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8:10:57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研究方法；比较研究
一、序言
博士学位是学位制度中最高级别的学位，获得博士学位标志着受到了最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在国际上，博士教育源远流长，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美国的会计学博士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经有许多大学具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的学位制度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1982年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了会计学博士教育。从1982年到2001年，中国先后有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部科研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原陕西财经学院）、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12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获得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会计学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和获得学位人数逐年增加，表明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博士教育制度是由课程教育、科学研究和博士论文三个核心环节构成，而撰写博士论文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环节。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论文选题是非常关键的步骤。选题的恰当与否事关论文质量。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其选题必定是新颖的、开拓性的、富有创新的。好的选题才能使论文建立在高的起点上，加上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才能保证论文有高的质量。因此，如何选题，选什么样的题目，往往成为博士生非常关注、也煞费苦心的问题。本文拟对中国与美国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样本说明、样本分类及标准
（一）样本说明
由于美国授予会计学博士学位的大学较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更多，无法得到博士论文的全面统计资料，故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1939年至2001年已获得博士学位的327篇会计学博士论文为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研究的样本。
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于1867年，1921年开始招收会计学硕士研究生，a.c.littleton教授开设了第一门研究生课程，标志着该校会计学研究生教育的开始。1938年a.c.littleton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会计学博士点，从此开始了该校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会计学博士教育。截止2001年，该校已经培养了327名会计学博士，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全美乃至全球第一。伊利诺伊大学会计系以其在会计教育方面的奠基之功和创新之举、会计理论方面的开拓精神和卓著成就、浓郁的研究气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饮誉全球，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杰出会计学家的摇篮，连年在美国大学会计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分析研究该校的会计学博士教育，特别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提高中国的会计学博士教育的水平有重要意义。
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样本则由1985—2001年已有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全部9家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306篇博士论文构成。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见表1）：
以上共计633篇中美会计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构成了本文比较分析的样本。
（二）样本分类及标准
本文对会计学博士论文的分类及标准是：
1.按照中国学术界对会计学科外延的一般认识，将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大领域纳入会计学科的范围。这与国外普遍将税务研究作为会计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本文将税务研究及除上述领域以外的研究归于其他类别。
2.由于会计学领域的论文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也最高，故为研究需要，进一步将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划分为会计理论、财务会计、财务报告、税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国际会计与比较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证券市场及会计、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会计史、会计新领域（诸如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新兴会计研究领域）等12个类别。
3.从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情况看，以财务会计居多，涉及财务报告和证券市场会计方面的论文也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但本文考虑到633篇样本中涉及财务报告的较多，故将其单独列为一类；再者，以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是当代会计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学派的主流，而且这类论文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因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进行分析。
4.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网络会计的论文虽然较少，但考虑到21世纪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会计学的理论、方法、报告手段等正在或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预料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将是21世纪会计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
5.有些论文不能被会计、财务、审计领域所包容，还有论文难以判断其应当归属的类别，均将其列为其他类。
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为便于分析，以下首先将不同年代的会计学博士论文按照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其他共四个领域进行分类（见表2），然后再就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会计学领域作重点分析。
由表2资料及相关分析计算可见，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共253篇，占77.37%，处于主导地位，故可将其作为重点加以分析。根据样本分类及标准的有关说明，将会计学领域的博士论文选题划分为以下12个方面（见表3）。
从以上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以下特点：
1.在会计、财务、审计、其他四个领域中，会计学研究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占到全部论文的3/4强，审计方面的论文占到将近13%，而财务管理方面的仅接近6%，其他方面不到4%.这反映了会计学是一个大的学科领域，而审计学只是隶属于会计学的学科方向，财务管理与会计学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从美国大学系科设置的情况看，一般都是设置会计学系或会计与财务系，通常没有单独设置财务系或审计系，这种情况与中国是类似的。另外，美国大学的财务学科很多是划归到金融学科或与金融学科融合在一起，这也是统计资料中财务学领域选题较少的一个原因。
2.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中尚没有财务管理方面的选题，但6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市场的扩张，财务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增强，随着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等财务学理论与方法在经济理论文献中日益受到重视，有关财务管理的选题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特别是在80年代，财务管理领域的论文有很大的增长，达到了13篇，反映出财务管理已成为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领域。
3.有关审计方面的论文在60-80年代处于高峰，分别有11篇、9篇、9篇，此时期前后则相对较少。这也可以映射出该时期美国公共会计师事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4.在会计学领域的论文选题中，关于会计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高。比如会计概念、会计计量、会计准则、会计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等。在327篇论文中，按照本文划分的标准，有73篇属于会计理论方面的，达到29%.说明基本会计理论研究始终是会计学专业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博士生教育来说，基本会计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5.有关财务报告、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领域的选题分别达到11%、12%、7.5%，说明美国博士生的研究领域教为广泛，也说明这些领域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
6.美国博士生论文选题比较具体，研究的问题针对性强、研究范围明确，主题突出。很多论文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拟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会计证据的客观性及相关性、影响公共会计服务范围的因素、会计在政府金融监管中的职能、资本盈余的含义、资产的本质、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学概念在会计中的作用、关于会计师的数学知识程度的调查研究、配比原则在会计中的一个批评性检验、对财务会计中负债本质的分析、会计作为一门语言——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会计中的应用等等。这说明美国博士论文的选题注重较为具体的问题，敢于“小题大做”。
四、中国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对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的分析，采用与上述美国会计博士论文选题分析同样的方法，即首先将不同年代的会计学博士论文按照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其他共四个领域进行分类（见表4），然后再就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会计学领域作重点分析。
由表4资料及相关分析计算可见，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共有192篇，占62.75%，故以下将重点分析会计学领域的博士论文选题情况（见表5）。
从样本统计结果看，中国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会计学领域的选题最多，占到将近63%，财务管理和审计领域的选题各约15%，其他方面7%左右。这一比例与本学科的发展现状是相符的。
2.在会计领域选题中，会计理论方面的选题最多，达到26%，依次是证券市场及会计19%强、会计新领域约11%、财务会计约8%、财务报告7%、国际会计与比较会计7%、成本会计约6%、管理会计5%.选题较少的领域有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会计史、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3.基本会计理论的研究始终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热门领域，从17年的情况看，除1986（无获得学位者）1988、1995三年无会计理论方面的选题外，这方面的选题一直比较稳定，数量也比较多。总量上达到了26%，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9%的比例较为接近。
4.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快速发展，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与市场效率等问题日益重要，加之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问题凸现，围绕证券市场监管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成为国际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此这一方面的选题所占比例较高，仅次于会计理论，接近20%.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上海财大会计学院在国内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规模优势，其博士论文选题中，有很多属于这一方面。
5.财务管理方面的选题呈逐年上升趋势，总数达到了46篇，占全部论文的15%，反映出在中国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科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也说明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公司治理等问题的日益重要，财务管理已经成为中国会计学科理论研究的热点领域。
6.审计学作为隶属于会计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在中国职业会计师队伍建立、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值得理论界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选题达到了46篇，占全部论文的15%.可以预计，随着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理力度加大，对会计职业界独立性、诚信、自律等要求的提高，有关审计方面的选题还会进一步增加。
7.个别领域的选题较少，且不够稳定，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计算机会计、税务会计、会计史等，有些年间甚至没有一篇这些方面的选题。
总之，随着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有较高水准的博士论文，某些论文已经具有了国际水平，充分反映了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五、中美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比较
（一）选题方面
由于中国博士学位制度起步晚，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比较少，目前已获得学位人数仅仅达到300多人，不及美国伊利诺伊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但目前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每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大幅增长。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有不少优秀的论文，其选题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紧密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扩张的经济现实，从会计信息含量、市场效率、市场规范与监管、审计等方面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水平，对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促进证券市场规范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是紧跟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对转型时期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税务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步伐。
