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根据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爱好，由语文课代表每周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利用阅读课进行阅读。再次建立班级图书角，每一名学生将自己的图书带到学校，登记后，由专人负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借阅，按时归还，实现资源共享。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背诵经典书籍，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展示，了解传统文化，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文学才华。语文学习讲究厚积薄发，关键是帮助学生完成积累，并学会学以致用。积累分文本和电子形式，在课堂和校内以文本积累为主，设立课堂名家、名句名段、个人风采、名著阅读等栏目，以写为主，辅之剪贴，将内容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在校外以电子形式积累为主，加强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在电脑上设立自己的文件夹，设立他山之石、真我风采等项目，努力充盈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三、勤展

以活动为载体，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具体的节日，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演课本小品剧、优秀诗文及经典吟诵、演讲比赛、书画展、手抄报、艺术节、读书报告会、笔记展评等活动，发挥学生的特长，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合理地利用校园、教室等条件，创设多彩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展。语文实践活动要引领学生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如风景名胜、博物馆、纪念馆，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学习语文；让学生走进社会，利用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当地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一激，二读，三写，四展系列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热爱汉语的责任感。学生学会了阅读，广泛地阅读，文学积累更加深厚。在写作方面，学生有的写，写得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因此，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相比，文学更能凸显出思想的先锋性与深邃性。那些文学经典以沛然若水的情感抒写、丰赡多彩的形象构造以及韵味无穷的思想哲理，力图超越现世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展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作为渺若草木的个体，我们终将老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泰戈尔等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无限丰富的展现与再塑造。在这个轻阅读、浅阅读时代，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少阅读一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多细细品读文学经典，自由穿梭于虚构的艺术世界，在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的重置中，再建我们的存在坐标。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得醇厚如酒，轻盈成诗。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庀省＃?］”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庇形焕献骷揖退担骸敖昀从行昵嶙髡叩拇醋魍牙肷睿晃蹲非笏健隆⑵妗⒐帧疵磕7挛鞣较执难У哪承挤ǎ呱狭诵奥贰！痹谡庵智榭鱿碌笔钡奈骰壅呙媪俚难沽艽螅辽俨槐任逅氖逼诤省⒅茏魅说忍岢骰庇龅降男J且裕?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对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瞪希?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胤饺丁保秃罄吹墓敉耆煌舻氖璐醋魍耆俏骰摹6蔷穹迪纾佣韵缤辽畹姆此贾谢竦镁窨占洌夥矫嫘纬闪艘月逞肝淼南缤廖难桑鞘怯梦鞣交男∷的J叫闯渎胖泄缤疗⒌纳睿还笔闭馀傻闹饕Ψ旁诹硕灾泄裥缘呐校皇墙杓窦渚裰锌梢晕泄执幕裥怂盏闹仕厣稀U馀啥灾泄窦涞目窕毒瘛⑸嬉庵玖臼敲拥模缍园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诰衿噬鲜俏骰ㄆ裘苫┑模挥辛炻灾谢褡逭庵置窦渚褡试础?BR>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报告中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口号。接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展开。但是，解放区的讨论多限于正面阐述学习理论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观念交锋，国统区的讨论范围大一些，也有一定深度。例如，1940年向林冰在《大公报》撰文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核心所在”［18］，“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究应以何者为中心源泉呢？作者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自然还不是民族形式，但它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就此，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民族化”路径派有了自己的理论表达――它赋予民族形式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明确界说，又确定了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民族化路线”。

很明显向林冰的这个理论表述是相当极端的，它基本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对新文学的形式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把“民族形式”的源泉简单地定位在“民间形式”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和《学衡》派的旧国粹主义观点比较而言）的思路［19］。在这场“民族形式”讨论中，即使是赞成“民族形式”提法的人，绝大多数也不赞成向林冰的“新国粹主义”主张，例如，郭沫若就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20］，“’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胡风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而且这“民族形式”应当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21］”胡风实际上是把“民族形式”问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进行了鸟瞰，得出了“民族形式”的创造决定于“时代的内容”，并且要在世界文学经验［22］和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的结论。

