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1

摘 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成为各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服务纠纷也日益增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要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监管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维护消费者权益，以促进金融市场健康运行，顺利实现金融转轨。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一、金融消费者

（一）定义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构成消费者需具备的三个要素：自然人；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劳务。

我们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进行判断：第一，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符合“自然人”的标准。第二，从个人的银行存取款业务，信用卡业务、购买保险、基金、股票等行为，都是为了改善目前的生活，实现个人或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这些财富归根结底还是用于个人消费。因此，符合“为生活需要”这一标准。第三，金融业属于服务行业，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符合“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的标准。综上所述，“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理应遵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规定。

（二）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1.理论基础

（1）消费者与经营者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了“消费者”的思想，指在经济活动中，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产品。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兴起，生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出现，有能力采取多种方式让消费者按照自己的品种、价格、质量来购买商品，形成了经营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均衡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只有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利益都得到实现才能保证市场的效率。然而，在现代经济金融环境下，垄断造成的卖方市场，使得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消费者无实质的，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严重的损害了市场充分、有效的发展。

（2）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会滥用其优势地位侵害另一方的利益，而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因为处于信息的弱势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不充分；信息收集成本高；消费者理解能力差。

（3）弱者保护理论弱者保护理念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弱者享有特权，使之与前者交易中拥有同等的条件，维护自身的权益，以达到实质的公平。按照弱者保护理念，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显而易见：第一，结构弱。金融消费者是分散的，势单力薄。第二，实力弱。单个金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金融机构相匹敌的，即使是金融消费者团结起来也很难达到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第三，手段弱。金融消费者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

无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基于何种理论，金融消费者遭受侵害的现象已成为共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2.现实意义

（1）有利于维护金融消费者个体的根本利益。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血液，普通群众越来越多的参与金融交易，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共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2）保护金融消费者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加深，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极大的影响着金融产品的设计。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金融消费者群体

（一）普通金融消费者

根据个人参与金融业务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普通金融消费者简单的划分为：

（二）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或者说自然人投资者包含于“金融消费者”，其合法权益应纳入到金融消费保护的范围之内。人投资者无论是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还是购买股票、期货等具有明显投资色彩的金融产品，其交易行为本身都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性质。

（三）不包括机构投资者

消费者保护理念本身是为了保护自然人，即便延伸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金融消费者界定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自然人。其次，在与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机构投资者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甚至获得垄断利益，不处于绝对的劣势，机构投资者理应将其高额收益的一部分作为保护自身权益、防范侵害、弥补信息与专业劣势的成本。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金融消费者权益

（一）基础性权益

1.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指金融消费者有权获得所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相关知识；有权获得政府及金融机构提供的宣传教育与培训；有权明晰保护自身权益的知识与途径。无论是现实的金融消费者还是潜在的金融消费者，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提高金融行为能力的重要手段。

2.受尊重权。受尊重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时依法享有姓名、名誉、肖像、人格尊严、风俗习惯等受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金融消费者的形象、侮辱金融消费者的人格。

3.隐私权。隐私权指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账户信息、交易信息等依法受到保护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过度收集、不当储存、私自披露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以此谋取利益；其次，金融消费者享有私人生活安宁的权益，金融机构未经金融消费者允许，不得私自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其推销其它金融产品。

4.监督权。金融消费者依法享有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类型、服务态度等涉及自身权益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依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有权对不恰当的保护工作做出批评。

（二）发展性权益

1.安全权。安全权是金融消费者享有的首要发展性权利，它包括生命安全安全、健康安全、财产安全。其中财产安全包括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时本身财产安全；实际财产利益安全；可预期财产利益安全等。

2.知情权。金融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是其能否顺利行使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前提条件。指金融消费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全部、真实、准确信息。金融机构有义务披露所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帮助金融消费者作出理性的选择。

3.自主选择权。金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包括自主鉴别金融产品或服务；自主选择金融机构；自主选择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种类。金融机构不得实施强买强卖、捆绑销售等行为，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4.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权包括公平的交易条件，如准确的计量、合理的价格；对金融消费者一视同仁，不得歧视金融消费者或用不同的标准将金融消费者区别对待；金融机构不得利用自身优势免除自己的责任，推脱自己的义务。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本论文是下面校级项目的阶段性论文

校级项目：《中小民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项目编号：2015FSSK06

参考文献：

[1] 张为华.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2] 高佳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年.

[3] 谢文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D].江西农业大学.2013年.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但传统的民法对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普遍重视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虽然从上世纪初一些国家就开始制定相关的单行立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只是在上世纪后半叶才形成的。传统对消费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而出现的。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与民法虽有联系，但也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其次，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确认的召回制度，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不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二、民法领域中消费者权益的扩张

案例1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超市制定的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问题。格式条款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往往只能被迫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 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后，在《合同法》，又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的规定中，这些条款理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醒合理注意原则，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二是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效原则，如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以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其格式条款无效。三是作有利格式条款相对人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如果不能依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的这些规定，无疑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规定。从而通过合同法的完善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与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部法律。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中有很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的误区和条文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由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颁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不完善。如在实体法中，对该法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以致产生了“知假买假”是否受该法保护的疑问；没有规定“召回”制度，对存在潜在危险的严重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应的对策；有关间接损失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失赔偿几乎没有涉及，等等。如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力成本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诉解决机制，等等。其二，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绝不局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相互配套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当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都应当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然而，现行的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就包含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如《电力法》、《邮政法》等等。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同时，抓紧清理和废除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上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权利逐渐得到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举了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获赔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结社权等，这些权利急需细化，同时应按照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把消费者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对这些权利，有些已经在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需要我们在今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将这些内容加以吸收，从而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61页.

[2]王利明.WTO与消费者权益保护[A].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3]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6页.

