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

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手持消费卡的特约商户，当你走进商场，只要花钱消费，就能获得返利积分。花的钱越多，积分值越高，返回来的钱也越多。你会不会因此更喜欢花钱，而不是将钱存进银行呢？在这种返利诱惑下，人们的消费热情恐怕都会空前高涨。这样一来，全社会的消费会就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激活，经济的发展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美好图景，它就是消费资本化理论。最近，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正受到经济学界和业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最动人的评语是：这一理论可以为中国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应光荣正致力于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怀着有些兴奋的心情，我们来到应光荣那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街的办公室，就此理论对他进行了采访。

用中国文化揭示经济学规律

应光荣今年45岁，职务却多得有点让我们眼花：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消费力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大道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但谈到自己的定位，应光荣最喜欢的提法是：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

应光荣1983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此前进过工厂，插过队。这正是他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典型经历。不典型的是，应光荣这位理科学生在大学求学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持久的研究，在这一本来不属于他的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就在应光荣准备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他得到一些意外收获。也许是他的理科背景起了作用，应光荣在深入研究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互联网技术，在国内外率先推出“和谐产消经济模型”，用国学概念揭示了经济学的规律所在。此后，又在此基础上，与他人合作，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消费资本化论纲》于年内完稿待出版。

在应光荣等人所提的消费资本化理论框架下，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生产方和销售方把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消费视为对本企业的投资，因此，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返给消费者。

应光荣研究的“消费资本化”，与他的“双向逆反消费网络系统”紧密相关。应光荣说，这一系统是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实践平台，它由三方组成：一方为持卡人组成的需求消费平台；另一方为特约商户组成的供给服务平台；还有一方为调节、平衡、分配的功能网络体系。依照协议，该网络系统向供给方收取一定的消费返利基金，再按既定比例返利给需求方（见下图）。

自称是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应光荣，在谈到消费资本化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时，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就在不久前，他还是一个从未涉及经济学研究的人。为了配合讲解，他还用上黑板，情绪有些激动地将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内涵、意义、操作模式等向我们一一道来。

应光荣介绍说，消费资本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从生产向消费的复归，它恢复了消费在经济学中与生产的平等地位；并以“回到消费本身”的方式，实现经济学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其核心观点是：消费也是一种资本，它能够创造价值。消费的倍增，可以对生产的倍增，起到价值实现意义上的平衡作用，从而使生产价值的增值，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因此，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拥有对扩大的再生产和再消费的剩余的索取权。只有消费者与生产者在资本层面取得平等地位，才能在生产目的上保持稳定均衡，从而进入和谐产消。

当应光荣兴奋地讲述着这一切时，我们总是能感觉到从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气质。自称文化研究人士的他，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刻揭露了自然界规律。”应光荣在讲解中不断强调。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资本化理论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实现了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它真正体现了经济学中的公平公正原则，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平衡”的体现，是一种“和谐经济”理论。

应光荣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新古典主义是从现代性二元论的出发点看待世界。在生产和消费这个二元对立中，片面地强调生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从而将整个制度设计引向了二元中的一端，这是整个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总是反复产生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的思想根源。与之相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二元归一。无论是道家提倡的“太极双向逆反、德道变易归一”，还是儒家强调的“中庸”，都排斥在二元中只执一端，不及其余的立场。中国古代经典《周易》六十一卦《中孚》卦中的“我有好爵，吾与尔蘼之”，运用到经济学上，意思也就是说有了利润我与你共同分享，消费者参与利润的分配。

应光荣还告诉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老子》中“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均衡思想、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范蠡关于供需反应的系统认识以及《管子》的消费伦理思想，都是启发他进行消费资本化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思想源泉。

让经济学“回到消费本身”

在以生产为中心话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费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依附性的，它从来没有取得与生产概念平等的独立地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体系本身，在消费话语上存在某种与信息经济大的前提假设不相符合的重大缺陷。具体表现为：生产价值论中缺乏抽象消费概念，生产资本论中缺乏消费增值概念，生产目的论中缺乏自主消费概念。以致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不断表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中心”倾向，造成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

应光荣认为，以消费为本的消费资本论，推动着经济发展从生产向消费的复归；恢复了消费在经济学中与生产的平等地位；并以“回到消费本身”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学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

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将消费与生产作为平等的概念来研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交换领域，提出了生产的抽象交换价值，但没有提出消费的抽象交换价值，使得消费不可进行社会交换；在资本领域，研究了扩大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而没有研究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对于需求扩张理论缺乏微观基础。

消费资本化理论认为，（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是人与对象物之间关系的抽象。对消费来说，消费价值，与其对象物――使用价值，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具体消费通过使用价值表现，抽象消费通过消费价值表现。

应光荣介绍说，消费资本化理论提出的抽象消费概念，具有重大意义。当商家局限于自己的商场对商品打折时，他不自觉地依据的是具体消费概念；但在消费网络系统中，商家进行跨商场的打折时，他必须具有抽象消费的概念，并且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表现出来，以便在不同商场的不同使用价值间，进行消费贡献的社会化比较。

获得诺贝尔奖的筹码

2005年11月9日，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消费力经济研究院成立暨首届中国消费力经济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中国的消费力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有了稳定的平台。研讨会上，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发表精彩讲演，他指出：消费力经济研究很重要，是21世纪的重大研究课题，是经济得以循环可持继发展的重要关键所在。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有其独特之处，是很有创意，很有价值的，对消费力深入研究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消费力经济研究院应该成为世界一流的权威的消费力研究机构。那次研讨会，除蒙代尔外，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及众多的国内专家学者都莅临会议并演讲。这次研讨会，让应光荣激动不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国内外经济学界和业界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对此理论感到兴奋不已，坚信它可以为中国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虽然此理论很新，但提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却有些言过其实。不论怎样，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广泛关注，对于研究者应光荣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本人对于理论本身，也是信心十足。

