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19:44:18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2015年，中国，世界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68-05
2015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处于一个平稳的发展期，一批批扎实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从中选取了诸多优秀作品，本文根据其转载的学术论文和汇总的世界史论文索引，对世界史研究的成果进行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一、2015年度世界史学术论文转载概况
（一）《世界史》栏目设置及转载论文数量
根据2015年全文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的数据，正式发表的世界史研究论文1589篇，研究性质的论文1551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134篇。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108篇，转载率为6.79%。转载总量略有上升，转载比率基本持平（2014年转载数量为103篇，转载比率为6.77%）。主要栏目转载的数量分别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30篇，“世界近、现代史研究”45篇，“理论与方法”7篇，各类“专题史研究”14篇，“动态与综述”2篇，“学术史研究”10篇。2014年设置的新栏目“学术史研究”转载文章的数量进一步提升（2014年7篇），“专题史研究”转载文章的数量也有所增加（2014年10篇），而“动态与综述”这一栏目的文章持续减少（2013、2014年分别是7篇和4篇），其他栏目转载文章的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总体上，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近现代史研究依旧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在强调理论方法的同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着力开展学术史研究日趋成为历史研究学人的共识。
（二）来源期刊全文转载量排名
2015年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文章来源仍然十分广泛，共计覆盖37种期刊。其中来源期刊所占篇幅较多的依次为《世界历史》《历史研究》《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武汉大学学报》和《史学月刊》等（见表1）。全文转载的文章来自于历史学专业期刊的共计62篇，综合性期刊的共计38篇，非综合性的其他期刊8篇。专业期刊凭借其专业办刊理念和编辑水平依旧保持领先地位，综合性期刊以跨学科之优势奉献了众多优秀的文章。同时以《全球史评论》和《世界历史评论》为代表的专业集刊异军突起，围绕不同主题组织发表了若干佳作。值得关注的是，转载的108篇文中，只有14篇论文来自非核心期刊。这表明核心非核心期刊稿件质量两极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其中57篇文章获得各类课题资助，课题立项与文章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引起学术评价的高度重视。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2015年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研究机构。在全年转载的108篇文章中，有来自内地高等院校的86篇文章，有16篇文章的作者来自社会科学院，另外还有6篇文章的作者来自海外（含台湾地区学者）。相较于2015年，内地学者的文章被转载数量略有增加。
2015年《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仍然比较均衡，依次来自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占据总数比例高达59%（参见表2）。与2014年相比，部分综合学校，如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排名下降颇大。师范类院校仍是地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并有扩大趋势，如天津师范大学（2篇）、吉林师范大学（1篇）、广西师范大学（1篇）、湖南师范大学（工篇）、东北师范大学（1篇）和曲靖师范学院（1篇）都是各自地区的佼佼者。总体上，综合类学校稳中有降，师范类院校厚积薄发，贡献了一批高质量成果。
相较往年，上海地区的高校显现出强劲的学术研究能力，显示出该地区学术研究机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能力提升较快。北京仍是世界史学术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则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生代研究力量，但东部地区的绝对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老牌部属文科高校发展比较稳定，师范类院校是地方世界史发展的重要基地，总之，世界史研究力量的既有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世界史研究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和人才流动是世界史研究者将要面对的新挑战。
二、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
通过对上述论文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分析，2015年的世界史研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理论反思更为深化，学术史讨论欣欣向荣
与往年相比，2015年学界对全球史和世界史的整体讨论进一步细致和深化（董少新：《对全球史的几点思考》，《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董欣杰：《西方全球史的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8期；刘德斌：《全球历史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徘徊》，《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对学术史的讨论则不仅仅停留在梳理转述他人成果的综述水平上，而是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阐释、评价、讨论。这些讨论大多是对传统领域的拓展，如欧洲史学的转型、法国史学热点与进展、美国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吕一民、汤晓燕：《当今中国学界法国史研究的热点与进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4期；夏亚峰、栗广：《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
有的学术史研究则以问题、个人、历史时间和学派等作为切入口，极大拓展了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张广翔：《俄国学者关于俄国农民农奴化史的争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刘艳：《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的兴起》，《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李桂芝：《艾琳。鲍尔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黄艳红：《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李宏图梳理了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指出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两种空间转向的问题，同时探究了竞争性概念和实践对现代社会的塑造（李宏图：《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6期）。
（二）传统史学研究的拓展深化
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重点，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学者在已有的学术积累上继续深入扩展，古代史方面如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赫梯文明的多元、古代埃及经济、古巴比伦女祭司的养老及“苏美尔”的含义等等均有学者论及。（国洪更：《赋役豁免政策的嬗变与亚述帝国的盛衰》，《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陀”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李政：《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9期；金寿福：《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李海峰：《古巴比伦时期女祭司“家庭养老”习俗探析》，《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王献华：《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作为地理概念的“苏美尔”》，《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中世纪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是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经济史方面，论题涉及苏格兰议会、工商业、英国税收、英国农奴身份等多个方面（郭军伟：《论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徐浩：《中世纪西欧工业管理研究：以消费者、雇主和雇工权益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顾銮斋：《英国中古前期的税收习惯》，《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4期；侯建新：《法律限定负担与英国农奴身份地位的变动》，《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9期）。
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程度不尽相同，学者们对德意志帝国改革、法国的高等法院和城市在国家形成中的复杂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与民族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7期；洪庆明：《近代早期法国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角色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7期；庞冠群：《高等法院与法国旧制度下的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6期）。有的学者发现宗教改革促进了德国社会的转型，保留了婚姻自由，但私人信仰仍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压制（朱孝远：《宗教改革对近代德国社会转型的影响》，《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俞金尧：《宗教改革前后欧洲人的自由婚姻问题》，《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沈坚、江晟：《迪罗西耶事件与16世纪个人信仰的选择困境》，《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有些学者翔实阐释了现代国家是如何解决种族矛盾、人才引进和工业资本等问题的（梁茂信：《冷战与美国人才吸引机制的形成》，《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任灵兰：《英国诺丁山种族骚乱与（1976年种族关系法案）》，《历史教学》2014年第2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4期；张广翔、白胜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垄断资本与国家》，《求是学刊》2015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李剑鸣分析了美国革命时期的代表制在复杂的思想争论、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中发生转变，成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性制度（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此外，学者通过对大量相关数据的考证，分析了一战前后德国生活水平的提升和魏玛时期经济的相对稳定（周建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生活水平探析》，《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陈从阳：《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经济略论》，《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
（三）“新史学”研究成果显著
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历史研究的重点和路径日趋丰富，产生了大量优秀成果。对观念的关注引领了犹太人死亡观、犹太教历史感和苏美人地下世界观的研究，而观念的形成往往与舆论和传播密切相关（林中泽：《超越死亡：古代犹太人的死亡观及其历史演变》，《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杨军：《论犹太教历史感的发生》，《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陈艳丽、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地下世界观》，《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0期；张炜：《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洪庆明：《达米安事件的舆论建构与18世纪中期法国的思想气候》，《史学集刊》2014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有些研究将目光转向演说、仪式、节日、意识形态和情报系统在不同政治社会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李尚君：《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4期；朱明：《中世纪晚期巴黎的王权与城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郭子林：《“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8期；洪庆明：《革命节日的空间构建与意识形态教化》，《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0期；李大维：《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6期）。观念往往与选择和认同密切联系，徐晓旭用文化选择模式解释了希腊化世界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与文化互动的关系（徐晓旭：《文化选择与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6期）。
环境史研究方面，付成双通过追索北美毛皮贸易的争夺和兴衰历程，再现了北美政治的风云变迁（付成双：《哈德逊湾体系与圣劳伦斯体系争夺北美毛皮资源的斗争》，《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付成双：《俄勒争端与落基山以西毛皮贸易的兴衰》，《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0期）。有的学者另辟蹊径，透过城市景观观察城市变迁和环境观念辗转发展轨迹（刘耀春：《从中世纪盛期到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墙的变迁》，《史林》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严玉芳：《19世纪伦敦树木景观变化及其因果探析》，《学术研究》2015年第8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
（四）国际关系史现实关怀明确
国际关系史研究历来与现实关系紧密，2015年中国与美国、日本、韩朝等国的单边或多边关系依旧是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中之重。学者一一梳理美国在问题和上的策略和行为，并历数其对中国造成的诸多危害（崔修竹、崔丕：《美日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中的问题》，《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核威慑的失败》，《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美日关系研究比较复杂，既有东京审判的正义行为，也有日本战后对美国的索取，还有日本右翼势力打击美国国内支持“慰安妇”的团体（张郭：《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东京审判的问题研究》，《历史教学》2015年第20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白纯：《东京审判对战后日本的影响论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0期；胡德坤、沈亚楠：《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5期；小山艾米：《美国的“慰安妇99且像与日裔社会》，《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9期）。美国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在军事方面多有龃龉，难以形成共同的战略意识（冯东兴：《尼克松政府撤退驻韩美军问题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梁志：《协调与猜忌：1969年EC-121事件前后的美韩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有的研究则用国家意志分析了美国获得权力的机制（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
东亚地区既有纷杂的现实利益关系，也有纠葛的历史问题（刘永连、谢祥伟：《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7期；张晓刚、国宇：《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期；郑毅、李少鹏：《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知识分子力图通过记忆研究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更早之前知识团体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东亚历史记忆专题，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0期；王立新：《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失败努力：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与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6期）。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者尤为关注的是德国的悔罪行为。虽然有右翼势力的反对，但总体上是战败国赎罪的典范，其间不可忽视的是犹太人的努力与坚持（孙立新：《联邦德国“新”历史修正主义批判》，《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4期；李乐曾：《历史问题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选择：以德法、德波和德以关系为例》，《德国研究》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9期；金寿铁：《罪责反省：克服过去的新生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张倩红、刘丽娟：《犹太社会与“大屠杀”的国际认知》，《历史教学》2015年第1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8期）。法国大屠杀纪念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肖琦：《法国的大屠杀纪念》，《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9期）。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一些跨学科、多视角的讨论（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
（五）史料文本化
历史学关注史料，史料是衡量历史学研究成果质量的核心标准。这一趋势在国际关系史方面表现为对档案的关注，在其他领域则表现为对原始史料的倚重（刘健：《苏美尔神庙建筑仪式探析》，《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彭小瑜：《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对伊纳爵社会和经济观念的现代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对史料的倚重在新史学的影响下表现为史料的文本化，研究者深入文本之中讨论，文本的立场被彻底检视（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2期；晏绍祥：《冲突与调适：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城邦政治》，《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7期）。相较于史料的真伪，文本的增添与立场被看作理解历史的路径，往往用于政治和社会目的（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学术研究》2014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3期；李隆国：《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0期；何埕：《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世界历史》201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1期；陈文海：《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5年第12期）。
总体上2015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在理论自觉意识的引导下逐渐趋向于讨论重大问题，产出了一批扎实优秀的成果。同时新领域的开拓也欣欣向荣，展现出丰富的面向。以国际关系史和国别史为代表的研究更贴近现实生活，试图用历史研究关照现实中国。世界史研究布局不够均衡的局面有所改善，然而刊物等级分类和项目支持资助已深刻地影响了学界格局，马太效应不会是学术界长远发展之福。
[作者简介]柴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法律史。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2篇