[4]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3

[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鉴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尚不成形，在就可行使撤回权的消费者合同进行归纳时，我们不妨从域外法尤其是德国法的经验入手，进而探讨我国立法上的设计。

（一）德国法的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355条明确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享有，仅限于法律明文赋予的情形。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基于相反相成的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撤回权的运行机制与民法所一贯秉承的私法自治及合同自由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如果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会对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造成极大冲击，从而从根本上侵蚀民法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特定的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者以及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当其合同决定自由遭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的风险，而传统民法框架下的固有民法制度又无法保障消费者抵抗这种侵害时，就不得不在固有民法制度之外另谋出路，赋予消费者撤回权，以作救济。[6]

在这一思路下，考察德国法上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的情形，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两类。[7]第一类是特定的合同签订情形，如上门交易合同、远程销售合同等。在这类消费者合同中，因合同签订方式之特点，常使得消费者无法就所购商品获得完全充分的信息，从而使合同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签订。其中，在上门交易情形中，消费者遭遇到销售者突然的推销袭击，实际上被剥夺了冷静而认真思考的机会。而在远程销售情形中，消费者无法对商品或服务进行直观的了解和判断，而只能完全依赖于经营者单方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消费者的想象完全不一致。第二类情形是交易标的对消费者来说不仅极具重要性，而且也是颇为复杂难懂的合同种类，如消费者信贷合同、不动产分时段使用权合同等。在这类交易中，交易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安排与人生规划具有重大意义，稍有不慎或差错，常常会在长时间里影响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且在这类交易中，由于其合同规则复杂，非一般消费者凭其素有的知识与经验所能理解，因而消费者很容易掉进一些为自己所不知的“法律陷阱”中。

（二）我国法上的应然建构

要在我国应然法上设计可撤回的消费者合同的种类，一方面需了解我国现行法规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理论认识进行剖析。

由德国的经验可知，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主要是应对一些新型的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我国1993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制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对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未有明确反映。这就导致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讨论，不可能在该法中找到规范依据。但随着市场经济覆盖面的迅速扩张，新的通讯手段和支付方式的采用和推广，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在我国市场上渐次出现，并不断地反复实践。这一点，已经在各省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陆续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如2003年施行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体现出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多种商品销售方式。[8]在内地省份，如河南省2009年实施的《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也规定了以预收款、邮购、电视直销、互联网、电话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新型交易，甚至还将商品房销售纳入消费者合同之中。[9]此外，就直销经营，国务院还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直销管理条例》。

然而，在这些地方性立法以及行政法规中，真正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蕴涵的，却为数非常有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学者将其视作典范而欲发扬光大的，为《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无因退货”制度。此外，《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规定消费者可以“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10]

就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应适用于哪些种类的消费者合同，学者很少深入阐述。在不多的文献中，有学者认为，除远程销售合同与上门推销交易外，还应适用于购买住房、机票以及汽车等合同。[11]笔者认为，尽管此类交易标的比较重大，甚至非常重大，然而应注意的是，如果仅以交易客体作为划定适用范围的界限，会导致不恰当地扩张消费者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还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应仅适用于已经履行的商品买卖合同，而对于尚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之商品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运用合同解除制度即可解决问题，而不需动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1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误认，其不恰当地限缩了消费者撤回权适用的范围，因为撤回权之成立与行使，只以消费者合同已有效成立为前提，至于该合同是否履行，或履行到什么程度，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宏旨无关。

笔者认为，在探讨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合同的范围时，首先应遵循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功能与宗旨，坚持其适用范围严格化的立场。而泛化撤回权的恶果，就是在根本上背离设置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初衷，进而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当前还很脆弱的私法体系。秉持这一立场，就某一合同是否适用撤回权的问题，在理论准备上，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严格审视赋予该项权利的目的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的类型化工作。

具体言之，就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目的而言，撤回权是要保护消费者自己决定其意思的自由，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在哪些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再从必要性角度考察在所有那些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是否存在可能通过固有的民法制度即可达到救济与保护目的的情形。

而无论是制度目的考量，还是必要性思考，最终都必须落脚于类型化的立法技术层面。只有经过类型化方法，将消费者撤回权仅仅适用于经过类型化处理的特定种类的消费者合同，才能秉承民法一贯所持的“例外性规则从严适用”的原则，保证原有体系的稳定性。实际上，德国以及欧盟法中的消费者撤回权之情形，大多为新型营销合同情形。表面看似偶然，实则有其深意，因为这些新型营销合同本身就是产生于民法固有体系之外，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其中再滋生一项消费者撤回权，对原有体系的杀伤力也就极为有限。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消费合同情形，仍可借鉴德国法的经验，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消费合同。这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签订的时间点或者方式有其特殊性，使得消费者常常无法获得签订合同所需要的充分信息，从而有赖于撤回权机制以资救济。第二类是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合同。该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生活之重大影响，以及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极具复杂性，普通消费者难以预测其中的法律风险，从而有赖撤回权机制以谋周全预防的必要。

而在上述这两大类消费者合同中，仅上门推销商品以及直销商品合同，在我国现行法中（如《直销管理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赋予撤回权的制度体现，而对于其他各种合同，尚待立法者的立法确认。

（三）撤回对象的澄清

对于可予以撤回之合同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即消费者撤回权的对象，究竟是消费者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还是整个消费者合同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对此问题，在欧盟各指令中，由于时而使用“解除”、时而使用“撤回”的概念，因此无法得到统一而明确的解读。而在德国法中，撤回与解除是两种旨趣迥异的制度，撤回的原因存在于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解除则导源于合同的履行阶段，往往是由于合同未履行或未按合同履行而使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产生原因的不同，针对对象的构造机制上也就会存在差异。就撤回权而言，权利赋予的原因在于意思表示人的决定自由存在遭受侵害的风险，因此，撤回权在构造上仅针对其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人通过单方撤回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从而摆脱该意思表示对自己的约束力，进而也就从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13]笔者认为，从制度构成的逻辑上来推演，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对象，应仅是消费者自己这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整个合同。但是，撤回权与撤销权或解除权在法律属性上均属于形成权，且在法律后果上有其相似性，故而在法律后果之规范设计方面，存在彼此援引的技术可能性。[14]

三、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要件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在消费者撤回权构成中的意义

在民法中，一项实体性权利的赋予，一般情况下不以义务人告知权利人享有该权利为其权利构成要件，因为传统民法中的人，无论是权利人还是义务人，均被设想成不分智愚或强弱、具有同等意思能力进而具有同质性的“抽象人”，立法者在设计或赋予某一项权利时，不必扮演“家父”角色，偏重于某一方主体。但是这一思维模式，在进入现代民法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强调弱者或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法思潮下，不得不予以修正。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消费者权利的设计。

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消费者撤回权来说，在上述消费合同情形中，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就在实体权利的设计上表现出了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倾斜。但是在另一方面，消费者既然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经营者对等，更为关键的是，在各种消费合同中，普通消费者判断哪些情形下自己才享有法律上的撤回权绝非易事。而如果消费者不了解自己在哪些情形中享有撤回权，也就无从指望其能运用撤回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撤回权最终也就只停留于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消费者撤回权规范也将沦为一纸空文，其制度功能的落实更是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最简便也是立法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使消费者合同的相对方，即经营者负有相应的告知义务。

