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制建设范文
时间：2023-09-27 17:48:36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1篇
一、进一步认识依法治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依法治教是21世纪我国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以法制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要求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和人民群众参与教育事业管理的权利；依法行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和造就21世纪的一代新人，根本上要靠法治、靠制度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调整、规范和解决。因此，教育领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进行深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加强法制建设，全面实行依法治教。
二、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教育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16项教育行政法规，各地制定了100余项地方性教育法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教育法律的实施与监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人大、政府的重视。教育普法工作广泛开展，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不断推进，教育法制工作的机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为今后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从总体上看，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要求；教育系统的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尚未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及学校的自觉行为；教育法律的配套性法规、规章尚不完善；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不力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进一步明确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目标。从现在起，到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教育法制建设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针，将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形成与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层次合理、内容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地履行法定职责，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教育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制度；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做到依法自主管理学校；努力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使依法办事成为共识。
四、完善和加快教育立法。要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法定的立法权限，进一步推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加快教育法律的配套性法规、规章的制定。适时提出《义务教育法》、《学位条例》的修改草案；积极配合做好《民办教育法》的立法工作，逐步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要依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社会普遍关注、影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制定有关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依照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建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规章和制度。要积极推动教育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等配套性地方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加快地方教育立法的进度。对教育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国家尚未立法予以规范的，可以依据法律确立的原则，根据地方实际制定暂行规定，使之成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
要进一步提高教育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要加强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做好拟制定的法律法规草案及规章的可行性论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党的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实现教育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建立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和合法性审查制度，健全备案制度；重视现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清理工作，对不符合改革的原则与精神，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及时修改或废止。
五、严格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教的关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努力转变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转变已经不能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的观念、工作习惯、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律引导和保障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尊重、落实和维护学校的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本部门及各职能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权限与程序，保证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与原则。逐步实行政务公开，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务的办事规则、程序及监督途径向社会公布。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明确各教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管理学校。促进学校法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逐步建立健全对学校的监督与评估机制。依据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法定原则，积极推动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提高教师待遇等法律规定。要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职责，健全审批程序，规范管理行为，保障社会力量办学的健康发展。
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职责，健全以行政领导责任制为主的执法责任制，明确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处理、纠正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坚决制止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特别是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违法行为，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要与政府有关部门相配合，依法整治校园内部和周边环境，维护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建立健全处理教师申诉、学生申诉的程序与机制，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各种教育纠纷，保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六、积极推进依法治校。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提高依法管理学校的意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制定、完善学校章程，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按章程依法自主办学。要依法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建立校务公开制度，明确学校重大事务和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事项的议事、决策与监督程序，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重要作用。依法规范校内各种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对侵权行为进行查处。认真配合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督查和评估，不断提高依法治校水平。
七、完善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推行评议考核制，建立行政执法错案赔偿制和行政执法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通知》(国发［**］10号)的要求，建立、明确本部门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的机构与程序，做好行政复议工作，切实做到有错必究。依法加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下级教育行政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各级教育监察部门要依法强化对行政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保证其负责、正确地履行职责。继续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加强对教育法律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在继续进行“两基”督导检查的同时，强化对有关素质教育的法律规定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推动建立实施素质教育的保障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配合人大、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逐步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的制度。
八、加强教育普法工作，为依法治教创造良好环境。要把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普及作为全面依法治教的基础性工作，按照普法规划有组织、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教育行政执法人员，要首先带头学法，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熟悉教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分批对地方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负责人等进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法律基本知识的培训，并形成制度。要将教育法律、法规和法律基本知识，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普法工作的指导，在广大教师、学生中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和法制教育，并面向社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教育法律，促进形成知法、守法、依法履行职责和规范行为的社会氛围，为全面实施依法治教奠定基础。
九、加强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和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精神，进一步建立健全本部门的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充分发挥法制工作机构在立法、普法、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等法制工作中综合协调、归口管理的职能作用，并按照实施各项法定教育行政执法制度的要求，配备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人员充实到法制工作岗位，使教育法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与教育法制建设任务相适应。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和持证上岗制度，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执法水平。要加强教育法律服务工作，支持社会中介组织开展教育法律咨询与服务，探索建立教育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教育法律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十、切实重视和加强对教育法制建设的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将教育法制建设作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根本任务，认真抓紧抓好。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法制工作的责任制度，定期研究、及时解决本部门教育立法、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中的重要问题。要把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情况作为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是教育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定性及目标要求,实现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维护教育的社会公益性、推进教育创新、推行素质教育、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以及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等因素则是促发教育法制建设进步的重要动力因素,本文以七个促发因素为着眼点,阐述教育法制建设的目标、原则、方法与环节,以及教育法制建设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教育法制 动力因素 依法治教 依法治校
动力,本意是指使机械作功的各种作用力,可以理解为推动事物运动变化的各种因素,也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教育法制建设的动力则是指推动教育法制建设不断进步完善、并且有效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动力来自于实现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维护教育的公益性、推进教育创新、推行素质教育、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以及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等诸多因素的时代诉求。本文认为,基于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加快教育法制建设是保障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关键抉择,以下七个方面是推进教育法制建设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