但台湾学界更为关注的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这对于大陆学界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学界有他们的优势，因为政府逃到台湾以后，把几乎所有的外交档案都带走了，比如清末总理衙门、北洋政府、政府外交部的档案，都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有一个档案馆，保存这些档案，此前他们也整理甚至出版过好多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史料。以至于大陆学界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用的基本是台湾资料。我这次到近代史所档案馆，专门看了他们从外交部接收的一批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档案，从1927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非常多，这对于研究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战后的台日关系，都非常重要。除了近代史所档案馆以外，在“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中，也专门有外交部的档案，可以公开利用。由于台湾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这批外交档案，最近一些年轻学者在研究19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日台关系，这方面成果非常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是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的重镇。老一代专家黄福庆长期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林明德一直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这两位老先生退休多年了，去年刚刚获得日本天皇的文化奖，也是日本人对于他们研究的肯定。黄自进先生专门组织一个“研究群”，主要围绕档案和日记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已经开过好几次学术研讨会，也出了论文集和专著，在海外颇有影响。此外，主要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出发，张启雄、林泉忠先生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在台湾学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关于抗战史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抗战史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1990年代以前，台湾学界在抗战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最近20多年来，由于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学界对于抗战史的研究不太重视了，研究的兴趣也在削弱。中央原来有一个机构叫“党史会”，现在变成了“党史馆”，但他们对于党史资料的保存和利用却不如以前了。党史会的李云汉关于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陈鹏仁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日本著作和资料，为学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去年赶上开罗会议及《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台北为此也开过几次座谈会和研讨会。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组织了一个团队，与大陆共同研究中国抗战史，这是一个新气象。
从1995年李登辉执政时代开始，台湾当局提出加强“台湾史”的教学和研究，迄今将近20年过去了，这对于台湾史学界的冲击是很大的。现在台湾的历史学科分为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大部分，台湾史跟中国史、世界史是并列的三个学科之一。把“台湾史”从“中国史”分离出来，直至脱离“中国史”，构筑所谓的“台湾史观”，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跟台湾史研究和教学有关的问题就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这段历史怎么看待。在台湾的书店里，最多的是台湾史的书，其次是中国史，再其次是世界史，世界史里最多的也是日本史。台湾史研究的强化和对于日据时期历史认识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最后就当前中日关系谈点个人感受。由于去年底日本安倍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骤然紧张，历史问题再次浮现。其实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中日历史问题的斗争是一场永远没完没了的持久战。即使日本首相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的历史观就变了吗？即便日本政府不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的看法跟中国人一样吗？回顾新时期以来中日关系走过的路，日本方面一会儿教科书，一会儿慰安妇，一会儿侵略的定义，一会儿南京大屠杀，中国这个遍体鳞伤的受害国，直到现在还受害。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以进为退，我们却步步为营，时时处处疲于应付，退得无可再守了，就再反击一下。大家能不能想一些招，做一些有准备的工作？前几年韩国为了应对与中国、日本的历史问题，政府专门成立了“东北亚历史财团”，拨出专款、集中专门人员搞历史研究。中国的社科院有五个历史研究所，是否可以设立一个中日历史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有备无患；兵法也讲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我们既要有远见和战略思考，也要有战术方面的实际准备。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仓促上阵的救火队，都不是上策。如果这样应付下去，不但永无宁日，而且将永远被动。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生活系统》是周谷城早年撰写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成书于“”和大革命期间。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阐明“生活的真相”。反对各种主观武断的人生观和社会理论，对周谷城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指出：“这在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十年来，学界对《生活系统》的写作旨趣颇感兴趣。张志哲认为，“《生活系统》力图表明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任何思想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生活本身使人有所感，从而产生了各种看法和见解。”武克全指出，《生活系统》把知、情、意三种精神状态与治学相联系，而不同的精神状态又与不同性质的学术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周谷城后来治学领域的广泛。孔繁敏认为《生活系统》贯穿于周谷城的史学研究，“《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萌芽，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莫志斌对《生活系统》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生活三境轮转进化的人生观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也不无缺失，然而，这种人生观的提出对于会通古今、融合中西，以及调和科学与人生观来说，堪称为一个楷模。”
二、关于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
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大学教授生涯。但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此期间，他撰著而成《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社会学著作，后来合称《中国社会史论》。
十年来，《中国社会史论》的革命性和学术性为学界所认同。姜义华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史论》的写作宗旨时指出：“他努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试图说明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途径。”孔繁敏指出：“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专从历史上下手，探寻历史上中国的真相，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现实状况。”张光武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是周谷城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书为以后的周著《中国通史》打下了坚实基础。莫志斌认为，《中国社会史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他对《中国社会史论》的学术性给予了肯定，“他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近代社会的变化，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周谷城本人并不讳言《中国社会史论》存在的某些缺憾，坦承该书过于偏重阶级斗争而辩证性不足。
三、关于周谷城的《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撰写于三十年代中后期的代表性史学论著。十年来，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及其“历史完形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研究。
“历史完形论”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屡屡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黑论而横遭批判。莫志斌富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完形论”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黑论。徐复芝认为，在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不可能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历史完形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见解、新阐释。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杨志刚认为，周谷城注重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研究中国史，周著《中国通史》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史。莫志斌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无论是在谋篇布局还是在具体论断上都不乏独特之处。徐复芝指出，周著《中国通史》的坎坷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该通史在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注重历史证据，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最佳范例。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通史存在某些偏颇之处。赵梅春指出：“由于周谷城过分地关注通史著作表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对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史体一概否定，有失偏颇。……中国通史的内容侧重于社会变化方面，这样固然便于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个人的活动、学术文化等被忽略，难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
四、关于周谷城的《世界通史》
周著《世界通史》是周谷城在40年代后期撰写的又一部代表性史学论著，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十年来，该通史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编撰旨趣而饮誉学界。
关于周著《世界通史》的史观。研究者认为，周著《世界通史》强调世界史的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其史观为“整体史观”。莫志斌分析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国别史集合的世界史旧框架，力求从部分与全体的对立统一角度，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或统一整体。”张广智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指出：“周谷城在他的《世界通史》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倡言世界史编撰的整体观念。”李勇认为，周著《世界通史》从“历史完形论”的内在要求出发，着力揭示世界史的有机整体性，这样的编撰观念也就是“整体史观”，与近年来风靡史坛的“全球史观”相接近。顾晓鸣指出，周谷城在史学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以健康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和自我，因而既能够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又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于沛对周著《世界通史》把中国史纳入其中的做法表示了赞许，反驳了某些海外学者攻击该通史散布“中国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的虚妄之论。姜义华先生也指出：“将中国置于世界联系之中，这本是客观而公正的态度，与将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风马牛不相及。”此外，研究者普遍肯定周著《世界通史》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法，认为周谷城是新时期倡导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五、关于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观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学界对此问题聚讼纷纭，长期争论不休。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该问题做了不懈的思考，也多有论述，是古史分期流派中“东汉封建说”的倡始人。
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既是他注重世界全局性的结果，也是他独立深思的结果，因而能够独树一帜。孔繁敏认为，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历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王秀青认为，“东汉封建说”立足于周谷城对中西历史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是周谷城几十年来治学的经验总结。她指出：“尽管他的研究结论尚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他因中西比较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宽阔视野和因比较而得出来的结论都充分体现出他不懈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陶用舒对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独具特色，理论充分，当为一家之言。”
六、关于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问题
周谷城是中国学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先驱人物，周著《世界通史》堪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通史佳作。建国后他又多次阐述欧洲中心论的荒谬和危害。
肃清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欧洲中心论与周谷城的“整体史观”不相容。这是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内在原因。张广智强调：“周谷城从世界历史的全局观念或统一整体出发，断定欧洲中心论是荒谬的，但必须指出周氏的思想是全面的而非偏激的。”李勇认为，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与欧洲中心论不相容，这是他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动因。学界对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作出的论证，对于‘欧洲中心论’这一顽症，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多数研究者肯定周谷城是彻底的反对欧洲中心论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周谷城虽然在主观上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并不彻底。
七、关于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
20世纪60年代前期，周谷城撰文探讨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论战，论战影响之大，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关于论战的缘起，武克全分析说：“周谷城从史学、美学、艺术创作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如何认识时代与时代精神，如何正确认识科学、道德、艺术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支配一切的‘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潮。周谷城的这些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立即招来了一场人多势众的围攻。”志斌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熟知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学术观点，虽然由此而引发了大的学术论争，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对方辩论。真正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学者的学术良知与无私无畏的学术勇气。”姜义华先生精辟地分析了论战的背景和实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内外对1958年以来的重大失误作了一些反思和纠正，但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纠“左”努力被指责为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在此情形之下，周谷城挺身而出撰文纠“左”，其“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与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对立，因而很快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批判。
八、关于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观
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是关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现实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此问题作了不懈的思索，晚年的周谷城对中西文化问题更为关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武克全先生认为，周谷城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力主中西文化交流，“文化综合说”是其一生治学的总结论。张光武指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周谷城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全盘中化，而力主中西文化交流。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观要点有三：一是重视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二是认为世界文化史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三是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相互渗透、互有提高并走向综合。张谦分析了周谷城的文化关怀，认为周谷城极为关注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很关注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4篇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011年新课程全国卷第41题，共12分。）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发达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价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此题无参考答案和明确的评分体系）
环节一：教师讲解
这主要指教师讲清历史小论文写作的基本格式、文章结构及注意事项。
1.板书
基本格式和结构：
我同意材料中的第X种观点。（1分）
我的论点是：…… 2分）
其主要论据有：…… （8分）
结论：…… （1分）
2. 注意事项
（1）对材料所示的观点态度要明确；（2）要用历史学专业术语表述论点；（3）寻找能够证明该论点的典型史料并进行评述，做到史论结合；（4）总结结论；（5）排好版。
环节二：学生作业
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约15分钟）完成一篇历史小论文。
下面以学生甲的作业为例进行改、评。
学生甲作业：
我同意材料中的第二种观点。
我的论点是：近代西方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其主要论据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法治传统为近代西方崛起奠定政治基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中世纪末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刺激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当然，新航路的开辟也促进了其他文明成就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和吸收。如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在西方的广泛引种；从美洲掠夺的大量白银流入西方，造成“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崛起充分吸收了其他文明成就。
环节三：学生互改
在此环节中，学生以班级为单位相互交换作业进行修改，并在“观点提炼、史论结合、典型史实”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以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下面以部分学生的评价意见为例：
学生乙：
缺陷为甲文的论点提炼不精。