再次，是围绕中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会计国际化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基本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会计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实务、财务报告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加速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最后，是在诸如人力资源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环境会计等会计新领域有大量的研究，使中国会计研究在某些领域能够跟上国际上会计研究的前沿。
但是，与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中国的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选题面集中度较高，涉及范围不够广泛，有些领域乏人问津。如涉及基本会计理论、会计新领域等方面的选题较多，而涉及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领域的选题偏少。特别是象信息技术会计方面仅有7篇，会计史仅有5篇，税务会计仅有4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仅有3篇，会计教育仅1篇，会计研究方法仅1篇。在美国，税收与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领域是会计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伊利诺伊大学税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选题达到30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领域的选题达到19篇，远比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选题为多。
第二，选题总体上来说比较大，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论文都是泛泛地讨论一种理论或实务，而没有特定的针对性。特别是一些论文不能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如何？本文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等，而是海阔天空地从有关基本理论、国内外环境因素、社会背景等讲起，涉及面过于宽泛。很多论文从题目上难以看出作者在论文中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一些论文企图构建一套理论体系，实际上这是很不现实的，也是难以达到的。
第三，选题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据粗略统计，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中，有关商誉会计的3篇，会计控制系统的3篇，环境会计的2篇，金融工具会计的6篇，环境管理会计的2篇，经理人股票期权的3篇，全面收益会计的2篇。有些论文题目甚至完全雷同。再如有关资本结构、股利政策、审计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选题也具有较高的重复度。而伊利诺伊大学的327篇博士论文选题中无一重复。
第四，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方法不够先进。大部分论文没有说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国际流行的研究方法看，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比例还比较低。
（二）研究方法
由于无法获得全部样本的原始论文，因而不能客观地分析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根据笔者掌握的部分已出版论文和论文打印稿，以及根据论文题目进行推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论文选题看，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除了采用传统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大类研究方法外（可从题目中直接观察出），许多论文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会计行为和会计现象。比如“产权概念及其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学概念在会计中的作用”、“会计的制度性研究”、“信息论框架中的管理会计”、“信息论在会计过程分析中的应用”、“纳税诉讼、解决方案和纳税报告间的博弈”等，在这些论文中，产权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应用。
多学科交叉研究也是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法学等。这不但反映了作为社会科学的会计学和其他学科相互间的交叉影响，也体现了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深厚、广博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而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原理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如“经济交易的逻辑分析”、“净收益的法律和会计概念的比较研究”、“资产概念的心理学及哲学渊源的研究”、“会计作为一门语言：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会计中的应用”等。
个案分析法也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而且多运用在成本会计、审计学领域，如“会计与鲁宾逊——帕特曼法案的协调”、“关于会计——客户关系中沟通本质的一个批评检验”、“关于历史成本报告—历史成本调节和财务报表中单一项目成本数据替换的可行性分析：一个案例研究”、“对墨西哥政府公路和灌溉项目的会计分析和经济评价”、“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和财务会计变更对公用事业收益和税率设定的影响”等。
在所运用的比较研究法中，既有横向比较研究，也有纵向比较研究。纵向比较研究以时间排序，大多是以美国一段历史时期内，某一经济现象、某一法规等对会计政策和实务产生的影响或以一段时期内会计理论或实务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为研究对象，研究美国国内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纵向比较研究的选题如“关于1896年至1940年美国注册会计师法的研究”、“1933年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会计方面的一种历史性观点”、“应计制会计50年发展：1886~1936”、“美国会计报表鉴证的历史性发展”、“对1900年至1950年资本公积金用途的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对美国会计准则的本质及发展的研究”、“关于从1939—1954年联邦政府所得税的发展及其对会计理论和实务影响的历史评价”、“美国损益表的发展”等。横向比较研究的选题如“国际会计计价多样化的影响：在英国的检验”、“英国、加拿大和法国会计的协调化”、“美国和加拿大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州际间公司所得税的批判性观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审计准则比较研究”等。
虽然横向比较研究较少，但基于美国大学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开放的教育和较多的国际学生，使得博士论文中研究其他国家会计及有关问题的选题也占了不小的比例。比如“反映在统一体系中法国会计思想的演进”、“拉美会计的性质及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会计：特别关于宋朝的研究”、“关于会计原则在日本的发展和本质的分析”、“政府会计对泰国发展的一项批判性研究”、“会计在英国1500-1750年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纳发达的会计的起源：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等。这些选题一方面源于美国开放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源于其国际学生在学校所占的较高比重。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法、实验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博士论文选题中及研究中也有体现。虽然所占比例不高，却反映出美国博士论文务实的研究风格。尤其是实验分析法的使用，使会计研究的结论富有理性，而且实验研究容易剔除影响会计活动的其它不重要因素，更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捕捉到主要变量和会计行为或会计结果的相关关系。比如“管理审计概念的一个调查”、“关于外部会计沟通的语意问题的调查分析：一个对调查技巧的相对研究”、“收入平均和投资决策：一项实验室检验”、“参与预算环境下，领导者地位和信息对集团决策制定的影响：一项实验室实验”、“市政府报告的要求对市政府办公室固定资产取得决策的影响：一项实验室研究”、“从属性、公正性和审计人员决策过程：一个理论性框架和两个实验”等。
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所反映的研究方法比较，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更多地采用了传统的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这种研究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研究方法比较单调，特别是不能与国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相比较。仅从论文题目来看，大部分论文难以反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上海财大在这方面走在前列。上海财大的实证研究系列论文，在中国博士论文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导向效应。另外，比较研究在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中也有广泛的运用，如“中西财务会计比较研究”、“香港创意性会计的比较研究”、“中外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的比较研究”、“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德财务会计比较研究”、“海峡两岸会计准则比较研究”、“中美会计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特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兼论中韩会计制度比较”、“中英美会计准则比较研究”等。
六、结论、局限性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但在很多方面差异也比较明显。在选题的领域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较集中，甚至出现重复现象，而美国的博士论文选题比较分散，涉及面更广；在研究范围方面，中国博士论文的选题较大，一般论述的论文较多，针对性强的论文较少，而美国的博士论文选题较具体，针对性较强；在实用性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纯粹理论阐述的较多，解决现实问题的较少，而美国的博士论文从现实出发的较多，能够运用理论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和会计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美国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多样化，符合国际上会计学术研究的潮流。但是，近年来，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已经表现出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不断增多、选题的科学性不断提高的趋势。
本文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本文所采用的美国样本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而中国样本仅系近十七年来的，其比较基础并非完全一致，可能导致结论的偏差。其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文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模式及教育水准等方面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差异，亦可能产生可比性方面的不足。其三，会计学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务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不同阶段会计学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也会不同，可能导致某些领域和问题广受重视，而某些领域和问题受到冷落的现象。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俄罗斯 国家图书馆 博士论文 数字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9.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026-07博士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蕴含知识潜力的重要信息资源，因此，博士论文数字化建设引起世界多国的重视。200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РГБ-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建成了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ЭБД-Электроннa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иссертац
ий），面向全俄及独联体国家等国外图书馆提供网络服务。ЭБД是以图书馆为主体建设运行的，这与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数据库由数据库商或大学建设运作是不同的。ЭБД如今成为俄罗斯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组成部分，其在管理运作、资金、服务、技术尤其是著作权问题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值得关注和借鉴。
1 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基础与背景
1944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命令，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РГБ的前身）建立全苏博士论文库，收藏苏联国内除医学和药学专业外所有专业的博士论文［1］。
1994年颁行的《俄文献呈缴法》规定：高校、科研机构应将博士论文在答辩通过后的30天内，向РГБ送呈缴本。2002年俄政府批准的《出版物呈缴条例》、《学位授予程序条例》以及2009年俄文化部颁布的《接收文献呈缴本的图书馆-信息机构目录》中规定了РГБ接收博士论文的程序及数量。РГБ成为全俄博士论文的法定保存机构，博士论文成为РГБ的特色馆藏。РГБ在莫斯科州的Химки市设立博士论文收藏部，保存并提供使用博士论文。
随着博士论文入藏量逐年增加（近些年年新增3万多册，如今累积总量超90万册［2］）以及1991年取消借阅博士论文需持介绍信并说明使用目的的限制后的用户激增（1995年起每年10万人次，年借阅25万册，日均600多册［3］），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纸质论文易损，借阅频次高的论文流通一年就破损，保存受威胁；馆舍面积不足，论文堆积影响了保存与借阅；读者为借阅论文需从外地赶到Химки市或莫斯科，有时因只有一个复本而等候；博士论文收藏部难以应对陡增的工作量，限制借阅引起读者不满。2001年，РГБ决定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ЭБД，解决上述问题，于次年制定了ЭБД计划，2003年ЭБД建成使用。
ЭБД参鉴了美国大学联合实施的NDLTD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德国的DissOnline、UMI公司的ProQuest等国外类似计划，确保了ЭБД的建设速度与水平。ЭБД得到俄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ВАK-Высшая аттестацио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和俄基础研究基金会（РФФИ-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нд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的支持。ВАK在2002年第6期《ВАK通讯》将博士论文加入ЭБД的通告，ЭБД就此有了官方地位，РФФИ为ЭБД提供资助，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宣传ЭБД［4］。2004年博士论文查阅达8，000人次，下载1万多册，阅读31，461册，占论文借阅量的12%，2005年初，ЭБД虚拟阅览室注册用户62，450人［3］。2002～2005年，РГБ虚拟阅览室接待读者65万人次，累计借阅论文600万册［5］ 。2003年ЭБД 计划负责人О.А. Лаврёнова等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主题为“下一步是全世界的学位论文数字图书馆”的第六届NDLTD国际会议，做了“РГБ的ЭБД”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6］。用户的强烈需求及外部支持与关注，也增强了РГБ建好ЭБД的责任心和与决心。