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口号的民族化派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设，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马凡陀的山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解放日报》194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凡陀诗歌路线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例如，默涵认为：马凡陀用民间语汇、民间形式来写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确发展方向［23］。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完全源于中西方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方面。通过对中西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差异所在。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西文化也会更加具有影响力，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射击方面的描写《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射击的描写，比如，在《召南•驺虞》中这样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全诗共两章，每章分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交代了畋猎的背景，当风和日丽时，花木秀出，风煦润物，母猪藏匿极为隐密，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猎人都有丰厚的收获，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人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射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古代人不但重外表，更重技艺，这也是人们综合审美情趣的体现。（三）游泳方面的描写游泳这一体育活动也在《诗经》中有所描写，比如《邶风•谷风》第四章中对游泳这样描写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中对于游泳这一体育活动有着丰富的描写，“泳之游之”将游泳比作喻体，可见游泳在古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体育活动。在《邶风•匏有苦叶》中“：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昂否。人涉昂否，昂须我友”。诗中通过对女子的游泳活动的细致描写，从而达到其丰富的文学效果。《诗经》涉及内容众多，其中描写了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比如驭马、摔跤等体育活动，都有精彩的体现与细腻的描写，体育文化在《诗经》中有很好的体现。

唐代诗歌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写

唐代诗歌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不乏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作品。唐代也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体育文化对唐代诗歌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一）娱乐表演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在唐代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娱乐表演方面的内容，其中体育活动也有着很生动的描写，比如，“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窗映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镫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踏歌词》，四首诗都对古代聚会时的欢快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然语言含蓄平述，但舞者们尽情跳舞，舞姿优美婀娜，情绪热烈奔放的场景却被作者描绘得生动形象。诗中不仅展现出民间对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与赞美，更将整场表演渲染得热闹非凡，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顾况的《王郎中妓席五咏舞》：“汗浥新装画不成，丝催急节舞衣轻。落花绕树疑无影，回雪从风暗有情”。两首诗都对舞蹈这一表演活动的技艺、动作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从而提升了整首诗的意境与审美度。诸如此类的作品非常之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体育文化在唐代的娱乐表演方面有着很广泛的基础。（二）骑射游猎活动方面的描写骑射游猎等方面的活动在唐代诗歌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进行描写，比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是诗人王维的《观猎》，诗中将将军飞驰猎骑的情节描写得形象而生动，不仅对体育活动有深入的刻画，也使整首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三）节令风俗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中国传统节令风俗节日非常多，而体育活动也在这些传统节日里有非常形象的体现，比如重阳登高、端午赛龙舟等活动，既是传统风俗节日的象征，又使体育活动与之相融合，充分繁荣了体育文化。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正是一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登高活动在唐代是极其重大的体育活动，所以对于重阳登高的描写非常多，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唐代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热爱，也将唐代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现状充分地展现出来。（四）球类活动的描写球类也是唐代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许多唐代诗词都对球类有形象的描写。比如“，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騣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描写打球观后感的诗，作者将打球过程中的激烈场面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从中也体现出唐代人们对于球类这一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热爱。（五）女子体育活动方面的题材唐代女子与男子都可以进行体育活动，女子的体育活动种类也很多，与之相对的诗词也很多。比如，唐代诗人张籍的《美人宫棋》：“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诗中巧妙地描绘了女子下围棋的场景，“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简单的几句却将下棋的情节刻画得惟妙惟肖。

