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四、现代汉语论文指导示例

（一）示例1

2012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作者：高歌）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均体现出创新意识。初稿在内容的分析和逻辑结构安排方面还稍显粗糙，在进一步仔细分析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经过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和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内蕴语言形式”的实质消化之后，对于课本语言特点的概括更加到位，对语言形式负载的价值观的解释深化了，全文的逻辑关系也加强了。

论文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分析到位，语言精准。兼具双重意义：既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于建构由语言表层形式上升到语言内蕴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参照意义；又揭示出了语文课本文质结合的特质和规律，对于当下语文课本乃至教育改革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支撑。将多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本身又兼具多种价值的论文是不多见的。

（二）示例2

2011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曲阜街头用字的调查与思考》（作者：秦鹏）

这篇论文的初稿思路很开阔，非常难得，体现了作者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和作者寄予这篇论文的重大责任意识，也因此，文章显得很“沉重”，把过多的问题都夹杂了进来，有些论述离了题，个别地方有过度阐释的表现。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文章主旨应始终紧紧围绕社会用字问题，在列举出问题之后寻找汉字使用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

论文从选题、调查到修改、定稿历时一年多，其间经十数次修改，整体框架和思路相比初稿都有很大改观，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肯定。

此类论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翔实而可靠的调查基础之上，但又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精准的分析，全文逻辑思维缜密，创新意识突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既可以对语言学界纠正以往语言政策性失误提供一定的借鉴，又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形象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示例3

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话语初探》（作者：吴金霞）

此篇论文原来的题目是《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语言初探》，论文基本框定在小品幽默语言手段层面作探讨，无法做深层次的挖掘。其最初思路有两个基本缺陷或误区需要纠正：

第一，仅分析幽默语言手段；第二，将赵本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

笔者针对论文论域过于狭窄的问题，将标题中的“语言”一词，修改为“话语”。标题表面的一字之改，即将论域扩大到了语言的内涵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对于“话语”这一概念，我们突破了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而是将其视为外在形式结构与内蕴价值意义结构相统一的整体。全文因此增强了逻辑联系，前后两大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修改之后，论述的信度、深度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把握都具备了。通过对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中独特话语手段和语言本身现实意义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赵本山小品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并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努力存在的局限性，揭示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农民表达话语只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皈依。

（四）示例4

【学生初稿提纲】

《浅析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的反向应用》

提纲：

1.对话剧小品进行概念界定；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说明对其进行语言学角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2.界定语用和言语交际行为的概念；阐述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论的内容；进而提出有关话剧小品中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是反向应用的。结合具体的例子论证主题观点，并分析说明其反向应用的各种具体方式：

（1）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

（2）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礼貌原则

（3）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使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二者发生冲突

分析话剧小品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例子及方式来说明论证。

3.得出结论：在话剧小品中作者常通过反向应用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创作。

【笔者意见】

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语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在分析之前就“观念先行”，就已经套好了理论，那样做的话，最后你分析的那个语言对象只能是装在那个或那些个理论套子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如果是我写这篇文章，文章标题我会改为“话剧小品中的反向会话（或对话）”。要具体分析以下问题：哪些会话或对话故意违反了常规？用什么方式违反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故意？这种故意对于话剧小品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其中，可以用你学的那些语言和语用学理论来解释。但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那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证你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了。所以，应该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不仅仅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被语言学中有限的理论彻底控制，把研究对象装入理论的框架之中，让理论异化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语言对象。我们应解决和解释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问题。

（五）示例5

【学生咨询】我最近看到一本谈修辞新格的书，不知可否把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新修辞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这些新修辞格不值得分析的话，那我能否继续修改以前你指导过的那篇论文？

【笔者意见】

你提到的谈论修辞新格的论著，我看过。那本书对于修辞格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狭隘的分类描写的低级阶段，尚未把修辞格当成一种真正的语言现象去关注和解释，没有揭示出特定修辞格的本质属性来。分类的无限扩展背后对应的是认知的肤浅。如果进行分析的话，主要反思修辞研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存在这些缺陷的原因是什么。

你先前那篇论文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结果，这点难能可贵，如果说你的那篇论文理论性不足，算是它本身的不完善之处的话，比起更多人所惯用的生搬硬套理论类的文章来，我倒以为这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还想继续加工你原来的论文，涉及到的修辞问题也不要受那些修辞学教科书的影响，倒是可以进一步挖掘你分析的那些“解构”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原因在起作用，以及语言本身为这种“解构”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和基础。这种“解构”手法形成一定阵势的话，或许“解构”本身就是语言发展的一种正常方式呢。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专业日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合作，于1993年、1998年和2003年分三次对中国的日语教育机构的状况进行调查。其结果是，中国国内大约770所大学中，1993年大约有80所学校开设了日语专业，到了1998年，增加到114所。到了2003年，则达到250所学校，几乎为1998年的2倍。目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按照2009年的统计信息，日语教育机构和设置日语学科的大学约有358所，教师人数在3000人以上，在校日语专业学生数也超过10万。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种。

1.日语研究的困境

面对如此众多的教师、学生，但我们的日本语言文学研究成果方面还存在很大空白。作为语言学专业的教师、学生，光是教授好或者学好本专业的学科知识是不够的。除了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我们也应该多关注该语言的发展现状，研究和分析语言发展背后的一些社会背景和人文因素。或许研究性工作对我们而言其意义并不明显，但是语言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是人类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不仅对研究和继承语言工作方面有重要意义，也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深远意义。