2 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及构成
ЭБД建设采取了分阶段、分学科、边建设边服务的方式。1987年РГБ着手博士论文库自动化建设［7］，1998年开始博士论文数字化扫描。2001～2003年，在РФФИ的支持下，与俄科学院计算中心协议实施“ЭБД远程登录计划”，依靠俄科学院信息资源集成系统的软件支持，首先对借阅量大的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博士论文数字化；2003～2004年，РГБ实施“馆藏博士论文扫描和读者馆内使用计划”，对除医学和药学专业外的所有专业博士论文数字化，花费800万卢布；2004～2006年，РГБ实施“电子博士论文集成图书馆计划”，建立分布式数据库，将论文元数据集中保存于РГБ服务器［8］ ，将馆藏1985年的所有博士论文数字化，2007年ЭБД 开始接收所有专业的电子版博士论文。ЭБД的建设过程决定了其资源构成具有时间性和专业性特点：①1985年的所有专业（医学和药学除外）博士论文11，538篇；②1998～2003年的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专业博士论文2.8万篇；③2004～2007年除医学和药学外所有专业的博士论文；④2007年后的所有专业博士论文［9］。此外，还有部分其他年份和专业的博士论文。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 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二)创新意识匮乏。法学博士生创新意识不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法学学术研究,法学博士生的态度、认知、取向及处置模式不能与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有效区别。造成此种情形的因素很多,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第一,读博动机的偏失造成博士生无心创新。法学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渐成“显学”,而法学博士又是此种显学的最高学位,造成许多无心学问者混迹其中,成为“假的真博士”(有学位,无学识)或“真的假博士”(伪造学位)。第二,学制的限制使法学博士生疲于奔命,难以安心创新。很多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多数都超过3年,甚至远远超过3年。[8]西方一些大学法科的博士论文实际完成时间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学科。对于法学而言,创新研究并非易事,且有一定风险,必须考虑学制弹性。而当下我国的法学博士生教育在这一点上存在不足。第三,培养方式的一刀切使法学博士生无法真心创新。许多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对于资格认定、中期考核、日常培育、论文答辩均不分良莠,这样的结果是无法让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意念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冲出重围”,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造成法学博士生的脸谱同化,甚至“劣币追逐良币”、“优汰劣胜”。
(三)创新思维模糊。无论是“舍旧求新”还是“依旧生新”,法学博士生都必须学会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一般的法学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那么,法学博士生教育则是朝向“法律家创新式思维”(Thinking as a Creative Lawyer)。制约当前中国法学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因素包括:(1)人文基础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博士不博”,使得创新思维无法在宽广的视域中生成;(2)对于交叉性学科的研究不足,造成法学内部科系“画地为牢”、“自说自话”,难以形成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思维;(3)传统的师徒制使现代法学博导制度难以生根,影响了法学博士生自主创新思维的正常生长。
(四)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能力实质上是包括多种能力的一种集合能力,其中创造性知识结构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创新能力的主体,创造性品格风范是创新能力的灵魂。就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而言,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依然停留在创新能力基础培养阶段。法学博士候选人的成果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知识层面的“引进”或“复原”,缺少思维方式与品格风范上的创造性法学成果。主要体现为法学博士生的外文水平及原典阅读、理解力的不足,学术积累薄弱;论文的选题和问题意识创新性不够,论证角度、研究方法普遍存有明显缺陷;整体研究能力、学术含量不理想。尤其是,有的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存在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剽窃、抄袭他人成果的现象。法学博士生学术规范训练及素养的参差不齐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耶鲁法学博士刘南平曾撰文批评国内法学博士论文缺失“骨髓”的病症,突出表现在没有“命题”。在他看来,一篇博士论文必须有命题,因为中心论点反应了该论文对学术的贡献,即原创性。[9]的确,当前诸多法学博士论文看上去更像无所不包的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有论点、有证据、有论证的“博士论文”,“徒有一副好皮囊”,背后隐藏的是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严重缺乏。
(五)创新评价紊乱。我国《学位条例》对于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明确要求: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当下,我们对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博士论文评审与博士论文答辩前的资格论文要求上。由于对法学博士论文的创新性评价缺少明确的学术标准和专门的制度设计,一般是遵照“同行专家、异地评审”的做法,但由于送审时间短、情面关系、互相照顾等因素的干扰,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0] 资格论文的制度安排,在此种情况下,成为控制博士学位质量的主要手段,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资格论文的焦虑和追逐,导致博士生无心真正创新,想方设法以解决“资格”问题,非常不利于创新品格的生成,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评价标准科学化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六)创新转化脱轨 。法律事业是一项世俗而保守的社会工程,法学研究是对法律本质的科学探寻与认知,应当有不同于法律逻辑的独立学术品格。而法学博士生的创新成果要顺利转化为法制建设的应用性“产品”,则必须尊重甚至绝对服从法律实然的逻辑,这就造成了法学“应然”研究与法律“实然”运行的“两张皮”,成果的创新与转化难以接轨,造成了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深层隔膜。目前,我国法学博士生培养方式的单一,来源渠道的狭窄,都极大地影响了法学创新成果的实践转化。而法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将基础理论型研究与实践应用型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这个目标,增强法学的实践影响力,因为,这也是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七)创新环境难得。实践证明,在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非一流人才也能出一流成果;反之,没有这样的集体和环境,即使一流人才也做不出一流成果。[11]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当前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缺乏一流的法学创新团队与环境。虽然各个大学、研究机构都有这样那样的重点、优势学科队伍,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重点研究基地,但是这仅仅是一流的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皮毛”。真正的创新环境,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与流派形成,需要学科内部制度化沟通、交流、批评机制的出现,需要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学术对话平台的搭建。在加强法学博士生团体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至于常态化的法学论坛也是各有一套,无法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创新环境塑造机制。
三、创新复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路径改革
(一)创新型多元培养方式。在传统的法学博士(Ph.D)基础上,尝试专业法律博士与交叉法学博士的培养模式。在澳大利亚,博士研究生项目分为哲学博士(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和法律科学博士(The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此外,还有名誉博士、论文博士等方式。[12] 在美国,除了PHD和SJD,还有一种专业的法律博士(J.D)。日本法学教育改革中借鉴美国的法学院制度,学习J.D. (Jurist Doctor)的培养方式,设立“法务博士”,以区别于传统的法学博士。[13]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培养与释放,从整体上有助于法学高级人才的素质提升。法学博士教育应走出“象牙塔”,尝试与社会合作,比如面向企业经营的公司法、商法博士教育即可联合培养,这种新的培养方式与传统法学博士生教育相比,“区别在于,为了成为一个哲学博士,你研究的是你心里期望的东西,而为了获得一个专业博士学位,人们则希望能进行存在于企业中的能使企业获利的相关问题的研究。”[14] 对于创新性的要求,二者都是同样如一的。
(二)创新型科学培养流程。首先,要规范并改革既有的法学博士生招生入学机制。目前我国的法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存在一定的公平价值,但总体而言已与国际潮流不相符合。世界各国法学博士入学都在强调“素质”标准,而非简单的应试能力。其次,要特别强化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机制。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时,有一个综合考试,由三名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对学生进行面试,必须淘汰其中的1/3。[15] 我国现有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分流制度基本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动力。淘汰机制本来应该是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研究生自我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实行“宽进严出”的体制,研究生不能及时获得或者不能获得学位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在我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虽然在形式上规定了淘汰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淘汰与保障功用,有必要通过细密的刚性制度措施加以复位和强化。最后,应当统一规范法学博士论文的评审、答辩与评判制度,培育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优秀法学博士论文,而非观点重复、论证平庸的应景之作。
(三)创新型博士论文培育。关于什么是创新型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同学科专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大家一致同意,博士论文应当是原创的、实质性的、有重要性的、独立完成的。但当试图去定义这些术语时,学科差异就会出现。对法学而言,原创性的博士论文缺乏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方向的法学博士生,原创性也会呈显不同的含义。对于原创性的一般要求而言,它指的是一项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一项研究创造了新知识。它意味着那儿有点什么新东西、新角度、新假设、新方法,使得某个博士论文研究对知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创新型博士论文的培育应当着眼长远与根本。就长远言,应当鼓励连续性的研究,对于那些持之以恒的原创性、重要性、实质性、独立性法学研究应尽早立项、重点培育。就根本言,应当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创新博士论文培育机制,譬如尝试“创新博士候选人”制度。对其培养重点倾斜,包括为其成立专门的导师组,送其赴国外相关前沿机构培训一年以上,提供公费生的待遇、额外的津贴,优先解决到各地调研与学术交流的科研费用,并在其学位学历证书上注明“创新博士候选人”。相应地,其学制要长于其他博士生,并至少保证四年以上期间的脱产在校学习,对论文的评审与通过也更为严格。[17]
(四)创新型导师制度改革。调查显示,27.9%的博士生认为自己的导师为人较差,42.9%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学术指导较差。[18] 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导师的关键作用勿庸怀疑,问题在于如何将一支创新型的博导队伍建设好、运用好,这直接关系到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培养前景。在法学界,有些导师自身就缺少创新意识与能力,对前沿法学课题认识不够,探索不清,自然无力指导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与增进。导师的团队意识薄弱,法学博士生导师组形同虚设,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些学术能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法学教师,因为资历、职称的限制,不能指导博士生,浪费了珍贵的学术资源。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强化创新型的导师制度改革,完善法学博导的遴选、任职、考核制度,强化博导组的团体功能,鼓励法学博士生与导师的常态创新科研合作。在德国,“导师是指辅导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并参与论文评价的本系人员。”[19] 博导并非专门资格,而是对博士生论文指导和评议人员的总称。
(五)创新型课程体系重构。法学博士生的课程体系应当以创新素质提升为重构基准,加重研讨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实行单一导师制的德国和英国,博士生在学期间的任务,主要是作为导师助手,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完成博士论文,两国对博士生均无统一的课程要求。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修若干课程,导师在认为必要时也会要求学生修习某些课程或为博士生组织研讨组,专门探讨某一课题。实行导师组制的法国和美国则对博士生有严格的课程规定。法国要求博士生必须修习规定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及有关的讨论课,并完成一篇小论文。经过评审和答辩,成绩合格 ,方可继续学习进入博士论文撰写阶段。美国对博士生的课程要求更多,通常要学12-15门课程,同时还要参加研讨班、社会实践与教学实习。[20]反观我国法学博士生的课程设计,多以机械、虚软的外语、政治、专业课充数,缺少课程学习阶段应有的创新性要求。虽然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上,博士生课程有别于硕士生,但如果没有课程体系的整体变革,是不利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实现的。
(六)创新型学术环境优化。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各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愈益旺盛,对高级法律人才特别是创新型法学博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有利的学术大环境与外环境。就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要优化的主要是“小环境”与“内环境”。其途径无非在于:首先,淡化学术门派观念,加强学科的整体、互动、合作研究,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组织各二级学科的法学博士生联合攻关,形成特色的学术品牌。其次,加强学术规范建设,避免学术不正之风的侵蚀,让创新真正内化为法学博士生的人生品格,而非学术功利主义的漂亮藉口。此外,还应加强法学博士生的内外交流。要通过各种主题论坛、沙龙与国际学术交流,拓宽法学博士生的视野,为其日后创新性成果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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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第20-32页。
