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
时间：2023-12-15 17:06:03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1
2012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第四届全国认知科学会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隆重召开。会议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杂志社、科学中国人杂志社联合主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承办。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多所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黄华新教授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唐孝威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认知科学研究基地主任蔡曙山教授以及《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张刚社长分别致辞。
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内容涵盖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众多学术领域。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冯志伟研究员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王惠临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关注认知语言学”以及“人类认知的个体性、群体性和民族性”的报告，从认知语言学和普通语义学角度对语言的现象做了多层次、全方位地介绍和分析。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科学研究中心翁旭初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张学新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汉字加工的神经基础”以及“拼义符号：中文特有的概念表达方式”的报告，从神经科学、心理学的角度对汉字加工的机制以及拼义符号的现象作了深刻、具体的实验研究。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心蔡曙山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周北海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哲学系潘天群教授从逻辑学与心理学、逻辑与语言、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对认知科学的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诠释。蔡曙山教授强调了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在逻辑领域以及认知科学中的重要性。周北海教授认为要实现自然语言理解的两大转变，从机器的理解转向人的理解，从对自然语言技术层面的分析思考转向综合性的思考。潘天群教授以有趣的实验例证说明文化背景在协调博弈中的作用。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张小燕教授从哲学的角度鲜活生动地讲述了中西思维到偏向。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李恒威教授和廖备水副教授分别探讨了哲学的纯粹意识状态问题以及论辩系统的动态性。大会上，学者们的报告涉及认知科学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体现了报告人对认知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入思考，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
大会闭幕式由清华大学心理学蔡曙山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黄华新教授对大会作了简单小结。他指出，本次大会总体上体现了三个关键词：意图、意义、意思。首先，大会的举办实现了加强认知科学跨学科学术交流的基本意图。第二，大会的召开具有推动认知科学多学科交叉、协同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本次会议是有意思的，与会代表务实求真、平心论道，会议既严肃又活泼，讨论热烈，氛围和谐。
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紧张、高效的讨论，大会取得了预期成果。首先，学术报告具有比较高的水准和质量。许多学者的报告是其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探讨了认知科学的前沿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发现，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其次，从会议形式上看，大会既安排了全体会议的学术报告，又进行了分组报告。分组报告的形式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多交流和沟通的机会。第三，从与会人员构成来看，更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关注和参与认知科学研究，许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在会上做了发言，并积极参与了相关讨论。第四，会议成果的发表。大会结束后，部分学术成果将由国内学术期刊《科学中国人》发表；编辑出版认知科学论文集的工作也将正式启动。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2
关键词： 意识； 认知科学； 范式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ampaign of scientizing consciousne ss study,cognitivescience is regarded as the frontier of the 21st –century intelligent revolution , which has become the main orientation of consciousness psychology study. consc iousness study as the pattern of cognitive science has encouraged many issues inbasic theory and leading advancements in research means and technology, gradual ly removing the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obscurity” of traditional consci ousness study. the current violent transformation and steady reorganization of t he theoretical pattern of consciousness science might offer a generative opportu nity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onsciousness psychology, and meanwhile facea dilemma of new advancement.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cognitive science; pattern
从认知心理学转向认知科学，是当代心理科学研究的又一次新的战略转移。认知科学作为一 门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不仅对新世纪的心理科学研究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当代人 文社会科学、计算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也发挥了思想先导与技术支撑的重要作用。 它已经被称作21世纪智力革命的前沿，成为当前西方国家科学发展战略计划中的“四大前沿 技术组成部分”。［1］在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所爆发的攻克意识难题的“文艺复 兴”运动中 ，认知科学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认知科学先进的研究范式及其理论建树，不仅使人类对 意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也提供了知识技术和工程化的模拟支持。意识研究的认知科学 化，认知科学的意识研究化，已成为以自然科学途径研究意识问题的一个重要趋势。进入新 千年以来，认知科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和不断重组的新阶段。当前，认知理论正处 于分裂、重组和更新换代之中，出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认知科学研究形态”， 这必将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过去50年里，心理学的发展就是在外部影响下不 断更新的历史。信息加工理论、乔姆斯基语言学、生态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理论等，都为 人的思维提供了新颖的理论模型。”［2］因此，研究总结当代认知科学意识研究的 积极成果及其面临的问题，对于提升意识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 意义和应用前景。
一、 基于科学范式的意识研究：从认知心理学到认知科学
在当今意识研究的自然科学化运动取向中，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范式，已汇成为意识 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进路。认知科学是现代心理学、信息科学、神经科学、数学、语言学、人 类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这门科学是关于智能实体与他们的环境相互 作用原理的跨界硬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发现心智的表征和计算能力以及它们在人脑中的 结合和功能的表示”［3］，即研究广义认知问题的新科学领域。认知科学的兴起 和发展，标志着对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和智能活动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根本上讲，意识问题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边缘地位进入理论研究核心，并逐步奠定 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认知科学研究范式侧重从科学的观点 重新探讨意识问题，这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意识问题在近现代经历了十分曲 折 的研究历程。马克思说过，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4］。在康德、黑格尔奠定的近代西方新哲学体系中，人类意识特别是理性意 识具有至高无上性。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总是有许多人在贬低人类的意识现象，而且这 种事件在多次重复上演”［5］。近代自然科学在经典物理学的影响之下很容易地否 定了人的意识心理问题。如赫胥黎所说，意识是虚构、毫无用处的生物机能，真正的科学工 作者不会理睬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影响工作”的生物功能。“科学家如今正处在一种陌 生的环境中：一方面，他们面对着自己意识的存在，另一方面，又绝对无法解释它。” ［6］同时，在物质科学 技术世界面前，精神和人的意识世界更显得脆弱和无能为力。而一向以研究意识为己任的哲 学和心理学长期以来又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现代西方哲学为摆脱笛卡尔身心二元分裂 难题和黑格尔的自我封闭的绝对意识理念困境，出现了一场终结意识的运动。心理学界有近 半个世纪的时间驱逐意识，以维护自身的科学形象。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学术界贬低意识现 象的历史悲剧的一再上演，也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客观科学”的方法来 研究人的主观意识现象，因而导致了哲学和心理学界关于意识研究的通病——虚无化和含糊 化，自然也就削弱了意识研究的独特性，进而使人类对自身意识的科学理解最终陷入了 自我解体的困境。随着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运动的兴起，特别是现代社会 发展危机对人类意识的内在矛盾冲突问题，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意识在科学中的地位作用。近 10年 来，自然科学的主流研究已经明显地发生了调整和转变，即对于意识问题已经“不再‘是否 ’而是‘怎样’解决这个美妙而又有吸引力的问题，‘是否应该研究意识的年代已经过去’ ”［7］。因此，对人的心智意识问题的再发现研究，更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 来认知科学探讨的新焦点。
关于认知科学的发展，莱可夫等人在《体验哲学》（2002）一书中将之划分为第一代和 第二代这样两个演变阶段，认为第一代认知科学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第二代认知科学发轫 于70年代。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第三代认知科学”这一概念。［8］崛起于20世纪 50年代的 认知心理学被视为认知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或第一代认知科学。西方许多学者将认知心理 学的出现，称之为“认知革命”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而著名生理心理学家斯佩里则将认 知革命称之为“意识革命”。因为认知革命的兴起，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对意识问题研究的 重新回归。但是，认知心理学对意识的研究走过了一条间接、迂回的道路。 早期认知心理学研究者很少直接研究意识，有学者分析认为主要有 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预设；二是研究领域的零散性；三是计算功能主义 的影响；四是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和副现象论假设的干扰，认为意识只不过是一种自动操作和 自动控制而已。［9］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认知心理学或第一代认知科学只是“ 走近意识”论域，而第二代的认知科学才可以说“走进意识”研究。