教育优先发展要求教育法制来保障
教育优先发展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抉择。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政策和实践的结合。从历史实践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和坚持,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切实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既要在政策层面给予更多倾斜,优先规划教育事业、优先统筹安排教育结构,更迫切要求以教育法制建设来保驾护航。
教育法律法规应积极回应教育优先发展的时代诉求。我国《教育法》第4条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第54条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我国《宪法》、《教育法》等法规有关教育优先发展的表述,不应只停留在政治宣言口号层面上,各级立法部门还要进一步地细化,制定出实施细则,明确教育优先发展的目标、原则、体制结构、保障措施及组织领导。笔者建议,适时制定《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法》、《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法》等法律,使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教育公平要求教育法制来维系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在教育领域的生动体现。教育公平包括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教育的起点公平也即教育机会公平,是指所有的人都具有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平等机会,能够通过教育实现自己的潜在创造性的能力,不受其家庭经济收入状况、性别、文化背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教育过程公平是指个体在某一教育阶段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能够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教育的结果公平是指就教育的结果而言,最终体现为学业成绩和教育质量上的平等。在分析教育公平的影响因素时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背景下。教育公平具有阶段性、相对性特征,从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应当从受教育权和入学机会公平、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教育质量公平、群体间教育公平等四个方面设计正规三级教育的教育公平具体评价指标(王善迈,2008)。
建立健全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法律法规,在立法上明确人民群众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教育法》为教育母法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对所有国民的教育权利做了法律上的保障,依法行政体系的建立为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创造了有效的行政执行机制,在教育资源的配置等实践方面保证了比较均衡的分配,依法监督制度保证了教育公平与公正的真正落实。
教育公益性要求教育法制来规范
教育的公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原则,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总体要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学校教育的性质和根本目的,提出“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教育法》第8条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体现这种公益性质,第25条又从公益性的角度规范了学校和市场的关系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兴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在维护教育的社会公益性上,教育法制建设的努力方向应更多关注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健全学生资助体系和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保证城乡新增劳动力都能具备就业所需要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技能,从各地实际出发规范教育收费行为,依法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拓展和丰富教育资源。
教育创新要求教育法制来支持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教育创新是教育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战略对策,这一主张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阵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教育创新更需要教育法律法规的调整和推动。教育创新是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助力器,也是促进我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为了应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的新挑战,教育创新从宏观上需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从微观上则必须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改进教学模式。两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才能造就一个全民族素质普遍提高、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教育新局面。适时修改《教育法》,明确法律制度对教育创新的要求以及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不拘一格降人才。逐步改变应试教育体制之下,“唯分而优”的单一评价模式。其他的部门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权法》等应作出相应调整,进一步鼓励把知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引导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
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创新的有力保障。教师不应仅满足“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功能,更应要求教师能在学生创新教育的过程中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对《教师法》进行修订时,要体现出国家对教师的这一要求和期待。《教育法》第34条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笔者认为,对“提高教师素质”这一表述应作广义理解,教师强化自身的教育创新意识、提高教育创新能力应是教师综合素质的题中之意。在对教师进行教育绩效评价和评定职称时,可以考虑把是否推行教育创新列入教师考核指标体系中,虽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操作过程中不易定量把握,但这毕竟是一次勇敢而有意义地尝试。
推行素质教育要求教育法制来指导
素质教育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其概念和内容不断明确、深入,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随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内涵不断丰富,教育也从单向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扩大到为人的全面终身发展服务,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人的素质提升的最佳选择(张力,2004)。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政府、学校、教师、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都要努力,协作配合、共同参与,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当然,实施素质教育,教育法制建设要深入推进,教育法律法规不可缺位,应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就是典型的例证,它以法律的形式,把素质教育纳入了国家教育法律体系,为实行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并明确提出了工作要求和落实的举措步骤。把素质教育作为国家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
由此看来,待时机成熟时,在做好调研论证工作的基础上,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做出适当修改和调整,依照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建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规章和制度。为推进素质教育增加更多地的制度支持。
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要求教育法制来推动
科学发展观的适时提出,为我们应对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指明了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教育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质量问题日益突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结构不够合理;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拉大;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明显,农村教育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校际差距越拉越大。发展的不协调,既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更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对教育法制建设提出更高地要求和期待。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法治意识增强,形成依法行政的工作格局;学校建立依法决策、民主参与、自我管理、自主办学的工作机制和现代学校制度;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师和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有明显提高;建立完善的权益救济渠道,教师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保障,形成良好的学校育人环境;保证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实现教育的公平,保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求教育法制来引领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努力方向和总体性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坚持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生幸福,构建和谐完整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是对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待。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法制建设更应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努力转变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转变已经不能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的观念、工作习惯、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律引导和保障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尊重、落实和维护学校的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本部门及各职能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权限与程序,保证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与原则。逐步实行政务公开,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务的办事规则、程序及监督途径向社会公布。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明确各教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管理学校。建立健全处理教师申诉、学生申诉的程序与机制,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各种教育纠纷,保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教育法制建设,事关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成败的大局,加快推进教育法制建设,是教育事业民主与法制发展的根本要求。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深入,要求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和人民群众参与教育事业管理的权利;依法行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和造就21世纪的一代新人,根本上要靠法治、靠制度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调整、规范和解决。因此,教育领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进行深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加强法制建设,全面实行依法治教。形成与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层次合理、内容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地履行法定职责,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教育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制度;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做到依法自主管理学校;努力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使依法办教育成为全社会共识。
参考文献:
1.王善迈.教育公平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3)
2.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6
3.吴德刚.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再认识[J].教育研究,2008(4)
4.本刊编辑部.2008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J].教育研究,2009(4)
作者简介:
张正立(1974-),男,山东菏泽人,西京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教师,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郝占辉(1981-),男,吉林伊通人,西京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教师,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教育法治。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3篇
