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07:15:54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1篇
1.实践性教学资源还不够丰富。我们曾经尝试主要把实践教学的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够提供便利。其次，校外缺乏固定、制度化的合作单位，学生社会实践还缺乏充足的条件。
2.课程的阅读参考文献比较丰富，而且一些参考文献是英文的，学生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还存在一定难度。
3.网络硬件和软件条件有待提高。实验室计算机还未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系统。公共政策课程需要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还没有实现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计算机模拟可以让学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
二、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
“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本科生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是提升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关键，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教学目标上，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建立公共政策课程新的教学体系，力求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要求建设优化的网络教学环境，完成教学视频上网；参考题目、作业、常见问题上网，建立网上答疑平台，视频互动平台。“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帮助建设完整、科学的课程评价考核体系。
2“.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可以帮助建设本课程的实践教学课堂，保证实践课堂固定、规范化。公共政策学科的本科生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来提升公共责任意识、个人服务能力，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素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教育要培养出“以人为本”，具有工作责任感、社会道德感、公共服务意识的高级决策人才。
3“.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彰显本课程的教育特色。专业学位本科生学科知识相对薄弱、实践经验相对丰富，若采用的培养模式割舍了这两类学生的整体特征和个性差异，不能有效地调动两类学生的协调与互动，都很难取得较好的培养效果。前者囿于公共政策学科的特性，很难找到一种实践的平台；后者中有些高层次学生在单位是领导者“一把手”，在学校则是学生的身份，心理上难以适应身份的迅速转变；而导师也是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授课的对象、指导的学生可能是年龄相仿的群体、也可能是职位、级别更高的领导，如何充分履行教师的职责，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保持适当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导师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科学生教育迫切需要桥梁、中介来承担这种沟通职能。
三、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
“实践型”教学模式主要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和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政策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进一步加深对基本分析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力求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及政策影响的波及性，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改革模式在本科生教育教学中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考试制度与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
1.课堂教学。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传统方式，我们开始运用案例权变式教学、情景教学、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团队合作社会实践模式等多样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以增强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方法。授课老师积累丰富的案例，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真实的案例入手，从中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理论思考，逐步过渡到成熟的公共政策理论讲解。从案例到理论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决策理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贯通到实践中，充分体现决策科学的实践性特色。补充公共政策的案例和音像资料，如关于废除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拘押政策的建议，全球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深圳的行政三分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等。做到了教材配套齐全和满足教学的需要。
（2）情景教学方法。通过场景模拟，角色扮演，为学生发挥公众影响力、阐释决策理念、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外部激发。例如，让学生扮演“市长”、“总经理”等角色，现场就问题进行决策。由于游戏是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场景的模仿，因此也是一种体验法；同时游戏还有揭示道理的作用，即通常说的寓教于乐。
（3）政府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授课老师计划请优秀决策者到课堂现场说法，把决策者在实践中的切身体验，传输给学生。
（4）团队学习模式。小组合作，妙趣横生。授课老师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并给每个小组布置阅读材料，采用团队结构，使学生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每个小组根据阅读材料，做成PPT，在课堂上依次做PRESENTASTION。
2.实践课程设计方法。
（1）实践性教学环境建设。我们把实践教学的一部分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有些问题本身就是学校相关部门关心和头疼的问题，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提供便利。同时，我院已建立起淄博市城管执法局、张店区政府两个实践教学基地，与一些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公共政策学的实践性教学及课题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小组课程实践活动。主要引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去了解政策问题、分析和描述政策问题、提出建议、游说相关部门实施建议、监控和评价效果、提出改进建议。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合作精神，而且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公益心。学生的实践活动主要在课外进行，课堂上安排学生就实践活动成果进行汇报。同时鼓励学生在汇报课题研究成果和小组讨论成果时运用多媒体。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提出改进意见。学生就我校同学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到学校相关部门了解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帮助相关部门实施落实。内容包括校园安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宿舍安全问题、食堂卫生、饭菜质量、服务质量、课程设置、困难补助的发放、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问题、学生素质课程开设、网络收费及安全问题、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图书馆服务问题等等，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便利。
3.建设网络教学环境。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学习提供更方便、灵活的服务，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以及快速网络通道。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让学生通过计算机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
4.改革考试制度。成绩评定由试卷考试转变变为“读书笔记+小组讨论+课程实践报告”，发表文章和参与科研项目可以加分。这样的制度，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在公开刊物，积极参与科研实践项目。
5.论文写作。以往的论文写作，往往是由学生提出相应的选题，然后由导师进行相应的甄选，这种的模式囿于学生所学知识、视野的局限，论文选题往往是陈陈相因，毫无新意，而采用“实践型”模式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工作性质与个性特征，从科学学位学生中选取合适的人选协助专业学位学生筛选论文选题，确定既来源于本职工作，又体现导师研究方向的选题。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2篇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由国务院于2001年6月12日颁布实施,四个月后的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报国务院批准后暂停执行该政策,一年后的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停止在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这一政策被正式终结,创造了共和国公共政策由实施到终结的最短时间纪录｡这一政策实施的后果也远远超出了当初管理层的预期,那么,它究竟出了什么新问题,新问题的症结又何在?笔者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重新考察这一典型案例后认为,正是由于“国有股减持”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策主体的不完全､政策新问题的模糊和政策客体利益的被公然侵犯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成熟等促使该项公共政策迅速走向终结｡一､“国有股减持”的公共政策实质《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全文共包括16条｡诚如这一政策的标题所言,“国有股减持”的政策目的是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来,更进一步是为“开拓社会保障资金新的筹资渠道”和“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这种表述中可以看出管理层赋予“国有股减持”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功能,而且,这一功能的发挥具有覆盖全社会的性质,显而易见,这是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同时,这一政策也具备了公共政策通常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即公共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办法》一文是由财政部拟订并经由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因而是合法的政府决定,体现了政府调节经济社会的意志｡《办法》又是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因而具有权威性｡从这一政策功能的对象分析,“国有股减持”是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对证券市场的所有参和者都将产生影响,具有广泛的公共性特征｡比如《办法》中的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减持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下同)是指向社会公众及证券投资基金等公共投资者转让上市公司(包括拟上市公司,下同)国有股的行为｡”[1]再比如《办法》中的第5条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未满三年的,拟出售的国有股通过划拨方式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由其委托该公司在公开募股时一次或分次出售｡国有股存量出售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1]所引用条文中的“社会公众”､“公共投资者”､“公开募股”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字眼标识出这一政策的公共性含义｡二､“国有股减持”的公共政策系统分析依据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框架,公共政策系统主要由系统的主体､系统的客体和系统环境三者所构成｡系统的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参和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监督､调整和终结的个人､团体或机构等;系统的客体是指公共政策的功能对象,主要包括需要解决的社会新问题和公共政策影响到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成员当中,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机构､团体等法人;而系统环境指的是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政治文化环境､现实中的各种制度布置以及国际环境等｡(一)政策主体分析我国国有资产实行“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1]的原则｡因此,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国务院是唯一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法人｡该《办法》所指“国有股减持”事实上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让渡行为,国务院作为这一公共政策的行为主体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一《办法》的制定､实施等过程都是经由国务院这一最高行政当局确认的,这就更凸显了国务院的政策主体性质｡但是,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了少数特大型的中心直属企业外,国有资产通常都是由国务院授权分级实施管理的｡财政部(含国资委)集中了全国意义上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能,通常所谓的部属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等也都是从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意义上来界说的｡因此,在中国,各相关部委､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或多或少拥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能,而国有资产的直接经营则由经过授权的企业具体运作｡这样,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就是由一系列长长的委托—链条所构成｡因此,除国务院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自然成为这一公共政策的行为主体外,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以及拥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的直接经营者也理应成为这一公共政策的行为主体｡然而,该《办法》基本上是由财政部一家行为主体起草并报国务院批准的,它主要体现的是国有资产管理者之一的财政部的利益,而其他行为主体由于不能参和到《办法》的起草工作,其利益诉求在《办法》里难以得到合理表达｡因此,本来应该经由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产生的《办法》却仅仅代表了某一部门的一孔之见,该《办法》的实施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一句话,政策主体的缺失是这一政策短命的根本原因｡(二)政策客体分析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是为解决社会上的某一公共新问题而来,就“国有股减持”这一政策而言,新问题似乎是明确的和清楚的,即“开拓社会保障资金新的筹资渠道”和“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对于前者,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变卖国有资产来弥补社保资金的缺口,开拓新的筹资渠道,似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想选择,但是,新问题的关键在于,证券市场的参和者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办法》中的欲取之“民”和社保资金的受益者即欲用之于“民”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这种大规模的“转移支付”理所当然引起数千万投资者的惊惶失措｡对于后者,投资者参和证券市场不但付出了高昂的交易成本(中国是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证券市场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少得可怜(事实上的负回报)｡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国家从证券市场收取的印花税高达2100亿元,而上市公司对广大投资者的分红仅仅是600亿元(未扣除20的红利税)[2]｡这已经是最大限度“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了｡而社保资金的缺口也开始打起股民的注重,还美其名曰“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投资者怎能不“用脚投票”呢?因此,这一公共政策所界定的新问题不仅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而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一句话,这一公共政策是“和民争利”的政策｡就这一政策所功能的社会成员来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证券市场上的各类投资者,如散户､券商和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另一类是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者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同上市公司的利益相一致,但由于国有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而证券市场上经常发生的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主要是国有控股股东的“一股独大”地位造成的｡因此,通过减持国有股,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化,将逐步削弱国有股东的控股地位,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长远看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但市场的运行和此恰恰相反,这不难理解｡对上市公司来说,国有股权的出让是在不危机其控股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减持国有股所得收入充作社保资金,上市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不能从减持中得到任何收益,因此,它没有积极性去推动这一政策的实施｡从黔轮胎和中国嘉陵国有股减持试点的不了了之即可看出这一点｡而对广大投资者而言,他们首先选择“减持”手中的股票同样是理性的,因为无论是否“采取市场定价方式”减持国有股,面对占市场总股本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流通股即将进入市场流通,在没有新的大规模的资金介入的前提下,原有市场的供求均衡由于供方的增加而被打破,整个市场价值中枢的下移是必然的,而让投资者以现有流通股价的所谓“市价”为那些非流通股买单更近乎巧取豪夺,市场的疯狂下跌也就在所难免｡(三)政策环境分析从管理层选择《办法》出台的背景分析,看得出是煞费苦心的｡2001年6月,我国股市正处于1999年“5•19”行情以来的高位｡从财政部的角度考虑,在这个时候实施“国有股减持”的政策,国有资产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既能多筹集些社保资金,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而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这仅仅是财政部的一相情愿,证券市场以加速下跌往返应这种“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最终使该政策迅速流产｡这充分表明,当时的政策环境并不成熟｡其原因在于:其一,是由我国证券市场所固有的深刻矛盾决定的｡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之初的错误定位,即服务于国企改革而不是通过证券市场发现价格,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上,不是按照国际惯例而是极富中国特色:即股东身份化,同股不同权｡同一公司不仅有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还有H股､B股等,而且国有股和法人股不答应上市流通｡因此,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可以这样认为,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价格被完全扭曲的市场｡因此,所谓的按“市场定价方式”减持国有股从理论上就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新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应该减持国有股以及何时减持国有股,而在于扎扎实实进行我国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构造｡比如,确立某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后,所有新的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实行全流通(目前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中所谓的“新老划断”即是此意),而不是让“非流通”新问题越积累越多从而成为尾大不掉之势,更不应该急于将国有资产变现来强制使其实现“价值回归”,因为这是对二级市场的参和者极不负责的做法｡其二,是由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本质决定的｡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初始的错误定位,在这样一个价格被总体扭曲的市场上进行股票的买卖活动,根本上就是一种投机行为,吴敬琏先生2001年初有关股票市场是一个“大”的论断言之凿凿｡因此,在投机之风最为盛行(网络泡沫,“庄家”充斥)的2001年6月,管理层不是去加强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抑制疯狂的投机行为,而是趁机抛出“国有股减持”这一重大公共政策,意图高位变现国有资产“和民争利”,就带有明显的国家机会主义性质,数千万市场参和者当然不会买账｡其三,政策环境的不成熟还表现在这一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由各相关利益主､客体充分协商,讨价还价的产物,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垄断的结果｡前面已经论及,《办法》一文是国务院委托财政部起草的,财政部作为国有资产的授权管理者,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因此,对财政部而言,国有资产卖的价位越高越好,即实现其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办法》一文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关键新问题在于,“国有股减持”是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涉及到千千万万市场参和者的利益,《办法》一文反映不出他们的利益取向,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这一政策遭到抵制也就顺理成章｡另外,前期“国有股减持”在黔轮胎和中国嘉陵上试点的不成功也表明政策环境的欠成熟｡三､结论综上所述,由于“国有股减持”这一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政策主体利益的漠视和缺少政策客体的公众参和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成熟,最终导致了该项公共政策的彻底失败,不仅严重损害了市场参和各方的利益,也大大降低了管理层的公信力,是一个多方共输的政策结局｡其中最核心的新问题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单边主义”行为｡从2001年10月22日该政策被暂停执行到2002年6月23日该政策被正式终结,其间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尽管管理层公开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有关“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其中不乏优秀者),但是管理层始终未能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正,这种“不作为”在使该项政策被完全终结的同时,也错过了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基础性制度构造的良好契机｡目前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则是我国证券市场在相当程度上被“推倒重来”的结果｡“国有股减持”作为当时市场参和各方的“集体记忆”为我们今后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面鲜活的教材｡参考文献:[1]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蔡慎坤.中国股市走近生死边缘亟待真正的推倒和重来[N].证券导报,2005-01-31.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价值利益
