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范文
时间：2023-09-28 18:54:42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1
关键词:合格投资者制度;信托行业;业务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5-031-03
2007年1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修订颁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新的监管规章(以下简称新办法)｡新办法中首次引入了合格投资者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和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是新办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将对信托行业的市场定位､产品开发方向､内部管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为解决长期困扰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风险承担问题提供了现实的解决方案,对信托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 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确定了信托业高端理财的市场定位
按照信托资金的来源划分,信托公司从事的资金信托业务可分为单一资金信托业务和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其中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主流业务｡新办法颁布前,信托公司依据2002年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简称老办法)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老办法第六条规定单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据监管机关有关人士解读,200份信托合同的限制体现了信托业务私募理财的性质,每份合同不低于5万元体现了对投资者风险承担能力的要求｡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中等收入的个人即可达到目前信托业务的资金门槛(5万元)限制,该限制已难以作为投资者是否具有风险承担能力的标志｡另外,老办法对于投资者资质的规定过于简单,仅以投资者单个信托合同的金额作为标志,难以对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作出综合评价,不利于实际操作｡再有,老办法对于信托产品的市场定位与目前其他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定位基本相同,无法体现信托公司的独特作用｡而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又纷纷利用各自的竞争优势开发理财产品,给信托公司带来了很大冲击｡
2007年颁布的新办法通过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对集合资金信托的客户准入作出了新的规定｡办法规定集合信托计划的投资人应为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是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是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是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新办法一是提高了委托人资金规模限制的门槛(或要求其能证明近年来的收入水平),这一限制远高于目前各类金融机构推出理财产品的金额起点规定,将目标客户群体限定在收入比较高的人群,初步确定了信托公司高端理财的市场定位｡二是提高了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可操作性,由过去仅以投入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金额为考量委托人资质标准,变为综合分析投资金额､拥有资产情况和收入情况,为识别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依据｡
二､ 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信托公司业务重心的调整
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决定了信托公司高端理财的市场定位,信托公司面对的投资者群体具有更多的金融知识,拥有更多的金融财产,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也对投资收益有着更高的预期｡信托公司要在高端理财市场站稳脚跟就必须具有能够满足高端客户需求的投资管理能力,依据信托市场的多元化需求设计出对高端客户具有吸引力的信托产品｡这就促使信托公司在做好现有业务的同时调整产品结构,进行业务创新,增加证券投资､股权投资､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比重,突出高风险､高受益的产品特点,满足高端投资者的需求｡
目前,资金信托产品的资金运用渠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以信托资金发放贷款､投资于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和受益权投资,以上三个投资渠道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发放贷款为资金运作模式设立的信托项目,信托受益水平稳定,以贷款合同为纽带,信托项目与借款人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关系,当借款人面临清算时债权关系的受偿顺序在股权前,另外操作中还可以采用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手段,风险相对可控｡因此以信托资金发放贷款是许多信托公司进行信托资金运作的首选模式｡但由于受市场利率水平的限制和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以贷款模式运作的信托产品受益率相对较低,难以满足高端投资者的受益需求｡2006年以来,由于“全流通”等困扰证券市场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我国证券市场得到了蓬勃发展,以证券市场作为主要投资目标的信托产品增长很快,在新发行信托产品中占有相当比例｡和贷款相比,证券市场投资的受益水平较高,但受益水平波动也较大｡目前,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的理财产品多以证券市场为投资目标,和这些机构相比,信托公司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证券信托产品缺乏明显的差异性,竞争中不具有优势｡股权投资和受益权投资是近年来信托公司重点拓展的领域,这一领域具有高风险､高受益的特性,对于追求高受益的高端投资者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特别是私人股权投资等业务已成为近年来高端投资者追逐的热点｡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目前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还难以大举介入这一领域,给信托公司留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由于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促使信托公司调整业务结构以适应合格投资者的需求,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资金运用方式将逐步由贷款为主向证券投资和股权､受益权投资为主过渡,股权､受益权投资以及相关的投资银行业务有望成为信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 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为解决长期困扰信托公司的风险承担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按照《信托法》规定,信托产品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即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只有在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遭到损失的,受托人才承担赔偿责任｡而在实际操作中,风险承担问题要复杂得多｡首先,目前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尤其是作为其主营业务的集合信托产品,其主要市场定位是中等收入人群｡这一客户群体对信托产品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加之信托公司的营销宣传带有或多或少的保本暗示,使得这一客户群体很难接受信托损失的现实｡一旦发生损失,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其次,由于客户承受风险的能力弱,即使委托人承担了风险,也会对信托公司的目标客户群体产生重大影响,信托公司将立刻面临信托计划发行困难的问题｡由于信托公司不愿或者不敢把风险交给委托人去承担,所以信托投资一度成为了一项不能失败的投资｡一笔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成功运作仅能给公司带来1%左右的收入,而一笔信托资金的运作失败将让信托公司面临灭顶之灾｡因此,近年来许多信托公司呼吁建立信托产品的风险缓冲机制,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但由于信托产品风险缓冲机制与《信托法》的设计初衷相违背,信托产品的风险承担问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
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为解决信托产品的风险承担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方案｡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是信托关系,委托人在充分了解信托产品风险和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委托信托公司从事资金的运作｡由于委托人的范围被界定为具有识别和判断信托风险的能力､具有承担信托计划风险能力的投资者,因此,信托公司只要通过调整信托产品的定位,完善产品设计､依据信托合同进行资金运作,履行受托人的职责,信托产品发生的风险可以交由委托人去承担,信托公司无须承担额外风险｡
四､ 合格投资者制度促进信托公司改善内部管理､健全风险控制体系,强化信息披露机制
合格投资者委托信托公司进行的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且要承担投资失败产生的风险,因此投资者会更关心信托公司的内部管理､风险控制､投资项目管理､优质项目开发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的高低是委托人选择信托公司的首要依据｡同时从保护委托人､受益人的利益出发,监管机关也对信托公司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因此信托公司在努力开发信托产品､拓展市场的同时,必须努力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健全风险控制体系,才能达到监管机关和合规投资者的要求,在理财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和银行业､证券业相比,信托公司真正从事信托行业的时间还比较短,缺乏进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从业人员素质也有待提高｡虽然近年来信托公司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信托公司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另外,基于合格投资者风险承担者的角色,其对信托公司信息披露程度也势必提出更高要求,包括产品设计情况､信托资金运作情况和清算情况等｡近年来,由于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关于信托公司信息披露和信托资金托管的相关制度,信托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部分信托公司还主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信托资金的运作和清算情况进行见证,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随着新法规的实施,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将进一步完善,逐步满足合格投资者对于信息透明化的需求｡
五､ 合格投资者制度促进信托公司改变营销模式,逐步实现信托产品与其他理财产品的差别化
目前,信托公司多采用公司柜台销售､银行发售等手段进行信托产品的营销｡随着新办法的实施,这种营销模式已不能满足合格投资者的需求｡由于合格投资者承担更多的信托产品风险,其对信托产品的信息需求也就更多,委托人希望信托公司提供更多的一对一服务,使其在投资前对信托产品有充分了解,在资金运作过程中掌握更多相关信息,便于委托人作出投资决策｡由于合格投资者制度提高了信托客户的资金规模门槛,从而降低了单位资金的营销成本,使得信托公司具有提供更多的个别营销的能力｡因此,随着新办法的逐步实施,一对一的个别营销模式将逐步取代目前柜台营销的模式,而成为信托公司产品营销的主要手段｡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2
关键词：风险管理与内控；监管与法规体系； 指标框架及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160-02
信托投资公司是一种以受托人的身份，代人理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金融信托业务、投资基金业务、及担保鉴证业务和租赁业务，少数可以兼营证券业务和发行一年以内的专项信托受益债券，用于进行有特定对象的贷款或投资，并以收取手续费、佣金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作为特殊的金融服务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必然成为其内在的灵魂与核心，而外部监管亦会相伴于经营过程的始终。
一、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1.信托投资公司所面临的主要风险。风险管理是指信托投资公司用于管理、监督、控制其风险的一整套政策、机制、方法与程序。其体系是由针对有风险的业务，进行事前估计分析、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理的一系列制度、流程与实施机构的综合；包括长期风险管理准则、风险管理的战略系统、风险管理的一般流程等。一般而言，信托投资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客户风险、市场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五个方面。