然而，记者问起消费资本化理论目前在实践中的应用，应光荣的讲解却从激情四溢突然转向平静。他离开了那块写满数字和公式的黑板，放下粉笔，叹了口气，凝神思考了几秒钟，用一种更为谨慎而平稳的语调，缓缓道出了他的计划和困惑。

应光荣说，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他准备在新的一年着手实施。他计划，最先在音像出版领域试行此理论。他希望把消费资本化理论运用到打击盗版事业上来，目前已经跟音像出版协会有所沟通。他说，运用消费资本化理论，购买正版音像商品的消费者不但可以享受到正宗的文化商品，使自己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还可以从中获得积分，参与利润分配。而如果是购买盗版音像制品，就没有这种优势，因为在系统中，盗版商不可能被吸纳进来，即使他们想让利给消费者，也没有这个渠道。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使消费者不再偏爱盗版音像产品，因为在这种模式下，盗版产品并不比正版产品便宜多少；另一方面，由于盗版商无法拥有进入系统的渠道，就不可能再对消费者有更多的让利。无论从哪方面看，对消费者而言，盗版产品都不再有吸引力，他们当然就会更偏爱品质纯正而综合获利更多的正版产品。

这幅美好的蓝图看上去有些遥远，应光荣却对此充满信心。他说，最近他将会在香港为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进行一些实践性工作。香港中联集团在大陆的中联创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整合资源，联合相关部门全力打造全国性的“健康服务系统”，并聘请他担任此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相信应光荣的消费分配理论，在未来的各个领域都能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运用。

不过，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应光荣也不是一点担心都没有。他告诉我们，他认为此理论在实践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将可能是：旧观念的束缚。人们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理解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认可到接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在实际运用中，对消费者进行返利，具体到比例和额度的计算，也是需要谨慎考虑的。

采访手记

在文化空间开一扇经济之门

采访应光荣之前，就听很多人说他这人有点怪。带着几分好奇，我们来到应光荣那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街的办公室。采访那天是岁末，窗外没有阳光，只有一点微风，天气预报当天晚上有小雪，正是即将进入严冬的时节。敲开应光荣办公室的门，见到他本人的那一刻，我们立即发现，关于应光荣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侃侃而谈的他，身着一件绿色的短袖T恤――每个人都在经历冬天，应光荣却自得其乐地过着他永远的夏天――他告诉我们，他在室外也是穿短袖衫，而且一年四季天天如此。这让我们对这个采访对象又多了几分敬佩。而当采访正式进行时，我们才发现，应光荣的“怪”绝不仅仅在他的生活习惯上。

消费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2-0074-03

一、消费――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已经引起广泛重视

近几年来，诸多经济学家对消费――增长模式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美国储贷协会委员罗伯特-达格认为：美国现在意识到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性的，美国财政赤字在扩大，美国人越来越依靠其他国家储蓄，未来美国可能将不再会把重点放在消费拉动增长上。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则指出，西方的大消费大增长经济模式――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充斥着一次性物品的经济――在中国将是行不通的，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行得通。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指出，“节约的中国人储蓄过多，而挥霍的美国人已消费至负债程度。”中国2005年的储蓄额为1.1万多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与此同时，美国的储蓄额为1.6万亿美元，仅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13%。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然而其储蓄还达不到中国的两倍。为此，中国需要把过多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力，而美国消费者则必须停止其无节制的购物习惯，重新学习储蓄之道。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批评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呼吁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切勿盲目追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要过量生产和消费，应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史蒂芬・罗奇最近指出，目前世界经济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尽管很多人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将延续前四年平均增长4.8%的惯性，但目前的消费市场不足以支持这一趋势。中国和印度虽然是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是这两个国家目前占全球消费市场的比例过小，近几年不可能对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拉动力。

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则提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成比例地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出现了收益率迅速下降和长期来看不能维持经济高增长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朝着强调消费的方向转变。

萨缪尔森和蒙代尔表示：中美双方都有必要对目前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作出调整。中国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但过于依赖出口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有其极限。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单一的出口导

向型经济向更强调消费的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

二、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相关理论和观点

1.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集中考察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即：资本系数；储蓄率；有保证的增长率（Gw）。哈罗德强调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只要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积累率即储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它的经济就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正是基于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一国消费率较低对于经济发展往往是有利的。

2.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会抑制增长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要使国民经济均衡，就要使供给和需求相等，即要使消费＋投资＝消费＋储蓄，于是，投资＝储蓄。这样，从总产出均衡决定的角度出发，可以推论出，合理的投资水平应是以一定的总产出均衡水平为标准的与消费互补的水平。凯恩斯对此认为：消费不足会抑制经济增长，需要启动需求。他主张用扩大总需求的方法来扩大就业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也是西方国家在大危机之后被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

3.罗斯托关于消费－增长具有阶段特征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的比例，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①

第三，起飞阶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②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一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4.钱纳里关于消费率与人均GNP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以下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

5.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倒马鞍型”曲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曲线（或称为“倒U”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倒马鞍型”曲线（或称为“U”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6.国内的相关研究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变化，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对这一现象寻求增长层面的解释也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

从国内经济理论研究来看，以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为课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侧重于微观经济学要素价格决定需要方面的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西方国民收入核算的分析方法和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分析方法等，从引致需求、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关系、消费边际倾向等方面阐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第二，侧重于研究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消费拉动理论，该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

三、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评价和结论

虽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投资、储蓄、消费等问题方面对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总的看来，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消费――增长无关或逆向作用：消费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少、投资多，经济增长快。

2.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3.消费――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

4.消费――增长的一些实证研究：消费－增长具有一定规律。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的。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认为消费与增长没有直接关系，这以萨伊为代表；其二，认为即使消费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也是通过其他指标间接作用于增长的，消费对增长拉动往往遵循消费-储蓄-投资-增长这样的逻辑推导链，如哈－马模型。应该说，从凯恩斯开始消费才真正成为关心的问题。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 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无论是国内外的哪一派消费理论，从本质上看，都还只是一种关于消费率形成原因的原则性分析，均不能直接用于设计或测定一个特定经济的合理或最优消费率。各种定量的研究中也还没有取得能为各方广泛接受的、令人十分满意的成果。