美国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学系统分析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因而得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这一定义突出了三个思想：
1．制定公共政策是为了价值分配
2．分配的范围是全社会
3．分配的影响力是权威性
很显然，这种理解是从政治学原理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在这里关于“价值”的理解是最宽泛的，它包括了一切有用的资源。这种理解暗含着一个基本的政治学的假设，即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公共政策就是政府进行社会性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那么要实现“对全社会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的公共政策的主体在行为中必将是“趋利弊害”的，也就是说有要求达到“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这样政策的效果才能凸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去保护，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削弱了甚至是打击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以达到一种新的利益结构。这种主张本质上体现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一、对戴维?伊斯顿的公共政策价值的追问
“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换言之，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其本身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种定义天然地存在着缺陷。
追问一: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公共政策的确具有价值分配功能，但人们会沿着这一话语逻辑发问：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与分配同系列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否也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所在？我们认为，公共政策除了分配社会价值的功能外，还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社会价值的功能，表现在：1）政府通过执行直接投资、国家控股等政策，直接创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2）通过签订和执行政府间外贸协议，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互相交换社会价值。WTO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外社会价值的交换和互惠。3）通过制定扩大内需等政策，鼓励民众消费社会价值。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消费功能，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功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追问二：全社会的价值都能够分配吗？在戴维?伊斯顿的视野中，价值就是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对人们有效用的东西太多了：阳光、雨露、地热、臭氧层等是价值；财产、权力、地位、荣誉等也是价值。前者显然是公共政策所不能分配的，后者则可以经由公共政策被分配给不同的群体。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自然价值，把后者称为人为价值。一般地说，公共政策能够分配人为价值，但却不能分配自然价值。
追问三：以什么样的价值体系进行分配？从逻辑上说，政府首先必须起自身的价值标准，才可能对社会价值进行分配。换言之，政府根据什么标准分配社会价值，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不可一概而论。
追问四：价值的分配对象一定是或选吗？在戴维?伊斯顿看来，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种价值，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假设：公共政策的对象既有受益者又有非受益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分配价值时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既有受益者又有非受益者，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二是只有受益者，没有非受益者，比如政府加强国防的公共政策，能够为全社会带来价值；三是只有非受益者，没有受益者。比如阿富汗政权，在国内推行强权压制，在国际上又庇护恐怖组织，最后造成以美英为首的“反恐”联合军队的空中地面的沉重打击。国内的强权政策没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福祉，反而造成了国力衰微和民生凋敝，可谓内忧外患。这就是一种完全失败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并非分配的或选性。
综上可见，戴维?伊斯顿的这种顺应功利主义价值引导的主张，更多地顾及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更多地关注政策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政策的社会效益，更多地关注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社会精神生活的享受，从本质上没有完成平衡利益，所以有着明显的弊端，并且是经不起追问的！
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其优点
在政治学理论当中，现代公共政策价值依据主要是来自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的界定，而后者植根于深厚的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以功利主义为其基本的出发点。秉持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学者，以行为所能带来的效果来衡量该行为的价值，属于行为的“效果论”（Consequentialtheories）。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过多地讨论抽象的道德规范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理性、自利的个人，他的最大追求就是趋利避害，寻求自身的“快乐”（pleasure）。因此，如果一项行为，能够给行为者或行为所涉及到的人（peopleconcemed，involved）带来快乐，并进而给全社会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它就是道德的。
回顾现代政府的政策实践，我们发现，功利主义较之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因其便于操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价值判断标准。归根结底，这种选择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与现代政府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能而作出的当然选择。
现代政府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当时的思想家们重新诠释了政府的起源和基本的职能。洛克（JohnLocke）在《政府论》一书中，对此就作了经典性的论述。他论证道，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naturalstate）。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虽然过着自由、理想的生活，但是由于缺乏有权威的公共裁判者，当发生争端或它的成员受到伤害时，就有无法进行申诉和决定争端等种种“不方便”之处。为了避免并挽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s），让渡出一部分天赋的基本权利，共同形成政府的公共权力。但是，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权仍然得以保留。政府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构，其基本职能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分割的权利；而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的福利。”
近代以来的民主政府皆秉持这一信念，通过宣告“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这一目标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样，公共权力不再是君主或少数统治阶级推行自己的意志、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压迫的手段，它最基本的职能是服务，是作为社会冲突与纠纷必要的处理者和裁判者而存在，是社会自由运转之外的一个补充力量。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政府的管理触角伸到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它的职能仍大致规范于“纠正市场缺陷，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秩序”三个方面。政府职能的履行是通过输出公共政策来实现的，因而，一个合理合法的公共政策必须与政府的宗旨相吻合，即它必须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这一功利主义的准则为基本的衡量标准。
功利主义的突出优点主要表现在：
1、肯定和突出了人的自然性??欲望和追求
2、对幸福和追求快乐生活的推崇
3、政府以公共权力主体的角色出现，使政府的职能与行为最大限度地社会化
4、以“效果论”来评价公共政策的价值鲜明可见
5、以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公共政策以及行为结果是对社会科学的丰满
三、功利主义公共政策的悖论
一座小城陷入了极度混乱和经济贫困，失业人数剧增，领导混乱，公民生活悲惨。只有使一小部分公民沦为奴隶才能解决所有重要的社会问题。实现奴隶制度会使社会幸福水准普遍提高，甚至奴隶在物质方面的境况也不会比先前更恶化。但是，奴役少数人，使之为大多数人服务显然是不道德的。大多数人无权以这种方式对待少数人”。当然，这个反例证描述的是一种虚拟的极端化的情形，但是它已经相当深刻地暴露出功利主义伦理道德上的严重缺陷--为了达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道德地”忽略或侵害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
所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理性化程度高、强制性高的公共政策中，往往导致某些群体和个体产生倒退性的失范行为，这种失范行为的表现集中于两个方面：只讲物质利益的追求，拜金主义严重，不讲精神利益；只讲个人利益，不顾集体与国家利益。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是要在不同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中，寻求出平衡利益关系，解决利益矛盾的量与质的规定，以约束和规范多元利益主体。因此，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同时，无法控制少数人的利益，补偿他们的代价，在解构一种旧价值的同时，没有能力去建立一种新价值，以此达到利益的平衡。这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上不可摆脱的缺陷。
四、政治学视野中的公共政策价值
（一）透析价值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价值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的社会存在之于人们的意识的一种反映。价值之于个体是关于事物好与坏，对与错，优与劣，强与弱，多与少的一种主观认定，之于群体则是一种主观认定，又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一种主观认定与客观存在相统一的偏好。同时价值还是主观思维沉淀的产物，亦是一种思维定势，它表现为一定的主体所具有的不依具体情况的改变而转移的期望，肯定，支持或反对，放弃，厌恶的评价标准。
总之，价值的本质是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
（二）公共政策的价值的确认和导向原则
价值标准，价值组合，价值对抗，价值假定，价值分析，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分配等价值问题构成了现代公共政策的基石。可以认为，一切公共政策都是为了寻求价值，确认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
政府所做的事业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基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广大群众的物质与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人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追求着某种价值目标，价值目标越大，越是同活动的主体的需要相一致，人们所激发的潜能也就越大。所以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价值取向是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实践活动提出行动导向，离开了导向，就失去了政策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导向是有原则的：
1、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通常人们都按照自身需求去进行价值选择，千方百计地要求实现其目的，但困难在于如何使主体需求的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尺度结合，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想统一。
2、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统一。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工具，公共政策要具有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功能。协调不同的人的需要与利益，就个体需要或价值，会处于矛盾状态，只讲个人选择，不讲社会选择，或者只谈社会选择，不谈个人选择，都有其片面性。
3、兼顾与急需的统一。任何选择，不是无重点的，比如，对于那些多数人温饱尚无解决的贫困地区，当地政府的政策价值取向首先是脱困，而对于那些温饱早已解决的地方，其政策取向却是奔小康。急需解决什么，兼顾解决什么是不同的，但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是必须坚持的。
确认政策的价值涵义关键在于确认价值的性质，目的及其利益的倾向。在这里，主要通过确认两个问题来实现：其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体价值认同的一致性，其中涉及两个主体和一种关系，即政策制定系统的认同程度，政策适用系统的认同程度以及两个系统之间在特定政策问题上的认同程度。其二，该项政策的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理。
（三）政治学中视野中的分析
1、功利主义在公共政策价值评价上的偏颇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策科学”诞生以来，科学技术和数学模型被广泛得运用过程中，高度地和功利主义相结合，并且大大解决了以往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对改进政策制定和提高政策质量产生多大影响和意义”这个客观事实，大大提高了政策的有效度。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理性选择模式”还是“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无不是通过对各种预备政策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预测和比较，对方案的投入--产出进行估价，最后选择“最佳的方案”或“令人满意的方案”但是就其一般而论，一项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及其理性选择要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A．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在社会群体中的比重
B．详尽了解相关的资料
C．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种可能的政策方案
D．充分把握每一种政策方案各种可能的结果
E．准确估计每一种政策方案的损益期望值和社会价值比
F．合理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政策方案
从实践的情况来但，要在一项政策过程中同时具备上述诸多方面的要件几乎不可能。按照上述标准进行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价值评估，要么，事实上无法进行，要么会陷入各种可能的误区或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对任何具体的，实际的公共政策问题来说，政策的分析过程和决定过程都是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不仅来自人类认同自身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基本原则的情感倾向和利益追求，而且来自人类判别自然界运动法则和相互关系的时空界限，前者导致了政策决策者对社会基本价值标准的不同理解，后者则造成了政策分析者应用理性化分析方法的有限性，从而使得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分析只具备部分的，过程的意义，而不具有全部的，结论的意义。
综上，功利主义的方法论??政策科学理性主义，是在一种特定前提假设下进行的，即首先把社会中的人群假定为理性的人或群体，也正是在人的理性化的问题上，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逻辑起点显得先天不足！
2、政治学在公共政策价值评价上的界定??利益优先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对于公共政策价值的界定是有以个鲜明的前提的，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就是说，人们总是“趋利弊害”，但与功利主义的“趋利弊害”在本质上是向左的，我们在政治学领域所说的“利”是有社会化形式下的“利”，是在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不得以损伤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正是基于以上观点，政治学认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求的外界物质的关系中产生的。价值产生在实践基础之上，反映了主客体关系中的人的、及其需求，表现为人从满足需求的角度对客体进行的评判，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客体之于主体的的意义和效用”，满足人的需求越大，其价值也越大。但价值的大小来自何处呢？是来自满足人的需求的客体，即利益。正是不同利益的存在，才产生不同的评判价值。因为价值不能是超现实的、离开一定的客体形式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作为联系主客体关系的价值，尽管反映了人们需求效用的大小，但毕竟不是满足人们需求的具体资源。有利益存在，才有价值存在。根据价值的定义，即主客体关系中，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政治学视野中的公共政策价值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政府--公共政策，其中主体是政府，客体是公共政策。政策之于政府的意义和效用在于它的实施推行过程中使政府得到满意的利益分配。
第二层次：公共政策--群众，其中主体是公共政策，客体是群众。群众之于政策的意义和效用在于，群众社会中公共问题在公共政策的指引和推行中得以解决。
通观两个层次，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要得到公共政策的利益最大化，获得价值其动力是有效政府的建立和群众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只有在这两个支点的强力支撑下，此行为价值域才有意义。
A．有效政府的建立
对于有效政府来说，合理的制度基础是一个制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政府可以低成本地实现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制度效率，动态效率。我们认为有效政府需要四个基础要素：市场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
（1）市场政府
有效政府是一个市场政府，即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它意味着政府的职能必须市场化，不再直接经营竞争性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让市场去生产和供给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并且在集体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面选择多样化的机制，允许有关方面在如下方面进行选择：政府生产和政府供给、市场生产和政府供给、市场生产和市场供给。把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营造一个有利的激励环境，建设市场制度，并促进市场的有序运行。
（2）法治政府
有效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有效政府不仅仅应该在操作层次上能够有效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而且还应该具有行为的确定行和可预见性，并使政府行为的制度符合这样的逻辑，即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制定坏的政策，同时又能够鼓励选择好的政策；鼓励抵制执行坏的政策，实施好的政策。这就需要建设法治政府，让政府的行为完全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行。
（3）分权政府
有效政府应该是一个分权的政府。这对于一个大国的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不完善。"要使一个大国免于因内部的不完善而被摧毁，就需要建设适当的制度，来配置权力，避免过分集权和过分分权。从经济上来说，适当分权的政府要做到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应该落实在适当的成本收益单位上。适当分权的政府，可以使政府贴近公民的需要，使政府据有比较准确的成本和收益感觉，切实履行为公民服务的责任，从而更好地实现配置效率；适当分权的政府，可以减少搭便车的问题，减少寻租和腐败；适当分权的政府，可以培养公民的自力更生精神，自主治理公共事务，不再一旦有事就依靠政府来解决，这样就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使政府能够把有限的资源用于解决最为迫切需要的问题上。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经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适当的制度安排条件下，人类能够非常有效地自主解决自己的公共问题，而不需要外在政府的干预。这说明，实行分权政府，鼓励自主治理，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有效的。
（4）民主政府
有效政府也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政府，或者说是一个充满竞争活力的政府。在此，民主未必一定要人民当家作主，完全控制政府官员，让政府官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仆人，因为从实践上来看，公民当家作主、完全控制政府官员、官员成为真正仆人的民主，其交易成本非常高，是不可行的。而且这样的民主往往使得民选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公共开支的压力，导致大政府，也易于导致许多学者所说的"民主的暴政"，结果就会像拉丁美洲的民主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也可能像印度那样，政府无法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难以节省公共开支，推行市场化的变革，更可能因为民主负担过高，而导致实际上普遍的政治冷漠，给少数人假借民意独行专制的机会。实际的民主，应该是公民负担得起、也愿意负担的民主，是支持有限政府，并以依宪治政和依法行政为框架，以分权框架下的自主治理为基础的民主。这种民主提供特定的激励机制，它激励公民适当地参与公共生活，激励政府官员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一味地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偏好。在这种低要求同时也是低成本的现实的民主制度下，公民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使得政府官员在竞争的激励下，有效降低施政成本，提高效率。
B、公众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一层面：技术层面
