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论文范文

心理论文篇1

[关键词]购物中心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购物中心在世界的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史不过10多年时间。虽然，全国各地都开始纷纷建设购物中心，甚至大型、超大型购物中心，但是，真正适合中国经济水平、居民购买力水平及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因素的成功购物中心项目在国内还不是很多，不论从学术界还是商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功能、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模糊认识，而且国内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也存在种种不规范的做法，由此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如缺少前期市场调查和策划，导致建成后让商家削足适履或重新返工，由于后续资金和专业商业管理缺乏，造成物业空置、购物中心开发速度过快、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等。因此，购物中心的开发理论与运营模式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地产专家、零售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对国内外学术界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从而可以把握国内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研究的视角和观点。

一、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

购物中心作为零售业中最为先进的业态，发展可谓迅猛，且与传统百货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因此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而，购物中心能够不断的发展与繁荣并不是由于它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经营经验，其成功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上的。纵观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四个研究领域（见下图）：

1.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者Christaller假设顾客的购物行程是单目的的，顾客将选择最近的购物中心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如果购物交通不便，交通费用较高，顾客为了实现购物成本的极小化，坚持最近中心原则。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中心地及其市场等级体系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地的区位分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Hanson&O’Kelly研究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即消费者不可能是单一目的的购物者，消费者的购物行程包含了一系列的采购行为，包括高端商品和低端商品，于是消费者出于多目的购物的需要，会到距离最近购物区域相对较远的地方购物。Eaton&Lipsey研究了多目的购物中的交通成本、储存成本和购物时间成本，其研究发现多目的购物行程会导致储存成本的增加。随后，Ghosh发现购物后的存货成本是决定多目的购物频率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心地理论建立了购物中心空间组织的理论基础，但该理论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所有方面，以及在购物中心地区同类零售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同类零售商聚集理论

Hotelling发现两个互相竞争的出售同类产品的公司聚集在一个市场的理论。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指出两家出售同类商品的竞争商行会在市场中心集聚，并解释了在同一位置或同一购物中心出售同类商品的零售商的行为，正是其零售业吸引顾客的地方。“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以顾客效用最大化为核心，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零售活动集聚模型，从而将多目的购物的顾客的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最小化。其假设条件为：同类的零售商集聚在同一位置，这种聚集依赖于能更多的信息和比较机会来降低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当开发商将低档和高档的同类商业品种放到一起时，比较机会就会增大。

但是，Hotelling的反对者通过研究证明不存在稳定的同类集聚均衡，Chamberlin研究结果显示当一购物中心集聚三个同类零售商时，竞争对手之间将抢夺对手的顾客群导致发散性均衡。Hotelling理论的支持者DePalma重新构建了Hotelling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差别越大，其对零售产品的差异性需求就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产品是同质的话，消费者只会去最近的中心购物，但是，如果产品异质性越大，消费者愿意花额外的路途成本去较远的地方购物。该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在同质性集聚的购物中心可以进行商品比较从而减少搜寻成本。

3.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

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相信在大购物中心，低端零售商和小零售商将从高端的主力店获得额外的客流，而且这种需求外部性是从主力店向非主力店的单向流动。Eppli研究发现如果购物中心吸引了定位于时尚品味的主力店的话，非主力店的销售额会从每平方英尺$35增加到$123。Brueckner模型证明了购物中心的业主或管理者可以通过优化租赁组合来实现购物中心利润的最大化。Fisher认为租赁组合可以增加消费者购物行程的距离，使得消费者愿意去距离较远的有合理租赁组合的购物中心购物，从而增加零售需求的外部性。

4.购物中心价值理论

购物中心的价值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预计现金流。现金流来源于两个方面，租赁合约和预期的租赁合约。目前购物中心的现金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承租户支付的固定租金，二是承租户支付的浮动租金，三是由承租户支付的各种运行费用。购物中心的租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金融合约。一个购物中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购物中心的商业价值和房地产价值。商业价值不是由有形的地产价值决定的，而是受益于企业家的利润、持续经营，是无形资产的增值。Fiser&Lentz将承租户续约的租金和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进行了比较，其假设为如果现有承租户愿意支付高于新承租户租金的话，说明该购物中心升值了，而升值的原因不在于土地的升值，而在于管理者的能力。该研究结果发现承租户续约的租金比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高了13.6%，从而证明了购物中心商业价值的存在。

由于购物中心在国外的大力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无论从发展模式还是理论研究成果来看，都非常丰富和成熟，有一大批的学者涌现出来，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术范围覆盖了经济学、管理学、商学、房地产经营、金融和财务等学科领域，所以，研究范式也十分多样化。

二、国内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综述

1.购物中心的界定

从搜集到的文献情况来看，无论实业界还是理论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都比较混乱，从实践环节来看，不少的文献将精品商厦、大型百货公司等业态都称为“购物中心”，反映出我国对购物中心的界定还十分模糊。另外，从购物中心的分类来看，我国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中基本上还是沿用美国对购物中心的分类标准，将购物中心分为社区型、市区型、城郊型购物中心，这种分类没有反映出中国购物中心的特点。而赖阳将购物中心分为休闲娱乐型、主题购物型和生活邻里型三种。

2.购物中心的规模和经营现状

在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十个购物中心的排行榜上，有6个位于我国，华南Mall和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位居榜首，反映出我国购物中心的迅猛发展势头。在2007年，北京就有28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陆续开业，未来两年，购物中心将加速放量，中国包括台湾已开业和规划在建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ShoppingMall超过了110家。另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全国购物中心项目已经达到了600个左右，以每个投资额5亿元计算，投资总额应在3000亿元以上。但是，从购物中心的运营来看，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只占到27%，一般的占到51%，差的占到22%。.购物中心的管理和融资

涂荣庭通过世纪金源的案例分析，说明了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要理解和把握购物中心体验式消费的本质，不仅要提供丰富的商品和齐备的功能，提高顾客的购物效率，而且要将娱乐和购物相结合，为顾客提供完美的消费体验；另外要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查，探究消费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诉求；组建管理团队，制定长期的整体规划，明确其整体形象，统一对外宣传，与加盟商店结成利益共同体，将自身的收益和商店的经营业绩相挂钩。盛革则对购物中心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信息资源网络的应用及网络管理方法，从而可以实现购物中心的全方位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动态管理。黄桂芝等人研究了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证明，购物中心的主力店的选择很重要，主力店所处的位置也很关键。王永仪认为我国购物中心的融资渠道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途径：企业自有资金、金融部门贷款、股市证券市场融资、出售店铺、出售店铺长期经营权、融资租赁。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金的积累十分有限，银行贷款的门槛和成本又太高，而上市融资则非易事，这样导致很多的购物中心不得不通过出售后返租的方式来获得开发资金。通过对虎门镇富民时装城的融资方式研究，作者认为通过承租权融资的方式既可以筹集资金又能保持商业物业的同一性、完整性，为日后购物中心的规范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

4.购物中心发展中的问题

王一凡等人研究认为ShoppingMall业态在我国不宜加快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与周边环境不和谐，缺乏对业态的深刻理解，商业品牌支持不足等；解决对策包括项目选址时客流量判断，要有前瞻性，有科学性；项目的功能和档次定位，既要考虑现实性，也要适应需求分段提升，项目业态结构与周边商业实现立体式全方位错位，项目操作背后要有一支坚定信心、强有力的管理团队。王京红认为我国购物中心发展存在着概念的模糊性、投资建设盲目性、盈利急迫性等问题，但是我国发展Mall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将资金运营通过股份制，转让部分股份等方式，将Mall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运营纳入城市总体运营。