“近代西方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实质上是照搬了第二段材料中的相关句子。尽管此句能够体现材料二的主要观点，但与高考中“不能纯粹照搬材料中的句子作答”要求相左。此外，观点中的“历史专业术语”运用待加强。
修改意见：建议将论点总结为“近代西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吸收非西方文明的结果”。
学生丙：
缺陷表现在甲文所用史实与其论点脱节。
材料中所用“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史实属于欧洲本土史实。这不仅与材料二所示“亚洲和中东文明”不符，而且与作者应论证的论点“近代西方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相脱节。
修改意见：要论证其观点，应以非西方的相关史实的运用为主，如中国四大发明对近代西方崛起的关键性作用。如火药传到西方后，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有利于普及近代科学知识，促进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国民素质，增强人文意识，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起到宣传作用；指南针的西传则有利于新航路的开辟，为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生丁：
缺陷在于甲文典型史实的运用不全面。
虽然甲文提到了“美洲高产作物和白银的西流”这两个典型史实，但其典型史实运用不全。
修改意见：除上述外，还应结合课本联系到新航路开辟为西方崛起提供了广阔原料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传统商品瓷器、丝绸、茶叶大量向西方出口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发展；中国先进的传统农业技术和传统工业技术，对近代西方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起了基础性作用等。
环节四：教师点评
教师综合学生的批改意见，并在史观运用、观点提炼、典型史实等方面加以优化或补充，以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专业术语运用能力，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点评：
通过“学生互改”环节可知，乙、丙、丁三位同学分别指出了甲同学论文的“论点提炼、史论结合、典型史实”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别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在以下方面仍需注意：
1. 史观运用
本题的两段材料实际上分别体现了两种史观。第一段材料体现的是“欧洲中心论史观”，第二段材料体现的是“全球史观”[2]。“欧洲中心史观”强调近代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文明自身发展的结果。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其他文明、种族都处于低劣、被动、边缘的地位，是牺牲品和西方权力的承受者[3]。而“全球史观”则强调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认为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是文明间横向“互动”作用的结果[4]。因此，对于本题，同学们在作答之前首先应注意选择历史观，然后再根据历史观和所选材料提炼自己的论点。这一点，四位同学都没有意识到。
2. 观点提炼
既然第二段材料体现的是“全球史观”，故应注意类似“全球史观、文明间互动”等历史学专业术语的表述。乙同学“修改意见”中的历史专业术语“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吸收非西方文明”可以借鉴。
3. 典型史实
典型史实的列举应注意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5]等角度进行分类。丙、丁同学谈到的中国四大发明对近代西方崛起的影响、东西方贸易、市场提供、技术西传等皆属于物质文明范畴。但为拓展视野，同学们还可以了解以下典型史实，物质文明方面：白银资本使欧洲经济渐趋融入亚洲贸易圈；制度和精神文明方面：西方文明对中东医学、数学、哲学、合伙制、近代银行—财会制度的继承，对古代中国“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无为）、开明君主专制、社会福利思想（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创造性吸收[6]；生态文明方面：“混成生物群”（巨寄生物—人和微寄生物—细菌、病毒等）交流对近代西方崛起的影响等。[7]
环节五：习作展示
经过上述四个环节的训练之后，让同学们重新解答此题，并把优秀的学生习作展示来，以起到示范模仿作用。
如甲同学修改后的习作：
我同意材料中第二种观点。
我的论点是：从全球史观看，近代西方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创造性地批判、吸收非西方文明的结果。其主要论据有：从技术、物质文明角度看，中国四大发明对近代西方崛起起了关键性作用。火药传到西方后，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有利于普及近代科学知识，促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指南针的西传则有利于新航路的开辟，从美洲掠夺的大量白银不仅促进了欧洲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而且为欧洲经济融入亚洲贸易圈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其资本原始积累。从制度和精神文明角度看，近代西方崛起还创造性地吸收了中东先进的医学、数学、哲学思想、中国的“无为”“社会福利”思想等，在制度上则继承了中东的银行—财会制度。从生态文明角度看，“混成生物群”入侵美洲为西方掠夺美洲奠定了基础；东方“黑死病”的西传导致大量欧洲人口死亡，为“圈地运动”创造了条件；美洲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引种则提高了西欧粮食产量，促进了人口增长等。
总之，从全球史观看，近代西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间互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教师讲解—学生作业—学生互改—教师点评—习作展示”五环节教学是一种可取的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历史小论文写作水平。当然，方法归方法，最根本的途径仍然是学生所掌握的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提升[8]。
参考文献：
[1]余柏青，曹英.高考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思路及复习建议[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11）.
[2]柳合青.2011年高考全国卷（新课标）文科综合历史部分试题解析（续）[J].中学历史教学，2011（8）.
[3]任东坡.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6（1）.
[4]刘新城.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概念.全球史评论第二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彭树智等.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J].史学理论研究，2011（2）.
[6]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7]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8]任世江.2011年高考新课程卷第41题的立意及对教学的启示[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9）.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典型例题】
例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请回答：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13分）（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例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12分）（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例1的评分参考：
第一等（13～11分）：
①观点明确 ;②能有机结合材料并充分利用中外史实，多角度论证观点;③逻辑严密，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第二等（10～6分）：
①观点较明确;②能结合材料或利用相关史实论证观点;③论述较充分，表达清晰。
第三等（5～0分）：
①观点不明确;②未能利用材料或史实解释观点;③论述欠充分，表达不清晰。
细读评分参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平高的历史小论文，包含以下几点：
1.具备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
①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②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③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B.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2.表述成文。
不能像答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3.语言精练。
历史小论文一般都有字数限制，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练，切中要害。
【注意问题】
写作历史小论文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浏览材料，找关键词，明确观点。
很多考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根据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十分可惜。由于题干中的观点并不全面，我们不能完全获悉，因此，就必须阅读材料，找出关键词。何为“关键词”？就是材料的中心，它反映了材料的主要意思和主旨。
一般而言，要带着问题去阅读，如例1中的“历史前提”其实就是讲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的条件或者是原因，例2中的“西方崛起”就是讲西方崛起到底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部影响或者是内外相互作用的产物。当然，如果材料太长，我们还要学会分层处理，关键词一般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字眼。找出关键词，明确观点，也就完成了答题的第一步。
2.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
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换言之，是我们学生比较有话写的题目。要不然，就失去了考查的意义，也不利于高考的选拔。
如在答例1时，我们就要联系世界近代史的有关知识，运用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思想等角度去寻找史实。比如经济上，我们就可以想到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或者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资金;等等。同时，我们还应该深入下去，看看能不能联系中国的情况，恰好中国就是反面例子，正反结合就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在答例2时，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既符合我们的唯物史观，也有利于保证论文的完整性和字数。
3.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所谓“万事开头难”，写论文也不例外，因此一定要写好开头。有些学生写的开头很长，但观点始终没有明确，含含糊糊，这是不行的。其实开头不要写得太多，关键得开门见山，观点是什么就写什么。如答例1中的“历史前提”时，就可这样写“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或者答例2中的“西方崛起”时就写“西方崛起是西方自身发展和外来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有关例1中“西方崛起”的小论文，就得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们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
另外，史论结合要求学生史中有论，论从史出。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用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整篇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如在写对“历史前提”认识的政治方面时，就不能只说资产阶级革命，而应该表述为“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等。
【例文赏析】
例1.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理由有四：
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最先完善并得到发展。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与反封建求民主的进程结合在一起。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欧美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等，使这些国家获得原始积累和劳动力。荷兰和英国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足够资金;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文化运动又反过来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文化专制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美早期发达国家形成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他们积极开辟新航路，拓展殖民地，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而中国在明朝时期的海禁政策及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于世界，因此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小，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综上所述，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就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没有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在中国不可能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
例2.论文一：关于西方崛起，第一段材料认为西方崛起是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究其原因主要由内因决定，其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附属。而第二段材料认为西方崛起因素除了内因以外，也受到其他文明成就的影响。我赞成第二种观点。
理由如下：西方崛起的开端是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兴起。思想上，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思想核心，民主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政治上，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经济上，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又通过殖民扩张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所以西方的崛起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
但在西方向近代迈进的过程当中也深受其他文明影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传入欧洲，廉价的纸张取代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小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使封建城堡不堪一击，骑士阶层日益衰落。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动印刷机，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崛起。
论文二：西方的崛起既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同时也是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西方的崛起是在充分吸收古代亚非文明的基础上逐渐起步、发展并超越的。古代的亚非文明不论在经济、科学技术还是在航海、贸易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传入欧洲，便利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成为新教传播的工具。火药传入欧洲，使欧洲在武器制造方面逐渐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使骑士阶层日益衰落，同时促进了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指南针的传入，为欧洲的造船和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欧洲人开辟新航路、打开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四大发明推动了欧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促使欧洲率先迈入近代社会。步入近代社会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侵略、扩张，把广大亚非拉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而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掠夺了大量原料，扩大了海外市场，所有这些都为其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也是其自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近代资产阶级不满神学压制、神权统治及专制制度，于是兴起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并爆发了席卷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工业革命。所有这些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其成为近代文明中心并迅速崛起。
【方法总结】
总的方法：
1.细心审题，认真阅读并分析材料，理解其观点。
2.观点明确，以“我认为” 等用语引领自己的看法，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鲜明的表态。
论述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系统性原则。
历史小论文试题，不是问答题，不能像回答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有逻辑性，分清层次，条理清楚。
2.史论结合原则。
紧扣材料，从材料出发进行回答，要有史有论。
3.结构性原则。
一篇小论文就是一篇浓缩的完整的文章，要做到：（1）开门见山，主旨明确;（2）中间论证层次清楚、史论结合;（3）首尾呼应，简明扼要。
4.精练性原则。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6篇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但由于中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历史的了解非常少，学者们对于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法国史比较茫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法兰西的优秀文化，沈炼之认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法国史的文选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创刊的《史学译丛》上译了十几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法国的论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翻译，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1]特别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义》、《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8封——法国社会党人和布朗热危机》等文章，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刚刚跨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国历史的范例，更开启了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沈先生还一直非常重视法国优秀的历史著作和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他国精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学者，首先“必须从翻译资料工作开始”[2]。即使是中法关系不佳，甚至出现敌视状态的时候，他也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谋略对待翻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广泛搜集和阅读法国作品，并着手翻译法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国史》。1964年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是中法建交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译法文通史，为迫切希望了解法国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资料，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据沈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一本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法国通史》，我总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断了沈先生的翻译工作。“”结束后，沈先生立即带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翻译资料和进行学术研究，先后选译和出版了总共8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学术专著章节摘录，为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工人党创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必将推动中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深入研究”[1]。后来，沈炼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了《盖得派》一书。该书是克洛德•维拉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全书770页，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国工人党的起源、组织、学说、活动及其地域分布，正确总结了工人党走过的成功与挫折的艰难历程，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分裂到统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独创性见解。本书至今仍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3]。该书的翻译为我国学者研究法国工人党提供非常珍贵的素材。此外，他翻译的威尔逊的《罗曼•罗兰传》、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罗素的《权力》，J.E.斯温（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时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撰写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和论文