减少公众的主观差距，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缓和公众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即政府不是直接采取针对该公共问题的行动，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而是开动宣传机器，推行政治社会化，以政府的价值判断影响公众，企图使公众感到：问题原来没自己想的那么严重；或者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这是一种比较适用于对危机的暂时性处理的政策做法。它给人以安慰，能够暂时慰藉公众的紧张状态。例如，1929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它在亚洲则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失业人口激增，民怨沸腾，日本政府为转移国内的尖锐矛盾，于是“明智”地选择了扩军--战争--侵略的道路。接下来便是“日韩战争”，“侵华战争”。这样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被转嫁出去了。但这种公共政策往往给人玩弄权术，麻痹公众之感，并且不是长久之益。
第二层面：内容层面
减少公众的客观差距，即公共政策着眼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直接接受公共问题的挑战。具体说来，它包括生产社会利益；分配社会利益；交换社会利益以及消费社会利益。说到底就是在控制公众利益和权衡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无疑应当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但公众利益需求在现实过程中既存在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方面。就政府的社会职能而言，政府必须调和不同群体或阶层意识和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因此，政府必须调和不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借公共权力。在公共利益的处理问题上，政府公共政策的水平集中表现在发掘相同点，平衡不同利益需求的能力上，具体表现在通过一种有意识的、合理的政策序列的设计和安排，既能够保证公众的一致性的利益，又能顾及少数公众的特殊利益。那么如何有效地平衡公众的利益需求呢？政府必须建立一定的理念，确定一定的标准，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平衡不同的政策诉求。其中，强调利益的分享，理性地追求和确定相关各方利益的相同点、近似点、相通点并加以事实的陈述，是一种缓解、减弱利益冲突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有六个视角：
其一，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处在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为相关的利益群体围绕既定的政策问题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并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使之成为最终的政策决定。而最终的决定事实上常常较多地反映了一定利益团体的直接利益，并冠以公众利益的名义。问题在于，在反映一定利益团体利益的同时，该政策是否伤害了非对立方的公众。如果一项政策在较多地反映一定利益团体的直接利益的同时亦为其他公众带来了间接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在多数情况下是可行的。
其二，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某些公共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给一定的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利益损害，但在更长的时间内却可以该公众包括损害者带来新的利益，并且，受损者或许可以得到新的利益。
其三，形式利益与内容利益。对公众来说，在某些公共政策问题上，与其说感的是政策的内容及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不如说感的是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公众的民利是否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否因为政府的公共政策而确立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准则。
其四，利益和代价。通常，获取一定的利益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代价并不一定总是与利益成正比。那么我们就应该讨论公共政策的利益和公共政策的代价是否要同时集于一定的社会群体身上呢？。这可做三种理解：第一，公共政策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统筹公共利益。第二，公共政策不是商业行为，不可能以钱物交换的商业规则来处理问题。第三，公共政策的利益表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多种形式在总量上实现公共的付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在于一定时间的公共政策是否惠顾到了社会的利益主体。
其五，利益的综合。公共政策是规范人们在追求利益所出现的矛盾的或冲突中的行为，同时还要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又要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政策的作用是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排除那些消极因素，把各种利益矛盾尽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其六，利益的落实。政策分配利益，满足一部分利益群体的合理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利益群体能否按照政府的预定目标，获得应有的利益。这不仅是相关的利益群体关心的事，更是政府关心的事。政府的主体地位，需要它们主动地把政策的内容贯彻到实践中去，产生应有的政策效果。即从本质上讲，使得分配的利益到位。
五、结论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对政府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及其相互转换的过程，即利益调整的政治过程和技术过程。所以就公共政策的价值而言，在批判地吸收功利主义方法论??效果论的同时，我们必须从政治学的视野出发，付与公共政策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在利益优先的前提下，选择利益，分配利益，综合利益，落实利益，最终达到平衡利益，解决公众问题，只有这样作为公共政策载体的政府才能是有效和合理的政府，它的行为才能真正的贯彻和执行。
中国已经正是地加入了WTO，这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制定和评估某项公共政策时必须坚持公众利益的优先，只有这样才能在主观上保持了政府的正义，客观上保证了行为的有效，也只有这样才是符合WTO标准的政府。我们还要指出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价值评估无疑是在揭示了公共政策的本质的同时，也为公共政策价值判断建立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系，为政府行为的良性循环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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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若干领域政策实践的中国公共决策模式及其现代化路径研究”（编号：712330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社会矛盾预防研究”（编号：11JZD029）
作者：彭宗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主任；邵东珂、毛佩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4
[摘 要]现代公共政策学科及其研究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两国当代公共政策研究之间到底有哪些异同？本文对1994―2012年期间中国和美国发表在权威公共管理研究期刊上的学术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计量性比较分析。不仅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态势，而且更多地通过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来尽可能准确判断中美公共政策研究所存在的共性与差异。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彼此在研究主题、研究资助、研究方法、研究数据来源、论文结构、论文被引用率、参考文献数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作者供职机构、作者人数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文献计量；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114-07
一、引言
现代的公共政策研究端起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几十年来，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呈现了研究领域不断微观和精细，研究工具方法日益多元和综合，研究领域和视野不断拓展与延伸的繁荣局面。
反观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公共政策研究开始传入我国。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已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间，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如理论框架基本确立、学术科研成果斐然、实践价值日益显现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研究方法落后、缺乏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消化与吸收等，这些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1]
于是，一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与美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有差异吗？如果有的话，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对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历程与现状进行梳理，并通过对比美国，来确定是否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并准确地标示出差异所在，以为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对象与文献选择
为了更好地对比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我们将从中国和美国的公共政策期刊及其相关期刊中各选取一本权威学术期刊进行系统比较。我们的前提假定是：发表在中美权威学术期刊的公共政策学术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两国公共政策的研究状况。
接着，我们明确了所选取的学术期刊及其选取原因，并定义了公共政策研究，以清晰地做比较研究。
（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期刊介绍
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两本专门针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刊物。一本刊物是采用以书代刊方式、2007年才开始出版（每年仅一期）的《中国公共政策评论》。另一本刊物是2012年才开始正式出刊的《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因此，这两本刊物无论是在文献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文献的历史比较上，均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鉴于此，我们选取与公共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这些期刊包括《公共管理学报》和《中国行政管理》等，但多数期刊创刊时间较晚，如《公共管理学报》创刊于2003年，样本量较小不利于比较。综合考虑后，我们选择创刊较早（1985年）且常有公共政策研究文献发表的《中国行政管理》作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来源。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在1985年至1993年间的文献无法查询到，因此，实际可查询到的最早的文献是从1994年开始的。
（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期刊介绍
随着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涌现出一大批与公共政策研究相关的刊物。这些期刊可划分为四类。第一类覆盖公共政策的不同领域和议题，如Policy Studies Journal、Policy Studies Review等。这类期刊关注美国及他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分析政府行为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效果。另外，由于政策分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和视角，一批关注政策分析的期刊应运而生，如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Policy Analysis等，这类期刊主要涉及政策分析与管理的书评和文章，这便是第二类期刊。第三类期刊注重公共政策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等，探讨会计学、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类是美国的诸多公共行政和政治学期刊也会刊登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如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
考虑到要使中国和美国的期刊的可比性较强，故我们没有选取前三类期刊，而是选取与《中国行政管理》相类似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以下简称PAR）作为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期刊的代表。PAR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顶级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一，创刊于1940年。内容包括公共管理的相关研究、理论和实践，旨在分析当前学科的发展趋势，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基础。作为一本公共管理类综合性期刊，PAR还包含大量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另外，该期刊也是美国学界唯一一本同时服务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的一本学术期刊[2]，这一特点与《中国行政管理》十分相似。故选取《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作比较是科学合理的。
（三）对公共政策研究的界定
为了更好地对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需要事先界定公共政策研究的内涵。国内外学界并没有就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围达成一致的看法。德洛尔、奈格尔和戴伊对政策科学作了最广义的理解，将它界定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是为了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的研究；奎德和邓恩则作了次广义的理解，将它看作一种应用性的学科，强调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产生政策相关知识或信息；小麦克雷和帕顿作了较狭义的理解，认为政策分析主要研究备选方案的评估和选择；韦默等则强调政策分析的职业化方向。[3]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秉持广义的理解，把《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具有以下特征的文献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范畴：第一，宏观层面的研究，即对政策战略、规划、范式的研究；第二，中观层面的研究，即对政策系统（包括体制/机制/法制）、政策过程、政策工具、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的研究；第三，微观层面的研究，对某具体领域政策、政策经验总结和政策比较的研究；第四，综合上述三种的文献综述类研究。
三、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目前，尚且没有学者对公共政策研究进行文献计量研究（即“对研究的研究”）。但与之相关的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危机管理领域已有不少类似的研究。这些既有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公共政策研究存在的差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既有研究主要使用两类方法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第一类是使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代表人物包括Perry、Kraemer[4]和Wright等[5]国外学者，以及我国的何艳玲[6]、尚虎平[7]、吕孝礼等[8]、范柏乃和楼晓靖[9]等学者。例如，Xun Wu等人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公共管理类期刊进行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文章结构等方面的比较[10]；董建新等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五本中国公共行政学期刊进行分析，探讨了研究方法的趋势，提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需要加以重视的深层问题。[11]
第二类是使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如Stallings 和 Ferris运用了非参数检验法对PAR中文章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不同时间段的文章所呈现出的差异。[12]Houston 和 Delevan运用非参数检验法对APSR、AER、ASR三本期刊的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了差异性比较分析。[13]
总的来说，目前与公共政策领域最相关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以使用描述性统计法为主。对本研究而言，仅使用描述性统计不足以说明中美公共政策之间的差异，也很难进行深入地比较分析，因而本文结合上述两类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不仅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态势，而且更多地通过非参数检验法来准确地判断出中美公共政策研究所存在的差异。
我们系统梳理了从1994年到2012年间《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文献。我们将符合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进行了编码，并录入形成数据库。其中，我们所选取的《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分别是326篇和113篇。所选取的文章的年份与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所选取文章的年份和数量
编码过程如下：我们对每篇文章进行了四个大类共九个变量的编码。分别是第一大类：研究选题，包括研究主题（分为概念类、关系类和评价类）和研究资助（分为无资助和有资助）；第二大类：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方法（分为实证分析、历史研究、描述研究、逻辑分析、其他方法和没有特别的方法）、研究数据来源（分为一手数据、二手数据和无数据）；第三大类：研究规范性，包括论文结构（分为结构完整和结构不完整）、论文被引用率（分为0、1-10、11-20、21-30、31-40、41-50和50次以上）、参考文献数目（分为0、1-10、11-20、21-30和31篇以上）；第四大类：研究作者情况，包括作者供职机构（分为学术机构、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作者人数（分为只有一个作者、两个作者、三个作者及以上）。
我们在Stallings和Xun Wu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四大类问题建立了九个研究假设，并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非参数检验两种方法来检验研究假设，以得出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否存在差异的客观结论。这九个研究假设具体如下：
H1：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主题分布无差异；
H2：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资助无差异；
H3：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使用无差异；
H4：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无差异。
H5：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结构无差异；
H6：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无差异；
H7：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文献数目无差异；
H8：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作者供职机构无差异；
H9：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作者人数无差异；
四、分析与发现
进行差异性检验所依据的方法原理大致为：我们需要验证所抽取的两个独立样本（两本杂志中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是否来自同一总体（两本杂志总体是否呈现相同的特征）。由于样本所属总体的分布类型不明，我们选择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对其进行检验。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的常用的方法有：Mann-Whitney U检验（等价于两组的Wilcoxon轶和检验）、Kolmogorov-Smirnov Z检验、Moses Extreme Reactions检验以及Wald-Wolfowitz Runs游程检验四种，它们通过观察样本的不同特征（如轶和、累积分布函数等）判断，但从理论上而言，选择哪种方法对结果并不产生影响。因而，我们选择最为常用的Mann-Whitney U检验。U检验的结果如表1到表10所示考虑到文章的篇幅，我们没有逐年列出中国和美国的文章数目，而是以1994-1998、1999-2003、2004-2008、2009-2012的加总形式予以展示。但在进行数据运算时，是依据原始数据而非合并后的数据。若需要逐年的数据，可与作者联系获取。。
本文根据Stallings的研究将研究主题划分为概念类（Conceptual）、关系类（Relation）和评价类（Evaluate）。其中，概念类指“研究目的是概念化一个研究问题”；关系类指“研究目的是描述两个变量或者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评价类指“研究目的是分析一个具体的政策或者项目”。 [14]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2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主题分布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主题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学者更重视对某项政策的研究，中国学者更重视对概念进行解读、界定和辨析。这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已比较成熟，很多概念已达成共识或者部分达成共识。因此，概念类的研究主题便不再居多。而在1994年至2012年间，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正处于从兴起到蓬勃发展的阶段，概念化某个研究问题是极其必要的，故很多文献集中于这类主题。
表2 研究主题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可以看出，《中国行政管理》上有资金资助的文章在2007年之后有明显增多的趋势，而1994-1999年间发表的文章均没有资金资助。反观PAR，有资金资助的文章很少，大都没有资金支持。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3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资助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资助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在2000年之后，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加大了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表3 研究资助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4可知：不能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无差异的假设。但若对1994-2009年的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我们会得到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显著差异（p值为0.084）的结论。这也可以从表4得到验证：中国学者多是使用描述研究与逻辑方法来研究公共政策问题，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研究文献没有明显的方法。而美国学者更为注重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也能看出这样的趋势：中国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来进行公共政策研究。 表4 研究方法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表5 研究数据来源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5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学者多使用二手数据或没有数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数据来源较为均匀，不仅有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也有没有使用数据的。