纵观国内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还是处于研究的浅层次阶段，停留在对购物中心基本概念的认识、对购物中心发展现状的描述、对购物中心的基本管理原理的探讨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能对购物中心的理论进行论证，从而保证了理论研究的真实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所以，我国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参考文献：

[1]Ingene,C.A.&A,Ghosh,Consumerandproducerbehaviorinamultipurposeshoppingenvironment,Geographicalanalysis,1990,22,70～91

[2]Eppli,M.J.,Retailleasingbehaviorwithanchortenantexternalities,Ph.D.Disser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91

[3]Brueckner,J.K.,Inter-storeexternalitiesandspaceallocationinshoppingcenters[J].JournalofrealestateFinanceandeconomics,July1993,7,5～16

[4]Fisher,J.D.&W.KN.innard,Thebusinessenterprisevaluecomponentofoperatingproperties:Theexampleofshoppingmalls[J].Journalofpropertytaxationmanagement,1990,2,19～27

[5]赖阳:百货店与购物中心的定位，北京市财贸管理管部学院学报，2006，12:15～18

[6]晋人:shoppingmall与lifestyle演绎2007新风尚，投资北京

[7]李明伟章米力:大型购物中心的泡沫有多大[N].市场信息报，2004/7/16/007

[8]蔡亚林:MALL，什么样的人来人往？[J].经济，51～53

[9]涂荣庭等:从体验管理的角度透视中国大型购物中心[J].管理学报，2007，9:660～667

[10]盛革:大型购物中心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J].商场现代化，2001，12:11～13

[11]黄桂芝: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7，5:11～15

[12]王永仪:购物中心融资渠道的探讨，商业经济文荟，2005，6:7～9

[13]王一凡许学军滕晨宇:我国SHOPPINGMALL业态发展中的问题[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9

心理论文篇2

关键词:心理史学;群体心理研究;美国独立战争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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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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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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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心理论文篇3

【关键词】古代中医心理治疗医案评析

前言

在中国，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心理障碍、心身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及社会适应不良等，已成为影响现代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其危害性呈迅速上升的态势，［1］对于这类疾病，单纯的药物治疗往往是不够，甚至是无效的，而心理治疗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2］目前国内心理治疗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3］但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心理状态等与西方人差别很明显，［4］心理治疗中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模式。［3］作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必须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与医学有着深入的理解。［5］中医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独特的心理疗法，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6］中医得心应手的治病技艺，数千年来主要在医案中体现，本文选择部分历代心理治疗医案，按照不同的治疗方法归纳整理，并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对所选用的每个医案进行客观分析。

劝说开导

劝说开导疗法是针对患者的病情及其心理状态、情感障碍等，采用语言交谈方式进行疏导，以消除其致病心因，纠正其不良情绪和情感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治疗。劝说开导疗法，应用范围极广，是中医心理治疗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运用要点：在进行劝说开导时，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治疗的关键，因此医生要有极大的同情心，态度要严肃、诚恳、热情，语言要慎重，鼓励、引导病人吐出真情，因为病人的倾诉不仅可以帮助判断病情，本身也是一种宣泄，可以缓解其紧张、焦虑的情绪。

怡悦开怀主要是通过医生对患者进行语言劝说开导，使患者了解自己的情志障碍所在，从而积极主动地加以自我调节，控制情绪，纠正不良心理。

案一：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季粱谓杨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杨朱歌曰：天其弗识，人胡能觉?匪佑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晓，终谒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由饥饱，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医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则胎气不足，乳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卢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药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遣之。（《列子·力命第六》）［7］

按：如何治疗季梁的疾病，因三个医生的语言、治疗水平不同，故效果、待遇迥异。矫氏按一般情况硬套，被辞退。俞氏重视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得到病人好评。卢氏指出此病产生既不由天，亦不由人，更不由鬼，药物也不能治好。人存在很大的个体心身差异，若能明白这个道理，寻求适合自己心身特点的调养方法，这病是能好的。卢氏的劝说除了暗示作用外，与病情相符，言语契合病人心理，被愉快接受，增强了其痊愈的信心。

释疑解惑释疑就是根据患者存在的思想疑虑，通过语言说理开导或是采用其他的方法，解除患者不必要的怀疑或猜疑，帮助他们去掉思想包袱，恢复健康。

案二：吴桥治陈龙，年八十而病尿浊不禁，则隐几而日夜会，不复近衾。诊之六脉沉沉垂绝矣。叟乃命孙扶起，曲跽告曰：老夫春秋高，子孙仅立门户，死其时也。吾从侄继鸾，年四十，病瘵且危，家极贫，举室五口，嗷嗷待哺，愿公救其死，即尤死贤于生。就而诊之，卧无完席，室中仅二缶作炊。然左脉平，右脉虚大而数，曰：此忧思伤脾也，扶脾土则有生理，治宜补脾抑肝。叟闻瘵者可生，则大喜过望，其病一再剂而愈。逾月瘵者无恙，则夫妇帅诸子罗拜谢之。（《太函集》）［8］

按：陈龙，年八十，病尿浊不禁，不复近衾。古稀老人并不畏死，一番言语让吴桥知晓了，“尿浊不禁，六脉沉沉垂绝”的根本原因是担忧“从侄继鸾病瘵且危，举室五口，嗷嗷待哺”。医家又诊其侄，告知瘵者可生，解除了陈某的思想包袱，大喜过望，接受治疗，二剂病除。

暗示转移

暗示转移法亦即意示疗法，指采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以诱导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医生的治疗性意见，或产生某种信念，或改变情绪和行为；一部分医家同时借助语言等方式，剖析本质、真情，以解除患者的疑惑，治疗由情志因素引起的疾病。

其运用要点：暗示转移法主要是使用语言或借物示意。语言暗示包括词句语言和肢体语言。借物暗示指借助于一定的药物或物品，暗示出某些现象或事物，以解除患者心理症结的方法。医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能力，掌握丰富的社会学和生理知识，运用时应该谨慎从事，切不可令患者看出任何破绽，否则难以取效。

案三：一人在姻家过饮，醉甚，送宿花轩。夜半酒渴，欲水不得，遂口吸石槽中水碗许。天明视之，槽中俱是小红虫，心陡然而惊，郁郁不散，心中如有蛆物，胃脘便觉闭塞，日想月疑，渐成痿隔，遍医不愈。吴球往视之，知其病生于疑也。用结线红色者，分开剪断如蛆状，用巴豆二粒，同饭捣烂，入红线丸十数丸，令病人暗室内服之，置宿盆内放水，须臾欲泻，令病人坐盆，泻出前物，荡漾如明，然后开窗，令亲视之。其病从此解，调理半月而愈。（《名医类案·卷七·诸虫》）［8］

按：醉甚口渴，而饮石槽水，但天明视之，槽中俱是小红虫，疑心顿起，郁郁不散，心中如有蛆物，“思则气乱”，胃脘便觉闭塞，脾失健远，渐成痿隔。“情疑而病，向来以药治之，皆无验也”。吴球用药催泻，将红线丸混入排泄物中，使病人产生虫去病将安的信念，“其病从此解，调理半月而愈。”可见暗示疗法确是心因性疾病的上佳治法。

顺情从欲

顺情从欲是顺从患者的意念、情绪，满足患者的心身需求，以消除患者心理病因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情志不遂所引起的心身疾病。