客户风险源自于信托财产所有权风险和信用风险两个方面。市场风险包括市场利率、汇率的波动而引起利息减少、证券跌价、外汇信托投资亏损等风险，也包括同业竞争形成的潜在风险或购买力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是指由于信托投资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实际经营结果偏离预先期望值的可能性，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加以规避或化解；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财务风险和业务开拓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是指来自国家政策的变化或法律监管约束的变更，使得信托资产形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托活动过程中受托人的不良行为给委托人或受益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更要防止营私舞弊风险，即因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或与社会上不良分子勾结一起，进行诈骗、洗钱或套取资金等违法活动而带来的损失。
2.信托投资公司风险管理的一般程序。首先是“风险的识别”，即对企业面临的尚未显化的各种潜在风险进行系统的归类分析，以揭示潜在风险及其性质的过程；风险识别是进行风险管理控制的基本前提。其次，“风险衡量”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对已发生损失的资料进行分析，定性的估计和预测风险程序的大小或严重程度，或者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有关知识，定量的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目前，许多风险管理模型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修正和完善，风险管理的技术也越来越精确。例如，针对信用风险的控制模型，从最初的专家制度、Z评分模型和ZETA评分模型到不断发展的KMV模型和Creditmetrics模型，对信用风险的控制更加科学和有效。第三，“风险评估”是指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衡量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综合分析，测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并通过对某些安全指标进行比较，确定其危害等级，然后根据危害等级决定是否要采取控制措施以及控制到何种程度。而“风险控制”是指在衡量风险和评价后对风险问题采取对应措施的行动，即风险处理的策略和方法；它也是风险管理的核心程序。最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是在前面几个程序的基础上，应对风险控制的执行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价，并不断的修正和调整计划。
3.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运行机制。内部控制是信托投资公司的一种自律行为，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经营行为、有效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框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项要素构成，与其相对应的内部控制可以分为信托投资风险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审计与稽核。
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控制的运行机制就是要构建三道监控防线，实施责任分离和岗位职责管理，建立内部动态风险控制预警和应变体系，监督检查、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保证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总之，信托投资公司要实施有效的内控系统，就必须加强内部控制培训，培育全员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文化。
二、中国信托业主要监管部门及相关法规体系
中国信托业的监管机构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后来监管业务被分散到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但目前中国信托业的主要监管机构是银监会。
中国信托业监管法规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信托投资公司关联交易行为指引、关于信托投资公司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信托投资公司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息披露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投资公司监管的通知、关于信托投资公司开设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和信托专用资金账户有关问题的通知、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控制指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指引、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规范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经营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严禁信托投资公司在信托业务中承诺保底的通知、关于加强信托投资公司部分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案件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关于信托投资公司开展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创新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
而信托投资公司会计报告的法规体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项下财产托管和信息披露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组成。
三、信托投资公司的监管标准、考核指标及发展内涵
1.对信托投资公司风险监管的标准。根据调整后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特点，《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制定了具体的风险监管标准。第一是信托资金的业务限制比例标准，它适用于委托人授权信托投资公司确定运用方式的信托资金；即《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制定了信托资金总额的最高比例，存放银行和购买政府债券的最低比例，投资于股票、公司债券和非自用不动产总额的最高比例，以及单项投资额的最高比例共计四个比例指标。第二是自有资金及有关兼营业务的比例限制标准；即拨付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最高比例，投资股权、公司债券和非自用不动产总额的最高比例，对单个非金融企业股权投资的最高比例，提供担保的最高比例，以及同业拆入的最高比例共计五个比例指标。第三是确定了计提风险准备金和赔偿准备金的比例标准。即针对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中可能发生的两种或有风险，《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明确应分别提取风险准备金和赔偿准备金，并规定这两项准备金只能存放于银行或者用于购买政府债券。
目前，信托投资公司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内部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通过对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实施动态监控、定期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逐步实现了对信托风险的计量与监控。信托投资公司的不良资产率与不良资产规模已呈逐年下降态势，资产质量显现出良性发展状态。
2.对信托投资公司风险管控的主要考核指标。依据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特点，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又设计了经营管理间接折射风险管控的主要考核指标体系，如资本利润率、信托报酬率、人均净利润等。
目前，各信托投资公司的资本利润率更趋于平均化，从其已有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来分析，标准差为9.52%，变异系数为0.65；而信托行业平均信托报酬率已呈逐年下降势态，基本每年都会下降2个多百分点。从信托报酬率分布的离散程度来看，信托行业的信托报酬率水平不仅整体下降，而且两极分化的程度正逐步减缓；33家公司的信托报酬率水平低于1%，有19家公司（占全体公司数量的45%）的信托报酬率低于0.5%。信托行业的平均人均净利润已经逐步回归常态，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3.信托投资公司监管标准的新发展。继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后，中国银监会十分重视监管新标准的实施工作。为推动中国银行业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增强金融体系稳健性和国内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4月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从总体目标和指导原则，提高金融业审慎监管标准，增强系统监管有效性，深入推动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以及工作要求等方面作出了工作部署。
该指导意见从改进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合理安排过渡期等方面对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作出了规定。从建立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安排过渡期等方面对改进流动性风险监管作出了规定。从建立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以及过渡期安排等方面对强化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作出了具体规定。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3
受信托行业信息披露不足，风险难控以及主营业务模式不清晰等问题影响，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上市持非常谨慎态度。迄今，68家信托公司中除了陕国投和安信信托两家上市之外，其他均无缘资本市场。
兑付危机、融资压力剧增成为信托公司当前挥之不去的阴霾，《实施办法》无疑为其打开一扇窗。多位信托公司管理层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信托公司借上市实现净增本增加，能够促进信托业合理有序的发展，提升龙头信托的行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利好行业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讲，多数受访者表示年内恐怕难有信托公司能够实现IPO。
上市门槛不高 半数公司可过
去年银监会下发的“99号文”余温还在，《实施办法》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打破信托行业的无法规现状，并且从注册资本、分类经营到公司再融资条件、监管标准给予明确规定。监管层对信托公司上市明确表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业内哗然。
根据《实施办法》，信托公司申请IPO应具备的主要条件包括：最近1个会计期末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3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0亿元;公司具有良好的成长性，业务在行业内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且在主营业务中至少有一项主要业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最近3年在行业内排名前15名;连续两年监管评级为发展类以上;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信托公司的主要股东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资信良好，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等。
申请借壳上市和新三板上市的信托公司要求则相对宽松，主要包括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最近1个会计期末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最近3个会计年度至少两年盈利，且3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亿元;公司具有良好的成长性，业务在行业内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且在主营业务中至少有一项主要业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最近3年期间有两年在行业内排名前30名。
从当前信托行业发展来看，上市门槛并不高。
除了安信信托、陕国投这两家上市信托外，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另外66家信托公司2011年至2013年的年报信息显示，其中有41家信托公司，连续3年累计净利润超过10亿元，占到信托公司总量的61%。
银行间市场的数据显示，已有49家信托公司了未经审计的2014年财报，其实现净利润总额429.89亿元。2014年排在前十四名的信托公司，均实现当年净利润超过10亿元，达到IPO要求。而能够跨越累计年净利润10亿元这道门槛的信托公司则更多。
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如果仅从3年连续盈利来看，针对信托公司IPO条件并不算高，超过半数公司可达到。
而《实施办法》对信托公司借壳上市或者挂牌新三板的要求更低，大部分公司可以轻松跨过。帅国让认为，这与管理层此前表态鼓励信托公司上市扩大资本金态度契合。
多位信托公司管理层人士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实施办法》将利好信托行业，上市开闸有利于公司净资本增加，化解相关行业风险，促进信托业合理有序的发展、并提升龙头信托的行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当然业内也有不同声音，某信托公司投资总监直言，信托公司作为受政策影响大的机构，上市对于其当前业务发展来看不是好事，很多东西见不了光，所以某些公司并不会立马选择上市，需要有一段时间业务转型调整期。
年内恐难出现IPO个案
据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安信信托、陕国投上市之后，信托公司一直无缘资本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去年长安信托曾向证监会递交过新三板申请，但是最终未能成行。