接着，我们对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结构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我们根据Xun Wu等人所界定的文章结构标准，把完整拥有研究问题、文献回顾、研究方法、分析和结论的研究文献称之为“文章结构完整”，反之则为“文章结构不完整”。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6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结构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可见，按照Xun Wu所界定的文章结构标准，中国学者研究公共政策的文章多是没有良好的结构的。
在本文，论文被引用率指的是这些公共政策研究论文被其他文献所引用的次数。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7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行政管理》的被引用率较高，PAR的被引用率较低。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学者人数较多，且相互引用较多，故论文被引用率较高。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期刊较少，很多优秀的公共政策研究论文大都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上，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期刊较多，发表在其他刊物的论文要更多一些。这就使得PAR上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没有《中国行政管理》高。表6 文章结构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表7 文章被引用率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8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参考文献数目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文献数目存在显著差异。在进行文章编码和统计时，我们发现，美国的参考文献一般比中国的参考文献要多一些。而且在2000年之前，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文章一般都没有参考文献。这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论文的规范性有待提高，需要明确地标示出参考文献；另一方面，中国学者需更深层次地挖掘文献，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要大量参考既有文献。
表8 参考文献数目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如表9所示，《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研究公共政策的作者大都供职于学术机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发表文章的频次比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发表文章的频次要高。而且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呈多元化的态势，有不少作者既不是工作于学术机构，也非政府机构，而是在其他类型的机构工作。但根据U检验可知：不能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身份无差异的假设，即中美两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身份情况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10可知：不能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人数无差异的假设。这说明，在所发表文章的作者人数方面，中国和美国并无差异之处。表9 作者供职机构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表10 作者人数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显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较于发源地美国，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仍存在一定差距。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中美的公共政策研究进行系统的比较，主要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首先，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选题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研究主题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多集中于某一议题的概念化层面，对于关系类研究和评价类研究相对较少，这也体现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尚处于较不成熟的阶段。就研究资助情况而言，相比美国，中国对公共政策研究获得各类资助更多一些。研究资助的充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迅速崛起的资金保障。同时也需要注意，中国受资助的公共政策研究偏多可能会影响该类研究的独立性。
其次，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得出了与许多相关研究相同的结论，即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相对缺乏实证方法的运用，虽然这一情况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善，但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文章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并不多见。就研究数据来源而言，中国学者多是使用二手数据或者没有使用数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数据更为多元化。
再次，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规范性存在着显著差异。就论文结构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规范程度较低，许多文章缺乏如文献综述、方法描述与分析等关键组成部分，这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与国际接轨造成了阻碍。就论文被引用率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论文的被引用率相对于美国较高。就参考文献数目而言，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文献一般比中国的要多一些。
最后，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作者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论是作者供职机构还是作者人数，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公共政策研究应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选题不应该只停留在概念化问题上，对于公共政策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细致探讨以及对于具体领域公共政策问题的评价性研究能够使得公共政策研究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公共政策实务，也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进一步成熟的必由之路。其次，要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简单的描述研究并不能够满足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要提倡使用实证方法，更加细致地探究公共政策中的因果关系；最后，要进一步规范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对文章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及文献参考与引用等基本规范必须成为学界共识，这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提升自我并与国际研究接轨的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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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Bibliometrics Assessment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SA： 1994-2012
Peng Zongchao Shao Dongke Mao Peijin
[Abstract]Modern Public Policy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ublic Polic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China. Wha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comparative bibliometrics assessment of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prestigious journals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S between 1994 and 2012. We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PP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S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but also utilize non-parametric test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PP study. Our analysis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P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research topic， research fund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data resources， paper’s structure， citation rate， number of references etc.， while in terms of author’s work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numbers of authors，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so significant.
[Key words]Public Policy， bibliometrics study， comparative assessment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改革原则技术途径
1.引言
西方理论较多和我国政策实践的封闭系统，造成了部分大学学生和老师的迷惑，怎样学和怎么教授是一个目前仍然没有解决教学难题。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核心教学课程，但受学科发展和教学观念等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无趣、无为的问题，以及师生缺乏互动、教学内容单调、教学目标模糊，未能真正剖析公共政策的本质特点和来龙去脉的问题。我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关键在于处理师生、理论与实践、内部与外部关系。提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2.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原则分析
2.1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政策科学是一门行动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知识和方法改进政策制定系统而产生的，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应用与发展，它既要指导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组成的实践活动，又要发现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实践服务。理论联系实践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不仅要联系公共政策的政府制定实践，而且要联系各地的管理实际，联系政策实践中积极方面，更要联系消极与不足方面。尤其对政策消极方面政策，要有正确观念，比如在分析“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公共政策时，既要看到这项公共政策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又要看到其执行的难以操作，需要遵循渐近决策模型的提升完善轨迹，否则学生就会陷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迷惑中去。
2.2学生主体的原则
在多数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实践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教师大部分从抽象、宏观、理性方面去详细分析公共政策，很多学生失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缺乏互动与交流。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式主体教学不容忽视。为了增强教学效果，让学生成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主人，可以进行教师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模拟具体公共政策分析情境教学。比如在教授公共政策制定时，可以让学生充当政府发言人，向社会某项政策信息，课后再进行交流，建立非正式互动示范式。
2.3知识与能力同步提高原则
让学生充分了解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管理过程是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授的知识转变为活的知识和能力，是一大难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使得学生被迫接受知识，这样的知识实际是死的知识，即使非素质和能力有效提高，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如学生产生逆反学习心理。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由被动学向主动学转变，以知识为载体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公共政策分析问题的能力。力求大学生学了政策系统后，能够对政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分析复杂的政策制定模式和执行复杂系统，为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帮助。
3.增强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技术途径分析
3.1构建有序的课堂教学平台
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紧密联系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实现教育方式、途径的立体化和多样化。在教学过程中以此原则为指导，具体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学生的教学评价机制，做到从评价规程、评价的组织制度、评价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培训制度评价档案的管理办法、工作制度、评价的监督日常管理管理制度等。评价制度应根据各类型高校自身的实际发展需要确定方向，通过评估制度的确立实施，使得教学评估着眼于发展性评价，形成自我调节、督导体系和自我管理的监控。其次，完善教学计划，按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来设置课程、制定和完善教学计划，如增设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方民族政策学、西方行政学说史等补充课程。同时对课程时间也要合理安排。建议把公共政策学放到大四第一学期，因为通过前几年的积累，学生对这门课程有学习兴趣和动机，又有相当综合的知识积累，以及足够的心智去学好。在教学中，高校教师对每学期所设的课程都要有一个基本安排，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难点、教学改革，以及教学评估机制都要以一定形式上交教研室，而教务处要采取措施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度和教学行为进行严格的约束和指导，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树立教学典型。最后，改革传统的笔试考试方式，提倡考试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要把考试的选择权交给任课老师和院系部门。具体对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而言说，可以采取以闭卷考试为主导的方式，毕竟笔试是最公平的考试方式，也可以采取口试方式作为补充，口试方式可以使得大学生在具体考试情境中练习、锻炼、学习和提升，进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反应能力，也可以采取写学年论文的方式进行公共政策方式考试，每个学期开始就预先把论文内容、规范和所要达到目标告之学生，让学生利用实践教学机会，去政府和公共部门调研，可以抽样调查、访谈等方法完成论文。为了鼓励学生的自主创新和协作意识可以鼓励以小组形式完成论文，可以用公开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取代考试，可以根据不同级别刊物设置相应分数，鼓励学生在公共管理期刊上发表。由于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达到发表文章水平，可以设置一定权重来衡量文章分数。
3.2构建实践教学平台
构建实践教学平台对于公共政策尤为重要，因为公共政策综合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现代科学，需要有综合分析能力和工具作为支撑，以及有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库。首先着力构建验证型（通过提供高度仿真的情境如视频、案例等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思考、分析，独立作出判断和决策）和探究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进行探究，达到澄清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提高学生明辨是非能力的目的）实践教学模式。公共政策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绝大多数本科生和少数民族地方院校的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的把握和理解，缺乏对公共部门工作的感性认识，对学习往往茫然，缺乏动机和兴趣，加上公共政策学教学最大的瓶颈在于有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因而各高校要结合地方实际建立有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库，如在传授政策制定主体时候，可以具体某一地方政府某项具体的计划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和范例，归纳和演绎出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利益主题博弈、社会敏感度等知识内容；针对元政策国家宏观的公共政策可以以独特个案为着眼点，建立一个案例库，如在分析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时，以社会保障中的盲点的福利院具体运作模式分析框架，分析此项公共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意义、问题和对策。当然在建立案例库后，要科学分析具在教学过程中互动的教学方法，把课堂独人教授法、研讨法、小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等现代有效互动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把抽象的公共政策理论寓于特色案例情境分析中，从而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又促进师生相互认可。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网络教学平台对于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学尤其重要，毕竟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践领域还是比较闭塞的，对于政策客体来说，无法真正了解，进而就不可能进行有效教学。整体上看，要着力于学校网络模块的建设，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提供坚实的网络平台。课程网站主要包括课程介绍、教学方法、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试题库。具体为发表教学信息、搜集教学信息反馈、发起讨论功能，还可以建立师生互动模块中BBS、QQ群等。为了让学生参与到公共政策教学中来，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价值中心，以学生的学为主线，在网络上开辟一个讨论区让学生对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将授课内容提前告诉学生，学生课后组织教学素材，可以通过不同层级的政府网去搜集信息，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对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原理、概念。在上课过程中，教师予以评价，形成一致的意见后再修改并发表在网上，真正做到协作学习。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利用网络技术开展远距离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公共政策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能够使人接受教育受时间限制的问题，通过网络开展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本科教育，为社会培养急需的政府研究的专门人才。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利益集团；国内；国外
中图分类号：D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04-01
一、西方学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很早就已经展开了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对利益集团在政治中的影响以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西方学者对于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1.利益集团通过宪法结构，即议会、分权机制、联邦、单一制来影响公共政策。在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里，利益集团都有机会在各个层面进行活动，在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利益集团更多地注重对议会的游说。相对而言，实行典型三权分立的国家则能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进入的机会，利益集团不仅注重对立法机构进行活动，同时也会对会对行政部门和法院系统进行活动。2.利益集团借助政党的力量来影响公共政策。在政策的决策权力机构中，政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政党实力较强的国家，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支持往往是决定某项政策能够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因此，一定的经济、社会利益集团将与主要政党联系在一起，这样，在政党的会议上常常出现重要的游说。3.利益集团借助行政部门的权力影响公共政策。政府的集权和政府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使得利益集团往往更倾向于和已经建立的并且具有一定政治优势的集团之间建立紧密关系，并通过这些政治集团影响公共政策达到利益最大化。
二、中国学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