一、进一步认识依法治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依法治教是21世纪我国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以法制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要求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和人民群众参与教育事业管理的权利；依法行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和造就21世纪的一代新人，根本上要靠法治、靠制度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调整、规范和解决。因此，教育领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进行深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加强法制建设，全面实行依法治教。
二、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教育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16项教育行政法规，各地制定了100余项地方性教育法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教育法律的实施与监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人大、政府的重视。教育普法工作广泛开展，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不断推进，教育法制工作的机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为今后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从总体上看，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要求；教育系统的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尚未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及学校的自觉行为；教育法律的配套性法规、规章尚不完善；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不力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进一步明确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目标。从现在起，到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教育法制建设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针，将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形成与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层次合理、内容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地履行法定职责，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教育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制度；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做到依法自主管理学校；努力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使依法办事成为共识。
四、完善和加快教育立法。要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法定的立法权限，进一步推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加快教育法律的配套性法规、规章的制定。适时提出《义务教育法》、《学位条例》的修改草案；积极配合做好《民办教育法》的立法工作，逐步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要依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社会普遍关注、影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制定有关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依照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建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规章和制度。要积极推动教育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等配套性地方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加快地方教育立法的进度。对教育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国家尚未立法予以规范的，可以依据法律确立的原则，根据地方实际制定暂行规定，使之成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
要进一步提高教育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要加强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做好拟制定的法律法规草案及规章的可行性论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党的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实现教育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建立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和合法性审查制度，健全备案制度；重视现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清理工作，对不符合改革的原则与精神，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及时修改或废止。
五、严格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教的关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努力转变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转变已经不能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的观念、工作习惯、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律引导和保障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尊重、落实和维护学校的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本部门及各职能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权限与程序，保证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与原则。逐步实行政务公开，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务的办事规则、程序及监督途径向社会公布。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明确各教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管理学校。促进学校法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逐步建立健全对学校的监督与评估机制。依据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法定原则，积极推动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提高教师待遇等法律规定。要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职责，健全审批程序，规范管理行为，保障社会力量办学的健康发展。
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职责，健全以行政领导责任制为主的执法责任制，明确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处理、纠正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坚决制止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特别是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违法行为，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要与政府有关部门相配合，依法整治校园内部和周边环境，维护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建立健全处理教师申诉、学生申诉的程序与机制，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各种教育纠纷，保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六、积极推进依法治校。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提高依法管理学校的意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制定、完善学校章程，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按章程依法自主办学。要依法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建立校务公开制度，明确学校重大事务和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事项的议事、决策与监督程序，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重要作用。依法规范校内各种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对侵权行为进行查处。认真配合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督查和评估，不断提高依法治校水平。
七、完善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推行评议考核制，建立行政执法错案赔偿制和行政执法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通知》（国发［1999］10号）的要求，建立、明确本部门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的机构与程序，做好行政复议工作，切实做到有错必究。依法加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下级教育行政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各级教育监察部门要依法强化对行政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保证其负责、正确地履行职责。继续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加强对教育法律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在继续进行"两基"督导检查的同时，强化对有关素质教育的法律规定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推动建立实施素质教育的保障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配合人大、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逐步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的制度。
八、加强教育普法工作，为依法治教创造良好环境。要把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普及作为全面依法治教的基础性工作，按照普法规划有组织、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教育行政执法人员，要首先带头学法，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熟悉教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分批对地方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负责人等进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法律基本知识的培训，并形成制度。要将教育法律、法规和法律基本知识，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普法工作的指导，在广大教师、学生中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和法制教育，并面向社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教育法律，促进形成知法、守法、依法履行职责和规范行为的社会氛围，为全面实施依法治教奠定基础。
九、加强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和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精神，进一步建立健全本部门的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充分发挥法制工作机构在立法、普法、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等法制工作中综合协调、归口管理的职能作用，并按照实施各项法定教育行政执法制度的要求，配备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人员充实到法制工作岗位，使教育法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与教育法制建设任务相适应。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和持证上岗制度，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执法水平。要加强教育法律服务工作，支持社会中介组织开展教育法律咨询与服务，探索建立教育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教育法律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十、切实重视和加强对教育法制建设的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将教育法制建设作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根本任务，认真抓紧抓好。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法制工作的责任制度，定期研究、及时解决本部门教育立法、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中的重要问题。要把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情况作为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4篇
变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其背后法律价值博弈和变迁的结果。
(一)人权观念的复兴最初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的办学自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的合法权益保护是一直困扰各国高等教育法制的难题。虽然各国法律界、教育界提出了种种理论用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巨大的。虽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但深入研究其演变的路径，汲取其合理内核，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治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育目的 两个全面 教育法制 依法治教
一、目前我国教育存在违背教育目的基本精神和教育法规的现象
1、教育目的阐述
关于教育的目的，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教育法》更是明确的规定“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必须做到“两个全面”，即“全面发展”和“面向全体”。所谓全面发展主要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在身体、心理和精神等方面都能健康成长。所谓“面向全体”就是应当为所有学生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教育，从而为学生的未来成长和整体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服务，使不同程度的学生素质都得到全面的提高。
2、我国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
