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1篇

1.1教育研究意识现状

师范生的科研意识主要指的是他们在主观上有没有开展教育研究的愿望，包括对教育教学中问题的发现与探究，其主要体现在学生论文的选题上，教育研究类论文的数量，往往体现出该院（系）整体师范生的教育科研意识。但近几年来，毕业论文质量逐年下滑的同时，在选题上，一边倒的全是学科专业研究类课题，严重缺乏学科教育研究类课题。师范生的教育研究能力、素质得不到有效的提高，严重偏离培养“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的目标。以韩山师范学院生物学系为例，本文对近三届(2010届-2012届)师范类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的情况作了简单统计：近三届的师范类毕业生总共有340人，在论文选题上选取教育研究类的共有25人，占三届师范生比例的7.35%。因此，从整体而言，其学生的教育研究意识还是相当薄弱，对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不善于发现与探究，缺乏对教育研究的兴趣与愿望。

1.2教育研究素质现状

良好的教育研究素质不但要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具有及时发现、科学分析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收集资料和信息处理的能力、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创新精神等等[5]。但目前很多师范生,缺乏作为一名未来教师所必应具备的教育研究素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写作基本功不够扎实。表现在有的论文中心论题不突出,论文结构不合理,缺乏基本的逻辑层次,思路不清；遣字造句的能力差；二是，收集和整理各种文献资料以及信息处理能力不强。具体表现在缺少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造成缺乏第一手资料,没有宽阔的资料收集来源,且引用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科学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

2提高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加强教育研究类论文指导

尽管不少高师院校十分强调要提高师范毕业生的教育研究能力，鼓励并加强师范毕业生对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撰写，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实处，以致在选题上，一边倒的全是学科专业研究类课题，严重缺乏学科教育研究类课题。其主要原因有：1）学院政策上偏差，每年每位毕业生的毕业论文研究经费只有区区几十元(有的院系甚至没有),要对师范生进行科研能力的全方位训练,的确有点困难；2）传统的高等师范院校在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上存在着重基础知识教学、轻教育研究能力培养的现象；3）在校师范生缺少教学实践经验，盲目地进行教学研究，容易出现脱离实际，流于资料堆砌的现象，而进行学科专业类毕业论文，他们都有模可仿，有的甚至做做实验，收集实验数据，再将同类例文的数据修改并将其注释略作改动，即可成为自己的毕业论文；4）在高师院校中，老师缺少面对中学的专业教育研究类课题，大多数的教学改革课题都是针对高校课程，学生参与度不高；5）许多老师带学生做毕业论文，所给的课题基本都是该教师的专业研究方向，甚至是其所持有研究项目中的子课题，学生所做的研究有利于他们的课题研究，故而大多数老师不愿带学生做教育研究类的毕业论文。显然，传统的师范生培养模式及培养目标已无法满足基础教育对“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的需求，高等师范学院应以培养“教育研究型”教师为目标，及时地调整培养模式，特别是在毕业论文上，应加入、加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指导，倡导学生积极参与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努力培养学生教育研究的能力及素养，为其从教后的教育教学科研打下良好基础，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

3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培养的实现途径

针对毕业论文是对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培养途径。接下来本文探讨如何对毕业论文进行改革，以达到提高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的目的。以生物学系生物科学（师范）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3.1毕业论文方向内容改革

扩大师范生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加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在鼓励学生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同时，予以一定的要求。对有能力带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老师做出硬性规定，规定其至少带4位学生做教育研究类课题，而对每届师范毕业生硬规定至少要有50%的学生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有的学生要考研，因此其毕业论文方向可选学科专业类的）。鼓励师范生积极参与面对中学的教育研究类课题，自主发现问题并作出选题方向，尽可能满足自身作为一名未来教师的需要。

3.2毕业论文方式方法改革

以往的毕业论文绝大多数是学科专业类论文，因此其论文形式比较单一。但在新的教育理念下，这种单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无法满足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培养的要求，因此应拓展毕业论文方式方法。师范生在撰写毕业期间，应积极地走出实验室，到教学一线去开展毕业论文，学校为此应该多与中小学合作，建立长久的见习实习联系，让学生能在做毕业论文时，有学校可去、有对象可研究，学生也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开展研究。鼓励学生在教育见习和实习中开展毕业论文，实习中或见习的学生就是师范生完成教育研究最好的研究对象（在我们从业之前）。在见习、实习等教学实践环节中，将课堂所学的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成果形式也应该多样化，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可以将制作的优秀课件、优秀教案、优秀教具作为毕业论文的成果，但必需附上一定字数的说明。优秀的课件、教案或教具，不仅展示出作品本身的内涵，更是学生对课程深入了解与剖析的体现，只有具有较好较强教育研究素质，才能更好地发挥想象，展开思维，制作出新课标改革下适用于面向新时代学生中学课程教学的课件、教案、教具。因此，应鼓励学生针对中学课程教学，进一步探究新的教学方法，制作相关优秀课件、教案、教具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的成果。对毕业论文成果是课件、教案形式的，应以一定章节的课程量制作。而教具应是以某一知识框架内的所有相关可行可用教具或模型。在质的要求下，对量进行一定要求，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教育研究，而不是给学生逃避进行其他繁难毕业论文提供便利或途径。