那么，整体上国内学界对于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状况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笔者拟选取国内的权威性杂志，对日语相关类论文的发表情况进行研究，以期分析日语学术研究前景。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外国语学院学报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的国内著名引文检索。在2004年至2013年间，《外国语学院学报》连续收录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之中。之所以选择该刊作为研究对象，不仅由于该刊物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还在于它的综合发表体系比较完善。该刊兼顾各种类型，同时该刊中的日语相关类情况也远远高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外国语学院学报》是由中国人民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性刊物。历年来，注重反映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的前沿动态，报道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或信息；兼顾纯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不仅载有论文型的文章，而且报道可直接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成果。主要语种刊用外稿比例占载文量的70%以上，所载的论文题目全都被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各有关分册的索引部分。

3.评价

通过整理和分析，我们得出以下数据：《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至2013年历年发表的文章数分别是58篇、55篇、80篇、73篇、77篇、72篇、71篇、71篇、71篇、66篇。其中，与日语相关的文章数分别为7篇、8篇、7篇、5篇、7篇、6篇、8篇、11篇、10篇、7篇。由此可以看出，该杂志年平均发表文章总数为70篇左右，而与日语相关的文章数为7～8篇。其中，从2011年开始，该数目有了明显增长，达到10～11篇。从日语相关文章的篇数增长，可以推论出近年来日语这门学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与发展。2010年以前，该杂志上发表得最多的是有关汉语研究的一些文章，其次主要是英语，以及英汉之间的某些联系与区别，像日语、韩语、俄语等小语种的文章都提及甚少。不过近几年来，中日交流发展取得很大进步，甚至还有过日语热时期。这点不光从日语相关文章的发表数可以看出，还能够从文章内容的变化得到验证。我们经过调查发现，该类型文章其内容涵盖面不断扩增，不单单是对某一些语法词汇的研究和分析，更新增了对一些特别的日语学习者进行研究的文章，还增强了汉日学生之间的交流，以及日语与社会人文活动之间的联系，简而言之，就是有关日语的研究活动次数增多，范围在扩大。我们对这种现象自然是喜闻乐见，希望这种良好的势头能虺中下去。

参考文献：

[1]毛贺力.浅谈日英语的对比会话分析――评泉子Kメイナ`ド的《会话分析》[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6（6）.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部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着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

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三、结语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CNKI 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8-0170-04

语料库语言学是在文本语料的基础上进行语言研究的一门学科（杨惠中，2002），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与功能主义语言学派，“两阵对垒天平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刘杨，2009），亦是语言学科中飙升最快的学科之一。现代大型电子语料库及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大西洋两岸。今年是世界上第一个机读英语语料库（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建立50周年的时候。50年来，西方学者在语料库研究成果应用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语言学研究在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料库的建设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都建立了许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语料库，语料库的加工程度越来越深，语料库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语料库在语言学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料库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语法书编写、词典编纂、教育教学上都有诸多经典案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中国，语料库语言学从萌芽到蓬勃发展。30多年来，中国的语料库语言学者筚路蓝缕，从草创到开拓，从试验到创新，功不可没。他们创建语料库，培育团队，立足本土开展语料库应用，引介与创新并重，如今已成果缤纷，蔚然可观。（《语料库语言学》发刊词，2014）

文献计量分析对把握特定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研究热点有很好的效果，与传统经验判断的方法相比能够得出更为客观可信的结论。（翁胜斌，2013）中国知网（CNKI）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的数字图书馆之一，中国知网（CNKI）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发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因此，本文将以知网（CNKI）作为研究数据库，将语料库作为关键词进行全范围搜索，通过搜索结果进行分类及人工检验，采用文献计量法，从载文分析、研究层次、研究学科以及文献来源等方面，对30年来我国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探索语料库在我国的研究变化趋势，以期进一步服务和推动我国语料库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CNKI），文献总数：11056篇；检索条件：发表时间在1980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并且（关键词=语料库不包含关键词=语料）或者[题名=中英文扩展（语料库）并且题名=中英文扩展（语料）精确匹配]，专辑导航：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种类：期刊、特色期刊、国际会议、国内会议、博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等。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从以下9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

二、语料库文献计量分析

（一）载文分析

在中国对语料库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检索结果显示，1982年由杨惠中和黄人杰联合撰写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JDEST科技英语计算机语料库”是国内最早研究语料库的公开文献。

总体来看，1982年以来，中国语料库研究相关文献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图1），据此可将中国语料库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2―1999年）：萌芽阶段。我国语料库研究发展特征为文献数量少（文献148篇，占比13%），这期间，研究机构理工院校居多，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都在其列。文献前三者依次为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南京大学；涉及的学科有12个，位居前三位的是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328%）、中国语言文学（322%）和外国语言文学（198%）。

第二阶段（2000―2010年）：我国语料库研究快速增长（文献3718篇，占比337%）。文献总数较第一阶段增长了25倍，特别是硕博论文由2篇增加到900篇；涉及的学科有40余个，位居前三的为外国语言文学（573%）、中国语言文学（250%）和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133%）；研究机构中外国语大学和师范院校有了显著的增加，文献前三者依次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

第三阶段（2011―2016年）为高速发展阶段（文献7190篇，占比650%），文献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态势；外国语言文学（658%）、中国语言文学（267%）和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51%）仍位居前三，但涉及的学科更多。比如：贸易经济、汽车工业、体育及宗教等；研究机构的绝大多数是外语和师范院校，大连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仍占据文献前三者。这期间随着科学研究者的增加、各领域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充分的技术支持，从2011年起，每年的文献增加量趋于高速稳定状态，2014年达到了峰值（1326篇）。由此可知，国内关于语料库的研究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成熟，这是学术类科学研究最健康的体现趋势。