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运动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核心标志是联结主义理论范式的出现 。虽然学术界公认“认知科学”这一概念最早由鲍布罗和柯林斯（1975 ）提出，而1975年 美国著名的斯隆基金会率先对认知科学给予资助和1977年《认知科学》杂志的创立，则被视 为认知科学这门学科正式诞生的制度化标志。1979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召开了第一届认知科 学会议。此后美国许多大学相继将认知科学列入研究生的高级学位课程培养计划之中。这一 时期的认知科学研究主要有联结主义、生态主义、知识化工程主义和行为进化主义这四条 途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直接将意识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中，如在第一届认 知科学会议上，著名计算机专家诺曼提出了“认知科学的12个课题”——信念系统、意识、 发展、感情、相互作用、语言、学习、记忆、知觉、性能、熟巧和思维。在阐述意识问题的 研究时，诺曼指出，“这个问题最早是威廉•詹姆斯于1890年就提倡了的。具体地向注意、 认知的控制或意图的建立等问题方面展开。最近进一步根据我们犯错误和意识的关系来分析 人类的过失，作为认知科学的现实题目，这点是引人注目的。无论如何，意识问题未解决的 部分是很多的，作为课题各方面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少。就这点说它是具有魅力的问题” ［9］。巴尔斯也指出，联结主义范式的出现为意识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路 线。“神 经网络非常出色地模拟了某些意识现象，但对意识现象的大规模体系结构特性还没有反映出 来。前景应该是将神经网络与剧场模型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杂交式的结构体系。”［10 ］第三代认知科学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哈娃德的观点，第三代认知科学的主要特征 是采用高科技脑成像技术和计算机神经模拟技术，阐释人的认知活动、心智能力与脑神经的 复杂关系，主要有神经影像学技术路线、心智主义路线、神经模块化主义和认知动力主义路 线，而认知动力主义汇成了新的研究潮流。早在90年代初期，老一辈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和 奈瑟等人便开始提出，应该反思如何重建和恢复认知革命的原貌问题。 布鲁纳提出要将 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在1992年，认知科学界曾掀起了一场物理符号论与环境作用 论的争论。一批年轻学者向老一辈人工智能大师挑战，他们一方面试图保留认知主义的成 果，另一方面又希望超越物理符号系统范式，强调认知决定于环境，发生在个体与环境的交 互作用中，而不是简单地发生于每个人的头脑中，需要将符号系统放到意义世界中，这对于 说明心理状态是关键性的概念。新近出现的认知动力主义者也认为，认知信息加工的物理符 号论和联结主义，揭示的都是“计算的心灵”，而目前则要研究“经验的心灵”。为此，福 德等人指出，计算的心灵与经验的心灵，是人 的完整认知的两个方面。对于人来说，处于主导系统的是调节系统，认知系统则服务于调节 系统。只有把认知系统与人的本性、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人的认知 是“具体化的活动”。心智的本源来自身体的经验。在他们看来，目前 认知科学的研究重点是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概念是通过身体 、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并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11］这种具身化 的认知动力主义观点已成为目前认知科学研究新的理论进路。
当前认知科学范式的不断转换及持续创新，不仅提高了人类对自己意识的理解和认识水平， 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推进了意识问题研究力度。长期以来，如何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 究主观意识现象，一直是困扰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难题。意识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是寻找客观 感觉如何转化为主观知觉、意识问题，这就要求从研究方法上探索出一种操作性的概念， 以超越“意识是大脑活动的产物”这一含糊的概念。在许多认知科学研究者看来，目前有三 条途径可以完成对意识问题的科学说明：一是使意识联系到脑活动过程；二是意识能够以信 息加工的概念加以描述；三是将意识作为一种实验变量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完全可以从意 识 的“觉知性”这一特点开展实证研究。因为人在清醒时，绝大多数心理活动自己能够“觉知 到” 。实验心理学的分离技术研究也表明，可以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控制意识与无意识的污染与分 离问题。为了进一步确立意识科学研究的地位，避免犯过去的低级错误，认知科学家塞尔指 出，需要建立一种新实在论的“意识的本体论定位”和新科学观。“今天，科学发现不能再 轻易地忽视意识的存在了，科学正处在范式的转型阶段，即争取把目前的范式进行延伸，以 吸收那些反常现象。”［12］进而有可能为意识这一极为困难的问题研究，建立起 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 成就：认知科学对意识研究的实质性进展
当前认知科学研究者对意识问题探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零散性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探讨 、从“ 自上而下”的经验分析转向“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以认知神经科学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研 究范式，试图在一个已经开拓过的研究框架中开展具体的精细研究，以便更为精确地回答人 “怎样意识”的活动过程。近10年来，认知科学对意识的许多重要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实质性进展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 对意识概念的发展
在意识的概念问题上，认知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解方式。早期的认知科学研究者认为， 意识仅 是一种认识作用，它不代表心理活动的全部，只代表“知”的一方面。意识涉及知觉、注意 、记忆、表征、思维、语言等高级认知过程，其核心是“觉知，觉知性是意识的最基本的特 征”。觉知也是意识中最容易进行实验研究的对象。研究证明，无意识与情绪有关，意识与 认识有关。而第二三代的认知科学家们除了重视意识的认知系统功能之外，更强调意识的 意向性特质，提出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的本质所在。“意识和意向性有一种本质的联系： 我们只有通过意识才能理解意向性。”［13］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是意向性的概念 。意向性 是意识朝向某一目标的指向，正是由于自我意识的这种意向性，才使得杂乱无章的经验纯化 。如果说意向性是意识的“指示器”，那么认知和觉知则是“显示器”。意识状态中绝大部 分重要的特征是“意向性”。
在意识研究的理论建设中，对意识的结构与机制的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这 有助于推进意识科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在意识的结构问题上，罗兰德斯等人认为，意识的独 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二元性结构，即意识具有对象（客观）和意动（活动）这样两种 经验。意识既是认识的合成物，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意识具有混合性结构特征 。可能是一种“大现象”或“机体的心灵”。夏龙也提出，从现象性的结构特征看，意识主 要的 现象性特征是：(1) 主观取向与客观取向；（2） 身体与精神；（3） 焦点意识与边缘意识 ；（4） 稳定与变化；（5） 表征与直觉；（6） 行为与中介。人的意识的主观现象具有重 复性、一致性和结构的稳定性。其虽然没有形式化的结构，但也可以从功能上划分为感觉存 在、心理觉察、反思或元认知这样一些子系统。
关于意识与无意识的相互作用机制问题，一些学者提出意识与无意识分属两个不同的认知子 系统，它们遵循着各自不同的加工模式，有着特定的神经机制与行为指标。从内隐记忆到外 显记忆之间的随机独立性和功能独立性特征中，也可以体现出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的存在 证据。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一种因果关系，就像白天与黑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一样，而有可能是一种“伴随性”关系。同时，人的意识不可能一次完成，人的意识世 界实际上正是这两个方面不停地相互作用形成的。意识是通向巨大的无意识心理的通路，其 中交织了“意识—无意识—意识”三位一体的心理流活动。
2 意识理论模型的建构
意识科学研究最为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许多理论建模热潮的出现。有论者提出，“科学中 的模型主题再一次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中心。理论模型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模型研究能够使得理论假设和实验设计获得一种比较稳定而严密的认识框架。认知科学的模 型方法对于从另一个侧面为从实验上彻底解决心身问题提供了可贵的参数。”［14］ 目前在西方涌现出的意识理论模型中，主要有单因素模型、认知多重表征模型和心灵剧场模 型等“理想型”与“类比型”这样两种。
单因素模型是建立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基础上的一种有影响的意识理论。沙赫特等人根据临床 上“盲视症”等患者表现出认知功能上的分离症状，提出人的意识活动具有模块化与一体化 性质。也就是说，在人脑中不存在具有两个分开的意识系统，人的意识无法同时进行许多不 同的思考。对于正常人而言，体验到的只能是一个单独的意识，虽然意识可以模糊地觉知许 多事情，但是，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能集中于一件特定的事。“进化已经给予我们一个单轨的 心 理，同时有许多无意识事件发生，但是只能有一个意识流在进行。”［15］这一模型 的优点在于比较好地揭示了人类认知资源的有限合理性功能。因为真正的意识经验就是一种 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同时，将有限性概念引入意识研究中也有积极的意义。有 限的容量便可以进行度量或测量，可以建立模型，即可以进行实证研究。
认知多重表征模型强调了意识的综合作用机制。表征是传统认知心理学的一大核心概念。现 代认知科学建立的意识表征理论模型，经历了一个从计算表征、语言表征到知识表征、意识 表征和神经表征这样的演进过程。杰克多夫等学者的意识多重表征理论则综合了这些内容。 认为意识水平有三个层次：一是最初阶的表征，属于前意识性的，由神经生物系统的同步激 活来支配；二是中阶表征层次，属于意识的层次，由人的认知觉察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来操 作；第三是最抽象的表征层次，涉及倾向主义和高阶觉察的内容，按照语义主义的规则来运 行。中阶水平的表征所体现出意识的状态最为明显，而在初阶和高阶的表征层次有意识的成 分比较少。
“心灵统一场说”是近年来西方最为盛行的意识模型，也即意识与无意识工作的统一场分布 模型。这一模型由巴尔斯提出。他认为，对于解释人的意识经验为什么如此丰富多彩，而任 一时刻的某一具体经历为什么又相对简单？就必须假设大脑需要有某种“综合空间”，这类 似于信息交换台，它可以使神经系统中专门化了的无意识处理器彼此进行相互作用，就像它 与剧场的舞台，或者教室里的黑板或电视屏幕一样。人类的意识活动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舞台 ，其中共有5个认知子系统活跃在这一中央执行控制台上：工作记忆、意识体验、注意、有 意识和自动化的执行控制操作系统。［16］
当前，西方意识理论模型研究仍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这标志着认知科学在实证研究方面积 累许多新科学资料的同时，迈向了一个将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新阶段。
3 意识与无意识的神经机制研究
第三代认知科学最大的贡献是对意识和无意识神经机制的研究。关于“无意识如何向意识 转化，意识如何向无意识转化，这些转化潜在的脑机制是如何发生的？其中包括脑的解剖和 功能结构、神经网络联结及其突触活动基础。认知神经科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无意识 与脑结构和神经网络的关系上”［17］。根据克里克等人的研究，意识是大脑整体活 动与特 异区域的产物。通过神经影像技术研究发现，人在意识活动发生时，会产生250－300ms并持 续发放40hz的高频振荡波。因此，他们把40hz的高频振荡波视为意识状态发生的信号，或者 说是“意识突现的神经相关物（ncc）”。爱德尔曼等人提出，意识活动的生物机制是脑 皮质向低层皮质及皮下层结构的再输入过程，其导致海马、丘脑联合皮层和感觉皮层之间 产生特定部位相互捆绑的40hz现象，这是意识产生的中心环节。而认知神经科学家邱恰兰德 认为，意识活动不依赖于感觉输入，而与个人的内在经验有关。意识活动主要体现在以网状 结构为神经基础的注意机制之上。只有注意到的刺激才能引起人们的意识，许多非注意的刺 激没能达到意识水平就不会被意识到。 有学者认为，无意识与意识有着不同的生理基础和 运行机制,大量的无意识是并行处理的过程，而意识活动是串行处理的过程。 无意识也是一种整体活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特殊的处理器，这种专门的处 理器的特征十分类似于认知神经心理学上所讲的“模块”，其功能是统一的或者是模块化的 。
对无意识地位及力量的实证研究，是当前认知科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研究发现 ，人们日常活动大多数属于无意识性质的，不论是内隐认知还是自我认知，以及内隐社会活 动，“人们仅在5%左右的认知活动中是有意识的，因此，我们大多数的决定、行动、情绪和 行为都取于超出意识之外的那95%的大脑活动”［18］。同时，无意识活动也需要消 耗许多人 脑活动能量，例如静息状态便需要有40%的代谢能量消耗。国内有学者从内隐记忆、内隐 学习的角度研究了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贡献水平，结果表明，无意识的内隐学习具有“高选 择力、高潜力、高效性”这样的“三高特性”［19］。在校学生普遍以无意识内隐的 学习方式为主。这一发现，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教育界来说，对无意识的深入了解，意义都是 极为深远的。
三、 趋势：当前认知科学研究意识的新焦点
进入新千年以来，西方认知科学研究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和商务部共同推出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四大聚合技术研 究计划，其中提出：“最高优先权被给予‘人类认知计划组’，即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去理 解人类心智的结构、功能，并增进人类的心智。其他优先的领域还有：人性化的传感装置界 面、通过人性化技术丰富交际、学习如何学习、改进认知工具以提高创造力”。［20］ 欧洲许多国家也推出了“人类认知科学行动计划”。2007年著名的《科学》杂志又发 表了10名科学家的倡议：开展“心智的十年”计划。我国近年来也兴起了一股认知科学的 研究热潮，已有10多所国内知名高校将认知科学及其相关研究列入“985工程”重点建设项 目。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也于去年联合启动了“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建设计划，认知 科学被列为师范院校的优势学科之一。随着国内外认知科学运动的空前高涨，认知科学范 式的意识研究重心焦点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向及变化：
1 从认知功能性研究到意义世界和意向性的探讨模拟
从意识的认知功能性的研究证明，发展到对人类心智意义的探讨，是当前认知科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变化趋势。尤其是意向性概念的活跃可以说是对人的心理本质活动的又一次新的思想 认识。第三代认知科学研究者认为，心理活动机制不需要像计算机那样按照精确的符号逻辑 表 征方式来运行，人的意识活动可以根据对象性意义世界的支持，自主地调节个人的活动。为 了更深入地研究人的意义世界，许多认知科学家从人工智能领域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这 一著名的布伦塔诺难题发起了挑战。“布伦塔诺难题”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机制主要是依靠“ 对象世界的内容和意义”来进行的。“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人的心理现象实际上是 指 “意识的意向内容”或“意向体验”。所谓意向性问题，即人的意识内容对外部世界的指向 性即意识的对象性、自主性和体验性问题。目前认知科学界出现了意向实在论和意向工具论 这样两种不同的主张。意向性实在论者提出，意识表征具有能够表达特定命题的功能。人的 情感、态度、意向性、信念等也是一种表征，也是一种实在的存在形态。人的心理意向性具 有宽与窄的内容。所谓窄的意向性内容是指单纯由意向状态持有者头脑中的状态和性 质所决定的内容；而宽的意向性内容是指意向状态持有者与所处环境相关的内容。这些不同 属性的意向性状态都具有因果性、功能性和一致性，能够反映出知识论的真值性质，最终会 成为影响人的意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意向工具论者则强调，心理状态、意向性、信念 与行为活动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意识状态与物理机制 具有相似性和可塑性，甚至是机械严谨性。一些认知科学家基于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立场，将 人的心理活动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基础性内容：“子个体认知系统”和“意向性状态系统” 。而意向性状态系统是一种具有自身经验现象的物理虚拟意识系统，通过对意向性的表征进 行新的建模，进而制造出具有自主性的新一代计算机。这一新的意向性理论成为当前人工智 能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2 从心脑关系到身心关系