3.3毕业论文考核方式改革

针对毕业论文方式方法的多样化，毕业论文考核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学生完成初步的毕业论文初稿后，经指导老师审查，再进行相应的修改。而以非论文形式作为成果的毕业论文，也由指导老师审查，以及有经验的教师或相关人员给予意见后，做出完善和修改。对于学科专业的毕业论文应由学科的资深教授组织团队进行审核，再给予评价；而教育研究类的论文应由从事教育研究的专业教师进行审核并给予评价。从而确定优秀毕业论文的选取与确立。除此之外，在答辩方面，对每种形式毕业论文的答辩，应由相应资深教授主持并当任答辩审核员，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对学生毕业论出审核考察并给予建议和补充，尤其是教育研究类的毕业论文，更应如此，学生可通过老师们所提的问题和所给的建议作进一步的探究，不至于因为毕业论文的完成而停止了对教育研究的进行。

3.4毕业论文管理制度改革

改进传统的毕业论文管理制度，从院到系再到导师，再由导师到学生，建立“院-系-导师-学生”四者于一体的管理模式，相邻两者相互监督，导师应定期对学生毕业论文进行指导和指正，学生应多向导师请教与探讨。每篇毕业论文，导师应不低于10次指导次数，做毕业论文期间师生见面不低于10次。学院（系）应对参与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学生给予经费，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给予发挥，为学生联系中学以便开展研究。对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在政策上也应有所倾斜，放宽学生教育研究的方向，提供更多的优秀毕业论文名额和奖励，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教育研究，选择教育研究类课题作为毕业论文，为其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作铺垫。

4结束语

在教学中，只有具备良好的教育研究能力和素质，才能更好地应对日益变化教学改革，满足教学需求。通过对毕业论文进行改革，开拓培养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的新形式、新途径，切实提高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努力将师范生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M].何怀宏，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565.

[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9-40.

[5]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G]//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9.

[6]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90.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实践；社会交往；教育家类本性

“教育家”以类、群体、个体三种形态存在。教育家之“类”即教育家整体、全体，亦即最大的教育家群体，是所有教育家个体的集合。作为“类”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把握“教育家”的维度有二：以“教育”为着眼点，教育家是与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相并列的专门家；以“家”为着眼点，教育家则是区别于一般以教育为业的教育工作者的杰出分子，即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型群体中的一类小型群体、特殊群体和榜样群体。

一、教育家“类本性”概述

人是合群的动物，总会在实践中结成各种群体，相关群体又会进一步结成“类”关系。“类”是人重要的生存方式，是对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人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具有清醒的类意识，能自觉地将类的内在规定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之中。“本性”通常指规定性，也就是规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一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即教育家的“规定性”，是对教育家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异限度的内在规定，是教育家之所以为教育家的特殊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本特性，主要指教育家这个整体所共有的社会特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人的类本性的特殊，表现为教育家在教育活动中各种特殊的本性，例如特殊的需要（以育人为第一需要），特殊的情感（爱之，诲之），特殊的社会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特殊的奉献与特殊的社会影响（通过育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教育家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特殊方式）等等。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又是教育家群体性（民族性，时代性，流派性等）和个体性之一般。尽管每位教育家都具有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人生经历和教育活动等因素造成的独特性，但同时也会拥有因为相同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共有的典型特征。教育家的类本性包含了教育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因素，是教育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教育家们“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归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逐步转换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每位具体教育家的活动方式之中，成为一种与教育家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近似本能般的存在，一种使教育家一旦失却便会感到乏味、遗憾、内疚、痛苦乃至负罪感的精神支柱——这是教育家文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核心成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逐步获得的“类本性”行事，不带丝毫勉强，更无需时时鞭策。在与“类本性”相符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家们将会忘却各种辛劳和苦恼，沉浸于一种对生命本性的自由享受与深切体悟之中。

二、教育家“类本性”的生成与演进

从根本看，教育家的类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角色特征。社会分工规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类存在”与“类生活”，造就了教育家的“类本性”。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过：“世界只不过是由面孔组成的，每种职业都规定出一副面孔，以表示它想成为人们认为它应当是的那副样子。”[2]社会分工的逐步确定，使社会对各种职业形成并逐步强化着某种期待，进而转换成各种职业的角色规范。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虽然以教育家个体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且由个体的活动组成和完成，但教育家个人只有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中，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才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会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交往中，通过释放与吸纳，交换与补充，在目的与理想、理智与想象、情感与意志等方面获得大同小异的发展。换言之，教育家们在社会特定的角色期待中从事教育实践，就会逐步经由角色认同达到角色适应，养成社会期待的特定性质和特定本性。

与此同时，教育家的类本性来自历代教育家品质的积淀与遗传。人同自身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实践不只是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包括有目的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在同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末清初大教育家王夫之因不肯向清政府屈服，自33岁起便隐姓埋名，在“良禽过而不栖”的荒山野岭中授徒讲学。居无常所，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常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厥，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夫之坚持著述和讲学，“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著”。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他因久病体弱，形枯气索，无力为诸生口授讲解，“乃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学生，甚至还感动了前来行窃的盗贼，使他们在惊叹之余“相戒无犯焉”。[7]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是教育家教育本性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自觉，旨在自我解放；后者是觉人，旨在解放他人。以自觉觉人，在觉人中深化自觉，亦即教学相长。

