，自然会引起价格翻番――这实际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与流动性过剩是相互联系并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姊妹。如果我们仍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尺度来衡量通货膨胀时，显然就会陷入一个误区。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用全新视角来看待通货膨胀问题时，就会得出一个“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的新概念，即货币的过多发行更多体现在资产类物品的价格上涨中，如房地产等价格飞涨。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与其他类型的通货膨胀相比，其本质相同，根源也在货币，但货币过多投放的成因及结构却并不相同[11]。

因此，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是吸收资金的重要阵地。由于房地产价格指数至今还没有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中，我们往往将其作为投资领域。但当大部分人都参与进来的时候，这种吸纳资金的效应就不仅仅是投资所能体现出来的。当人们将储蓄用来购买房产时，这种行为就已经是消费行为了。高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亚于食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众所周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适当的通货压力是允许的。但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高涨，使得资金的流动性加大，资金的流量增多，造成资金的泛滥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持续积累。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房地产业释放出一些资金的话，这种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很难得到改观，这势必会造成通胀压力的增大，社会稳定也难以得到保障。

第三，产业转移面临新的难题。产业转移具有强大的经济福利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这些效应包括产业转移的结构升级效应、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转移的就业效应和城市化效应等。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是地区之间产业发展差距造成的，因此，国内产业区域转移是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必要手段[12]。产业转移战略是提高我国经济效应、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步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佳途径。通过将东部成熟产业或西部成熟产业转移到西部或东部，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加快自身发展，协调地区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但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使产业转移战略面临的新的问题。一方面，地区发展的非均衡进一步拉大，产业转移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和资源；另一方面，高房价加剧了行业的垄断和资金的流动失衡，影响了资金的合理流向，不利于产业的转移。

此外，目前的高房价透露出了当前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土地资源的日益减少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的产业转移。

第四，高房价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房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当前，房地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是极不成熟和高能耗的产业之一。在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各国追求的发展目标之一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将低效率和高能耗的产业转型为高效率和低能耗的产业，事关整个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低碳房地产是房地产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发展低碳房地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技术的创新、政策的扶持和大量资金的投入等。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高涨造成了社会需求的紊乱。一方面，高房价让一部分消费者在房地产门槛前止步，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另一方面，高房价引发的“限购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需求，也加剧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这将严重影响房地产业的结构转型和升级。因此，房地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资金的短缺和技术的瓶颈。只有通过创新房地产金融工具，拓展房地产融资渠道以及加快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这种转型和升级。

第五，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受到极大的抑制。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体制建设的不完善造成的行业垄断。如房地产暴利使得各类投机行为盛行，高收入者将收入投进这一领域而得到巨额回报，而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却止于这类消费，或者倾注全力成为“房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改善中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相对地降低了他们的其他消费。这样既没有拉动应有的内需，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加大政府的合理调控力度，加强政府调控的效率和范围，避免投资过热

在我国，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当前，我国政府为了防范通货膨胀的恶化采取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应该说效果还是有的。但是，政府的宏观政策力度还不够，效率偏低，还有待加强。以房地产领域为例，目前，政府采取的房屋“限购”政策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范围不广。该政策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后续的调控空间和任务还很大。

宏观政策的实施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要平衡好市场的当前情况和预期表现。在相关政策上，政府要充分考虑市场的实际供需情况，合理掌握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决不能本末倒置，随意调整。笔者认为，2008年全球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前通货膨胀。由于银行利率在危机后下降，导致房地产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增多，而一旦这些资金进入房地产，会随着房价的高涨而滞留在内，不能释放出来。因此，在今后的宏观调控当中，政府应该加大资产价格的调控，避免大量的资金再次涌入房地产等资产领域。此外，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有针对性地实行行业政策，完善中等收入人群的分配格局。

（二）加强民生工程建设，稳定物价，提高居民的工资水平

近几年，我国物价总水平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速度，劳动者的相对购买力和购买量下降了，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物价总水平的不断攀升，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价格上升，促使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出现了困难，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最终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所以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力度，从最基本的环节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方式和数量，从而打破要素供应链的“多米诺”效应。笔者认为，目前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菜篮子、粮食生产和流通、住房供给制度的改革上，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稳定物价的基础。同时，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偏低的趋势，特别是要建立工资收入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制衡机制，使工资的增长幅度与物价的波动保持动态的平衡，保证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同时继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劳动力的就业的服务和咨询制度。