西方认知科学研究意识问题的另一个新进路是从心脑关系到身心关系的转向。这一问题已成 为当代心理科学与神经科学的交汇点。新一代的认知科学研究者试图在对产生人的意识物质 基础的可靠性分析中，进一步审视身心问题、心物关系问题以及意识与大脑的关系问题，进 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的心智和意识的工作机能。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十分重视认知活动脑物质机 制的研究，也就是探讨意识与大脑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正如著名心理学家莫洛 夫所指出的那样：“心理和意识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关系，即主体知觉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反映与基质（大脑）之间的 关系；三是反映与机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反映与调节功能。一切心理活动都具有相应的神经 生理机制，心理精神现象通过神经系统的中介与外界囊括具有对应的关系。这样理解人类认 知机制，必须研究整个机体与大脑所反映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1］因而，“ 心理与大 脑的关系”问题也变成了“身心关系”的问题。这自然涉及对身心关系 这一笛卡尔难题的重新研究运动。当前认知科学十分关注人类认知活动的身体基础、身 体在认知活动中的首要作用问题。以莱可夫等人为代表的“具身心智观”提出了一种“通过 身体认知世界”的新观点。在他们看来，人脑、身体、周围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视为一个 动态系统，其原理与其他物理系统相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划归于客体一侧，把人 的身体视为无生命的机器。实际上，人的心智是脑、身体和环境彼此相互作用的动力突现的 具体结果。具身的心智不仅仅存在于脑中，而是体现在整个身体中，即整个中枢。心智是脑 、身体和环境彼此相互作用的动力突现的结果。而心智的意向性也发展到了身体的意向性。 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由物理机器认知向自然生理认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即 为了更好地模拟人的心理，使不灵活的机器灵活起来，迫切需要揭示“人类的智能实体与他 们的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以更好地推进对人心智的模拟研究。
3 从意识的理论模型建构到认知科学的行动研究
长期以来，认知心理学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研究比较深入，而实践应用则显得比较薄弱。建 构主义者波特曾经指出，认知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通过强调认知过程和实体，而使研究者 脱离人们彼此所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他批评目前的认知科学研究仍然没有将人的实践行动 活 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建构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 公式化及定向等活动获得意义。波特提出，“要超越认知主义则需要强调在自然情境中实现 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又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22］。然而近 年来认知 科学范式的意识研究在实践应用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观，出现了从意识模型建构到认知行动研 究的新景象。认知科学研究者认为，如果现有理论和范式难以解释变异情况时，超出了传 统观念和范式，当这些变化发生在实践领域时，就引发行动研究。目前认知科学中涌现出的 比较成熟的行动研究范式是计算仿真模拟路线。这一认知科学的行动实践路线主要由四个步 骤组成：步骤一是确定模型，即为了实现行动计划，需要建立一个综合而又灵活的分类系统 ，并把有关现象秩序化。步骤二是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模式。要研究必须对已经选择作为有关 主题的认知实践执行进行分析、分类和计算编程等这样的行动。认知活动是符号的并由规则 、惯例和习俗来控制，因而这一阶段需要建立产生正确性和适当性的任务的相关标准。步骤 三是人工智能的模拟操作化，对认知任务的知识和运行工具之间的假说建立必需的桥梁。即 模拟仿真路径，既可以作为文化规则系统的抽象表达，又作为关于脑结构和实现过程的假定 。制造出具有人工智能的类似“记忆机”和“意识机”一类的智能产品。步骤四为评价与校 正阶段。对理论模型建构关键是经过验证、检验。认知科学的行动研究不仅强调“大思想” 与实 践的对接，还特别重视“小思想式”的实践行动。这一发展方向最终是要对人类主体意识能 动性的形成机制提出新的方案，这必将会使当代的意识问题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可见，当前认知科学持续创新的思想力度之大，超过了我们许多人的想象。现代科学的 迅猛发展主要是由“思想驱动”与“数据驱动”这样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知识资源推动的 结果。认知科学的意识研究在“思想驱动”方面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其中不仅有“大思想 ”的突破，更有“小思想”的积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三代认知科学研究队伍群体精英辈 出，人才济济，其中既有以布鲁纳、西蒙、爱德尔曼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大思想家” ，也有无数“小思想家”们汲汲于各科认知科技发明创新。罗默说过，在 科学世界里，“发现大思想与发现上百万个小思想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思想 指导我们将有限的物理资源组合在一起，进行配置使变得更有价值”。［23］只有 思想知识 资源才具有不可限量的增长潜力。相形之下，我国学术界的许多领域往往难以持续地深入研 究下去。长期以来，我们不仅缺少突破性“大思想”的创新，而且也缺乏一个个有生命力的 小思想的积累。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大思想家”，但却可以成为“小思想家”。目前 国内的认知科学大都沿用西方相对成熟的实验范式或因循其理论框架，普遍关注从硬件设施 方面推动学科建设。而“硬件设施方面相信可以很快与国外缩小差距，但在研究思想创新和 理论发展方面，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如果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恐怕是更难达到的目标”。 ［24］这是我们中国任何一个力争上游的科学研究者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 问题与前景：认知科学意识研究面临的难题
目前认知科学的意识研究固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中面临着许 多发展难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理论思想设计依托的限制 与研究技术方法的局限两方面的问题。
1 理论思想设计依托的限制
当前，认知科学范式的意识研究大多属于切片性、平面式的成 果，整体性的理论建树还不多见。近20年来，西方意识研究的复兴主要是依托于当代科学发 展中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生命科学、脑神经科学和计算科学的研究进展。从理论上讲，生 命科学与计算科学是21世纪最有发展活力和前景的带头学科。只有不断融合当前生命科学和 计算科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规范、新技术，才能为揭示人脑产生意识奥秘这一人类重大理论 问题提供更为精确的回答，并且在深层次上开辟意识研究的新模式。但问题在于，目前生命 科学与计算科学的发展前景尚难预测。如脑科学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近10年来世界各国在 脑科学领域投入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可是真正具有重要突破意义的成果几近空白。美国推行 的“脑的十年”计划除了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之外，事实上在 基础研究方面并没有显著成效。以致一些哲学家提出，意识的神经生理学研究纯粹是浪费时 间。认知神经科学的模块化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建构起了一个个先天获得装置式的“乔姆斯基 王国”。［25］而新一代的计算机只是在运算速度上有了突破，但模拟人的心智的人 工智能研究则停滞不前。人工智能的重要创始人明斯基曾说，以计算理论解释认知和智 力的数十年努力均失败了。这也加重了计算主义意识研究的悲观情绪，使得今后认知科学范 式的意识研究，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当认知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性前提仍处于“ 争论”的不可靠情况下，要寻求意识研究自身的实体性理论的突破，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2 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
意识研究认知科学进路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近年来意识 研究已开始向实验科学靠拢，这是目前这一领域中最为令人满意的变化。但对意识和无意 识的实证研究几乎都是以“是什么的”相关分析为推测依据，而无法进行“为什么的 ”因果关系的解释性揭示。在研究方法上，“相关是一种很容易的科学研究，理论解释的差 距则更大”［26］。特别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引以为自豪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 ——神经影像 学技术还属于宏观性质的研究，包括40赫兹在内的神经相关物研究仍然属于一种宏 观性质的成果，是一种“尚未完成体”，其仅仅注意了局部的神经生理特性，而且神经生理 学 家们也还并不清楚如何寻找ncc。正如查默尔斯所批评的那样，对脑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应 该 保持适度的期待。这一研究技术不仅难以寻求意识现象的因果解释，更无法揭示人的意识活 动的丰富特异性。另外，实验研究只能进行“是什么”的现象描述，而无法进行“应如何” 的价值探讨。如目前一些认知神经科学的意识研究发现“95%的行为是无意识占主导地位” 的观点，就属于一种现象层次的描述性研究，实际上这一结论并不利于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实践。
关于意识研究的未来前景，英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约瑟夫逊预测，在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 研究尚未取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的情境下，目前需要提倡多学科间的意识研究，以超越现在 的认知科学。“意识研究需要受惠于各种学科所能提供的营养”［27］。我们认为，未来认知科学能否给人的意识带来新的解释的关键是确立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在意识的人工模拟领域寻求更大的突破。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战略发展研究小组.认知科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3)：168-171.
［2］ mackay n. psychotherapy and the idea of meaning［j］.theory & psychology , 2007(3).
［3］ 孟伟. emdodiment、认知科学以及传统意义理论的发展［j］.心智与计算,2007(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5］ 塞尔.心灵的再发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
［6］ 齐振海，等.第三代认知科学下的语言研究［j］.中国外语,2007(2).
［7］ rowlands m.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58.
［8］ lakoff g.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ba sic books,1999:497.
［9］ baars j. the consciousness access hypothesis［j］.trends in cognitive sc ience,2005(1).
［10］ slby g.embodied targets,or the origins of mind-tools［j］. p hilosophicl psychology,2006(1).
［11］ gigerenzer g. gut feelings:the intelligence of unconscious［j］.viking, new york,2007:216.
［12］ searle j. therediscovery of mind［m］. mit press,2004:6.
［13］ 李恒威，等.“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j］.哲学研究,2006(6)：92-99.
［14］ mmchamer p.neuroscience and theoretical psychology［j］. theory & psych ology,2007(2).
［15］ mihail c.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m］. klwey academic publishers,2002:102.
［16］ 巴尔斯.心灵剧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7.
［17］ leeuwen c. synchrony,binding,and consciousness［j］. theory & psycholog y,2007(6).
［18］ 唐孝威，等.脑与心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17.
［19］杨治良，社会认知具有更强的内隐性［j］.心理学报，1998(1):1-9
［20］ 蔡曙山.认知科学：世界的和中国的［j］.学术界,2007(4)：7-19.
［21］ 洛莫夫.认知科学与身心关系［j］.国外社会科学,1989(2)：89-100..
［22］ potter j. post-cognitive psychology［j］.theory & psychology,2000(1).
［23］ 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 olitical economy, 1996(5).
［24］ 张卫东，等.认知神经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贡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2007(1)：46-55.
［25］ 哈瑞.认知科学哲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207－209.