其运用要点：人的欲念无论恶劣与否，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正当而必要的生活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不仅影响人的正常生理活动，甚至会导致精神情志的病变。此类病变，单凭劝说开导、移情易情是难以解除患者的疾苦，必须“以从其意”（《素问·移情变气论》），只有当其基本欲望得到满足时，神志病变才有可能痊愈。

案四：有荷担贩盐者，家无斗粟，盐为捕所夺，呕血数升，匍匐求治。同文潜以白金半锭杂药中，其人启函得金，以为误也。同文曰：我安得有金？即遗汝，必明告汝矣。其人得金喜，饮药立愈。（《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十二册·医术名流列传》）［7］

按：赤贫之人，以荷担贩私盐为生，盐为捕所夺，“怒则气上”，呕血数升，匍匐求治。本案治心为上，药治为辅。钱同文巧妙地以半锭白银混入药中，使贫穷者极需挣钱养家的渴求，因得到意外之财而满足，对症治疗，饮药立愈。

移易性情

移易性情疗法就是转移注意疗法，是通过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或通过精神转移，改变患者内心思恋的指向性，从而排遣情思，改变心志，以治疗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疾病的一种心理疗法。

其运用要点：心身疾病病理过程中一些导致或影响疾病的境遇或情感因素，常成为影响患者心身功能稳定的刺激灶，它反复地作用于心身功能，使之日趋紊乱，而这种紊乱又强化了刺激作用，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使病证迁延难愈。对此，可借助移情易性转移注意疗法，有意识地转移患者的病理性注意中心，以消除或减弱它的劣性刺激作用。如魏之所言：“投其所好而移之，则病自愈。”

凡患者过分关注自己的病痛，以致这一心理活动有碍于疾病治疗和康复时都可选用。若患者过分注意躯体的某些部位，从而成为强化了的病态条件反射，亦可试用。此外，还可用于纠正某些由于注意力过分集中而出现的病态行为。

案五：按《古今医统》，莫君锡，不知何郡人，大业中为太医。炀帝晚年，尤迷于色，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而阳过盛，日饮水百杯而渴不止。君锡奏为置冰于帝前，日夕望之而渴逐止。（《古今医统》）［7］

按：隋炀帝过服壮阳药，“日饮水百杯而渴不止”，莫君锡让隋炀帝把注意力转移到冰上，面对冰形成条件反射，凉意生，烦渴止。此法与曹孟德望梅止渴异曲同功。

激情疗法

有意识地诱发病人某种情绪变化，如激怒病人，或使其羞愧、惊恐等，利用随激情而出现的某些可以预期的强烈机体或行为反应，从而改善躯体功能状态，达到治疗目的的疗法，可以称为激情疗法。

其运用要点：此法难度极大，容易被病人误解。此疗法用之失当，有可能刺激伤害患者，侮辱其人格，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故非万不得已不可行之。

案六：齐闵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诊王脉，谓太子曰：非怒则王疾不可治，怒王则文挚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与母以死争之，愿先生勿患也。文挚曰：诺。与太子期而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履登床，履王衣问疾。王怒不与言，文挚因出陋辞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悦，果以鼎生烹文挚，太子与母合争之不得。夫忠于平世易，忠于浊世难也。（《吕氏春秋·至忠》）［7］

按：此为激怒疗法。文挚诊齐闵王卧病不起，认为怒可愈。首先与太子商定出诊时间，但三次爽约令王怒；在诊病时又逐渐增大刺激力度，故意“解履登床，履王衣”，加深怒意，最后以陋辞诱使王大怒，怒则气上，郁积之物随之一吐为快，“遂乃疾已”。

案七：邱汝诚治一女子，欠伸臂不下。邱命其母裸女上身，以单裙著之。曰：俟吾揭帘即去下裳。母如命。邱扬声而入，女羞缩臂即复故。（《挥尘新谈》）［8］

按：激起人的羞愧之情，每能诱发其做出超常的反应，特别是强有力的保护行为。合理地进行诱导，正常地利用这种自身强有力的保护反应，常可起到纠正心身病态，尤其是运动系统病态的作用。本案是妇女运动系统的病态，类似于神经性强迫状态。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男子可淫乐无度，但女子却不能失去贞节，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身体意味着失去清白，邱汝诚抓住女性的这种意识，突然上前佯要脱其衣裙，女子因羞愧下意识做出超常的自我保护，心身病态得到纠正。

案八：一人无故舌出于口寸余，他医遵古方熏以巴豆烟，饮以清心脾药，不效。先生（陈梦琴）命取鸡冠血涂之，使人持铜钲立其后，掷于地，声大而腾，病者愕顾，而舌收矣。或问其故，先生曰：舌为心苗，心主血。用从其类，必鸡冠者，清高之分，精华所聚也。掷钲于地者，惊气先入心，治其原也。以按：周真治妇盖从其法化出。（《冷庐医话》）［9］

按：此为惊恐疗法。舌出于口寸余，熏以巴豆烟，饮以清心脾药，不效。陈梦琴用鸡冠血涂舌来转移病人的注意力，“使人持铜钲立其后，掷于地”，巨大的响声令“病者愕顾”，随响声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使舌出不能收的躯体功能状态得到改善，舌能收回口腔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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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魏之.名医类案正续编·续名医类案·卷十·内伤［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450，133，674.

心理论文篇4

［摘要］目的：分析心理支持的介入在护理妊娠剧吐患者时的作用。方法：对我院43例妊娠剧吐患者进行分组观察，采用改善治疗环境、耐心讲解、主动和患者交流、配合家属工作等方式进行对比恢复或缓解剧吐症状。结果：观察组的患者住院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结论：对妊娠剧吐患者，病房医务人员须重视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家属的心理支持，这样可明显减轻症状。

［关键词］妊娠剧吐；心理护理；心理支持

KealizeofGestation''''sSpittingTendinfofMentality

Abstract：ObjectiveAnslysetheintervenentionusingmentalityinthefunctionoftendingthegestationwhenspitting.MethodsWestudy43patientsusinggroupingobservationinourhospital.Wetakethemethodofimprovingcurableenvironment,sayingcarefully,talkingwiththepatientsandconcertingthefamilynumberstocontractandresumetheillness.Results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arelessthaninthecomparisongroup.ConclusionWecanlightenthesymptonclearlyifwepayattentiontopatient’smentalityandthefamilys’support.

Keywords：Gestation’sspitting；Thetendingofmentality;Mindsuppert

妊娠剧吐的病因与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及血中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急剧上升有关，多在妊娠6周～12周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不能进食，以致引起脱水及酸中毒，重者肝、肾功能受损，危及孕妇生命，需终止妊娠［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因素的影响，发病有增加的趋势，而妊娠剧吐的患者初起症状较轻，仅仅表现为呕吐，部分医护人员往往忽视此类患者的心理疏导。通过对43例患者的强化心理指导，表明心理支持的介入在妊娠剧吐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中起到药物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产生良好的效果［2］。

1临床资料

2002年4月至2005年7月，43例妊娠剧吐住院患者，年龄25岁~31岁，随机分为观察组21例，对照组22例，两组患者年龄及文化程度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观察组的患者有专人负责，每日增加与之交流的次数和时间，对照组的患者只做一般的入院宣教。两组患者住院天数的比较，见表1。表1两组患者住院天数的比较(略)

表1显示，观察组的患者住院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说明对此类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可有效缩短住院日。

2护理方法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此类患者多见于性格内向、多虑、抑郁型女性，表现为焦虑、紧张、恐惧、依赖、求助的心理状态。因此，医务人员应观察患者的细微变化，给予有效的心理护理。