（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构成

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或者信息提供义务，在我国立法中，并不陌生。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负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真实信息的义务。类似规定也可见于地方性立法，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19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定涉及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及其告知之内容，仅限于所提供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情况，而根本不涉及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哪怕是法定性的权利。消费者本身在立法上是被假定为弱者或弱势群体，其不仅对于商品或服务之性质等方面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即使就其所享有的权利，也不能期待其知之甚稔。反过来，经营者尤其是上述特定消费者合同下的经营者，更关心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其相较于普通消费者，也更善于运用这些法律规定。因此，期待普通消费者自己去知晓有关撤回权的法律知识，无异于将本属于消费者自身防卫的法律武器，变质为经营者对付消费者的工具。此外，确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消费者知悉其撤回权的享有，而且还会影响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因此，经营者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告知义务，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一项要件。

对此，德国在其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第1句中，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告知消费者以撤回权。这一告知义务在德国法学界也曾引起一些批评，认为其不符合市场信息规则。然而，由于撤回权立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消费者对其权利的了解，而要使其了解该权利，经营者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仅要比消费者小得多，而且对经营者来说一般也不会形成不堪忍受的负担。可见说，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量，经营者负担告知义务也具有立法上的正当性。[15]

那么经营者又应当如何履行告知义务呢？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必须以书面形式，且根据所使用的通讯手段的要求，清晰、明确地向消费者表明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写明消费者发出撤回表示所应指向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撤回期限起算的日期。此外，告知过程中还必须向消费者指明，撤回不必提出理由，只要在两周内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商品的形式向经营者发出撤回表示即可，并且只要在该期限内寄出撤回表示，即为遵守期限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此期限内收到撤回表示。同时，若经营者没有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将在撤回权的期限上对其产生不利的后果。由于这一不利后果在经济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因而可以促使经营者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而不是侥幸地期待消费者直至撤回期限届满仍不了解或知悉撤回权的存在。[16]

由于这些关于告知的规定十分复杂，实践中可能会发生经营者的告知行为实际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而经营者对此却不知情的情况。因此，为了保障消费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关于撤回权的信息，同时也为了帮助经营者正确履行告知义务，德国司法部在2002年的《民法典信息义务条例》中制定了一个告知模板，对各项应告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17]只要经营者按此模板进行告知，即基本上符合告知规定。然而，由于模板规定得十分细致，也引来一些异议，认为它过多地干预了经营者的权利，并且要履行如此详细的告知义务，企业必须通过专业的法律人员来完成。这对于拥有专门法律部门的大企业来说问题不大，但小企业则需专门聘请律师才能完成法定的告知义务，如此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此模板形式的优劣，目前尚无定论，但其至少可以给我国的将来立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四、撤回权的行使期限要件

消费者撤回权就其法律属性来说，按照通说见解，属于形成权，而且是法定性的形成权。按照形成权的构造逻辑，消费者撤回权自然要有相应的行使期限，也就是要有除斥期间制度来予以配合。这一点在我国理论界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期限，在立法上应规定多长时间方为合适，以及该期限应自何时起算。在此笔者同样先考察德国法情况，然后归纳分析我国法的选择。

（一）德国法情况

在德国法上，撤回权行使期限有两种，即一般期限和延长期限。对于一般期限，《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统一规定为14天，并自经营者正确履行了撤回权告知义务之日起算。与一般期限相对，延长期限主要是针对经营者未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时所采取的制裁性措施。德国2002年初的债法改革，将其规定为6个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这一期限已远远长于欧盟各指令的规定。然而，其后欧洲法院在涉及上门交易之海宁格（Heininger）判决中，严格适用欧盟上门交易指令的规定。而该指令仅规定了7天的一般期限，自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起算，而没有规定最长期限。对此，欧洲法院解释认为，只要经营者没有告知，期限即不起算，因而也就不消灭。[18]欧盟指令与德国法规定间存在的不一致，迫使德国于2002年8月在原有规定之上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规定如果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则撤回权不消灭。新规定在适用上不限于上门交易合同，而是针对所有赋予消费者撤回权的情形，其结果是德国法反而比欧盟法走得更远。虽然这大大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水平，但其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是使交易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举例来说，如果合同已履行完毕十余年，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如瑕疵担保请求权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而按此规定此时消费者却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那么此时的消费者是否仍值得如此过重的保护，在法政策上就不无疑问；[20]且对经营者来说，即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营者也无法确定，已履行的合同是否最终有效；[21]再者，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的告知也并非是其获得关于撤回权信息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一新规定在法政策考量上是否妥当，备受质疑。对此，为降低新规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能有最终安全的一天，《德国民法典》又赋予经营者一个事后告知的机会，以便经营者通过这一事后告知，使期限能开始起算，从而避免消费者可能随时行使撤回权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此时撤回权的期限就不再是14天，而是1个月，算是对经营者迟延履行告知义务的惩罚。

此外，德国法还规定，只要消费者在期限届满前发出撤回之意思表示，即视为已遵守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该期限之内收到撤回表示。这样规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消费者能确实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撤回权行使期限之利益。

（二）我国法的选择

《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第2款所规定的消费者退货权，规定30天的行使期限，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算；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交易所规定的消费者“退回商品”之权利，规定了7天的行使期限，自“买受商品之日”起算。笔者认为，对消费者撤回权应确定多长时间的行使期限，应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从认识、理解再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期限过短，失却保护消费者之意义；反之，期限过长，也会打击经营者积极性，尤其不利于我国初见雏形的市场经济的培育。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规定统一的14天行使期限，比较适中。[22]

相较于期限长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行使期限的起算问题。上述两个条例均以消费者“买受商品之日”为起算点的做法值得商榷。其一，何为“买受商品之日”，究竟是指合同签订之日，还是指消费者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在理解上会引发歧义。其二，无论是理解为合同签订之日，还是理解为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均难以体现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宗旨，甚至会使其制度宗旨落空。

如上所述，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是以消费者弱势地位之假定为前提，并且该假设前提还贯穿在撤回权制度之构成上，也就是假定消费者对于撤回权本身信息与知识之掌握也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不得不假手经营者，使其负有向消费者告知并解释其撤回权之义务。而这样的假定，又与撤回权行使时消费者不需说明任何理由的构造，形成逻辑上的统一体，并前后呼应。但一旦将经营者告知义务纳入撤回权之要件，那么经营者告知义务要件之意义，也就不限于其自身，其还会影响到后续行使要件的设计，亦即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必然要以经营者告知义务之履行完毕为准，否则，这两项要件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行使期限之起算点，在我国立法上的选择，应是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