（二）研究层次

在中国有关语料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与人文科学（845%）、信息技术（103%）、社会科学（38%）等三大领域；基础科学（自然）、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科技仅占比10%；济与管理科学占比04%。研究层次有基础研究（社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工程技术（自科）、行业指导（社科）、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等19个类别。基础研究（社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工程技术（自科）等4类文献就占总文献的827%，其中涉及基础研究（社科）的文献数量最多，共6528篇，占总数的590%。（图2）

（三）涉及学科

语料库研究的文献涉及的学科多达四十余个，除语言、文学、教育及计算机应用等外，还涉及图书情报、贸易经济、旅游、管理学、考古、宗教、体育、音乐等。这说明语料库技术在语料库语言学方面运用得日益成熟之外，也萌芽了其他方向的学科，尝试把语料库这项技术融入本学科，表现出这项技术多元化的潜力。

文献数量排名前10的学科有外国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计算机软件及计算应用、文艺理论、中等教育等。（图3）英语在外国语言文字文献类中占比954%，英语教育、翻译及写作是语料库研究的主体。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文献依次为汉语（523%）、语言学（443%）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34%），汉语教育，语义、词汇、词义和语法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重点。

（四）发表机构

参与语料库研究的机构多达上百个，前10个机构总文献数量占所有文献数量的159%（图4），表明国内语料库研究机构之多，各机构文献所占比例相对平均，发展均衡。大学为研究语料库最主要的机构，发文数量最多的前40个研究机构均为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发表硕士论文最多（225篇）；发表博士论文最多的是山东大学（29篇）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9篇）；期刊论文最多的是上海交通大学（157篇），在特色期刊论文最多的是和河南师范大学（21篇）；国内外会议交流文章最多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分别为27和25篇。

（五）论文作者

发表文章前5名的作者为何安平（华南师范大学）、陈建生（天津科技大学）、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胡开宝（上海交通大学）和毛文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图5）

文章被引次数前5名的作者为外国语学院濮建忠（1061次）、上海交通大学卫乃兴（972次）、南京大学的文秋芳等（580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杜金榜（428次）和华南师范大学何安平（280次）。

文章下载次数前5名的作者为外国语学院濮建忠（8389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桂诗春（7650次）、山东大学尹海良（6737）、华中师范大学何婷婷（6159）和华南师范大学（5883）。

维吾尔语语料库研究发表文章最多的是新疆大学吐尔根；蒙古语语料库研究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内蒙古大学华沙宝；藏语语料库研究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青海师范大学才加让。

（六）文献来源与数据库

本文文献检索使用了6个数据库，它们分别是：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特色期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图6）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献数量最多，二者文献占文献总数的847%。从分析可以看出，语料库语言学这一新型技术在进行语料库应用研究的同时，也是研究生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研究项目。

刊登语料库研究文章最多的期刊是海外英语、外语电化教学、外国语学院学报、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中文信息学报等。（图7）发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最多的机构是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最多的机构是山东大学。

（七）科技成果、专利与标准

1.科技成果

语料库研究的科技成果仅有23项：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11项，外国语言文字5项，中国语言文字2项，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初等教育与文化经济各1项。获得科技成果最多的是青海师范大学（3项）。

2.专利

语料库研究共获得专利49项：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38项，电信技术7项，计算机硬件技术4项。申请专利的国家有中国、美国和日本。申请专利较多的机构依次为美国微软公司（4项）、日本东芝株式会社（2项）、哈尔滨工业大学（2项）、北京语言大学（2项）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2项）。

3.标准

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编制的国家标准《建立术语语料库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标准号：GB/T 13725-2001）于2001年11月，2002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建立术语语料库（简称“术语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适用于术语库的研究、开发、维护及有关管理工作。

语料库研究的科技成果、专利和标准如此之少，超出了想象，也反映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和国外比有很大差距，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八）资金来源

长期且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从事科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资金来源机构进行定量分析。从检索的数据来看，共有1479篇文章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资助率为134%。共49项各类基金参与资助，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助最多。（图7）

从事语料库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没能获得国家层面的经费资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应该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

（九）人才培养

30多年来，培养与语料库研究有关的博士研究生141名、硕士研究生2433名。第一个语料库硕士研究生（汪冰，1997）和第一个语料库博士研究生（王斌，1999）均诞生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培养20名以上研究生的机构有41所。（图9）大连海事大学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最多（225名）。山东大学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最多（29名）。

三、结语

中国语料库的研究历经35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呈现出了一定的发展趋势。首先，语料库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语言学、文字学、语法学发展到写作学、词典学、方言学、修辞学等学科；从英语语料库发展到俄语、日语、法语、德语及西班牙语语料库；从汉语语料库发展到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语料库；从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到经济与管理科学。其次，语料库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年轻一代的高学历复合型人才正成为语料库研究的生力军。此外，由最初的纯理论推介研究逐渐转向实证研究，基于数据、数据驱动综合的几种研究方法得到充分应用，语料库应用研究延伸到工程科技、农业科技及医药卫生科技等自然科学领域。

虽然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可作为未来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首先，当下研究多局限于英语和汉语，法语、俄语、

西班牙语等语言的语料库研究较少，阿拉伯语语料库的文献更是空白。法语、俄语、

西班牙语等语言的双语语料库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次，我国的语料库研究基本上都在国内的中文期刊上发表，而很少有在高层次的国际期刊上，缺少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与交流，以至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语料库研究知之甚少。最后，语料库应用工具软件的开发能促进语料库研究，是语料库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应该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⒀.语料库与机器翻译[J].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12）.