2.1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

为患者选择病情轻、性格开朗的同室病友，亲切介绍病区环境、床位医生、主管护士，避免患者因环境的陌生而加重紧张、忧虑的情绪。

2.2讲解妊娠剧吐与情绪的关系

告诉患者及家属紧张、焦虑等不稳定的情绪会进一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患者呕吐频率增加，从而加重病情；讲解病因、病程，一般约3个月后症状逐渐好转、消失，让她们看到希望。

2.3耐心与患者交流

每日交谈不少于2次，因为此类患者多数性格偏内向、多虑、脆弱，增加与之交流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交流了解患者担心的问题所在，如其是否过于担心胎儿的健康及胎儿的性别，是否对怀孕和分娩过度恐惧，是否能承担母亲角色等，针对患者的心态，给予有的放矢的疏导，介绍治愈成功做母亲的患者，使她们增加信心。同时通过交谈了解患者呕吐次数、量、性质，饮食及睡眠情况，为治疗提供准确的信息。

2.4对于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予不同的心理疗法

仔细观察患者的神态、精神状况，避免发展为神经性厌食。对住院时间长每天补液的患者，尤其加强对其心态的观察及心理分析，如一位患者因妊娠剧吐第二次住院治疗，6d滴水不进，导致肝功能异常、尿量偏少（24h尿量600ml）、说话无力，体重急剧下降，床位医生和责任护士通过细心观察，分析此患者是惧怕进食后频繁呕吐而不敢进食，依赖每日输液维持机体需要，已发展为神经性厌食。对此类患者，一味安慰、鼓励已失效，通过了解其虽然症状严重，但仍渴望有孩子的心态，医生直接向其讲清不进食的严重性、必要时终止妊娠等不良后果，激发其做母亲的力量和责任，经过医护人员共同对其心理评估、分析、治疗后，此患者心理发生了变化，自己主动要求喝水，逐渐进食流质、普食，7d后治愈出院。

2.5必须对家属进行心理支持

通过对几十例患者家属的观察，发现相当部分家属目睹孕妇频繁呕吐，情绪不能自控，表现出强烈的紧张、焦虑状态，并对孕妇造成影响。医务人员首先找家属单独交谈，了解家属的想法，如有的家属担心孕妇的健康是否受影响，担心是否影响胎儿发育，强调其病因之一与情绪不稳定有关，要求家属首先必须保持情绪稳定，使用鼓励性语言，同时向家属了解孕妇的性格特征，教家属运用暗示的方法，协助患者逐渐康复。

2.6巧妙运用转移法

引导患者回忆愉快的体验，讨论患者爱听的话题；看一些喜欢的书籍，可爱的娃娃画报，参观母婴同室病房，观看新生儿沐浴，感受初为人母的欣喜；指导患者听音乐，告知优美旋律的音乐具有放松、减轻痛苦、促进食欲、有利于婴儿健康发育的作用。

3讨论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孕妇的情绪较为低落，易受激惹，易出现焦虑，不佳性格和心理状态往往是妊娠剧吐的主要诱因［3］，门诊医务人员应细心观察孕妇的性格特征，可及时给予心理预防指导。对住院患者，病房医务人员须重视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家属的心理支持，这样可减轻症状，缩短住院日。3年来，有7例患者提出做人工流产手术，通过多次心理护理，家属的积极配合，无一例终止妊娠，有效增加了治愈率。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2.

［2］田瑞华，康沛，王瑞莲.1例妊娠剧吐患者的心理护理［J］.护理研究，2003，17（11）：38.

心理论文篇5

［摘要］通过与81例手术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沟通，了解手术病人共有的恐惧心理、依赖心理、求知心理和消极悲观情绪，采取人性化关怀，帮助病人熟悉、适应环境，尊重并满足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做治疗或处置时体贴病人，让病人感受到医护人员对自己的关心、爱护和重视。经过术前心理减压、术后心理疏导和出院前的心理指导使病人克服各阶段的心理障碍，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手术，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手术病人；心理护理；人性化

手术是医务人员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一种手段。对患者来说，手术既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伤的过程。病人对手术既抱着治愈的希望，又经受着恐惧的折磨，强烈的生与死的体验，严重地影响着病人的心理状态。

1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81例，男43例，女38例，年龄22岁~60岁，均为择期手术，其中有手术史的1例，具备医学知识的1例。

2方法

2．1手术病人的心理分析

病人一旦得知自己的疾病需要通过手术进行治疗，往往因年龄、职业、性别、病种、病情等因素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综合分析其共同的心理问题有以下几种。

2．1．1恐惧心理

病人住院后，既要面对陌生的环境，又要经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往往难以控制情绪，表现为紧张、恐惧、焦虑和寝食难安，害怕难以忍受手术的疼痛，总感觉自己像要飘落的树叶，生命安全没有了保障，对手术治愈的希望完全被对手术的恐怖感摧毁。

2.1.2依赖心理

求生的欲望使手术病人对医护人员产生了依赖心理，希望得到医务人员全身心的救治。

2.1.3求知心理

大多数病人缺乏医学知识，往往把手术、麻醉都想象得十分神秘，不知手术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什么后果，对预后的关心使患者十分重视手术时间的长短、安全程度、主治医师和麻醉师的医术水平及手术效果等，他们渴望了解有关医疗知识。

2.1.4消极悲观心理

一旦决定了手术，病人就开始担心术中、术后发生意外：既害怕难以忍受疼痛，又担心手术危及生命，还顾虑术后是否丧失劳动能力或影响正常生活，极易产生消极悲观情绪或变态心理。

2.2心理护理

通过与病人及其家属交谈，观察病人的情绪和生命体征变化，饮食及睡眠等情况，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除了与家属配合解除病人担心家务无人承担、害怕住院耽误农活等不同的心理负担外，对81例病人共有的心理状态，采取以下护理措施，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2.2.1术前心理减压

给病人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主动给病人铺床、倒水，介绍住院环境、主治医师、责任护士、规章制度等，绐病人提供生活用品，关心病人需要解决的问题，让病人尽快熟悉环境，安心接受治疗；医护人员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向病人讲解手术的目的、过程、术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及配合要领、医护对策等，让病人感到医务人员对自己的重视、关心、理解、尊重，使病人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和一切准备工作都了如指掌、万分妥当，让病人树立信心，放心接受手术，积极配合手术；医护人员与病人交谈时，注意语气、语调、态度和表情，要文雅、和善，切忌为取得病人配合而进行威吓或反复对感知能力、记忆力、听力较差的病人大声讲解，以免让病人误解为医护人员对自己不耐烦而大声训斥；护理人员在为病人进行治疗或做备皮、留置胃管或尿管等术前准备和各项护理操作前，要做好解释工作，取得配合。操作时动作要轻，避免给病人造成不良刺激，让病人感到医务人员在尽心尽力帮助自己与病魔做斗争，让病人树立信心，心情愉快地接受手术。

2．2．2术后心理疏导

手术后病人的心理问题表现比较集中，护理人员要了解、尊重、关心、体贴、安慰病人。例如：乳癌根治术病人都要不同程度地切除胸部组织，术后的化疗都要落发，护士应强调患者在根治术后良好的预后，而避免在患者面前谈及所失，及时让家属准备假发套等物品，帮助病人度过失去和落发的痛苦，让其了解现代医学水平和乳癌根治术的方法和前景，在取得患者配合的同时，要教育家属树立信心，尤其是患者爱人，不要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医、护、亲三方要一致下意识地让病人看到治愈的希望，让病人以积极的态度完成术后的各种治疗。