教育目的是全部教育活动的核心，为了充分发挥教育目的对教育活动的促进功能，为此应高度重视教育目的的落实，而在我国教育目的实践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和应试率倾向，严重背离了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和我国有关教育法规，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给我国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主要表现在：（1）是只注重少数学生的发展而忽视全体学生的发展，有人形象地说这是“陪读”制度，大多数的学生陪着少数被学校和老师认为是“优秀”的有升学希望的学生读书，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来获取少数人的发展，显然违背了教育最起码的平等性，有悖于教育的宗旨，不利于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2）是只注意学生的个别方面（主要是知识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教学围绕考试“指挥棒”转，“唯书”、“唯考”，大搞题海战术，教师强灌猛输，学生死记硬背，学校关注的是升学率，学生盯着的是考试分数，这给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努力克服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现象和应试倾向，是当前坚持和落实教育目的要求的重大现实问题。
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教育自身原因，此外还有文化传统，用人制度，教育结构，高考制度，教育评价等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特别是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缺乏强有力的教育法制做保障。
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依靠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教育大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供需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近期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今后一个时期克服这种倾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二、进一步提高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强国必先强教。教育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世界各国都纷纷把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法制这一高度专门化的社会组织手段来实现对教育事业的调控和发展，保证教育目的实现。过去100多年的教育发展史证明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纯粹自发的基础上普及教育，用法制的手段来保证国家对教育的影响和控制是各国的必然趋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法律的保障；一个法制完备的教育体系，才是有效率的、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
三、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确保教育目的实现
1、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必须全面理解依法治教的含义
所谓依法治教，就是指依照法律来管理教育，即依法办事使教育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依法治教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机关所实施的教育管理活动，学校及其他机构所进行的办学活动，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实施教育教学的活动，学生及其他受教育者接受和参与教育教学的活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和参与教育的活动。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教，是我们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依法治教就是教育法律关系的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依法享有教育方面的权利，同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对自己作出的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则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依法治教确保了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教育事业的稳定和谐发展，实现了教育行政管理的有序化、科学化，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保证了教育目的的实现
2、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体系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当前应进一步修订职业教育法、教育法、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3、大力推行依法治校，开展普法教育
普法教育是推动依法治校的一项基础工作，首先领导干部应带头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同时通过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普法教育，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教育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为依法治校创造良好的环境。
4、加大教育执法的工作力度，加强教育法律监督
立法目的在于执法，在于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仅仅是事情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使法律的规定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得到确认，我们不仅应重视法律的制度，更重视法律的实施。
为了保证教育法的实施，还必须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完善教育法制建设的必要工作，这些监督体制包括各级权力机关监督的执法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等。完善教育督导制度，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和学校落实教育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确保教育目的全面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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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邑中平主编.现代教育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王建军主编.中国教育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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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锦涛主编.教育管理原理[M].广高等教育出版社
[6]《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现状；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131-02
从继续教育相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莫不通过立法来规范和保障本国继续教育的顺利实施。随着现代继续教育内涵与实践的拓展，很多国家的继续教育法规也都经历了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与快速发展变化的继续教育实践相比，目前我国“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明显滞后”，现有继续教育法制体系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继续教育实践的需求。加快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已经成为保障我国新时期继续教育工作顺利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将在分析我国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的策略建议，以期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一、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现状
20多年来，由于国家政策文本中一直把继续教育限定为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职后培训，所以，目前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各种法律规章和政策文件构成。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985--2008年的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进行了收集，获得相关文件350多项。其中，通过中国法律信息网(www，1aw―star，conl)获得的法规及政策文件为343项；另外还有十余项对继续教育有所规定的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比如《教育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均对继续教育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
通过对收集到的350多份相关法律规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规章包括国家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行业部门规章等五类。
国家相关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的法律，如《教育法》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
地方性法规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相关法规。如《苏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
国务院部门规章指国务院下属部门部务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决定并由部门首长签署公布的有关规章，如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指由地方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并由省长或者自治区主席或者市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的相关规章。如《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地方行业部门规章是指由地方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如《北京市建设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上述五类法规规章构成了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法制体系。按照法学的解释，在法律效力上，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地方行业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最低。
第二，就省级继续教育法律规章的制定情况来看，截至2／307年底，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4个行政区已经制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14个行政区制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地方政府规章，有3个行政区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法规规章仍在制定过程当中(见表1)。
第三，如果把350多项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按照历史年度来统计(见表2)，可以大致反映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
第四，从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规章的内容来看，各部委及各省颁布的继续教育《条例》或《规定》，一般包括继续教育目的、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务、继续教育的形式、课时要求、领导管理、经费投人、奖惩制度等几个部分，具体内容表述基本相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规章的主题和内容比较多样，规定的事项也比较具体。除了本地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章，还有关于继续教育收费、继续教育学分管理、继续教育证书制度等方面的规章或规定。总的来看，近些年来，针对继续教育具体事务的规章和规定不断增多。
二、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我国现有的继续教育法规政策几乎都是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规定。这与我国最初把继续教育理解为“继续工程教育”和“单位成员职后培训”有关。在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继续教育内涵的理解，正在由“继续工程教育”、“职后培训”演变为“公民初始学历教育的延伸”。现实中，继续教育的实践形式也开始包括完成初始阶段教育的公民接受的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也就是说，继续教育的内涵正在从“继续工程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单位成员继续教育”向“公民继续教育”的方向演变。如果说“公民继续教育”是现代继续教育的内涵本质，那么从我国现有继续教育法制体系来看，与现代继续教育概念相对应的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第二，仅就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来说，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1.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建设的层次不高，法规规章总体的法律效力偏低，很多属于政府或部门行政规章，不属于强制执行的法规。现实中，政府人事部门和各行业部门只能依靠行政力量来组织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实效不佳。
2.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中的内容多属于“粗线条”的规定，长期以来，各省及各部委继续教育《条例》或《规定》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特别是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具体配套制度建设明显不足。
3.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规章中的部分内容显得“陈旧、老化”，有些规定与当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实际情况不符。比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受益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在很多部门行业已经变成受教育者个人的事情；受教育者所在单位的角色也由“管理者”变成了继续教育的服务者和支持者等，这些变化很多未能在相关法规规章中体现出来。
4.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建设“政出多门”，很多部门或行业“各自为政”，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的整体性和严肃性有所影响。
第三，现代继续教育已经成为与传统正规教育并列的、全民化、制度化的教育形式。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来说，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等法律中尽管对继续教育作了一
些原则性规定，但是仅用这些原则性规定来规范、指导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继续教育工作，不仅效力偏低，而且不能凸显现代继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地位。在我国，缺乏一部国家层面的专门法律来规范继续教育发展。
