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制建设范文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1篇

变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其背后法律价值博弈和变迁的结果。

(一)人权观念的复兴最初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的办学自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的合法权益保护是一直困扰各国高等教育法制的难题。虽然各国法律界、教育界提出了种种理论用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巨大的。虽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但深入研究其演变的路径，汲取其合理内核，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治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法制建设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目的 两个全面 教育法制 依法治教

一、目前我国教育存在违背教育目的基本精神和教育法规的现象

1、教育目的阐述

关于教育的目的，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教育法》更是明确的规定“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必须做到“两个全面”，即“全面发展”和“面向全体”。所谓全面发展主要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在身体、心理和精神等方面都能健康成长。所谓“面向全体”就是应当为所有学生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教育，从而为学生的未来成长和整体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服务，使不同程度的学生素质都得到全面的提高。

2、我国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

教育目的是全部教育活动的核心，为了充分发挥教育目的对教育活动的促进功能，为此应高度重视教育目的的落实，而在我国教育目的实践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和应试率倾向，严重背离了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和我国有关教育法规，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给我国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主要表现在：（1）是只注重少数学生的发展而忽视全体学生的发展，有人形象地说这是“陪读”制度，大多数的学生陪着少数被学校和老师认为是“优秀”的有升学希望的学生读书，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来获取少数人的发展，显然违背了教育最起码的平等性，有悖于教育的宗旨，不利于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2）是只注意学生的个别方面（主要是知识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教学围绕考试“指挥棒”转，“唯书”、“唯考”，大搞题海战术，教师强灌猛输，学生死记硬背，学校关注的是升学率，学生盯着的是考试分数，这给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努力克服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现象和应试倾向，是当前坚持和落实教育目的要求的重大现实问题。

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教育自身原因，此外还有文化传统，用人制度，教育结构，高考制度，教育评价等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特别是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缺乏强有力的教育法制做保障。

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倾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依靠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教育大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供需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近期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今后一个时期克服这种倾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二、进一步提高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强国必先强教。教育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世界各国都纷纷把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法制这一高度专门化的社会组织手段来实现对教育事业的调控和发展，保证教育目的实现。过去100多年的教育发展史证明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纯粹自发的基础上普及教育，用法制的手段来保证国家对教育的影响和控制是各国的必然趋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法律的保障；一个法制完备的教育体系，才是有效率的、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

三、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确保教育目的实现

1、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必须全面理解依法治教的含义

所谓依法治教，就是指依照法律来管理教育，即依法办事使教育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依法治教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机关所实施的教育管理活动，学校及其他机构所进行的办学活动，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实施教育教学的活动，学生及其他受教育者接受和参与教育教学的活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和参与教育的活动。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教，是我们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依法治教就是教育法律关系的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依法享有教育方面的权利，同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对自己作出的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则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依法治教确保了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教育事业的稳定和谐发展，实现了教育行政管理的有序化、科学化，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保证了教育目的的实现

2、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体系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当前应进一步修订职业教育法、教育法、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3、大力推行依法治校，开展普法教育

普法教育是推动依法治校的一项基础工作，首先领导干部应带头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同时通过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普法教育，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教育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为依法治校创造良好的环境。

4、加大教育执法的工作力度，加强教育法律监督

立法目的在于执法，在于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仅仅是事情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使法律的规定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得到确认，我们不仅应重视法律的制度，更重视法律的实施。

为了保证教育法的实施，还必须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完善教育法制建设的必要工作，这些监督体制包括各级权力机关监督的执法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等。完善教育督导制度，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和学校落实教育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确保教育目的全面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1]陈至立主编.学习同志关于教育的论述[M].北京出版社

[2]邑中平主编.现代教育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王建军主编.中国教育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4]劳凯声主编.教育法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

[5]孙锦涛主编.教育管理原理[M].广高等教育出版社

[6]《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