［26］ chalmers d. how we construct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the cognitiveneurosciences［m］. mit press,2004:6.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3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内涵界定 ; 发展动因 ;国内研究状况；不足之处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94-01
一、绪言
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是当今的语言学研究的三大主线，而认知语言学是今年来受到整个语坛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一门交叉学科。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一大批学者开始全面地关注认知语言学，各类学术专著、科研论文如雨后春笋，数量猛增。认知语学越来越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内涵界定、发展动因以及发展情况等多种角度来进一步解读这一新兴的实用学科。
二、内涵界定
作为认知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国内外不同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解读。
认知语言学家Lakoff“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由两个共识来定义,称为概括性共识和认知共识”。
认知语学大师Dirveny则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被定义为分析语言和其他认知域以及和其他认知机制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理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自身学术背景出发，根据不同的着眼点来对认知语言学进行定义。认知语学巨擘Taylor则坚持认为，“我使用‘认知语言学’这一描述性的术语来表示当代语言学中的一场广泛的运动。它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取向、方法、和侧重点。然而,他们通过一些共同的假设相互联接在一起。”
国内学者也曾用富有魅力的方块字来解读认知语言学。王寅在他的《认知语言学》中认为：“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和欧洲的新的语言学科，它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认知心理学与语言学的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它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自从Langacker, Lakoff, Talmy等国外知名学者创造认知语言学至今，有的学者们或从学科本体属性出发来界定认知语言学，或从派别分类的角度来定义认知语言学，或从学科研究方法的维度来解读认知语言学。正如“所有的故事共唱一首主题歌”，学者们在对其内涵界定时还是具备一定的共性。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家们都努力寻找语言的具有广泛概括性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作为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在界定认知语言学时必须得到来自认知相关学科的解释。
三、发展动因
（一）认知动因
作为认知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而认知语言学探讨了认知科学的体验哲学观，阐述了以空间体验为基础的人类身体体验是认识的始源。从认知语言学诞生至今，它的每一次蜕变都受到认识学科的影响，因此，认知动因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动因之一。
（二）语用动因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语用学是认知语言学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动力。 语用学坚持认为语言学研究应当重视语言本体与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使用环境来进行语言研究。其中，语境主要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环境、人的认知体系等方面，这样，人的认知体系也就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语用学的自身理论也在不断完善，这也促使研究者对部分语言现象的形成机制归因于人们自身的认识以及语言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三）心理动因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现象是蕴含着心理因素，因此心理动因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动因。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史溯源，Lakoff、Ross等认知语言学大家在70年代后开始接受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建构论与互动论，都主张抛弃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论，提倡研究感知体验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引进这些心理学的理论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日益多元，研究者开始着眼于原型范畴、范畴化、隐喻等认知语学核心问题的研究，并对人脑如何对外界事物进行分类进行认知语学的解读。
（四）哲学动因
通过对认知语言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哲学动因也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基本动因。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哲学基础，而体验哲学从本质上解释了认知语言学的思想：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决定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受体验哲学的影响，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通过身体体验外部世界，以自身为参考物形成多种认知视角，了解事物之间、概念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四、国内研究状况
受国外认知语学浪潮的影响，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也是日益升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桂诗春出版《心理语言学》一书，它成为国内最早探究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著作。90年代初期，国外一批认知语言学著作包括《语义学与认知研究》、《隐喻与认知》等。就被陆续翻译或介绍到国内。国内一批如沈家煊、束定芳、熊学亮等知名学者开始全面地关注认知语言学，各类学术专著、科研论文如雨后春笋，数量猛增。特别是近年来，认识语言学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进行学术讲座，活跃了国内认知研究的环境。如今，中国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日益多元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认知语学本学科理论研究；象似性与语法化问题；认知与隐喻、转喻；范畴化与原型理论；认知与语用学等。国内认知研究紧跟国外步伐，多管齐下，在认知语法、隐喻、认知语用、认知与教学等方面成果丰硕。
五、结语
文章通过梳理学界对认知语言学内涵的争鸣，总结了认知语言学发展的四大动因—认知动因、语用动因、心理动因以及哲学动因，展示了认识语言学作为一个新的语言学派的研究领域、研究现状以及在中国发展的状况，以期读者对认知语言学有初步认识。我们不难发现，认知语言学发展迅猛，一股“认知语学”的强劲风潮从北美和欧洲大陆刮向了华夏大地，波及全球语坛，由此，我们可以预言:认知语言学在21世纪必定将大有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4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资源
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80年代，至今仍然影响深广。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哲学文化而言，现在虽然进入了21世纪，但至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还没有出现更新的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迄今仍无统一的概念，其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许多学者提出，现代主义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方面加以界定，其中在文化精神维度上，“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由启蒙主义引发的哲学中存在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后现代主义也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加以理解。在社会经济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以信息传媒、后工业社会、“饱和的社会”等特征为主导的新时代;在文化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反中心、反主体性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有着统一宗旨的哲学或文化流派，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其主要体现为对一切崇尚中心、秩序、总体性的理性体系的反叛，对不确定性、异质性文化的尊重与追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是全部否认理性、科学，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和盲崇。同时，更强调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实现对现代主义哲学的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同那些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一样，它的精神实际上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最终将成为人类的存在的构成因素。
后现代的文化将不仅表现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上，也反映在对人性光明面的歌颂和鼓励上，还体现在对真理的认识和正义的扞卫上，更呈现在对文明人格的塑造、思想境界的升华、精神情操的陶冶、生活信念的鼓舞、人类光明前途的憧憬上，而并非完全是“尽善尽美的自欺式幻想”。即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观点也有合理的成分，游戏反映出了“自由、愉快”的人类本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在今天也许才刚刚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心理学是指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取向。这种后现代主义取向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建构主义心理学、解释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后认知主义、后实证心理学和话语心理学等分支，在这些不同的后现代心理学的分支流派之间均存在着许多对立与冲突，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普遍试图以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重新阐释心理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基础性问题，从而能为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基本支撑点。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在科学认识论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他们纷纷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一种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不断通过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进行深入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理论格局，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更是在理论心理学的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长期以来，现代主义的理性科学观点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在心理学的学科共同研究纲领中，“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实证心理学，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认为，只有走近代数学、物理学的科学之路，才是心理学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因此，创建心理学的先驱者们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最终能揭示人的心理活动方面的“真理”。于是，倾心于自然科学化便成为多数心理学家的梦想。即便是当代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相信科学、相信客观真理方面，也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是一致的。为了实现科学化梦想，心理学一直期待着有自己的牛顿、达尔文式的科学巨人的出现。因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虽然于1879年建立第一个实验室，这一事件曾被誉为“科学心理学”正式摆脱哲学、走上自然科学道路的标志，但冯特所开创的心理学实际上是二元型的“新科学”：第一种是哲学的心理学，第二种则是半科学的心理学。正如我国已故着名心理学家潘菽所讲的那样，心理学独立之后的“半科学的心理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今也未能发展为纯正的科学，因为其所有的问题还未能脱离旧时哲学的影响。即使是实证心理学，其出发点都是在沿习某种哲学，它们都要先采取一个固定的哲学观点。现代主义的实证心理学从反哲学出发，又走向了竭力维护自己的另一种哲学的发展道路。
西方不少思想家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极端“科学化”做法早已进行了尖锐的间接的批判。例如，马克思便曾指出，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是“肤浅的经验主义”。列宁也批判过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哲学上是“侏儒”、一只“跳来跳去的老麻雀”。与冯持同时代的哲学家胡塞尔更是明确指出，在自然主义观点中的“悖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的科学心理学。胡塞尔说，19世纪中叶，“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为了将意识现象作为经验科学的考察对象，尝试着要进行意识的自然化，探究存在于其中的因果法则。但是即使仿照物理的、化学的手段，采用精密的实验方法，由于心理学家们甚至‘连实验方法的诸前提是无法凭借实验心理学自身来建立基础的’都没有认识到，因而如果勉强要建立这一基础的话，那心理学就只能是陷入悖论的循环。在胡塞尔看来，对于心理学而言，现象学方法具有优先性。因为只有依靠纯粹的意识分析科学的现象学，才可以使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基础。
后现代心理学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一大思想资源，无疑是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科学观、知识观和真理观的系统性反思和批判。现代心理学主流范式的基础性前提是科学中心论的实证主义，而有关知识、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问题，既是现代主义心理学发展的立足性基础前提，也是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理论与建构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现代主义的心理学重视科学与知识的客观价值，强调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真理、逼近真理的惟一方法和途径，实证的科学方法最终能揭示真理及规律。后现代心理学则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科学观与认识论发起了攻势强劲的批判与否定。后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知识、概念和理论完全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一切知识和真理均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是特定的和情境性的;知识不能、也不需要被认为是“真理”,一切所谓的真理都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知识永远是某种角度的知识，知识的情境性远远甚于普遍性;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惟一的;知识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人类的公平和正义;知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参与的和分享的，而不是权力的、垄断的和支配性的；知识的学习与传授，应该是情境的、价值的，而不是程序的和方法的。后现代心理学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技术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自然科学技术的公共语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形式，因而不再应该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和社会特权，它只应该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元。
后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性理论资源是对目前在心理学界盛行的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的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即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后现代心理学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认知机能主义的核心假设。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格根等人提出，在人的头脑中并不存在着一种心理表征的机制，或是“认知魔殿”、“认知小鬼”。人的心理活动的实质不是“心理机制”，或表征系统，而是“话语”、“技能”与“能力”等方面的个体自我建构活动。即使是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中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等人便指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抑或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科学知识被个体接受之前对其而言“毫无意义”，一切外在知识信息的输入，只有经过个体的主动加工、转换与建构，才具有客观的价值意义。后现代心理学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并建构起了自己的元理论基础。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建设性资源