[2] 谢旻荻:《法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4期。
[3] 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改革任务》,载《法律信息》2010 年第1期。
[4]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5]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6]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7] 关于中国古典的律学教育,可参阅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至第51页。
[8] 参见陈学飞:《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9] 参见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骼”与“皮囊”》,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10] 参/:请记住我站域名/见徐渭、张文修:《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探索》,载《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10期。
[11]参见罗英姿、钱德洲:《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制度创新》,载《江苏高教》2007年第1期。
[12] 参见余敏友:《澳大利亚法学教育简论》,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13] 从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中招录,但是招录考试统一为“无专业针对性的逻辑、表达能力测试”,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考试报考资格方面,限制本科生报考名额,而法务博士在 取得学位的同时即取得司法考试的“特权”。
[14] The doct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EB/OL], www.dest.gov.au/NR/rdonlyres
[15] 参见母国光:《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载《求是》2003年第11期。
[16] 参见赵炬明编译:《博士论文的作用与性质》,载《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1期。
[17] 参见吴爱华:《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型博士的培养》,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8] 参见潘艺林等:《导师的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载《教育与现代化》2004年第2期。
[19] 杨继:《德国法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启示》,载《清华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参见陈学飞:《欧美四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及启示》,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2期。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外陶行知研究；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生成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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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Foucault, M.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The Foucault Reader［M］.New York：Pantheon house,1984.转引自: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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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育技术；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1―0060―05
一 问题缘起
我国有关教育技术的博士学位论文(专指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较高层次的研究现状，其研究趋势也将对我国未来的教育技术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对这些博士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能够发现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预测未来走向，对于教育技术学科乃至整个教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库为数据来源(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尚未完全收录于中国知网，故须从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库中获取)，对2000到2009这十年的教育技术博士论文进行统计(2000年之前教育技术博士论文数量极少，2010年博士论文至今尚未完全收录，故均不作统计)，拟对以下问题进行回答：中国有关教育技术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的研究主题有哪些?涉及到哪些其他学科专业?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如何?通过调阅论文并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 样本收集与整理
从CNKI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技术学”为“学科专业名称”，对2000－2009年的博士学位进行精确检索，得到论文85篇；分别以“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学”为关键字，进行精确检索，得到论文21篇和9篇；分别以“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为“主题”，共得到论文16篇和79篇。对这些论文进行处理，最后得到有关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共134篇。同时，从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库中共检索到75篇有关教育技术的博士学位论文。将此209篇论文作为样本，并按学科范围分为全部学科(包括教育技术学专业在内的全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教技专业)、其他学科等三部分，数量分布情况见表1。
同时，将这些论文(不含北师大的)按年份进行归类，得到各年份论文数量分布情况(见表2)。
三 研究过程
1 时间分布
根据表1，对全部学科中有关教育技术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134篇以及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82篇(不含北师大)，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序，得到2000年－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变化曲线图(图1)
可以看到，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主要从2000年开始，无论是全部学科还是专业学科，论文数量均逐年增加，到2004年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开始接近10篇。通过考查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发现，从2003年开始，教育技术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虽然2009年的博士学位论有18篇，稍有下降，但并未对十年来论文整体增长的大趋势构成较大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教育技术开始深入教学、深入生活，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教育技术的研究依然会越来越深入，并将呈现一片繁荣的态势。
2 涉及院校
截止到2009年，全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点共有9个(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中除华中师大和浙江大学尚有博士外，其他七所高校占据了140篇论文，约占总数的67％。其他学校(包括上海师大、上海外大、福建师大、哈工程大、河北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农科、中央民族、重庆大学、东北财经等)，总数在69篇，约占33％。图2是2000－2009年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点院校博士论文数量分布图。
从图2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所院校引领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学术团队越来越壮观。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紧跟其后。其他大学虽不具有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仍对该领域的某些问题进行研究，为教育技术的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坚固力量，为中国教育技术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宽阔的发展空间。
3 学科专业
从表1可以发现，有些教育技术方面的研究论文不是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所作(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论文仅140篇)。也就是说，有很多非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也对教育技术问题感兴趣并做了研究。通过调阅论文所属学科专业，对学科专业进行了统计，结果见图3。
从图3可看出，教育学类专业约占总数的82％。其中，在非教育技术学专业中，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等专业对教育技术的涉及比较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课程教学设计等方面，如东北师大教育学原理专业伍正翔的《批判与超越》、西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钱旭升的《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文化取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左明章的《论教育技术的发展价值》、河北大学外国教育史专业张立新的《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等。
理工类专业研究教育技术问题的论文约占12％，在非教育技术学专业中，仅次于教育学类专业。这些理工科专业主要包括信息工程类专业和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研究，如浙江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欧阳杨的《教育语义网中基于本体的自适应学习系统建模》、东华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刘晓强的《E－Learning知识共享与适应性应用环境研究》等。
分析表明，对教育技术问题的研究已渗入多个学科领域(约15个专业)，很多人在关注教育技术问题，这无疑是教育技术的荣耀和幸运。这些非教育技术学专业人员对教育技术的关注，不仅在学科基本理论方面，也在具体实践问题层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4 选题领域
通过阅读样本论文，发现论文的选题范围广泛。通过查阅和归纳多个学校对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向的划分，将教育技术相关研究划分为六个主要领域和十二个子领域。各领域论文数量见表3。
表3表明，近十年来教育技术主要集中于教育系统设计与开发、新技术新方法应用、教育信息化等研究领域，在新技术应用、网络教育、教学设计、教育系统开发、学科基本理论等研究方向给予了更多的思考，同时在学科哲学思考、远程教育、教育资源建设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以北师、华东、华南、南师四所院校为例，各领域研究论文数量见图4。
图4表明，教育技术的关注点，因院校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汇聚和分散。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南京师大和华南师大，
新方法新技术应用、教育信息化等研究主要聚集于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网络教育、远程教育、教育系统设计和开发等研究相对比较分散。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研究教育技术学科基本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从图5可以看到，理论研究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教育技术发展到今天，面临着理论基础薄弱的现实，人们开始关注教育技术哲学、教育与技术关系问题等教育技术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以期为教育技术的学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图5同样可以看到，对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研究趋势并不是持续上升的，而是出现了几次低谷，也就是说，理论研究时而成为关注热点，时而被忽略，可以说是近年来教育技术的一个难点问题。
其次，教育系统设计与开发、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将是教育技术领域一个持久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教育技术作为教育中的技术手段，设计和开发的教育系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普遍化，满足着教育对高新科技的需求，为教育现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虚拟学习社区的构建、以人为本的教学环境构建，以及虚拟现实技术、语义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科学方法、网络工程方法等新技术新方法，使教育技术在注重应用的过程中，不断从其他学科和领域中汲取养分，在改进和创新中前进。
最后，教育信息化和网络／远程教育作为教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被一批学者跟踪研究，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如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台中出现的难题、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阻碍等)。这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主要方向。
四 总结分析
教育技术研究在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一些疑点和难点，并不断地形成新的研究热点、焦点和难点。其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教育技术研究关注点存在着明显的汇聚与转移，并生成新的研究一点和盲点。一种技术、方法，或者理念，能否进入教育技术研究者的视野，不是教育技术学科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不是由教育技术领域的一家所专长。研究者自身局限性以及功刹主义和唯技术主义的盛行，是影响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是其学术观念随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是社会观念对教育和技术的选择过程，是在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过程中，使技术与教育构成了一个整体，使教育技术自身演变为一种特有的社会身份的过程。教育技术仍然是个年轻的学科，需要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和成熟。