三、加快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的策略建议
我们认为，新时期加快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进行充实、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澄清现代继续教育内涵的基础上，尽早制定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专门法律。
第一，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的完善。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体系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应该是协调政府、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所在单位、继续教育实施机构四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规，而现有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很多方面或者模糊不清或者已经与现实不符。很多内容需要充实、调整。
第二，现代继续教育内涵的扩展与澄清。
澄清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继续教育内涵是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工作的基础。1979年我国派代表在墨西哥参加第一届世界继续工程教育大会，把继续教育概念引入了国内。我国最初对继续教育的理解局限于“继续工程教育”，即对工程科技人员的职后培养。1990年代以来，随着各项体制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继续教育内涵和实践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在当前“以人为本”、建立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社会背景下，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必须基于“公民继续教育”理念进行重构。
第三，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法》或《成人继续教育法》，以规范和指导全国继续教育工作的开展。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7篇
1980年《学位条例》制定后，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规章先后出台；1998年制定《高等教育法》以后，更对此前实施过的法规、规章适时修改并上升为法律，如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被2003年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取代。这就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领域内法治状态已经形成，除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的“六修四立”外，需要做的还很多。比如，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计划”，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提供了机遇。但无论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入选高校的遴选都没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出线规则，造成了一些不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因素。相对而言，“2011计划”的实施就明确了相对公正的评审机制、评审程序。
建国之初，“需要人‘急’，需要才‘专’”，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是社会共识。1952年院系调整时，改变了院系设置的无政府状态，把高校调整为任务比较明确的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各种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使多数工、农等学院独立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当时急需的大量专门人才。这次院系调整，对于高等教育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也有所缓解。1980年制定的《学位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学位工作的条例，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与教育有关的法律，它规定了授予学位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新中国第一部教育相关法不是《义务教育法》而是《学位条例》，这固然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的需要，也反映了党和政府着力培养高级人才的急切之情。以《高等教育法》为例，体现效率价值的有：第1条立法目的“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第4条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5条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体现公平价值的有：第8条“帮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第9条“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仅从条文数量看，体现效率就比体现公平的条文数多。从“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目标看，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央投入巨资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进一步拉开了各地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差距。在建设的过程中，除少数高水平的教育部直属院校外，一般按“一部一校，一省一校”的原则遴选，来实现利益平衡、相对公平。2000年左右，原中央各部委（单位）直属的高校被下放到地方，也使中央直属高校区域分布更加集中。2011年开始实施的“2011计划”则不再以重点大学为载体，坚持面向各类高校开放，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在一定意义上更好地体现了公平。
从强调秩序到保障自由建国后，我们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体现出部门办学的特征。改革开放后确立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体制。2000年左右，原中央各部委（单位）直属的高校被下放到地方，原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367所高校，近250所实行省级政府管理、地方与中央共建的体制，基本解决了部门办学的问题，扩大了地方办高等教育的职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扩大高校办学自。1986年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及随后的系列法规扩大了高校的自。1995年的《教育法》规定了学校的权利。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第32~38条则规定了高校在招生、专业设置、制订教学计划、开展科研和社会服务、学术交流、机构设置和财产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自。2012年起实施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明确要求高校制订章程，依据章程自主管理。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要求高校建立学术委员会，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术自由。这一系列改革确立了高等学校独立的法人主体地位，规定了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尤其是突出了学术委员会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使大学回归学术本位。
恢复高考后，最初实行全国统考，1985年，教育部决定上海自主命题。2001年，北京开始自主命题。到2014年高考，全国16个省市自主命题，超过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半。建国之初很长一段时间，大学毕业生“包分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建立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1997年大多数学校按新制度运作，2000年基本实现新旧体制转轨，学生自主择业。1990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将学生视为需要呵护和管教的对象，对学生的权利不著一字，都是基于管理、管教的角度来立法的。2005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则专章规定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学生并不因考入大学而失去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些都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法规从强调秩序向保障自由的转变。
实质正义是一种结果的正义，程序正义强调只要是基于普遍规则的执行，结果就是正义的。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强烈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也是如此。1980年的《学位条例》甚至未见对学位申请人的权利保护以及救济的规定，而是主要体现了国家对学位授予的制度设计，“自上而下”地对学位授予进行国家控制，对大学学位授予权进行行政审批，其背后的理念支撑是国家干预可以保证学位质量以达成公正的利益与资源的分配，形成严谨的秩序。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全文八章六十九条，除附则第66条规定“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外，并无其他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事实上，《高等教育法》的条文符合法律规范“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的并不多。比如第60条“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就只是政策宣示，究竟“主”和“辅”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是什么意思？就更谈不上责任主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了。2005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除了规定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对学生的处分规定之外，第5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第56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这就确定了程序正义的原则。在1994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法院认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角度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同样要求学校对学生学籍、学位的处分行为应符合正当程序原则。2012年教育部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实施纲要》要求：学校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学生申诉处理机构，其人员组成、受理及处理规则，应当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并允许学生聘请人参加申诉。学校处理教师、学生申诉或纠纷，应当建立并积极运用听证方式，保证处理程序的公开、公正。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共同特点与普遍趋势，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即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信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进一步深入，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8篇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职业教育座谈会上,马树超等一批专家提出了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建议,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还处在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相关法规呈现着方向性、原则性规定多,具体适用条款少;激励性内容多,惩罚性内容少的状况。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以后,我国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发展特征和面临的矛盾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带来的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和用工制度的变化。所以,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重点是补充完善企业责任和义务方面的内容。
企业处于责任真空的弊端
企业不再承担直接举办职业教育的任务,这使企业突然处在责任的真空状态。就企业自身而言，这一状况加剧了企业在用工意向上的随意性、急功近利、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利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压低员工工资,损害普通员工利益等现象。而那些想继续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有道义感的企业,也由于没有明确的法规导向,在支持职业教育的方式上缺少计划性和持续性,在途径上缺乏明晰性和有效性。
企业不受法规上相关责任义务的约束,消解了企业制定人才培养长远规划的积极性,模糊了企业人才全面发展的目标,影响了企业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用工的高度自由化,给企业造成的错觉是,一线操作人员可以随意补充和替换,从而影响了员工技能的积累、素质的发展和对企业忠诚度的培养,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企业没有相关责任义务的要求,使企业缺乏参与职业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加大了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距离,给学校教育带来盲目性。职业教育没有企业的基础和背景,实施教育必然是缘木求鱼,这都影响了受教育者的利益、职业学校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企业没有相关责任义务的要求,大大增加了学校办学风险和学生就业风险。由于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与企业用工标准有高度对应性,其学生的技能适性差,适应面窄,与接受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人群有实质性的差别,所以需要有校企稳定的联系来保证这些学生定向就业。而由于对企业没有相关的法规约束已经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学无所用,就业竞争能力降低,前景堪忧。
企业处于责任真空状态给职教发展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见而深远的，因为企业是使用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的主要用户，而职业教育又承担着为各类企业输送人力资源、满足经济需求的任务。因此，如果企业没有支付职业教育针对企业岗位定向培养相关技能的教育费用，势必影响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和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而企业支付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最合理的方式是提供师生实习条件和定向性用工制度等。