留法期间，马迪厄•艾伯特•泽维尔•埃米尔（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实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沈炼之影响非常大。“在里昂学习期间，他经友人介绍，专程去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了其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沈先生是唯一聆听过马氏讲课的中国学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都在法国史，撰写了《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很强的现实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1990年出版的《法国通史简编》是继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该书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说，这是一部结构新、观点新和内容新的“三新”之作。
首先，该书前四章叙述法国的由来，法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兴衰，再用七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法国从1789年到1914年的历史演变，最后，用六章比较全面的叙述了1914年到1988年的历史。这在结构上打破了把法国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编的传统方法，避免了在法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议，更具科学性。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历史，尤其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编史方法是将巴黎公社革命列为专章进行叙述，这就将这段历史游离于法国历史演变之外，给人突兀之感。沈先生编撰的《法国通史简编》则将这次革命放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期进行叙述，更妥帖地揭示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且把它作为法国历史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各种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编撰方法在中国“还是首次出现”。
其次，该书涉及的内容从法国上古一直到1988年，这在我国，甚至在法国本国都是非常少见的。众所周知，法国是历史上阶级斗争非常典型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更是显示了法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以往出版的历史著作通常只着眼于阶级斗争这一线索，没有突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把丰富多彩的法国历史简单化了。而沈先生在此书中不满足于叙述阶级斗争史，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法国历史，以社会政治史、经济史为重点，较为全面地展现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法国历史全貌。沈先生还将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有关内容安排在相应章节。如果把这些内容单独抽出来，又能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国科技简史、法国艺术简史、法国思想文化简史等。这样安排既有利于揭示法国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法国史和世界史教学中的空白。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只搞阶级斗争的法国，而是一个更完整意义上的法国。
再次，该书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法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法国通史简编》一书提出的有些新观点改变了我国学者四十多年来一贯沿用的传统说法，例如对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分阶段评说，对热月及热月党人统治的评价，对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看法，对路易•勃朗、蒲鲁东、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评述等。关于拿破仑时期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的提法也能言之成理，对拿破仑的评价更能体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严谨态度。他不但介绍了拿破仑“传说”的兴起和发展，而且更批驳了“传说”对拿破仑形象的扭曲，指出不能以“传说”作为对拿破仑进行评价的依据。此外，书中还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对拿破仑评价存在的巨大分歧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具体评论的差异，最后在明确肯定拿破仑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一言论定：“拿破仑一生活动无不具有资产阶级明显的两面性”，“拿破仑代表了一种制度，反映了一个时代。”
最后，将中法关系设立专章进行探讨。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从13世纪到1988年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把七百多年的中法关系分为开端、演变和新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来进行叙述。这样的布局不仅适应了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而且也如实反映出了中法交往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实际内容，填补了中国史籍中很少涉及的这一空白，“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之功”[7]。这本书在文字表达方面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总的来说，该书的学术性、思想性和科学性极高，对后人了解法国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沈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194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法国大革命史专著，也“把马迪厄和法国革命史在国外的新成果深入浅出地介绍给我国读者”[8]。沈先生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拓荒者。而且这本书诞生在日军侵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对当时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青年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在读了这本书后，热血沸腾，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抗日。这也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法学家端木正教授赞道：“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抗战时统治区的学术工作处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那么法国革命史学所取得的这点成果是大堪告慰的事。
沈先生还对法国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很少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更少注意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沈先生对保尔•拉法格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先后发表了《接触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保尔•拉法格》、《评价拉法格的历史功绩》等文章，“在肯定拉法格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拉法格‘左右摇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教条主义’习气和错误。”[1]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辩证评价，赢得了中国史学界的好评，也为中国的保尔•拉法格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为丁建弘编《世界历史人物小传》写的前言中，沈老还提出不能忽略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他说：“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人物，他们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9]因此，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既要重视研究正面人物，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如果不研究希特勒等人的具体活动，不仅会使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一般化、概念化，……而且也不能恰当地阐明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过程。”[9]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研究反面人物，如果有研究，对其评价基本上都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既显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也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在20世纪70年代，沈先生能率先大胆地提出要重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不仅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广阔的视野，更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
三、组建了法国史研究机构，培育了众多人才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缓慢，法国史学科也不例外。为了加快这个学科的发展，沈先生非常重视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学科的组织建设。他是我国创建法国史研究机构的带头人。“”过后，沈先生尽全力发起并筹组杭州大学以及全国的法国史研究机构。1977年5月，沈先生趁着杭州大学校庆举办学术讨论会之际，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各校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学者，在学术讨论之余一起商议在中国筹备组织建立法国史研究会的具体事项，并决定在次年召开筹备会。1978年，沈先生抱病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召开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并与各法国史专家、教授共同商定于1979年在哈尔滨举行学术年会，同时宣布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由于沈先生为法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被推选为该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筹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期间，沈先生于1978年率先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法国史研究室，它成为中国第一个专攻法国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室成立之后，沈先生到处筹集研究经费，充实图书资料，并将自己多年积蓄捐出来为研究室添置法文书刊。沈先生认为“一个研究室除了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外，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1]。他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让研究室里的中青年成员全部赴法进修，并积极与法国史学家建立联系，请法国著名史学家来杭州大学与研究室成员进行座谈、进行学术交流，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通过这种方法，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与法国史学家们建立起了经常的学术交流关系，大大推进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也促进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沈先生的培育下，杭州大学出现了楼均信、戴成均、沈坚和吕一民等一批优秀的法国史研究学者。时至今日，浙江大学的法国史研究水平在国内外仍然名列前茅。
沈先生不仅在杭州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更在长达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以他的敬业精神和言传身教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教学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暨南大学史地学会会员王驾回忆：“史地学会所有学术活动，他（沈炼之）都准时到达，即使后来担任文学院院长时也是这样，他仔细听取各种不同观点的发表，有时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启发同学们思考。平时，有些同学碰到问题登门请教，沈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加以指导。”①他的学生戴敦复在回忆文章中称赞沈先生“学识渊博，而为人更是忠厚诚朴、毫无架子，他爱生如子，极孚众望，深受学生爱戴”[10]。
四、史德史识照后学
沈先生的史学贡献还包括他史德、史识和求学治学精神方面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沈先生一生专注学术，心无旁骛、淡泊名利，不为研究而研究，更不为名利而研究。沈先生的学生吕一民教授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说：“沈先生总是强调要做学问，必先学做真人。”②正因如此，沈先生德性很高，为人非常谦虚，行事也很低调。杭州大学世界史博士点问题是他高尚史德的高度体现。1984年，教育部准备在国内设立首批世界史博士点，邀请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元老先行推荐候选学校。当时杭州大学世界史研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具有相当的实力，但沈先生却谦虚地指出时机还未成熟，认为再过两年申请比较恰当。虽然这一拖，延误了杭大（后并入浙江大学）世界史博士点二十余年，但沈先生谦逊的品德应该为世人颂扬和学习。
沈先生的史识也有过人之处。他说：“世界史作为一门高层次的基础文化学科”，“总是贯穿着某种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1]。他斥责那种“只要史料，不要理论”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地看待问题。但他又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理来代替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方法。他说：“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它应该更切合历史研究过程的实际和具体要求……马克思主义也学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体系。”[12]这那个年代，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封闭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史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沈先生还强调历史研究的经世济用，希望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促进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辨清前进的方向，满怀信心地为迎接未来而奋斗”[13]。在研究法国史过程中，他追求的是“洋为中用”，主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外来优秀文化激励中国人民，并丰富中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因此，他研究的课题，有的是补中国学术的空白，有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有的是为了激励人奋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正因如此，沈先生主张世界史工作者除了要进行精深的学术研究外，还要进行通俗化研究，做到面向大众，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生动形象又不失科学性的世界史通俗读物。
沈先生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着一颗执着的求学之心。在他留法归来的那些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满腔抱负却得不到施展，甚至连工作都很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据沈先生的女儿沈乐乐回忆：“大姐、二姐说，每天她们起床时，父亲早已坐在书桌前读书了……总之，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父母携着姐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可是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做学问，写文章。”[14]这种求学精神在他晚年也还一直保持着。在治学方面，沈先生也一直严谨有加。在当前这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沈先生的这种品质，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一个学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2012年是沈炼之逝世20周年。沈先生的身影已经隐入了历史的长河，但他创造的财富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我国著名史家王养冲教授吊唁沈先生时用了“史学前辈、著译等身，品高学粹、风范长存”[4]7616个字。我认为，这16个字是对沈先生一生所做贡献的最好概括，也是晚辈后学表达敬意和哀思的最佳方式。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29－04
2010年全国高考新课程历史第40题第3问，必须以小论文的形式回答。2011年，全国高考历史第41题，是一道独立的小论文试题，没再与材料分析题“混搭”。这样纯粹的开放性小论文题很值得研究。按常理，头一年高考中出现的新题型，第二年再次出现，教师和考生都应该有所准备，平均得分应该有明显的提升，但这种小论文式的题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从考生答题情况可以得到证明。请看下面三组数据（注：以下均为湖南考生数据）：
根据表1和表2的原始抽样数据，综合成表3，制成柱状图后，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相比2010年，2011年得0分的比例减少7.3%，在1~5分区间的比例减少9.4%，但5分以下的低分考生（含0分）仍达到了61.8%。6~9分段得分的考生比例增加了16.7%，但是优秀考生比例的增幅较小，仅增加0.3%。柱状图呈现低分段集中，高分段很小的“畸形分布”。从整体分析，该题的抽样平均得分为5.02分，比2010年仅仅提高了1.6分。这说明考生解答小论文试题的能力，只在“量”上略有提高，而在“质”的方面没有明显变化。
小论文题究竟难在何处？通过对中学的调研，湖南师大高考历史研究中心的成员发现，教师虽然对提高考生小论文的答题质量非常关注，但对如何进行小论文的训练倍感困惑，甚至束手无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先从高考命题思路的分析入手。
（一）小论文命题的依据是《考试说明》
《考试说明》开宗明义指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在初中历史课程基础上，依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说明》确定历史学科考试内容。”[1] （p.26）
命题者“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给考生提供历史素材，要求他们从材料中提取观点，再根据论点进行史实论证，用小论文的方式答题。这样的题型一出现，中学反对声一片：普遍反映题目超纲，高考复习没法搞；部分高校教师也持批评态度，以至在判卷环节违背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标准，重新制定评分细则，并不以考生答题的思维计分。
《考试说明》对考试的内容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它特别强调要“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 （p.26）。其实，这就是对小论文题型所作的提示。这种新题型能较好地拉开优秀水平考生与一般水平考生的差距，使考生逐步与高等院校接轨，真正实现为高校选拔人才的目的。可以说，全国新课程试卷出现的开放性的小论文题，不但没有“超纲”，而且正是践行了《考试说明》强调的思想。
（二）小论文命题的指导思想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对高中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培养目标，目标要求“学生要掌握适应时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具有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2] (p.1)。历史课程设计思路则进一步明确，要求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 (p.3)。运用史料创设情境的小论文题，既与高中课程方案相吻合，又符合高中历史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