从现实情况分析，经济增长与消费提升的一般模式虽然可以得到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发达国家（如美、英、意等）经验数据的支持，但这种理论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美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按照这一框架，显然无法解释在后起国家中发生的长时期中消费―投资的比例关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比如，在东方各重要或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印度、泰国、韩国都有一个与我国类似的最终消费率明显下降的历史过程。另外，日本作为一个重要亚洲国家，其消费率虽然自60年代以来是稳定的，但在此之前实际上也有一个最终消费率明显下降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是应该保持一个上升还是下降的趋势还没有定论。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对消费――增长的理论研究虽然非常重要，但从中引述结论性观点时应特别慎重，防止犯简单类比的错误。

参考文献：

[1]刘慧勇.投资规模论[M]. 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37-38.

[2]汪海波.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M].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13-214.

[3]张仲敏,钱丛龙投资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66.

消费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 消费者行为；理性人；边际革命；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10-01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过程

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第，他最早提出了有关消费的观点，此后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继承并发展其消费理论；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西斯蒙第基于法国现实情况，提出了新的消费理论。但他们对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研究还没有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真正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提出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马歇尔提出的价格决定论，他把消费者行为理论总结成“三个规律，一个惯性，一个剩余”，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需求规律，需求价格弹性规律，消费习惯惯性和消费者剩余。此后，凯恩斯又发展了收入决定论，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受到其绝对收入影响的，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由于消费者总要拿出一部分收入来储蓄，所以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却在逐步减小。凯恩斯更加注重对消费者行为宏观方面的研究。此后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对前两者的理论进行集成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主流消费者行为理论。

二、主流消费者行为理论的逻辑线

要搞清楚消费者行为理论，我们必须要清楚其逻辑线，即其内在规律。研究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目的主要在于分析消费者的选择，分为三个步骤：1.假设消费者有自己固定的偏好，建立效用函数，画出无差异曲线，得到消费者不同满足程度下的所有市场篮子的集合，即消费集或选择集。2.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必定会受到自己收入和商品价格的约束，画出预算约束线，得到消费者在付得起的情况下所能购买的所有市场篮子的集合，即预算集。预算集不仅受到价格和收入的影响，同时还取决于政府的税收、补贴以及配给政策。3.消费者结合自身偏好和预算约束，做出最优选择，使得其效用达到最大化。以上研究的是消费者的选择，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消费者的选择是希望与信任的合力”。当消费者的选择是理性的，是最优的，那么就形成了消费者的需求，即消费者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在需求这一块，我们主要建立价格-消费函数以及收入-消费函数，研究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引发需求变动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最后，我们研究生产者理论时强调利润最大化，即生产者所得福利最大化，在我们肉眼看来，消费者总是在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那么消费者是否也存在“利润”，也就是福利呢？于是我们引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出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福利。

三、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得到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几个重要规律和思维方式

（一）边际等值原理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通过各自独立的研究，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西方近代经济学说史上引发了一场著名的“边际革命”。在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研究中，边际理论体现在边际效用等值理论，即消费者最后一单位的货币使用在两种商品上所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是，那么消费者就做出了最优选择。因为若花在商品1上获得的边际效用大于商品2，那么理性消费者还会继续增加商品1的购买，知道二者相等时，才是商品1和商品2的最佳购买组合。这种边际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生产者行为理论，利润最大的条件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他强调的是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分析最后一个所带来的变化，边际方法是一种数学分析方法，用数学中的微积分去观察经济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最优决策时，我们都离不开这种分析方法，甚至可以说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都离不开这种边际分析方法。

（二）反向思维方式

显示偏好：在初级微观经济学中，我们从消费者的偏好推出了消费者的选择，在中级微观中，我们进行反向思维，研究已知消费者的选择是否能够推出消费者的偏好，答案是从消费者的选择我们能得到消费者的显示偏好，当消费者的选择是最优选择是，显示偏好就是消费者的偏好。显示偏好强公理和显示偏好弱公理对于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指数比较有很大的应用性。这种思维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换一种反向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有时候能发现一些新的规律。

（三）研究一般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现象

在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中，关于无差异曲线的类型，他提出给定一种偏好就能给出该偏好相应的无差异曲线，研究方法是给定商品1的一点变动X1,商品2应怎么变动才能维持偏好不变。该书中给出了厌恶品，中性商品，餍足，离散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形状，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通常规定我们所说的无差异曲线都是具有良好性状的，即具有单调性和凸性。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些经济现象时，不排除有特殊的情况，但应该致力于研究一般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现象。

四、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和前沿理论

（一）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运用

1966年，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提出了生产中存在X效率，即内部组织效率。他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消费者理论中。首先他认为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能成立。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种商品，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不是从消费的第一个微小单位就开始递减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目标数量。消费者家庭内部也存在着X效率，影响这消费者的决策。另外，他还认为消费者和企业员工一样存在着一定的惯性势力，其需求对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够敏感的，因此需求曲线不是一根细线，而应是一条有一定厚度的宽带。

（二）微观和宏观领域相结合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即发展规律。从微观来说，包括不同居民集团以及不同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体现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差别和联系；从宏观角度来说，包括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规律。消费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是有交集的，我们常常从消费经济学中心理学视角去分析消费者的决策行为。

（三）行为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高档奢侈消费；人类经济生活；思考

[作者简介]陈晓文，暨南大学珠海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教师，广东珠海51907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0166―03

一

2006年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从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这次消费税的调整直接把目标对准了高档奢侈品。从这次消费税调整的情况来看，在我国高档奢侈消费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各大世界名牌纷纷进驻中国，显而易见，他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出了中国消费市场对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环球奢侈品网(CCLUX―URY)在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在奢侈品市场中中国占全球销售额的12％、日本占17％、欧洲各国41％、美国16％。以上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对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占领了世界奢侈品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但这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是我们的耻辱。