[3]谭键.语料库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与应用[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部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著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学科建设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地常抓不懈的工作。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应该遵循“坚守与突破”的思路，既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又要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其他二级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还可以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从而推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其他二级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有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扶植,为学术集刊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支撑。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境中复苏过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外国文学学术界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势,这为学术集刊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各种研究期刊不断涌现的同时,学术集刊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3]。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迎来了高校学科的迅猛发展期,拥有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和二级学科各语种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为外国文学学术研究带来了繁荣;同时,高校中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也成为出版学术集刊的生力军。但高校外语系不同于诸如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三级学科一般设置有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专业方向,教师也是根据这种需求来相应配置的,因此,作为学术集刊来说,势必需要多元化地反映高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因此,外国文学类的研究集刊,大多成为集语言、文学、文化、翻译、比较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论文集刊。最后,由研究机构和众多高校语言文学学科参与的各种学会、研究会的相继诞生和频繁的活动,也为集刊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可惜的是,虽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很多高校或学术团体(研究学会)出版了为数相当可观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并且有的集刊在创始的初期也有着长远的规划,但由于资金、发行、受众等方面的原因,很多集刊半途夭折。因此,与其他学术领域的集刊相比,能够连续多年坚持下来的集刊数量并不多。

在对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考察中,我们手头所获得的资料远不止上述9种,有的出版周期太长(相隔3年甚至超过3年),有的超过5辑但出版周期太不固定、缺乏规律或已经停刊,有的是近几年创立,尚未看出其长期目标和出版规范,属于上述情况的在此不一一列出。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能够观察到以下几个特征:

1.从上述持续出版了5辑以上的集刊主办单位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着名高校。其中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占了9个机构中的7个,比例达到78%;从机构的分布上来看,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设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8所着名高校。其中既有高校的独立院系所主办的集刊,也有学会依托高校联合主办的集刊。这些着名高校除了有着学术研究上的人员和资源的优势之外,还有国家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其中6所为985、211院校;2所为211院校;国家“外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4个),这是集刊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也只是一个大的概念上的分类。上述的9种集刊,大多是集语言、文学、翻译、理论、文化、比较文学、文化为一身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类的综合性研究集刊。例如《日本学研究》包含日本语言学、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除了“外国文学”栏目,还设有“辞典与翻译研究”、“文化与语言研究”、“语言学与教学研究”等栏目。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研究,它们之间有着纵横交叉的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在广义上构成了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综合性特征。

3.从规范性上而言,大多学术集刊都在不断摸索发展的过程中越发趋向规范化、合理化。在征稿阶段大多集刊都给出了论文稿件的具体要求、格式规范等。但在编辑环节上,有的集刊栏目的设立变化太多,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出版周期则是最大的问题,在创刊时期,大多期刊设立了固定的出版周期,而在实施过程中,或者由于资金方面的问题,或者由于学会研讨会推迟、停止活动等各种原因,而不能保持一个长期固定的出版周期,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些集刊进入CSSCI来源集刊,从而无法获得相应的评价。

4.从评判尺度来看,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关注的内容也呈现出一种趋势转变。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能够体现“人民性”的文学着作的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关注逐渐成为新时期的文学评价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学术集刊的关注焦点也逐渐转变为一种对人性的深层挖掘的外国文学着作[4]。

二、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分析

表2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所统计的上述集刊近5年被引用的篇次情况。根据上表所示,近5年来被引用篇次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跨文化对话》《文学理论前沿》《英美文学研究论丛》,被引用篇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尤其是创办年度较晚、出版期数相对较少的《文学理论前沿》位列第二,足见其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3两次评审进入CSSCI来源集刊的数量变化上也能看出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在扩大。由于对进入评审的集刊有着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等非常硬实的指标要求,因此,CSSCI来源集刊数量的增长,首先说明了外国文学集刊本身论文的质量在提高,其次,也说明了受学界关注的程度也在随之提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与其他类别集刊的横向对比上,外国文学类集刊的劣势还是较为明显的。第一次公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05年-2007年)榜单的11个类别33种集刊中,外国文学这一类别与宗教学、艺术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等5个类别相同,只有1种集刊进入榜单。第二次公布的的榜单(2008年-2009年)中,在19个类别86种集刊中,外国文学类只占了3种。最后,从表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统计的数据来看,就所刊论文的被引用率而言,在“外国文学”的同一类别中,期刊远远超过集刊的被引用数量,可见两者在影响力上的悬殊 差距。

三、反思与展望

近几年来,虽然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局面,但是,与其他类别以及同类别的期刊相比,形势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众传媒和商业化逻辑的风行,文化的功利化趋势也为学术集刊的学术性和质量带来了巨大挑战[5]。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就目前而言,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绩效工资等大都直接与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挂钩,但进入CSSCI来源期刊的杂志数量非常有限(2004年至今每年只有6种期刊进入榜单),可谓粥多僧少,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没有可供发表并获得评价的平台,直接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也影响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有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酌情放宽条件,以书代刊也算入成果评价的体系中,尤其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提供了的便利。这种做法大大开拓了集刊的空间,按理应该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展,但事实并不尽然。由于很多集刊往往出于为本单位的人员提供便利这样一个目的,导致对论文审查不严、办刊缺乏规范、论文整体水平不高的结果。上面提到的栏目频繁变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就菜下饭”造成的。