第二，教育技术研究的眼光有待扩展。教育技术研究，只有认清了前进的方向，才能走向科学的发展，才能走得更远。从论文内容中可以感受到，还有很多研究者或者沉浸在技术万能论的狂热中，只顾钻研新技术、开发新系统，将自己迷失在技术的森林里；或者对技术嗤之以鼻，专攻理论思辨。这样的研究虽然会带给教育技术瞬时的激动，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教育技术的发展，长此以往，势必会将教育技术引入一个狭小的角落里，越走越窄。研究教育技术，就要以开阔的眼光，将教育、技术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关注现实，在聚焦与转移、冲突与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前行。只有厘清教育、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在认识教育、社会和技术中，塑造和利用技术来促进、引导教育的发展，才不至于在教育技术发展与社会互动的变迁中出现方向的偏移和问题的遗漏，从而合理地制定教育技术发展战略，促进教育与技术的良性互动。
第三，研究缺少文化意识。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的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应该体现着教育的文化特色。纵观十年教育技术的研究，文化对教育技术的影响，一直少有人提及。教育技术发展带来的许多独特的文化结构(如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等)，对教育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关注文化对教育技术的影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技术的良性发展。
第四，教育技术研究缺少伦理学的视角。教育技术之定义，经过多次变革和发展，已普遍被人们接受为“是一种研究和伦理实践，且这种研究和实践是为了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来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这无疑告诉人们，要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教育技术的发展，并对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及研究进行适当的道德关切，确保教育技术要符合人和教育的发展规律，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教育的发展。
总之，中国教育技术在健康稳定的发展进程中，充满着无数的尝试和挑战。中国教育技术一直在总结中不断成长、在反思中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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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149-04
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下简称思政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独创的一门学科，1997年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自2005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后，思政教育成为其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在我国，由于该学科创立时间较短，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尽管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地存在“杂”（研究对象不明确，内涵模糊，外延过宽）、“散”（研究队伍整合不够）现象[1]，在学科研究上存在着用其他相关学科替代本学科的简单化倾向[2]，而且本专业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如专业博士点的分布不合理[3]。本文针对思政教育博士论文的内容，利用SPSS统计软件及相关模型进行分析，借此对上述问题进行量化展示。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02年到2011年收录到CNKI数据库中思政教育专业的全部博士学位论文，共计486篇（检索时间截止到2011年年末），分析的变量包括：学校所在地区、思政教育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及年份等。具体的研究问题是：不同地区与思政教育研究内容及数量之间是否有联系？不同的年份与思政教育研究内容之间是否有联系？如果有联系，这种联系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二）数据分类方法及研究过程
截止到2011年年底，拥有思政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拥有毕业生的学校共有40所，分布于19个省市（含直辖市），这些学校的博士论文涉及众多研究内容。笔者根据该学科原来的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现在的名称变更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对博士论文的写作内容进行如下分类。第一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第二类（思政类）包括思政理论与实践及党建；第三类（其他类）包括文化、社会、法律、历史等。另一方面，这40所学校分布在中国的东、中、西部等地区，为了便于统计，笔者利用SPSS根据院校所在省份的2002—2011年人均GDP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能够将一批数据根据其特征，按照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类内部的个体在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不同类间个体特征的差异性较大。[4]（P301），将这些学校划分为四类。第一类地区包括福建、山东等省；第二类地区包括湖北、陕西等省；第三类地区包括北京及天津；第四类地区即上海，具体结果见图1。下文的分析多数情况下是依据这些分类结果进行。
本文首先用卡方检验对地区与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年份与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然后再利用独立t样本检验和单因素及多因素方差分析来分析内容、地区与论文数量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其中存在某种相关性（某种差异），则再进一步分析其具体表现。
二、研究假设及分析结果
（一）地区与写作内容相关性研究
思政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H0是，根据GDP分类后的地区与写作内容不存在相关性。通过对四类“地区”与“写作内容”进行卡方检验，计算出来的皮尔逊卡方（Pearson Chi-Square）值为12.874，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因此我们拒绝接受研究假设，认为地区与内容之间存在相关性，或者说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研究倾向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用的资料实际上是“总体资料”。既然是总体资料，对相关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本身就是“真实的”，不必进行“统计推断”，因为统计推断针对的是样本资料。但是考虑到统计程序会自动给出检验和推断的结果，这里抄录于此，仅供参考。。
接下来的问题是，地区与内容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应分析法对该问题进行图形描述，如图2所示。该图是对应分析散点图，散点图的聚类原则是，落在从原点（0，0）处出发相同方位上大致相同区域内的不同变量的分类点彼此有联系；散点间距离越近，说明关联倾向越明显[5]。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类地区倾向于一类内容（即政治、经济和哲学）的研究，第二、三类地区倾向于二类内容（即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党建）的研究，而第四类地区倾向于三类内容（文化、社会和法律）的研究。
如何解释“地区”与“内容”之间的这种趋势？第一类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这些地区的院校更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包括北京和天津的第三类地区由于其处于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离其较近，这些地区的院校更倾向于对思想理论与实践及党建方面的研究；至于第二类地区，是这四类地区中经济最不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比较中规中矩，紧紧围绕思想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及论文的写作。第四类地区仅仅包括上海这个城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的思政教育博士论文更加倾向于文化、社会、法律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即研究内容比较开放，体现着这座城市中院校研究倾向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二）年份与内容的相关性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研究内容倾向是否受到不同年份国家的有关政策的影响（2002年和2007年分别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每年召开的“两会”都会有不同侧重点的政策出台）。因此，本部分的研究假设H0：年份与研究内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通过对“年份”与“内容”进行卡方检验，计算出的皮尔逊卡方（Pearson Chi-Square）值为7.705，显著性水平大于0.05。因此，我们认为年份与内容之间没有相关性，即不同年份的研究倾向没有显著差异，研究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三）地区、研究内容、年份与论文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1地区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分析
为了验证四类地区的博士论文数量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提出原假设H0：四类地区的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差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统计量的观测值为4.713，达到统计显著性，故拒绝接受原假设，认为这四类地区的博士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一类地区、二类地区的论文数量明显高于三、四类地区。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不同省份的博士论文数量差异明显，辽宁、江苏、吉林等省份的论文数量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这当然与不同省份所拥有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的学校数量以及该校开始招收博士生的时间早晚有关。对不同省份（地区）拥有该专业博士点的高校数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统计量的观测值为6.280，达到统计显著性，故可以认为不同省份拥有该专业博士点的数量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足以说明，不同省份（地区）的博士点分布还不很均衡，某些地区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思政教育的投入还很有限，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2研究内容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分析
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是：研究内容与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出的F统计量为0092，对应的概率p值为0912，论文数量在不同研究内容上的均值是在21～26之间，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不同研究内容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思政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向上外延过宽，研究内容比较宽泛，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的确存在着“繁杂”、“散乱”现象，正如前文所述，研究对象不甚明确，内涵比较模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思政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向还很模糊。在这些博士论文写作之时，该学科还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归位于学科门类政治一级学科下，没有自己的学科定位，涉及的有关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准，使得从事思政研究的学者缺少学科归属感，工作热情与研究热情不足。直到2005年随着国家将其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科学，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学科建设时间较短，学科建设还很不够，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远远不能满足学科的发展，缺少有影响力的、权威型的学术领军人物。相信随着新的学科归属的划分，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
3年份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分析
研究假设H0：论文数量与年份不存在显著差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分布观测值为2717，达到统计显著性，故拒绝接受原假设。因此，我们认为在年份与论文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见图4），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呈现出越来越重视思政教育的研究现状。
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2—2011年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这表明国家和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思政教育专业，采取越来越有利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有力措施来加强该学科的建设，拥有该专业博士点的高校逐渐增多，毕业论文数量渐多。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重视、支持和关心。
4地区、研究内容、年份与论文数量的多因素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地区、研究内容、年份这三个因素分别与论文数量的相关性。现在以这三个因素为自变量，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来看一下这三个因素对论文数量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只有年份、地区两个因素的主效应显著（F值分别为5122、9557，对应概率都为0000），交互项不显著。同时结果还表明，内容在论文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F值为0345， 对应概率为0710），即研究内容对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年份、地区对论文数量仍然有显著影响作用，此时R2=0555，整体模型解释力比较高。
三、结语
思政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研究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本文从思政教育博士论文内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地区院校在研究倾向、论文数量上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博士学位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杂”、“散”现象，博士点的分布很不均衡。
我们知道，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对该学科研究倾向的研究就更加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作为契机，深刻理解思政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加强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学科布局，加强学科特色、学术队伍、学科发展，形成相对稳定、均衡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为思政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1]骆郁廷，佘双好，沈壮海.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9）.
[2]李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学科意识[J].思想理论教育，2006，（5）.
[3]黄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2）.