在这一思路下，遗留的问题是，倘若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那么撤回权行使期限又该如何起算呢？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立法，不应如德国法那样走得过远，而应以消费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规定6个月左右的撤回权最长存续期限，同时借鉴德国法的做法，赋予经营者事后告知的机会，并将此时撤回权行使期限，由通常的14天扩展至1个月。

五、撤回权的行使方式要件

只有符合上述各项要件，消费者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撤回权的形成权属性，也决定了其行使应遵循形成权行使的一般规则，亦即消费者只需单方面向经营者作出撤回的意思表示，而不需要经营者方面的意思参与。但是就消费者撤回之单方意思表示，是否还存在一些特殊性的构造呢？就此分析如下。

（一）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理由

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上的普通撤销权不同，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更不必举出证明其撤回理由的证据。这一点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消费者自该权利制度中最受实益的地方。之所以采取所谓“无因撤回”的构造，恰是因为消费者在上述特定消费合同情形中，其合同决定自由被假定为受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危险，而不考虑在具体的个案情形下其意思决定自由是否真实地存在瑕疵。这不仅在德国民法中有明确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而且也被我国若干地方立法所采纳。[23]我国学界对此也持肯定意见。实际上只要想想学者以及媒体高度渲染的消费者“后悔权”概念，就可以推知同样的立场：如果“后悔”背后还需要附具理由的话，那么这“后悔”就不再是一种“权利”了！此外，考虑到我国普通消费者法律知识水平的实际状况，如果消费者在其表示过程中，未明确表明或写明“撤回”字样，但能从其表示中得出不再受合同约束的愿望的，那么在解释上应认为成立撤回之意思表示。

（二）撤回权行使行为的形式问题

首先，消费者不必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这也是消费者撤回权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的撤销权的另一区别所在。其道理也很简单，即一方面，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任何理由，本身就要求其行使方式简便易行，若要求须以诉的方式来主张，必然会削弱该制度带给消费者的实益；另一方面，撤回权是为普通消费者量身定做的特殊制度，面向特定种类的日常性消费行为，以诉讼的方式行使要求，必然导致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

其次，撤回权的行使，是否需要符合一定的书面形式要件呢？目前我国所确认的消费者撤回权情形仅上门推销合同和直销商品合同，并且两者还是以“退货”或“退回商品”来表现撤回权的存在。因此，消费者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意思表示来表述其撤回权的，在我国法上尚无规定，因此，撤回表示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在我国法上欠缺规范依据。“退货”或“退回商品”固然是撤回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将撤回权的行使局限于“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显然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有违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宗旨。特别是依本文上述之分析，当消费者撤回权在将来适用于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时，“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就更见其缺陷，同时也就更需要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撤回意思表示这一撤回权行使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行使其撤回权，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呢？《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就此情形，规定须采取文本形式，亦即以书面文件或以其他可以以文字形式重复显示的方式（《德国民法典》第126b条），如电子邮件方式，且必须明确写明撤回人，并要求在文本末尾署名，或以其他方式使经营者能够了解撤回人是谁。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参考。具体来说，就邮购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来说，其合同本身就是书面形式或者文本形式，而且经营者为履行其撤回权告知义务，也有采取文本形式的必要。同时，要求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采用相应的文本形式，对于消费者的维权，也并不构成很大的负担与成本，更何况在立法政策上还有将这一部分成本转由经营者承担的选择余地。然而，存有疑问的是，在电视或电话销售情形中，是否也需要采取文本形式。对此，笔者认为，鉴于目前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以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至于电话通知不易保存证据，容易产生撤回权是否已行使的争议，不妨通过使经营者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予以化解。

最后，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退货”或“退回商品”，乃至寄还商品的方式，来行使其撤回权。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退货还是寄还商品，原则上均是撤回权行使的一种选择方式，与直接作出撤回意思表示之方式具有同等效力。消费者有权于其中选择对自己最为便利的行使方式，而经营者不得单方面将撤回权行使限定于某一种方式。此外，消费者选择退货或寄还商品之方式时，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原则上应规定由经营者承担。[24]

六、结语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4年1月1日起，已经施行了将近20个年头，在这20年里，消费者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众多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范围：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虽然对消费者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从该条之规定不难看出，出于生活需要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是我国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个体社会成员就是消费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占主流地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人，而将非自然人诸如法人、组织等排除在消费者概念之外。在我国，还有部分理论界专家认为消费者的概念是与经营者的概念相对应的。无论两种观点在对消费者身份界定的根据上有如何的分歧，但有关键的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所谓的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生产者、经营者对于产品的质量、原料、构成、性能、制作方法、用途、生产成本等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因而形成了商品交易中，生产者、经营者占有信息上的优势，而消费者则处于信息劣势的不均衡状态。

2008年8月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次级贷款危机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市场中对弱势一方权益保护的不利甚至缺失。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个人财富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期老百姓还非常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消费的一部分，将自己的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家庭投资理财、保险等金融消费大量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大量难以解决的金融消费纠纷的出现，这些突出的问题不但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法律界及金融业界的重视。在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还没有法定内涵，范围也尚不确切，造成众多金融业企业试图钻法律的空子，认为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能算为消费者，不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消费者的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由于金融服务行业存在专业性强、普通消费者难以了解其业务内容等原因，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时难以预测存在的风险。且我国立法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规定都分散在金融法律法规中，遇到问题主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规定，更谈不上行业自律的问题，没有强有力的部门监管和消费者风险警示，以致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当重大金融纠纷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往往由消费者承担。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金融业以迅猛的态势不断发展与创新，随之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类型，结果喜忧参半，不好的结果就是经常会发生金融纠纷。对于在金融消费中弱势一方的保护问题及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被侵害的问题显现出来而且呈迅速扩大的趋势，如证券业的银广夏、琼民源事件；由垄断经营造成的银行业方面的信用卡消费纠纷数量逐年递增，跨行收费、信用卡年费等纠纷大面积爆发；由保险合同引发的诉讼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的态势，绝大部分案件由保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或者误导销售而引发，如2006年的友邦重疾险争讼案件、投连险退保事件等。这些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能否称其为消费者？笔者认为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是金融消费者。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一词尚无法定内涵，因此学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普遍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金融消费者只能是自然人。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了金融产品或接受了金融服务。第三，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国学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另一个是高风险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由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概括出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应包括：银行业的客户、消费者；金融投资者；保险业的投保人等所有为了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由于不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而在金融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尽管由于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特殊性存在着与普通商品消费者不同的特性，但金融消费者仍属于消费者范畴。因此，金融消费者仍具有一般消费者的属性，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从未改变。无论是一般消费者还是金融消费者都需要受到法律的专门保护。