此外，中海信托也曾申请IPO，中信信托、江苏信托、北方信托等公司寄希望于借壳，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寿辉认为，信托业务在我国开展的时间不长，主营业务模式不清晰，商业模式不稳定，业务变化多，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检验和加强，使得监管层此前对信托公司上市不认可。
虽然政策利好，但是信托公司上市并非易事。帅国让认为，对大多数信托公司而言，有国有资产背景或是地方政府控股，短期内上市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此外，信托公司主营业务不明晰，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是上市的难点之一。华宝证券2014年信托行业研报分析，由于存在交叉违约，使得信托公司债务风险联动性大大增强。当一个违约事项发生时，就会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违约事项也将一块引发。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信托；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化运作
一、信托与私募基金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其它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各种投资基金的运作也蕴涵了信托关系和信托特征。它们脱胎于信托行为，各国的投资基金立法也基本是以信托法为依据的。私募基金作为投资基金的一种，本质上也体现着信托关系，是采取基金形式的信托，它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投资者、机构或者个人募集资金，按照投资方和管理方协商回报进行投资理财的基金产品。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私募基金的重要目标市场，本土私募基金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对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安全、市场稳定和投资者收益都形成了较大影响。截至2010年4月28日，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已达1.1万亿元人民币。
私募基金的规范化运作方式主要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化三种。信托化是指根据信托原理构造，由信托公司发起设立基金，作为受托人接受特定投资者委托投资于设立的基金，同时作为管理人负责基金的运作和管理；作为私募基金的特定投资者，既是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也是受益人，基本上不参与基金的管理和运作。本文主要就此种方式的运作展开探讨。
二、私募基金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信托运作，主要依据《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范，通过信托公司推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来实现。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指为实现共同的信托目的，将不同委托人的资金集合在一起管理的资金信托方式。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指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在这种集合资金信托关系中，信托当事人包括在私募基金信托中的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保管人。
作为委托人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不仅要有相当的投资能力，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委托人必须是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
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是指根据《公司法》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设立的，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金融机构。保管人是指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对信托计划财产负有保管义务的机构。保管人也是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对委托人承担信托义务。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19条的规定，保管人由信托当事人约定，信托公司应当选择经营稳健的商业银行担任保管人。尽管保管人由投资者和信托公司约定，但更侧重于信托公司对保管人的谨慎选任义务。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是指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作为信托委托人的投资者就是受益人，二者是同一的。
三、私募基金信托运作方式的困境及解决
私募基金在我国虽得以迅速发展，但从整体而言，处于萌芽时期，而私募基金的信托化运作方式也只是其摸索着发展的一种尝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法律引导缺失与监管机构混乱
对于私募基金本身而言，在我国长期得不到法律引导与规范，这一方面使得私募基金没有一个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实际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私募基金得不到法律监管，亟待新《基金法》的出台以解决这一尴尬境地。再从私募基金的信托化运作方式来看，目前主要依靠《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来规范，虽使得私募基金的信托化运作变得有法可依，规范了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但相关的制度协调和跟进明显落后于其发展。从监管主体设置来看，根据《管理办法》第40条的规定，银监会是私募基金信托的监管机关。而《证券法》规定，我国的证券监管机关为证监会。私募证券作为一种投资产品，其证券性质毋庸置疑。这造成了我国对私募基金监管机构由证监会、银监会分别对其监督的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发行的不同基金进行监管的混乱局面。随着今后私募基金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度的提高，统一监管的必要性会凸显出来。因而在对私募基金的信托化动作监管上，银监会应尽快建立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尤其是证监会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与协调机制，为统一监管的实现作好准备。
（二）信息披露制度的尚不成熟
私募基金有定期向基金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披露信息的责任。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临时信息信托公司应当主动向受益人披露外，其它相关信息只有在受益人查询时，信托公司在不损害其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才向受益人提供，法律并不要求信托公司向监管机关主动提供此类资料。这一规定无疑将银监会的监管活动推到其极被动的地位。如果信托公司对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不主动向监管机关报告，监管机关则很难发现信托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以监管私募基金市场上的风险。另外，信息披露中的各方当事人太过单一。《管理办法》规定信托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信托公司，受益人有权向信托公司查询与其信托财产相关的信息。银监会依监管职权，也有权要求信托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可见，在私募基金信托的信息披露关系中，只有信托公司和受益人、信托公司和监管机关之间两对关系，而忽略了保管方。其实，保管方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其对信托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直接相关，既应当负披露义务，也有权要求信托公司依法披露相关信息。问题的关键在于保管人的选任上。如果按照现行法律及实务的做法，由信托公司对保管人的选择享有决定权，这样保管人就很难监督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改变这一现状的做法是改让受益人大会来选择或更换保管人，而不是由信托公司来选择保管人，以落实保管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发挥其监督功能。
（三）缺乏自律监管机制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证券市场监管机制。我国《证券法》第102条、第九章规定了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为组织的自律监管机制，其与国务院证监会的政府监管相配合。对于私募证券的信托化运作，显然不适用证券法的相关规定，私募基金信托的自律监管机制尚付阙如，自律监管的优越性无法在这一投资领域得到发挥。建立私募基金信托的自律管理，应当参照现有的证券业协会自律管理模本，发展涵盖但不局限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而是以信托公司业务管理为内容的自律管理制度。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5
幸福的挑战
信托作为资产管理的一种方式，本身具有灵活的需求满足功能、灵活的财产运用方式和灵活的资产配置方式等制度优势，这也将长期构成信托公司在中国资产管理市场上的独特竞争优势。年均万亿元的增长步伐、第二大金融机构的有力竞争者――中国信托业自2007年“新两规”实施以来，资产规模不断刷新纪录――2007年9491.53亿、2008年1.22万亿、2009年2.01万亿、2010年3.04万亿、2011年4.81万亿元、2012年1季度5.30万亿元。
中国五矿集团旗下的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公司的第一批员工只有13人，刘永和是其中之一，角色是信息管理部总经理。作为公司的IT掌舵人，刘永和面临的境地可以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来形容。首先，五矿信托的决策层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信息管理部（最初为信息技术部）是公司最先成立的部门，而且高层对信息化工作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但绝不干涉”，这使得刘永和的工作开展变得相对顺利。在五矿信托，是IT部门引领业务部门，而不是业务部门牵着IT部门走。然而，由于中国信托业的历史较短，从成型到现在也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再加上银监会要求每一个信托项目必需独立核算和运营，繁多的项目管理也增加了信息化的难度和复杂度。因此我国信托行业在信息化上一直没有形成成熟统一的思路、架构和模式，需要五矿信托在实践中摸索和创新，这非常考验刘永和及其所率领的IT团队的勇气与魄力、经验与嗅觉。
如刘永和所言，信息化担当什么角色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意愿。五矿信托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希望借助信息化手段提高公司内部信息流通效率，以此来降低人力沟通成本；尽可能提高信息透明度，便于掌握信息各部门及时把控相关风险。然而，由于各应用系统随信托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信息处理量的不断增容，而各应用系统间信息链条缺失，造成大量信息孤岛，无法形成有效的可服务于公司管理的信息资产，这是五矿信托信息化所面临的客观事实。根据刘永和理解，企业信息化的目标应该是达到一种“连接与服务每一个人”的境界。五矿信托信息化建设目标是将信息作为资产进行管理，强调信息化整体效果，通过信息化手段减少公司内不同职能部门员工问的重复劳动，增强系统使用者体验，提高信息应对反应速度。
大体系谋略
因此，刘永和对信息孤岛是零容忍，并称之为“信息垃圾”。刘永和说，五矿信托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信息化体系而不是各自为战的信息系统。这是怎样一个体系呢？根据刘永和的解释，就是以五矿信托核心信息系统――协同办公系统为核心平台，以项目管理为中心，依托办公流转，将公司7个业务信息系统（计划财务系统，信托财务系统，业务流转系统，证券投资系统，投资估值系统，受益权账户管理系统和档案系统）串联在一起，环环相扣，弥补应用系统间信息缝隙，实现信息资源的统一、共享和快速访问，最终建成具有五矿信托特色的协同办公体系。
为了让信息化形成体系，五矿信托结合公司发展战略、业务开展、市场趋势以及法律法规遵从需求拟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鉴于公司新成立，信息化基础为空白，为全面支持公司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自市场采购信托行业内成熟的产品投入应用支持，投放应用支持范围包括基础设施、通讯应用（邮件、即时通讯、电话、视频会议、短消息、电子传真等）、业务应用（财务、信托业务、受益权登记管理、资本市场投资及估值、电子档案、客户管理、办公协同等）。第二步，基于信息资产再利的目的，依托办公协同系统，逐步完善公司内部信息链条，实现各系统信息标准统一，主要实现内容包括单点登录、项目信息各应用系统统一、信息集中采集、工作流统一。逐步形成具有五矿信托特色的办公协同体系和客户管理体系。第三步就是在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建立信息数据中心，基于第二阶段自各应用系统抽取相关数据，筹建五矿信托综合统计报送体系。
协同办公体系核心在于协同办公平台的启用，协同办公平台一期主要是解决行政办公业务流程以及各应用系统单点登录和组织结构同步；协同办公平台二期项目主要目的是构建协同办公体系，这是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项重要工作。
付诸行动
协同办公平台二期于2011年9月启动，依托炎黄盈动（国内首家BPM业务流程管理软件和服务提供商）的AWW BPM业务流程管理开发平台，五矿信托的IT团队在与炎黄盈动项目人员共同努力下，分别进行了业务流程调研梳理、系统需求调研设计、研发测试、历史数据迁移等工作，历时9个月，于2012年6月底上线试运行。至此，五矿信托行政办公和业务办公操作全部移植至协同办公平台，同时全面满足移动办公需要。其它应用系统作为协同办公平台的支撑，与平台提供项目信息保持一致，自平台获取项目信息的同时，向平台输送数据。