[4]薛薇.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幼儿教育”硕士层面研究成果规律。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各个方面。诸如特色教育、研究生教育、法制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女童教育。在现代教育的高速发展，学者开始关注教育质量的评估、督导、以及教育财政等问题，如：教育评价：《芬兰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研究》、《关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初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中的民间组织研究》等，但整体上来说，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创业教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博士阶层对“幼儿教育”关注
在CNKI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中，以学科专业为“幼儿教育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999年到2010年）共找到155篇，其中部分文章在数据上传过程中重复上传，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有112篇博士论文。从思想观念的整体上进行研究,高屋建瓴的把握教育学的脉络,如《幼儿教育的范式研究》、《幼儿教育的价值研究》、《幼儿教育实证分析范式的变迁及影响研究》、《从隔离到全纳》、《高等教育多元化与学生权益保护》、《教师专业标准研究》等。结合地域进行研究，选取教育发展比较前卫的国家为实体，实际进行论证，主要有澳大利亚，如《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的大学——政府——市场关系研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研究》等。
硕、博专业论文对“幼儿教育”的研究之比较
与其他学科类似，幼儿教育学硕士阶段论文研究范围较广，可以说各个方面有所涉及。博士阶段论文其涉猎范围相对更加集中，但其研究更加深入。总体上研究相对较多、实证研究也多集中研究教育发展较为突出的国家、如美、澳、德、而不是各类国家均有所涉及。博士论文以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校为龙头，其导师各有其研究领域，在各自研究深入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现状，如华东师范大学注重幼儿思想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在基础性教育方面有所侧生、西南大学则在教育理念高度方面有所加强。其各院校有其风格、特点，导师不同，研究方向各有差异。
小结
当前、课程改革、模式改革、评价方式、教师教育以及财政和运行机制成为硕、博士论文共同关注的热点。其研究热度持续近十几年，然而，幼儿创业教育、研究生幼儿教育研究、特色幼儿教育在博士生论文中尚未有涉及。在弱势幼儿群体的教育在硕、博论文中涉及都较小，甚至在博士论文中没有查找到，有待于加强。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博士学位论文；国际化评审；评阅意见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5-0235-02
一、国际化评审的重要意义
博士培养质量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才素质和科技水平，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即论文采用全英文书写，主要由外籍专家评审，并采用全英文的方式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对博士论文进行国际化评审，有利于比较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评审促进博士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提高，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同时国际化评审有利于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我国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国际化评审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探索国际化评审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我国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一些高校花大力气建设了一批全英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到我国攻读全英文博士学位。有些高校甚至聘请了国际知名外籍教授担任全职教授或兼职博导。这部分博士生毕业全部撰写英文论文。采取国际化评审的方式，更符合这些师生的实际需求。
其次，众多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建设了一大批双学位博士生项目。试行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有利于博士生的培养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吸引了国外优质留学生生源来我国攻读双学位项目。
三、国际化评审的实践背景
此前，国内少数高校曾进行过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的尝试[5]，但是并未有大范围的实践。国内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国际化评审方式尚处于摸索阶段，尚待完善和改进。因此，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国际化评审实践为借鉴，通过分析和总结，试图为今后国内的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探索提供参考。
我校的生物学科近年发展迅速，在教育部第三次学科评估中位列第三，且博士培养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因此生物学科成为我校985三期试点国际化评审的学科之一。本文以该学科进行的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为例，通过分析专家的评阅意见，力求从国际专家的评阅意见中总结出先进经验，为今后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四、评审的侧重点分析
参加评审的既有来自德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欧美专家，也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洲专家，还有来自欧美著名大学的华裔专家，以及国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通过对总计32份国际评审专家的评阅意见的分析，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评阅的重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侧重点的不同。
生命科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验科学，讲究的是发现未知，各国专家都关注论文的创新性，以及创新的实用价值。不过专家们评阅关注的点各有不同。
（一）欧美专家
欧美专家往往会对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目的、研究策略、实验步骤、实验结果逐一细致分析，指出闪光点。欧美专家关注作者作为独立的研究者，选取合适的实验方法，并熟练运用，使之为解决科学问题服务的能力，并同样看重课题合作研究者对文章的贡献。欧美专家不光看重论文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研究，也看重作者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作者，协助他人完成的相关课题。尤其重视作者是否在本领域内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同时，欧美专家尤其关注英文的写作，特别是摘要和前言的写作。大到文章的结构，语言的陈述，小到图表图例的格式，参考文献的标注，语法和拼写错误等，都会在评阅意见中指出。
（二）亚洲专家
亚洲专家会详细分析作者的写作和实验思路，并同样关注作者的科研水平，包括对所研究领域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实验方法和技能的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和欧美专家相似的还有，亚洲专家同样重视作者在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对论文的写作细节的关注度也和欧美专家类似，也都提到了前言和摘要的写作，用词的准确性，图表图例、参考文献、语法和拼写错误等。不同的是，亚洲专家尤其关注论文的实验部分，设计是否合理，数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有说服力等都是关注的重点。并且，亚洲专家往往会关注作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三）欧美华裔专家
欧美华裔专家和亚洲专家相似的是，也会详细分析作者的写作和实验思路，并同样重视论文的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作者对本研究领域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也是华裔专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这和欧美、亚洲专家也类似。华裔专家也重视作者发表的SCI论文，但程度不及欧美和亚洲专家。虽然所有参加了国际评审的博士生都发表了较高水平的SCI论文，但是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华裔专家的评阅意见中提及了SCI论文。而绝大部分欧美专家和亚洲专家都对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有所提及，并把发表SCI论文作为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体现。华裔专家特别重视的是论文的独创性、工作量以及研究深度。华裔专家还重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写作细节如拼写和语法错误等也有提及。不同的是，华裔专家往往会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建议。
（四）国内专家
国内专家和国外专家相似的是，关注作者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且关注论文实验的设计和的分析，以及论文涉及的工作量和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华裔专家相似的是，国内专家一般也会提出对下一步研究方向的建议。和国外专家明显不同的是，评阅意见中几乎不提及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国内专家会对论文写作上的细节有所关注，如指出图表和图例的标注错误，但是对英文用词的准确性，拼写和语法错误等，未有提及。
五、启发与思考
一方面，多份海外专家的评阅意见提到论文已经达到国外知名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水平，这表明国内生物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同时虽然各国专家的评阅重点有所区别，但是所有专家都特别重视论文的独创性。独创性既包括独立思考，独立解决科学问题，又包括提出创新的观点，使用创新的方法，得出新颖的结论。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博士生培养的重点。
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各高校都对博士毕业有发表一定水平的SCI英文论文的要求，但是，从专家的评阅意见来看，国内博士的英语写作能力尚待加强。除个别专家提到论文作者的英文流利外，其他都曾详细地指出作者用词、拼写和语法的错误。因此今后在博士培养中，撰写英文论文的能力需要作为一个培养重点。目前我校已经开设专门针对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旨在提升博士生撰写英文学术论文的能力。
综上，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国际化评审是博士生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准备。国内博士论文虽内容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因此，今后应该继续推进和推广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努力学习国外培养博士生的先进经验，提升博士生培养的总体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莉萍.浅析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主要方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135.