金融消费是一种较高层次和较高水平的消费形态，金融消费者符合消费者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相比，又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他组织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金融交易另一方主体金融机构所具备的专业金融知识来说，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二，不能因为购买金融产品具有盈利性就否定其具有的消费性。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程度越来越高，普通家庭资产中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很多家庭购买基金等金融产品，实现家庭财产的优化，其实质属于家庭资产，区别于生产流通领域的资产。第三，金融消费者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大多数都是无形的，这些无形的金融商品是以电子信息为载体的，是金融消费者看不见、摸不到的，因此消费者很难从直观上对其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做出适当且正确的判断。第四，由于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具有的无形性特点，金融商品或服务不会直接对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因此金融消费者所关注的焦点主要体现在财产权利。从金融消费者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不同之处，我们不难看出，金融消费者的维权相比一般消费者而言是难上加难。

对于金融消费的权利，理论界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但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无论坚持哪种观点、采用哪种学说，各家都有的共性就是金融消费者都具有知情权、隐私权等最基本的权利，在金融消费者的诸多权利之中最为基础的为知情权，各项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是求偿权。金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若要得到保护，首先要保证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金融消费，作为现代社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重要途径之一的金融消费中，金融消费者有权获得与其所进行的金融消费有关的各方面的信息，如在银行业务中，银行应将储蓄利率、利息税税率等信息如实告知储蓄消费者，不得擅自隐瞒或降低、提高存贷款利率，使储户或贷户知晓自己的收益和付息情况；遇到客户对所要进行的金融业务不了解的情况，银行有义务接受客户的咨询，因为知情权是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金融消费具有信息化的特点，金融消费者若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实现金融消费者众多的权利，最基本的保障是知情权的实现。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中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产品或所接受的服务的各种真实情况的权利，包括知悉服务内容与其他相关信息的权利，例如了解存、贷款利率，手续费，保险费等。金融市场中，金融交易双方的主体由于对交易事项本身的认识就存在着差距，因此造成了金融市场天然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双方利益的失衡，使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要克服金融交易双方这种严重的信息失衡，就必须保证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能够行使的顺畅，这就要求金融产品提供者或金融服务提供者义务的履行。为了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决策失误，金融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要履行告知的义务，使金融消费者掌握与自己所购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相关的所有信息。这是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拒绝履行，因为只有知悉了所购买产品或所接受服务的各项真实情况，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中才能够作出自由选择并实现公平交易，金融消费者有权及时获取与消费有关的真实、准确、全面的信息。金融消费具有显著的信息化特点，因此，只有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得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因为在金融消费者的所有权利当中，只有实现了知情权，才能使金融消费者的其他各项权利有实现的可能性。

包括知情权在内的金融消费者各项权益能否得到必要的保障，这不仅关系到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程度，还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朝良性方向发展，所以金融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都应得到应有的保障，对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更是重中之重，世界各国金融法制改革都已关注到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一焦点。只有规制金融市场的秩序，遏制金融欺诈行为，才能为经济的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纵观世界各国，无论哪个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金融监管和金融自律。我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的主要问题主要有：法律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方面的重叠和漏洞、金融业自律机制和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建立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首先，要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除了修改这些现有的法律法规外，我国应尽快出台专门针对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法律。总体上看，我国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法律都原则性地触及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但其规定过于笼统，相关规定还不够明确，也不够细致。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始终游离在金融法律体系之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大多只重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进行处罚与检查，很少将金融安全与金融消费者保护联系起来，对消费者的保护规定则更少。这就导致了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找不到对应的法律依据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金融法律，以此作为金融市场的活动规范和准则，应该包括金融政策、交易规则、监管、行业自律、消费者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出台这部法律的作用就是要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予以认可，改变其在金融交易中的弱势地位，使金融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尽可能的处于平等地位，是金融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其次，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现实生活中，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一旦产生了纠纷，主要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立的消费者协会结合现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下的监管机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承担。我国的各级消费者协会主要侧重的是非金融性的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方面的保护，由于消协缺乏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当消协面对消费者以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为内容的专业、复杂的投诉时，消费者协会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由其监督金融机构对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督促金融机构按照相关的程序和政策来实施对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最后，规范金融纠纷处理机制，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我国要规范金融纠纷处理机制，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必须要明确投诉受理的范围及具体受理的部门、如何联系投诉受理部门、投诉受理部门对相关投诉的调查期限等问题，解决消费者无处投诉的现实问题。

无论哪个国家的金融都应该是有法可依的金融，一国的法律应该调整和规范金融的各个方面，包括金融监管、运行等环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不断推进，金融消费的形式已经由单一的银行存、取款演变为包括支付、理财在内的投资、融资等一体化的交易。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创新，普遍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在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的金融广告宣传或者被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介绍蒙骗，购买其根本无法分辨质量优劣的金融产品。当消费者在购买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投诉无门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运行方面还不够完善，相关金融理论的政策研究还很肤浅，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政策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立法还没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认可，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缺乏法律的依据，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更是难上加难。希望通过本文，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法律保护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使我国能够早日实现真正赋予、尊重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并给予其强有力的法律保护，避免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犯而给金融消费者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J].金融与经济，2010（3）.