2．2．3出院前的心理指导

手术后的病人因对预后持怀疑态度，害怕伤口愈合不牢，出院时不能及时转化病人角色，责任护士向病人和家属介绍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及复诊、复治的时间和计划等，使其进行适度的体力活动以促进康复，并可通过事例让病人了解术后的恢复过程，让病人尽快从心理上恢复社会角色。

3结论

临床观察表明，病人对疾病的认识、态度以及妥善的心理准备，都对手术治疗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对手术病人各阶段共有的心理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病人接近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状态，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心理论文篇6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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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1]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心理论文篇7

关键词:容格;意识;无意识;心理

在心理学史上,卡尔·古斯塔夫·容格(Carl.Gustav.Jung)可能算得上是最难理解和最难评价的心理学家之一。容格理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一般对容格的介绍和评述都是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即以容格和弗洛依德在诸如性、梦、力比多和人格结构等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为线索来评介容格心理学。带着对现代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困惑看容格和弗洛依德的对立时,我隐约看到了贯穿心理学始终的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即机械论和灵魂论、还原论和整体论、科学心理学和常识心理学以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立。

一、容格与弗洛依德心理观点之比较

谈起容格,不可避免地要说起弗洛伊德。众所周知,在弗洛依德眼里,一切皆性。对他来说性是一种神圣物,一切不能被直接解释成性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心理上的性。弗洛依德要求容格永远不要放弃性理论,他认为性是所有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必须使它成为一种信条和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然而在容格看来,若将弗洛依德的性假说引申到其逻辑的结论,将导致一种对文化的毁灭性判断。文化成了一出丑剧,一种被压抑的性能量的病态产物。弗洛依德认为这正是人类无力与之抗争的厄运,但容格不同意此观点。

弗洛依德的科学信条是牛顿式的,他相信存在着确定无疑的终极真理,他认为科学的结论必定是相同的,尽管它们的表达方式可以不同。作为一个还原论者,他倾向于把事物简化,用简明的结构和规律老把握事物。而容格却是酷爱沉思冥想的人,喜欢事物的原始丰富性,不愿把完整的世界打碎。美国学者施陶德说:“容格是一位有直觉的思想家,气质上属于自然神秘主义者。”①他把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视为人类至高的智慧。

弗洛依德崇尚理性,执意坚守19世纪科学理性主义思想,他付出毕生精力揭示人类无意识心理,把无意识看作是存放意识弃置物的仓库,其性质完全是个人的;而容格则认为无意识是“母体”是意识的基础,具有其独立性和创造性。他将无意识分成两个层次:表层的、具有个人特性的个人无意识,其内容主要是情结;深层的、非个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是原型。个人无意识一度曾经是意识,而集体无意识从来不曾在意识中出现过,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像世界一样宽广,向整个世界开放。情结具有心理能量和引力,能把一些观念和情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情结可以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些情结既是个人无意识,又属于集体无意识,有些情结人人都有,但并非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如救星情结,它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在我们这个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②原型即原始模型,表明了集体无意识中无数确定形式的普遍存在。它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是本能行为的模式。生活中有多少个典型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数次重复的祖先经验嵌进了人类的心理结构,但它们在心理中并不呈现为有意义的形式,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一旦出现了符合某种原型的特殊情境时,该原型就会复活。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是一种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就像晶体的结构和轴系。

至此容格又将已被弗洛依德简化了的无意识推向了复杂和神秘。容格将无意识的范畴从个体的生命历程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这事实上使他的理论超越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他的学说对于年轻的“科学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有力的反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弗洛依德是一个还原论者和决定论者,其理论的目标依然在于将无意识现象意识化,进而寻求对人的心理世界的控制。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也坚信这种控制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个体的所有的心理和行为都可以从其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原因和理由。这实际上是大多数乐观主义心理学家心中的信念。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和原型说虽然看起来也是在寻求某种因果联系,但其理论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从事实上否定了某种决定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简单的因果关系的存在。

对于整个人类心理而言,意识只是冰山之一角,人类心理的绝大部分都隐藏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而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无意识无疑是可怕的噩梦,特别是如果如容格所说,无意识中存在着从来不曾或不能呈现于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到冯特的原则:心理学只研究意识。

二、容格的人格理论

容格在《心理类型》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个性心理的外倾型和内倾型的分类。并认为内倾型具有更高的心灵价值。容格认为人们在天性上就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心理类型的指向来理解每一件事的。他指出唯物与唯心、经验与理性、现实与浪漫在心理学上的根源正是外倾与内倾的对立。由此可知,与通常心理学家将自己当作旁观者不同,容格的人格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者观察者自身,这与量子物理将观察者纳入到科学活动中的原则是一致的。容格进而强调差别,他指出,不包括“人差”的心理学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有灵魂的心理学”必然会因人们在观察上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因此,“有灵魂的心理学”可以有多种而非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心理学,不同类型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哲学和美学。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容格心理学基本立场显然是后现代的。

容格作为划分内外倾心理类型的鼻祖,他对于内外倾的褒贬与我们现在通常的看法是相反的。现代心理学家虽然表面上同意人格无好坏,但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认为外倾型更好。这种对外倾性的偏爱反映了现代文明和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以及基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盲目的乐观主义。据此容格认为现代人要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否则非常危险。威胁人类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自身的心理病态。容格把外在的意识人格称为“第一人格”,而把内在的、神秘的无意识的人格称为“第二人格”。第一人格使它倾向于科学和医学,并取得成就;第二人格使他不断地返回到自己的内心,返回到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历史极其奥秘。容格针对科技文明下人类的心理病态,强调向内投射,强调内在精神生活,这无疑是切中要害的。

三、容格的梦

容格的“梦”与弗洛依德的“梦”是不同的。和弗洛依德一样,容格也非常重视梦,但是他认为梦并不是过去经验的复现。容格认为人有许多梦是指向将来的,梦常有预言的作用,是对将来某些事件的预示和对个人、社会与人类的提醒。容格的这种指向未来的、预言性的梦对于长期习惯于用“科学”战胜“迷信”的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古老的神话中有无数的关于神启、预言和占卜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就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当作与科学事实格格不入的迷信而抛弃。因此我们很难“科学地”理解容格的梦,也无法在“科学的”框架内对其加以评说。

在容格的三种精神治疗法,即联想试验、梦的解析和主动想象中,他认为梦是通向无意识的最佳途径。对梦的最好的解释,不是向后追溯被压抑的幼年期的记忆,而是要向外与类似的神话形式相比较,以便是受到困扰的人能够学会从人类精神之镜里看到他自己人格的形成,并通过类比来找到其自身实现的途径。在容格心理学中,对梦的片段的联想是最重要的,不要让他任意自流,而是进行有指导的放大。什么话接着什么话说出来是很重要的。技巧在于能看出琐碎片段之间的联系和模式是否恰当。艺术性则在于做一些简单的评论,强调病人在理解这些信息方面的智慧力量。容格的分析要求你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你的心理和梦,看待你所居住和生活的这个世界。它要求你能够赏识象征的世界,并且能够忍受模棱两可的解释和奇怪的梦。

四、容格的神秘体验

容格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他试图在神秘的古老宗教传说中找寻他所说的“原型”。在容格看来,穆斯林教的基础是Eros爱神,是女性原则;基督教的基础是Logos(圣子、耶稣或理性),是男性原则。太阳与月亮两个天体是上述两原则的原型。容格推崇东方宗教并认为《圣经》是一部崇拜病理的书,并非真正的信仰。他需要有一丰富的象征和仪式体系以满足表达灵魂的需要。当今生活太多枯燥,物质生活太过平常。人要求转变,然而那是理智所不能达到的。我们应当超越平常的价值,以新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转变价值的价值,而不能被困在某一概念之内。我们每天都要经过“转变”的过程,最伟大的象征是“我们自己的象征”。