有的论者认为，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就其本身的理论层次及理论穿透力而言，它所触及的领域要远远超出了整个心理学，它事实上是一种新的知识论，是科学研究的元理论或者元话语。”[6为了更好地考察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精神资源，有必要从元理论的视角对之进行扼要的阐述。所谓元理论是指以某一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探索对象的研究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日新月异的元理论化研究运动，这标志着社会人文科学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及反思自身学科时代的到来。元理论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建立理论的一般出发点，规定着学科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理论的方向。元理论化发展趋势目前已被视为社会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在一些学者看来，元理论乃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新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从元理论视角来看，后现代心理学对的心理学元理论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社会认识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既反思质询“什么是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知识是什么”一类的认识论、知识论问题，也同时注重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起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的中心观点”。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不是知识的客观性的积累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的建构过程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因此，语言规则是科学事实产生的语言前结构。语言本身是社会现象，其意义依赖于语境，语言规则包含着“文化生活的模式”。一些学者总结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建立其“社会认识论”元理论的四个原则:一是话语知识论原则。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建构之关注的焦点从传统二元认识论的主观？客观、心？物世界的关系的探讨，转移到了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之分析，从人们头脑中的命题转移到了人们所说的语言中的命题，话语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二是知识社会关系论原则。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首位，这种关系正是在微观社会层面上行为相互依赖的范型，而没有必要像传统二元论者哪样追究人的心理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知识或语言是社会文化和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其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情境之中。三是知识语言的经验性、参与性原则。它主张知识由过去的经验所构成，个人从内心解释外在的经验，进而对这些经验产生深刻的意义。知识的理解只能由个体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背景而建构起来。四是主动建构性、实践性原则。许多建构主义者普遍重视“活动”，即创造性的形成性的、建构性的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维持的活动。
也有的学者从元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心理学的知识性质’。赫波得指出，后现代心理学在元理论水平上对心理学的知识话语系统进行了8个方面的分解：（1)心理学理论中的心理话语是用其他心理话语来解释、表达和规定的。（2)—种心理学的理论，不过是由一系列相近的语词、定义组成的。（3)心理话语将还原为一组扩展的重复话语，多属于无谓的重复和赘述。心理学的语言在典型特征上，类似于数学上的命题，是可以被理解的。（4)心理学的语言陈述中的合理部分只不过是表明，在刺激世界与心理话语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功能关系。（5)心理学的理论存在于语言沟通、协商过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学科专业术语本质上是由沟通中的协商所决定了的。（6)心理学的语言习惯的约定来自于语言的前结构被随后普遍化为“科学事实”。（7)心理学公共语言中的事实含义，以及不规则的异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表达相关内容的命题形式。(8)对心理学语言的规范，实际上是促使能够变成清晰的语言陈述习惯，也预示着对某些事物的研究特征‘能够被理解”。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一类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来讨论科学、真理与知识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所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同时，作为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其中“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的领域中，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可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内，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只不过是一种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认为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Q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
(三)后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涉及到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并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内容，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后现代心理学对于科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也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而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因此，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讲，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即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强调自己是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4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二是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三是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四是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波特还批评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认为其至今仍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后现代心理学者看来，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的后现代心理学，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不过，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则应该是对自己的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有所贡献。正因为如此，当前西方后现代心理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文化实践的心理学作用问题，以便为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等心理学的传统职业活动提供服务。近年来，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理论不仅在教育领域发挥了观念先导、实践操作的支配性作用，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但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能够使心理学的社会职业实践有所丰富。
三、对后现代心理学精神资源的初步评价
在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元理论上的学术贡献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分歧很大。肯定者认为，后现代心理学所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这一理解方式，解构了传统心理学的基石，它一方面为重新理解和审视传统研究模式和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则又同时打开了通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门扉，进而在心理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取向，正在兴起一场理论革命。因此，应该欢迎后现代主义这种与西方传统上不同的探讨真理的方法，应该给不同的视角以同样的尊重。国内学术界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造成了一次反映论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无论对于推进人类认识，还是社会实践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启发、批判和开放的作用。但是，否定的意见则更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史密斯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只能在心理学的人文领域等边缘地带发挥作用，而在核心的自然科学领域则毫无市场。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范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其破坏了来之不容易的现代心理学共同体所建立的基本信念。当然，后现代心理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饱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探索，其本身也正在处于发展及完善之中，因而要对它的理论精神资源做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尚为时过早，但目前至少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
首先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精神资源能够促进心理学科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进步。从学术意义上讲，怀疑、探索、反思与批判，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反思批判精神是开辟真理、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在现代及后现代科学知识的研究积累、探索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批评与喝采同样重要”的发展规律。有时批评的声音、批判的视角，恰恰是扞卫人类进步事业的充分必要程序。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不害怕自己被否定和超越。任何科学研究并非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变成了绝对真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如果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对已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成果偏爱有加，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会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新教条。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只有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并建设起新的理论。毫无疑问，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精神是当代心理学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科学品格及精神。也正是在批判性研究的发展中，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才得以形成、发展乃至实践，进而使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中，走向了对现代性形态的建设与重构的发展阶段，从而使当前西方的后现代心理学迈上了一个“后现代与现代特性相共存”的新的发展平台。就心理学的理论的建设性需要来看，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元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作为基础性的心理学元理论需要经常反思自己学科的基本问题，以便重新整合与发展自身。为了同人类知识、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相衔接，心理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地面临着基础问题的重新组合的强大压力。而后现代心理学正是基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心理学中的许多重大学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探索和创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完全是反知识、反科学、反技术的基本本体论形态，而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强调通过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
其次，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认识反映论的实质性内容。从认知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是当前西方心理学基础理论核心假设转换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后现代心理学中的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贡献最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识的确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就无法形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人的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又必须到心理的建构和反思中去寻找，也就是需要从认识的社会性、文化性、语言性、能动性和经验性等方面加以阐释和澄明。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从心理基础、生理机制和语言方面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具体机制，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主体的认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即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内源性因素，这是对反映论的具体化和深化。因为反映论与建构论是现代认识论中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后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建构论中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当然，西方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建构论而非客观建构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分歧。过分地高估后现代心理学的建构论与反映论的一致性，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推动心理学界科学知识公共程序的进一步完善。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民主化社会制度的保证。科学社会建制与科学知识公共程序的确立及完善，是实现科学的真善美的崇高目标的基本社会运作方式。而要打破现代主义的自然科学霸权主义垄断现状，急需要引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精神，重新铸造全新的民主化科学认识与评价体制。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后现代心理学所提倡的是对公共知识、经验性知识的全面尊重，呼吁给弱者以声音，赋权予边缘势力，以克服现代强势学科中“马太效应”的进一步肆虐和漫延。“承认差异，彼此尊重，相互协商，共同进步”这一后现代科学的精神，实际上是对现代科学霸权主义、唯我独尊的根本否定。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5
一、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主流心理学(MainstreamPsychology)与科学心理学(ScientificPsychology)同义，即心理学的主流是一种采用了自然科学模式的科学心理学。诸多知识本身与知识之外的原因使得自然科学模式成为心理学研究一直以来的主流。
1．知识背景
哲学和生理学是心理学产生19世纪末的双重知识来源。“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暂的历史”［2］(P2)，在冯特之前的几千年间，心理学长期作为哲学的一个知识门类而没有独立的地位，但哲学却为整个心理学提供了认识－欲求的基本概念体系;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二元论传统以及实证主义精神同时也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做了哲学铺垫。19世纪中期，赫尔姆霍茨、韦伯与费希纳等生理学家首开通过实验和测量研究人类心理的先河，证明了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心理过程的可能性。生理学家的心理研究为心理学的先行者提供了方法－技术模板，直接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诞生”以及此后发展的宏观知识氛围是启蒙以降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主导地位，即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本质二分，对客观、一元真理在场的形而上学预设，对研究主题的对象化、客观化处理等。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渗透到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经典的社会科学之中，心理学也不能避免。在这种知识氛围和相应的评价标准下，人文科学知识在价值序列上自然处于低位，这也解释了人文科学取向心理学在心理学学科内部的边缘地位。
2．知识社会学因素
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的社会性维度，致力于考察知识与学科中的社会、文化、心理、利益等非真理性因素。心理学从整体上采用自然科学模式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理性的考虑，而是在学科内外有着诸多知识社会学因素的参与。从心理学外部的社会背景来讲。社会公众对(自然)科学及科学专家的信奉使得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存在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其次，资本主义的兴起即与自然科学在技术领域的应用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工具、实效知识的普遍高扬使得易于应用的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至于心理学内部，建制化、专业化、职业化后的学科，会相应产生出相应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权力－利益系统必然寻求扩张垄断与自我辩解，这使得其信念与利益时常高于真理本身:人的心理行为并不等同于客观自然物但却套用了研究客观自然物的研究方式，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这一错误发端于心理学家们对曾给自然科学带来辉煌成就的机械主义方法论的崇拜”［3］，即非学理的自然科学崇拜与科学共同体的群体协商、默认是自然科学模式在心理学研究中长期合法的保证。二、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理论特征心理学在知识上的最高追求是达到客观普适的、价值中立的真理。而其对真理的理解则攀附了自然科学的标准，因此其效仿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物的主客分离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这深刻贯穿到了心理学的方方面面。
1．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
实证主义哲学本身承接了近代经验哲学的传统，与这一经验传统相对应，从早期的内容－构造心理学到随后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至今日的认知心理学，皆主张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往往为可直接观察性。冯特和铁钦纳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为可内省的内部经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学应排除无法直接观察的内在意识，而应代以可直接观察的外显行为;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也保留了行为主义的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通过外部行为反应推论内部的认知过程规律。必须提及的是，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不仅仅关联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取舍，同时也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建构。这一建构在本体层面将人视作动物或机器，将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作客体、对象甚至是物理事实的存在;在技术实施层面，这一建构直接导致了心理学中的还原主义与元素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根本途径在于将心理分解为一些基本的元素，或将心理、行为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然后以元素说明整体的性质，或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规律说明人及其心理、行为的规律。”［4］