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方针指导下,职业学校教学改革越来越重视专业与实际岗位的结合。这一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学生所学的知识适应面狭窄,需要有对口职业的保障来确保其学以致用。如果企业雇佣自由度不受限制,将严重损害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将阻碍就业导向职业教育的发展。法制建设应该促成的局面是:学校教育的就业导向和企业用工的订单形式有机结合。
企业责任和义务的确定可以平衡劳动力供求关系,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供需关系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维持的。在企业责任和义务缺失的情况下,企业实际上可以无偿或低价使用操作型人才积累的知识,这是建立操作型人才长期培养机制的根本障碍。企业无偿获取人才削弱了企业对这方面人才的重视程度,降低了这类人才的价值,最终的结果是这类人才的利益受到影响,人才外流,导致企业员工队伍总体素质下降。
企业应当承担的
责任与义务
提供实习岗位。唯有企业可以向职业学校提供全面的实习岗位。相关法规的出台将减少工学矛盾,节省政府投入职业学校实训基地的资金,促进学生适应企业要求和直接就业。相关法规有三项内容应该得到强调。一是法规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任何企业都有义务长期提供实习岗位,要求企业根据员工或岗位的比例常年提供一定数量的实习岗位;二是实习岗位应该覆盖企业的全部生产过程,并要求这些岗位具有一定的技能含量,核心技能岗位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三是实习岗位和指导师傅相配套。不能委派指导师傅实质上就不可能提供有技能含量的岗位和关键岗位,所以师傅指导制度和相关待遇制度也应该同时出台。
承担用工责任。我国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特征决定了企业用工方式必须受相关法规的约束。在企业参与决定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前提下,企业必须承担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的责任。也就是说,在相当一部分专业中,要推行广泛的、制度化的订单式培养模式。对没有承担订单义务的企业,也应该要求其优先接受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
承担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义务。企业拥有最前沿的技术,这些技术又是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决定学生竞争力的关键。事实上,在这方面,企业既承担着义务,也保留着权利。目前,这两者关系的正确处理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态度和眼光。但是要消除企业作为技术拥有者但不主动把相关技能提供给学校传授给学生,和企业又需要就业者掌握这些技能这种二元分立的局面,必须通过法规的引导和约束,让企业参与到学校的教学中来,促使企业不断地、有效地将技能知识和企业相关知识输入到学校教学内容中去。
承担培训员工的义务。针对当前较多企业在用工方式上的短视行为,法规必须强化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企业的所谓培训,其目标是甄别性的,用于淘汰一部分职工,从而不断补充新的员工,其实质是引进员工的竞争机制,降低员工的待遇,这类所谓培训与员工所需的培训大相径庭。培训旨在提高员工的水平,使其在技能上不断提高,在职业上不断进步。而甄别性培训的用意恰好相反,是为了终止部分员工的职业,实际上遏制了他们的技能进步,打击他们在企业求发展的积极性。所以相关法规在这方面有必要对培训的性质和目标作出更为清晰的规定。
同时,相关法规还应该确定企业应享受的相应权利。在法规层面企业享有的权利大致包括对学生实习和就业进行考核的权利,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学生对实习岗位的贡献优先挑选优秀学生的权利,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包括增加一部分企业文化和岗位要求的权利,在有条件的前提下自主办学和组织培训的权利等。
鉴于以往的职业教育法规缺乏处罚性条款,从而造成其指导意义不明显、权威性受损的状况,相关法制建设应该以逐步提高法律效力为重要目标,同时强化法律责任,确定实施制裁的主体、对象和方式,促进职业教育实施主体和参与方,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企业责任和义务,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9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对策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教育领域的法制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对依法治国总目标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则是促进法治国家建设的有力手段.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一线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不仅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重要途径，更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在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下探讨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制策略，对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规范、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进程的回顾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制定宏观政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1]1996年，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并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落地生根，从此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1991至2011年之间，吉林、浙江、四川、江苏等32省份结合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先后颁布或实施了本省职业教育办法或条例，作为职业教育法的地方配套法规，来保障本地区职业教育的有序发展.[2]1996年《职业教育法》立足当时实际，对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政府、企业、学校的权利和义务，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等都做了行之有效的规定.[3]二十多年来，通过大力落实、积极宣传、有效推动，职业教育法的执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职业教育法制的保障下，我国职业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201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专项督导报告》指出：2014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1327所，招生337.98万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4]
2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困境
站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层面，职业教育法制建设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2.1职业教育立法滞后
姜大源曾指出，国家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长短结合”的制度设计，“长”指的是普适性的法律法规，如职业教育法，“短”则指中短期的政策方针.[5]客观来讲，职业教育政策因其可调整性强，灵活等特点，在促进职业教育短期发展上有其优势，但就职业教育长期发展来说，职业教育法规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二十年中，作为保障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牛鼻子”———《职业教育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与现实要求不太适应，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1996年《职业教育法》可操作性着实不能令人满意.除此之外，各省职业教育办法、条例，有24个省份颁布实施时间是早于2004年的，也已经远远滞后于各省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
2.2职业教育法规实施乏力
如何把制定的职业教育法规付诸实施，始终是职业教育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法规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职业教育教育作为准公益事业，各级政府要提供财政支持来促进其发展，以教育经费投入要达到GDP的4%来说，1993年就有了相关规定，直到2012年才落实到位,[6]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政府根据法规要求履行其义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其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已被广泛认可，由于职业教育法规实施乏力，学校和企业在落实过程中也大打折扣；最后，职业院校的学生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一方，职业教育法规实施的软弱无力，也必然导致学生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3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国际经验
自二十世纪初美国颁布《史密斯—休士法案》以来，美国先后颁布或者修订职业教育相关法案十多部.1963年美国颁布《职业教育法》，这部法案在美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上意义重大，对其职业教育观念改变，财政拨款以及职业教育目标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法案在随后的1968年，1976年，1984年，1990年，1998年，2006年进行了修改或补充.纵观美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历程，平均每7—9年就对职业教育法案进行制定或修订，充分体现了国家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美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大致有以下特点：第一，履行国家义务，强化财政支持.尽管各阶段美国职业教育法案名称不一，但其精神保持不变，那就是通过立法或修法保障财政拨款，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第二，注重社会公平，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促进个体发展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有义务保障各个阶层，各类人群的受教育权益.所以美国先后的多个职业教育法案都对特殊人群或特殊地区予以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退伍军人亦或是残障人士，都充分保障其应有的权益，为其提供职业教育，促进个体发展.
4推进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对策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制体系是我国教育法制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法治教育和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8]当前，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更需要职业教育创造的人口红利作为支撑，要想让职业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立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构建一个能促进职业教育长期发展的法制大环境.
4.1完善职业教育立法
没有职业教育“良法”作为保障，实现职业教育的“善治”是缺乏根基的.就促进职业教育长期发展来说，《职业教育法》修订过程中以下几方面应予以考虑：就修法宗旨而言，当前加强职业教育领域的系统改革，主要目标就是优化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关注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公平和效益，作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法，就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新要求的高度，在宗旨上对促进职业教育长期发展做出制度性安排.就时间跨度来说，职业教育基本法不能只停留在当下是否可行，要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着眼于可持续发展，为我国职业教育今后更长时间的发展和若干年的改革留出更大的空间.最后，就修订内容而言，可以借鉴德国、美国职教法制建设的先进经验，从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面，在目标、内容，组织、拨款、研究与规划以及处罚规则等方面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规定.
4.2强化职业教育法规实施力度
付诸实施才是职业教育法规的生命.第一，各级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着，要承担起职业教育法规实施的重要职责，要根据职业教育法规要求，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并创造良好条件.第二，当前“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已被广泛认可，所以不仅要不断强化企业落实职业教育法规的力度，通过法制的推动来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还要强化学校责任，根据职业教育法规明确学校权责.最后，职业院校广大学生群体是法制实施的力量源泉，职业教育法规实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学生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为学生更好的就业提供保障，所以，学生群体要树立强有力的权利意识，促进职业教育法规落到实处.
4.3完善职业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机制
要使得职业教育法规的“牙齿”更加锋利，就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法制监督体系.职业教育立法监督方面，应该不断强化立法机关对职业教育法规实施情况的巡视诊断工作，自上而下的推动职业教育法规的实施.司法监督方面，要对不符合职业教育法规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保证职业教育法规实施的权威性.社会监督也是促进职业教育法规实施的有力手段，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纠正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法规从在的一些违规现象，真正让职业教育法规落地生根.
4.4加大职业教育法制宣传力度
加强职业教育的法治宣传力度，一方面可以展现出当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让社会充分认识到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促进个体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有助于消除社会偏见，可以推动公民职业教育法制意识的养成，对职业教育法规的实施和监督也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积极有效地进行职业教育法制宣传，有利于职业教育法制的顺利实施，是职业教育健康良好法制环境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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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专项督导报告［EB/OL］.（2015-09-15）[2015-10-05]
〔5〕姜大源.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应然之策———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的跨界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7）:5-9.