五矿信托携手炎黄盈动打造的协同办公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大大提高了五矿信托的合规管理和经营。由于银监会对信托公司有极强的流程管理的要求，在两期项目过程中把法律及合规要求融入到每一个流程节点中进行管控。真正实现了端到端的流程管理，特别是投资项目管理从项目储备一直到项目结束，中间所有环节完全由待办任务完成。体现了BPM业务流程管理从梳理到落地、集成、分析全过程的管理。平台柔性最大的亮点体现在两个月前银监会对信托公司提出EAST要求，五矿信托借助炎黄盈动的流程平台快速第一家实现银监会要求，为信用评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协同办公体系之外，五矿信托的大信息架构下还有另一体系――客户管理体系，因为对于金融公司来说，业务与服务同样重要。具体的体系架构包括：网上客服互动、400电话、呼叫中心、网上交易查询、短信平台、邮件平台、客户资产状况、客户信息收集、市场营销管理、市场活动管理、客户经理记事本等内容。客户管理体系于2012年初启动建设，目前依然在建设实施中。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6
证券投资信托已成为当今降低证券投资风险，平衡证券市场投资供求关系，进行有效投资，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有效形式。祖国大陆的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是于1992年以证券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证券交易活动之中的，然而，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7 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对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和证券投资基金事业的运作规则并未作出规定。目前，祖国大陆对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募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等，主要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调整。
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基金资产的实际经营者，所以，如何设定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公司，以下同）的法定义务，或者如何依照法定义务设定其管理和运作基金募集资金的法定准则，达到既有利于投资利益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减小投资风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每一个证券投资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大众投资者（包括基金受益人，以下同）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等切身利益，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值得认真探讨。
二
目前，世界上各国的证券投资信托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模式设定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契约型，即以证券投资信托合同为基础连结有关当事人，组织经营证券投资信托；以运用信托财产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者（如证券投资基金）为委托人，以投资者为受益人，以受托银行为受托人，三方当事人组成。其中委托人发行证券投资信托受益凭证由投资人购买，并由委托人指示受托人对基金募集到的资金进行保管。另一类是公司型的，即以证券投资为目的成立公司，由该证券投资信托公司以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人购买股票而为股东，分担公司证券投资盈亏；公司和股东之间不以信托合同而以公司章程为基础。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依规定将其信托资金交由保管机构保管，因此亦同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一样有三方当事人。（注：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3月再版，第215页。）这种由公司募集到的信托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投资基金在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组织；在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募集的资金。所以一般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既可以指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也可以指从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的组织募集的证券投资信托资金。
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既是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形式也是证券投资信托资金，所以，不管是按照传统财产信托法原则建立的由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投资与经营关系，加之由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监督保管关系共同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按照现代信托商业化的法律原则构建的由基金管理人（代表投资人）与基金保管人，三位一体签订一个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基金管理人始终是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注：参见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 ）按照财产信托法的基本原则，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人向基金投资，把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并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对投入资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完全是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人格和能力的信任；基金管理人有对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和基于对利益负责的基本责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或法规都围绕这两方面设定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法定义务。从此意义上说，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主要是为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人（包括受益人）的利益而设定的。
三
按照基金管理人有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根本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有以下法定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应与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相分离，其管理的第三人的资金也必须与基金的资金相分离。这是保证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独立性，督促基金管理人勤勉经营管理证券投资信托资金，便于监督审查基金的资金营运状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假基金资金从事不正当活动所必需的。
中国证监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 项中就有“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和管理人的资产相互独立，保证不同基金在资产运作、财务管理等方面相互独立”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则将此义务同时设定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的共同义务。台湾地区1981年、1996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以下简称《管理规则》）第23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募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有独立之会计，并应依“证管会”文规定作成各种簿册文件。台湾地区1983年、1995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12条第1款、第2款规定， 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由基金保管机构分别基金帐户独立设帐保管之；基金保管机构应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独立于其自有财产之外。香港地区《证券条例》对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也无具体的规定，香港证监会1990年制定、1995年最新修订的《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此义务没有规定，而香港《受托人条例》第89条规定：“信托公司以受托人身份收取或持有的所有款项、财产及证券，须经常与公司的款项、财产及证券分开保存及记帐……”
（二）基金管理人不得用自己的资金或者用与其有信托契约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基金管理人作为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如果禁止其用自有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在法律上就设定了其经营管理上的利益应当主要来自于信托契约约定的，从经营运作证券投资基金资金的盈利中提取报酬；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业务活动应专一为基金服务。基金的资金投资所带来的获利条件或者机会应当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所有，非经他们同意，不得为别人所利用。基金管理人必须绝对忠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不但自己不得利用经营基金资金带来的机会为自己牟利，也不得以此为第三人牟利，更不得拿着投资人和受益人支付的报酬为自己或第三人做事。
关于这个法定义务，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中第3项是类似条款， 但是其仅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而对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买卖证券的问题则无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则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而对基金管理人为基金以外的第三人或用第三人资金以自己名义买卖股票的问题则无规定。香港《守则》则无此方面义务的规定。
（三）不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
的禁止行为中的第12项“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就是对基金管理人而设定的这项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和第5项规定， 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同时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禁止买卖与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都是针对基金管理人的义务。（注：根据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 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是指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及其运用基金从事证券及其相关商品的投资。）香港《守则》规定，如果管理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拥有一家公司或组织的任何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超过该证券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0.5％， 或管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级人员合共拥有的该类证券的票面值超逾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5％， 则有关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该类证券之上。
至于何谓与基金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祖国大陆《暂行办法》没有具体的解释，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解释是“持有该基金已发行股份总数5 ％以上的公司或者指担任基金经理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的公司”。这种利害关系交易因为大多数是受关联公司控制的，极易损害基金大多数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当属禁止之列。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正当的这种关联交易，必须由基金管理人征得基金的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禁止或限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与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买卖。这是防止基金管理人利用经营投资基金之便利为自己以及与其关联人员，牟取不当利益的根本措施，也是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基本要求。