体育文化在其他古典文化中的描写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不外乎涉及该专业研究的几个核心领域：文学文本研究、作家创作研究、文学现象研究、语言现象研究、民俗文化现象研究等方面。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论题似乎不需要开展田野调查也能写，阅读作品或者查阅语料库、地方志资料就行了。然而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钻入书斋研究历代文学名家名作、文学思潮、语言演变规律，想要研究出新意很不容易，而如果把目光投向学校所在地或者学生本人家乡的语言、文学、文化现象，并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作毕业论文，则有利于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便于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解释现实问题和现象，还可有效避免论文复制粘贴制作而成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应该注重把目光投向本土，投向故乡，扎实开展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去完成。

一、开展毕业论文田野调查的必要性

（一）锻炼学生调查研究的能力。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是对学生大学四年所学知识与掌握技能的综合性检阅。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调查研究的能力是必备的，这既是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也是未来就业岗位的要求，因为该专业毕业生刚毕业时大部分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秘书、管理、宣传、教学等方面的工作，而要做好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选择本土、家乡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田野调查就是在锻炼调查研究的能力，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了适应转型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专门安排了社会调查、田野调查等课程。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的地方高校尤其重视这方面课程的开设和能力的培养，如笔者所任职的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把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所应具备的“笔头”（写作）“口头”（沟通、交流）“镜头”（摄影摄像）能力通过课程教学和实践实训的方式进行全过程培养与训练。（二）确保毕业论文材料创新。毕业论文写作的创新主要是三个方面，即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材料创新。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写作毕业论文而言，理论创新是非常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学生是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文学文本，语言、文学、文化现象。方法创新和材料创新则可以做得到。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而言，田野调查就是一种体现了与传统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创新的研究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写作，学生可以获得大量关于研究对象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也确保了毕业论文写作的材料创新。（三）培养学生的家园情怀。家园情怀是大学生应该要具备的一种重要的情怀。只有具备了家园情怀，大学生才会自觉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而这种情怀的基础是对家园、故土文化的感知与认同。大学生平时主要生活在大学校园里，体验故土、家园文化的机会不多，在写作毕业论文时开展田野调查学生就会认真思考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中哪些东西曾经让自己魂牵梦绕，哪些民俗生活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哪些民俗文化在新时代依然要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就是一次很好地感知故土、家园文化的机会。党的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对民族文化的感知与认同，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进行毕业论文田野调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实践中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