首先，我们要看到，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同样占很大的份额，但是从奢侈品份额与一国的经济实力之比来看，我国的奢侈品消费是不适当的。

其次，由于投资与储蓄是对等的，过度的消费必将影响投资规模的扩大。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无论从规模还是科技含量来看，都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他们在原始积累阶段除了利用暴力、对外扩张和掠夺等野蛮手段，清教徒的勤劳和节俭的精神也是重要原因。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消费观念上的差别往往在于前者更青睐于投资消费，也就是资本积累。我国目前能够进行高档奢侈品消费的大多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如果他们能够把盈利更多地用在扩大企业规模和技术更新上，将更有助于他们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再次，从国内消费结构来看，一方面极少数富裕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广大贫穷的阶层消费不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别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目前在我国，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高于国际公认标准的警戒线0．4，甚至有估计超过0．5。因此，对于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行为，它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激发不同收入层之间的社会矛盾。

最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来看，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性的和谐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要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准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如果说在人类发展的特定时期，由于生产力和文化的落后，社会不得不在对抗中进步，那么在今天高科技和高生产力的前提下，在人类的进步观念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如何逐步消除分配不公、贫富差别的问题摆在人类的面前。正义不仅仅是政治和人生的自由、平等，而且应该体现在经济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机会的平等，而且应该是结果的平等。对平等的要求不只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思想家如罗尔斯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人性的和谐发展，不仅体现在人的非凡的能力上，也体现在人的高贵的人性上，即高度的人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富裕阶层的人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对社会的关注，而不是自顾自地忘情消费，否则只会失去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同情和仁爱之心。在大多数人生活还不富裕，甚至很多人还很贫困的历史阶段，少数新贵炫耀性的消费是人类文化中最腐朽的东西。经济活动不仅仅是赚钱和物质消费活动，更重要的是造福于人类的活动。

二

消费问题是自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类经济实践中的难题，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困惑。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认为，由于商品经济买和卖在时空中的脱节，如果商品生产者不能够卖出自己的商品，那么摔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这种潜在的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而变成现实，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的不协调，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扩大生产和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的低收入造成低消费，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振荡。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即使是庸俗经济学家，对消费的重要性也不忽视。早在19世纪20年代，马尔萨斯就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看法，但是他把它归结为封建地主和僧侣阶级储蓄过多。然而与之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却断然否定这一点，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具有自我调节机制，供给本身就会创造出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萨伊奠定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调，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一种确定性的均衡的过程。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过程是充满矛盾的非均衡的过程，自由竞争必然走向垄断，使得在狭小的生产规模下的均衡不复存在，1929年，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所谓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决定的。其中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消费少，储蓄多，形成收入和消费的缺口。因此他建议政府干预经济，通过财政预算形成新的需求。凯恩斯的理论被美国政府所重视和实践，也曾经发挥过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令人头痛的“滞胀”现象，曾经不同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同时出现。新的历史事实使得西方经济学家进行新的探索，于是与早期的实证经济学不同的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规范性的经济学，如新剑桥学派、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应运而生。他们逐步意识到，供给与消费的矛盾只是浮在表面上的现象，其更深刻的原因是分配和收入的不平等。他们虽然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也在较深层次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是同步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私利基础上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以货币为衡量的最大的物质利益为目的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最抽象的以市场的价格机制调控供求关系的前提出发，演绎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发展。但是他们忽视或掩盖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复杂的多样性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因素，正是这些所谓的外生变量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资本主义用来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就是千方百计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在社会贫富严重不均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的增长只能是刺激有购买能力的人的消费，而不是为全人类造福。因此无论经济如何增长，只能使社会矛盾越来越深

刻和加剧。进入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尽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自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其他复杂多样的社会原因，收入不公和贫富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三架马车，综观中国的消费市场，在拉动国民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目前所起的作用还是无法和投资以及进出口相提并论。与高等奢侈消费同时存在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消费严重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近1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7％～8％的增长率，2003年高达9％以上。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拉动的。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0％，低于市场经济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近5年来，在外资大量涌入和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增长、外贸出口增长强劲的情况下，最终消费虽然也在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消费自2000年以来均未随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并且两者增速之差逐年扩大，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1．00％下降到2003年的55．40％，即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4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52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80％，增长率达到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8．60％，两者仍相差15．8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大于消费。其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O+c×YD(1)

式中c表示消费，Co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C／YD=Co／YD+C(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

由于自主消费C0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更进一步表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如果不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分配和收入不均的现象，就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为消费只是被动的因素，是受分配和收入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如何刺激有购买能力的人群的消费欲望，成为企业经营的手段，由此造成人类文化中的畸形消费现象。这个矛盾必须靠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文化上的积极引导来解决。

三

毫无疑问，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5％～入10％的消费税调整对目前我国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状况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促使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从源头上做文章。

首先，如何走出人类经济文化的困境。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目的性的设置，对人性自私的首肯，对人的理性的假设，从抽象的供求关系的最简单的因素对市场经济的运行的演绎所得出的均衡的经济模型都值得置疑。这些理念和方法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西方分析思维的局限性。从当代系统科学的复杂性理论来看，经济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是面向自然开放的非均衡的动态的系统，经济系统在与自然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受到自然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如果无限制地、快速地增长会导致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危及人类。从经济系统内部来看，它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相互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因而是不确定的、非均衡的，这些因素包括人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制度，文化传统和习惯，等等。这些因素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抽象掉了，这是分析思维方法论的严重错误。从世界经济的实际运行来看，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个体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国际社会缺乏整合机制，国家内部也缺乏强有力的调控机制，所以如果社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人类社会系统有可能从有序走向无序。从系统科学看问题，人类应该用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文化进行改良。要看到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人的自私本性上的对以货币为衡量标准的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的极大的不合理性，这是以理性掩盖下的人贪得无厌的非理性，而代之以全人类共同和谐发展的合理的目的性，这是人类的正义的要求。