容格认为所有外界的知识,一定要拥有内藏的原始模型和知识,否则世上万物是不可知的。每个人都是一小宇宙。男女两性趋向于综合性而非分析性。我们的文化和宗教鼓励我们追求外界的成就,这是我们精神问题的根源。因此人生问题切不可简化,不能说“neither,nor”。社会带给人温暖,孤独带给人光亮。

容格认为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异化,人是很顽固的,当人们看到自己的盲点,或产生出某一种视野,就把它集体化为一种崇拜。往往是单轨(onesided)地崇拜神秘主义,达不到周全的信仰。例如对《圣经》的病理崇拜。实际上,他人的表情上有我的救主,我们看到是我们想看的,我看到的你实际上是我想象的你。他引用了诺斯替教的说法:人赋予生活以意义,意义是我们的房子,意义是人的粮食。人是生物,虽是被创的,却是整一的、周全的一。世界是人带来的,人乃创造者和毁灭者。容格说“我是我的命名者”③。

五、容格与东方文化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ThomasB.Kirsh.M.D.曾经列举了容格心理学与道教相关的四方面:1、把心理世界的真实性放在首位。2、宗教的核心是精神世界的体验而非信仰或宗教教条。3、个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我转变。4、心理完整性的基础乃是对立互补的双方之创造性相互作用的过程。他还指出了分析心理学与道家思想极其冥想方法的关系并认为容格具有道教随遇而安的气质。

容格与中国佛教也有很深的渊源。佛教重视人性中的佛性,注重内心体验,尊重个人修养的独特性,关怀的不是一种、一族、一国、一类,而是一切人、一切生命、一切有情与无情。在容格看来,佛教各派的目的都是提升意识以达到彻悟。佛的本义即“觉”、“觉者”,觉悟的能力和品性就是“佛性”。自性即佛性,原本精神无染,但由于无知无明的遮蔽和各种欲望的缠绕,以至于固执于谬知妄见或一己的贪欲而不能自拔,陷于困扰而掩盖了自性的清明。

容格看到了他的“自性”与“佛性”之间的共通之处。因此他对人性的假设是非善非恶的,他认为追求纯粹的善是危险的,主张善与恶的调和。容格认为内心矛盾对心理健康有害,但又是精神发展的必需。对年轻人而言,矛盾产生于外界;对成熟的人,矛盾常由于不能在内心塑造一个己即自性,这是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意和他所感受到的威胁或“阴影”妥协,而这阴影正来自于他的无意识。他同时认为对于人的心理健康而言,宗教是必要的,他说,人的最不理性的需要莫过于上帝,外界的宗教给人以内心的满足与行动的榜样,使他信守道德,有一定的行为标准。

容格相信,道家的“无为”可以使人自救。两极相合乃道,在太极图中,两极遵循相互恭维与补足的原则而非相互对立。相合就是“超越”。容格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模型的需要。

容格在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同时断言,在21世纪,只有东方才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他认为宗教中往往蕴涵着有关人类深层心理的深湛智慧,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维护心理健康的方法。宗教修炼本身就有利于身心健康,因为它兼有教化和治疗的作用。他认为,对于灵魂健全的人来说,一种超出纯粹的自然人极其尘世存在的精神性目标是绝对必要的。他视该目标为阿基米德点,经由此点,人得以从个人的个性存在走向超个人的集体存在,超越时空,从而返回到永恒的宇宙生命的终极存在。这不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经验,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类似爱与美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净化、升华和神圣的愉悦,这也是自性的存在。

容格在《金花的秘密》的评论里认为,科学思想是西方心智的基础,科学是优良的,不可缺少的,但它是工具,而不应当作目的。科学的单一发展是片面的,单一的“科学理解”是“博学之士悲惨的空虚”。而东方宗教给了我们更开阔、更深奥和更高级的理解力,即通过生存而获得理解力。东方智慧并非怪诞和迷信,而是高度发展的知觉领悟能力。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问题,容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发现,已经揭示出人性的共同基础。他说“正如人类身体具有超越一切种族差异的共同结构一样,人类心理也具有超越文化和意识的一切差异的共同根基。”④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提供了人类心理沟通、相互理解的可能性。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道”是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大智慧者努力争取的状态。而西方盛行物质主义,沉湎于享乐,而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为基础,注重深奥秘传的内省。他相信东西方可以从彼此的互补中找到各自的出路,他认为西方要找回anima,而东方则要寻求健全的animus。

长期以来在经典物理学成功的鼓舞下,心理学家也试图将意识对象化,将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简言之,心理学试图用意识“科学地”把握意识。这种企图是不恰当的和虚妄的。人类意识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难题。聪明的爱因斯坦早就断言意识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学永远不能成为象物理学那样的科学。量子物理首先将作为主体的观察者引入到科学观察和实验中,从而彻底打破了牛顿物理学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迷梦。而心理学的对象——意识(更不用说无意识)是比量子现象更加复杂易变的现象。容格批评科学主义心理学是19世纪后半在科学唯物主义影响下发展出的“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没有精神的心理学和没有心理的心理学”⑤,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过是“意识心理学,对于它们来说,无意识精神生活根本不存在。”他指出,以为意识能够支配一切,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生活是有“灵魂”的生活,应该建立有灵魂的心理学。从这点来看,容格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鼻祖,是最早一个拥有心理学家头衔却从根本上解构了“科学心理学”的人。

参考文献:

[1]张红梅,1969年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讲师,心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与发展心理学。

[2]刘亚,1970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普通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注释:

①刘耀中、李以洪著《建造灵魂的庙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容格评传》37页

②容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74-175页

③同①109页

④同①292页

心理论文篇8

关键词:背景；研究概况；评价；趋势

一、积极心理学产生的背景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它与传统心理学主要关注消极和病态心理不同，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经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看待正常人性，关注人类美德、力量等积极品质，研究人的积极的情绪体验、积极的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征以及创造力和人才培养等，成为心理学的一种思潮（SheldonM.&KingL,2001）。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涉及有价值的体验，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对过去而言）、希望和乐观（对未来而言）、充盈和快乐（对现在而言）。在个体层面上涉及积极的人格特性，如爱与召唤能力、勇气、灵性、人际交往技巧、审美观、韧性、宽容心、创造性、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天才和智慧。在群体层面上涉及公民道德和推动个体更好地发展的社会机能，如责任、教养、利他、礼貌、适应、容忍力和职业道德（MartinE.P.Seligman&MihalyCsikszentmihalyi,2001）,以寻求人文关怀为宗旨，致力谋取人类幸福和社会繁荣，也就是说，积极心理学以积极的价值观来解读人的心理，试图激发人类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帮助个体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生活。

（一）积极心理学的起源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当前世界愈演愈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人们对当代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困惑，广大普通民众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挖掘和发展人性的共同部分，即人性积极的一面。“积极”一词来自拉丁语positism,具有“实际”或“潜在”的意思，这既包括内心冲突，也包括潜在的内在能力。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Terman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探讨，以及荣格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由此产生的人类潜能研究奠定了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几乎中断，战争及战后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治疗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以找到治疗和缓解的方法，心理学对人的积极性研究似乎被遗忘了。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了心理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正如Sekligman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虽然竭尽努力，但仍没有使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主题发生根本的转移。再加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观察、体验和传记资料，缺乏必要的实验手段及实证根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对正常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心理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学不仅应着眼于心理疾病的矫正，而且更应该研究与培养积极的品质，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幸福、发展、快乐、满足是人类成就的主要动机，人类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光明面，需要研究人的优点和价值，实际上，发展人性的优点比修复病症更有价值。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学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二）积极心理学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以马斯洛、罗杰斯为先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了确立临床和行为方法的全新观点。人本主义心理学以人的积极性为基本宗旨，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突出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彰显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这在心理学史上来说是一个创举。