依据课程标准，高中历史教科书出现岳麓版、人民版、人教版等三种主要版本。高考因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命题不可能只根据某个版本，因此，《考试说明》特别指出“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1] （p.26）。这样，教师在指导学生复习时，就不能只依赖于所使用的教材版本，只能以使用的教材为依托；不能只“教教材”，而是要“用教材教”。要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把学生使用的教材转化为学习材料，不拘泥于教材的表述，抓住典型，训练学生多角度的看问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训练，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及其文字表达能力。高考之前的“临阵磨枪”应对不了小论文题型。
（三）小论文命题的基本方向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过去高考依据按照通史体例编写的材，主要从纵向考查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掌握程度，如2001年考查非洲殖民化的过程、2002年考查东北大连旅顺租借恢复过程、2009年考查中国的税收政策等。为了使传统高考向新高考顺利过渡，2008年出现了中西方比较题：唐代科举制与英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新课程的教材按照专题体例编写，专题内容基本是中西比较，世界史并不完整。各个专题涉及的角度也不相同。大体以文明史观为主，全球史观、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也都有。因此，在高考新课程试题中出现中西比较的小论文题，完全符合课程内容和课程理念。2010年第40题是最好的证明。
第40题所列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是教材表述的基本依据。然后给出英国由“原工业化”到“工业革命”的变化材料，第三个材料是恩格斯的观点，要求论证的问题是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理解。第3问小论文题目的主要观点是，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雇佣关系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隐晦的观点是，中国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011年第41题的材料中说：“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就意味着西方崛起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与中东国家的引领，而不是其内部原因。1500年前后的亚洲，中国是典型代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农业经济、航海技术、贸易等无疑是最令世人瞩目的。命题者的命题思路是探究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但也隐含着另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为什么沉沦？专题体例的教材背景，对小论文命题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古今贯通，中外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1] （p.26）。
从课程内容看小论文题命题的大体思路，给备考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就小论文题的复习，我们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建议之一：要重视历史知识的整体性。
现在一线青年教师大多是应试教育模式下的精英。这些老师对基础知识的落实非常到位。他们指导出来的学生，应对高考选择题可能比较有优势，但考生缺乏整体上把握教材的能力。面对考查历史素养、跨度大的小论文题，基本上不知从何下手，能够答题，但是跳跃式地作答，只答一点，不及其余，很难形成有逻辑的、完整的论述；有的考生思维角度不准确，不能列出准确的框架，呈现一堆杂乱无章的知识，甚至列举一些与小论文的要求风马牛不相及的史实。2010年的小论文题目的第3问提到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居然有不少考生答商鞅变法的内容。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抓纲理线”。文科班复习应该引导学生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历史线索把学生获得的散落知识串联起来。如高中历史必修（一），其历史发展脉络就是：“要求学生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能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和解释；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3] (p.9）
复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时，教师都会遵循历史发展线索，运用现代化史观，突出强调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近代化。但是很少有教师能指导学生，让学生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对中国近代化的系列知识形成整体认知。其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受到了挫折。其后，人们进行反思，开始考虑政治改革。是政治近代化的启动，清末新政则是政治理论转化为实践，企图完成未竟事业的一种尝试。辛亥革命是政治近代化的高潮。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近代化又遇到挫折。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关键在人。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探索。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全面展开了近代化的进程。
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纳所说，学科结构既是学科的课程中心，又是教学中心。学生懂得了学科结构，就容易理解掌握整个学科的内容；学生懂得了学科结构，就能够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迁移[4] （p.20）。理解掌握了中国近代化的整体知识，学生答这方面的小论文题目，或者进行知识迁移，才能游刃有余。
建议之二：教师要在备考环节要发挥主导作用。
在湖南省各地讲座、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各地、州中学，过分依靠名校资料这个问题很严重。湖南的一些文化公司与长沙名校合作，学校每月给文化公司提供一套测试题，文化公司再向全省高三推广，同步使用名校试卷。教师和学生虔诚地使用这些试卷，教师和学生的思维，甚至学习进度，都被名校“绑架”。学生考完后，教师拿着公司提供的答案去给学生讲解。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直接向学生塞答案。学生抱怨说：“老师总是给我们念答案，要我们从材料中提炼观点，但我们就是不知道，怎样去提炼有效观点。”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因此他们永远被动地使用着资料，低层次地重复着这些试卷，把学生拖得精疲力竭。由于试卷应接不暇，学生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学生养成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坏习惯。小论文的题目虽然也有，也做了一道又一道，但老师随意给分数，试卷随之束之高阁。一批较好的小论文试题，实际上还是被当作了传统的材料解析题使用，没有起到锻炼学生思维的作用。学生下次面对小论文，仍然不能深入作答，复习永远在低水平徘徊，无法达到较高的层次。
建议之三：教师要精心设计小论文试题。
首先，指导学生审题，找到合理的答题角度。审题是判断本题的命题指向，看懂试题要求。题目还没看懂就草草回答，肯定失败。审题虽然占用时间，但对于理清思路至关重要。成也审题，败也审题。成败关键在于审题。
其次，教会学生提炼论点。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高考全国卷已经使用两次的模式，因此，在审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观点搞错了，回答就没有立意。
第三，指导学生史论结合地论证观点。空谈得不到分数，再华美的文采，缺乏可靠的论证，也得不到认可。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复习适应训练学生确定主题，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论证。展开论证一定要史论结合，为论点提供充分的历史事实。在平时课堂提问时就应提示学生，讲历史问题要有根据，有证据才能下结论。没有证据意识，小论文是写不好的。
第四，要注意学生的思维训练。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是很多学生的毛病。而历史思维既要有证据，又讲究逻辑。没有逻辑的思维必然是混乱的。要把根据逻辑化地表达出来，需要平时有目的的训练。因此，教师要注意学生的思路，注意思维的层次性、逻辑性和整体性。
历史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学科，无论怎样课改，强调基本功永远不会过时。按照现在高考的要求，基础知识缺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恶补”基础知识，也不见得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在基础知识夯实的前提下，训练考生规范答题是大有裨益的。
2010年，《历史教学》杂志曾组织了高考第40题的讨论，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现在对这种题型的评分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将评分参考分观点、论述内容、整体评价等三部分，采取SOLO评分与采分点评分两者结合的办法，从论述与思维层次两个方面计分[5] (p.23)。做小论文时，考生还是要按照历史答题的基本规范进行操作，如“先表态，得观点分；想论点，得分论点分；找史实，得历史史实分；作结论，得整体印象分；排好版，注意逻辑联系。”
【作者简介】余柏青，男，1972年生，湖南平江人，湖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学研究。
曹英，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与高考历史研究。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的说明（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M].长沙：湖南出版集团出版中心.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余柏青.历史教学论[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8.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8篇
大体上说,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多持前一种看法,战后世界各党翁一代华人学者则多持后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自有其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分别从两个不减角度集中反映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个重要侧面,这对人们全面了解梅外华人社会及其曲折的发攘过程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毋庸讳言,这两种看法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都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移民史这一复杂的事物,这就难免不限制着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认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近代中国移民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即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这样做,可以开阔视野,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扩大思维空间,从世界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移民及其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并对华侨、华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
从中国历史上看,近代中国移民,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都是前所未见的。但是,人们只要把目光从中国转向世界,便不难发现这种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早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便已先后在美洲建立起殖民地并向那里大量移民。从那时起至十八世纪末,已有两百万以上的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各地去从事种植园和矿山的繁重劳动。某些西方学者不承认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移民,这是一种偏见。
从世界史论文角度研究莲代甲国移民史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近代中国移民史和世界史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家知道,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仅从唐代算起也有一千多年,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十六世纪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出国人数累计超过一千万,平均每年在十万人以上,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其实黑奴也是移民,只不过不是自由移民而是强迫移民罢了。非洲黑人移民的人数,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据估计.不少于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③形成了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第一个移民高潮。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即在中国人大量移居国外的这段时间内,欧洲又有将近六千万移民涌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④印度约有三千万人出外谋生,主要移至南亚、东南亚、西印度和南非一带,⑥日本约有一百多万人迁至美国和中国的台湾和东北。⑧此外,在俄国境内还有七百万人从欧洲部分迁至亚洲部分,⑦欧洲内部也有两百万以上的人口在流动。⑧在这一百年间,世界人口的迁移总计约在一亿人以上,形成了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第二个移民高潮。
由此看来,大规模移民乃是近现代史上的,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近代中国大规模移民不过是世界性大规模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人数上看,中国移民仅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0%左右。从时间上看,中国人大量出国的现象仅在近代世界移民史的第二个移民高潮时期才出现。在此之前或之后,人数都不多。从分布区域上看,近代中国移民虽然遍布全球,但绝大多数仍集中在东南亚。那里既是中国南部周边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中国移民人数甚少,那里是白人的天下,中国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一样受到白人的歧视和排斥,难于立足。
近代世界大规模移民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开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展所引起的。欧洲产业革命完成和科学技术与卫生事业的发展,首先使欧洲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1750年欧洲总人口不过一亿四千万,到1900年已增至四亿。⑩欧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人口大量外流的前提条件,而其直接原因则是欧洲人口的相对过剩。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必然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这就使得大量破产农民和小生产者在失去生产资料之后无法就业而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提业后备军,所以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
虽然如此,相对过剩人口在数量上不是没有限度的,它超过了社会所能承担的限度就必然引起人口外流。1650一1900年,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由18.3%上升至24.9%,@与此同时,欧洲约有三千万移民迁至新大陆。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造成人口相对过剩,但是,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的对外掠夺又引起劳动力的大量需要。这是因为,无论对美洲的开发还是对亚洲原料的掠夺都非有大量的“活的劳动”不可。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竞争日趋尖锐,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大量相对过剩人口便作为国际移民涌向美洲和大洋洲等地。1900,1915年,欧洲国家平均每年外迁人口达一百五十万,比十九世纪中叶每年外迁人口平均数多四倍,⑩而亚洲广大地区这时也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被西方国家以契约劳工等形式拐骗到他们的殖民地从事农业、矿业和建筑业劳动。⑩这样,欧亚两大国际性的移民洪流汇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世界史上空前的移民高潮。近代中国移民正是后一股洪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移民和古代移民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一,古代移民是由于生产力低下,无法养活更多人口而被迫迁移的,而近代移民则是在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马克思指出,古代国家之所以不得不移民是“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生产力不够发展”,而近代移民“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马克思说,近代移民“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第二,古代移民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情况下出现的,它带有局部的和偶然的性质。近代移民实质上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带有全球的和经常的性质。申此 看来,近代中国移民作一为近代世界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产生它的总根源上,还是本身的性质上都已和古代中国移
民有所不同,它的历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欧洲移民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产物。它是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欧洲向外扩张的需要;近代中国移民的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大家知道,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处在萌芽状态,未能进入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因此,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向外寻找黄金、白银,掠夺殖民地并向殖民地大量移民的现象。相反,明清两代多次实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洋贸易,《大清律》甚至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州县同谋故纵处斩,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⑩中国人民之所以大量移居国外,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东南亚半岛国家继海岛国家之后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澳大利亚和美洲发现金矿,美国和加拿大正在修筑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到处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殖民主义者的武力威逼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作工,1866年的招工章程条约,予英法以在华招工的权利,186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答应两国人民来往和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使美国在中国掠取劳动力合法化,等等。
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又‘“给古老中国以致命打击”,使“旧有的小农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已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于是千百万人“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⑩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移民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中国社会本身正常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是什么中国对外扩张的需要。恰恰相反,它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扼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限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果,也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劳动力掠夺的结果。中国近代移民的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近代中国大量移民的出现在时间、规模、数量、流向、方式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由中国所决定,而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进程所制约。