其次，如何协调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随着我国对世界的逐步开放，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是重义轻利、恪守中庸的，但这些传统的观念受到市场经济利益、效率、速度观念的冲击。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运行的模式很多方面都是参照西方的，但是两者的历史起点、文化背景、社会条件有着极大的不同。西方的分析思维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谋求更新，以纵向的发展弥补横向的不足。在经济学领域，他们以规范经济学来补充实证经济学，以制度的分析来补充数理逻辑演绎。这些动向国内经济学界也注意到了，但是国内理论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立足于本民族实践的理论创造。很多学者大量地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但是罕有从我国经济实践出发提出有见地的文章。我们必须看到造成我国目前的分配不公、收入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的作用外，还有因为市场经济不健全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因为政治体制的弊端所导致的腐败以及社会文化的多种因素。因此，在解决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均的社会问题时，需要综合思考、综合整治，也需要理论界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消费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人均纯收入

消费、投资和出口一直以来被称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架马车的作用一直不均衡，起主要作用的是投资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过快的投资增长和滞后的消费需求致使我国经济的运行处于不良循环之中。2007年以来，政府部门将增强国内需求提到了GDP平稳增长的重要议程。农村居民作为国内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消费需求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重视。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5%，因此研究湖南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对湖南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魁奈、西斯蒙第等，他们十分关注消费需求问题，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现代经济影响较大的有：凯恩斯（1930）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经济学家杜森贝利（1949）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1950）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50）提出来的持久收入假说，另外还有霍尔（1970）的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现代消费问题研究理论中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其中，绝对收入假说被众多研究者实证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消费倾向。同时，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也将增长，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递减的，即服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国内也有众多研究者如尹世杰（1979）、夏志红（1996）、孙谦（1999）、刘建国（1999）、范剑平和王小广（2001）、喻平（2003）、李锐，项海容（2004）、温涛（2010）等也相继进行了消费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三、实证研究

2.数据来源。本论文模型所对应的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两项统计指标，选取人均变量而非总量是为了更好的排除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数据对应时间为21世纪以来，即2000年-2011年数据。数据来自2000年～2011《中国统计年鉴》及湖南省统计公报，农村居民消费和纯收入数据均采用绝对值。[4]各年消费支出与纯收入数据如表2所示：

四、研究结论

3.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不太合理。从消费支出结构看，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的还有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和衣着，说明农村居民在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已有较大改善。但是从恩格尔系数的横向比较来看，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在本世纪初已经达到小康水平，2010年为41.1%，比湖南农村居民低7.3个百分点。同时，湖南省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有不升反降的趋势，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农村居民对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是支持的，但是父母对子女学习的重视程度很不够，加上高中开始学费较高等因素，很多学生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后加入农民工的行列，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减少。这对于建设新型农村而言，并不是一种好现象，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

[2]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2011年）Http：///tjgb/hntjgb/.

[3]陈俊璇，黄婧，闫翠芬.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2.04.

[4]《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09.

消费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投资；消费；内部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88-05

Study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LI Xue-Lian，ZHU Zhong-guo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Abstract：This paper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0，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its breakdow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public invest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is general excessive and partial lack；there are still enough input space for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investment； overall ，private investmen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i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but the investment to the primary industry has been excessive， it should avoid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his field blindly； consumption is whole insufficient， and its breakdown a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Sichuan′s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 are all less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Key words：investment；consumption；internal structure；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近10年来全省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国民生产总值2001年仅为4293.49亿元，到2007年，快速突破万亿大关，高达10562.39亿元，截至2011年，增长到21026.7亿元，11年间，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率为17.22%，高出全国同期水平1.36个百分点①。现代经济学认为，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然而四川省是一个地处中国西部的农业大省，净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历年贡献不超过5%②，因此，四川省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消费拉动。而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导机制，二者关系协调与否，从短期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宏观经济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则会影响该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1978～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的视角，构建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讨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四川省投资、消费发展的协调性。

二、文献综述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宏观经济领域的学者们所关注，国内外学者针对该领域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Etsuro Shioji用Panel Data模型就美国和日本地区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动态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共资本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产出有显著影响，并且产出系数在0.1～0.15之间[1]。Jakob B.Madsen采用Granger-Sims因果关系测试方法，探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分析结果认为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并且指出增加设备和机械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2]；然而，M.Blomstrom、R.E.Lipsey和M.Zejan（1996）却得出了与Jakob B.Madsen文中差异较大的结论，他们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论述，文章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促使资本形成的作用大于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3]。J.W.Fedderke和P.Perkins则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鼓励私人投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以1875～2001年南非经验数据为例，检验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南非经济增长的结论[4]；近年来，F.Ozkan、O.Ozkan和M.Gunduz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基础上，对土耳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住房投资、私人住房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与住房投资对GDP有直接影响作用[5]。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在对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吴忠群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消费率、投资率、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并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了国际比较，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投资、消费都有一个政策作用空间，宏观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这个区间[6]。徐钧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投资增长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结论显示随着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投资的产出效率会越来越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长期必然选择[7]；段忠东等[8]、闫海春等[9]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广西和湖南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检验，认为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间有长期或者短期的因果关系；作了相似研究的学者还有刘金全等[10]、吴绪亮等[11]、李凤升等[12]，他们的研究结论大多认为，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三者之间互为单向或双向的因果关系；王云等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根据他们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显示，尽管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正动态冲击效应，但持续性不强[13]；宋丽智则认为当数据具有小样本特性时，运用传统渐进理论进行统计推断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他采用了适用于小样本的bootstrap仿真方法，以1980～2010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协整分析表明两者间存在长期关系[14]；李静对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作了回归分析，得出居民消费比投资更能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绝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只是总投资、总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消费细分项目都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此，加强对投资、消费细分项目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今后制定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故本文将根据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对四川省总投资、总消费进行细分，分别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以及它们所包含的细分项目入手，估计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并根据投资、消费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分析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而寻找四川省当前投资率不断上升和消费率增长缓慢的原因，并进一步考察目前四川省投资总体过度中是否存在着局部不足，消费总体不足中是否还出现了局部过度？为四川省在“高投资、低消费”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并为相关决策部门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消费宏观调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经济区经济实现高速、稳定、可持续发展进言献策。