祖国大陆的《暂行办法》及其实施准则中均无此项义务的规定。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27条第1 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事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其关系人，除经证管会核准外，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决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卖某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起，至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再持有该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止，不得参与同种股票买卖。”依此规定，基金经理公司之内部人员无法与投资信托基金为股票买卖交易之可能。（注：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6页。）关于上述“关系人”，该《规则》第8条规定为“股东为自然人者，指其配偶、 二亲等以内之血亲及股东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之企业；股东为法人者，指受同一来源控制或具有相互控制关系之法人”。香港《守则》关于对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集合投资计划管理的公司一般责任中规定，自行管理计划的董事不可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进行任何交易。并规定，管理公司、投资顾问、该计划的董事或他们的关联人士，如果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交易，必须事先征得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守则》对“关联人士”的界定是“就一家公司来说，指：（1 ）直接或间接实益拥有该公司普通股本20％或以上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公司总投票数10％以上人士或公司；（2）符合（1）款所述其中一项或全部两项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3 ）任何与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的成员，或（4）任何在（1）、（2）或（3）款所界定的公司及该公司的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五）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管理和运作基金的资产。证券投资信托既是信赖关系又是委托关系，按照大陆法系民法委托和信托法的基本原则，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投资人投入基金资金的实际掌管人，其有义务亲自运作基金资产，不经基金投资人或保管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人运作。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4 项中有“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资产”的规定。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以及香港《守则》对此义务均无作出规定。
（六）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计算由其经营的基金资产的净值并作出公告。这也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与负责的基本要求之一。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6 项中有“按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单位每份资产净值”的规定。并在第19部分关于“基金的信息披露”中规定“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每周至少公告一次”。香港《守则》规定，管理公司对集合投资计划的最新资产净值必须最少每月一次在香港最少一家每日印行的主要报章公布。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每日公告前一营业日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每一受益权单位之净资产价值；在国外发行受益凭证募集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得每周公告一次。
四
按照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资产以及基金受益人基于基金资产可获得利益负责的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应当对基金资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合理的注意。为此，基金管理人有以下三方面主要法定义务：
（一）遵守用基金资产投资范围和品种的限制。设定这方面法定义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范基金的投资风险。这种受限制的投资范围和品种具有较大的风险，于基金资产的安全和平稳获益不利。关于这项义务，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确定的有：禁止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禁止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禁止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行为等义务性规定。香港《守则》规定的禁止集合投资计划提供期权，第7.15条规定的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任何类别的地产（包括楼宇）或地产权益（包括期权或权利但不包括地产公司的股份），第7.16条规定的不可进行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净值10％的证券卖空，第7.19条规定的不可取得任何可能使集合投资计划承担无限责任的资产等内容，就是这方面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1项、第3项、第6项规定的“不得投资于未上市、未上柜股票或其他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受益凭证”，“不得从事证券信用交易”，“除经受益人请求买回或因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续而收回受益凭证外，不得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入该基金之受益凭证”等，也是此类义务。
（二）遵守对可能危及到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的经营活动的限制。这类义务所限制的主要是一些非投资性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会给基金资产带来较大风险的基金管理人自身经营活动。
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中规定的禁止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券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以及《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 项中规定的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等就是此类义务。香港《守则》第7.18条和第7.22条规定的未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不可进行放贷、承担债务、进行担保、背书或直接地为任何人士的责任或债项承担责任，以及集合投资计划不得借进超逾其总资产净值25％的款项；台湾地区《管理办
法》第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不得为放款或提供担保”和《管理规则》第17条规定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之自有资金不得贷与他人或移作他项用途”，“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不得为票据之背书或其他保证行为”等均属此类义务。
（三）分散基金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和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为要求，规定基金管理人在法律允许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经营范围内进行投资经营时，应当做到投资品种和具体项目多样化以及保持各项投资与基金资产之间的一定比例。
祖国大陆对此项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暂行办法》第33条对基金投资组合的限制中，即：“1个基金投资于股票、 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1个基金持有1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1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等。
香港《守则》对此类义务规定有多个条款，主要有：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则该计划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0％（第7.1条）； 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任何类别的证券，则其所持数量不可超逾该类别证券的数量的10％（第7.2条）； 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并非在市场上市或挂牌的证券，则其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5％（第7.3条）； 集合投资计划最多可将其总资产净值的30％投资于同一种发行类别的政府及其他公共证券之上（第7.4条）；集合投资计划投资在非用作套期保值的认股权证及期权的价值，不可超逾其总资产净值的15％（第7.6条）； 提供证券投资组合的买入期权，以行使价来说，不可超逾集合投资计划的总资产净值的25％（第7.8条）；集合投资计划可以并非为套期保值而订立金融期货合约，但就所有未到期的期货合约来说，该等合约价格的净总值，不论是须付予该计划或由该计划支付，连同该计划所持有的实物商品（包括黄金、白银、白金及其他金条）及以商品为基础的投资（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或贸易的公司的股份除外）的投资的总值，均不可超逾该计划得总资产净值的20％（第7.10条、第7.11条）；集合投资计划如持有其他集合投资计划的单位或股份，其总值不可超逾计划本身的总资产净值的10％（第7.12条）；如果卖空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逾其总资产净值10％的证券，则不可进行卖空（第7.16条）等等。
五
在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信赖方面的具体法定义务中，祖国大陆现行的相关法律规范对“禁止或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其所管理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这一义务没有规定，无疑是重大不足。因为在《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规定中，并不全面禁止基金管理人用自有资金买卖证券，如果在未征得基金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不包括该基金所发行的受益凭证在内的证券买卖，是严重违背财产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受益人的基本利益及其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授权的。而且祖国大陆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基金管理人的这项义务，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活动的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也无法用《财产信托法》中确定的有关受托人基本义务的规定来转引规范。
关于“禁止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这一义务，《暂行办法分只将这种“禁止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的证券”限定在“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范围内，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关联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以外，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那些与基金本体有关联的公司（如对基金投资控股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也同样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同样有义务不得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这种“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至于这种“利害关系”的具体界定标准，祖国大陆的上述两个法规均无规定，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无相应的规定。如此，该项法定义务全无操作性可言。所以，用基金资金来为基金的关联公司、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关联公司提拉、接托其发行的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立法效力和形式属于最低一级的，理应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定规立制，太空泛、太原则，等于没有规定。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公告基金净资产义务的期限要求是封闭式基金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至少每周公告一次，这与香港地区的规定比较接近，但是祖国大陆股市的理性程度、监管措施等都没有香港成熟；为增强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责任以及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忠诚与信赖，基金管理人公告净资产义务的时间限制可以向台湾地区的规定学习，把这一时间限制的要求提得更高一些，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均要求每星期最少公告一次基金净资产值。/P>