而且,中国近代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变化也不能不直接为所在国和所在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进程所规定。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对世界移民的历史不能不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继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崩溃,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格局,给予中国移民社会以空前深刻的影响。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古代中国移民是封建时代的国别性或区域性的移民,当时的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因而一般说来也不存在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的问题,但近代中国移民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移民,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获得世界性胜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冲破旧的地区樊篱,把世界各文明中心联成一体,形成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而中国移民本身在实质上也已作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流动。
到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说明:近代中国移民史是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世界近现代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移民史和世界史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索,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提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的理由和客观的依据。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也是现时代实际生活的需要。中国正处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国策。新时期新国策要求我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全球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理各项重大任务。
当前,生活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千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80%以上已在近二、三十年内先后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涉及中国和周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打破历史上形成的那种单纯从中国角度看待华侨的旧观念,而要从世界角度和我国对外关系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有关华人、华侨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海外华人生存条件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华人、华侨所在国的不同国情和他们的不同处境、地位和作用等等,同时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广大华人、华侨的利益与所在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之间的关系,以便寻求恰当的途经使广大华人、华侨有可能在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在发展所在国经济和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中国移民的90%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当前,东南亚各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正面临着建设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历史任务。两午多万华人、华侨在东南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虽只有5%左右,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却是不可忽视的。据某些学者估计,1975年东南亚华人资本额高达一百六十六亿美元。⑥%546论文库的非农业劳动力和90%的技工来自华人社会。@由此可见,调动华人、华侨的积极性,把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用于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是摆在东南亚各国面前的鱼待解决的问题。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可以使人们看清中国移民和西方殖民的本质区别。
既然中国移民不是征服者和殖民者,他们和当地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也有过自己的贡献,那么,在他们已选择了所在国作为他们永久居住地的今夭,和当地各族人民通力合作共同发展所在国民族经济,建设民族国家便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只要给予华人公民以公平合理的待遇,就能使他们对所在国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移民社会正经历着中国移民史上最深刻、最激烈的变化。两千多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短短的二兰十年内脱离中国国籍,变为所在国公民,这在中国移民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处在厉史转折关头的海外华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除了需要着重研究和体察当地的社会条件外还需要从世界移民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由此可见,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移民史是现时:请记住我站域名代多方面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有助于开扩人们的眼界,克服头脑中过时的狭隘观念,从大局着眼,寻求彼此互利的共同发展途径,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为各方所关注的移民问题。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也是本学朴发展所妥求的。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了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趋势。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的深化,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本学科要发展,就要符合这一趋势,考虑当代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提倡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并不是要否定从中国史或所在国历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的作法,而是要在充分肯定前两者所获得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国别史或地区史的界限,把近代中国移民史放到世界移民史中去考察,放到世界近现代史的总过程中去考察,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样做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要求,有助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因而也是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并不只是观察角度的转换和观察范围的扩大,它涉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和传统的从国别史角度进行微观和纵向研究的方法不同,从世界使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是一种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方法,它强调从全球历史的整体和全局出发,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去探索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揭示出中国移民史内在的规律。
可以预料,把这种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微观的、纵向的方法结合起来,必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使这门学科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二近年来国内对近代中国移民史(华侨史)的研究虽已取得
可喜的进展,但近代中国移民史作为一个学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出更大的成绩,还有待于今后的改革和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我们认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加速这个改革进程,并起一点推动的作用。 (一)打破“三史”格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进一步联来实际。多年来我们对华侨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契约华工为重点的华工血泪更,以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的华侨爱国史和以华侨与所在国人民联合反殖、共同发展生产的友好创业史展开的。这“三史”的研究,从反击国际反华、排华逆流,肃清“四人邦”流毒,落实华侨政策上看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从学科的发展上看,把一部内容极为丰富多彩的中国移民史,按我国国内国际斗争的需要,仅归结为上述三个中心课题,无形中又束缚和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忽略了许多对当代华人生存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从而使研究工作脱离了研究对象的主体—当代华人社会发展的实际。
从世界角度开展研究,可以打破长期形成的“三史”的格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解决中国移民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我们设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兰个不同的层次来开展研究工作。
第一个层次是将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社会分成若千类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着重考察处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中国移民社会的历史特点等。这个层次的研究将使我们对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有一个清晰的具体的了解,破除那种不加区别地抽象笼统地研究问题的旧习。
第二个层次是从世界移民史角度考察中国移民的特点及其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了解中国移民特别关心母国命运的历史原因,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母国与移民的关系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从资本主义与世界移民的一般关系上考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移民社会的影响。这个层次的研究对预测华人社会的未来将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在大西洋地区的扩张以及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重心曾引起世界两次移民高潮。资本主义向亚洲扩张是亚洲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基本原因。当前,太平洋地区经济正在崛起,中国移民人口的98%、资产和科技、财经管理人才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该地区。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未来五十至七十年内海外华人社会将产生什么变化?华人、华侨在世界上将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需要从现实和历史中予以探索。上述三个层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构成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并使之更加密切联系华人社会发展的实际。
(二)结束孤立研完华侨史的状态,开展多层次宏观研究,加速本学科理论建设。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限于搜集和整理史料,描述和再现已经俏失的过去,更重要的还在于探索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科学理论以指导社会实践。多年来,华侨史的研究是在脱离世界移民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情况下孤立进行的。这就割裂了事物本身存在的客观联系而不易取得规律性的认识。管中窥豹,见其一斑,其实是连一斑也难于真正认识清楚的。华侨史研究之所以至今还未能形成一套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约科学理论,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了本学科的发展,也给卖践带来了消极影响、所谓“华侨消亡论”和“侨务工作取消论”的出现就是对华侨问题缺乏规律性认识造成的。从世界史角度对中国移民史进行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把华侨史放在世界移民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中去考察,开展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从同中求异,由异中求同,反复探索,.将有助于取得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加速本学科的理论建设。
(三)面向世界,吸收新方法、新成果,促使这门学科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近代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技理说这门学科应当是最具开放性的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多年来由于华侨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研究工作存在许多“”,研究工作者又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脱离研究对象,再加上“左”的影响,致使这门学科受到多种限制,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之中。只要看看半个世纪来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至今还在沿用三十年代形成的关于华侨史的那套旧的概念、范畴、模式、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就知道“开放”对这门学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认为提倡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对促进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可能会有好处,因为这项任务本身就要求人们必须了解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和世男各国移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学派的观点。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不得不注意国外信息的搜集、新学科新方法的引进,新成果的吸收,关心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这门学科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四)把着眼点和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推动这门学科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由于处在半封闭状态,国内广大千部和群众对于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了解甚少。6“左”的影响下许多人不愿沾上“海外关系”,自然也就没有深入了解海外之要求。自卖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情况大为改观。
海外华人、华侨来华旅游、探余、讲学、‘办学、投资者与日俱增,接待他们的工作再也不是政府部门少数干部的事情。随着国内各界与华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情况的了解也更加迫切。广大干部和群众木仅需要了解他们的祖先如何作为“猪仔”被贩卖到海外,更需要了解他们如何艰苦创业而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仅需要知道华侨如何爱国,更需要知道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和将能发挥什么作用。人们也不满足 于一般地了解华人、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而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的真实处境。在许多场合,人们不但必须分清华人与华侨的界限,而且需要认清不同国籍华人之间的重大区别。所有这一切都是“三史”研究所难于作出圆满的回答的,需要我们更多地研究海外的情况。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工作实际上正是把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和重心由国内转向国外,从世界的全局来看待局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推动整个学科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化建设服务。
既然近代中国移民和世界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又能有所推动,我们认为世界史工作者应当对这门学科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说过去因为中国移民根据中国法律是中国公民,所以技照传统看法,他们的历史属于中国史范围,世界史工作者可以不加过问,那么今天中国移民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了外国公民,他们的历史活动巳经进入世界史范围,关心近代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应当是世界史工作者分内的事了。世界上人口不到二千五百万的国家不下数十个,对于这些国家,世界史学界都有专人研究。为什么人日比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多得多,关系和我们最为密切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历史不应当在世界史学界占有自己一席之地呢!长期以来中国移民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研究中国史者鉴于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常将他们的历史放在自己视野之外,只有当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的时候,才顺便提及。翻开一部中国通史,有几页是专写华侨的?中国移民的活动和中外关系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据说重点放在鸦片战争之前,而中国移民又偏偏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大量出现,所以这里也只能捎带提提。中国移民虽生活在国外,但技照传统看法,中国移民是中国人,而世界史在中国又据说是专门研究外国人的历史的,所以除了东南亚史不能不涉及中国移民问题外,世界史学界一般也不研究他们的历史。这样,近代中国移民史这门学科就成了历史科学各门分科之间的“边缘地带”,虽还木是“无人区”,但关心者不多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9篇
他就是山西省五台县人阎宗临。
受鲁迅影响走出国门
阎宗临于1904年6月18日出生，1924年毕业于崞县中学。是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他，独自借钱来到北京闯荡。他一边求学，一边兼任《国风报》副刊校对，因而认识了山西同乡高长虹。高长虹当时是青年文学社团“狂飚社”的负责人，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由此阎宗临经介绍认识了鲁迅先生，常到鲁迅家中探讨问题，聆听他的教诲。一次，阎宗临就青年读书问题请教鲁迅，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番话，对阎宗临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萌发了“走出国门去读外国书”的强烈愿望。
1925年12月，阎宗临得到了山西同乡景梅久的帮助，将自己的愿望转化为实践，毅然加入了赴欧洲勤工俭学队伍。他先到法国巴黎，边打工边学习法文，推过土车，做过油漆工，在实验室做过勤杂工和实验助理员。两年后到了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工作，不久由勤杂工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员。有了一点积蓄后，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攻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中国文化讲师。1936年，阎宗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深得导师和学友赞赏。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与美丽而贤惠的中国女子梁佩云结为伉俪。
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共耗时12年，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的一天，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突然发现在《名理探》一书中，夹着一份题为《身见录》的欧洲游记的中文稿件，不禁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再仔细一看，在《身见录》作者“自序”中又看到这样的文字：“余姓樊氏，名守义，生长山右之平阳……”顿时，阎宗临心中充满了欣喜和兴奋：“啊！这竟是200多年前一位中国同胞（而且是山西同乡）的文稿，今天让我看到，莫非天意！”阎宗临连忙找来照相机和胶卷，对《身见录》文稿全部拍照下来。