三、四川省投资、消费的内部结构及发展现状

（一）投资现状及内部结构

本文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将投资划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16]，并结合四川省统计局工作人员的建议，按主要行业分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划分。其中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私人投资则主要集中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是市场经济中私人部门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农林渔牧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17，18]。私人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进入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特定领域和行业，因此，按主要行业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比较有效地区分开来，二者的界限明确，所得出的关于一个地区的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结论也是相对客观真实的。根据以上划分标准，1978～2010年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图1所示①。

（二）消费现状及内部结构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四川省消费投入中的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消费内部结构的划分标准是：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1978～2010年四川省最终消费现状和内部结构关系如图2所示。

（三）1978～2010年四川省投资率与消费率本文中投资率是资本形成总额与地区支出总额的比值，消费率是最终消费与地区支出总额的比值。走势分析

四川省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本文分别计算1978～2010年四川省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析近32年间投资、消费对四川经济贡献度的变化情况。

如图3所示，1978～2010年以来，四川省投资率呈震荡上升趋势、消费率呈震荡下降趋势。投资率从1978年的25.72%增长到2010年的53.65%，而消费率则从1978年的74.12%下降到2010年的50.10%，下降幅度较大。并且通过与钱纳里标准结构钱纳里标准结构是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一个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由发展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比较，四川省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高于钱纳里投资率标准值，甚至在一些年份，实际投资率高达标准值的3倍，消费率也一直低于钱纳里消费率标准值。此结论引自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成果《四川投资于消费不平衡增长研究报告——基于1978～2010年代表省份数据及钱纳里标准》，已发表于《调研世界》，2012（5）：8-13.[19]因此，可以看出经济转型期以来，四川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平衡增长。

然而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是，四川省在“高投资、低消费”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为寻找这一现象背后的合理解释，本文将对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涉及以下几个变量：（1）经济增长（gdp），采用四川省历年人均GDP表示（历年人均GDP=历年GDP/历年年末户籍总人口数）；（2）公共投资（gfi），gfi=每年四川省公共投资总额（采用本文第三部分公共投资的划分标准计算）/年末户籍总人口数；（3）私人投资（pfi），pfi=四川省私人投资总额（采用本文第三部分私人投资划分标准计算）/年末户籍总人口数；（4）农村居民消费（njx），njx=每年农村居民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5）城镇居民消费（cjx），cjx=每年城镇居民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6）政府消费（zx），zx=每年政府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其中，公共投资（gfi）和私人投资（pfi）均按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的形式；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数据取自按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项目，分别用农村居民消费指数、城镇居民消费指数、政府消费指数将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形式。为了消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各变量1978年可比价格形式的人均量取对数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实证结果。

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选为1978～2010年，所有数据均来自1984～2011年四川统计年鉴以及由相关原始数据根据本文对变量的定义所计算的数值。其中，1979年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二）模型的设定及平稳性检验

为了考察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公共投资、私人投资、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

lngdp（t）=β0+β1lngfi（t）+β2lnpfi（t）+β3lnnjx（t）+β4lncjx（t）+β5lnzx（t）+μ1（t）（1）

模型（1）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用来表示四川省经济增长程度；gfi是人均公共投资；pfi代表人均私人投资；njx表示人均农村居民消费；cjx是人均城镇居民消费；zx是人均政府消费；并对以上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部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估计参数β1、β2、β3、β4、β5是对应变量对gdp的弹性系数；β0是常数项，μ1是残差项，t是年份。

因本文的样本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需要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法对序列变量（lngdp，lngfi，lnnjx，lnpfi，lncjx，lnzx）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属一阶单整序列I。鉴于此，为了保证模型（1）回归的稳健性和回归系数的准确性，需将模型（1）修改为如下一阶差分形式：

d（lngdp（t））=β0+β1d（lngfi（t））+β2d（lnpfi（t））+β3d（lnnjx（t））+β4d（lncjx（t）+β5d（lnzx（t））+μ1（t）（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①刘国亮（2002）在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将公共投资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第二类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第三类为教育与科技事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第四类为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

②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如表1中所示，模型（2）的可决系数R2为0.67，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也达到了0.60，说明模型（2）对各变量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F统计量为9.72，Prob F=0.000036

公共投资（gfi）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4.59，即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四川省公共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4.59%，也就是说公共投资与人均GDP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与本文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何刚（2009）、刘国亮（2002）、吴丽丽（2009）。那么应该怎样解释这个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结论呢？前文提到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如铁路、水、电、气等行业，由于这些领域和行业有很高的进入壁垒，先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私人企业由于资本实力薄弱往往无法进入，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对这些行业和领域进行投资，进而形成行业自然垄断，因此，这些行业和领域缺乏有效行业竞争，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的效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一些行业投资已经出现饱和时，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继续往这些行业倾斜，则会造成资源浪费、重复投资等严重问题，这样的结果轻则会造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重则会引起该地区经济衰退；另外，当公共资本试图进入私人投资领域时，必然会挤掉一部分私人投资而使经济社会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受到影响，从而阻碍地区经济发展。