（三）转变包括住房消费在内的消费方式，准确把握内需的扩大

我国目前居民的消费方式和观念走上了两个极端，第一个是以城市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为主的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另一个是农村居民为主的低端消费和滞后消费。住房是刚性需求，是居民的生活必须，本应是普通的消费品，可是在我国它却成了奢侈消费和超过居民现有购买力很多倍的消费。加上人们传统的、固有的“有房才有家”的观念，这种消费方式和观念直接刺激了需求，影响了供给。由于需求往往比供给增长的多，于是这种消费后的压力却要持续很多年才能化解。所以，转变包括住房消费在内的消费方式和观念，就要求减少以城市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为主的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消费率的降低必然会给市场释放出需求减少的信号，房企的供给也会相应减少，通货膨胀的泡沫会有所降低。农村居民消费是低端、滞后的消费，但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储率在不断提高，与其说积累多、消费少，还不如说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和农民面临的诸多风险所致。所以，扩大内需必须将内需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化，不能把住房的需求当成扩大内需的有效实现形式，而要把握居民科学消费方式、内容、投向。其中最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控制部分人群的投机性虚假消费、超前消费，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使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真正得到发挥。

（四）适时推进房地产等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资金传导机制

社会财富的分配能否公平而有效地实现，常常依赖于资金的传导机制。一个成熟的社会体制，资金传导机制的建设更容易体现其经济效率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不是很成熟，在资金传导机制建设上还存在很大的漏洞。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过度高涨的房价极易引发资金的流动性过剩，在没有成熟而稳定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很难在短时间内疏散这种资金。一旦引发通货膨胀，这种压力也将是长期的。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认为，流动性就是指金融资产转化为现金的能力。格林斯潘甚至直接说金融资产就是流动性，因为现在金融市场很发达，金融资产随时都可以变现。就此而言，股市和楼市的价格高涨，意味着创造了流动性[13]。因此，抑制房地产价格高涨，也就是减缓资金的流动性和缓解通货膨胀。但是，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金融衍生工具太少，效率也不高，因此房地产价格高涨带来的不仅是流动性的加大，而且还有资金的滞留。也就是说，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稀缺，当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后，会随着价格的高涨而无法退出资产领域回归到市场上来。这样就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和长久性。也会使政府的政策失灵。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发展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速，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断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这种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带来的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将导致泡沫经济。亚洲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远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引起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大量资源消耗为特点的投入型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要保持高速度，就必须快速而大量地投入各种生产要素，但由于经济效益低，过多的投入会引起需求过度，从而导致需求过度型短缺和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消除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有赖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投入型增长模式转变为效益型增长模式[14]。为此，在当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我们要早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最急迫的，也是最重要的。