[2]郭丹.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5

【关键词】消费者反悔权；独立性；权利属性

消费者反悔权制度旨在用法律手段克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不公平，实现合同实质正义，救济相对弱势的消费者，使其有冷静思考自己真实意思的时间，在获得充分信息而不受卖家干扰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订立合同。

一、消费者反悔权与相关权利的辨析

（一）消费者反悔权与合同法中相关权利的辨析

1. 消费者反悔权与《合同法》第54条的法定撤销权。反悔权与撤销权的区别主要在权利适用范围、存在目的、法律后果、行使期限等方面。在符合法定情形时，撤销权适用于全部有名合同；撤销权是对缔约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的纠正，目的在于保障合同自由；其行使后果是权利人一般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反悔权产生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之后，该权利的行使期间不存在中止或中断情形；反悔权行使后消费者享有取回交易金额权利和承担退回商品的义务，不管是否给经营者带来损失，损失多大，除因消费者过错而导致商品损毁的情况外，都不需要赔偿经营者的损失。

2. 消费者反悔权与《合同法》第 94条的法定解除权。解除权产生于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或还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其对象是已生效的契约，与合同执行中的错误有关，与缔约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无关；其行使应依法定或约定；合同解除会产生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要求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解除权适用于全部有名合同；解除权存在之目的是使非违约方从目的无法实现的合同中解脱出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针对的是履行障碍的情况。而反悔权的对象是反悔权行使主体在缔约时的意思表示；反悔权是一项法定权利，不得以约定附加任何条件或期限，只要消费者认为有受到交易之不公平对待，在法定的反悔期间内就享有反悔权而不致遭受丧失危险。

消费者反悔权与《合同法》第268、410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也不同。一是存在目的，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是为了使其从不经济的合同中解脱；委托合同中解除权的设定是为了降低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举证成本，不致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二是法律后果，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对承揽人造成损失的以及委托合同中当事人解除合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消费者反悔权与消费者保护法中相关权利的辨析

1. 消费者反悔权与自主选择权。反悔权的本质是消费者实施消费行为后在规定期限内享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选择权”，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自主选择权侧重于合同订立时消费者充分选择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或强制；而反悔权侧重于消费合同已经实施完毕后仍可退货的权利。如果说反悔权是选择权的延伸即购买商品之后仍具有选择权的，必会给经济秩序带来混乱。

自主选择权是在交易前、交易中自主选择交易的方式、主体、内容等，作出承诺后即终止，其行使的法律结果是和经营者建立交易与否；而反悔权的行使发生在履行合同义务之后，其法律结果是消除已经建立的交易。

2. 消费者反悔权与知悉真情权。反悔权促使经营者充分提供真实、有效的商品信息，否则将随时面临消费者的退货风险，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不利于经营者自身的信誉发展。对商品真实信息的了解是消费者决定购买与否的关键要素，通过比较鉴别才能作出选择，不知情则无从选择，如果基于不知情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又不能反悔，自主选择权就得不到保障。故知悉真情权是自主选择权的前提基础，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满足其消费需要的根本保证。知悉真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为消费者后悔权的设立提供了现实价值基础。

（三）消费者反悔权与产品质量法中退货权的辨析

消费者反悔权与《产品质量法》规定退货权均为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消费者作出的倾斜保护。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货权适用前提：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售出后发生故障或存在缺陷；依照法定程序经法定机构认定产品不合格的；采用欺诈形式销售商品等。第二，《产品质量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退货权的行使期间，收货方只要仍有权要求对方负违约责任即可。第三，消费者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只针对18 种产品享有退货的权利。第四，退货程序上的差异表现在消费者行使反悔权就是将产品退货，而产品质量法的退货程序通常要依次经过修理、更换、退货三个阶段，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其他成本，对消费者都极为不便。

二、消费者反悔权的权利属性

反悔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已是学界共识，有力地防止了经营者利用各种理由来逃避承担法律义务现象的发生，让消费者摆脱繁琐的诉讼程序以及较高的举证责任，成为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有力工具。

民事法律制度将民事法律主体视为平等关系，具有同等的权利、需履行同等的义务，任何的偏袒都是违反民法理念的。消费者后悔权已经超越了传统合同理论，突破了传统民法“契约必守原则”，反悔权制度使得消费者有权选择是否撤销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否定交易双方形式正义外表下的实质不正义，以此对抗占据优势地位的经营者，符合现代法律实质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纠正传统民事法律规则所不能解决的利益失衡问题。消费者反悔权最为我国立法中的新型权利，其并非民法基本权利，而是消费者基本权利之一，与消费者现有权利一脉相承，又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作为消费者的专有权利在消费者的权利体系中的一项救济性权利。消费者反悔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权利。

参考文献

[1] 张军.消费者反悔权制度探析[J].商业时代.2010（10）.

[2] 单滢滢.论消费者反悔权[D].苏州大学，2011.

[3] 徐丰宇.消费者反悔权法律问题研究[D].河南大学，2013.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6

关键词:消费者利益 立法宗旨 利益平衡 商标专用权

1、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保护消费者利益成为商标法的重要目的。商标法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体现为商标立法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和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一条开明宗义地规定了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制定本法。商标法之所以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其重要目的,是因为商标与消费者具有特别密切的联系,通过确保消费者免于被混淆、欺骗,才谈得上商标法的其他一切价值目标。否则,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将失去意义,商标法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也无从谈起。甚至可以说,消费者行为是商标法建立的基础。

2、商标权保护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2.1 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客观基础

认识商标权保护与消费者利益之间的特定关系,需要从商标的识别商品的功能谈起。商标的主要功能是识别商品的来源,从而刺激消费者进一步消费该商品。通过商标的识别作用,商标权人可以“站在零售商的肩膀上”,直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商标的最大优势可以说是来自于商标与特定商品的联系。随着分配效率的增长,这种识别功能形成了商标保护的基础,以便消费者能够关注并知道厂商的身份。

2.2 商标法是商标所有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平衡器

商标法是在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选择和整合以实现一种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为了实现这种平衡,在商标法的制度设计上,商标权的保护不仅是为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注重对消费者权益、在先权利的保护。因此可以说,商标法是建立在商标所有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机制。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商标法的重要公共利益目标。如果商标保护脱离了消费者利益,那么商标的作用将无法发挥,商标制度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商标法在保护商标权的同时,法律要求商标权人必须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我国商标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2.3 商标权保护是实现消费者利益的基本保障

商标与消费者的关系还体现在消费者通过商标识别商品、选择商品是以商标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为前提的。商标权来自于商标能区别不同厂商的产品。这些权利与商标的使用一样广泛,而其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被禁止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这样,商标保护消费者免于被混淆或欺骗对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消费者被市场上的仿冒商标、假冒商标所害,就不能通过商标识别商品和选购商品。商标法制止商标侵权行为就变得特别重要。原则上,当第三者的行为损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以及相应的消费者利益时,商标权人有权予以制止。预防和制止商标侵权确实是商标法中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这种对商标侵权的规制是确保消费者凭借商标的指引自由选购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所必须的。

3、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厂商的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商标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已经牢固地建立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被赋予一个专有权的内容,商标在商标法中被认为是一种帮助消费者选购其需要商品的机制。它需要通过防止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以确保厂商利益,同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商标监督商品质量,实现市场经济真正的等价交换。可以说,保护商标专用权是在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助推器,而这些都要建立在商标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通过上文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商标与消费者具有特别密切的联系,通过确保消费者免于被混淆、欺骗,才谈得上商标法的其他一切价值目标。否则,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将失去意义,商标法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也无从谈起。甚至可以说,消费者行为是商标法建立的基础。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是在消费者的利益中,这是一个牢固的法律原则。如果将商标法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那么笔者则认为商标法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又一道屏障,而这层保护膜是建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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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祝铭山主编.《商标权纠纷(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38).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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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仙法主编.《商标与知识产权保护》.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8版.