二、如何开展毕业论文田野调查

（一）田野调查前的准备。1.行动前的心理准备。田野调查有时候被学生误解为“去旅游”“去玩”“出去看看”，如果是以这种心态来开展田野调查，那么田野调查工作将流于形式，学生到“田野”场上要么走马观花，要么无所事事，最终一无所获。因此，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需要明白田野调查是“一条寂寞而又甘美的路”。田野调查之路之所以是“寂寞”的，是因为学生将一个人离开熟悉的校园生活到民间去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可能会遇到校园生活中不曾遇到的问题，于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油然而生，这时候需要学生自己冷静思考，解决、处理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田野调查之路之所以是“甘美”的，是因为学生将体验到校园生活中不曾体验过的民间、民俗生活与文化，这是没有开展田野调查的同学无法体验到的。因此，田野调查之前学生需要有吃苦与收获同在，痛并快乐着的心理准备。2.行动前的资料准备。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可以确保学生不打无准备之仗。田野调查要准备的资料有几类。一是研究对象的相关资料，如要研究当地某位作家的作品，就要把该作家的作品以及学术界、媒体对该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报道文章尽量找到，在阅读的基础上制定对作家、评论家的访谈提纲；如要研究当地某一民俗文化，则是要了解该民俗文化生存的自然与文化生态基础，与之相关的民间传说，其在民俗生活中的表现形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等，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不同人群的访谈提纲。二是田野调查地点的风土人情资料。做民俗文化方向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尤其需要准备这方面的资料。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准备这方面资料可以避免学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犯忌，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尽快融入田野调查地点的群众生活中，以便顺利开展田野调查。（二）在田野中如何工作。1.学会对话与交流。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面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学会用不同的话语进行对话与交流。如写当地作家作品研究要采访作家、文学评论家时，访谈的话语要尽量专业化，体现专业素养与能力；相反，如果写民俗文化研究，到乡村社会去采访时，与群众对话语言要通俗易懂，尽量不带专业术语，以便尽快融入到群众当中去，为顺利开展田野调查打下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在访谈过程中还要学会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因为受访对象不一定明白到底应该向采访者提供哪些信息，有可能偏离主题，这个时候就需要学生不动声色地把话题转移到既定主题上来。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在民俗文化方向的田野调查中，那就是群众把自己想要政府相关部门解决的问题向学生讲述，要求学生帮反映或者帮出主意。这个时候作为学生要能够区别对待：对于群众的合理需求就要帮助群众反映或者出主意，体现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意识；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则不能随便允诺，同时又不能让群众觉得自己冷漠。这就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能力方能把田野调查顺利进行。2.学会忠实记录。忠实记录既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也是田野调查应当遵循的科学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做民俗文化研究和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做历史研究对待访谈对象所提供的口述信息的学科态度不同。历史学研究强调的是辨别真伪，因此历史专业的毕业生会通过各种途径验证访谈对象所提供的信息是否为历史真实，这是历史学研究的灵魂所在——辨别真伪。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做民俗文化研究无需千方百计验证访谈对象所提供的信息是否为历史真实，当然这并不是说做民俗文化研究不求真，其所求的“真”是“真是被访谈对象所说”，而不是毕业生自己臆想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求的“真”是“他说的是真的吗？”民俗文化研究求的“真”是“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对于民俗文化研究来说“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说者在言说中表达出来的世界观。”[2]因为民俗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究言说者为何要如此言说，其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因此，民俗文化研究的“忠实记录”指的是真实、客观记录访谈对象所提供的信息，不加以主观臆断，修改，以确保所获得的资料真实、有效，为下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保障。3.学会民俗摄影。民俗文化研究方向的毕业论文可以在正文内容处插入相应的照片，为不曾了解该民俗文化的读者提供直观的认识途径。这些照片虽然可以摘引自报刊、网络，但是大部分应该来自学生田野调查时的拍摄，这就需要学生学会民俗摄影。民俗摄影与风光摄影不同，它需要围绕民俗文化主题拍下民俗活动的全过程，而不能只盯着自己感兴趣或者最热闹的环节去拍，当然这个环节可以成为拍摄的重点。因此，民俗摄影不仅要学会拍单幅照片，而且还要学会拍组照。虽然在毕业论文实际应用中不一定全部用得上，但是从拍照的角度来讲，一场民俗活动，每个环节都不能少拍、漏拍，从而形成前有开头，后有结尾，中间有叙事的民俗组照摄影格局。