（六）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消费陷阱论文篇6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陷阱 “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 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053-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涵义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历史经验表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会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一些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批评意见，认为用平均值（人均GDP）掩盖了收入差别和“陷阱”的要害，且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泛化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有学者更认为这是一个伪概念，应用“现代化陷阱”来替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虽然是2006年提出的，但此现象并非今天才凸显。西方学者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即通过对社会福利的研究，成功引导西方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福利国家。因此，用社会福利的视角，来审视今天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成熟且有必要的。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又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和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异同？本文将通过梳理发达国家的福利变迁路径、以期对中国面对同类问题时有所借鉴。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的四次变迁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经历了四次重大变迁。第一次变迁是工业革命时期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亚当・斯密指出：中世纪把个人私利同公共福利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每个人追求个人物质财富的活动，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能使社会财富的创造最有效率、最大化。斯密信奉自由放任主义，认为自发的市场调节比国家干预更有效，主张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政府对市场不作任何干预，只起维护社会安定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承担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个：国防、司法公正和公共福利事业。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日益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也日益严峻，整个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景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一切迫切需要国家建立一张社会安全大网，代替过去土地、生产资料和家庭宗族所起到的支撑作用。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的第二次变迁，从费边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深入的阶段，其标志是西方福利国家的诞生。在理论层面，诸多学派指出自由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首先，关于政府二次分配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边际效用学派指出，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由于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对富人们所征收的税费是其效用曲线的顶部，并没有严重影响其生活的快乐程度，而同样的钱拿来救济穷人，却可能让其免于饥饿和贫穷，显然这极大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庇古提出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两个命题：（1）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越大；（2）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经济福利越大。庇古认为：“进行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因为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使更多强烈需要以不太强烈需要为牺牲而得到满足，就必然增加社会总的满足量。因此，任何穷人手中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的增加，倘若没有导致国民收入总量的减少，一般来说，将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其次，就市场无法自动修正社会不公正，需要政府介入方面。马歇尔指出，经济行为具有外部性，外部效应很强的领域，市场机制（价格信号）不可能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地分配。单靠市场中的自愿交易，经济的外部性无法被内在化。只有站在个人之上的国家出面干预时，经济的外部性才可能被内在化。蒂特马斯指出：自由放任主义者将个人和社会简化了，人不仅仅是“经济人”，社会不仅仅是只有经济活动。无论社会还是人，不可能单纯地遵循经济规则活动。面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时，市场往往失去了它的正面作用，而需要政府的介入。最后，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充分就业的关系。凯恩斯指出，均衡水平也不一定是充分就业水平。失业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源于消费和投资不足，而消费和投资不足则主要源自三大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据此，凯恩斯论证了政府介入经济的必要性。

在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前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之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缓解贫困问题”。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标志着社会福利制度由古代向近代转变。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这种和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专门为社会弱者提供服务和救济的设置和措施，属于济贫服务的范畴，被称之为剩余型福利制度（residual welfare）。1870-1914年间，英国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保险立法和措施。德国也在1883-1889年间出台了世界第一部《疾病保险法》、《工人赔偿法》和《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全民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到19世纪末，早期的剩余型福利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制度型福利制度（institutional welfare），这一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并且把提高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政策的目标，福利保障的范围从针对少数弱势群体的反贫困方案扩展到全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和收入保障等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和服务上。其次是“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40-70年代末）。这一阶段发展的主旋律是“政府行政管理”。20世纪40年代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及稍后“福利国家”的建成标志着西欧步入“福利国家”阶段。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是西方福利国家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黄金时期。

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化初见端倪，西方福利国家在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时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层面失业增加的同时出现滞涨，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凯恩斯经济学“失灵”了；其次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陷入福利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崛起，此学派认为上述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福利国家”制度，重新提倡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起点平等（机会平等）的重要性，认为必须限制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提倡多元化的社会福利。这是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的第三次变迁。其标志是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私有化改革，利用全球化来重新恢复经济自由主义的活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在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社会福利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首先，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福利国家纷纷消减福利，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其次，全球化导致穷国和富国的两级分化；再次，全球化破坏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福利网络；最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承担社会福利责任的能力。出于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反思，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新社会民主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这是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的第四次变迁。“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批评，以“积极的”福利国家代替传统的福利国家，主要内容包括：福利的投资主体多元、责任权利对等、机会平等优先、事前预防为主。并在养老福利、医疗福利、失业福利和教育福利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综上所述，就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工业革命时期，法治化加上自由市场经济，使西方社会走出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20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建设，使欧洲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1970年代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和调整。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199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试图站在福利国家的立场，对新保守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弊端进行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关于“公平和效率”的争论，是对西方学术界“平等和效率”之争的误读，混淆了起点公平（fairness）和结果平等（equality）。公平的制度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必要条件，当完全竞争市场达到长期均衡时，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都自动满足，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这也是最有效率的状态。没有公平，市场将会被扭曲，既损害效率，又达不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学界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学者，和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学者之间的“平等和效率”之争的核心在于是自由优先，还是平等更优先。前者认为自由更优先，做大蛋糕比分蛋糕更重要，政府过多的二次分配，会影响经济效率。后者认为，平等更优先，蛋糕做不大的原因是分配不均，只有政府介入二次分配，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和保障，才能促进发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无论是左派和，其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中国的现代化一社会福利制度变迁路径梳理