〔6〕田晓苗.中国教育法治化:历程、问题与反思[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02）: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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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广军.《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对策与建议[J].教育与职业,2015（09）:5-8.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10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了“政策包办一切事务”的误区，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教育法规制定成绩显著
我国教育立法的主要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法规数量日益增多。我国已经制定颁行了教育法律7部，②教育行政法规近20部，教育行政规章200余件。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教育立法，构建起了社会主义教育法制的骨架，奠定了依法治教的基础。二是教育立法领域不断扩展。我国教育立法从建立学位制度起步，逐渐遍及诸多领域，如义务教育、教育人员、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相应的教育法律，而教育经费、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体育卫生等领域也有相应的教育行政法规。如今，主要的教育事务基本上已经有法可依。三是教育立法质量显著提升。经过多年的探索，现在的教育立法，无论是法规结构，还是语言技术，乃至于条文安排，抑或是法规名称，都有了显著进步。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更是代表了我国教育立法的最高水平。
(二)教育法规执行成效明显
“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说法，凸显了教育执法对于法制建设的意义。3O年来，我国在教育法规执行方面，也已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效。其一，教育法制观念初步确立。通过长期的教育法规普及工作，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法规知识，对教育法规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权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遵守教育法规的自觉性日益提高，逐渐确立起了基本的教育法制观念和意识。其二，教育法规实施更为普遍。在我国，通过教育法规的实施，特别是影响广泛的《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逐步执行，不仅政府、学校及家长的义务得到了明确，而且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以及教师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其三，司法介入教育案件显著增多。随着教育法制的不断推行，司法部门受理的涉教案件逐年增加，包括了涉及政府部门、学校师生员工以及学生家长、社会各界的教育诉讼。特别是学校的违法收费行为、家长的逃避义务行为、政府在教育经费方面的违法行为以及校园伤害事故、学籍学位纷争等都得到了有效的司法介入，各相关方的受损权益得到一定维护。30年的教育法制建设，我们开启了尘封已久的法治之门，打破了根深蒂固的人治坚冰，依法治教初见成效。
二、破冰难融：依法治教亟待完善
打破教育法制的坚冰固然艰难，但要融化这些破冰，则更为不易。我国教育法治化的已有成就不可谓不大，但也只是相对于过去那几乎一穷二白的教育法制历史而言。如若较之于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抑或国外发达的教育法制程度，我们的差距就显而易见了。
(一)教育立法的既有成就仍然具有显著的相对意义
其一，对教育法制建设的已有成果估计不当，教育立法的紧迫感减弱，法域不全。“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使我国教育法制在2O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了立法史上的“黄金年代”。但随着人们对法治功能的理性探求，重新审视法治化目标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在客观上对教育立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以教育立法为基础的教育法制『建设，在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已有意义和未来作用，很容易被过低地估计；本就偏慢的教育立法进程，在加速方面更容易遇到深刻而牢固的思想障碍。教育立法在世纪之交时进入比较平缓的“高原期”，与人们那种“教育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的成就意识和满足感不无关系。可以说，一旦过高估计教育立法的既有成就，必定对教育立法带来消极影响。进人2l世纪以后，不少人满足于既有的教育法制成就，对教育立法的紧迫性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以致在不少教育领域，如教育经费、教育行政、师范教育、考试、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权威规范。其二，教育立法技术低下，法规操作性差。我国的教育法规，无论是语言技术，还是构造技术，也无论是法规名称，还是责任条款，都缺乏足够的规范性。该概括原则的，却具体规定某些教育事项，如《教育法》对学校教育事务的详细规定就不太吻合“教育基本法”的身份；应详细具体的，却表意含糊不清，如“有关机构”、“有关部门”的神秘莫测；应严谨权威的，看上去却弹性十足，如“试行”、“暂行”等实际上的“试之无限”、“暂而无期”；大多是一些实体方面的内容，却少有程序方面的规定。其三，教育立法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不够严谨周密。过于浓烈的“实践需求导向”以及长期强调“宜粗不宜细”或“先有后精”等思路，是我们教育立法的显著特色。这一在最初不乏一定合理性及必要性的倾向，在进人法治化轨道的很长时期里，还在教育立法中多有体现，导致教育法规的系统性相当欠缺。如新《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与《教师法》的要求就反差强烈；《学位条例》与《高等教育法》的关系是平行还是从属也令人费解；而《教育法》既有教育基本法的性质，却又包含了学校教育法的大量内容，难免有把学校教育等同于全部教育的嫌疑。
(二)教育法规的有效实施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在我国，教育法规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实施问题还相当严重。一是教育法规遵行不够普遍。虽然历经多年教育法制建设，但人们对教育法规仍然缺乏应有的了解与基本的尊重。许多人长期存在狭隘的法律概念，只以“刑法”、“民法”等为尊，缺失“教育法规亦法”之念。既无意把握教育法规内容，也就少有遵行教育法规的行为。二是教育违法行为成本低廉。在教育实践中，教育法规明令禁绝的诸多行为不时上演，但违法成本却极其低廉。学校缺乏自、师生权益难以保障、校园暴力层出不穷、不良信息侵蚀学生、违法网吧大行其道、学生辍学屡禁不止凡此种种，教育法规难奈其何。对于教育违法行为的处理，一般都始于“批评教育”而终于“下不为例”，无怪乎有专家早就断言，“相对于执法不严，当今教育法规的不完备已不是最突出的问题”。三是教育违法责任难以追究。《教育法》早有“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应当“三个增长”的规定，但直到2008年的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仍然表明，“有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4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分别是浙、琼、藏、宁”。①许多地方任意破坏教育教学秩序，随意让学校停课。②-in既往地，这些政府部门和人员虽然长期没有依法行事，甚至严重违法，但却既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会受到什么惩处。