其次,集刊是一种繁荣研究的有效方式,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但由于国家对不同高校、研究机构注入的资金差异很大,并且在同一个高校中也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总体来说在大多数高校的学科中处于较弱的位置,除了一些着名高校外,能够得到的研究资助相当有限,要让学术集刊得以持续、平稳的发展有着不小的难度。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摆脱水平不高得不到扶持、得不到扶持则无法提高水平的“二律背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行的评价体系,才能让更多的集刊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真正起到繁荣科学研究的作用。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扶植，为学术集刊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支撑。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境中复苏过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外国文学学术界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势，这为学术集刊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各种研究期刊不断涌现的同时，学术集刊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3]。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迎来了高校学科的迅猛发展期，拥有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和二级学科各语种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为外国文学学术研究带来了繁荣；同时，高校中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也成为出版学术集刊的生力军。但高校外语系不同于诸如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三级学科一般设置有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专业方向，教师也是根据这种需求来相应配置的，因此，作为学术集刊来说，势必需要多元化地反映高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因此，外国文学类的研究集刊，大多成为集语言、文学、文化、翻译、比较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论文集刊。最后，由研究机构和众多高校语言文学学科参与的各种学会、研究会的相继诞生和频繁的活动，也为集刊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可惜的是，虽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很多高校或学术团体（研究学会）出版了为数相当可观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并且有的集刊在创始的初期也有着长远的规划，但由于资金、发行、受众等方面的原因，很多集刊半途夭折。因此，与其他学术领域的集刊相比，能够连续多年坚持下来的集刊数量并不多。

在对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考察中，我们手头所获得的资料远不止上述9种，有的出版周期太长（相隔3年甚至超过3年），有的超过5辑但出版周期太不固定、缺乏规律或已经停刊，有的是近几年创立，尚未看出其长期目标和出版规范，属于上述情况的在此不一一列出。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能够观察到以下几个特征：

1.从上述持续出版了5辑以上的集刊主办单位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著名高校。其中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占了9个机构中的7个，比例达到78%；从机构的分布上来看，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设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8所著名高校。其中既有高校的独立院系所主办的集刊，也有学会依托高校联合主办的集刊。这些著名高校除了有着学术研究上的人员和资源的优势之外，还有国家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其中6所为985、211院校；2所为211院校；国家“外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4个），这是集刊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也只是一个大的概念上的分类。上述的9种集刊，大多是集语言、文学、翻译、理论、文化、比较文学、文化为一身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类的综合性研究集刊。例如《日本学研究》包含日本语言学、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除了“外国文学”栏目，还设有“辞典与翻译研究”、“文化与语言研究”、“语言学与教学研究”等栏目。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研究，它们之间有着纵横交叉的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在广义上构成了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综合性特征。

3.从规范性上而言，大多学术集刊都在不断摸索发展的过程中越发趋向规范化、合理化。在征稿阶段大多集刊都给出了论文稿件的具体要求、格式规范等。但在编辑环节上，有的集刊栏目的设立变化太多，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出版周期则是最大的问题，在创刊时期，大多期刊设立了固定的出版周期，而在实施过程中，或者由于资金方面的问题，或者由于学会研讨会推迟、停止活动等各种原因，而不能保持一个长期固定的出版周期，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些集刊进入CSSCI来源集刊，从而无法获得相应的评价。

4.从评判尺度来看，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关注的内容也呈现出一种趋势转变。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能够体现“人民性”的文学著作的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关注逐渐成为新时期的文学评价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学术集刊的关注焦点也逐渐转变为一种对人性的深层挖掘的外国文学著作[4]。

二、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分析

表2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所统计的上述集刊近5年被引用的篇次情况。根据上表所示，近5年来被引用篇次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跨文化对话》《文学理论前沿》《英美文学研究论丛》，被引用篇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尤其是创办年度较晚、出版期数相对较少的《文学理论前沿》位列第二，足见其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3两次评审进入CSSCI来源集刊的数量变化上也能看出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在扩大。由于对进入评审的集刊有着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等非常硬实的指标要求，因此，CSSCI来源集刊数量的增长，首先说明了外国文学集刊本身论文的质量在提高，其次，也说明了受学界关注的程度也在随之提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与其他类别集刊的横向对比上，外国文学类集刊的劣势还是较为明显的。第一次公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05年-2007年）榜单的11个类别33种集刊中，外国文学这一类别与宗教学、艺术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等5个类别相同，只有1种集刊进入榜单。第二次公布的的榜单（2008年-2009年）中，在19个类别86种集刊中，外国文学类只占了3种。最后，从表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统计的数据来看，就所刊论文的被引用率而言，在“外国文学”的同一类别中，期刊远远超过集刊的被引用数量，可见两者在影响力上的悬殊差距。

三、反思与展望

近几年来，虽然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局面，但是，与其他类别以及同类别的期刊相比，形势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众传媒和商业化逻辑的风行，文化的功利化趋势也为学术集刊的学术性和质量带来了巨大挑战[5]。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就目前而言，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绩效工资等大都直接与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挂钩，但进入CSSCI来源期刊的杂志数量非常有限（2004年至今每年只有6种期刊进入榜单），可谓粥多僧少，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没有可供发表并获得评价的平台，直接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也影响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有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酌情放宽条件，以书代刊也算入成果评价的体系中，尤其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提供了的便利。这种做法大大开拓了集刊的空间，按理应该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展，但事实并不尽然。由于很多集刊往往出于为本单位的人员提供便利这样一个目的，导致对论文审查不严、办刊缺乏规范、论文整体水平不高的结果。上面提到的栏目频繁变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就菜下饭”造成的。