和“先发内源型”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此外，和普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型国家。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这个视角，我们来梳理建国后迄今的现代化过程和福利制度的变迁。

1949年后中国采取了“计划经济一户籍制度一单位制”的发展模式。杨小凯认为计划经济的核心是后发国家整体模仿先发国家的劳动分工。其步骤如下，首先，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产业工人的低工资，并保持国有工业部门产品的高利润，国家获得高积累，从而维持高投资。第二，在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第三。国有企业系统地模仿发达国家企业的工业标准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最后，国家通过中央计划来协调这些工矿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换句话说，通过计划经济，后发国家得以在尚无市场的情况下，迅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

和计划经济配套的是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对于传统中国这种农村早已地少人多、深陷入马尔萨斯“贫穷陷阱”的后发国家，分田到户和户籍制度防止了失地农民进城，迅速缓解了城市的各种矛盾。单位制和制度，实现了普遍就业，并提供了一套带有过渡色彩的福利制度。具体如下：首先是较为平等的基本生活物资供给；其次是较充分稳定的城市就业制度；第三是较为广泛的城市劳动保险制度；第四是体现国家对生活最困难群众关怀的社会救助制度；最后是建立城乡不同的福利性公共服务体系。在牺牲农民，阻断城市化的情况下，企业办社会，在国家尚无法为全民提供保障的情况下，为城市居民特别是国家干部和国企工人提供了相当的社会福利。

因为计划经济的无效性，1978开启改革开放，恰逢20世纪7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危机，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对中国学界造成深远的影响。1993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确立，割裂了公平和效率之间互为因果的有机联系，造成四大致命缺陷：首先加剧贫富差距的悬殊化；其次诱导人们放弃公平追问；第三成为拒绝社会变革的理论借口。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弱点却被忽视。在中下阶层的福利投入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低工资被长期保留，农民工被当成“人口红利”。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承担的各种福利，被当成企业包袱抛弃，但同时国家却没有适时承担这些福利责任。计划经济时代的全民就业被当成企业低效率的重要原因，国企大量裁员，而同时国家没有建立完善的再就业保障制度，造成大量失业。社保方面，由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社保费率高于德美日韩，但享受的福利却相距甚远，造成个人和企业都不堪重负，工薪阶层消费水平低下。政府并未改变在计划体制下福利分配的等级制，市场经济体制下甚至变本加厉，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少交费高福利，企业职工多缴费却低福利，农村和农民工基本无福利，造成杀贫济富“逆福利化”的严重局面。正因为上述诸多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城乡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年拉大。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对地方官员GDP的考核，使得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和升迁，招商引资不计社会成本，即所谓“县际竞争”。以土地资源、政府税收、劳工福利和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社会成本为代价，吸引投资拉动GDP。这些带有极大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虽然产生了一定的GDP，但是却是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害。

四、“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社会福利陷阱”

综上可知，表面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社会福利陷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一次分配层面，由于法治不健全，机会和利益分配体系的不公平、不公正。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最终导致内需不足，整体社会福利的增长停滞。在投资和出口的潜力发挥殆尽后，内需并没有随着进一步增长。从数据上看，是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保持在高位。

其次，在二次分配层面，政府在社会福利投入方面没有积极作为，特别在农民工城市化、住房、教育、劳工福利、职业培训、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严重滞后。国家在民生方面的正外部供给的严重不足，一方面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不振，另一方面也导致人力资本得不到提升，从而产业升级乏力，社会无法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社会福利陷阱”，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作为“后发外生型”的转型国家，从洋务运动开始，政府就是经济的启动者和统领者。但时过境迁，到了今天，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和职能，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把市场让渡给社会，让市场发挥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其次，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法治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打击腐败和权贵，保护公民权利，创建更加公平公正的自由市场竞争秩序，遏制负外部性经济行为。这是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这四个地区既有民主也有非民主，但无一例外均建立了良好的法治。最后，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积极提供者，提供全方位、多元化和积极的社会福利，提升人民福祉，降低贫富差距，培育中产阶层。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当年转型的成功经验。