[5] 郭庆存著.《知识产权的属性、范围及有关问题的哲学思考》.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7版.

[6] 吴汉东著.《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评价与立法建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7] 唐飞主编.《试论商标法中的利益均衡》.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版.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7

本文梳理了公司应当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论证了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探讨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结论认为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软法与硬法的协调并用,道德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能够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一、现代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现代经济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20世纪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公司在满足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它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关注。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而非以钱为本。公司社会责任通常的理解是指公司的道德责任,其内容无限丰富,包括了对劳动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慈善救灾、社会公益事业等多方面。其中,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促进经营者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满足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除公司自身提高认识加强自律外,有必要从外部对公司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引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法律规范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强化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消费者保护领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修改消法众望所归,已被提上日程。修改消法,将公司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法定化,使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真正成为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一)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守法责任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强调公司必须守法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最低道德责任,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关系的底线。依法经营中的法不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了《食品安全法》、《公司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规范公司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实质也是依法经营的一部分。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和最高原则,对于经营者尤为重要。经营者在宣传、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时应做到实事求是,真诚善待消费者。

(二)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需求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不同,这就要求公司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时应首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需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不断推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当然,个性化产品设计的前提是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确保消费安全。同时当产品出现瑕疵或缺陷时公司应迅速通知消费者,并及时进行产品召回。产品召回制度减轻了消费者的损失,同时也避免公司受到重创。该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其必将成为以后消费者对缺陷产品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尊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1.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即消费者有权在消费之前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消费者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往往也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司要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首先就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例如应当如实标明产品的生产产地、原材料、使用性能、使用方法及存在的风险等,使消费者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2.消费者享有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任何人都附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因此,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自觉保障消费者隐私,需要采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必须要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并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

3.消费者享有选择权。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享有选择商品和服务及经营者的权利。但实践中有些公司,尤其是一些占有优势地位的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签订霸王合同限制或者剥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霸王合同看似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其实质是消费者为了获得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迫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合同,违反了契约正义原则。因此,告别霸王合同,实现格式合同的公平化,避免合同内容产生混淆或歧义应成为公司保障消费者选择权的重要内容。

三、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增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强化其自律机制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以及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加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消费者是公司的衣食父母,离开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避开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而空谈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2006年我国企业了首个社会责任报告即《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

一家公司越是承诺发展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就越有可能把这个信息正确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具体行为来回报公司的正确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引领利益相关者网络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也就是朝着卓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前进。除了在思想上意识到公司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应当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公司还应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及本公司的具体情况自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消费者责任政策,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彰显善待消费者的诚意。

(二)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公司法律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法律义务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只有在守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司承担的道德责任。法律为公司规定的义务,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底线。在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性内容已经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中英政府合作项目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发展(SOERED)的研究团队查阅了200多个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发现其中每一个法律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企业在中国合法经营和保护自己权益的完整法律依据,总起来有六大类:基本原则、商业责任、职工权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责任、社区责任;责任内容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从知识产权到商业诚信、从核心劳工标准到职工福利、从保护女工的特殊权益到对特殊社会人群的保护、从责任的定义到处罚办法等诸多方面。 在消费领域,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也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等风险,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是企业家们自愿的选择,而是迫于社会舆论评价体系的压力所为。因此,为防止公司在竞争中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收益,有必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规范。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多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消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公平交易权等,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保证消费者安全义务、真实信息告知义务、明码标价义务等;产品质量法中也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广告法、食品安全法也对企业进行虚假宣传,欺诈和误导消费者行为作出规定。可以说,现阶段对公司守法责任的强调与坚守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

四、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这与2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这种新的责任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的交相呼应,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道德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是,法律的规定未必就形成法律义务,《公司法》第5条实际上是以法律条文发出了一个道德号召。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并不简单表现为某个法律条文的道德意蕴,而在于通过法律对道德的倡导和鼓励。

现代社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其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也在增大。作为社会的企业成员,公司在不断满足投资者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同时,还应当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司对消费者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舒心,这是对广大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刻的今天,自觉强化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是公司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金钥匙。

注释: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页.

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第146-153页.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第39-51页.

赵忠龙.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督导:从金融危机的爆发谈起.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暨第十七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下).第63-66页.

刘俊海.3.15应成为企业对消费者的感恩节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3).第25-30页.

消费者权利论文篇8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动机消费主体消费标的

“消费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最基本的概念，只有对其进行恰当界定，才能够在明确当事人身份的基础上准确解决纠纷。否则，将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各不相同的情况，甚至是大相径庭，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由于该定义的范围较为狭窄，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消费者身份的认定上存在较多争议，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消费者的概念进行修正。

对于消费动机的扩大解释

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前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对各种生产资料的消耗，后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求而对各种生活资料的消耗。《消法》认为消费者在消费性质上只能是对生活资料的消费。这样，判断某人是不是消费者就取决于消费动机，即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否“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这将导致对以下现象难以准确判断。

特殊目的的消费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特殊目的的消费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一定都是为了生活消费（即日常的吃穿住行）之需要，有的为了精神上的享受如看电影，有的为了收藏或投资的需要如购买名人字画，他们是不是消费者？

从常识出发，无人否认购买电视机的人是消费者，因为对电视机的消费方式只能是观看电视节目。若某人有欣赏、收藏并投资名人字画的嗜好，其购买字画是不是消费呢？答案是肯定的，从满足购买者精神需求的角度而言，字画同电视机具有同样的功效，购买字画是集精神消费、投资手段和收藏需要三种目的于一体的，理应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电视机和字画的购买者在身份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消费者。国内早就有学者主张，除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的消费之外，生活消费还应包括精神消费。精神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以提高消费者的文化知识水平、陶冶性情、愉悦情绪等为目的的消费。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精神生活就决定了人的生活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消费将成为消费的主要目的和动力。观看电影和文艺演出、欣赏音乐、旅游以及为了追求时尚而享受美容服务、购买金银珠宝饰品、购买并收藏名人字画、古董都应当属于精神消费；法律不应该忽视这样的特殊消费，应当将这些消费品的购买者列入消费者之列。