[2]吴太山.匿名批量和国际化评审学位论文探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0）：123-125.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作为玩具生产大国，中国制造着全球75%左右的玩具;作为玩具出口大国，中国玩具出口额超过350亿美金，占总产值的85%以上;作为玩具市场大国，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后的第三大玩具消费国。“玩具”，可谓是不得不提的社会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玩具的外观、功能、制造技术、隐含文化等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对玩具的研究也逐步兴起并日益丰富，然而，更多的研究焦点在于“玩具”本身，而不是“玩具研究”的现状、趋势、特征等各个方面，且缺乏客观的数据和系统的深度分析方法，尤其对于“大陆和台湾的玩具研究差异”的研究更是少见，而恰恰是这样的研究，才能让我们停下脚步，冷静分析玩具研究的现状，思考玩具研究的发展方向，乃至影响玩具事业及其社会价值。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玩具研究现状和趋势，本研究选择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这种代表性，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代玩具研究热点和较高研究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类群体的热切关注和切实需求。
因此，本研究搜集了1980～2013年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玩具”为主题的573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并在分别分析两地硕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比较了两岸的玩具研究在数量变化、研究力量、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等方面的差异，由此提出我国玩具研究的趋势和不足。当然，本文的统计和分析都是建立在所收集的硕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不排除因早年资料的缺失而造成的研究缺失。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为大陆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来源，以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数据库作为台湾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来源。其次，本研究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在主题是“玩具”的前提下，搜索关键词或题名是“玩具、玩学具、玩教具、教玩具、材料设施、积木、玩偶”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同时本研究排除以下几类论文：第一，单纯的教具或学具的研究论文;第二，广义儿童产品和书籍的研究论文;第三，虽以玩具为例，但与玩具无关的学位论文。最终得到大陆300篇有效论文，台湾272篇有效论文，并以总体趋势、研究力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为分析单位，进行分类和统计，从而揭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玩具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异同。
三、研究结果
（一）历年数量变化
经统计，1980至2013年，收录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的玩具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已达300篇，收录在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数据库中玩具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已达272篇，本文以此代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玩具研究现状，其历年的论文数量如图1和图2所示。
如图1所示，从整体上看，在1980～1989年，仅有10篇，占两岸总篇数的1.8%，且都来自于台湾;在1990～2004年，数量有所增加，共有36篇，占两岸总篇数的6.4%，其中大陆为9篇，台湾地区为27篇;在2005～2013年，数量急剧增加，共有516篇，占两岸总篇数的91.8%，其中大陆为291篇，台湾地区为225篇。由此可见，第一，大陆玩具研究的起点晚于台湾地区，80年代时，台湾已有玩具研究论文，而大陆的玩具研究则起于90年代。第二，九成以上的玩具主题硕博士论文，集中在2005～2013年（共8年），是此前25年（1980～2005年）研究总量的11.2倍。可见2005年后，玩具研究才得到正视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第三，在2005～2013年间，虽然台湾人口量仅为大陆的1.4%，但台湾玩具主题硕博士论文数量却为大陆玩具主题硕博士论文数量的77.31%，足见台湾地区对玩具的研究更为丰富和重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整理了2005～2013年间两岸的论文数量，如图2所示：第一，2005～2006年，大陆的论文数量低于台湾地区，2007年才开始追平，2008年起大陆每年比台湾多出6～26篇，其中，2011年多出26篇，2008年和2012年均多出17篇，由此说明大陆对玩具研究的重视程度在2006年前不如台湾，但在2007年后，却逐步有所改善并逐步反超台湾，但由于大陆人口远超台湾人口，因此并不能从数量上说明其重视度超过台湾地区。第二，研究高峰期出现在2007～2010年，研究高峰期在2008～2011年，由此说明大陆的玩具研究不仅起步晚于台湾地区，在高峰期上也晚于台湾地区。第三，台湾地区于2010年开始下滑，大陆在2011年开始下滑，但却依旧保持了相当的数量，这都说明了目前两岸的玩具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沉稳发展的阶段。第四，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玩具研究的数量的理念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即“”的轨迹，基本由此可见两岸的玩具研究趋势是一致的。
（二）研究力量
本研究中，对研究力量的分析主要包括研究机构和学科领域。其中，研究机构是指玩具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的毕业学校，而学科领域是指研究者本身的主修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哪些研究机构、哪些专业群体，进行过或更关注玩具研究。
1.研究机构
大陆与台湾的高校设置有所不同，为便于分析，本文进行了归类，其中，重点高校是指大陆的“985”和“211”工程高校，以及台湾排名前20的高校，其余高校均归于非重点高校。经统计，如图3和图4所示。
如图3所示，在大陆，重点高校是玩具研究的主力军;而在台湾，非重点高校才是玩具研究的主力军。在300篇大陆硕博士论文中，来自重点高校的有208篇，占69.33%，其中，109篇来自“985”高校，99篇来自“211”高校，而数量最多的是江南大学（19篇）、南京师范大学（17篇）、中山大学（15篇）。而在262篇台湾硕博士论文中，来自于76所不同的高校，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台北教育学院（55篇），成功大学（12篇）、台北科技大学（10篇）。但来自重点高校的论文只有64篇，仅占23.66%，七成以上的论文都来自于非重点高校。
如图4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和台湾的高校数量和层次也不断丰富。在1980～2004年的25年间，大陆所涉及的高校仅7所，台湾所涉及的高校仅19所，但在2005～2013年的9年间，大陆所涉及的高校仅98所，台湾所涉及的高校共有76所。
2.学科领域
大陆与台湾高校的专业设置有所不同，为便于分析，本文进行了归类。其中，设计艺术类是指大陆的设计艺术学和艺术学等专业，以及台湾的玩具与游戏设计、造型设计与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与艺术、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经管类是指大陆的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专业，以及台湾的企业管理、（国际）经营管理、工业工程管理、科技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理工类是指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化学工程等专业，以及台湾的信息科学、信息传播、电子工程、机械工程、资讯工程等专业;教育类是指大陆的学前教育、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专业，以及台湾的教育学、科学教育、幼儿教育、家庭教育、艺术教育等专业。具体数据如表1和图5所示。
如图5所示，设计艺术类专业的论文数量最多，共有273篇，占两岸总篇数的48.58%;经管类专业的论文数量其次，共有129篇，占两岸总篇数的22.95%;理工类专业的论文数量再次之，共有62篇，占两岸总篇数的11.03%;理工类专业的论文数量最少，共有54篇，占两岸总篇数的9.61%。由此说明在目前的玩具研究中，最为主要的研究群体来自于设计艺术类、经管类、理工类和教育类，而设计艺术类专业是其中的主体力量。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研究整理了表1，在设计艺术类273篇和教育类54篇专业上，台湾非重点高校所占篇数最多分别是102篇和30篇;在经管类129篇和理工类62篇专业上，大陆重点高校占篇数最多，分别是70篇和25篇;在教育类专业上，大陆重点高校篇数最多。由此可见，更准确地说，在目前玩具研究中最重要的四股力量中，依次是台湾非重点高校的设计艺术类、大陆重点高校的经管类专业和理工科专业，以及台湾非重点高校的教育类专业。
（三）研究对象
为便于分析，本文重点提炼出玩具、玩具企业（公司）和产业、玩具市场、玩具用户、玩具制造技术、玩具政策，以及玩具设计和生产人员等六种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其中，玩具用户只指文章中明确指明以玩具使用者或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并不是研究对象中涉及家长、儿童的论文;玩具政策，是指与玩具相关的法规和重要决策。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1.研究对象的丰富度
首先，台湾地区玩具研究对象的丰富度高于大陆。从总体上看，台湾关注了大陆不曾关注的“玩具用户、玩具市场、玩具收藏行为”。如表2所示，大陆玩具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5类，依次是：玩具（202篇，占67.34%）、玩具企业和产业（76篇，占25.33%）、玩具政策和玩具制造技术（各9篇，各占3.00%）、玩具设计和生产人员（1篇，占0.33%）。而台湾玩具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8类，依次是：玩具（151篇，占57.64%）、玩具用户（33篇，占12.60%）、玩具企业和产业（25篇，占9.54%）、玩具制造技术（17篇，占6.49%）、玩具市场（11篇，占4.20%）、玩具设计和生产人员（8篇，占3.05%）、玩具收藏行为（6篇，占2.29%）、玩具政策（2篇，占0.76%）。
其次，从时间维度上看，30余年来，大陆和台湾研究对象的丰富度均得到了拓展，但台湾始终领先于大陆。在1989～2004年期间，大陆的研究对象只有“玩具、玩具企业和产业”两种，而台湾比大陆多4种，具体为玩具市场、玩具制造技术、玩具用户和玩具政策;在2004～2008年期间，大陆的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在原有基础上开始关注“玩具制造技术和玩具政策”，而台湾地区则在原有基础上则开始关注玩具设计和生产人员、以及玩具收藏行为，其丰富度依然领先;在2009～2013年期间，大陆并未拓展新的研究对象，但在研究数量上得到了大幅提升，台湾地区取消了对玩具政策的关注，但其丰富度依然领先。
2.“玩具”的具体研究对象
由表2可知，“玩具”始终是大陆（202篇）和台湾（151篇）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共占353篇。其中，在大陆玩具主题的硕博士论文中，以“动物玩具”为研究对象的有4篇，以“自闭症和残疾儿童等特殊人群玩具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5篇，以普通人群玩具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为193篇;在台湾玩具主题的硕博士论文中，以“自闭症和残疾儿童等特殊人群玩具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9篇，以普通人群玩具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为142篇，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整理了“以普通人群玩具”为研究对象的335篇论文，按照玩具种类和适用群体两个维度进行了大致分类，其中，现代玩具中的“其他”类，是指难以按照功能进行分类的论文，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所研究的玩具功能比较综合，无法细分;第二，研究不强调玩具功能，而是玩具的材质、结构、制造技术、检测技术等其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如表3所示。