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来源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它是积极心理学主要理论参照。积极心理学倡导者和提出者Seligman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Seligman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开始研究“习得性无助”，在动物实验中，若给狗重复施加其无法躲闪的电击，狗就会出现“习得性无助”行为，它会对本可以避开的电击不再躲避。在人中也会出现由于对环境事件的“习得性无助”而产生抑郁。在后来的研究中，Seligman又发现，不仅无助是可以“习得”的，乐观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学会维持乐观的态度不仅有助于避免抑郁，而且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Seligman指出，心理学有三项使命：一是研究消极心理，治疗精神疾病;二是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意义;三是鉴别和培养人才。由于心理学过于重视对消极心理的研究，因此现在有必要进行积极心理学研究，从而拓展心理学在后两个方面的贡献。

1997年Seligman就任APA主席一职时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随后，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1]心理学在探索和研究人的积极层面时涉及的主题有：主观幸福感、快乐、满足、士气、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情绪平衡、幸福觉察、主观不幸福感、可感性生活质量等，以及所激发的人类潜能和积极的人格特征。

二、积极心理学研究概况

（一）基本含义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有两种。

第一种表述：积极的心理学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主观体验上看，它关心人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主要探讨人类的幸福感、满意感、快乐感，建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生活的忠诚；第二，对个人成长而言，积极的心理学主要提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方法、创造的勇气、积极的人际关系、审美体验、宽容和智慧灵性等等；第三，积极的心理品质包括一个人的社会性、作为公民的美德、利他行为、对待别人的宽容和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成员。幸福与财富无关，幸福的人不一定是富人，一个穷人也可以是很快乐的。积极状态的人不一定富有，但一定是幸福、快乐和乐观的。

第二种表述：积极心理学在主观水平上涉及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诸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希望和乐观、充盈和快乐。在个体水平上，涉及积极的人格品质，爱、勇气、人际关系技能、审美力、创造力、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才能和智慧。在群体水平上，涉及公众品质：责任、利他、关爱、文明、现代性、容忍力及职业道德。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不研究消极心理学以及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但它更强调研究人性的优点与价值，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积极心理学研究包括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与娱乐，它探索美好的生活以及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与方法，它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理解人类杂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促进人的能力与创造力，并探索人的健康发展途径。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吸收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如量表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并把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人本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经验分析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甚至想模仿传统主流心理学的DSM而建立自己的DSSWB（幸福的诊断和统计标准），这使得积极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让心理学界看到了一张熟悉而又亲切的脸。

积极心理学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它以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同时也不拒绝非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比人本主义心理学高明之处。它几乎继承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切实证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法等等。积极心理学在2004年还以世界心理诊断标准DSM(第四版)为模型建立了自己的CSV标准(CharacterStrengthsandVitues：AhandbookandClassification)。另外，它还采纳了人本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如在研究人的积极进展时就采用了大量的演绎推理，甚至还用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来论述个体的发展历程。

（三）研究内容

就目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主观水平上的积极体验研究；个人水平上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群体水平上的积极社会环境研究。

1.积极主观体验研究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主张研究个体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积极体验。在对待过去方面，主要研究满足、满意等积极体验；在对待现在方面，主要研究幸福、快乐等积极体验；在对待将来方面，主要研究乐观和希望等积极体验。

⑴回顾过去——幸福而满足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主要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幸福的指标。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自己对于本身的快乐和生活质量等感受的指标。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到1969年时仅有20多篇研究论文，但现在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最近10年间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已有几千篇，这些研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集中在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这一领域，也有一部分是金钱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SrivastavaA.,LockeE.A&BartolK.M,200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影响的逐渐扩大，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形成了心理发展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在他们看来，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的完美体验。Dinner就是这一领域著名的研究者之一。他对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气质和人格以及主观幸福感强烈的群体的个人背景进行回顾，然后进行更为广泛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了宏观社会环境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些调查研究发现，并不是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人们的幸福，而是决定于人们如何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包括婚姻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在内的社会关系和人格特质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⑵面对今天——快乐而充盈

研究发现，在每个年龄阶段虽然都存在着不快乐的人，但还必须承认，同时也有着许多快乐的人（MarcelaKogan,2001）。Lyubomirsky比较了那些

快乐的和不快乐的人，发现他们在认知、判断、动机和策略上有所差异，并且这种不同经常是自动化的，而并未被意识到的，主要表现在快乐的人对社会性比较信息较那些不快乐的人稍微迟钝些（LyubomirskyS.，2001）。快乐与金钱的关系、快乐与信仰的关系以及快乐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等主题也有不少研究。比如，Diener、Horwitz和Emmions调查了福布斯排行榜中最有钱的100位美国人，结果发现，他们仅比一般美国人多一点点快乐而且还有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快乐。甚至有人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快乐的感受了。财富对快乐的影响如此小，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生活事件、环境及人口组成等因素在幸福感中所起的作用被差异中和了。为此，一种解释快乐理论提出，要想知道为什么有人比其他人更感快乐，那么就必须了解保持和提高长期快乐以及个体感情产生的认知过程和动机水平。

⑶憧憬未来——现实而乐观

拥有乐观精神是促使希望和乐观增长的关键，因为乐观可以让人更多地看到好的方面。ChristopherPeterson认为，乐观涉及到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乐观的人更容易拥有好心情，更加不懈努力和成功，并且拥有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大量对如患有爱滋病等危及生命的病人的研究表明，那些始终保持乐观的人活得更长久一些。乐观的作用主要是在认知水平上起调节作用。一个乐观的人更可能习得促进健康的习惯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当然，乐观有时会产生“乐观的偏差”(optimisticbias),即判断自己的风险要比判断他人的风险小，从而表现为盲目的乐观而不现实(SandraS.,2001)。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现实主义会提高成功适应环境的可能性，而乐观则会使个体具有较好的主观感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SandraL.Schneider探讨了“现实的乐观”，认为“现实的乐观”与现实并不相互抵触。从原则上说，人们能做到乐观而又不自欺（SandraJ.Optimism，2000）。这种对“现实的乐观”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诠释：让生活更加富有意义。

2.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

积极人格特质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因为积极心理学是以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和有适应性的整体为前提理论假设的。积极心理学家认为，积极人格特质主要是通过对个体各种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加以激发和强化，当激发和强化使某种现实能力或潜在能力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时，积极人格特质也就形成了[2]。积极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方面具体研究了24种积极人格特质，包括自我决定性(self-determination)、乐观、成熟的防御机制、智慧等，其中引起关注较多的是自我决定论和乐观。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培养这些特质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人格特质的研究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自我决定性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积极心理学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先天学习、创造和好奇的本性是其形成的基础；这些先天的本性还必须与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外在的生活经历相结合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心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是其形成的前提，这里包括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性、胜任和交往。