(三)教育法规素养欠缺，监督机制软弱无力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我国民众普遍对教育法规知之甚少，“法意”淡薄，既无守法之意，也乏守法之行，更缺护法之念。一是教育法律意识极为淡薄。教育法律意识是教育法规素养的核心。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教育法规意识状况，可以作为体现其教育法制水准的重要指标。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专制社会，缺乏基本的法治文化，没有形成基本的法治意识；同时，在法规普及和宣传中，教育法规有意无意地受到轻忽，教育法规也是“法”的观念相当欠缺，人们自觉学习、掌握乃至遵行的意识极为薄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教育法规的现象相当普遍。二是护法意识缺乏，监督不够有力。已有的教育法规，从内容来看，有关监督的法律规定大多属于实体性内容．而少有程序性规定，而且，对监督内容的规定也显得相当抽象，多停留于原则性规定，没有多少可以操作的实施细则，难以有效进行监督。同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大众监督还没有足够广阔的作用空间，而身负重责的专职监督部门则往往鞭长莫及。三是司法介入还有诸多障碍。我国民众素有“避讼”的传统，深以诉讼为忧为耻。当人们的教育权益受损时，往往不知所措：有些法规知识及法规意识的人，往往不愿或不敢寻求司法途径的帮助；更多无知无识的受害者，根本就不知寻求法律救济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特别是由于我国行政权极度强势，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非常有限，以致许多教育诉讼的结果往往令当事者大失所望，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司法手段的逃避。③
三、消融破冰：走向“法治之制”
当今时代，如何进一步完善依法治教，我们面临着国内外多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在教育法制建设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我们既有了更好的教育法制基础，但也同时意味着教育法制进程攻坚阶段的来临。坚冰虽破，但还远没有融化。对依法治教而言，融冰不仅重于破冰，而且更难于破冰。
(一)融冰先导：深化教育法制认识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人们切实看重教育法制建设，不断深化教育观念，显著提升教育法制建设的地位，依法治教的完善才有必要的动力。其一，清醒认识教育法制建设的必要性。教育法制建设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特殊部分。离开了教育法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社会。可以认为，对教育法制建设的轻忽，不仅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有着难以估量的危害。为此，我们理应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关键这一战略高度看待教育法制建设，真正从行动上加以充分的注重和强调，凝聚强大的力量，推动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其二，正确估计依法治教的已有成就。依法治教的显著进展，是应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有的依法治教的成绩还相当有限，不足还非常突出：既没有比较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也没有良好的教育法规实施。要实现全面的依法治教，我们还有漫长的历程。以此而论，正确估计教育法制建设的已有成就，对于完善依法治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融冰基础：完善教育法规体系
要实现较为全面的依法治教，拥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是前提和基础。这需要教育立法工作的全面进展。30年的教育立法，使我国在教育法规方面从近乎一片空白到初步形成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进步显而易见。但是，目前的教育法规还存在较为突出的法域不全、技术低下、不成体系等问题，已经严重阻碍着教育法治化的全面实现。加快教育立法进程，完善教育法规体系，已经刻不容缓。第一，要在深刻认识教育法制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基础上，加快教育立法速度，尽快使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特别是应尽快完成《学位条例》修订为《学位法》的工作，以及《教育经费法》、《考试法》、《教育行政法》、《中外合作办学法》等法规的制定；同时，积极考虑将现行《教育法》分解为《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避免现行《教育法》在“基本法”的简明概括与“学校法”的具体周全间左右为难；此外，加快制定各个方面的配套法规，这既是完善教育法规的应有之义，更是实施教育法规的必要前提。第二，要加强理论研究，彻底扭转轻视教育法学研究、片面强调需求导向的立法倾向，强化教育法规的系统性，力求早日建成较为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在依法治教已经走过30个春秋的今天，该是从根本上变革“应急式”立法局面的时候了。这不仅需要教育学者倍加努力，更需法学学者尤其是行政法学学者对教育法学多加关注，倾注更多的心血，以改变目前教育法学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质量不高的状况，从而为教育法制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持。第三，努力提高教育立法技术，增强教育法规的可操作性，尽可能多地消除教育法规实施中的立法障碍。由于立法机关往往难以作出完全细致具体的规定，因此，经常规定比较原则或有一定弹性的条文，提供可供选择的措施以及可供上下活动的幅度等，可以使执行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从而有利于执行者因时因地因人卓有成效地执行法规。但是，法律条文的“弹性”与执法的“可操作性”很容易产生矛盾，如果“弹性”到不便于“操作”的程度，那么，法规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为此，提高教育立法技术，使教育法规行文直接了当，用具体规定清楚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应怎么做”、“由谁负责”、“如何惩罚”，并在“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之间设置明确的临界线就甚为必要。特别是涉及到政府的行为标准时，更应确定一些定量化规范。充分注重教育法规在形式、内容上的规范，形成结构完整的规范体系，立法用语力求严谨科学，必要时不惜用大量篇幅对专门术语的涵义进行具体说明，从而尽力避免概念不清对法规实施的恶劣影响。
(三)融冰关键：狠抓教育法规实施
实施法规，让法规在实践中起应有的作用，这才是法治的核心和关键。在教育法制建设过程中，实施问题仍然是决定依法治教成败的关键。其一，让人们知法守法。在众多“有法不依”的现象中，不少人由于不了解教育法规，违法而不自知。对这种情况，简单地追究责任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很有些“不教而诛”的意味，有违法治本义。显然，知法乃是守法、护法的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解释和动员，让教育法规家喻户晓，奠定实施教育法规的群众基础。其二，强化执行力建设。强大的执行力首先来自于健全的执行机构。要很好地实施教育法规，教育行j吱机构负有重要责任。要根据实施教育法规的需求，优化教育行政机关，明确限定其职责、任务、权利和义务，既要积极执行教育法规，又不能逾越权限。良好的执行力还需要优秀的执行人员。机构是由人员所构成，设置科学、责任清晰、限定明确的执行机构，还需要机构成员具备良好的素养。毕竟，在执行教育法规的过程中，对条文的理解和运用、对“自由裁量权”的把握都需要执行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判断能力。失去人员的有力支撑，机构将徒有虚名，教育法规也将无效空转。其三，加强司法介入。我们不仅要让人们知法守法，还要形成人们积极护法的意识。要在广泛的教育法制教育的基础上，改变人们传统意识中的畏讼、避讼心理，使他们不仅自觉守法，而且懂得并愿意用教育法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司法介入力度的不断增强，客观上要求我们拥有更为健全的教育司法组织。原有的教育法规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已经不敷所需了，借鉴国内外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设立较为广泛的教育法庭或少年法庭，是非常必要的。其四，完善监督机制。国外教育法制实践一再证明，健全的监督体系对教育法规的有效实施极为必要。我国相应的监督机制并非一片空白，包括立法机构、上级行政机构等各种监督制度也早已具备，但依法治教的监督却极其乏力。为此，促进立法机构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上级行政机关切实负起监督职责，保障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力并优化其监督环境，增强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形成协调统一、健全有力的监督体系，必将极大地推进我国依法治教的水平。
(四)融冰根本：增进教育法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