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制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几经修订，日益完善和丰富。有的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中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基金与基金经理公司之间为证券交易”与“基金经理公司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为证券交易之禁止”的防范义务，而是从《管理规则》第27条第1 款禁止基金经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参与基金持有的同种股票的买卖的规定中推导出来的，实属一大不足。（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其实，此言有些片面， 因为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已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之买卖，所以就自然包括了禁止基金经理人与基金之间为上市证券之买卖。
另外，有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有些绝对，如果基金为应付受益人大笔赎回受益凭证的要求，而另一新设立的基金持股比率过低应买进股票时，这种基金之间相互买卖股票，对两者均有利，如经“证监会”核准，可以相互买卖。（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 月版，第349～350页。）此言有理，对完善台湾地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有益。
香港《守则》是由香港证监会制定的，虽然不具有像政府首长批准的法例那样的法律效力，但是，该规则是香港证监会根据香港《证券条例》和《受托人条例》等法律制定的，也具有相对的法律约束力；香港证监会对违反《守则》的基金经理公司、基金受托人、基金托管人等，可以取消其从事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资格；对行为人同时还违反《证券条例》构成犯罪的，有权提出。在英美法系的规则下，香港《守则》也是香港地区证券法渊源之一。
香港《守则》未将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基金资产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予以规定，是由于英美法系的财产信托法比大陆法系的更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依法律和契约由受托人及其人享有权力负担责任，而且不像大陆法系的信托法那样强调信托财产授予人与受托人及其人之间的人身信赖与忠诚关系等因素决定的，如香港《受托人条例》第25条就明确规定受托人无须亲自行事而可委托人行事。而台湾地区《财产信托法》第25条已规定：“受托人应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信托行为另有约定或有不得已之事者，得使第三人代为处理。”所以台湾地区在调整证券投资信托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基金管理人有必须亲自管理基金资产义务，乃无大碍。祖国大陆因为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而且在民商法领域的立法习惯采用大陆法系的原则为多，所以在规范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法规中规定这一义务是完全有必要的。
由于祖国大陆《证券法》第68、69、70、183条， 香港《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以及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 条（之一）均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证券内幕交易的防范内容，因此在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关专项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中，都没有对“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买卖其任职的管理人所经营的基金发行的证券”作出限制性义务规定。这并无不妥。如果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相关人员买卖这种证券不构成“证券内幕交易”，就是没
有危害性的，则理所应当不予禁止；如果这种证券交易是利用该基金内幕信息进行的，则应按《证券法》设定的“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进行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卖自己参与管理工作的基金所发行的证券就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内幕交易”，并无特殊性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专门法律的一个比较重要欠缺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和全面。（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
六
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应保障和维护基金资产的安全与稳定增值方面的义务中，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围绕限制用基金资产的投资范围与品种、限制基金管理人的非投资经营活动、分散基金资产的投资品种与投资比例等方面设定具体的法定义务，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侧重面。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进行的投资范围和品种”这类义务，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房地产和要负无限责任的财产”。台湾地区参照美国的立法还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于未上市证券”、“未经受益人请求或基金本身终止不得用基金资产买入本基金受益凭证”等义务。因为未上市证券兑现困难，不利于资金流动增值，而且基金买入这种证券后总资产净值也不易计算。香港结合《证券条例》允许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规定，在《守则》别对“基金本身不可提供期权”及“基金不可进行有义务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10％的证券卖空”作了规定，以保证基金本身的稳定。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并不开放证券期货交易，故无须对此作出规定。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用基金资产购买未上市证券”义务，值得祖国大陆和香港借鉴。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从事的非投资性经营活动”这类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对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从事抵押、担保、放贷、拆借等活动予以禁止；只是香港在原则上禁止的同时尚留有余地，即只要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还是可以进行上述活动的。这是香港地区奉行注重依法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同时尊重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具体表现。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不得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的义务，其实已经包括在“限制基金投资比例”方面义务之具体的“禁止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 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规定之内了。所以这项原则性义务的规定完全可以取消。
至于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以及“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两项义务，体现了国家对防范基金资产风险的干预和强化管理的原则。这样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也是合适的。
关于基金管理人“分散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围绕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只能占该基金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以及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只能占该公司发行证券总额的一定比例而展开。虽然各自限定的投资最高比例各不相同，但都把投资额限定在占基金自身或者占发行证券的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较低比例上（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较低，平均为10％，香港地区较高一些，为20％左右， 投资公共债券可略高些， 达30％），以此减少基金资产的投资风险，限制基金管理人谋求对发行证券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1 个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及“1 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两项义务，较适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和投资基金活动时间短、投资和管理经验不成熟的实际情况。相对而言，台湾地区对这方面义务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关于一基金投资于同一公司的总额占该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比例限制，以及一基金投资于任何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占该基金净资产价值的比例限制两项条款。香港地区的这方面规定最为丰富和具体。
七
由于祖国大陆毕竟是在实践不充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着手制定调整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法律规范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从借鉴港、台地区的有益经验出发，祖国大陆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规范中，当务之急主要应增加“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未上市证券”等针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并对“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发行上市证券的公司”作出具体的界定。
祖国大陆现行设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的形式，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法规中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条款出现的。这样规定的义务性内容，如果在投资基金契约中作了约定，便有约定义务效力。如果未在投资基金契约中加以约定，则这些带有限制基金管理人行动的义务也没有什么必须要求其做到的强制力。也正应为如此，前述《实施准则》中规定的有关限制基金管理人活动的约定契约义务的提示性具体内容，只能称为具有针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的内容，而不是对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的直接规定。应当将这些内容作为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单独用条款列出，同时再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在约定义务时，可以或者必须把这些法定义务作出约定和具体化。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7
一、抵押法律关系分析
《物权法》第179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仔细分析该条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抵押包含两种基本的法律关系，即债的法律关系和担保法律关系，其中债的法律关系是主合同，担保法律关系是从合同，即担保合同的效力从属于主合同。抵押权的成立以债权的成立并生效为前提条件，只有主债权成立并生效，抵押权才能成立并生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就无效。
第二，《物权法》未对债的类型作出限制。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抵押担保的债的类型，《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王利明教授认为:对各种合同产生之债，甚至非合同之债，只要是合法产生并已生效的，都应当允许当事人通过设定抵押进行担保，法律上没有必要对此进行限制。可见，债不仅指借款法律关系，只要符合债的特征，均可以设定抵押。
第三，债权人和抵押权人具有同一性。即使是最高额抵押和债权发生前的抵押也不例外，虽然这两种抵押设立时实际债权尚未产生，但当实际债权产生时抵押权人必须与债权人吻合才符合担保法的原理。
上述抵押法律关系的分析是登记机构在办理抵押登记时需把握的基础和原则，不管债权的形式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在办理抵押时其法律关系都要符合上述特征。以下本文将针对一些新型主体申请抵押登记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分析。
二、一些新型主体申请抵押登记时需注意审查的相关问题
1信托公司
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由此可见，信托公司办理信托业务时申请办理的抵押登记涉及到以下几种法律关系:委托人和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关系，信托公司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法律关系，抵押担保法律关系。
信托和最大的区别在于受托人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在法律关系中，人只能以被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而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受托人在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对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过程中均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在办理信托公司申请的抵押登记时，应当将抵押权人登记为信托公司，而非委托人。