知假买假的消费

众所周知，王海是民间打假者的代表性人物，这类以打假为业的职业打假者是不是消费者？理论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对“王海”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在法律层面上，消费者有其特定的涵义，不仅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更要满足“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这一目的；王海曾在媒体上明确表示其打假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其购买动机不纯；因此，虽然他们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但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不能受到《消法》的保护。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他诸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对王海的法律保护。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在2004年3月15日的一份判决书中明确表明：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对“知假买假”的消费者要求经营者双倍返还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这显然是从购买动机出发而做出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质疑。

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者在主观上并无过错，而且法律也从未禁止“王海”们行使买假货的权利。消费者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概念，对于知假买假者，不论其在购买商品时主观上是否真正知道该商品是伪劣商品，只要其购买该商品不是为再次投入市场销售，或者说，只要他不是商人或者为了交易而购买的人，就应当是消费者，其购买行为就应当受《消法》第49条的保护。况且，是否属于“知假买假”又是很难找到证据的。

民间打假者的行为在客观上对打击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维护经济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将其归入消费者之列，显然符合《消法》的宗旨，《消法》就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买卖、服务关系时，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消费者若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法律应该对他们进行倾斜性保护，这是制定《消法》的根本原因。也许，民间打假者通过打假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广大消费者得到的利益则要更大、更多。

民间打假者虽然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但“知假卖假”的经营者则更没有“诚实信用”，比较而言，“知假卖假”者的过错程度肯定要远远大于“知假买假”者。法律应当鼓励并支持他们的双倍赔偿请求。这有利于打击欺诈行为、增加卖假者的风险成本、促使其诚信经营并自觉主动的抵制假货进入流通领域，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主体的范围扩大

我国《消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的主体仅指个体社会成员即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该范围显然过于狭窄。

笔者认为，对消费者的范围进行界定时应更多的考虑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多的从经济法的理念出发来考查，看看相关制度是否维护了弱者权利。消费者不应仅指个体社会成员，还应该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团体。《消法》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弱者不仅仅是个体、单个的社会成员。当单位、团体不是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时，也应认定为消费者。强与弱的划分仅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单位、团体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如果处于对所购买商品的信息不足、缺少选择的被动地位等情况下，与经营者相比仍是弱者。同时，单位、团体在购买商品时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如果不承认其消费者地位，则在购买生活用品时将无法享受《消法》赋予的权利，从而导致实际使用这些生活消费品的自然人由于与经营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无法享受消费者的权利。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消费标的内容增加

《消法》规定：消费者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毫无疑问，消费标的就是商品或服务。但笔者认为，《消法》中关于消费标的规定具有局限性。

商品房的购买者应是消费者

《消法》制定于1993年，现在的许多问题在当时还不突出，也不可能在立法中得以反映，商品房买卖纠纷即是如此。商品房是不是商品，购房者是不是消费者，一直是近年来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一些学者和司法部门认为商品房是一种价格高昂的特殊商品，若承认商品房是消费标的、购房者是消费者，一旦适用双倍赔偿将会对开发商明显不利，因而主张商品房买卖纠纷的处理不适用《消法》，这导致购房者明显的处于不利地位。

房地产消费直接关系到社会大众基本的生存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将房地产消费者利益由一般民法保护上升为《消法》保护十分必要。对于价格高昂的商品房的买卖，法律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利害关系重大的商品房买卖纠纷，司法者更应该首先考虑适用《消法》予以解决，而不应该对开发商网开一面、使其随意侵犯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却又容易逃避法律的制裁。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如在商品房买卖中故意隐瞒了妨碍消费者取得产权的真实情况；故意隐瞒影响消费者使用的重大质量问题；将法院封存的房产予以出卖等等。这些行为对消费者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为此，将商品房中的欺诈行为纳入《消法》调整范围有利于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按《消法》规定，只要是为了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的人就是消费者。而且《消法》中也并未对商品做一般商品和特殊商品的区分，因此可以认为，只要证明经营者的行为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就应当适用《消法》。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7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恶意欺诈应该双倍赔偿的5种情形，这是我国司法领域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进步，但笔者认为还应扩大商品房买卖中双倍赔偿的适用范围，并最终在《消法》中明确规定购买商品房是消费行为。

医疗服务的接受者也应是消费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服务是否应当适用《消法》的问题逐渐出现并且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主张应将医患关系看成是消费关系，主要理由如王利明教授所述：医疗关系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医疗服务关系；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消费者的特点。患者在医疗机构治疗疾病就是接受医疗服务，与其在其他服务场所接受服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符合前述的《消法》第2条的规定，患者有权享有《消法》中所规定的有关消费者的各项权益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监督权等。在医患关系中，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较高，容易出现医患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属于弱者身份的患者实际上处于缺少选择的被动地位，需要特别保护；我国当前的医疗机构已经逐渐体现出经营者的特点。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大部分医院逐步从福利性、纯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运行的轨道；将医患关系作为消费关系来考虑，对医患双方也是有好处的。明确这些问题，对于准确界定患者是不是消费者是非常有意义的。要增强医疗机构、医疗人员的责任心、改变医疗作风，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就应该将医疗服务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就把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围，明确表示：医院、医生与就诊患者的关系就是医疗机构与消费者的关系，适用《消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消法》中关于消费者概念的不足之处已日益显现，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扩张性解释，以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应当扩大生活消费的范围。近来年出现的很多特殊性质的消费可作为广义的生活消费来理解。只要不是生产消费，都应视为生活消费。不应以消费动机作为判断消费者的主要标准。消费者如何消费完全是个人隐私，购买时向无须经营者做出说明，经营者也无权要求消费者做出说明。扩大消费主体的适用范围，“消费者”不应只适用于个体社会成员，也应该包括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应扩大消费标的的内容。社会发展至今日，不单是商品的总量增加了，而且种类也大为丰富，立法中应当及时补充这方面的内容。医疗、购房、文化、教育、保险、旅游以及网络消费等生活中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理应包含在《消法》规定的商品和服务之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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