三、在论文写作中如何应用田野调查资料

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文字资料、数据资料、照片资料、视频资料等。毕业论文写作就是建立在对这些资料的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之上的。（一）文字资料的应用。田野调查文字资料可以作为论据材料支撑毕业论文提出的各个分论点，让论点更具说服力，再者也使得论文的可读性获得提升，同时也体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对语言文字材料的处理与应用能力。笔者任职的学校首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2013年毕业。从2013年至今笔者每年都指导8名左右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这些学生毕业论文都是以自己家乡某一种民俗文化、民间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寒暑假时间或者民俗文化活动举办时间返乡开展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笔者指导的论文小组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获得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如笔者指导的20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融水坡会民俗研究》，该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坡会民俗为研究对象。坡会举办时间为每年正月初三到正月十七，恰逢寒假，该文作者全程参与了坡会系列活动，对坡会民俗活动流程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其毕业论文的田野调查部分“融水坡会民俗流程”正是对田野调查获得的文字资料进行梳理写成，而在论文的“坡会的变迁”以及“坡会的社会功能”部分所提出的观点也正是建立在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文字资料的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得来的。又如同为笔者指导的20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博白客家编织工艺民俗探析》，该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编织工艺民俗为研究对象，作者利用寒暑假时间深入博白县农村，采访编织工艺企业访谈工艺传承人，企业经营者等，获得较多第一手资料。毕业论文写到的博白客家工艺品“产生缘由”“种类”“用途”“工艺特点”“发展现状”都是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文字资料进行梳理写成，而论文的“博白客家编织工艺的文化内涵”“博白客家编织工艺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部分则是站在民俗学学科理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角度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展开论述，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二）数据资料的应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比较注重应用某一种理论资源解释某种文学、语言现象，解决某种现实问题，不太注重用数据说明，这是由这个专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然而当今时代，数字化、信息化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也应当与时俱进，注重传承本学科专业传统优势的同时关注时代的新特点，做到用理论解释，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明。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注重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础。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时，除了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应当注重应用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如SPSS等软件与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变得方便、高效、可靠。如笔者指导的2013届本科毕业论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以仫佬族“依饭节”为例》，该文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依饭节”的旅游开发与传承保护的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作者为了掌握当地群众对“依饭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旅游开发等问题的认知情况与认同程度，制作了调查问卷，在田野调查时进行问卷调查。毕业论文最后一部分“打造‘依饭节’旅游品牌的思考”正是建立在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照片与视频资料的应用。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部分照片可以插入论文正文需要用照片说明的地方，部分照片则可以作为附录附在论文后面，以图片叙事的方式呈现调查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和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作者田野调查的全过程等，让人一目了然。如上文提到的《融水坡会民俗研究》在“坡会的变迁”部分该文作者除了用文字表述，还以照片对比的方式呈现坡会从过去到当下的变迁情况。其实，笔者对所指导的每一篇以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都要求必须在有需要的地方配发田野调查照片，做到除了文字表述，还要以图说民俗。视频资料经剪辑制作成成品后可以用于毕业论文答辩阶段，以微视频的方式介绍研究对象，陈述论文主要内容和展现田野调查情况等。

四、结语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应用田野调查方法去获取资料，可以有效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引导学生更加关注身边的文学、语言、文化现象，更加注重毕业论文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建议和方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这是符合教育部提出的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转型目标要求的。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吴晓萍.从日常交往看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演变[J].社会科学家，2014（7）：12-18.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高等教育转型，就是要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转型，培养服务社会的应用型技术人才。从职业教育的角度看，高等师范院校及其转型后的地方院校汉语言本科专业毕业生应是中小学语文师资的重要来源。笔者以为，高师古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与语文教师职业息息相关，不可偏废，理由如下:

(一)是语文教师的素质基础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从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大量的文学知识(包括古代文学知识)及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侧重培养的就是写作中的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及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有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无疑是对本科生知识与技能的检阅与训练，并将惠及今后的教学。

(二)有益于语文教师的晋职论文写作作为未来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最实际的问题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职称评聘，教学科研论文是其晋职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完成一篇有质量的学士学位论文，将会为他们日后的职称论文写作打下良好的写作基础。

(三)与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关系密切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的分量增加了;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语文总分将大幅提高;随着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出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尤显重要。这些都要求语文教师具备充分的古代文学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的写作恰恰给毕业生提供了一次专业知识梳理与综合运用的机会，这对毕业生今后教学知识的积累、教学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二、选题———高师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

古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与教师职业关系如此密切，论文的写作自然不能偏废。那么如何才能完成一篇有质量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呢?笔者以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很关键，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选题要早，选题早就可以早动手，从而缓解与求职、升学在时间上的矛盾。选题也要巧，好的选题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尽量避免学生到网上粘贴、复制，应付了事。选题应该是师生共同的任务，需要在教学中精心摸索，老师的指导以及学生的兴趣是选题的关键。笔者以为选题最好能做到“三个结合”。