私人投资（pfi）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4.81，即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四川省私人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4.81%，私人投资对四川省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作用明显；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对四川省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27、0.12、0.16，即：当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农村居民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27%；城镇居民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12%；政府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16%，可见，增加消费尤其是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根据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公共投资（gfi）、私人投资（pf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从而导致四川省近年出现的“高投资、低消费”状况。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四川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必要从公共投资（gfi）和私人投资（pfi）的细分项目入手，探讨投资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以便于决策部门根据所得出的结论适时调整各行业投资政策。本文将借鉴刘国亮[20]理论中关于公共投资细分项目的划分标准，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不考虑第四类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投资①。本文将采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私人投资的划分标准②。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两个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产出效应模型：

ln gdp（t）=α0+α1ln gfi1（t）+α2ln gfi2（t）+α3ln gfi3（t）+μ2（t）（3）

ln gdp（t）=γ0+γ1ln one（t）+γ2ln two（t）+γ3ln three（t）+μ3（t）（4）

模型（3）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gfi1表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gfi2表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3表示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α1、α2、α3表示对应变量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α0是常数项、μ2（t）是残差项，t表示年份。模型（4）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one表示第一产业投资；two表示第二产业投资；three表示第三产业投资；γ1、γ2、γ3表示对应变量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γ0表示常数项，μ3（t） 表示残差项，t表示年份。各变量均采用人均量，数据来源及处理、平稳性检验同上文相关内容所述，各变量水平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对模型（3）和模型（4）取一阶差分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模型（3）和模型（4）的可决系数都在0.5～0.6之间，说明模型对各变量样本值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结构性影响；在给定的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3）和模型（4）的F统计量也非常显著，表明模型的稳定性较好，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也较为准确。

模型（3）中公共投资细分项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gfi1）、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2）、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gfi3）对四川省人均GDP的产出系数分别为0.10、-0.12、0.31；即，在其他变量固定的情况下，gfi1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10%；gfi2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0.12%，这里又出现了和模型（2）中公共投资对人均GDP产出弹性为负的情况，除了在模型（2）中的解释外，本文认为对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很难在当期直接对一个地区GDP做出贡献，反而对一个地区的GDP造成消耗，gfi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一个时滞期，也许要在以后几期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当期gfi2对GDP的影响就有可能为负，刘国亮（2002）估计的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的产出系数也仅为0.03，得出了该项目对地区人均GDP影响不大的结论；gfi3 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31%。

模型（4）中私人投资细分项目第一产业投资（one）、第二产业投资（two）、第三产业投资（three）对四川省人均GDP的产出系数分别为-0.09、0.31、0.20；即：当其他变量不变时，第一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0.09%，说明四川省第一产业投资已呈现过度，不宜再继续加大投入；第二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31%；第三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内部结构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各个行业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一目了然，研究结论更加客观清晰，更有针对性，便于决策部门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其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视角，构建了与之相对应的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产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对四川省1978～2010年间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四川省公共投资（gfi）总体过度中存在局部不足；私人投资（pfi）目前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拉动作用，且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公共投资。将公共投资进一步细分，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gfi1）、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gfi3）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仍有进一步增加投入的空间，而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2）由于存在时滞等原因，若进一步增加投入将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将私人投资细分后显示，第一产业（one）领域的投资已出现过度，应避免继续盲目增加该领域的投入。此外，本文认为，四川省消费投入呈现总体不足。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对四川省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最强的是农村居民消费。但从产出弹性来看，各消费细分项目要远远小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这又表明目前四川省消费投入的增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小于投资的增加。本文为四川省当前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缓慢增长，以及在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合理解释。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论，为使相关决策部门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消费宏观调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经济区经济实现高速、稳定、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公共投资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引导有其客观必然性，就四川省而言，决策部门应在各个公共投资领域逐步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四川省经济和各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适时调整各公共投资行业的投资比例，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提供足量多的公共产品，提高地区交通条件，改善民生；另外，加大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投入也有助于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领先的科学技术能够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高回报；同时，公共投资要力争做到严禁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投资，要适当控制投资大收效小行业的投资规模，尽力实现公共投资领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此，公共投资才能够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私人投资相对于公共投资，它的特点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下更具有投资效率，应加大私人投资领域的投资力度。在新时期，四川省政府财政应对农、林、牧、渔业做出适当倾斜，加大对“三农”的各项补贴，积极推进农业向机械化、专业化、规模化迈进，提高农民收入，确保人民群众“米袋子”、“菜篮子”充实，保障国计民生。同时，结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事实，适当增加工业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四川省现阶段应大力发展工业，积极招商引资，可适当放宽政策限制，特别要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限制民间资本过多进入产能过剩行业，走出一条适合四川省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子。四川省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较低，参照西方各国经验，四川省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文化、旅游、餐饮、房地产、金融保险、计算机及软件等服务行业的建设步伐，同时应对这些行业做到有效监管，防止由于这些行业的局部波动影响到四川省经济稳步发展。在加快私人投资领域建设的同时，要促进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适时调整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防止相关产业投资过度，力争依靠三次产业的协同作用带动四川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消费是促进四川省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一度存在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其中消费意愿不足和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四川省居民消费偏低的两个重要原因。鉴于此，四川省应立足于扩大就业面，改善就业结构，以此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促进四川省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另一方面，应积极营造宽松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首先应加快完善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稳定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其次，四川省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政策，加大优惠力度，同时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力度，鼓励农村居民消费。最后，鼓励各级金融机构放宽居民消费信贷政策，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为居民现阶段消费提供保障，拉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四川省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但政府消费应有节制，要规范消费用途，政府所有的消费项目均要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年度计划，严格监管“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避免政府财政支出铺张浪费和个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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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 消费潜力；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卷烟消费市场

在西方现代消费理论中，较有影响的是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1939年杜森贝利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1954年莫利迪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1957年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等。我国学者对消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始于70年代末，从探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开始，研讨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转轨经济中的消费问题，近年来又对启动消费、扩大内需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研究，多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和基础而进行的新探索和实证研究。[1]本文先后选取了15篇文献，探讨了对消费潜力、消费需求、消费能力的基本理解，并深入探讨了当前对消费潜力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进一步以卷烟消费市场为例，探讨了当前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的现状。