（三）做人与教人合而为一

综观教育家们的生平，可以发现其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常常重合一致，教育活动与日常言行几无差异。古代孔子的弟子是在与孔子朝夕相处中随时随地向孔子学习的，孔子教导儿子与教导学生并无不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隐私。现代的梁启超把9个儿女培养成包括3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在内的俊杰，被誉为著名的家庭教育家。梁启超给儿女的普通家书，几乎篇篇都是情真意切的家庭教育教材。在儿女眼中，梁启超的父亲角色与导师角色完全重合；而梁启超视弟子则如同己出，呵护有加。教育家们的教育活动是其类本性的自然挥发，发乎本心，布乎四体，他们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师表”，不需要为教育学生而以身“作”则。他们已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还有一些教育家在严酷环境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更是世世代代的楷模。像古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鲁迅、马寅初、梁漱溟、傅斯年等，都用实际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出了最具教育效力的诠释。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一些具体的教育家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避免人格中的某些矛盾现象。可贵的是，许多教育家对自己身上的双重人格能保持一种自觉、警惕，并努力加以暴露与克服。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经历了不幸岁月后的晚年写过一部反思性自传体著作《忏悔录》，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崇高与卑劣同在，坚强与怯懦共存，真诚与虚伪并行。卢梭的忏悔行为表现出了人格的伟大，也表明了真善美最终能够战胜假恶丑，这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四、教育家“类本性”的认识意义

教育家的类本性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伟大对平凡的超越。教育家是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涌动，在人格、业绩和社会影响上逐步脱颖而出，逐步超越了普通教育工作者，成为出类拔萃者。从数量与从属关系上看，教育家是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从作用上看，这个小类却是能为大类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和实践榜样的精粹力量。数千年来，教育家这个小类的类本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与教育工作者这个大类的类本性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探索和认识教育家的类本性，正在于自觉有效地促进这种互动。

教育家的类本性在世世代代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显露。当它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后，就如一面旗帜，召唤并吸引着当代与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自觉地认同与占有，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家整体达成一种全面联系，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文化心态，一种超我的力量，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其自觉地向教育家的本性“类化”，进而延续与扩大教育家队伍。

教育家的类本性把一个个教育家联结到一起，并且作为每一位教育家发挥独立个性的前提。作为类的规定性，教育家的类本性是教育家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底线标准，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教育家而言，他既是教育家的类本性的承担者、体现者，又是发挥自己教育个性的独立主体，他将在自觉体现教育家类本性的前提下自主地走向个性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M].何怀宏，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565.

[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9-40.

[5]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G]//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9.

[6]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90.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4篇

体育教育应配合学校教育，致力于解决人类更好地生存这一新课题，使体育教育更好地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多重需要和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服务。

1体育教育与人类生存需要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深刻地揭示出人类自身需要的本质。人类五个层次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体育教育本质功能的表现，无论是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安全、社交的需要，都与体育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

人类的生存需要除了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身外，还有人类生存需要所反映出的客观性，人不得不受到由人们的生存条件、生存能力、生存方式所决定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和制约。人类如何生存发展，这就需要解决人类怎样掌握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形成各种本领，养成良好习惯等。体育教育应在解决人类所需的这些实质性问题上发挥出自身应有的独特作用。从目的来看，体育教育应是为人类身心健康与人的发展服务的；从过程来看，应是一种有效地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术和技能体育以及卫生保健常识、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种教与学的过程；从内容来看，应包含有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存能力的形成与提高的内容。

我们不仅仅在理论上认清身心培育的教育属性，而应在身心教育的实践中充分反映出具有教育属性的身心培育活动。那种在实践中单一的运动性和活动性用来达到身心培育目的的做法以及把它简单地看作也是一种体育教育性质活动的观念是错误的。这只能反映出我们某些体育教育工作者在认识体育教育本质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具有不完全性和不深刻性，仅仅看到了体育的特殊性，没有看到教育的普遍性。

人们知道，当婴儿开始伸展四肢，幼儿开始学习走路时，表明每个人都具备基本活动的能力，它仅仅是运动的原始状态，包涵了体育运动要素中的一些而不是全部，这还与婴儿自发的本能需要有关，并未构成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科学性体育运动。它的本质理应是让人们通过一般教与学的活动过程，去掌握知识、技能以及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去学会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备的某些生活能力和本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体育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的终极目的。

体育教育过程应是一种理论、实践、再理论、实践的过程。需要把握的体育知识、技术和方法以及体育卫生保健常识和技能运用于体育运动实践和人类生活实践中去的，这是体育教育的根本特征。

人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体育（广义）功能也在不断拓展，这种拓展又意味着体育教育与人们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意味体育教育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在不断地延伸。这就要求我们在体育教育发展中，充分考虑到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融通、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平衡、短期与长远需要的兼容等问题。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趋势看，我们学校体育的着眼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自我指导锻炼能力、体育运动能力等方面上来。其中，使学生学会和掌握各种基本的生活技能，养成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无疑对于学生适应生活，更好地生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体育教育在人类生存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体育教育过程包含着两个重点，一是人的内发性自尊、自强、自爱、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二是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体育教育则可通过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学习过程，使他们多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和实现。