目前，中国对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发展比较快。根据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自21世纪以来，国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论文大概有10000多篇，其中，对中国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这部分的研究论文大概有600多篇。但总体而言，国内对中国利益集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中国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这部分研究仍然欠缺系统性。从已经发表的论文内容来看，主要从以下一个方面论述。1.中国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如谭寒、崔军栋的《浅析我国社会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田芳的《利益集团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与规制研究》、孔德菁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群体分析》、韩淑丰的《论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韩永军的《基于博弈论视野的我国房地产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研究》等。2.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如王静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中国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例》等。
三、西方利益集团理论概述
西方学者已经对利益集团理论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早在十九世纪初，詹姆斯.麦迪逊就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首次提出了利益集团问题，他并没有直接指出利益集团这一概念，而是提出了“派别”，这里的“派别”就是我们说的利益集团。他认为，如果说存在一个所谓的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利益集团作为局部利益是与公共利益相悖的。因此，利益集团的存在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权利都是有害的。二十世纪，美国政治理论家亚瑟.本特利用集团概念来解释美国政治。1908年，在《政府过程》中，本特利指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以及司法部门都是连结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中介，政府组织是调整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著名学者戴维.杜鲁门认为，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积极和基本的成分，是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和与其它集团间关系的工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产生了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发展，极力宣扬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六十年代对利益集团理论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奥尔森，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的探源》、《权力与繁荣》。他的突出贡献是认为集体行动不会突然产生，而是要人数足够少，并且存在着迫使或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激励机制”。这说明，政治过程仍然受到少数精英的控制，因为他们人数少，而且拥有控制其它群体的资源和条件。
四、中国学者对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王沪宁最早提出了“利益集团”这一概念，他认为“利益集团就是在政治共同体中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它们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赵延东在《利益集团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文中把“利益集团”定义为，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其目的在于力求通过对国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施加于己有利之影响。王惠岩教授认为，政治团体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那些不同于政治政党和国家机关，有组织地参与、影响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群体。”杨光斌认为，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共同利益或态度而组织起来的、在政治过程中进行利益表达的行动性群体”。陈振明教授则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在利益多元化社会中，具有相似观点或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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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工具；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工具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5-0045-05
政策工具是指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政策工具研究涉及一系列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聚集在怎样将政策意图转变为现实的管理行为，可以看作是对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的“桥梁”研究。在经济、政治、环境等社会管理领域，政策工具早已被广泛应用。而教育领域的政策工具研究为数不多。在《公共政策词典》中，教育政策是“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有关的政府法规和程序”。本文中，把教育政策理解为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颁发的法规、文件，以及教育管理机构对教育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并对其进行调控、评价和再分配的过程。因此，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可以看做是教育政策学的工具论基础。又是公共政策工具理论在教育政策学中的具体运用。
一、教育政策工具研究概况与发展趋势
1.国外研究及变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前，包括公共行政学界的学者们很少关注政策工具，对其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也非常匮乏。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策工具研究在欧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环境政策、经济政策等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涉及政策工具理论的经验性研究。胡德的《政府工具》、彼德斯等的《公共政策工具――公共管理工具评价》以及萨拉蒙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被公认为关于政策工具研究的三本代表性著作。
沿着对政策工具性的理解程度逐渐加深这一脉络，国外政策工具研究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最早是“唯工具论”阶段，此时的学者们对“目标一手段一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持一种理想化的认识，认为政策过程的路径是由工具的性质构造出来的。这时的研究主要围绕政策工具自身属性和特征展开探讨，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至上”或“唯工具论”的观点。随着政策实践的发展，许多政策工具在现实中频频失灵，人们的注意力便逐渐转向政策工具实施的政策环境和试图解决的政策问题，进入了多种研究途径阶段，即第二阶段。新政府治理影响下的政策工具研究可以称为第三个阶段。随着新公共管理思想对西方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政策工具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新公共管理影响下政府管理方式变革。政策共同体和政策网络的视角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成为政策工具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2.国内研究及变化趋势
从专著线索来看，我国政策工具研究呈现出如下发展脉络：20世纪80年代国内未见相关专著；90年代，国内出现了有关政策执行的专著，但并未直接涉及政策工具。21世纪初，政策工具作为公共政策专著其中的章节开始出现：第一部关于政策工具的中文版译著于2007年出版问世：第一部关于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学术专著《政府工具导论》于2009年出版。而至今我国没有教育政策工具的学术专著。可见，我国政策工具的研究呈缓慢上升态势，但相对集中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亟须关注。
从学位论文线索看，首篇以“政策工具”为题的学位论文讨论了金融政策工具，发表于2003年。至2010年，可查到的题为“政策工具”的学位论文共46篇，其中只有3篇讨论了教育政策工具。由此可见，政策工具研究的学位论文数量上呈现微弱增长态势，教育领域较少；由于公共政策学本身根植于西方，政策工具研究在我国兴起较晚，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
从学术论文研究趋势看，全国1980年至2010年的全文数据显示，我国首篇以政策工具为题的论文出现于1985年，讨论的是金融政策；而真正意义上针对政策工具研究的论文则为张成福的《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第一篇教育政策工具研究论文关注的是运用政策工具提升高校管理水平，继而有研究者探讨了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至今，国内有关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学术论文共计37篇。显而易见，我国教育政策工具研究起步较晚、进展缓慢，学术论文不但数量少且创新性不足。
3.中外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政策工具研究焦点正在由“一元”走向“多元”，研究层次由“工具性”的技术层面正在向“政治性”的制度层面发展。对此，也可以理解为，由政策工具的属性研究逐步发展至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研究；特别是政策工具研究与公共管理方式变革的研究逐步接轨，更加注重与政府治理相关的新工具研究以及政策工具的绩效评价研究。教育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也呈现出上述趋势。
有学者把政策研究分为“对政策的研究”和“为政策的研究”两大类。前者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是政策的描述性研究；后者则着重于应用，属于政策规范性研究。③依据这种划分，可从内容上把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探讨政策工具原理为主的“对政策工具的研究”，另一类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的“为政策工具的研究”。以下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进展。
二、对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内容分析
此类研究主要是针对教育政策工具开展的理论研究，通过对工具属性、工具选择等的分析抽象出一般原理。
1.教育政策工具属性研究
关于政策工具的界定。有学者将政策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有人将其理解为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这两种界定对政策工具的表述和侧重点不同，但都紧扣特定的政府政策执行行为。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根据不同分类依据，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分类：①依据所运用的政府资源，分为信息、权威、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等四种政策工具。②依据强制性程度，分为强制性工具、志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③依据政府干预程度，分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政府贩售特定服务三种。④依据对政策目标人群的影响，可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等四类。与之相似，也有学者将其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符号和规劝工具、学习工具等五类。
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在教育政策工具属性研究上也提出了一些见解。有学者提出矫正性政策工具、保障性政策工具、规划型政策工具、均等化政策工具和平衡型政策工具等五种教育政策工具。④有学者把近年美国教育政策工具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市场机制优势，运用激励政策来指导学校行为；另一类是通过管理责任制来建立奖励机制，包括教育券、学费贷款和特许学校等具体措施。
政策工具属性研究为本体性研究，在研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由于此研究发端于西方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我国的相应研究刚刚兴起，仍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为主，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显得尤为欠缺。不论是对工具属性的分析框架是工具分类，都未能体现出应有的理论独特性，政策工具的“中国模式”需要广大学者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教育政策必然在一定的宏观政治体制框架内运行，教育政策工具研究也会受教育政策目标的模糊性、综合性特点制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政府治理教育方式的转变，传统工具的改造和新工具的引入必将为此研究主题提供广阔天地。
2.教育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政策工具选择的四项原则及七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其共同点是既考虑到了政府对政策工具的价值判断，同时对其实施的环境条件有足够的认识。陈振明除考虑政策目标、工具特性、工具应用背景和意识形态外，将“以前的工具选择”列入其中，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或依赖。而彼德斯认为，政治因素对于政策工具的选择具有更直接和更大程度的影响，列举了观念、制度、利益、个人与国际环境等五项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主要因素。
在此方面，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政策工具的选择对教育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有学者提出，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教育政策环境的特殊性，进而选取适当的政策工具来解决相关的公共问题，混合型教育政策工具是体制转轨时期的现实、合理的选择。
政策工具选择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的交汇点，是政策工具研究当中的重要主题。从公共政策研究角度，政策工具的选择已经具有一定的依据或分析维度，但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在公共政策工具选择的一般规律基础上，充分考虑其政策对象、政策环境等的特殊性，唯此，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教育政策工具选择理论模型。这其中，有两个要素不可或缺。一为观念。众所周知，与其他社会管理领域不同。教育政策工具的对象通常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师生等，这个群体的最大特点是知识分子集中、思维活跃，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他们对于政策工具的理解与认同程度将直接影响工具使用效果。同时，作为受众，他们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政策工具的建构，成为工具选择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二为风险评估。各级各类教育学生群体受学制规定具有相对较高的流动性，无论从宏观是从微观层面，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失误可能造成的危害将直接关系其个体的未来发展，因此，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前期的风险评估十分必要。
三、为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内容分析
这类研究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线索，属于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工具运用、工具评价、工具创新等三个主题。
1.教育政策工具的运用研究
政策工具运用的组织特征、参与主体、环境条件等，都属于此研究范围。目前的研究表明，当政策工具内化为政策主体的执行路线时，将在客观上限制新工具的使用。有学者划分了四种政策网络类型，分析了其对政策工具运用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几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与优化组合研究值得关注。总体上看，公共政策效果递减规律和政策积累法则这两个基本规律会制约政策工具的运用。
对教育政策工具运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效果，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现实的改进建议。有学者考察了我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政策与执行后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和相互配合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有学者参考国外学者的工具分类，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演变以及民族教育政策工具的运用。
上述研究大都从经验出发，既有国内教育政策工具实践的评述，也有国内外同一政策工具运用的比较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核心观点都比较笼统，且缺乏具体案例和实地调查的支撑。实际上，我国教育政策工具运用研究的空间巨大。横向看，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环境下，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民族教育等领域均有许多的政策探索与创新，持续地跟踪这些手段的实施过程，相信会有独特的理论发现；同时，分别跟踪考察这些政策手段，系统归纳实践经验，反思其中的不足，也会寻找出改进现行手段的做法，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治理水平，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纵向看，观察我国教育行政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院校，由院校到系部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所选取的政策工具及其使用状况，不仅可以明晰我国教育治理结构、治理特点、发现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教育政策工具，能够解析出这背后的利益关系与行动逻辑，丰富教育政策研究内容和政策工具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2.教育政策工具的评价研究
国外学者提出了由有效性、效率、公平性、可管理性、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五项标准构成的政策工具评估模型，有学者对政策工具绩效指标的生命周期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个多层体制中的绩效指标的生命周期长度可以通过六个方面的因素得到改进。我国学者也列举出政策工具评价的八项标准。
就教育政策工具评价而言，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评估已经使用的政策工具成效，并对未来工具使用提出若干建议。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教育政策工具应该更多地确保其运用的公平性、增强程序的正当性。认为选择教育政策工具应首先通过民众参与，识别政策目标群体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接受程度较高的教育政策工具，以促进教育政策执行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可见，教育政策工具评价与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和运用的关系密不可分，且前者的研究建立在大量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和运用研究基础之上。就我国该主题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构建教育政策工具评估理论模型，或是针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基础都显得十分薄弱。
3.教育政策工具的创新开发研究
这一主题下的研究在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有人提出了多侧面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指标性政策工具、关注个人的政策工具以及沟通的政策工具等五种新政策工具。有学者则认为新治理范式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一元工具到多元工具发展的过程，其中的新工具包括网络制、公私合作、谈判和劝服以及授权技术。⑥
在教育政策工具创新研究方面，有学者介绍了美国将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必要的政策工具，以达到获得尖端人才、提升科技教育竞争和拓展青年国际视野的目的。有学者将大学排行榜作为一种建立在公共信息机制基础上的政策工具开展研究，发现虽然排名做法各有千秋，但加强第三级教育机构绩效责任，对指导国家教育政策制定和高校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四、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简评与展望
综合国内外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进展，笔者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政策工具研究是政策执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研究聚焦于“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位于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点。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研究的新途径之一。我国处于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方法未与之完全适应，这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以政策工具研究的视角审视我国教育政策的变迁，或某类教育政策的实施及效果，对于丰富公共政策研究内容和提升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水平皆有裨益。
2.作为当代西方政策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重要主题之一，公共政策工具研究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新的分支。政策工具的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内容正在由“一元”走向“多元”。研究层次由“工具性”的技术层面正在向“政治性”的制度层面发展。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对政策工具的研究和为政策工具的研究两大类，包含工具属性研究、工具选择研究、工具运用研究、工具评价研究和工具创新开发研究等五大主题。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在我国是政策科学的新兴领域，目前虽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总体上是处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阶段，创新性、实证性的本土研究不足，就某一特定领域政策工具的研究不够深入。
3.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在我国处于萌芽阶段。对西方政策工具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有待加快，研究水平有待提高；我国教育实践中的政策执行经验也亟须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就目前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现状来看，主要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少对中国特色教育政策工具界定及其属性的理论性探讨：二是缺少对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运用的政策工具给予全面梳理与分析；三是缺少对教育政策工具选择、运用及其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性研究：四是缺少对教育政策工具的跨学科、多角度深入考察和分析；五是研究的规范性有待加强。