2．实验室实验法及方法中心
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通常为对研究对象进行本质观察或发现研究对象间的因果关联，同时这些研究应是可重复、可验证的。为此，诸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在实验室中即控制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化观察和相应的数学分析。现代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即是冯特等人采用了这种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心理。自冯特以后，虽然心理学中实验、问卷－测量和观察等方法并存，但实验法(主要为定量的实验室实验法)一直是心理学方法的主流和心理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心理学中实验室实验法的要义在于通过脱离日常生活情景，在实验室中对变量进行精心控制，对心理的外部结果———生理和行为进行数学统计分析，以达到因果关系的解释。对科学方法的过度强调也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中心的误区:首先，以方法作为评价心理学科学性和心理学知识客观性的唯一标准，正如卡特尔所言:“心理学除非建立在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否则就不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明确和精密。”［2］(P173)其次，方法的意义高于问题本身的价值，对程序和技术的关注优于对问题价值的关注，除却规定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之外，能否对对象施以科学研究也决定了心理学对研究问题的取舍。
3．个体主义
通常认为心理学的分析水平多在微观的个体层面，在个体之外往往最多延伸至家庭，这种角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心理学在其自然科学模式下却普遍存在着将个体视角走向极端个体主义的误区，即使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也秉持个体主义。所谓个体主义是“强调个体心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否认或忽视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把个体研究同社会文化孤立开来而从个体内部寻求心理或行为的解释。”［5］在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和自然科学模式内在契合，造成这种个体主义的直接原因仍然要归结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模式，正如叶浩生教授所言:“文化因素、社会影响在实验室中则无法控制和操纵，更无法操作化和量化，为了维护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和效率，只能弃之不顾。”［6］
4．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
价值中立立场的背后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其要求在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性态度”，如实地观察和描述事物以发现客观普适的真理。不过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是否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也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学术议题:库恩范式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皆怀疑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过心理学科学共同体通常信任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同时认定在心理－行为领域也存在着类似自然科学的不牵涉主观因素的普遍知识或规律。如若采用自然科学式的客观方法来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并基于数学方式来呈现、分析研究结论，将会避免价值涉入，从而达到希求中的普适真理。即心理学家认定，在自然科学模式指导下其自身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活动的结果都因科学方法的带入而得到了价值中立性的保证。
三、单一自然科学模式下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作为心理学主流样态的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对心理学的产生、发展与实际应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对科学的信奉优先于对人的关切，不顾人不等同于动物或机器的独特本质，执着于套用上述研究自然物的立场去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使得心理学成为了一门充满了困境与危机的科学。
1．困境
首先，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一门科学，但人在心理学中的形象至今仍是还原式的动物或机器，“科学心理学将人性降格为单一的自然物的存在，消解了人的独特本质，使得人在心理学中被遗落或消解。”［7］学术界作为一个精英系统，其观点本身就需要超群出众，而心理学研究往往通过复杂的技术程序来验证一个生活智慧中早已存在的观点;执着于方法－技术的心理学用力于枝节、琐碎的问题而没有兴趣也无力建构出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真正影响力的理论，在科学心理学100多年的传统中，尚未产生出可以广泛影响周边学术领域的学者和理论。其次，从学科的最高追求———科学性上来讲，心理学并不成功。著名理论心理学家SigmundKoch曾指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科学，且因受其本身条件限制，心理学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科学。”［8］最后，心理学过度张扬了科学性，采用缺乏生态效度的实验室实验法而导致了与真实人性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正如英国心理学家P．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指出的，“科学心理学已经避免去研究那些人类存在的真正问题。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选择了一个自然科学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不能很好地胜任调查这么一种问题的，同时也因为许多实验心理学家通过求助于不人道的客观科学以避免他们的个人冲突。”［9］
同时与科学模式相关联的个体主义立场也无力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现实，有学者对实验社会心理学做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实验室实验是“真空中的实验，宏大的社会现实被弯曲为人为的实验室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10］面对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科学心理学家束手无策。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学科建制化也给心理学带来了负向的后果。后果之一即是学科封闭，对生活世界和周边学术领域中优质、精彩的心理学资源视而不见。甚至在心理学内部，各分支领域也往往秉持专业化态度，这造成了心理学在内部的分裂。后果之二在政治－伦理层面: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所言，持专业态度、职业态度的知识分子，将会“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11］
2．出路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6
[关键词]情报学 领域分析 社会认知观 认识论
[分类号]G352
在上世纪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了北欧方法(Scandinavian approach)。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芬兰坦佩雷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北欧情报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且颇多建树。领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国，文献较早地介绍了领域分析学说。近年来领域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对领域分析的研究进展做一系统的论述，以促进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1 领域分析概述
丹麦情报学家赫约兰德(HjCdand)和爱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概念。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献全面阐述了领域分析的历史渊源、理论思想和方法，被视作该学说建立的重要标志。尽管领域分析学说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却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盖从原理到应用各个方面的成熟思想体系，既可把领域分析称作元理论，又可称作范式和方法论，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元性。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是：
理解情报学中情报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一部分的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在不同的领域中，知识组织和结构、合作模式、语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统和相关性标准都是话语社群的工作客体和社会角色的反映。个体的心理、知识、信息需求和主观相关性判断标准都应当从这种视角来看待。
2 领域分析的关键概念
总体来看，领域分析意指情报学的最佳研究对象是知识领域，它是一种集体知识结构。情报学视角下领域的信息结构分析包括知识规模、知识组织、引文模式、传播、范式、知识组织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识传递、使用和中介的效果达到最优。不同领域中这些方面的结构不同，这是领域特殊性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工具、概念、意义、信息结构、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中，“领域”与“话语社群”是两个相关联的关键概念。作为领域分析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赫约兰德认为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区域，也可以是与信仰、职业或惯例相关联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形成的标志则是在某一群体中存在着有序的、由概念结构、制度栅栏(enclosure)和话语场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结构化的交流过程。赫约兰德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域的维度分析上。他指出：领域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中后两维度是核心所在；领域是动态的，三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和变化的，领域的研究应考虑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
但应指出，维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领域的界定和边界存在着混淆，这可形象地比喻为：赫约兰德提供了领域分析这个“锤子”，可是领域这个“钉子”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为此泰尼斯提出两种分析工具，即调节域和专业化程度，前者可通过领域中成员与领域分析学者的沟通协商来设定领域的名称和外延，从而解决领域的界限问题，后者设定领域的内涵，关注的是其核心议题和领域问的交叉情况；这样，使用两种工具及其包含的参量就可以定义一个领域。这是方法论角度的定义，所谓确切的“钉子”还是没有找到。赫约兰德对此则认为，领域的质化研究应始于对主体或兴趣群体的高层次诠释研究，要找到构成领域中不同现象基础的旨趣，再通过磋商取得理想的定义。
麦(Mai)采用与赫约兰德相似的思路，明确指出领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标的人类群体。领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结构和实际工作与活动结合起来考虑，后一方面跨越学科专业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动、合作以及共同目的。这表明领域概念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所定义的领域是以活动为中心的。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活动理论作为元理论基础的反映，活动理论强调的活动这一核心概念规制了领域的本质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标在内广义上的活动作为标杆，领域的轮廓才得以勾画清楚。因此，可以将领域定义为“以社会中有机联系的共同活动(包括共享目标、任务、合作、交流)为基础、结合专业的形式化结构而形成的群体”。依此定义，我们继而可以把学科和专业看成是具有相似结构或特征的多领域聚类而成的领域簇。
3 领域分析的社会认知观
3.1 社会认知观的理论内涵
领域分析将认知问题当作核心关注之一，所持的观点是社会认知观(socio-cognltive view)。其思想基础是包括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在内的活动理论；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赫约兰德将它们合而称之为实用实在论。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致，社会认知观认为，当习得了语言符号之后，人的认知过程更多地就以符号、意义和记号为媒介，此时个体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赖于他掌握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首先是在个体外部、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文化社会及领域特殊性，其后才被个体内化并塑造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这样人的认知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依靠比生物构造的依靠就大得多。总之，认知首要地由社会文化情境因素所决定，并通过掌握社会文化因素的中介载体工具――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发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驱动向社会文化历史驱动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3.2 社会认知观与传统认知观的比较
社会认知观是以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批评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认知观秉承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把个体认知功能和知识结构当作核心问题，坚持社会现象可层层还原为心理现象的观点；二是认为心智模型与人头脑中的先天神经结构存在联系，认知科学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社会认知观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社会认知观认为，传统认知观研究的是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孤立个体认知和内部心理结构，而恰恰是这些情境因素对认知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认知观虽然对个体认知感兴趣，但并非从研究孤立个体的心智科学或脑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而是采用社会情境的方法来看待认知问题，认为对个体知识结构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群体导向的分析上，即特定个体的知识水平、个体从信息系统使用中的获益以及知识利用中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通过大脑功能和机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阐明的，而是凭借着对个体的社会角色、工作、任务、教育背景和学科关联这些社会情境变量的充分认识才能解释清楚。通过由外及内的方法路径，社会认知观把焦点从抽象的个体转移到社会一文化情境，强调存在着将源于文化的符号内化于主体之中的过程，认知
过程要以文化、历史和社会所构建的意义作为中介，需要从社会文化、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高度研究认知。这些观点再一次体现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要义。
4 领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种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系统与完善的方法，领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约兰德在被评为《文献学杂志》2002年度最佳论文的文献中列举了领域分析的11种研究方法，分别为：编制文献导引与主题网关、构建专业分类法与叙词表、专业学科中的标引与检索、基于经验主义的用户研究、文献计量研究、相关的史学研究、文献和文献类型研究、认识论和批判性研究、术语学和专门语言学研究、科学交流中的结构与制度研究、科学认知与专家认知及人工智能。领域分析的这11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产生的，彼此间互为补充。当它们共同应用于同一知识领域时，情报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就能最好地凸显出来，情报学的学科“核心竞争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当然，这11种方法在领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领域分析的别称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所昭示那样，认识论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统领了领域分析的方法论纲领，认识论方法则是领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弃这种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会变得浅显”“。情报学任何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要推演到其认识论假设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上。认识论渗透到用领域分析思想研究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如知识组织、用户信息行为等。基于此，赫约兰德专门建立了讨论认识论的学术网站，并命名为Epistemoloogical Lifeboat，把认识论之于情报学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要依靠认识论。
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也是社会认知观的另一同义表述。从该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的认知观研究个体心智模型，可是社会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适性和将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认识论是关于人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层次上普适性的“认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换言之，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自顶向下宏观地把个体知识看作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心理学问题予以认识论化聚焦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普适性。
5 情报学分支学科的领域分析视角
5.1 信息用户及行为
领域分析反对信息行为研究重心从客观实在转向主观现象，认为后者是没有任何现实解释力的，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应当在检索的客观可能性的知识和用户如何利用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加以诠释；不能把用户当作毫无区别的整体进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用户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到用户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知识的生产者、中介和用户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关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距离。认识论是信息用户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的理论根基。