阎宗临怀着极浓的兴趣，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身见录》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对于文稿内容、作者身份以及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时代背景、国家关系、历史事件乃至人名、地名等，都一一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身见录>校注》等专著，对这部稀世之作进行详尽的介绍。这部沉睡多年的、由山西人编撰的、中国首部欧洲游记的神秘面纱被阎宗临亲手揭开，终于被世人所知悉。
《身见录》作者樊守义，山西平阳（今运城市新绛县）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乾隆十八年（1753年）逝世，享年71岁。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发现新航线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派使节多罗来华处理“礼节问题”方面的纠纷，清廷给予嘉宾礼遇。但多罗傲慢无礼，态度不端，擅自在南京所谓《禁约》。康熙皇帝大为不满，御批《禁约》说：“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为了澄清是非，阐明我方的观点和态度，康熙皇帝派遣在朝廷供职的法国人艾若瑟赴罗马交涉，并指定“虔事真主”的山西人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艾若瑟、樊守义二人自澳门乘轮船动身西行。目标既定，日夜兼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8月初，抵达欧洲的葡萄牙，登陆游览，拜见葡萄牙国王，受到优待。居住4个月后，于次年元月告别葡国。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两个月后进入意大利国界。2月下旬，行至利古里亚。此后开始走陆路，经名城比萨，最后抵达目的地罗马。两天后，教皇克来蒙第十一世即接见了中国使者，悉知了他们的来意，并给予优厚待遇。在教皇的特许下，艾若瑟、樊守义二人参观了宫殿房宇、皇家园林、御用书库等，接着又参观了梵蒂冈宫。在罗马留住的5个月期间，樊守义仔细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地理、民俗等各方面情况。告别罗马时，教皇再次接见了他们，亲自为他们赐福，并赏赐一些“圣物”。
艾若瑟、樊守义在回程途中，又考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行至非洲南端好望角时，艾若瑟不幸逝世。樊守义不畏艰辛独自前行，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6月13日回到广东。从他奉命赴欧洲到回国，历时13年。
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所遣使臣。樊守义回归后，随即被召北上，于9月11日，在热河叩见康熙皇帝。皇上对于樊守义“赐见赐问良久”。樊守义将往返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体会详细报告皇帝，特别是禀报了在欧洲蒙各国元首接见和礼遇的情况。康熙听得很仔细，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
樊守义出使欧洲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朝野许多人纷纷向他询问欧洲风土人情。樊守义遂将亲身经历“一一追思，恍如昨见，爰举往返巅末，为记其略云。”于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就这样诞生了。
《身见录》被发现，有相当的偶然性。《身见录》在中国未曾刊行，由于不明的原因被带往欧洲，又被夹在罗马国立图书馆的图书中长期“沉睡”，通过正常的图书目录检索，是根本无法查到的，所以说它被发现是很偶然的。但也有必然性，因为它的发现者阎宗临是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意志坚韧、治学严谨的学者。在欧洲，他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努力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并关注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切人和事。像他这样的专家学者，兢兢业业，永不懈怠，总会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如果把《身见录》比喻成一枚甘甜的果实，与其说是上苍赐给他的，不如说是他在浩瀚的森林中辛苦寻觅到的。
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12年，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巨大收获，是有幸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过，加深了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同时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研究世界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阎宗临对史料的钻研非常严格。为了阅读第一手材料，曾刻苦学习拉丁文;为了写博士论文，曾七次到梵蒂冈核对资料，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为了研究一个重要的学者，同时对其对立面也进行研究，以期不失于偏颇。正因为他有这种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精神，才会获得“品端学粹之士”赞誉，在日后的研究生涯中，推出一项又一项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成果。
结识罗曼・罗兰并曾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指点、教诲，使得阎宗临成为旅欧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中十分幸运的一个。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阎宗临出国前就很敬仰他。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期间，文学院教授、阎宗临的导师迪・米南克有一天通知阎宗临，说罗曼・罗兰要找一位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了解鲁迅作品《阿Q正传》，他推荐阎宗临承担这项工作。于是，1929年11月底的一个周末，阎第一次到罗曼・罗兰的家，用法文互相介绍之后，罗曼・罗兰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我没想到米南克给我推荐了一位从鲁迅身边来的人为我讲鲁迅的作品，我该好好谢谢他才对。”
从此，阎宗临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回国前夕。初期，阎宗临根据大师的要求，尽可能详尽地介绍鲁迅本人及其作品;接着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地介绍中国的汉字和文化。彼此的交流，变成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探讨。阎宗临解答了大师对中国问题的一切提问，同时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于欧洲文化方面，求得大师的指点教导。他们一老一少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忘却了互相间在年龄和地位方面的差别，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阎宗临诚挚地对大师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年轻人，在中国能有幸常去鲁迅先生家听他的教导，没有想过到瑞士又能在您身边工作，从中领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
得知阎宗临已经离开中国4年多，罗曼・罗兰说：“临，这4年多你学了法语，打过工，又进大学读书，是该长大了。”阎宗临向大师倾诉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想把罗曼・罗兰的著作《米开朗琪罗传》翻译成中文。大师很高兴地答应了，说：“你帮我了解鲁迅笔下的阿Q，我帮你了解罗曼的米开朗琪罗。”实际上，翻译《米开朗琪罗传》是一项大“工程”，比想象的要艰难的多。阎宗临从文字上看，似乎懂得了，但一深入又觉得欠缺理解，于是不得不放下翻译工作，先去了解米开朗琪罗其人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师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不必着急。”1931年秋天，阎宗临向大师出示《米开朗琪罗传》的第一部分译稿。大师翻开第一页，高兴而仔细地看着阎宗临工工整整的小楷字，赞叹不已。隔了一年，阎宗临再次拜访罗曼・罗兰，介绍了鲁迅的作品《故乡》，并介绍鲁迅的儿时朋友闰土。在讨论中，罗曼・罗兰感慨万千，总说悔不能亲自结识鲁迅，到中国看看。1934年秋，阎宗临做博士论文时，继续与罗曼・罗兰联系，向他介绍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谈及翻译之事，大师总是表示愿意帮助解决有关问题。1936年，阎宗临终于完成《米开朗琪罗传》的翻译工作，并获得了罗曼・罗兰亲自撰写的序言。1937年，阎宗临在回国之前再次拜会罗曼・罗兰，向大师禀告已和上海联系妥当出版事宜;大师表示祝贺，并表示希望尽早得到《米开朗琪罗传》的中文本。阎宗临告诉他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大师再三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分别时，阎宗临向大师赠送了自己在剑桥拍摄的照片，大师则向阎宗临提供可以与他永久联系的地址――法国中部的故乡小镇克拉姆西。
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8岁。阎宗临闻讯悲痛万分！他说：“我对不起他！我万万没想到《米开朗琪罗传》中文书稿和罗曼・罗兰那无价的序言会毁于日寇燃起的上海战火。而这些，罗曼・罗兰完全蒙在鼓里！”不过，阎宗临从大师身上所获得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却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回归华夏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阎宗临毅然放弃心爱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携新婚妻子梁佩云，回国投身抗战洪流。
回国后，阎宗临应邀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大专院校停办。1938年春，阎宗临携夫人至汉口，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下属机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工作，为学员讲授近代史课程。不久，南下流徙，辗转于广西、广东等省，曾任广西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回到故乡任教。先后担任山西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并先后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10月5日在太原病逝，终年75岁。经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阎宗临在学术研究方面贡献巨大。早期主要是从事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在战乱的艰苦条件下，撰写了两部文化史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此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论文，如《论法国民族与其文化》《欧洲封建时代的“献礼”》《西班牙历史上的特性》《巴尔干历史的复杂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质》等。
阎宗临后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交流史，代表作有：《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
阎宗临晚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地方文史方面，写了不少笺注，有《身见录》笺注、《北使记》笺注、《西使记》笺注、《佛国记》笺注。
1998年9月，在阎宗临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文集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有些文稿以前虽发表过，但已难以寻觅;有些文稿不曾发表，罕为人知。如今结集出版，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
世界史论文范文第10篇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仅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得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戴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戴了20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1966年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1931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1946年，陈寅恪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1946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上世纪60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开始以后了。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十几位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旋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5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旗，第五个是指他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后备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4个字：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还一度把这4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夕，周一良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1957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中跟我们接触较多，毛笔字写得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是件容易的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40年后，才知道秦文炯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他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中才在北大结的婚，1970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至极。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他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的。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儿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儿讨论问题，一块儿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得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一个“大批判专栏”，我是负责人。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得像同事一样。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2007年下半年看80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忽然发现该剧片头字幕里数位顾问的首席便是“吴宗国”，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可随着剧情发展的荒诞，我不禁又琢磨起来：吴老师这顾问是怎么当的？让编剧这么如此蹂躏历史？比如把魏征描写得那么格调低下，还有唐太宗很赏识准备立储的一个太子，极具才华和胆略，可却骗奸了政敌的妻子，十分下作等等。再后来，见一家媒体披露：《贞观长歌》剧组只是让“顾问”们给电视剧提提意见，况且只让看了两集，并没有说当顾问一事。电视剧播出后，他们还莫名其妙呢。
最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吴老师后来在隋唐史方面研究成就斐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方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都有他耕耘过的痕迹。他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如《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史》等等，可谓是北大历史系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默默无闻张注洪
张注洪先生，中等个，50多岁的小老头，貌不惊人。我们印象中，前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问他的情况，介绍说好像历史上有问题，所以不让讲课，在资料室做些工作。我们到系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很少，因而接触不多。偶尔见他，话很少，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但问起索要的资料，他了然于胸，一翻就能找着，说明他肚子里很有些东西。
后，张注洪先生的历史问题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了，其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来张先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又调整到北大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曾在世界史教研室，又到近代史教研室。1957年被错划为以后，近30年默默无闻，后终于“大器晚成”，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述略》，《中国现代史论稿》，成为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和外国进修生导师、教授，还担任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所顾问等职务。他的成就说明，坚守在北大，不怕坎坷与曲折，自己又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独辟蹊径张广达
还有一位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广达先生。我认识他也是在中，也是办大批判专栏抄墙报稿。张先生是主力，他的毛笔字写得又快又清楚，他本人的态度更是没说的，给多少抄多少，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从没说过“不”字。听人介绍说，他曾被划过，后来虽然摘了帽，但“摘帽”仍然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一来，他心有余悸，唯恐再出问题，所以一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愧疚，竟然把人家当劳动力使用。
其实，张先生是解放后北京院校调整后北大历史系1953年首批毕业生，外语功底扎实，又有幸接受了众多名家的浸润，学问底子已经比较厚实。反右以前，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几部译作已很有影响。但是帽子让他1978年才走上讲台。中间有10年大多是体力劳动，与历史和学问绝缘。但是坎坷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没有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沦，而是艰难地坚守，终于在后喷薄而出。他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先生的专业特长是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他还通晓多种外语，治史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化记载。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地，特别重视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多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他的论著十分可观，书籍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等。他撰写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和译著，汇集一起，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他较强的外语能力，1981―2004年间，曾应邀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访问和讲学，比如到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做讲师、教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员和全时教授。可以这样说，在这方面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中独树一帜。
背负半生恶名的商鸿逵
商鸿逵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给我们任过课，但我们认识他却较早――原因却是他背负半生的“恶名”。
原来商先生1932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从师著名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其间，刘半农曾带他3次去见名妓赛金花，并在一起吃饭交谈，当然主要是赛金花述说。商先生根据老师刘半农的意旨，把赛金花口述的内容，整理撰写成一本书，这就是遗传后世的著名的《赛金花本事》。然而，北大文科研究院院长胡适知道后，认为商鸿逵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屈驾为一个作传，“不成体统”，“有辱斯文”，非要开除他不可。商先生只好写一份检查了事。但是商鸿逵先生却落下了“黄色文人”的不佳名声。
解放后，不少人的看法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北大历史系同样如此。我们认识商先生，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当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商先生。十年浩劫中更不用说了。老是觉得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头不怎么地道，而且他还满不在乎，依然故我，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还滴溜滴溜地转，没有多少大学教授的气质。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商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永远达观的人，什么情况他都敢于面对，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他还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术事业上，他一开始跟着刘半农治文，途中刘半农病逝，胡适劝他师从孟心史（孟森）治史，最后成为一位文史兼治的大家。解放前在中法大学就被聘为教授。