另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7条:设立信托公司，应当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领取金融许可证。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0条:信托公司固有业务项下可以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等业务。投资业务限定为金融类公司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上述规定，在办理抵押登记时需注意审查信托公司是否有金融许可证以保证主体的适格性。
2基金管理人
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基金法律关系中涉及三方主体，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负责发行并按照基金契约的约定，以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托管人承担为基金持有人保管基金资产的职责，基金持有人则通过购买基金，委托给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是基金的委托人和受益人。
基金发行分为公募和私募。公募基金是受政府主管部门监管的，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的投资对象限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证券，一般不会涉及抵押登记。私募是相对于公募而言，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由于其投资渠道相对宽泛，基金管理人为尽到勤勉、审慎管理和处分基金财产的义务要求投资对象提供担保，这时就会涉及到办理抵押登记。
基金法律关系的实质是信托关系，其不同于关系，虽然实际的出资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但其在申购基金财产时即丧失了对该基金财产名义上的所有权，即该基金财产名义上的所有权从基金份额持有人转移到了基金管理人，如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登记为抵押权人则违背了债权人和抵押权人的同一性原理。基金托管人的职责主要是监督和规范基金财产的管理和运用，防止基金管理人侵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其并不享有对基金财产名义上或者实质上的所有权，因此，基金托管人也不是适格的抵押权人。因此，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发行中的抵押权人，既符合《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基金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又符合信托原理、债权人和抵押权人的同一性等相关法理，是适格的抵押权人。登记机构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应将基金管理人登记为抵押权人。
需要注意的是，《基金公司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投资基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12条规定: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担任基金管理人，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第46条规定:投资人缴纳认购的基金份额的款项时，基金合同成立;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第44条的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基金合同生效。第119条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完毕，经注册、登记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分别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基金行业协会备案。
可见，发行基金监管部门是证监会，登记机构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基金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但是为确保基础法律关系的合法性以及基金合同已成立，在办理基金管理人申请办理的抵押登记时，要注意审查基金管理人是否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成立的文件以及基金合同已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证明材料，以避免由于基础法律关系无效而导致抵押登记被法院撤销的行政风险。
3全体债券持有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第3条规定:申请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第23条规定:公司应当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第24条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第25条规定:公司为债券设定担保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约定担保财产为信托财产，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发行前取得担保的权利证明或其他有关文件，并在担保期间妥善保管。
公司为发行债券以房产抵押作为担保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时，债权尚未发生，债权人(债券持有人)尚不确定，但必须办理抵押登记，此时就涉及到公司发行债券以房产抵押作为担保时如何判断抵押权人的问题。本文认为债权是否实际发生并不影响抵押权人和债权人的同一性，全体债券持有人应为抵押权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只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其和全体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法定。因此，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越俎代庖，侵犯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办理抵押登记时，由于全体债券持有人尚未产生，且是个概括抽象的概念，不可能由其到场办理，因此，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其法定人可以其申请办理抵押登记。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回复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的《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为公司债券持有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也明确:鉴于债权人具有不特定性，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有关规定依法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以及当事人之间没有禁止代为办理抵押登记约定的情形下，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全体公司债券持有人(抵押权人)申请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另外需要特别审查公司发行债券是否已经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以确保基础法律关系的合法性。
4典当公司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这里的典当不同于典权。典当和典权的区别在于:(1)前者是担保当金的回赎，后者是以使用和收益为内容的用益物权;(2)估价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典当物不适用流质条款，后者适用流质条款，即如果出典人超过期限未赎回典物，典权人可以直接取得典物的所有权;(3)房地产典当不转移占有，而典权以占有为前提。
典当的设立是为担保债权的实现，其目的在于债务人不按期偿还当金时，典当公司可以获得优先受偿权，其法律关系完全符合抵押法律关系的特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本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的函复》有所印证，认定双方的约定仅仅是以当票形式的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应按照抵押借款合同纠纷处理为宜。
另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巧条规定:收到设立典当行或者典当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后，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将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由商务部批准并颁发《典当经营许可证》。第25条规定:经批准，典当行可以经营下列业务:(三)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第36条，当物的估价金额及当金数额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房地产的当金数额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估价金额可以作为确定当金数额的参考。典当期限由双方约定，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因此，在办理典当公司申请办理的抵押登记时，应收取《典当经营许可证》，并应注意审查房屋典当期限是否未超过6个月，申请办理的抵押不能是在建工程抵押。
5融资性担保公司
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融资J陛担保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反担保。
所谓反担保，是指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债务人应第三人的要求为第三人所提供的担保。其目的是确保第三人追偿权的实现。反担保的成立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1)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了担保。因反担保依附于担保而存在。因此，只有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了担保，方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能成立;(2)债务人或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向第三人提供担保;(3)只有在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抵押或质押担保时，才能要求债务人向其提供反担保;(4)须符合法定形式，即反担保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移交占有的，应当办理登记或转交占有手续。
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新行办法》第8条规定: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由监管部门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第21条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下列活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及监管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根据以上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只能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债务人提供保证业务后，要求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反担保时，才能作为抵押权人接受抵押担保。而不能直接在发放贷款后要求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抵押担保。因此，登记机构在办理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时，必须是反担保法律关系，需收取的主合同包括借款人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人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另，审查抵押权人主体身份证明材料时需注意其是否具有相关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
6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为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创设的可以从事贷款类金融业务的企业。根据银监会和央行2008年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政策，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其合法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此外，还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资料。小额贷款公司应向注册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领贷款卡。
可见，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其作为支持三农发展的创新企业，发放贷款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其在发放贷款时涉及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和银行没有区别，均为借款关系和抵押担保关系。因此，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抵押权人既有现实需求，又没有法律和政策障碍，登记机构应当为其办理抵押登记，只是在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时需注意审查其是否有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 房地产 投资信托 地产公司 融资
作者简介：马骁宇，人民法院出版社。
一、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并未针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出台专项立法，我国的法律中涉及房地产信托的相关条文可以说是遍布于各个部门法当中，例如信托法、证券法等部门法。
其中，涉及信托的立法可以在《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法中寻得踪迹。