5.2 信息检索
从领域分析的视角看，主题检索点的信息价值随所处知识领域的惯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无固定值。不同检索语言各有长处互为补充，要根据知识领域、用户群体以及文献和媒介的不同类型来应用适宜的检索语言。用户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语等方面的期望与客观实在的相符程度、用户的专业知识、提问式与具有既定潜在信息价值的文献之间的语义距离是任何检索理论都必须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关注如何构造出好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如布尔逻辑、段落标引等，而更应重视“专业文献的心智建模”(“Mental modeling”of subject literatures)这一核心议题。认识论提供了理解专业文献心智建模内容的理论基础。在相关性判断上，相关性应看作是客观而非主观现象；不管用户的主观偏好和判断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对欲达到的目标有用，那它就同目标相关，同样，一旦给定目的，基于该目的的特定文献的相关性也就客观地确定了，用户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客观实在的相关性是另一回事情。认识论理论是相关性研究最基础和最广义的理论。
此外，领域分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应用中也产生了新颖的观点。文献就对面向领域和话语社群的知识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
6 领域分析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领域分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情报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展了情报学的眼界，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式。领域分析对于强化情报学的职业和学科身份、从而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相区别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了情报学理论全面系统的视角；②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对于学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观点立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使情报学与自身学科发展史一脉相承；③能够整合情报学中不同分支学科；④使信息系统和技术更好地适应异质用户群体及其兴趣。此外，从元理论角度来看，领域分析的元理论基础――实用实在论和活动理论，在其学说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正是因为自身元理论基础坚实、思想明确，上层的理论才能够很快得以发展。率先采用元理论――理论――应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构建模式使得领域分析在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建设中成功地占得先机和优势。
领域分析目前已得到国际主流情报界的认可，世界图书情报学重要参考工具书美国Marcel Dekker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情报学百科全书》在2004年卷刊登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长词条，国际知识组织学会的会刊《知识组织》也于同年出版了领域分析专刊。在领域分析研究的带动下，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情报学的社会学属性，从社会组织和任务等情境化视角剖析情报现象和情报工作，典型的如华盛顿大学人――信息交互中心与丹麦瑞索国家实验室的认知工作分析研究。这些都表明领域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流派，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范式，领域分析对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此相伴的其他批判性反思促使先前认知观的支持者们修正其学术立场，典型的就是Ingwersen提出要摒弃激进的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认知观，但应当指出它与领域分析在本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即是否把个体用户的感知与心智置于首要的地位。
7 结论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7
关键词科学概念，认知发展，朴素生物学，朴素物理学，心理理论。
分类号B844
1 引言
科学教育是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为整体的体系，使其内化成为受教育者的信念和行为的教育过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场科学教育的革命之中。美国及世界其它一些国家都先后制订了科学教育的国家纲领性标准和规划。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新世纪的腾飞，也必须通过科学教育的改革，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新一代创新人才，促进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1]。实现这些目标的一条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道路就是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科学启蒙教育是儿童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发展儿童智慧，激发儿童探索自然之谜的兴趣，培养儿童的科学世界观。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已不能适应这一发展。目前人们很关注如何根据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实先进的科技知识，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是，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来提高科学教育的效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前科学教育的出发点不是看儿童缺乏什么，而是着眼于儿童头脑中本来有什么。对婴儿的知觉、注意、记忆、知识表征、推理和问题解决的研究得出共同结论：这些认知能力很早就得以体现，其运用随着幼儿活动范围扩大日益显得主动。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甚至学前儿童在人类重要的知识领域已经有自己的“朴素理论”（naïve theory），在他们受到正式教育前，就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儿童早期获得的这种非正式的或前科学的理论虽然不规范，但这种朴素理论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事物的工具或知识框架。比如2岁的幼儿知道人不能住在月球上，问其为什么，他会回答“会摔到地上”，这种非科学的、启发式的（heuristic）回答对儿童本身的意义是重大的，儿童可以籍此把纷繁复杂的世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框架中，并做出推理和预测。
科学启蒙教育应从最贴近儿童生活的科学领域开始进行。Wellman和Gelman(1992) 提出了儿童的三个核心知识领域：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朴素心理学（心理理论）[2]，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在其它领域也会有朴素理论[3]，有研究他们被公认为儿童认知的最重要知识领域[4]。Wellman和Gelman（1992）认为儿童获得某一特殊领域的朴素理论要符合三个条件，即（a）能认识到该领域有它的特殊认知对象（本体区分，ontological distingction）；（b）能运用该领域的特殊因果原则对该领域的现象作推理或解释；（c）这些解释具有一致性[2]。
那么儿童能否区分以上三个领域的现象呢？如果能的话，又是什么时候能作的这种区分呢？研究者对此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如皮亚杰（Piaget，1929）认为，能作这种区分是儿童入学以后的认知成就，而幼儿对于这三种领域现象的认识是混淆在一起的，从而表现出泛灵论（animism）、人工主义（artificialism）和实在论（realism）的认知特点[5]。另一种持“理论”理论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三个基础领域知识的获得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成为儿童随后认知发展的基础[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支持后一理论主张。
2 儿童的朴素生物学
学前儿童是否具有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论反映了研究者对儿童的认知如何达到更高水平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如果儿童很晚才能区分这几个领域，那么就需要用某种质变和重组来解释它们是怎样最终分开的。如果儿童在入学时就已能区分这两个领域的概念，那么要么这种质变和区分发生在学龄前，要么没发生，发展可能是现有概念的逐渐精细化。因此，儿童朴素生物理论的研究既是对认知发展领域特殊性的检验，也可为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提供实验依据[7,8]。
要解决学前儿童是否具有朴素生物学理论的争议，只有通过对儿童不同生物现象的认知进行研究，才能勾勒儿童朴素生物学认知的全貌。Wellman和Gelman认为生物运动、生长、遗传和疾病可能是儿童最早掌握的生物过程和机制[4]，因为这些是基本的生物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动物或植物整体的可见特征，而不只是涉及生物体的一部分或不明显的过程，如消化。我们认为运动（包括自主运动）不能作为区分生物和非生物的标准，它更多是儿童区分动物和非生物的标准。中国人用“生老病死”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生物的发生发展消亡过程。儿童的认知必然受其生活经验影响。因此，我们选择了“生长”“衰老”“疾病”和“死亡”作为基本的生物现象来考查儿童的朴素生物认知[9~17]。
我们的研究主要选取3~6岁的学前儿童，分别来自教育条件较好的城市幼儿园和教育条件较差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幼儿园。主要采用访谈法，结合使用分类、迫选等多种方式，对每种认知现象都以不同任务变式施加给同一组被试，藉此探查儿童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内部差异。主要发现如下：（1）儿童对非生物的判断成绩最好，对动物的判断次之，对植物的判断最差；即3~4岁幼儿就能够比较明确判断非生物不具有生物的特征，他们知道非生物不会生长、衰老、生病和死亡，但对动物生命特征的认知判断成绩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对植物的判断相对最差。只有对“生长”的认知例外，反而植物判断成绩最好。（2）儿童的生物现象认知表现出不同步性，对生长的认知成绩最好，死亡次之，之后是衰老和疾病。（3）儿童在对生物现象做出因果解释时，没有表现出皮亚杰所示的“泛灵论（或万物有灵论）”和“人为主义”，他们很少用心理意图作为生物现象的原因。（4）学前儿童能够在各生物现象之间建立联系，而非把各个生物现象孤立起来。他们常常用一种生物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生物现象，如用能否生长来判断能否衰老。（5）教育条件好的儿童比教育条件差的儿童显示出明显的认知优势。
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证明，儿童到入学时（6岁）在以上各个维度上都能够区分生物和非生物，他们已经有独立的朴素生物理论[9~17]。
不过，目前关于儿童朴素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多局限在学前儿童，关注的焦点多是学前儿童是否具有独立朴素理论的理论争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我们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局限。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更突出干预研究，即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做促进的教育实验。我们目前关于儿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的研究与教育实践结合更紧密。
儿童健康教育是目前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健康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认知改变行为，培养儿童科学的健康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儿童的自我保健意识，一个核心内容是提高儿童对健康和疾病的因果机制认知。儿童只有了解疾病的因果机制，才可能在新情景中作出正确推理，分辨危险因素，作到既预防疾病，又不至于对疾病感到恐慌。科学的健康教育方式应该是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水平，根据儿童的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及因果认知，选择那些儿童有可能接受的内容，有的放矢地实施相应的教育方案，增进儿童对健康的认知和健康行为。国外学者指出，健康教育不能只是教授事实和知识[18]，所有成功的健康教育计划都有赖于对健康信息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必须根据儿童的认知模型[19]。我们的研究正是致力于探查的儿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干预。
这种思路在我们关于儿童朴素物理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3 儿童的朴素物理学
朴素物理学是指人们对物理实体、物理过程、物理现象的直觉认识[20]。。虽然儿童对此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但这些凭经验得来的知识与当前的基本科学概念常常有冲突。以往研究者考察了儿童对物理学各个分支基本概念的认知，如力和运动，能量，热量，光，声，电，天文现象等等，其中又以对力学概念的研究最为详尽。皮亚杰对此做了开创性研究，得出儿童对力概念的6种类型的认识：力就是运动；自己能动的东西就有力，反之则无力；力是有意图有价值的动作；力是搬运物体的动作；能持久支撑就有力；力和大小轻重有关[21]。
Vosniadou通过让儿童自由画出或用橡皮泥塑造地球的方式，以及迫选或开放式提问的方式，总结得出儿童头脑中主要有5种地球模型：矩形，碟形，双地球模型（人生活在平面的地球上，而说的那个“地球”在天上），中空球形（人生活在球内所以才不掉出去，天空就是空心部分）和扁球形（球的顶端是平面）[22]。
显而易见，在这些概念中，很多是科学概念和日常经验的糅合。即使开始上学后，儿童也会继续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和理论。比如很多小学低年级儿童认为毛衣会发热，在被要求自己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时，他们把温度计放进毛衣里，当观察到毛衣温度不变后，他们认为可能是温度计有问题[23]。可见，即使在相互矛盾的证据面前，儿童仍会坚守自己的理论，要他们放弃这些朴素理论就需要行之有效的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也必须以儿童的朴素理论为基础。
我们的目前的研究致力于发现儿童朴素的物理学认知中与科学概念相偏离的部分，考查他们对物理现象的认知策略，探查影响其概念认知发展的因素，如认知能力，元认知和动机等因素，然后制订概念转换策略，帮助儿童由自发的前科学概念向科学概念转化[24]。
4 儿童的科学概念和心理理论以及推理决策能力的关系
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和心理理论，是儿童最重要的认知领域。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同步发展，还是有发展的先后次序，一种朴素理论的发展能否预测另一种理论的发展，这也是关系到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基本理论，即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具有领域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是阶段性的还是连续性的。
因此除了儿童的自然认知，我们同时进行了儿童的社会认知研究。与密西根大学Wellman教授和心理所方富熹教授合作制定了中国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量表[25]。该研究发现，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有着基本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的心理理论发展顺序。中国幼儿的心理理论发展顺序为Diverse desires, knowledge ignorance, diverse belief, content false belief, hidden emotion，而对美国、澳大利亚的正常和聋哑以及孤独症儿童的研究都报告，他们的认知是diverse belief任务的通过先于knowledge ignorance任务。这个结果显示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差异。这个量表可以作为我国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测量评定工具，用于探索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和其朴素物理学及朴素生物学发展的关系。
其次，我们还关注儿童的科学概念认知与其一般推理能力和社会领域的推理――道义推理以及决策能力之间的关系[26~33]。儿童的科学概念认知一方面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的认知能力包括推理和决策能力也是影响其认知成绩的重要内在因素。按照皮亚杰的理论，三段论推理要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进行，但新近的研究发现如果推理任务是道义领域（与社会规则有关的推理），即便幼儿也能够正确推理。说明推理能力的发展也是有领域特殊性的。我们的研究已着手揭示这种特殊领域的推理与特殊科学领域的认知的关系，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对儿童的适应意义。
以上研究旨在探明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即领域普遍性和特殊性，阶段性和连续性，以及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
5 小结和未来研究
总之，目前认知发展研究的发现突破了多年来以皮亚杰学派为主导的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框架，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儿童的认知发展。传统认知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具有普遍阶段性，儿童的时间、空间、重量、生命现象、道德等的认知遵循同样的发展顺序和阶段。近年来兴起的特殊领域观向皮亚杰的普遍领域观提出了挑战，以儿童朴素理论发展研究为代表的特殊领域观有三个特点：第一，强调知识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二，强调核心理解，即注重对人类基本知识领域的认知；第三，强调发展。视认知发展为“理论的发展”的“理论”理论成为当代认知发展研究中占优势的理论。
尽管相关研究有不少发现，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1）研究对象多局限在学前儿童，关注的焦点多是学前儿童是否具有某个独立朴素理论的理论争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2）研究多从一个知识领域出发，对儿童不同领域的认知发展缺乏对比，因此我们不清楚儿童的不同知识领域朴素理论是同步发展的还是有先后次序；（3）研究对象多为西方文化中的儿童，我国儿童的朴素科学认知研究很少。（4）相关研究很少探查影响其认知的因素。
以上问题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也为我们提示了今后的研究思路：首先，我们同时探察幼儿和小学生的科学概念发展。增加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小学阶段是儿童科学启蒙教育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认知水平处在具体运演阶段，比幼儿有更高的接受能力，是开展科学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机。由于小学阶段尚为开展系统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学科教育，因此仍有可能探查儿童的朴素理论发展。另外，由于幼儿到小学生有较大的年龄跨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纵向探查由年龄和教育环境改变可能引起的认知变化。其次，探查同一个体的朴素物理学认知和朴素生物学认知以及其心理理论发展，对同一儿童不同科学领域的认知做对比，以反映其认知中的个体内部差异。第三，为了探查儿童科学概念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将进行中美跨文化研究，儿童身处其中的文化不可避免影响儿童的认知和行为，这种跨文化的研究可以为不同国家的科学教育互相借鉴提供依据。第四，探查儿童朴素科学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和影响因素。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中儿童认知成绩比较，考察儿童认知能力、父母受教育程度、儿童的生活环境（城乡）、教育环境（幼儿园/学校）等内外因素对儿童科学概念认知的影响。第五，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可以促进儿童科学认知发展的方法手段，以期为科学教育实践服务。如，如何利用不同的表征形式促进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我们已有研究标明，自然频率表征比概率表征有更大的优势，能够帮助儿童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34]。