其次，集刊是一种繁荣研究的有效方式，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但由于国家对不同高校、研究机构注入的资金差异很大，并且在同一个高校中也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总体来说在大多数高校的学科中处于较弱的位置，除了一些著名高校外，能够得到的研究资助相当有限，要让学术集刊得以持续、平稳的发展有着不小的难度。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摆脱水平不高得不到扶持、得不到扶持则无法提高水平的“二律背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行的评价体系，才能让更多的集刊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真正起到繁荣科学研究的作用。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语文教育要塑造创造性人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就必须而且应当谋求语文教育理想化的出路，也就是克服“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超越“语文即语言文学说”的传统偏见，提升“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吸收“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高扬“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的现代观念。

语文学科自1903年独立以来，无论是晚清的“纲要”、辛亥革命后的“细则”、“五四”时期的“标准”，还是建国后的“文件”、“大纲”、“课标”等，虽然都曾对其定位有过一些说法或做过一些规定，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些模糊而且笼统。由于定位不明确，导致中学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多带有个人的一些偏好，有的把语文课教成“纯语言课”，有的教成了“纯政治课”，还有的教成了“纯欣赏课”，似乎都未能真正找到语文教育的科学规律，未能真正解决语文教育的高耗低效问题。

语文教育要塑造创造性的人才和“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达成创新品质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心灵的建构，(zJsz就必须而且应当谋求语文教育理想化的出路，即克服“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超越“语文即语言文学说”的传统偏见，提升“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吸收“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高扬“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的现代观念。笔者试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克服“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

我国语文学科长期以来未能克服“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这是导致语文教育陷人高耗低效困境的首要问题。语文教育要谋求语文教育理想化的出路，就必须克服“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

“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观点以偏概全，但一些语言学家却长期主张这种语文观，它已成为20世纪语文界的一个世纪性的错误。“语文即语言文字说”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本体发展及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却极少涉及汉语文章、汉语文学所综合体现的深邃的思想和鲜活的意境，肢解了文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存在，这是极不符合“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吕的。有些语言学家高唱所谓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实为“语言文字”引者注)的水平，实则把语文教育停留在字词的解读上。可是，识字和写字只是母语学习的起步，还谈不上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真正理解和运用，因为，单个的文字是无法进行个体思维和社会交际的，只有组成篇章结构的文字团体(文章作品或文学作品)才能完整地表达思维成果，实现人际交流。所以，语文教育实际要求达到的是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章和文学”147373的水平。因此，“语文即语言文字说”以“文字”囊括“文章、文学”是极不科学的，这种排斥“文章、文学”的观点不仅没有促进语文教育的发展，相反，它窒息了语文教育的灵魂，让“语文”只在语言文字上兜圈子，因而暗淡了语文德育的光彩和语文美育的魅力，使语文教育变成了一棵畸形的侏儒树。语文教师应该对其出现的弊病多加反思，并做出细致的分析和深人的探讨，从而大胆地起用“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章和文学的水平”这个新概念或新提法。

二、超越“语文即语言文学说”的传统偏见

语文教育还有一种观点，即“语文即语言文学说”，这是导致语文教育高耗低效的另一个问题。

“语文即语言文学说”的观点也是以偏概全。这种偏狭的语文观是从大学熏陶出来的。我国大学中文系长期以来其全称称为“汉语言文学系”，中文系的学生学的就是语言与文学。到了中学，似乎“语文”当然就应该是语言和文学。这其实是一个沿袭已久的常识性错误。因为文学作品除了以非写实为主的文学，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之外，还有更为广泛的以写实为主的文章即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普通文章以及多种变体文章。〔’J’历史悠久的中国语文本来以文章作品为“正统”，古代的文章概念包括文学。自20世纪初，“五四”运动以来，文学的空前繁荣使文学作品逐渐上升为文体的“正宗”，后来转而出现了“文学侵吞文章”的怪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把带有文学性的“文章”统统归人文学中的“散文”家族，于是“语文”中的“文”只剩下“文学”霸主，“文章”从语文理论中被排斥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语文教学委员会于 1954年2月在《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中干脆将“语文”界定为“语言文学”，因而也就引来了不少学者地进一步阐发:“语文课是进行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语言文学课”。[6]J0，如今，专门培养语文教师的师范院校中文系也纷纷升格为“文学院”(如果理解为“文”之“学院”倒是对的，实际上却是“文学”之“院”)，自然所开设的语文专业课也基本上是“语言学”和“文艺学”两类课程，而“文章学”在语文理论中的应有地位被取消了。从世界发达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来看，“语文”也不只是“语言”和“文学”两项内容，“文章”(普通文章、专业文章、变体文章等)占有相当的比重;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时代虽需要“文学”人才，但更加需要和普遍需要的仍然是能写“文章”的人才。所以，文章作品的读写听说能力，应该是每个普通公民和专业人才的基本语文素养之一。这种“语文即语言文学说”的霸主地位导致“文章观”的正义呼声遭到歧视，因而把“语文”的发展引向了歧途。