4.教育政策工具研究中应考虑的因素。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离不开教育政策目标、教育政策对象、教育政策环境、教育政策评估等分析元素，这就要求此类研究必须立足于教育的特点来展开，充分将以下因素纳入视野：一是教育政策目标的模糊性、综合性特点；二是教育政策对象的自主性、流动性特点；三是教育政策评估的周期长、不可见性和不可测量特点；四是教育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面临的观念性、体制；五是风险评估对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和运用的意义：六是非正式教育政策工具的作用。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1]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的分配。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如何将一国现有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规模、质量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体质、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的进一步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当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内容。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优先发展基础还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在城市与以及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一系列的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二是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它只有通过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人力资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资源。因此,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为一种投资,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人力资源开发的收益是多样性的,社会的各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人力资源开发中获益,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简单的来说,即一个人消费某一产品并不会损害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它不同于私人产品,如、公司提供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它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的,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或分别归于由某一个人或组织来消费,如安全、秩序、国防等等。当然,依据受益范围的大小,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尽管如此,公共产品的效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它总是向全国或某个地区的所有成员提供其效用。而私人产品的效用则具有可分割性,市场商品的效用发挥必须分割给具体的“个人”才能得以实现,并由具体的“个人”来支付相关费用。
2.消费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即一个人或组织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或妨碍其它的个人和集团同时消费该公共产品,也不会减少其他个人或组织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例如,航海中的灯塔,可以为夜间航行的所有船只提供照明;而私人产品则具有排他性,当消费者为私人产品付钱之后,他人就不能享用该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利益。
3.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这里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价值不会因其消费者的增加而减少,如路灯的照明,这表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无须通过市场采取竞争的方式来获取。而私人产品的消费者一般必须通过市场采用出价竞争的方式来获取产品的消费权,如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获得。
7.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追求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私人产品的提供则一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追求的是私人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公共产品的以上四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它两个特征是它们的延伸。在实际生活中,完全符合以上特征的纯粹的公共产品比较少,如国防;而大量存在的是准公共产品。尽管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区别一般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是失灵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边界范围,包括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为政府干预及其职能界定提供了边界,市场的外部性是其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个体、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影响,而该主体又没有根据这种影响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或支付相应的补偿。外部效应有外部正效应与外部负效应两种形式,好的或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如一个人养花种草给邻近的养蜂人带来的好处),坏的或消极的影响则被称为外部负效应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如化工厂化学物质和噪音的散布所产生的外部损耗)。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市场是无效的,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以达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沃尔多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活动产生‘外在需求’的地方,无论是受益还是损耗,由生产者满足这些需求都是不恰当的,或者说是不可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这样市场结果将没有效率。因为这些外部受益或损耗是不进入决定生产决策的的。”[2]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依据,面对外部效应,政府一般是通过补贴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生产来推进外部正效应的产生,并通过相关政策、措施来管制外部负效应的产生或弥补外部负效应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其中,政府有效的创建公共福利系统,包括养老院、孤儿院、社会保险机构、残疾人护理中心等;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公共防疫系统、公共保健系统、公共医疗系统等;公共教育系统,义务教育和一些特殊教育的教育经费由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事业和娱乐休闲设施,如博物馆、展览馆、馆、少年宫、公益性休闲场所以及名胜古迹和古文化遗址保护等;从事基础、前沿学科和有战略意义研究创造的科研机构等等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就人力资源开发来讲,教育和健康投入是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两种主要形式。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和增长才干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劳动部门的基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3]健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环节,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明确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既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又是加快发展的手段。”马歇尔曾指出:“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是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加以明智的运用,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7]这道出了健康与财富间的密切关系。而公共教育资源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这些领域靠市场是很难解决的,政府必须在这些方面发挥主要功能,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这尤其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人口基数大,充分的保障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是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基础性条件,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诸多环节,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政策引导、信息提供、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宏观调控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政府在提供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平、有效的提供和分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是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基本保障。
三、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理念:公平与效率
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主体,其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来实现的,如教育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等等。政府机制的运作不同于市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体,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应坚持公平为先,在此前提下追求高效率,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市场机制的运作所遵循的是市场,各经济主体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机制的运作应重在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的运作重在解决效率问题,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公平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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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论文网[2007-10-31]作者：考研
(一)公平:公共资源分配的价值前提
“公平”一词涵义丰富,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价值前提,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性的分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从深层次上讲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以对全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促进和谐利益格局的形成,进而实现社会的协调为目标指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把握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我们可将体现公共政策公平价值优先的合理性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即通过公共政策的运作,为公众创造平等发展和有利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策环境。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一是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每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应是相同的,公众对社会各种价值、资源的获取应具有同等的机会,让人们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不能有歧视。二是创造规则一致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在面前人人平等”,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各种法律、法规对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依法办事。三是创造收益适当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指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一切合法劳动和合法收入都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公平不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而是强调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时,必须同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同等对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绝对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公共权力主体可以为公众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但其背后隐藏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一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穴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雪与其他人都平等。”[5]而且每个人在先天素质上也是有差异的,那种绝对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并不是要求绝对平等。政府在对公共资源的进行分配时必须平等考量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公共利益为旨归,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尽可能地把差异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
衡量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就是要看这种价值分配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不断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公平的价值观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状态,也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尺度,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利益需要和发展需求,这种需要和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来实现的,是整个社会和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公共资源分配的应有之义
效率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共权力主体对公共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时,在公平价值追求的前提下应力求高效率,尤其是对有限的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是考察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客观地确定政策结果并将政策结果与政策的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越高,表明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越高。如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们的文化程度、人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以及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等指标来进行考量。二是考察政策投入的产出效率。政策资源投入与政策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反映政策配置资源有效性的重要指标,阿瑟·奥肯指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6]一项政策即使实现了政策目标,或是较高程度地实现了政策目标,但政策投入的资源过多,造成了政策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浪费,使政策资源的应有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不能认为这种配置是高效的。三是考察社会整体效率。通过衡量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活动产生的,我们可以从整体上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状况,如政策的实施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学家曼昆指出:“效率是资源配置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得到的总的剩余最大化的性质。”[7]社会的整体满意度是我们考察公共政策配置资源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学者们通常把帕累托效率作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对于帕累托效率,经济政策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作了如下表述:“从帕累托原则的概念我们可以推出帕累托最优概念。”“如果从社会状态a移动到其它状态,提高社会中某一社会成员的福利不可能不使至少一个其他成员的条件恶化,那么社会状态a就是帕累托‘最优的’。”[8]帕累托效率为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要使政策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可以无限地去接近它。效率的标准反映了公共权力主体与公共资源之间的关系,标志着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共权力主体有效配置政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并表明了公共资源的利用水平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应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资源能否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能否提高社会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是衡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标准。市场机制追求的是效率优先,而政府机制应以公平价值为先,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旨归。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利润,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水平,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四、公共财政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有力保障
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周期性,见效慢。教育投资、基本医疗卫生等投资都是大型的社会工程,这些工作靠市场是难以解决的,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才能更有效的解决。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开发活动,人力资源开发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而且其收益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既包括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人力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点,如科研人员所取的攻关所表现出来的收益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还有这些科研人员所在的组织;同时,科研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所形成的收益更是不可估量的,它可以使全社会受益,在国际上也可以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从事基础、前沿学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创造,政府在这些领域应通过公共财政为其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和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积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能。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一词的一般理解是:财政是个分配,以国家为分配的主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一词的涵义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相适应的,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代替企业成为了社会投资的主体,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财政则认为“财政”应是公共部门经济或公共经济,现代政府不仅是一个纯消费的单位,也是一个创造价值的生产部门,是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即公共经济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弥补市场失灵。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致使财政的职能范围大而宽,几乎囊括了生产、投资,乃至消费的各个方面。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的相应变革,尤其是经济职能,要求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因此,借鉴有关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与公共财政理论来认识财政的性质问题具有突出意义,即国家财政应是公共财政,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应主要对市场机制起拾遗补缺作用,公共财政所要解决的是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诸如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秩序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弥补“市场失灵”,这也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范围。我国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相配合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讲,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无疑能够为人力资源开发注入强大的动力,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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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维·伊斯顿.生活的系统[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美]查尔斯·沃尔多.市场或政府[M].北京:发展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5]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1989.