传统体育教育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发展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体上，忽视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要学会生存，在体育教育中就不能仅以发展学生的身体为满足，还必须从广泛的领域，培养他们适应未来新生存环境的各种能力，成为能够适应未来生活需要的现代人。

事实上，正确的走、站、坐、卧的姿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卫生，用眼和脑的卫生常识；游水能力；各种自我防卫技巧；防火常识；基本的运动创伤救护常识和方法；交通安全常识等体育卫生保健的内容，都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体育教育的目标应是长远和近期目标的统一，今后大、中、小学校体育教材内容应是丰富多样的、有效实用的。

3未来体育教育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影响

当代体育教育同样面临着社会生产和社会各方面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脑力劳动量的增加；环境污染的增加；工时缩短出现闲暇时间增多；居住条件的改善，人际交流机会减少，这些现实问题都给体育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要适应未来变迁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对传统教材内容进行修改、筛选和必要的补充，对教学素材进行全面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教育在生存与发展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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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选题

按照中图分类法，179篇转载论文的选题主要分布于教学法、教育评价、教育理论、课程论等几类。其中，普通教学法类论文91篇（如“基于结构特征的模型思想教学探索”[2]等），占载文总数的一半以上；围绕具体知识点教学的论文35篇（如“无疑处生疑，有疑处释疑――国优课‘二次函数的概念’教学片断赏析与思考”[3]等）；教育评价与试题研究类论文26篇（如“一道中考压轴题的命制历程及感悟”[4]等），其中关于中考试题研究的论文占有较大比例；有关教育理论的论文18篇（如“数学教育的人文追求”[5]等）；还有9篇论文是围绕课程改革或课程标准解读研究的（如“刍议2011版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6]等）。

2论文作者

《初中数学教与学》2015年转载的179篇论文共有作者（仅统计第一作者）158人。其中15人有2篇文章被转载，3人有3篇文章被转载，后者工作单位均是教研室。由于179篇转载论文中提供作者简介的只有64篇，因此没有统计作者的学历、职称等基本情况。

2.1作者单位属性

按照作者第一单位进行统计，来自中学的作者80人次，来自高校的50人次，来自其他单位的我们统称为科研院所，共有49人次，主要包括教研室、教育中心、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发展中心、出版社和教科院等。中学教师的文章占比最高，他们的文章多围绕初中数学具体知识点的教学法开展研究，这与论文选题部分的统计结果一致。

2.2作者地域分布

179篇论文作者除1人来自英国外，其余178篇论文作者来自在国内24个省份。在国内省份的作者分布情况如表1。

表1国内论文作者的省份分布

省份江苏浙江北京广东山东上海福建篇数552916101086省份安徽四川贵州湖北吉林重庆甘肃篇数5544443省份广西湖南江西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篇数3222111省份山西陕西云南篇数111从表1可以看出，作者的地域分布广泛，说明初中数学教育科研受到各地教师和教育科研人员的普遍重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作者被转载的论文篇数总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3原载期刊

3.1期刊种类

179篇论文的原载期刊共有37种，平均每种期刊被转载论文48篇。被转载论文超过10篇的期刊有7种，分别为：《中学数学教学参考》《中学数学（初中版）》《中国数学教育（初中版）》《数学通报》《中学数学杂志》《数学教育学报》和《中学数学月刊》。另外一些重要原载期刊有《课程・教材・教法》（3篇）、《比较教育研究》（1篇）、《全球教育展望》（1篇）等。这些原载期刊中，既有学科级刊物，又有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有一般期刊；既有数学教育专业期刊，又有一般教育类刊物；既有针对初中数学教学实践的，也有偏重教育理论研究的。这表明：一方面，《初中数学教与学》的转载范围较广，有助于优秀论文被转载；另一方面，转载论文时没有对特定期刊的指向性，而是以论文质量和研究内容的选取为标准的。

3.2期刊分布

2015年各省份期刊论文被《初中数学教与学》转载的原载期刊数量如表2。

表2各省份期刊论文被转载篇数

省份北京陕西湖北辽宁江苏山东天津篇数33242322161513省份湖南山西广东江西上海浙江重庆篇数5544433省份安徽福建甘肃广西四川篇数22211表2表明：原载期刊分布于国内19个省份，出版期刊较多的省份，特别是有关中学数学教学类原载期刊较多的省份，被转载的论文相对较多。比如北京市，原载期刊有9种。

3.3期刊刊期

从统计结果看，2015年绝大多数原载期刊的刊期为月刊或半月刊，只有个别期刊为双月刊或季刊。原载期刊的短刊期，有利于缩短转载周期，有效保证了转载的时效性。37种原载期刊全年发文5千多篇，为论文的转载提供了数量上的保证。

4转载文献分析

从179篇转载论文看，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有：思辨研究、案例（个案）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和研究综述。其中思辨研究90篇，超过载文总量的一半；案例研究60篇，约占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实证研究12篇、比较研究9篇、调查研究7篇、研究综述1篇。这反映了当前我国初中数学教育对思辨研究和案例（个案）研究较为重视，而对实证研究关注不够。