三、提升“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

语文教育要谋求语文教育理想化的出路，就必须提升“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

“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观点以叶圣陶为代表。他多次写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J，他还十分明确地指出，建国后有人将“语文”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两种说法“皆非立此名之原意”。叶圣陶继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广义文章观，一方面用“成篇之书面语”即“文章”来囊括“文字”，一方面用广义的文章概念来包容“文学”。因为书面之“文”既不局限于单个的“文字”，也不尽属于虚构的各类“文学”，还有实用的各体“文章”。如果要对“语文”内涵做出总体概括，则’‘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这种“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观点，纠正了“语文即语言文字说”和“语文即语言文学说”的偏颇，融文字、文章、文学于一体，概括性强，颇为全面。但是，这种学说未能彻底完成“文章”和“文学”的分野，未能科学地将文章本体、文章客体、文章主体等文章知识和文章阅读、文章写作、文章听说、文章思维等文章智能及文章智育、文章德育、文章美育等文章情志等三个层面作为文章素养的有机成分。因此，“包容文学的广义文章观”与“侵吞文章的文学正统观”二者在理论上是各有偏颇，在语言教学实践上必然彼此牵制、互碍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学者兼有“文学正统观”和“广义文章观”，因而他们的宏文或专著中的“文章”、“文学”的概念是相互姐龄的。如果我们在承认中介性“两栖文体”存在的条件下，坚持文章和文学的分野，就可以使文章和文学相对独立，彼此平等，携手共进。所以，“语文即语言文章说”的观点虽然较为科学，但是还不尽完善，没有把“文学”的内涵显示在定义上，还需要进一步提炼，并力争使其更加科学化。

四、吸收“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

我国语文教育长期以来未能吸收“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这是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语文教育要谋求语文教育理想化的出路，必须吸收“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

“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观点以文化语言学的勃兴为其重要标志。它承继“文便是道’s[8]7719的传统，突出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学者根据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把“语文”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看作一种文化代码，认为文化载体性就是语文的客体性能，掌握一种语文，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价值，从而判定语文教育就是具有先导性的人文品格。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规定:“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0当我们站在文化学的高度来审视语文教育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热衷于谈论“语言文化”和“文学文化”，却极少有人提及“文章文化”，这也正反映出“书面文化”观念的极度偏颇。纵览中国文化史，无论从历史年代、作品数量，或是从社会影响、文化主流等方面看，文章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横看当今世界文化的大撞击、大对流，也主要不是文学的大撞击、大对流，而是文章的大撞击、大对流。有学者认为，如果语文教育主要不是熏陶我们的民族文化，那么它就永远没有出路。因此，我们只有高举“语文”的文化大旗，正本清源，才能真正找到语文教育改革的路向。而要找到语文教育改革的路向，就必须彻底打破现行语文教育的框架，把历史和哲学吸纳进来，让文、史、哲“破镜重圆”，使“语文”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必须立足中国传统，面向世界先进，大胆融合，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熏陶学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贡献。“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观点是认识“语文”特性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观点不具有独立的实体性内涵，它总是通过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等具体的语文形态体现出来的。况且，对于“语文”所折射出来的人文内涵，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而又系统的发掘。鉴于文章作品和文学作品均属于观念性的软文化形态，仅仅是民族文化的一小部分，难以涵盖活文化和硬文化的形态，因而用“语文即语言文化”说的观点来概括“语文”的内涵，就仍然显得过于宽泛，有失笼统。

五、高扬“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现代观念

我国语文学科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长期以来未能高扬“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的现代观念，这是导致语文教育陷人高耗低效困境的核心问题。

“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的观点较为圆通，以曾祥芹的“一语(语言)双文(文章、文学)}. yolzz _ zs为旨归，即“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坚持了对“语文”逐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语文学习内容的心理发展顺序是语言、文章、文学，即文章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文学又是文章发展的产物。因此，语文课程的安排，语文课本的编写，语文教法的运用，都要遵循这一规律。可是，现行的语文课程标准在理论上只承认“语言学”和“文艺学”，却不大认可“文章学”，然而在实践上并没有取消“文章”和“文章读写听说教学”，这说明“文章学”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既包容着“文字”(文章作品和文学作品均为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又渗透着“文化”(文章作品是软文化的第一载体，文学作品是软文化的第二载体)，它融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于一体，全面兼顾，最有概括力。“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解决了“侵吞文章的文学正统观”和“包容文学的广义文章观”的矛盾，从而使文章和文学各自独立，协同发展。w7zs但是，浸透“文学正统观”的人习惯地把带有文学性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文章”归人“散文”，当大批实用文章包容不进“散文”大家族时，又只能用“非文学作品”来指称它们;坚持“广义文章观”的人在进行文体分类时又常常把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划为“文章”的一大类，似乎是叫大家都看得起“文章”，但是当文学作品划人文章类时，则会又出现“文学侵吞文章”现象。因此，高扬“语文即语言文章文学”说的现代观念，把“语言”、“文章”、“文学”三项内容显露在“语文”的内涵里，并使之得到语文界、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全局性认可，让语文教育达到“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各领和“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并驾齐驱的理想目标。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从教30余年来，张永刚坚持从严执教，不断探索教学方法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项目负责人，张永刚重视学科专业建设和质量工程建设，促进了人文学院教学发展，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外育人，不断创新教书育人方法

“教学是教师第一天职”。30余年来，张永刚为5000余名学生上过课，并担任班主任等相关职务。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知识，是教师教书育人的最根本任务。在张永刚所担任主讲教师的系列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涉及面广，抽象性强，但面对教材体系封闭、学科理路僵化等问题，要使这样一门理论课程具有活力，难度是非常大的。虽然困难重重，但张永刚仍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对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使学生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学到知识。