(一)与古代文学的学科教育相结合，从学生的兴趣中寻找好的选题将教学与毕业论文选题挂钩，不失为培养能力的良好途径。因为要选题就必须发现问题，要发现问题就必须多读、多看、多思考。这样的选题需要师生双方共同努力，教师对选题的指导要切合学生的兴趣。其方式主要有二:

1．通过课程小论文，找到学生的兴趣课程小论文篇幅短小，不限题目，要求不高，学生可以随意书写。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简单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简单的看法，往往就是学生的兴趣所在，是好的选题所在。笔者曾经给大三布置《红楼梦》作业，一学生对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发表了一点看法。之后笔者以《论贾宝玉的玉》作为他的毕业论文选题，近一年的时间，指导他反复阅读《红楼梦》，并查找相关资料，思考“玉”与宝玉形象、“玉”与作品主题的关系，进而完成了毕业论文。学生写得轻松，教师指导得也轻松，教学与选题的结合使师生都受益不浅。

2．通过课堂讨论寻找学生的兴趣大学高段，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进一步增强，对不少问题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课堂讨论越热烈越能显示学生的兴趣点，而且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次对《三国演义》战争的讨论中，有学生对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性格十分感兴趣。后来笔者以《蜀魏战争与将帅性格》作为他的论文选题。该论文认为诸葛亮的“慎”与司马懿的“疑”是战争胜败关键，观点不一定成立，但能思考，有见解，与《论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等选题相比，该文选题新，可操作性强。一次讨论，一个选题，一篇论文，一种能力，这就是教学与毕业论文选题结合的收获。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如果能用心细一点，努力发现学生课程论文及课堂讨论中有价值的思考;用力勤一点，尽早确立论文选题并给予尽可能多的指导，那么学生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及早进行毕业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避免与求职、升学在时间上的冲突。与此同时，由于论文选题源于兴趣，言之有物，毕业论文的完成就能轻松裕如，同时还能避免写作中的抄袭、应付等不良现象，提高论文总体质量。

(二)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从老师的兴趣中寻找好的选题目前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古代文学教师，基本上都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他们在教学的同时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教学过程中适当、适时地向学生介绍一些科研动态、自己的科研情况，甚至让学生有选择地参与一些自己的研究，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拉近学习与学术的距离;另一方面还可以增进师生关系，增加自己的亲和力。

1．选择一些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学术热点作为论文选题比如，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就是地域文化研究。在向学生介绍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时，可以充分利用本土资源，让学生以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名人作为选题，研究名人自身、家族或作品等相关内容。这样的选题范围广、自由度大，又便于搜集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历史名人也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有效增强写作欲望，甚至增强家乡自豪感。

2．选择与学生所学相关、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内容作为选题与学生上课内容有关联，不会使他们觉得生疏、有距离感，从而望而却步;与教师的研究内容相关，往往容易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师生彼此互相沟通。再者，教师的研究本身强调创新，因此将学生带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学生必然会有所启发，教师指导也相对轻松。此外，教学相长，学生的思考也可能会触发教师的灵感，解决研究的瓶颈，促进教师的研究。这样的选题，或许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因为是老师自己在研究或曾经研究过的，对学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也是切实可行的。

(三)与时代结合，在现实中寻找选题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化、文学作品，它们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的东西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将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与时代结合，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发掘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与意义。古代文学中有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作品的研读和比较阅读，可以很好地提炼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如可将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的影视改编本作为选题，探讨原作与今天改编本的不同，探讨改编的得与失，从而发掘出内在的人文精神与时代精神。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是学会比较，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在比较中对传统文化有新的认识。三是由今及古，易于产生兴趣。