4.1被引频次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发现，转载论文中有多篇文献被多次引用。截至2016年7月6日，179篇转载论文总被引频次为153次。例如《初中数学教与学》第5期转载的“完善数学教师教学行为的实现途径”[7]一文被引用10次。论文被引情况分布如下：教学法类（含具体知识点教学）论文被引80次，教育理论类被引52次，课程研究类被引12次，教育评价（含试题研究）类被引9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类论文被引频次占总数的52%，而教育理论类论文平均被引频次最高，篇均近3次。

4.2转载时差

所谓转载时差，是指论文被转载时间与在原载期刊发表的时间之差。本文以转载的月份与原载的月份之差进行统计。如遇合刊，则以两个月份的平均数计算。比如1～2月合刊，月份数记为15。通过计算每篇论文的转载时差，得到《初中数学教与学》2015年全年平均转载时差为411月。这一转载时差既能保证充分转载到相关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又不至于过久而影响论文传播的时效性。

2015年每一期的平均转载时差的统计结果见表3。

表32015年各期平均转载时差

期数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第5期第6期时差（月）35340741340741444期数第7期第8期第9期第10期第11期第12期时差（月）441346343142537从表3可以看出，第1、2、4、7、12期的转载时差低于全年平均值，而第6期、第9期前后几期的转载时差相对较长。原因主要有：部分期刊将第1、2期合刊出版，按全年平均数411，正好在第5、6期转载；6月份，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中考，6、7月份有关中考主题的论文多于其它月份，而《初中数学教与学》不会无限转载同一主题的论文，因此，第9、10、11期会从更早出版的期刊中选择优秀的论文进行转载。

5研究结论

从统计结果分析可以看出，2015年《初中数学教与学》载文特点有：

（1）论文选题以初中数学教学实践研究为主，论文题材广泛，不局限于课堂教学研究；

（2）论文作者单位类型多样，既有中学教师，又有高校教师，还有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地区分布广，国内作者分布于24个省份，还有国外作者；

（3）原载期刊的种类丰富，不囿于数学教育专业期刊，区域分布与各省份期刊数有关；

（4）从研究方法来看，思辨研究与经验总结类文章占比较高，实证研究类论文过少；

（5）教学法类论文被引用总频次最多，教育理论类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

（6）转载时差较为合理，既充分遴选出了相对高质量的论文，又保证了转载论文的时效性。

6思考与建议

2015年，《初中数学教与学》对国内相关期刊论文转载的范围较大，作者类型多、分布广，转载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然而在统计中也发现一些不足：有关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研究的论文过少，实证研究类论文较少，高学术影响力的论文偏少。数学教育类期刊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文献对这些方面论文的刊登和转载需要进一步强化。

6.1增强对民族地区数学教育论文的重视

在179篇被引论文中，直接以民族地区的数学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一篇――“中国西部地区中学生数学素养现状调查研究”[8]。《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年）》中指出：“要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民族地区的数学教育是我国数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研究主题，既可以揭示某地区数学教育教学现状与困境，提出有效的问题解决途径，也可进行与教育水平较发达地区的比较研究，逐步实现数学教育的均衡发展。因此，无论是数学教育期刊，还是诸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初中数学教与学》等二次文献，都应该重视对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研究成果的刊登与转载。

6.2努力提升实证研究类论文质量

实证研究类论文占转载论文总数的比例还不到6%。在“重视实证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方法新常态”[9]的今天，这个比例是足以令人汗颜的。历届国际数学教育学术会议成果显示，国外数学教育对实证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我国数学教育研究成果少有在国外知名期刊的要求。因此，数学教育类期刊要重视实证研究类论文，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类论文的发表数量。建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文献同样重视对实证研究类论文的转载，共同营造我国数学教育重视实证研究的良好氛围。

6.3增加高学术影响力论文的转载

论文的学术影响力首要表现在其被引频次上。统计结果表明，数学教育理论类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相对较高。从迁移理论看，与围绕具体知识点的教学法类论文相比，抽象程度更高的教育理论类论文的可迁移性更强。因此，建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文献在转载论文时，可以适当增大数学教育理论文章的比例。另外，原载期刊的学术层次对论文的被引频次也有一定的影响。原载于《课程・教材・教法》《数学教育学报》等重要刊物的论文较少。这与期刊的学科属性有较大关系，希望广大数学教育科研工作者在高层次费数学教育专业教育理论刊物上多发表数学教育论文，建议《初中数学教与学》重视对这些期刊中相关论文的转载。

参考文献

[1]数字期刊库[DB/OL].，2016-07-06.

[2]朱丹红.基于结构特征的模型思想教学探索[J].中学数学（初中版），2015，（3）：72-75.

[3]唐芬.无疑处生疑，有疑处释疑――国优课“二次函数的概念”教学片断赏析与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14，23（6）：68-72.

[4]张安军.一道中考压轴题的命制历程及感悟[J].中国数学教育（初中版），2015，（9）：61-64.

[5]谢明初.数学教育的人文追求[J].数学教育学报，2015，24（1）：6-8.

[6]李伟军.刍议2011版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J].数学教育学报，2014，23（6）：54-57.