首先，从玩具的种类来看，第一，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非常重视益智教育类玩具的研究（大陆51篇，台湾57篇），但台湾地区更倾向于机器人和电动玩具（20篇）、科学玩具（15篇）、交互玩具的研究，而大陆则倾向于认知类玩具和智力开发玩具。第二，大陆和台湾地区对运动健身类玩具的研究比较有限（大陆15篇，台湾10篇），且都集中于乘骑玩具、步行玩具等。第三，台湾比大陆更重视情感娱乐玩具的研究（多11篇），且更注重成年人的情绪治愈性玩具，而大陆则倾向于老年人的情绪抚慰玩具。第四，大陆比台湾更注重装饰观赏类玩具的研究（多21篇），或受文化差异影响，台湾对于此类玩具的研究非常少见。
其次，从玩具的适用群体来看，第一，大陆比台湾更重视儿童玩具（0～18岁）、婴幼儿玩具（0～6岁）和老年人玩具的研究，分别比台湾多41篇、25篇和9篇。但大陆的数量优势并不代表丰富度的优势，事实上，大陆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不如台湾地区来得丰富。第二，台湾比大陆更注重学童玩具（7～13岁）、青少年玩具（14～20岁）和成人玩具（21～59岁），分别比大陆多30篇、15篇和8篇。可见，受教育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学龄前儿童和老年人玩具上，大陆研究更丰富，而在中小学儿童和成年人玩具上，台湾研究更丰富。
最后，结合玩具种类和适用群体两个视角，便会发现，大陆的研究更聚焦于儿童（0～18岁），尤其是学龄前儿童（0～6岁）的益智教育类玩具，而台湾的研究更聚焦于中小学儿童（7～18岁）的益智教育类玩具和成人的情感娱乐类玩具。此外，台湾的各个玩具研究对象所占比例更为均衡，而大陆则更具指向性。
（四）研究主题
本文对562篇硕博士论文进行研究主题上的分类统计，包括玩具设计，玩具经济（内含营销和市场）与管理，玩具与教育，玩具工程与技术，玩具需求与消费，观点态度和其他六类。其中，玩具设计，主要包括玩具造型、色彩、功能、包装以及结合互动、情感、心理、治疗等各种理念的设计方法、原则或理念的探究;玩具经济与管理，主要包括玩具企业或行业中的发展模式、出口、营销、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玩具与教育心理，主要包括指玩具在各个教育的应用，以及玩具对儿童行为和心理的影响等;玩具工程和技术，主要包括玩具材料中的化学成分、安全材料和环保材料的研发与运用，以及各类工程技术;玩具需求与消费，主要包括家长、成人及儿童的玩具需求，购买行为和消费行为;观点态度，主要包括家长、成人的玩具观，对某种玩具或玩具行为的态度等;其他是指除上述分类外的其他角度，如玩具文化、玩具发展史、相关量表等，具体如图8所示。
从总体上，大陆和台湾的玩具研究选题以“玩具设计”为首（大陆137篇，台湾118篇），“玩具经济与管理”其次（大陆96篇，台湾42篇），“玩具与教育”再次之（大陆27篇，台湾41篇），其余选题依次为：“玩具工程与技术”主题（大陆17篇，台湾17篇），“玩具需求与消费”主题（大陆2篇，台湾24篇），“观点态度”主题（大陆3篇，台湾5篇），其他（大陆18篇，台湾15篇）。
由此可知，第一，台湾比大陆更注重玩具在教育中的应用（多14篇），尤其是科学玩具、数学玩具、机器人和电动玩具在教育中的应用。第二，台湾比大陆更注重“玩具需求与消费”选题的研究（多22篇），尤其是用户体验、消费反馈、选择偏好、购买行为等方面，其中，35.29%的研究是对家长进行调查的，23.53%的研究是对家长进行调查;第三，台湾的玩具研究选题更为丰富而均衡，而大陆的玩具研究选题更聚焦于“玩具设计”和“玩具经管”，其他选题的研究不多。
2.“玩具设计”选题的具体分析
根据工业设计的性质与内容，玩具设计可分为式样（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功能设计、工艺设计（侧重材质、器械）。本文对255篇以“玩具设计”为选题的硕博士学术论文（大陆137篇，台湾118篇）进行分析后，大致将其分为以下选题：（1）外观设计，即色彩、造型、配饰等方面的研究;（2）功能与特性设计，即玩具的安全性、教育性、交互性、益智性、情绪调节性等诸多功能与特性的研究;（2）结构与系统设计，即玩具的物理结构、运行系统等方面的研究;（3）材质设计，即玩具材质比较与选择方面的研究;（4）概念设计，包括玩具的创意概念、初步设想与案设计等方面的研究;（5）整体设计，即论文研究的是玩具的整体，包括外观、结构、材质、功能等，至少设计两方面以上的设计;其他则是除此之外的所有设计，例如设计比较、无形化设计等。统计结果如图9所示。
如图所示，在“玩具设计”主题上，大陆研究依次是：整体设计（63篇）、功能与特性设计（38篇）、外观设计（15篇）、概念设计（11篇）、材质设计（4篇）、结构与系统设计（3篇）;台湾研究依次是：功能与特性设计（24篇）、结构与系统设计（19篇）、外观设计（18篇）、概念设计（16篇）、整体设计（17篇）。
由此可知，首先，大陆研究偏好从整体上探索玩具设计的方法、要素、途径和设计方案，在“整体设计”选题上比台湾多46篇论文。此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文献梳理―市场调研―分析归纳设计要素/方法―设计实践/分析典型案例，但在最后环节上往往缺乏具体详尽的设计过程和投放使用;其次，台湾和大陆都比较重视“功能与特性设计”选题（大陆38篇，台湾24篇），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类玩具功能的设计中，大陆更倾向于知识性的益智功能，而台湾更倾向于问题解决、创造力等能力提升功能;最后，台湾比大陆更重视“结构与系统设计”选题（多16篇），尤其是电路结构、动力结构、智能装置结构、交互界面系统等方面。
2.“玩具经营与管理”选题的具体分析
如图8所示，共有138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对“玩具经营与管理”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陆96篇，台湾42篇。经整理，可分为“管理与发展策略、营销、市场、品牌与创新、产业集群和其他”六类，具体数据如图10。
在各类子选题中，大陆研究依次为：管理与发展策略（32篇）、营销（29篇）、市场（7篇）、品牌与创新（8篇）、产业集群（6篇）。台湾研究依次为：营销（15篇）、管理与发展策略（12篇）、市场（10篇）、品牌与创新（2篇）、产业集群（2篇）。
由此可知，大陆更注重玩具公司、企业或产业的管理与发展问题，以及玩具营销的研究，而台湾则更注重玩具市场，尤其是美国、日本和祖国大陆三大市场。此外，在品牌创新的研究上，虽然大陆比台湾多6篇论文，但更偏向于理论论述，缺乏实践验证。
3.“玩具与教育”选题的具体分析
在“玩具与教育”主题上，大陆和台湾共有68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大陆27篇，台湾41篇。大陆在该主题上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始于2005年，除2009年6篇，2007年5篇， 2010年4篇外，其余年份都在1～3篇浮动。而台湾在该主题上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远远高出大陆。
台湾在该主题的研究上，较大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选题丰富度更高。不同于大陆，台湾在该主题的研究上，不仅关注如何有效地将玩具投放到教学环境或辅助某类课程教学，还关注了以“特定玩具”为教学内容培养某种能力的研究，以及玩具对儿童的行为心理所产生的教育性影响。第二，实证研究为主。大陆在该主题的研究上，更倾向于理论研究，缺乏长期有效的实践进行验证，但台湾在该主题上的研究，均是具体到特定玩具在某个年龄段儿童的教育实证研究。其中，在玩具种类上以科学玩具的研究最为丰富，在儿童群体上则以小学生为主。
四、讨论与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大陆和台湾的玩具研究的核心差异在于：第一，台湾地区的玩具研究，在研究力量、对象和选题的丰富度上均领先于大陆，且具有较好的均衡度，不同于大陆玩具研究，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同一个切入点或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的浅层探索，不仅在研究视角上缺乏独特性，在研究方法和质量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可能会对大陆玩具研究的长足发展造成潜在危机;第二，台湾地区比大陆更注重玩具与教育的结合，不同于大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玩具公司的发展与管理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岸对玩具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期待值和取舍力。第三，台湾地区比大陆更注重玩具的文化内涵，具体表现为更注重玩具发展史、收藏价值、文化意识、传统玩具等方面的研究。深思造成以上差异的缘由，不仅源于两岸研究力量和关注热点的差距，更源于“玩具”观这一根本价值观的差异。
尽管如此，两岸的在历年数量变化和研究力量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且均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缺乏对玩具设计人员的关注和研究，虽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台湾略领先于大陆，但对于“如何培养玩具设计人才，培养怎样的玩具设计人才”等问题并没有做出全面的解答。倘若我国的玩具研究只是聚焦于玩具本身，却忽略了设计和制作玩具的人才，那么不论经过多少年的探索，我国的玩具依然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
第二，学前儿童（0～6岁）的玩具研究仍然不够丰富。学龄前儿童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群体，而玩具是游戏活动的重要载体，但在目前的玩具研究中，却非常少见，其研究力量也主要以学前教育学和设计学为主，缺乏足够的重视。
第三，各大专业领域各自为政，“纵横联合”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在玩具研究上，各领域的专业力量都只聚焦于“自家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跨专业的合作，共同探索大家真正需要的玩具。例如，设计专业的研究者，只专注“如何实现具备某种玩具或玩具的某种特性”，却不能真正懂得玩具使用者的身心特征和发展需求，对所谓的文献依据缺乏有效的内化，最终难以设计出真正的“好玩具”。而教育专业的研究者，虽然对市面上的各种玩具都有具有实效性的良好建议，但却无法真正传达给玩具的设计者。又如经管专业的研究者，只考虑玩具企业的优化管理与发展，却忽略“玩具”的核心技术和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最终势必难以图得深远发展。
第四，当前的玩具研究，略显浮躁。我国的玩具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个年头，玩具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从几百种到几万种，玩具的制造技术越来越先进，从手工技术拓展到数码技术，玩具的适用范围越来越丰富，从儿童逐步拓展到成人，甚至老年人，但我们的孩子却越来越不喜欢玩玩具了，或许这是对玩具发展最大的否定。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摘 要]通过对国内有关旅游研究博士论文(包括博士后研究报告)与北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和北关参与高层次旅
>> 旅游学学科树构建及旅游学研究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学术研究引领旅游学科发展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 从2000~2009年《旅游学刊》载文统计探究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 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 试论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浅议高等旅游教育发展与旅游学科体系构建 旅游学科发展与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基于旅游业发展变迁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评《旅游学学科体系框架与前沿领域》 旅游学科视角下的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从混沌理论哲学观对旅游学混沌态及学科体系探讨 我国旅游学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建构研究 旅游学科研究进展及当前研究热点领域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二） 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关于旅游学科发展与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 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 近五年国外旅游学研究趋势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通过对国内有关旅游研究博士论文(包括博士后研究报告)与北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和北关参与高层次旅游研究的学科类别、学科参与度及选题背景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同时学科参与总体上分散但又相对集中的趋势都比较明显。文章最后就中国旅游学学科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关键词]旅游研究；博士论文；旅游学学科；中国国内；北美[中图分类号]P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6―0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