“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前者的现代化是内生的，先有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然后才有经济腾飞，最后是社会转型。而后者的现代化是外部刺激的，先学习经济，然后倒逼社会改革，最终是政治改革。就“中等收入陷阱”而言，发达国家的经历是：法治和民主-经济腾飞-“中等收入陷阱”-福利国家-突破陷阱。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转型的国家（地区）的经历是强政府-经济腾飞-“中等收入陷阱”-法治和福利建设-突破陷阱-民主化。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的发展中国家，既有民主国家，也有非民主国家，要么没有强政府，要么没有法治，要么社会福利低下，或者兼而有之。由此可见，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社会变迁的客观规律与内在逻辑出发，未来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法治化和社会福利建设。

对中国而言，当下的社会改革，既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因素。首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转型国家的政府力量强大，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其次，目前中国社会具有三大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福利国家的推手民主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渊源，而传统文化中，儒家对大同世界的描述，佛教对慈善和福利的追求，是可以用于建设福利社会的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第三。亚洲四小龙的法治化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也有很好的引导作用。第四，和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相比，目前国际学界和政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热潮消退，社会福利的价值有所回归，这对福利体系的改进具有很大助力。

消费陷阱论文篇7

关键词：电视广告；虚假电视广告；表现形式

面对暴利的诱惑，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不惜代价大量制造虚假广告，虚假广告得以肆无忌惮的粉墨登场。若任由其泛滥，会破坏我国尚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虚假广告已成为中国的一大公害。

4P理论是一种营销理论即：Product，Price，Place，Promotion取其开头字母。中文意思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杰瑞·麦卡锡（Jerry McCarthy）教授在其《营销学》（Marketing，第一版，出版于1960年左右）最早提出了这个理论。

现就从4P理论出发浅谈虚假电视广告中的几类表现形式，给消费者以警示，切勿踏进虚假电视购物广告的陷阱。

1 从产品（Product）身上下“假”功夫

（1）夸大或夸张产品效果。炎炎夏日，很多女性朋友为了美白和减肥而苦恼，而虚假广告乘虚而入，将自己的产品说得如何如何有效，“立即白”或“立即瘦”显得是如此容易，而大多数人通过虚假广告购买产品后，不止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有的甚至危害到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2）挂羊头卖狗肉，以次充好。前一段时间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某位大妈在电视里看到“499元购买一套黄金首饰”，结果购买回来后发现所购买的“黄金”竟然可以铁钉吸起，拨打电视里所出现的售后电话竟然是空号，大妈直呼上当受骗并报案。这位大妈显然是被这则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以次充好”的虚假广告所欺骗上当。好的东西大家都想拥有，但是又好又便宜就更好了，很多骗家真是抓住人们这样的心理，将一些比较贵重或是稀少的东西以低廉的难以想象的价格，做出虚假的广告来吸引消费者，使得有些贪便宜的消费者购买，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

（3）“使用者”现身说效果。“东西好不好，用过才知道”，此类虚假广告正是从人们这样的心理出发，在路上随机找寻路人使用产品，“使用者们”在使用完产品几个小时或是几天内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且现身说明使用感受和效果，以“使用者”经过试用有效以后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从而使消费者购买，结果消费者购买后，真的“只有用过后才知道”。

2 以低价格（Price）吸引消费者

“只需再加9元，你就可以得到一款超值实惠的全触屏手写、MP3、MP4、免费看电视的TTK98手机，数量有限，先购先得，现在购买还有价值500元的大礼包相送。还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吧……”这样的广告，这么低的价格消费会使消费者们抱着反正花不了多少钱，试一试也可以的态度去购买产品，结果真正打了电话后会发现后面一个又一个的消费陷阱在等着你。