[7]张昆.完善数学教师教学行为的实现途径[J].数学教育学报，2015，24（1）：33-37.

[8]康世刚.中国西部地区中学生数学素养现状调查研究[J].数学教育学报，2014，23（5）：36-40.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6篇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核心期刊；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4-0008-07

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平的重要尺度，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推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就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加快，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日渐凸显并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本文试以1999-2010年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为分析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在梳理研究轨迹的基础上，揭示研究的特征与问题，探讨未来研究的趋势，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集数据。根据研究目的，为保证收集数据的全面性和高质量，我们确定查询范围为“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经济与管理”等，检索词为“高等教育公平”，检索项为“题名”、“关键词”、“主题”，检索范围为“核心期刊”，检索时间段为“1999到2010”，匹配类型为“精确”，共检索到论文150篇。先导出并保存检出的文献，然后把检出的论文按自定义的题名、作者、中文关键词、单位、刊名、发表时间和第一作者等项导入到Excel中，建立数据库，再对上述检出论文进行二次提炼，剔除一稿多投、会议综述和有关国外的研究等文献，最后得到核心期刊论文141篇。

通过统计相关研究论文，我们发现，对高等教育公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具体研究内容的定性分析，如《2002年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综述》［1］、《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述评》［2］、《大众化视域下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分析综述》［3］等，对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成果进行定量分析的很少，甚至没有。而文献计量分析法作为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它以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能很好地描述、评价和预测某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4］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以检索到的141篇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样本，分别按论文数量与年度分布、论文来源期刊分布、作者分布、研究主题分布和研究视角与方法等项目进行计量分析。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樊万奎段兆兵：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轨迹、特征与走向（一）论文数量与年度分布

对论文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时间概念上了解该领域研究展开程度及研究进度。［5］

从论文数量看，1999年至2010年共12年的时间内，在核心期刊上共发表高等教育公平研究领域的论文141篇，平均每年11 8篇。从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看，1999-2002年是研究的起步期，4年共15篇，占12年发文总量的10 6%，平均每年发表不足4篇；2003年开始进入增长期；2006年达到高峰，仅此一年发表的论文达27篇，超过12年发文总量的1/5；2008年又一次达到峰值，年发表量达25篇（见表1）。这表明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研究者关注，对其的研究12年来从未间断，并且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表11999-2010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合计篇数157215918271125813141比例(%)0 73 55 01 410 66 412 819 27 817 75 79 2100

图11999-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从图1的曲线走势也可以清楚地看出，1999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研究总体呈阶段性上升趋势，但发展态势不稳定，呈波浪式发展。这可能与国家仍至国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有关。1999-2002年可能是由于处在我国大学第一批扩招进程中，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程度还比较低，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随着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高收费，特别是2004年我国高校生均学费增长到5000元左右，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迅猛增长。2005年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2007年6所部属师范院校“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实施，以及2008年受国际金融风暴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出现等，都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进展。

（二）论文来源期刊分布

通过对刊载论文的来源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研究主题的分布领域，为相关刊物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并可以为相关主题的研究走向提供依据［6］。

从期刊载文量看，发表“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的核心期刊共58种，平均刊载论文2 4篇。其中，期刊载文量最高达18篇，载文量超过6篇的期刊有6种（见表2）。根据布拉德福定律，我们可以按数量的多少对期刊进行细分。布拉德福定律规定，可以对某一主题按刊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减少进行排序，划分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以及相关区和边沿区期刊［7］。依此定律，按发表“高等教育公平”论文数量大致相当的原则，把期刊分成3个区。第一区为核心区，载文量在5篇以上，期刊6种，发表“高等教育公平”论文数量共61篇，占论文总量的43 3%（见表3）；第二区为相关区，载文量在2-4篇，期刊18种，发表“高等教育公平”论文共46篇，占论文总量的32 6%；第三区为离散区，载文1篇，期刊34种，占论文总量的24 1%。从表3可见，核心区期刊都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处于相关区的《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期刊载文量为4篇，同时，在相关区中还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等期刊发表“高等教育公平”论文。这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核心期刊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视。

表21999-2010年发表“高等教育公平”论文/期刊分布

载文量18111086421期刊数1112151334占期刊总量比例(%)1 71 71 73 41 78 622 558 7所属区别核心区相关区离散区

表31999-2010年发表“高等教育公平”论文的核心区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载文量期刊名称载文量期刊名称载文量江苏高教18教育发展研究10黑龙江高教研究8辽宁教育研究（现代教育管理）11高教探索8现代大学教育6

从期刊类型分布看，141篇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58种期刊中（见表4）。从总量上看，论文主要集中发表在高教研究、高校学报、教育综合和各类教育等期刊上，尤其是高教研究类期刊，共13种，几乎涵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的高等教育类全部期刊，载文69篇，占载文总量的48 9%，刊均载文5 3篇。哲学社科、经济类及其他期刊载文相对较少，共16种，载文22篇，占载文总量的15 6%，刊均载文1 4篇。可见，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期刊分布广，高教研究类期刊对其更加关注。