[6]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7]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9.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基础
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基础是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及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公共管理学及公共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个研究领域的视野、范围、理论和方法论不断地发生改变,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当代(70年代以后)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已大异其趣。
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渊源来自于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等学科,其思想基础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所奠定的。威尔逊在1887 年所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诞生的象征性标志。这篇文章对公共行政学的对象、性质、方法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作出规定,是该学科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1 年所写的论官僚机构或科层制(即建立在文官制度基础上的政府体制)的论文则对后来公共行政学研究以正式的政府体制为焦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共行政学的形成也受到了(工商)管理学的强烈影响,即受到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科学管理学派的示范性影响。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将泰勒(Fredric W. Talor)的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并利用和发挥了法约尔(M.Fayol)等人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思想。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由于政府改革、科学管理运动和政治学中的新学科方向的推动,公共行政学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开始出现。其典型的标志是1926年同时出版的两本教科书:一是怀特(Leonard D.White)的《行政学研究导论》和威洛比(William F. Willoughby)的《公共行政学原理》。与此同时,公共行政学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逐步发展,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生教育项目以及公共行政学院。
二战后,随着政治学领域中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公共行政学传统因其内在的缺陷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例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 )在“公共行政学中的三个问题”(1947)一文中对传统公共行政学忽视规范价值等方面的批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 )在《行政行为》一书中对传统行政学所提出的行政(管理)原则所作的批评。尽管这样,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
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以及“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的出现,公共部门或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范式”——政策科学(政策分析)以及“新公共行政学”,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导地位终结。“新公共行政学”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青年行政学者对传统行政学提出挑战而形成的“新”理论。它强调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然而,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研究领域新范式的是政策科学。政策科学力图克服传统行政学的一系列弊端,要求将科学知识、方法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一种以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公共部门或政府研究领域的新“范式”。政策科学提倡跨学科、未来研究,提倡以问题为焦点而不是以学科为焦点的知识产生方式,并以行动取向,体现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的高度统一。这种新范式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在70~80年代极为盛行,导致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院的衰落,许多着名大学将原来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所或学院改名为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或新开办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研究生院);即使保留公共行政学名称的研究所或学院也大量增设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或在公共行政学课程中大量增加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
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公共部门及政府
部门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即(“新”)公共管理学“范式”开始出现。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更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公共管理学突破了传统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之中。例如,它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经济人”假设、市场竞争、成本—效益分析、交易成本等当作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利用了当代(工商)管理学的成就,将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它把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对于公共政策、政策系统和过程的研究成果以及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溶合于公共管理的理论之中。
由此可见,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的变化——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突破。应该说,这一领域的名称并不是统一的,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务(学)”(Public Affairs)、“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Policy Sciences,Public Policy )、 “公共管理学”( Public Management)等等。但在不同时期常用的名称有所不同:60 年代以前一般称为“公共行政学”,七八十年代流行“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公共管理学”这一名称[70年代以后“公共事务(学)”也使用得相当普遍]。
二、国外MPA的培养方案
MPA 学位是建立在公共管理及政府研究领域(学科)基础上的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它的英语名称是“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aster of Public Affairs”以及“Master of Public Policy”(MPP)等。MPA项目专门为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机构培养公共服务的高级人才,与MBA (工商管理硕士)为私人部门尤其是公司企业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相对应。下面,我们以美国为例,介绍国外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及其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1.培养目标
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generalist education),它的目标是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以及(高级)职员。MPA 研究生教育项目要为学生提供这一项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与国际事务学院MPA 项目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通才——那些能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处理复杂公共问题的高级人才。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PA项目的培养方案是这样规定的: MPA 学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职业(Professional)学位,它主要(而非绝对)是为那些打算去各级政府机构和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中的公共服务就职者而准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现在的口号是“为21世纪准备领导人”,它的MPP 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公共部门的政策分析者和领导者;通过一个严格的二年制训练计划,为未来的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管理者准备其职业所必需的广泛技巧和概念框架。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学院)MPP项目的培养方案规定:“MPP的目标是为有效的公共政策实践建立起智力框架并提供分析工具,它的课程设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MPA及MPP毕业生的实际就业情况与各校所提出的培养目标及去向相符。这些MPA学位获得者的就业背景十分广阔, 主要是在公共组织或公共部门从事公共服务工作,也有少数在私人部门(公司、企业)的行政部门就业。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协会、基金会、工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公司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是MPA毕业生就业的四个主要机构。
2.学制、培养方式与学位要求
MPA及MPP是一种应用型而非学术型的研究生学位,是一种职业研究生教育项目。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学制较短,一般在两年以内(有二年、一年半、一年、甚至6~8个月)。MPA及MPP的类型有全日制(full-time)、在职(mid-career)或业余(part-time)以及公共管理与他专业如法律、商业管理的联合学位。学制的长短与这些类型有关。全日制的MPA及MPP项目一般为一年半至二年。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P的学制、哥伦比亚大学MPA的学制、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MPP的学制都为两年; 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MPA的学制为一年至一年半。在职培训类型的MPA项目学制短一些,往往在一年以内。只要修满规定的学分,在职培训也授予MPA学位。MPA项目的培养方式一般是校内课程学习与校外调研、实习相结合,课程学习占去大部分时间,大约2/3时间,问题研讨和实习约占1/3时间。
MPA及MPP学位要求修完规定的课程及参加规定的活动(如研讨会和实习),取 得所要求的学分就可以毕业拿学位(少数大学规定要写毕业论文,但多数大学没有论文要求,有的大学还有资格考试)。各大学对课程及学分数的要求不同,差距较大。就90年代初中期美国的情况看,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对MPA学位的要求是:学生要获得MPA学位,必须满足如下四项要求:修完4门核心课程,修完另外批准的12 门课程,一个批准的夏季实习和MPA资格考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P项目的要求是:在两年的脱产学习中,它的候选人必须修完18个学分(18门课),其中10个必修课学分。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的MPA 学位要求修满40个学分,由13门课和一个学分的公共事务研讨班组成,这13门课程的学分分布是:核心课程25学分,专业方向必修课分, 选修课6学分。奥古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MPA学位的要求是:在二年的脱产全日制学习中,完成53个学分,包括五个方面的课程:7门必修的核心课程(21学分),3~4门选修课, 持续两学期的政策研究项目,暑假实习,职业报告或毕业论文。
3.课程设置
尽管国外尤其是美国大学的MPA及MPP的课程设置是随公共管理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而变化的,而且各国、各大学所侧重的课程也不同,但是各国大学MPA的课程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即有一批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课程。就90年代初以来美国MPA项目的课程设置来说, 一般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核心课程(Core courses, 相当于我们的学位课),一般包括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及技巧方面的课程;(2)选修课, 即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或主攻方向以及个人需要与兴趣而选择一组课程(一般围绕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实质领域选择主攻方向);(3)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实习与研讨班, 主要是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运用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实践中,获得在真实的管理世界中分析、解决问题和实际管理的能力。让我们看两个例子:
例1: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项目的课程设置(1993~1994)
(1)必修课
经济学:应用经济分析,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
分析学:(面向行政管理者的)分析方法,(面向行政管理者的)数据分析;
管理学:管理公共组织,民主社会中的治理:政治管理与组织战略,公共和非营利的财政管理;
谈判、领导与伦理:谈判分析,执行领导:团体资源的发动,政府伦理学。
(2)主攻政策领域(专业方向)
商业和政府,司法审判,能量和环境政策,健康政策,住房和社区发展,人类服务(人事管理),劳工与教育,国际事务和安全,国际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与财政,政治与公共政策,科学与技术,交通,城市经济发展。
(3)政策分析实习(APE)
例2: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MPA项目开课计划表( 1993 ~1994)
1993年暑期(7~8月,7学分)
·公共事务研讨班
·公共行政与民主或组织理论
·公共预算
·1993年秋季学期(12学分)
·统计学导论
·(面向行政管理者的)管理经济学
·组织理论或公共财政
·研究课程的第一个项目
1994年春季学期(12或15学分)
·定量方法
·研究课程的第二个项目
·研究课程的第三个项目
·选修课(1~2门,自选)
1994年暑期Ⅰ(5~6月,6学分)
·MPA实习
·执行领导或公共政策研讨班
1994年暑期Ⅱ(7~8月,3学分)
·最后的选修课(为春季未修的学生开设)
三、我国MPA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
如本文开头所述,目前在我国设置MPA 专业学位不仅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应当如何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以及我国行政管理及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发展的实际,借鉴国外MPA学位研究生教育所取得的经验, 来确定我国MPA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计划呢?下面,我将结合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与福建省委组织部、厦门市委组织部联合试办MPA 干部班四年的实践,提出关于MPA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的基本设想。
1.培养目标
我国MPA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 德才兼备,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能够担当起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与管理重任的新型高层次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和政策研究与咨询的高级人才,为公共部门特别是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培养具有现代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理论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精通某一具体公共管理或政策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政策分析者及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具体要求是:
(1)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及法规,热爱祖国和人民,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精神风貌,具有高度的开放创新意识。
(2)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具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需要的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的知识、技能结构。
(3)能够综合地运用公共管理学和政策分析以及现代经济学、 现代管理学、法律、外语、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独立从事公共部门尤其是党政机关的领导、管理和政策研究及其他公共服务工作,达到中级以上的公共管理专业与管理职务任职条件的要求。
(4)具有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必须掌握一门外语, 能够阅读外文文献,有一定的听说能力。
2.学制与培养方式
参考国外的做法(尤其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项目的规定)、我国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的经验,以及我校试办MPA 干部班的体会,我们认为,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及培养方式可以采取下列两种形式:
(1)全日制。学制为2~2.5年。学员在校脱产1.5~2年修读MPA课程,半年~1年回工作单位实习和做毕业论文。 我校与福建省委组织部合办的第一、二期MPA干部班采取的是这种形式, 学员在二年半之内一般都能如期完成学业(与国外联合培养的除外),现已毕业两届20人。
(2)在职兼读或半脱产,学制可为3~3.5年。 课程学习既可以采用业余时间(晚上和周末),也可以每学期集中安排一段时间(不少于6周),在校总学习时间保证在一学年左右。1998 年我校与厦门市委组织部合办的MPA班拟采取这种在职兼读的方式。
3.课程设置
从国外尤其是美国MPA及MPP项目培养方案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MPA及MPP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核心课程(必修课)、选修课、研讨班与实习课等三种类型,主要课程包括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等),定量或经验分析(统计学、微积分、概率论等),组织与政治分析(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组织理论与设计、政策分析的政治环境、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等),计算机技术,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研讨与实习,某个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实质领域方面的课程等等。通过这一系列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和政策分析的全面、扎实、实用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及技术,为日后成为通才型的领导者、管理者和政策分析者奠定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尤其是美国MPA及MPP毕业生会大受欢迎,MPP学位成为经久不衰热门学位的原因之所在。
我校MPA干部班的课程设置既吸取了国外尤其是美国大学MPA、 MPP项目的课程设置的先进经验,又考虑到原有行政学硕士点的课程设置及师资力量情况,开设出学位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类课程。学位课有行政管理研究、政策科学原理、政策分析方法、经济学、政治学前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或应用统计方法、科社的理论与实践、外国语;专业必修课有公共选择理论、组织理论与设计、公共政策(基本国策)、领导科学研究、比较政府、西方行政思想史、办公室自动化等;选修课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主攻方向在本系或全校的课程中选择若干门。这一课程计划明显地增加了政策科学、经济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方面的内容。实践证明,这一课程计划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面不够宽,没有实习课程等。
我国目前拟开设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级学科学位,不仅包含了原有的行政学(行政管理)专业,而且增加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土地资源四个专业(二级学科),涉及面更宽,内容更丰富。必须按一级学科来设立课程,以实现上述的目标。这些课程必须使学生获得如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当代政治理论知识尤其是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国家的法律、法规;某一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专门领域的知识(旨在使学生成为特定管理与政策领域的内行专家);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组织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以及各种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与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知识。同时,课程设置及其他教学环节,必须使学生具备将相关知识和方法应用于分析解决实际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的能力。 简言之, 使MPA学生日后能成为专家基础上的通才型的领导者、 管理者和政策分析者,真正胜任新世纪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事务特别是党政管理的工作。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我国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该设立如下类课程:
(1)学位课(核心课程)。 这类课程提供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政治理论和外语知识,可以考虑的课程有:①公共管理学;②政策科学原理;③政策分析方法;④政治学前沿(或政治学研究);⑤组织理论与设计;⑥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⑦公共人力资源管理;⑧定量分析技术;⑨计算机技术与管理信息系统(MIS); ⑩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或邓小平理论);(11)外国语。
(2)选修课。①共同选修课。如实质性公共政策专题、 公共选择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现代领导研究、比较政府、宪法与其他基本法律、行政法、公共管理的责任与伦理等。②专业方向选修课。可以按已有的公共管理的各个专业(二级学科)设立研究方向,每个专业方向设立若干门选修课;或按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不同领域(如财政政策与管理、金融政策与管理、投资政策与管理、社会保障、人事管理、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分别设立一组课程(3~4门)。③任选课。每个学生按照自己的专业需要或兴趣任选2~3门课程。
(3)研讨班、社会调查或实习、毕业论文。 要求每个学生参加一至数个关于公共政策与管理的研讨班;进行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的社会调查或实习;最后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这三方面也可以结合起来进行。显然,这一课程计划力求体现公共管理学学科的跨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强的特点及新发展趋势,体现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通才式人才的特点。课程设置注重经济分析、定量分析及计算机技术、组织与政治分析,以及重视学生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实际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参考文献】
1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招生简章(1993~1994); 哈佛大学1998~199年度校历
2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研究生项目(1993 ~1994);普林斯顿大学1998~199年度课程目录
3 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PA项目(1993~1994)
4 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生招生简章(1992~1994 );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1998~199年度课程表
5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学院MPA项目招生简章(1993~1994)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同里
在近2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在结构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转变，城市建设从传统的政府部门中央指令性模式向多级参与模式转变[1]。这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使得传统的以强调技术因素为主的城市规划决策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属性成为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除一部分集中在历史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历史古镇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历史文化古镇中社会利益的分配，包括土地资源和城市空间的利益争夺也逐渐加剧，在保护与发展的语境以及我国镇一级行政体系下，保护规划和实践的最大难点尚不是在于工程技术问题，而在于政府和规划者如何合理利用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利益，为所有相关利益人创造互惠的赢局。保护实践中“谁来保护、怎样保护”，以及影响保护实践的各种现实因素，特别是政府、开发商和民众在不同时期和阶段中三者之间博弈规则的变化显得格外重要，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中公共政策的多样化和重要性。
1. 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过程
1.1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过程。
公共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整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往往通过法令、条例、规划、计划、方案、措施、项目等形式表达出来。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核心作用与功能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协调与引导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确定政策问题、制定政策方案、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与政策调整、政策终结[2]。实际上，规划工作的本质就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应对当时当地社会需求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3]，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或者说规划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将显得尤为明显。
1.2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必要性。
1.2.1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空间增长主要还是一种外延性的扩展，相应的城市规划也是一种增量规划，以城市建设用地的外扩为主要特征，小城镇容易遭受到特定的危险。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在市场化背景下其价值观和利益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古镇在当下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命运，一旦其决策出现任何偏差和失误，那么历史文化古镇历史环境将面临着结构破坏、风貌消退甚至彻底消亡的危险。
1.2.2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来看，镇一级政府处在管理体系的末梢，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因此除了遵守国家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则以外，还决定了它具有其他层次的行政管理体系所不具备的一些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1）自由裁量权力大，这种灵活性使得古镇政府能够比较迅速的作出决策，同时，它也是导致决策失误的诱饵。（2）人力、财力资源有限，镇财政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集资渠道的也较窄，财政实力并不如城市那样雄厚，在人力资源方面也普遍缺乏专家支持。由此可见，镇一级的行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财政体制等方面与城市的行政管理体系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驱动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在参与古镇保护活动的过程中，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而忽视或是侵犯其它群体应有的利益，使古镇保护沦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逐利工具，从而偏离了历史文化保护事业的基本方向。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性。
1.2.3因此，虽然古镇保护规划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法规存在，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才能使保护规划产生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具体项目操作层面，政策过程往往才是最终决定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与发展的好坏的背后作用力。
2. 同里古镇及其保护概况
2.1同里古镇概况。
2.1.1同里镇隶属江苏省吴江市，现辖镇域面积133.1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人。是江南著名水乡，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由网状河流将镇区分割成七个岛，是太湖流域典型的水乡古镇。东南接318国道，距离虹桥机场80公里，西连苏嘉205省道，距苏州市18公里，吴江6公里，水路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素有“苏淞要涂”之称。
2.1.2同里镇的空间布局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特征，水网密布等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同里镇以河网作为市镇建构的骨架而发展，其空间布局特征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4]：
（1）有机的空间形态。同里古镇的空间形态因借于自然因素，与水体有机结合，不规则但连续性极强。
（2）网络状的空间结构。同里的运河体系条连环通，网络状分布，使得古镇内部景观视线走廊具闭合性与可选择性，内部空间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多样与紧密。
（3）差异化的空间功能。由于同里历史上一直是官绅雅士的聚居地，使得其空间格局受自上而下“规划意识”的影响，形成了商住分离的功能结构。
（4）匀质的空间界面。从建筑连续所构成的界面看，其比例、尺度、组合方式颇具特色且保留完好。
（5）多样的空间类型。桥头、埠头小型广场或等公共活动的主题空间，提供了多样的视觉体验与心理认知。总的来说，同里的历史价值更多地体现于城市空间之中，而非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之上。这个特征很大程度决定了同里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城市空间关系。
2.2同里古镇及其保护规划相关研究成果。
（1）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阮仪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江南古镇，对古镇作了科学详细的实测、记录和规划，整理出版了以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江南水乡》、《江南古镇》等著作[5]。伴随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研究的深化，形成了较为丰富系统的江南水乡古镇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同里古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规划、保护与更新、体制和发展、古镇旅游四个方面[6]～[10]。
（2）在保护规划实践方面，同里于1999～2000年开展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确定了不同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目标以及相关的措施，价值要素主要涵盖了物质遗产、古镇格局和风貌景观以及非物质遗产三方面。保护区界包含了同里古镇清末民初的镇区建成范围及出入镇区的主要河道两侧的景观范围，保护区总面积57.6公顷。
3. 同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实践的政策过程及经验
同里从1982年列入江苏省省级文保单位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见表1），二十多年来的古镇保护制度变迁历程实际上是政府组织下、多方力量参与古镇保护与发展的行为与作用，特别是乡镇政府如何运用各种创新手法，在各方博弈中获得所需的各种政治、经济知识和社会资源，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政策驱动、市场拉动、投资带动的古镇保护、开发和发展之路。回顾同里历史文化名镇管理体制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7]：
3.1第一阶段：吴江市建委主导下的同里景区（1998年之前）。
（1）当时同里古镇是作为太湖景区的景点之一，采用江苏省景区建设办公室垂直领导下的景区管理模式，由吴江市建委直接领导。此阶段主要是对“一园”（退思园）、“两堂”（嘉荫堂、崇本堂）、“三桥”（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等景点的古镇保护基础修复工作，其中退思园是修复核心，此时期退思园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作为一个古镇的同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和财力上的制约，同里镇并没有多少发展自。
（2）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的自我发展权，其积极性被从分调动，地方基层政府开始成为古镇保护实践中最重要的推动力。1996～1997年间，同里镇政府先后投入约500万元进行旅游景区基础建设，自己开发出一些景点（明清街、世德堂、罗星洲等），修建景区入口处石牌坊，同时为重现水乡风貌，投资300万元重新开挖丁字河、重建三桥，增建泰安桥。1997年4月，同里第一届旅游文化节举行，同里镇的知名度提高，奠定了同里开发旅游的基础，同里旅游发展开始起步。
3.2第二阶段：镇政府主导后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1998～2005年）。
（1）1998年，景区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吴江市将包括退思园、两堂（嘉荫堂、崇本堂）在内的几个景点的管理权下放给同里镇政府。同里镇政府从此有了对镇区内所有景点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宣传的权力，可以采用统一的门票，并能获得古镇保护所带来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受益。此次权力下放明晰了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使镇政府拥有了对自己镇区范围内主要景点的管理权以及相应的收益权，将同里镇的保护投入与其产出直接挂起钩来，因此在谋求地方发展激励下的地方政府便大大加强了投入力度。
（2）但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同里镇政府力不从心，也意识到引入新投资主体的必要性。2001年政府在景点的建设中引入了苏州凯达公司，采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形式，投资2700万元，建设了珍珠塔景点群，开始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建设。2003年底组建同里古镇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首家古镇“保护公司”，开始探索古镇保护企业化运作模式，由政府（同里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技术专家（同济大学旗下同楷公司）、专业化公司（苏州新沧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联手，打破了古镇保护由政府“包揽”的局面。2005年，同里红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成立，同里总公司注册成立8家子公司，依托同里的旅游大品牌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立运作。虽然同里总公司没有实现政企分离，但子公司已经彻底市场化，这种同里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承包模式实质是将下属经营管理的各项资源分门别类进行公司化运作，也是根据发展旅游的需要，将旅游公司的职能不断细化、专业化的必然结果。
3.3第三阶段：吴江市“区镇合一”管理新体制（2005至今）。
由于同里镇西侧吴江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以及吴江市松陵城区向东发展，同里城镇的发展倍受影响。2006年，吴江市政府引进中国世贸集团共同策划和运作，成立由同里镇与港合资的“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同里占合资公司股本的49%，港方按比例注入51%的资金，同里己开放的景点以租赁形式向合资公司转让经营权，该公司每年缴纳包括景区、景点维护以及品牌形象等各项经费，并逐年递增。借助世贸集团的实力、资源及影响，同里历史文化名镇提高了其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4. 从同里的经验看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
4.1制衡——权力下放与上收。
（1）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变化看同里古镇的保护历程，其存在一个管理权下放和上收的过程，同里古镇保护与开发的管理主体从吴江市建委下放到同里镇政府，而后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同里古镇保护开发的管理者由同里镇政府变更为吴江市同里古镇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在充分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同里免于完全受市场法则所支配而产生与历史文化名镇价值目标不相符的开发建设。
（2）以放权为核心的转型期中国整体制度环境变迁，使得地方政府既有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又有谋求自身利益（如地方财政收入、政治业绩）最大化和短期化的追求，同时他们拥有对行政资源、垄断性竞争资源（如土地）的特权，于是与城市中诸多经济发展主体（如开发商、投资商）结成了种种增长联盟[11]，同时，我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极其微弱。如此一来，多种行政与市场经济利益的趋向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价值判断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因此，在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开发中，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内部的权力制衡尤显重要，通过不同级别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制约将有利于镇政府作出相对正确的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与开发对策。
4.2放眼——区域框架下进行保护。
（1）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孤立的考虑历史文化古镇是不再可能的，还要考虑到与之相关的总体发展计划，同时，城市的相关总体规划与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为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发展作出适当考量。吴江经济开发区与同里古镇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其行政调整即明确了开发区与同里在产业发展上的不同定位，从根本上减轻了古镇的GDP考核压力，跳出了就古镇论古镇的框架，使得古镇的保护和发展在区域框架下有了更大发挥空间。
（2）因此，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只能够在城镇框架和地区规划下进行，城镇和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一方面城镇要服从于地区更大范围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地区需要也应为保护这项紧急工作有所变动。地方政策必须考虑到历史文化古镇的特殊需要，其经济功能的选择必须既不瓦解也不遗弃其历史的本质和结构，所有影响历史古镇的政府部门在规划的各个阶段都必须协调一致，如工业选址、交通网络和其他地方场所。赋予历史古镇乃至地区发展合理的功能才能保持历史文化古镇的生命力。
4.3联合——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
（1）在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占主导，这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也是资源需求的趋势，它打破了各类资源完全按行政原则由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的局面，各种资源开始逐步按照市场法则在各社会群体中重新分布与流动。同里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实践中，政府引入市场机制，采取由企业管理、转让经营权等方式吸收社会、民间的资本和后续使用、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一方面更好的利用物质遗产，发挥其传递历史信息的作用，同时也为遗产的维护筹集了资金。
（2）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与开发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与开发者之间既是调控与被调控的关系也是合作关系，政府需要依据完善、全面的公共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市场，逐步分散古镇资源的配置，这不仅为社会资金进入古镇保护提供了条件，也能发挥社会各方群体的协作精神，创造更加多元的价值目标与空间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应限制与防止市场弊端，杜绝市场投机、抬高地价、过度开发、谋求暴利，平衡开发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另一方面其应鼓励与激发开发者的保护积极性，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减少投资风险，让其有利可图，增强开发者的投资信心，在严格详尽的保护技术指标控制下，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工作中，并从中受益。
5. 结语
规划管理从过去相对单纯的技术管理为主向如何体现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转型，已为我国越来越多的规划学者和工作者所认同和关注。历史文化古镇是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去认清历史文化古镇保护，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探讨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背景下保护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方法，弄清楚历史文化古镇保护规划应该做什么，各级规划管理部门应该管什么以及地方政府应为保障规划的实施采取什么相关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提高历史文化古镇保护规划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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