Hillson和Marie(1999)在问卷的基础上将积极人格特征与消极人格特征进行了区分。积极的人格特征中存在着两个独立纬度：一是正性的利己主义，是指接受自我、具有个人生活目标或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独立、感觉到成功或者能够把握环境因素及其挑战；二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指的是当自己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他人的支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看重与他人的关系并对于已达到的与他人的关系表示满意。积极的人格特征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创造力与天才的培养也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关于创造力和天才培养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例如，Steinberg和Lubert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多维结构,由多种资源构成。他的理论对人类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综观西方心理学关于创造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创造性的个体特征，创造性思维加工过程与创造性环境。Steinberg等人根据创造力投资理论提出了发展性创造潜能的12种策略以及创造性生理激活从脑机制方面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发散思维时，高创造性被试（创造性测验得分高考）两侧额叶都被激活，而低创造性被试只有单测被激活（CarlssonI.,WendtP.E.&RisbergJ.,2000）

3.积极社会环境的研究

马斯洛、罗杰斯等人指出，当孩子的周围环境和教师、同学和朋友提供最优的支持、同情和选择时，孩子就最有可能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相反，当父母和权威者不考虑孩子的独特观点，或者只有在孩子符合一定的标准才给予被爱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就容易出现不健康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积极心理学非常重视社会背景下的人及其体验的再认，意识到积极团体和社会机构对于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FrancisBacon认为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和搭档接触有两个好处：“它加倍快乐，并将痛苦减半。”确实，当同别人一起时会感受更快乐些。当被调查问及：“你拥有多少亲密朋友（不包括家庭成员）？”报告中有26%的人少于5个朋友，38%人有5个以上的朋友，并说他们感到“很快乐”（DavidG.,2000）。

不同文化对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判断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别。在个人主义文化为主的国家中，当判断自己有多快乐时，会理所当然的参照他们的情感，经常感受到快乐是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预测因子。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则倾向于参照一定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否快乐，并且在评估生活时，会考虑到家庭和朋友的社会取向。因此，在不同文化中，人们认为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因素也是有差别的，这或许源于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所带来的影响。

三、对积极心理学的评价

（一）积极意义

积极心理学继承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理内核，修正和弥补了心理学的某些不足，它一反以往的悲观人性观，转向重视人性的积极方面。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除去人的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积极心理学作为当代心理学取向之一，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试图从元理论高度克服心理学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整合心理学内部的分裂与对峙，重构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野。

1.强调对人性优点和价值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功能应该在于建设而不是修补，因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有“问题的人”。心理学应该注重人性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弱点。积极心理学在对心理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倡导研究和探索人类的美德，从而填补了心理学在正常人心理活动研究方面的空白，恢复了人性的积极面。

2.提出积极的预防思想

积极心理学重视对心理疾患的预防，并认为它们在预防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来自于个体内部系统的塑造能力，而不是修正其缺陷。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类自身存在着抵御精神疾患的力量，预防的大部分任务将是建造有关人类自身力量的一门科学，其使命是探究如何在个体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挖掘困境中的个体的自身力量，就可以作到有效地预防。若仅关注个体身上的缺点或弱点，其实并不能达到有效地预防的效果。心理学的任务在于能够有效测量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弄清它们的形成途径，并通过恰当干预来塑造这些心理品质。

3.兼顾个体和社会层面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的缺陷，在关注个体心理研究的同时，强调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原因的认知及其理论假设的建构上，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与交互作用。尽管积极心理学者强调个体的心理、人格的良好品质，但仍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因素对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以及对心理治疗的影响。积极心理学主张个体的意识和经验既可以在环境中得到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从广泛的角度——进化过程来讲，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经验，因而对群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4.整合研究方法

积极心理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仍是实验、测量等，积极心理学需突破现有研究方法，寻找到适合自身的研究手段。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一样，积极心理学仍是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类心理学进行研究与探讨，其研究结果不能被实践证实，那么，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某些方面积极心理学仍不能对幸福感作出完美解释。例如，积极心理学强调快乐、满意等积极情感，认为应该重视、强调人性的积极情感因素，然而中国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似乎也表明，很多成功人士在其成功的追求过程中，经常要自己去做一些烦琐的、艰难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是痛苦的，而快乐的人似乎容易“丧志”，成为事业上的失败者。人们的这种常识有其科学依据吗？如何转换？完善、健全的人格如何塑造？所有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积极心理学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必将能促进积极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本身的发展。

（二）存在的不足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历史很短,不够成熟，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基础单薄，理论体系不完整早期积极心理学家不愿承认它的人本主义渊源，后来虽然承认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少，这使得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有些单薄，理论体系也不够完整。因此，积极心理学还有众多的研究领域需要积极心理学工作者不断去开拓。

2.表现出一定的“积极话语霸权”[3]，即否认消极的价值与功能积极心理学是由Seligeman等著名的心理学家倡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当积极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与这些知名学者的权威性结合在一起时，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积极话语霸权”，一味地宣扬积极，对传统心理学进行批判,对消极进行指责，忽略了消极本身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也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功能。

3.研究对象不够全面，缺少令人信服的纵向研究[3]积极心理学在其研究对象的取样上还不够全面，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价值取向，忽略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两个重要的群体。另外，由于其发展的历史较短，缺少有重要影响的纵向研究以及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研究。

4.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尚存在困难[4]首先，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价值的差异，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取向下对快乐、幸福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使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性，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外，一些西方积极心理学中的英文单词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意思，比如happiness既可以译为快乐，也可译为幸福，而well—being(主观幸福感)的汉语意思实际上是“良好的状态”，这就使我们在研读西方的有关著作时产生概念上的混乱。积极心理学由于产生时间短，存在一些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其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不足也是可以克服的。

四、积极心理学发展趋势

积极心理学与其说是一个完善的心理科学体系，倒不如说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极心理学羽毛渐丰，终于与消极心理学分庭抗礼，成为现代心理学新的研究方向，但完善积极心理学思想，建构积极心理学体系，发展积极心理学技术，促进积极心理学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在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方向是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积极心理体验。DanielKahneman指出，目前体验的快乐水平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建构基础。包括主观幸福感、适宜的体验、乐观主义和快乐等等，正如Diener（2000）所言：虽然人们已经对幸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幸福主题本身仍然存在众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特别在我国，幸福感研究刚刚起步，更有待开拓。

第二，研究方向是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个体的人格优势会渗透在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的影响。这种研究途径的共同要素是积极人格、自我决定、自尊、自我组织（Self-organizing）、自我定向（self-directed）、适应（adaptiveentities）、智慧、成熟的防御、创造性和才能。

第三，研究方向必须把人的素质和行为纳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考察。即应该注意到人的体验、人的积极品质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性，因此，积极心理学需要综合考察良好的社会、积极的社区以及积极的组织对人的积极品质的影响，发展着的社会背景建构着人的素质，社会关系、文化规范与家庭背景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环境孤立地研究积极心理，必须在社会文化生态大系统中考察。

第四，积极心理学将成为心理学理论新的增长点。积极心理学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并不是相对立的，它使传统心理学长期被忽视的两个使命又重新得到重视，是对传统心理学的一种补充，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它使原来具有片面性的心理学变得更完整、更平衡。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转向人的积极层面，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的运动，改变了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把心理学仅仅认为是解决心理问题、治疗心理疾病的错误认识。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这也是心理学的最终归宿。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基因生物学等学科的进展，积极心理学将成为心理学理论新的增长点。

五、结束语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一个社会只有以积极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这个社会才能成为有效、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积极心理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倡积极人性论，它消解了传统主流心理学过于偏重问题的片面性，真正恢复了心理学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这体现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博爱和人性。如果心理学能集中力量利用人积极的本性来使人更像个人，而人又能在个人和集体的解放中表现出充分的积极，那么，心理学在使社会更具有人性方面就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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