表41999-2010年“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在各类期刊中的分布

期刊类别高教研究高校学报教育综合各类教育哲学社科经济类其他合计期刊总数131311544858载文量69162113868141刊均载文5 31 21 92 62 01 512 4

（三）论文的作者分布

对论文作者分布的分析可以明确某研究领域内研究者概况及核心作者的分布情况，通过关注作者的研究进度、方向和重点，从而了解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首先，对作者概况进行统计分析（见表5）。在分析过程中，每篇论文只统计第一作者。从统计结果看，在发表的141篇论文中，共有135位第一作者，即每位作者平均1 04篇。这表明在高等教育公平研究领域比较固定的研究者较少，大部分作者都是一次性研究，没有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持续的关注，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研究规模也较小。

表51999-2010年“高等教育公平”研究作者分布

论文篇数21作者数量6129曹俊军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陈晓飞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贾春水泸州医学院作者姓名与来源

李文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略

刘慧群怀化学院科技处宋秋蓉南开大学高教所所占比例%4 495 6其次，对核心作者进行分析。我们从表5中可以看到，在135位第一作者中，有6位是核心作者，约占作者总数的4 4%，他们分别是曹俊军、陈晓飞、贾春水、李文利、刘慧群和宋秋蓉等。每位核心作者发表2篇论文，而其余129位作者每人仅发表1篇论文。从核心作者的来源看，他们都来自高等院校，可见，高校是开展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集中地，具有资源、信息优势和人才优势。从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与重点看，曹俊军主要考察成人高等教育公平发展［8］和问题［9］，陈晓飞侧重高等教育公平实现路径［10］和问题［11］，贾春水主要关注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12］及其关系［13］，李文利则从教育与经济入学机会及资源分配［14］和成本补偿［15］等视角展开研究，刘慧群关注性别与公平的关系［16］社会性别歧视［17］，宋秋蓉主要从高等教育效率［18］和多元化等角度进行研究［19］。可见，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各异，研究主题丰富，研究视角多元，表现了较强的研究实力和理论水平，对高等教育公平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第三，对论文的合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见表6）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合作研究成为必然趋势。在发表的141篇论文中，合著论文共49篇，合著率为34 8%，超过发文总量的1/3。其中2人合著44篇，3人合著4篇，四人合著1篇。这表明研究者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逐渐增强，研究趋于开放。但从总体来看，独著92篇，占论文总量的65 2%，大部分作者还是小范围内的个人研究，合作程度还不够高，不利于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发表形式独著二人

合著三人

合著四人

合著发文量（篇）924441占发文总量的比例(%)65 231 32 80 7

（四）研究主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主题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整体发展趋势。在发表的141篇论文中，除去4篇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文献综述，对其余的137篇论文根据篇名和关键词的核心词频，采用聚类统计分析方法，将这些论文细分为9个主题。（见表7）

从主题分布可见，首先，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自2000年黎军［20］发表第一篇理论探讨文章以来，十一年间共发表相关论文37篇，占发文总数的27 1%。其中，杨东平［21］、钱志亮［22］、张应强［23］等一大批知名学者都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仅对高等教育公平内涵的研究，就产生了“权利机会说”［24］、 “利益说”［25］、 “价值说”［26］等理论成果。

其次，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成本分担”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成果各23篇，分别占论文总数的16 7%。其中“高等教育公平与成本分担”的研究自1999年孙也刚［27］首次撰文讨论以来，一直处于持续研究中。“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则随着2002年“公平与效率: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于2003年迅速达到高峰，1年量为11篇，在研究论文总量中居最高，各种研究成果异彩纷呈，先后产生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28］、“公平优先论”［29］、“公平与效率兼顾论”［30］和“分层认识论”［31］等理论成果。可见，成本分担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受教育者的切身经济利益，经济地位以及与其密切要关的社会地位是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关涉到高等教育的质与量，是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基础。

另外，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的研究也较多，共22篇，占总数的16 1%，特别是陈阳［32］、胡海涵［33］等学者，对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说明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并深入探寻问题的成因，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特殊群体”的研究，虽然自2000年以来也在持续进行，但研究总量不足，对特殊群体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还不够，还有待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而对“高等教育公平与大众化”、“高等教育公平与资源配置”“高等教育公平与民办高校”等方面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表7“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主题分布

年份、论文数

研究主题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合计比例

(%)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理论231235628233727 1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原因及对策113426322216 1高等教育公平与大众化1121164 4高等教育公平与成本分担12211551322316 7高等教育公平与资源配置12112296 6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111225112316 7高等教育公平与特殊群体11111212107 3高等教育公平与市场化12142 9高等教育公平与民办高校2132 2合计157215918261023813137100

（五）研究视角与方法分析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高等教育公平。在论文统计中发现，“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论文最多的是从教育学、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分别占论文总量的24%和20%。其次是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进行研究，分别占论文总量的16%和11%。另外还有从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甚至科学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见图2）。如《社会科学战线》、《郑州大学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期刊，这些研究要么援引伦理学上“公平”的概念，尤其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来对教育补偿制度作评价［34］；要么通过引用各种法律、法规及文件对受教育权利的规定，为公民受教育权利提供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35］。这说明高等教育公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需要多学科的关注，需要从不同的视角，用复杂性思维去开展研究。而事实上，真正从学科综合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公平的并不多，仅占研究论文总量的8%。研究视角还需进一步拓宽，加强从多学科角度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现状；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06-0046-07