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立法通常散见于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城市房屋转让管理办法》、《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等。
证券领域的立法则主要被规定在《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部门法当中。其中涉及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1.在我国信托界，《信托法》可以说是母法，同时它也是针对信托领域的其他问题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和根据。这部法律对信托的定义、信托财产的范围、经营原则以及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均做出了一般性的规定。
2.《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如何称呼信托公司、如何管理信托公司的注册资本、可以从事哪些业务、内部架构与管理体制、如何确定关联交易、如何划定谁是合格的投资者等。该办法将信托公司的固有业务范围进行了极大压缩，注重对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的规范和发展，同时针对信托公司的注册资本体制实施了大幅改革，在具体管理方法上，对其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办法。该办法站在委托人与受益人的立场上，对信托公司究竟应该承担哪些具体职责进行了明确，同时还创设了“受益人大会”这一新的法律概念。出来上述这些内容以外，该办法在监管方面还进行了大胆地创新。
3.《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信托领域的实务操作作出明确规定，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定义、信托计划的设立条件和程序、委托人需具备的条件、如何对风险申明书进行认购、签订信托合同的具体事宜、如何对信托财产进行妥善管理、管处信托资金后如何制定相关报表、受益人大会由哪些人构成以及如何形成决议等内容。该办法还对委托人进行了精确限定，同时严格划定了自然人的数量，但是机构投资者除外。
4.《信托公司治理指引》规定信托公司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合理优化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成效，大力支持信托公司吸纳优秀的投资伙伴，引入专业的管理精英。该指引同时还针对信托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关及各地的政府监管机关应履行的职责做出了详细规定，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求上述管理机关在对信托公司实施监管时要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特殊情况特殊对待，逐步扩大监管范围，积极引导信托公司实现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
5.《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信托投资公司如何披露信息、哪些可以披露及如何进行披露。投资公司的经营现状、统计报告、账目明细等内容均应被写入公司的年度总结，同时，若上述事项属于临时重大事项，也应作出总结。
6.《证券法》的内容主要由何为证券、如何发行证券、证券如何进行交易、怎样上市、信息如何披露、哪些行为被禁止交易以及如何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
7.《证券投资基金法》内容包括何为基金管理人及托管人、如何筹集基金及其如何交易、基金怎样进行运作、基金所有人有哪些权利等。
8.《公司法》，顾名思义，它主要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约束力同样适用于信托机构的内部法律关系。公司型信托机构从出生到死亡也需要遵循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除此以外，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打破了旧法对公司对外进行投资的一些限制性条件，这种做法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不足
（一）组织形式方面的法律缺位
信托投资公司集中加入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组合方式运用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融资于房产开发项目；信托贷款合同和信托投资协议将由信托投资公司和开发商同时进行签订，并为开发商偿还贷款和开发商股东回购股权合法的担保方案设定出来。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了信托，但是很多不同之处存在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和信托之间，专门针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专项法规还是应当制定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
依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体现出下列特征，即公开筹集性、相对封闭性等。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基金制度在进行架构时的核心要义就是如何才能做到切实维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以前相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需在两百份以下，且每份合同之金额需在五万元以上。这就决定了信托投资规划具体实施时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募集。而根据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之规定，在单独的信托计划中，自然人的数量上限为五十人，而合乎标准的机构投资人的数量自由。新法的这种规定极大拓展了信托计划的规模，使得房地产投资信托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自身流动性强的优势。一方面，公司型基金在与信托型基金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彼此之间时刻能够感受到对方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样就可以迫使它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以期能够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较之信托型基金，公司型基金内部具有更加健全的治理结构，这就有助于投资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与信托型房地产投资信托不同，公司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并未授予管理人以全权，取而代之的是部分授权的监管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投资人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实行递进式的部分授权。房地产投资信托采取何种运营方式取决于该公司的经营现状如何，而上述两种类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型的运营情况要明显超过信托型。 但是，新法对旧法所进行的调整看起来似乎依旧没能切中要害，这其中，新法在 “合格投资人”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调整，将投资人的标准设定得有些过高，这无形中挫伤了众多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与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另外，有关哪些委托人可以成为受益人的规定也偏离了信托领域的原有轨道，与信托的核心精神及信托法有关规定无法实现无缝对接。
（二）业务经营方面的法律缺位
尽管我国当下针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实行的是类似计划经济的模式，法律保障已经一定程度的具备了，但是这些法规还没有完全满足对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要求。根据我国信托投资领域的相关立法的规定，只有在信托合同的份数不超过两百份，且每份不低于5万元金额的情况下，信托投资公司才有权利对信托资金进行集合地处置。这条规定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融资规模进行了大大的限制，也把较大型房地产项目的融资之路阻断了。第4条，禁止公开的公共媒体营销宣传的规定，把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融资形式完全钳制住了，即只能使私募的方式被采取。
我们应当看到，当下，我国房地产领域因产权而提起的民事诉讼频发。刨根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两方面的原因，这其中历史因素固然应考虑进来，但我们应给予重点关注的是我国的现实国情，那就是我国针对房地产的立法规制仍旧有诸多亟待解决的缺陷。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托业在其国内早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且成熟的行业，这一行业投资对象主要是面向那些相对发展完善的物业，因为只有以它们为投资对象，房地产投资信托方能获得可靠的资金收入，这就要求上述的商业产权应确定和完备。然而，反观我国目前的现状，若想满足上述要求其难度可想而知，退一万步讲，即便信托业在我国创建成功，但那也无法解决我国当前房地产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及诸多房地产商在开发房地产时压根儿就不曾获得其所开发土地的使用权。
另外，房地产开发商想要获得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资金来源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应当是所开发房产的所有权人。然而，我国的现实国情却是，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完成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后，通常是将其产权分割为数份并同时面向社会不特定的购房者进行发售，这就使得每一个买房者都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房屋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商如果想以其拥有的房屋产权对外募集资本，囿于其自身所持有的产权状况而难以在证券市场上获得立足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信托财产及其投入市场的方向作为房地产投资信托中的重要内容，它往往与产权及其孳生的其他权利密切相关，在产权无法确定的场合，房地产投资信托也只会是一纸空谈。同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只有信托投资公司被定义为适格的受托人。言外之意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发行主体仅局限于信托投资公司，这就无形中赋予信托公司以寡头地位。法律的这一规定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使得房地产界的某些本来具有相关资质的管理团队无法涉足到房地产投资信托领域。很明显，我国法律应当明确授权给那些具备相应条件的金融机构，让他们可以作为适格的发起人参与到信托当中。
三、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的完善
（一）在房地产法中完善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法律规制
要完善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首先应该考虑，对房地产产权的转让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该制度涉及信托财产、投资方向等房地产所有权或相关权利，因此立法上需要界定产权归属，不具备清晰的产权，信托根本无法进行。包括申报主体、受理机关、程序等有关信托的登记的规定，可以参考日本相关法律，立法中设定统一的登记机构，这样才能落实《信托法》中信托登记的规定。我国出台的土地管理法规，为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业的稳定前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于1995年1月实施，该法是指引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管理的一部基础性法律，在开发房地产用地、交易以及权属登记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的规定。可以看到，我国有关房地产市场的法律法规正在日趋完善。我们还应扩大房地产相关权利的范围，增加信托财产种类的发展。
（二）在证券法中完善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法律规制
纵观我国证券法律制度方面，应当将受益凭证纳入证券的范畴，允许其拥有证券的地位，它的上市、发行、转让能提高其流通性，这种做法无疑与国际接轨。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是可以上市流通，这既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又可以满足投资保值、增资的需求。现如今，受益凭证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中法律地位并不十分明确。相反的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证券含有信托受益凭证，比如在美国，证券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皆把这类受益凭证界定为证券。由此说明，在我国《证券法》范畴，需要把证券界定的范围增大。
房地产投资信托同时具备基金和信托产品的特征，也就是说，其受《信托法》和《证券法》共同规制。如果作为资金信托产品，那么按照《信托法》的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是允许私募发行的。而如果作为基金，那么按照《证券法》的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私募发行是不允许的。这样彼此矛盾的规定，严重影响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适应发展。所以我国应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细化私募的法律规定，使私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所以我国应吸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以其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可以为其他基金和证券的募集融资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