一、对消费潜力、需求及能力的基本理解

消费潜力可通俗的理解为：人们究竟需要多少？需要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即从潜在的需要和现有的需求之间的差距来研究消费潜力的大小。“需要”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需要是指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提出的一种愿望或意愿。而《科林斯经济学辞典》对“需求”的解释是：由购买货币支撑的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需要或愿望。由此可见，需要强调“要”，是行为学意义的名词，而需求强调“求”，是经济学意义的名词。一般地，只有当需要转化为市场需求之后才产生消费，即消费与需求发生直接关联，而消费潜力与需要发生直接关联。消费潜力的开发也就是将需要转化为需求的过程，消费需求与货币收入有关，没有收入决不会有需求，但不是所有的收入都能转化为需求，还必须要有消费意愿。按照边际消费学说，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已经全部转化为需求，中高收入群体的需要有一部分没有转化为需求[2]。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并长期呈下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据此可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偏低。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或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衡量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指标，其中，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其消费能力的强弱，而对消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则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而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3]

二、当前对消费潜力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

归纳相关文献，目前国内学者对消费潜力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大致包括三类。一从宏观层面分析预测居民消费潜力，特别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进行分析；二从微观层面对消费潜力进行论述；三从应用层面实证测度与评价消费潜力。预测我国消费潜力是当前研究消费问题的焦点之一，许多研究都是基于当前消费现状的统计数据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分析预测。余芳东（2010）收集了近20年12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研究了我国居民消费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研究了限制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的基本途径。[4]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既包括扩大城市消费需求，也包括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近年来研究农村消费潜力的文献比较多，刘乐山等（2010）归纳了部分学者对农村消费需求潜力的基本估计，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农村消费需求潜力向现实消费需求转化的主要障碍及相应对策。[5]

从微观层面对消费潜力进行论述属于较为创新的研究范畴。黄娟（2011）从人性需要的微观视觉来研究消费需求的满足，提出人性需要内涵本身决定着消费潜力的大小。[6]进而从人性需要的内涵与本质来研究消费潜力。此外，对消费潜力进行实证测度与评价已逐渐成为主要研究范畴之一。常用的对指标体系进行测度与评价的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而常用于对消费潜力进行评价的方法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例如，郑直（2007）对中国城市寿险消费潜力评价，选取了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GDP，人口自然增长率等9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80个主要城市寿险消费潜力进行了科学评价。[7]由亚男等（2010）对新疆旅游产品市场需求潜力评价，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方法，采用相关分析和交叉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新疆旅游产品市场需求潜力进行了评价。[8]

三、当前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尤其是定量研究的文献较为少见。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分析影响卷烟消费的因素着手，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卷烟消费市场进行需求预测，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入手，尝试运用较为先进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均略显粗浅。

对卷烟消费市场进行需求预测研究的文献大致有：白远良等（2007）对比分析了我国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卷烟消费的关联性，通过修正对数-线性需求模型，构建了我国卷烟需求的基础模型，继而运用1997～2002年我国烟草行业和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卷烟需求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卷烟需求增长的潜力市场在中西部和农村，当前卷烟需求增长是市场经济作用的客观结果。[9-10]周冀衡等（2009）在对我国2001～2006年间烟草税收、价格和消费需求变化趋势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影响我国烟草消费需求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世纪我国出现的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当前正处于吸烟高发年龄段，人口高峰所形成的叠加效应是造成当前烟草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经济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也是影响我国烟草消费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11]汤柱国（2010）采用我国30个省、市卷烟销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截面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吸烟危害性教育、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卷烟平均消费倾向和卷烟价格对卷烟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卷烟需求与消费者受教育水平正相关，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卷烟平均消费倾向和卷烟价格对卷烟需求有显著影响。[12]

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的文献大致有：李阳等（2009）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运用四方参与模型，分析入世前后烟草品牌集中战略对卷烟消费影响，认为对卷烟市场真正起决定影响力的因素是卷烟消费者，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实施烟草品牌集中战略，未来对卷烟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偏好的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品牌集中政策实施的效果。[13]刘向峰等（2010）从把握卷烟消费市场真实需求出发，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在选定区域内通过多种数据采集方式获取消费者的基本特征、购烟习惯等各种消费者数据，建立消费者数据库系统。继而获取顾客轮廓描述、偏差分析以及消费趋势分析等数据，分析和研究市场发展趋势以及预测消费行为。[14]何建龙等（2010）采用在全国八省市开展的“云南高端卷烟品牌消费调查研究”市场调查数据，将影响高端卷烟购买行为的因素分为：参照群体、地方文化、社会文化、企业形象、营销、产品等因素。并运用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从购买地点、购买频率、购买量、支出和用途等方面分析了高端卷烟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15]

长期以来，烤烟与卷烟一直是我国西部多省的传统支柱产业和支柱税源，在西部各省经济建设和财源结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需要维护烟草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要逐渐降低烟草消费，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达到2020年“健康中国”提出的目标，如何解决其中蕴涵的深层次矛盾，是我国政府、人民以及烟草行业未来需要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西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积累阶段，因而暂时无法规避吸烟所带来的种种风险。本述评有助于深入思考上述问题，并对后续一般商品消费潜力、卷烟消费市场潜力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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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四、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1.模型设定。为了分析居民消费水平Y和人均GDP的关系，做散点图，如下：

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Y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大致呈线性关系，为了接下来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数量关系的规律性，建立以下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2.参数估计。用Eviews作一元线性回归得到估计方程为：

Y=623.2472+0.02532X

（138.1485）（0.000675）

t=（4.511429）（37.53213）

五、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方程中估计的变量X前的参数为0.02532，说明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532元，这与经济学理论相符合，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2.拟合优度和统计检验。R2=0.976432，说明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外，由t=37.53213，大于临界值，通过t检验，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且nR2=35.151552，大于临界值，说明该模型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检验。运用DW检验法，DW=1.0901723

4.异方差检验。对调整后的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调整后的方程为：

Y=894.834+0.023783X

（320.9484）（0.001338）

t=（2.788093）（17.7746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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