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提供了：①代表某一领域研究水平的硕博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②具有时效性并拥有明确而稳定读者群的期刊文献，〔1〕有叙事性的也有理论性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某一时段某一领域实践与理论的研究状况。

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库的检索思路：①循环地以“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幼儿音乐教育”“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学前音乐教育”为主题词，分别检索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的论文。②集合两个数据库的所有论文，去掉重复统计的论文。③阅读每篇论文，去掉非学前儿童音乐教育领域的论文。最后整理结果：2010年无此领域的博士论文，共有25篇硕士论文。

期刊文献的收集思路：①确定以学前教育领域的六本核心期刊为检索对象，它们是《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幼儿教育（教育教学版）》《学前教育研究》《学前教育》《早期教育》《教育导刊（幼教版）》。②以期刊名为检索词得到2010年目录后，再以“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幼儿音乐教育”“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学前音乐教育”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得到每本期刊的文献。收集结果不完整，因为即便用了两个数据库进行查漏补缺，发现还是有期刊缺期现象。③查阅这六本期刊2010年纸质本，对数据库的数据作了查漏补缺工作。④阅读每篇文献，去掉非学前儿童音乐教育领域的文献。最后整理结果：六本核心期刊有关学前儿童音乐教育领域的文献共58篇。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研究”论文的界定：在硕博论文库与六本核心期刊范围内，凡研究对象为学龄前儿童，探讨问题为音乐教育现象的文献。另外，以下三类边界交叉的文献也被收录其中：①在艺术综合教育的文献中，涉及儿童音乐教育内容的文献。②有关学前儿童舞蹈教育内容的文献。我国幼儿园教育的传统习惯是把幼儿园舞蹈教育归入音乐教育范畴的。③在运用个案研究法的硕士论文中，其中有一个以上个案是有关学前儿童或学前儿童教育机构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

下面对学前儿童音乐教育领域2010年25篇硕士论文与58篇期刊文献作计量分析。

一、硕士论文计量分析

（一）论文作者所属专业分析

25篇论文分别来自高校的三个专业：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学专业、专业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的音乐学专业、师范院校的美学专业。三个专业论文的数量与百分比分布如下：音乐学专业的有17篇，占总数的68%；学前教育学专业的有7篇，占总数的28%；美学专业的有1篇，占总数的4%。

数据显示：在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研究领域，硕士学位论文作者主要来自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专业与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学专业，音乐学专业的作者显著多于学前教育学专业，两者的比值接近2.5∶1。

（二）论文作者所属院校分析

通过对2010年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两个优秀硕士论文库中学前音乐教育硕士论文的统计，我们发现中国高校在向两个数据库提供优秀硕士论文时的标准不统一。有的院校提供的确实是比较优秀的硕士论文，有的院校没有经过筛选，只要是硕士论文都提供。鉴于此，一方面，“优秀硕士论文库”呈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与“优秀”这个称呼名不符实；另一方面，个别学前音乐教育范畴内的硕士论文因为没被评上优秀而没进硕士论文数据库。录用标准混乱最明显的表现：有的院校不提供非全日制硕士的论文，有的院校全日制、非全日制硕士的论文都提供。我们想对这两类学位论文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发现得不到这个数据。因为在论文首页，除统称的“硕士学位论文”外，有的院校另有“学历硕士”或“专业硕士”“科学硕士”“教师硕士”“教育硕士”“全日制硕士”的区分标注，有的院校则没有。

数据显示：2010年共有15所高校开展了与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相关的硕士生培养工作，其中艺术院校2所，综合性大学2所，其余9所为师范大学。可见，涉及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研究领域的硕士论文主要来自师范大学。

（三）研究内容分析

按照一定的类目划分标准，〔2，3〕研究内容的类别与百分比数量的统计分析如下：

1.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类论文有4篇占16%，其中3篇讨论学前儿童审美发展，1篇讨论学前儿童总体发展。3篇讨论学前儿童审美发展的论文，作者来自音乐学、学前教育学、美学3个专业。讨论学前儿童总体发展的论文，作者来自音乐学专业。

2.国外音乐教育类论文有1篇占4%，作者来自音乐学专业。

3.非正规音乐教育类论文有4篇占16%，其中2篇讨论学前儿童的器乐学习，1篇讨论亲子音乐教育，1篇讨论音乐课外辅导班现象。4篇论文作者都来自音乐学专业。

4.幼儿园音乐教育类论文有6篇占24%，其中2篇考察幼儿园音乐教育现状，论文作者来自音乐学专业；2篇探讨教育媒介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的应用，论文作者来自学前教育学专业；1篇讨论学前儿童的音乐学习方式，1篇探讨幼儿园课程实施方式，后2篇论文作者都来自学前教育学专业。除2篇考察幼儿园音乐教育现状的论文外，其余4篇都属于幼儿园艺术课程研究范畴，而涉及幼儿园艺术课程的所有研究都体现出学前教育的专业特性，所以此领域的论文作者都来自学前教育学专业。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4]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5(2)：62—66．

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

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4]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5(2)：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