3 换个说法，改个渠道（Place）

（1）给产品穿上“新衣”。电视广告中经常会看到“某某产品原装进口，在某国受了到国内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今天终于来到了中国，我们还能看到该产品的入关关税证明……”“某产品原产自某地，我们的每件产品均有权威机构认证，大家在购买物品时会随附认证证明一份，保证你购买到的每一件产品都是货真价实……”，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广告做得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基本上能说服消费者的方法都想到了。而实际上有的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外包装就将产品的渠道从国内生产改成了国外进口，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产品经过渠道的改变后价值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2）到底有多少祖传秘方。在药品类的电视广告中，我们经常看到广告里打出的“XX年祖传秘方……”、“经过XX年的传承……”，但实际这些产品有的里面的某些成分可能是近年才被人熟知，再者有的产品如果真有这么多年的经历的话早就已深入人心了，又何必现在跑出来做广告呢？

4 促销（Promotion）手段层出不穷，千变万化

（1）名人代言伤不起。大部分企业对“名人效应”都情有独钟。其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树立品牌，二是产品促销，因为这是市场营销的重点。一旦企业能找到在公众中形象较好的名人，就等于为提升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找到了捷径。近几年，名人代言的虚假广告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名人代言引起争议的虚假电视广告尤其之多，不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如某位名人所说：“广告若没有夸大就不叫广告”，这反映出了某些名人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推脱其代言虚假广告的责任。但是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就应该对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行为负责。虚假电视广告给名人带去的影响伤不起，同样给消费者带去的影响也上不起。

（2）赠品到底值多少。商家会经常打出购买多少赠多少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广告里甚至会说赠送和购买物品同等价值甚至超过购买物品价值的赠品，但事实是一些商家将一些本应该在购买时随物品一起卖出的物品当赠品赠送，有的甚至虚抬赠品价格，将只值几元或几十元的价格抬高到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以满足消费者“赚到了”的心态。赠品到底值多少，其实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罢了。

（3）夸大售后保障。有的电视购物广告大力渲染完善的售后保障，如“7天包退、15天包换、终身维修”等。但当消费者实际提出退换或维修要求时，销售商往往以各种理由推托不予办理或者需另外支付费用。

5 如何避免虚假广告的陷阱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种种陷阱是通过精心安排，吸引消费者踏入到消费的陷阱中，有的甚至防不慎防，如何才能避免种种虚假广告的陷阱呢？现就从消费者，行业部门及监管部门三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使消费者尽可能的避免上当受骗。

（1）消费者方面：消费者要时刻保持理智的消费态度，提高辨别能力，对于电视广告中出现的，带有欺骗性质的广告语不要盲目相信，认识到“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切勿贪小便宜。购物时保持警惕心，对产品进行深入了解再进行购买，如果真的走进了虚假广告的陷阱，也应该积极举报，避免其他更多消费者上当。

（2）相关行业部门方面：自律的缺失是我国治理电视虚假广告不力的重要原因，相关行业部门应从长远的眼光和发展出发，提高行业道德，对虚假电视广告要进行严厉抵制而不是在经济的诱惑下成为“帮凶”。

（3）相关管理部门方面：相关管理部门要对电视广告的内容、播放等严厉监督，立法监管要到位，做到依法做广告，依法管广告，严厉打击商家虚假广告的行为，对违法者追究法律责任，才能使广告业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才能规范商家们的经济行为，才能充分发挥广告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才能使社会公众免受虚假广告之害。

参考文献：

[1] 甄玉敏.虚假电视广告猖獗的成因与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30）.

[2] 徐尚青.电视在虚假购物广告中的角色扮演[J].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09（12）.

消费陷阱论文篇8

关键词：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央行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199-03

一、引论及文献综述

凯恩斯认为，债券的价格（现值）取决于两个因素，利息和预期投资的回报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PV=。这里，PV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C是利息，r是预期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预期应当获得的最低投资报酬比率，如果低于该投资回报率，投资者将不进行投资。每年支付给投资者的利息越高，债券的价格（现值）就越高，利息与债券的价格（现值）表现为正比关系。预期投资回报率越高，则债券的价格（现值）就越低，预期的投资回报率越低，则债券的价格（现值）就越低，投资回报率与债券价格表现为反比例关系。凯恩斯推测，当债券的预期的投资回报率达到最低点时，这时恰好是债券的价格达到最高点，人们会预期未来债券的价格下降，因此，人们不愿意持有债券，而愿意持有现金，这时无论货币当局如何增发货币，都不能使人们有购买债券的意愿，人们都愿意持有增发的货币，货币当局丧失对利率的控制，利率不能进一步下降，无法使边际收益递减的投资预期收益率不能高于市场利率，货币供应增加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这就是凯恩斯流动性陷阱。