儿童的科学概念总是以前科学概念为先导，儿童前科学的朴素认知是今后科学知识掌握的基础。研究儿童的前科学概念和认知发展水平，就可以使得教育内容更有针对性，使课程设计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使得教育内容既不至于过于高深，超过儿童的接受能力，从而事倍功半，又不至于过于浅显，浪费儿童的宝贵学习光阴。
参考文献
[1] 关于呈送《面向21世纪发展我国科学教育的建议》的报告，科发学部字（2000）0345号
[2] Wellman H M, Gelman S A. “Cognit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Core Domai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2, 43: 337~375
[3] 朱莉琪, 皇甫刚. 儿童朴素经济学认知的发展. 心理学动态，2001，3: 227~231
[4] Wellman H M, Gelman S A.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foundational domains. In: W Damon (Series Ed.), D Kuhn, R Siegler (Vol.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 Vol. 2. Cognitio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5th ed). New York: Wiley, 1998. 523~ 573
[5] Piaget J.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29
[6] Atran S.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朱莉琪，方富熹.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新进展. 心理科学，1997, 2: 151~155
[8] 朱莉琪.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首都师大学报，1999，4: 111~115
[9] 朱莉琪，方富熹. 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 心理学动态，1999，3: 31~36
[10] 朱莉琪，方富熹. 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报，2000, 34(2): 177~182
[11] 朱莉琪. 儿童对疾病的认知.心理科学, 2003, 1: 174~175
[12] 刘光仪, 朱莉琪. 儿童病因认知发展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2003，11（6）：658~662
[13] 朱莉琪, 方富熹. 学前儿童对生物衰老的认知. 心理学报，2005, 5: 335~340
[14] 朱莉琪, 方富熹. 学前儿童对生物死亡的认知.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 1: 91~93
[15] Zhu Liqi, Fang Fu-xi.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Biological Phenomena- Growth and Aliv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0, 24(1): 105~110
[16] Zhu Liqi, Fang Fuxi.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ag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Tampa, FL, 2003
[17] Zhu Liqi, Liu Guangyi.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ill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4, 39: 268
[18] Freeland-Graves J, Nitzke S. Position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Total diet approach to communicating food and nutrition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2002, 102: 100~108
[19] Sivaramakrishnan M, Arocha J F, Patel V M. Cognitive assess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children from two different cultur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8, 47: 697~702
[20] 王振宇.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67~376，390~398
[21] Piaget J.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2. 120~132
[22] Vosniadou S, Skopeliti I.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artifacts in reasoni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e as a model of the earth.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05, 15: 333~351
[23] 面向全体儿童的科学，data.省略.cn/usnews/
[24] 牟毅，朱莉琪. 儿童朴素物理学的错误概念及影响概念转换的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2006（已接受）
[25] Wellman H, Fang F, Liu D, Zhu L. Scaling of Theory of Mind Understandings in Chinese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accepted)
[26] 方富熹，方格，朱莉琪. 儿童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能力初探. 心理学报，1999，31(4): 322~329
[27] 朱莉琪. 儿童推理能力的新发现――道义推理. 心理科学，2001，2: 214
[28] 朱莉琪, 方富熹, 皇甫刚. 儿童期望值判断的研究. 心理学报, 2002, 34(5): 517~521
[29] 朱莉琪. 生态智力―介绍一种新的智力观点. 心理科学, 2002, 1: 118~119
[30] 朱莉琪，皇甫刚. 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心理. 心理科学进展，2003，11(5): 481~485
[31] 朱莉琪，刘光仪. 儿童适应行为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05，3: 36~39
[32] 陈单枝，朱莉琪. 儿童的决策行为. 心理科学进展，2005，5: 606~613
[33] 王霏，朱莉琪. 三段论推理中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2006（已接受）
[34] Zhu L, Gigerenzer G. Children can solve Bayesian problems: The rol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ntal computation. Cognition, 2006, 98(3): 287~308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cience Concept
Zhu Liqi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ed our study on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concepts, including children’s naïve biology, naïve physic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ir theory of mind, mean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in the three core knowledge domains. We explore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growth, aging, illness/health and death. We also investigated children’s naïve physics, intending to find out children’s cognitive potential and to enhance their naïve conception changing to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t may shed some light on science education.
Key words: Science concept, cognitive development, naïve biology, naïve physics, theory of mind.
心理与认知科学篇8
关键词：感受性；心理现象；物理主义；还原论；生物学特性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1-02
在现代的认知哲学领域内，感受性问题一直是物理主义者与非物理主义者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物理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事物都是物理的，而且业已存在和发生的物理事件都可以用物理知识描述出来。然而，还有许多的认知哲学家不太赞同物理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物理事件外还有心理事件，其中关于感受性质无法被还原成物理事件就说明了心理事件的存在。那么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是什么？物理主义者又是如何解释的呢？这些争论对现代认知哲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本文主要围绕这三点来谈谈看法。
一、感受性问题的内容
“感受性”从词源上来讲，来源于拉丁文，它的意思为“关于某种性质的”“某物的性质”“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等[1]。也指感觉系统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人的感觉能力。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它特指一个心理状态或事件（主要是感觉和知觉）的感觉性质，比如人所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感到的疼痛等。也有人认为思想和欲望等高级的心理状态同样有感受性。而物理主义运用功能主义和还原论来解释感受性，把人的感受能力还原于身体各个物质器官综合的结果，但是还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困惑主要还是由于感受性的特质引起的。感受性问题的提出主要依据感受性的“主观性”“现象性”和“私人性”，关键点在于如何把感受性的这些特性还原为物理状态。
其实关于感受性主观性和私人性的难题在古希腊和近代哲学中都有体现，例如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已经意识到感觉经验的“私人性”，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强调了感觉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到了高尔吉亚提出的三个怀疑主义的命题，更是说明了自我的感受和认识无法言语和沟通。而近代哲学家洛克在论述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观念时，提出来物质的第二性质与第一性质不相似，物体没有颜色、气味等属性，从而强调了感觉的现象性。还有些中世纪的神学家针对感受的主观性，提出来一种心灵实体的假设。虽然他们运用模糊神秘主义的学说还是难以解释感受性，不过倒是为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机制以及潜意识问题有所启发。现代心灵哲学普遍的观点认为关于感受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理事件如何还原的问题，而通常情况下，都把感受性的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神经系统的作用，任何心理事件都可以对应相应的物理事件，不存在无法还原的感受性问题。
现代我们对感受性的认识主要延续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只不过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来阐述。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都是从我们的感官开始的，从感官出发的这种认识活动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感受性的问题。在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的外部信息转化到内部心理体验时就会产生主观性特征，而这种内部的主观性体验只能是私人的，你无法知道他人是如何体验和处理信息的，所以就带来一些解释空白和理论空缺，而这些因素导致现今的认知哲学家认为无法运用当前的物理主义理论来解释和突破。而感受性的现象性特性是因为我们认知到的外部事物总会以某种现象概念产生，与物理事实不相容。所以当物理主义运用同一论和功能主义来解释感受性的难题时，一些哲学家也根据感受性的特性做出各种思想实验来反驳和诘难。比较著名的有托马斯・内格尔的蝙蝠论证、杰克逊的知识论证，还有由布劳克（Net Block）等人提出的“颠倒光谱的思想实验”等[2]。这些思想实验都深入探讨了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所在，同时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二、生物学视角下的感受性问题
感受性问题，当前物理论者还不能清楚地说明它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解释不了感受性质到底是什么。感受性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我们研究主要注重心理与行为、心理状态的过程、事件的本质及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关系，现在触及了心理状态本身，可以说越来越贴近意识这一根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争论其实也是对物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而现今合理的物理主义解释就是还原论借助生物学所提出的主张，认知活动中的感受性质其实就是大脑的一种机能，是具有物理属性的，是可以还原的。
首先，感受性质必须借助身体的各个外部器官来认识外部事物。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的属性，如颜色、声音、味道、气味、温度、软硬等等。当事物的这些个别属性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大脑就产生对它的反映。这种由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就是感觉。感觉是脑反映现实的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感知觉不仅为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的认识过程提供了材料，也是动机、情绪、个性特征等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没有感知觉也就没有人的心理。当人的感觉被剥夺或感知觉缺损不能正常感知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异常，人们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难以生存。感官是感受外界事物刺激的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大脑是一切感官的中枢。通过身体的五官，人才会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认知活动中，人的不同感官对应不同的外部事物，在感觉的基础作用上还有对空间时间和运动产生的知觉，它们统一成为人体感受外部事物的基础。人类的知识无论来自自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或是通过阅读书本得到的间接经验，都是先通过感知获得。人类的知识无论多么复杂，也都是建立在通过感知而获得的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感觉和知觉是人类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使个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平衡。
其次，大脑神经系统是处理各种感官知觉的中心枢纽。大脑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物质器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而它与神经系统一起构成了感受能力的最终器官。人们认识世界和客观事物，首先通过五官――眼、耳、鼻、舌、身来获取各种视听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反馈给大脑，大脑再进行系统的处理做出相应的反应，由此产生了各种认知行为。人类的大脑是人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物质器官，如果大脑遭受损坏，人的认知能力就会缺失和损坏。所以，人的感受性质离不开人的各种身体器官，感受能力也是感官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某种心理现象。我们可以得出：感知的本质其实就是刺激大脑神经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状态。不同的客观物体具有不同的感知，我们感知世界和表达感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知觉和大脑神经系统来得出知识和经验的，一切的记忆和感觉经验都会依附在我们的身体中，不能脱离我们的大脑独立存在。
总之，现今成熟的物理主义论者对待感受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求助于现代科学主义的发展，要运用成熟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保持一种科学主义的B度和信念才能真正解决感受性的问题，而泛泛的哲学论证和理论假说对于难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根本点在于要运用大量的科学实验和观测数据来论证感受性到底是人类内在的精神活动，还是外部对大脑神经系统的刺激作用。而流行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包括感受性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心理活动都可以还原为神经细胞、胶质细胞以及各种原子、分子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要进一步解释感受性，就要更进一步发展脑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因此，科学主义者把心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上面，特别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在现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讨论感受性的问题，只能把人的感受性看作是人所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感受外部事物的能力是各种生命体所具有的共性，只不过在人类身上更为高级。塞尔面对感受性的难题，首先反驳了感受性问题被搁置的观点。他认为感受性的问题其实质上就是意识难题，或者说感受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重要子问题，如果去除或者搁置感受性问题，那么意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研究下去。塞尔重要的理论观点就是要把意识问题作为一种可研究的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问题，使意识问题从哲学讨论变为科学研究。所以，要放弃传统的意识的主体性导致的无法成为一门科学的错误观点，意识也不能作为一种精神问题而探讨。塞尔认为意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物体的属性，它是一种自然生物学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三、感受性问题研究的现代意义
如果说感受性的问题与意识问题密切相关，那么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对现代认知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感受性问题与大脑神经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也是认知哲学中研究自我意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生物科学领域内的所谓意识也就是我们醒着的一种大脑状态，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种种关系，通过认识和行为来与世界发生互动。感受性问题所关注的对外界环境和事物有刺激反应的大脑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感受性问题所涉及的意识问题凸显了生物学的重要性。而通过两种学科的相互交流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关于感受性的难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学科的优缺点，对认知哲学的意识问题和生物学领域的大脑神经系统研究都很有帮助。
总之，在西方认知科学哲学中，感受性的问题涉及对意识本体的探讨，越来越多认知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此问题。而物理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各种论证和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感受性问题，还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而对意识问题的生物学解释也进一步丰富了认知科学哲学的内容，促进认知科学哲学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晓亮.试论西方心灵哲学中的“感受性问题”[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