后，这位老先生也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明清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为他的两位先师整理著述，刘半农逝世第二年，他就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后来，又为孟心史先生整理出《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多部著作，使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他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比如对康熙的充分肯定，对清孝庄文皇后的正名，对清初内地人民反清斗争的科学评价，对清初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客观论述等等，都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专著《明清史论著合集》与《赛金花本事》，负有盛名。
商先生晚年为了挽回以前20年被耽误的时间，拼命工作，终于在76岁时，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2007年1月6日，北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给商先生以很高评价。
考古名师吕遵谔
吕遵谔老师就是在我们参观考察周口店中国猿人旧址时作讲解的那一位。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面孔，他的讲解让我永远记住了他，尽管他以后很少给我们上课。他渊博的考古知识，生动活泼的解说语言，拉近了我与历史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感情。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无缘得到他更多的授业。再见面就是十年浩劫中了，不知为什么他会被打成“特务”，而且被打得够呛。
他是1949年20岁时考上北大历史系的，1952年作为考古专业设立时选中的5名学生之一，于1953年首届毕业，从此留校任教，哪有机会当什么“特务”呢？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得令人不可思议！大难不死，这位一入学就从师著名科学家裴文中先生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也同其他中受迫害的老师一样，后焕发了学术青春，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独立的考古文博学院的顶梁柱。他不但担负起繁重的培养我国高端考古人才的教学任务，而且多年活跃在全国各地考古第一线，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博士生导师。
“劝降教授“杨人鞭
我与杨人鞭先生只见过面，没有更多接触过。我们看到的先生是一个小老头，身体单薄而羸弱。那时候，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十分了得，早就是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
杨先生早年就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北京解放前夕，提出和平解放的八项主张，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杨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力劝傅作义接受的主张。杨先生还说，如果傅先生实现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将在修史时为你大书一笔！庆祝建国60周年的50集电视剧《解放》中，写到北平解放时还记述了杨先生的这个闪光点，我以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杨先生的学术特长是世界史，尤其是非洲史，代表作有编译的《法国革命史》，专著《非洲通史简编》，在史学界都享有盛名。后来，北大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杨人鞭青年世界史论文奖。
近代史专家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也是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貌不惊人。这位1909年出生的清末进士的后人，虽家道中落，却聪慧异常，酷爱读书。1928年考上清华政治系，后又考进清华研究院，改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他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2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越法关系始末》成为他的成名作，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基础。由于他成绩优异，著名学者陈寅恪尽管不是他的导师，却破例推荐他到法国留学，并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学成归来，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并担任讲师、教授。
邵循正博闻强记，满腹学问，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演讲，时间是在晚上，学生们慕名而来，听者如云，座无虚席，他的老师其中包括吴宓都到了。刚要开始，却停电了，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邵先生便抛下提纲，摸黑讲了起来。依然是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演讲结束，掌声雷动，无不称叹。
1952年，他成为清华历史系系主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第三研究所（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利用他通晓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种语言的优势，把蒙文资料、波斯文资料、汉文资料、满文资料和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做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后，他利用对中外关系的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的著述代表作有：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素馨记――纪念邵循正先生论文集》。
先生如此有才学，由于“左”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中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拘谨的样子。后期，提出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标点二十四史，邵先生名列其中。结果由于劳累过度，1972年4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没有等到十年浩劫结束，便带着满腹惆怅，溘然长逝。
“梁效”主笔范达人
范达人老师，熟悉的人，特别是熟悉后期“梁效”大批判组的人大都知道他。他的经历富有戏剧性，让人叹息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捉弄，哪怕这个人才华横溢。范老师前在我们系就小有名气，年轻，富有才气，担任过系里团组织的负责人，业务好，是系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发展空间很大。往往前的“红人”，一开始便会受到更严厉的冲击。范老师也不例外，结果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斗得稀里哗啦。后来就不太注意他了。没想到他的一生从小到老，会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他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他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然后上军校，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考上北大，原来在东语系，又转入历史系学习，1962年毕业，留系工作。一开始搞政工，后自己坚决坚持搞业务，到世界史教研室当了教师。前曾负责历史系的学术批判工作。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写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结果可想而知，惨遭批斗。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下乡时表现极好，整天背着药箱给贫下中农看病（他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又被系里当权派认可，让他参加了系革命大批判组，重获重用，更加积极。他参与起草的4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为此获得两项荣誉：一是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到秘鲁、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一是被定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荣誉。
1973年10月，范达人受命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担任写作组组长。当知道这个大批判组是主席掌控的底细后，他受宠若惊，拼命工作。这个大批判组改名“梁效”，就是他的提议，而且获得了的赞同。当时这个名为“梁效”的大批判组，威风凛凛，名闻遐迩，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报》、《红旗》杂志）经常发表重量级的文章，担当着引导中国“”舆论的重任。“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舆论走向的真实写照。公平地说，“梁效”在期间曾被“”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梁效”总共发表了181篇文章，范老师执笔和参与的就有28篇。他领导的写作组被称为“尖刀班”，他是主笔，乃“尖刀班班长”。所以结束，“梁效”被封，范老师与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还在半步桥监狱关了一年多。释放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被规定“三不”：不准上讲台讲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头露面。1980年以后得以“解套”，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被评为教授。后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作有《当代比较史学》、《“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硬骨头”郝斌
历史系中挨斗厉害的要算郝斌老师了。我印象中，前郝斌老师没有什么名气，加上他又带队下乡搞“四清”，对他不太熟悉。他曾给同学们讲过党史，可能是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据说郝斌根红苗正，是烈士子弟。我们相识是在中批斗他的时候。罪名是“反对”，自然是罪莫大焉。原来郝斌老师带队参加“四清”，学生里有的女儿李讷（音nè而非人们惯叫的nà，我们系1959级的学生），可能她也是一个负责人，因为对“四清”所在大队干部私分的玉米棒子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结果就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成“反对”。那时候反对，那还了得？把郝斌往死里斗。每次都是“坐飞机”（即把被斗者的两只胳膊反绑起来，监押者使劲儿把反绑的胳膊向上掀，使被斗者弯腰90度甚至更多,极其难受）。但是令人佩服的是，怎么斗，郝斌都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对。让我说，中，历史系的老师们，凡受过冲击的，郝斌的骨头是最硬的，虽然他身材弱，体单力薄。其实，斗他的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就是反对，这是按“反对的女儿就是反对”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当时“左”得要死，谁敢说“反对的女儿”不是“反对”？幸亏郝斌出身好，不然就顺理成章了。进校后，也许看这个案子实在是证据不足，太过勉强，才把郝斌解放出来。不然按中制定的五条，他早就没命了。后来郝斌老师先后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平易朴实的马
我们二年级的辅导员是马老师。大高个，河北邯郸人。他也是196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本人是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下身经常是一条旧军裤，上身是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冬天经常披一件军大衣，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不摆官腔教训人，有时候还挺幽默。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外籍汉学家，中国话没学地道，说话常常辞不达意。有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到中国一个村子搞调查，一只狗突然向他的膝盖扑来，他赶忙向他的中国同伴呼喊求救：快，快，狗到我的膝盖上吃饭哪！原来他不会说中国的“咬”字。
开始，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清华附中的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改名风日盛。有人突然给马贴大字报，说他竟然敢起一个辱骂林副主席的名字，勒令他立即改名，他赶紧把名字改为马东彪。
马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中，有一个时期，我在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躲避学校武斗，他在那里负责管理“黑帮”劳动。系里从农场里接收了大片苹果园，正是苹果即将成熟的时候，他从不容许任何人擅自摘苹果吃。总是他去苹果园子里巡视时，发现有自己落下的苹果，就捡起来拿给我们解馋，他自己从来不吃。在他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很自觉，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也有自己一个人到苹果园巡视的时候，从没有违反过纪律。要知道，那是个非常时期，况且那里也没有几个师生。成百亩的大果园，我们尽情吃，也不显山露水。可我们那时还真有点过某地不摘苹果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在邯郸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突然见到了马老师，原来他为了解决夫妇分居，从北大调到邯郸市文物局。在考古方面俨然是邯郸的专家。记得他当时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害怕艰苦，不愿在野外做考古的发掘工作，远没有原先搞考古的人事业心强。原来他偌大年纪，还经常到文物出土现场，带领人们做具体的发掘工作。在农村住，自己搞饭吃，异常艰苦。我感慨不已：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秉性和精神，想改都难。
一代史家翦伯赞
上北大历史系念书以前，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翦伯赞的大名，不像其他一些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学是慕其名而来。只是到学校以后，才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仅次于名闻遐迩的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说心里话，当时对自己能到翦伯赞担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学习，并不感到有多么荣幸，反而觉得北大历史系怎么没让范文澜来当系主任。原来还心想，不知翦伯赞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讲课，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而又可笑的。
入学几个月以后，在历史系欢送1960级毕业、欢迎我们1964级入校两会合一的全系师生大会上，才得以目睹这位身材瘦小神情严肃的老人的风采。再见面恐怕就是1966年寒春我们到昌平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上了。
后来听说翦老是湖南桃源人，羡慕他能有这样人间仙境般的美妙祖籍地。又听说他是维吾尔族，便惊讶他的相貌怎么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相去甚远，而且居住在距新疆如此之远的地方。后来得知，他的祖先哈勒八士是西域高昌畏吾儿哈勒将军后裔，公元14世纪中叶，元亡明兴时，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仍起用部分元朝官员，因哈勒八士擅长武功，屡立战功，遂将义女吐叶公主赐给八士为妻，并赐姓“翦”。但同时，他也很担心哈勒八士重新投向蒙古族统治者，为断绝他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贯彻其以夷制夷的怀柔政策，遂于1372年（洪武五年）将他调往南方，封他为荆襄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广辰常一带。翦氏至第七代因故失其官爵，子孙或农或商或仕，定居于湖南桃源，至今已有26代、600多年历史，有万余后裔。
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比如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商震的秘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负面信息逐渐风言风语地多了起来。比如他的“让步政策”史学观点受到了的点名批评，“历史主义”也遭到当时理论界一些“左派”的诟病，系里也有人议论说他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连当时中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中央制定的“前十条”、“后十条”都分不清。
开始不久，翦老被当作“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常常被揪出来批斗。当时他已年近7旬，还身患重病，仍然是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有时还遭到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1966年6、7、8这3个月中，被斗100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打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老。翦老卧床不起，就让用平板车将翦老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老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老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后来北大只顾打派仗了，一两年都没有听到翦老的消息。直到1968年下半年，才从主政的工军宣队那里听到关于对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给出路”的政策精神。令人吃惊的是，时间不长，就听到翦老夫妇双双服药自尽的消息。还听说，为此事总理气坏了，把“肇事者”那个中将叫来，让人一把将他的领章帽徽拽了下来。以前关于翦老，就知道这些。
后来，从有关资料上查出了准确的信息：翦伯赞，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确是湖南桃源的维吾尔族人。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此。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6年1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抗战期间，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l、2两卷。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老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62册，约3000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1966年“”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学党委为翦老昭雪。
翦老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老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伸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翦老，从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了解到翦老解放后心路历程的另一面。解放初期，他也曾“左”过，但是对于50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也是越来越不适应，而且越来越反感。在学术界，自从陈伯达发表了历史研究要“以论带史”的谬论遭到翦老的强烈反对后，翦老就陷入到万劫不复之中。随着的不断深入，翦老终于带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用极端的方法，离开了他自己越来越不理解的这个世界。
翦老夫妇自杀离世，早就真相大白。原来发出对像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实行“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后，他们的待遇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被关押的地方搬回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翦老夫妇甚至还欣喜地参加了有关方面的落实关于“给出路政策”的会议。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为时不久，更大的厄运又来到他们的面前。原来，当时中央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员在副组长巫中的带领下，来找翦老，让给刘少奇的一条所谓罪状作证。翦老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无法作证。然而极“左”到顶点的这位部队出身的副组长，蛮横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这位心有余悸而又坚持操守的老人，威胁、恫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掏出了手枪。翦老仍然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巫中再次恶言相逼。对这个专案组副组长及其后面的恶势力，翦老最终选择了夫妇二人服下十多天攒下的安眠药，以死抗争。知道此事后，大动肝火，和把谢富治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谢富治又如法炮制，把负责北京军管的一位副军长骂了一气。最后只给这个巫中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虽然后来还让他回北大检讨了一年，但是无论如何，翦老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一代史家，毕竟是死于非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