陈湛匀（2001）对我国我国1996―1999年央行连续7次下调银行存款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显示，利率与我国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负相关。肖武标（1994）在研究中指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上升使市场的实际利率下降到负数，人们业务动机和谨慎动机对货币的需求会增加，不会出现流动性陷阱。陈丰（2009）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对利率实行管制，并没有形成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利率机制，我国的利率是外生变量，不是内生变量，不会形成凯恩斯流动性陷阱中的利率。刘巍（2013）对美国大萧条时期经济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由于中央银行不具备无限发行货币的能力，市场收益率也不会降到公众预期的“至低”，因此，不会出现凯恩斯流动性陷阱。

国内对流动性陷阱验证，主要从货币供应量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分析。国外的研究者在分析流动性陷阱时，放宽了流动性陷阱的约束条件。克鲁格曼对凯恩斯流动性陷阱作了重新定义：当名义利率下降为0 时，总需求仍旧不足，这时可以视为出现流动性陷阱。

二、中央银行可以无限供给货币

凯恩斯于1930年代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流动性陷阱概念。当时货币发行的机制是金本位制度，各国货币的发行量受到黄金储备量的约束，不能够无限发行货币。因此，凯恩斯在实践中并没有发现流动性陷阱，只是推测：流动性陷阱“这个极端的情况在将来可能成为重要的事实”。

在现代货币发行机制中，存在着中央银行模式和货币局模式，少数国家采用货币局模式，多数国家采用中央银行模式。本文主要是研究中央银行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行货币。如果中央银行供应的货币量过少不能达到“使市场利率降到足够低水平”，流动性陷阱则不会出现。

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的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一国的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货币发行人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发行货币。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又被称为基础货币，在现代银行信用体系和存款准备金率共同影响下，会造成市场派生货币成倍的增加，市场上货币供应量是由派生货币而不是由基础货币决定。就基础货币而言，央行是唯一的货币供应者；就派生货币而言，除了受到央行的影响外，还受到现代银行信用体系的影响。派生货币与基础货币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三、流动性陷阱是否存在――利率与货币供应量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选择

（二）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6―1999年之间，我国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的1年期存款利率9.18%下降到1999年的2.25%。但是，在这个期间货币的供应量却呈现出不规则的变动，1996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开始下降，M1从1996年的18.9%的年增长率下降到1998年的11.9%，M2从1996年的25.3%年增长率下降到1998年的14.8%；1999年M1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调整到17.7%的年增长率，M2基本保持不变。从2000年起，我国1年期存款利率表现为长期稳定上升的趋势，在同时期我国货币供应量则表现为较大波动的形式，2003年M1增长率达到18.7%的峰值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2009年再次达到32.4%的峰值，M2增长率达到19.6%的峰值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8年再次达到27.7%的峰值。我国的1年期法定存款利率和货币供应量M1、M2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现象，利率没有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

（三）引入实体经济对货币需求量与利率之间关系的分析

凯恩斯对流动性陷阱的描述是在排除实体经济的影响前提下提出的，因此，单纯分析货币需求量与利率之间很难得出计量关系。凯恩斯在分析人们持有货币动机时，认为存在3种持有货币的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与经济增长相关，当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上升，当经济下滑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下降，这时货币当局增发或者减少的货币被经济增长的变动吸收，对债券市场没有多大的影响。如果在经济上升期间货币当局增发货币，也不会导致货币增长而导致在债券市场上的利率下降。

引入1996―2010年GDP和通货膨胀率因素进行考虑。根据IS-LM 模型，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L（Y）+L（r），在这里Y是国民收入，r是利率，国民收入Y 与货币需求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利率r与货币需求之间成负相关关系。

1.未引入通货膨胀因素。这时的货币供应量是名义货币供应量，以M2为应变量，GDP和R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的回归方程式：

四、结论

参考文献：

[1] 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J].金融研究，2006，（1）.

[2] 晏露蓉.关于财政政策影响货币运行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