在教学中，张永刚立足高视点，引导学生从哲学、美学角度来理解文学现象、文学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分析文学问题，避免空泛地传授知识；寻找新的教学切入点，从现象分析入手，引入新的研究成果，保持教学的趋新性与活力；注重学习方法引导，提出“逆向体验法”，要求学生从对自身创作实践及作家创作心态的体验开始，追溯文学原理、文学命题的产生过程等，以现象引发、推动思维，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保持充沛的讲课激情，始终把启发学生思考、分析讨论、实践练习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

2009年，张永刚修改和完善了《文学概论课程改革方案》，印发《文学概论教学学习指导》给学生，尝试参与式教学。不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辅导，张永刚始终注重教书与育人并重，充分运用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广泛联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文学观，自觉汲取优秀作品中的养分。

以教书育人为根本目标，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在不断创新教书育人方法的同时，张永刚进一步将教学起点提升到对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能性探讨中，通过基本范畴的厘定、学科有机性的发现，形成宏观视野，并围绕此目标开展了系列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开展教学专题研究，提升教学效果

张永刚完成了“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教学对策”、“文学原理新体系教学理路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传播与文学理论形态的关联研究”等教研课题，撰写了《以名著阅读为支点改进外国文学教学》、《文学本质界定方式的一种反思》、《知识、方法与思维：文学理论教材的分类供给》等教研论文。在教学中，张永刚将课程讲授重心移到方法、思维培养之上，引导学生从文学理论学科的“元问题”开始，形成宏观整体化和微观细密性思路，实现了教学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化，做到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其做法不仅恢复了文学理论的有机性和活力，而且产生了更好的教学效益。

2.组织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形成高层次的教学成果

2005年，“文学概论教材建设与教学创新”获云南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10月，张永刚牵头组建了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工作小组，研究制订了《曲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与改革方案》，从拓展教学资源入手，对曲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系统的改革建设，2012年，教学成果“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教学资源拓展与社会适应性人才培养创新”获云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重视质量工程建设，夯实教书育人专业基础

“十一五”期间，以张永刚为负责人的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评为部级特色专业，省教育厅挂牌成立了“云南省张永刚名师工作室”。张永刚积极开展建设工作，在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夯实了学院教书育人工作的专业基础。

1.开展特色专业和重点专业建设，提升专业整体水平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曲靖师范学院的重点专业之一。“如何提升专业整体水平？”这是张永刚近几年来一直思索的一个问题。2007年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被批准为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09年成为部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在特色专业建设中，采取走出去的战略，与上海师大合作，建立了硕士研究生培养联合办学点，张永刚教授等5人被聘为上海师大硕士生导师。在此期间，与上海师大合作取得省院省校合作项目1项，张永刚所在学院教师申报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和教育部基金项目多项，通过人才引进、教师外出访学、进修等方式，使教师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人才结构逐步优化。

2.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建设，提升专业水平和影响力

“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是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主干教学团队，是曲靖师范学院的重点教学团队之一。张永刚围绕团队建设，大力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开发教学资源，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的交流，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2009年，张永刚担任带头人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3.以“张永刚名师工作室”为核心，优化学科专业人才队伍结构

围绕省教育厅“弘扬名师治学精神，创立学校著名品牌，加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后继人才，发展云南省的教育事业，做到树立一个名师，带动一门学科，带出一支队伍、产生一批成果”这一指导思想，张永刚带领团队进一步深化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成果，并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新立项的“十二五省级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建设任务中，通过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凝练学科方向、拓展学科研究领域、推行教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学科组成员在学历层次、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术研究能力层级等方面更趋优化，已逐步形成了充满积极进取精神与活力的学术梯队，并以此带动了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的学科团队的形成，学术队伍整体状态良好。各研究方向的骨干成员，在学科学术研究领域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4.以精品课程建设推动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是学科的载体，是知识传授的重要渠道，建设精品课程有助于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入开展。张永刚负责的《文学概论》2006年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在该课程的带动下，张永刚所在学院在精品课程建设中，不断强化课程监控和应用管理体系，督促课程组从课程建设、网络建设、经费使用等方面加强建设和管理，保证精品课程建设质量和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2012年，以张永刚为负责人的“曲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被遴选为云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该项目从教学模块、内容设计、考试形式等方面做了改革，更好地适应了新的人才培养需求。

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提升教书育人层次

作为云南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十二五省级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负责人，张永刚认真组织开展了学科建设工作，以学科建设促进了教书育人层次的提升。

1.“文艺学”省级重点建设学科通过省教育厅验收

作为“文艺学”学科建设负责人，张永刚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实要求，从凝练学科方向、完善学术梯队、提高科研水平三个方面科学、规范、有序地组织开展建设工作。通过建设，进一步凝练了“文艺学”学科方向，优化了学科队伍，该学科于2010年7月通过省教育厅验收，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2.“文艺学”学科方向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张永刚进一步拓展了“文艺学”学科视野，深入探索“边疆城市文化”与地方文学、文化资源的契合点，探究文学理论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基地”于2009年12月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建设工作，拓展了学科领域。

3.带动并组织开展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建设

由张永刚担任学科带头人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于2011年7月成为“十二五省级立项建设学位授权学科”，围绕建设目标，在张永刚的带领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拓展了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言学与汉字文化等学科领域研究空间，构建了跨学科、跨行业的学科建设模式，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人才培养层次得到提升，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学校学科建设和相关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成果与专业支撑。

通过学科建设及对人才队伍的整合，以学科骨干为主要成员的“云南民族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创新团队于2012年9月被遴选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积极开展专业研究，科研成绩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