三、结语

高师本科古代文学的毕业论文写作与教师职业息息相关，不能偏废。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巩固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让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运用知识，发展技能，有助于提高学生今后作为语文教师的综合素质。一篇好的毕业论文关键在于选题，如果选题能贯彻三个“结合”，将会有效解决大学生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也将不再是鸡肋一块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西汉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家族――楚元王家族。它有着汉家宗室的血统，对整个汉代的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从刘交崇儒传《诗》开始，经刘富、刘辟、刘德三代的艰苦经营，继承发展了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而该家族的第五代刘向、第六代刘歆，则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方面，通过对楚元王文学家族的分析，不仅可以理解刘向、刘歆父子的家学渊源与文学传统，了解整个西汉时期学术的构成与发展，更能探究其家族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方面，通^对楚元王家族独特的政治地位的分析，不仅可以研究西汉时期宗室与外戚家族的政治斗争，还能对楚元王家族长期担任宗正一职的政治影响进行探究。

目前，有关楚元王家族的研究并是很多，专门对楚元王家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论文有三篇。邓骏捷的《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探论》①分析了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和政治上对汉代的影响，认为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在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这种学术文化的变迁从一个方面也反应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同时，该文认为楚元王家族“以学辅政”的政治色彩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惊人的作用。该文将楚元王家族与西汉各个藩王学术集团进行横向对比，得出了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第一学术世家的结论。

刘向斌的《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②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对楚元王家族进行研究。该文从楚元王家族以《诗》传家而又不专一家、重视教育等方面着手，分析了楚元王家族文学创作的基础，又对楚元王家族尤其是刘向和刘歆的创作情况详细论述，并由此延伸到对整个楚元王家族的文学成就进行了评价。

徐聪文硕士论文《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③吸收了邓俊捷和刘向斌的研究成果对楚元王家族作为一个文学家族进行了认定和评价。该文在刘向斌关于楚元王家族文学创作介绍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并着重介绍了刘向刘歆的校书活动，通过分析他们的校书活动的意义及其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以突出刘向、刘歆父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述论文对楚元王家族的学术传统、文学创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结合楚元王家族对汉代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对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史、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认定。

除此之外，有关刘向、刘歆父子研究的论文中也涉及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如，张侨的硕士论文《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④中对楚元王家族有所提及，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明显受到楚元王家族的影响，好儒而又兼杂百家，融通经子文史群学。卢翠琬的硕士论文《刘歆经学思想研究》⑤、李梦芝《刘向及其著述论略》⑥、李莉的硕士论文《刘向及其文学成就》⑦和李小平的硕士论文《刘向及其文学成就》⑧分别在讨论刘向刘歆家学渊源的时候，都对楚元王家族的基本情况作出了梳理。此外，林艳苹的硕士论文《两汉经学世家考》⑨在论述其他经学世家的部分时，对楚元王世家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另外，汪春泓《论刘向、刘歆与之关系》⑩一文根据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其家族在西汉中后期参与的朝廷纷争，从楚元王家族特殊的地位和立场，去观察今本《汉书》史料来源、历史记载、传主遴选等诸多方面中刘氏父子的影子，最后认为班氏之《汉书》实源自刘氏父子的蓝本。上述论文都是在所研究课题涉及到楚元王家族才对其进行简单的梳理论述，所以其研究或简易、或偏重于某一方面，难成系统。

上述研究成果对楚元王家族作出了初步的归纳与整理，对楚元王家族的整体风貌作出了概括，对楚元王家族学术传统及其文学创作有了详细的论述，对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明确的认定。尽管如此，关于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或见于短篇论文、或作为某些论文的一部分，缺乏专门的硕、博论文或专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足见学术界对这个家族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研究侧重点方面，学术界多注重刘向刘歆父子的研究，而将楚元王家族仅作为其论述家学渊源的论据，实际上楚元王家族整体有着很强的研究性以及研究价值。研究内容方面，学术界多专注于该家族文学、学术等文化方面的研究，而罕有对楚元王家族作为宗室并长期担任“宗正”一职的独特政治地位进行研究，此外楚元王家族与外戚集团的政治斗争也没有专门进行讨论的。楚元王家族作为一个古代典型的政治、文化大家族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而非像林艳苹的硕士论文《两汉经学世家考》将楚元王家族归入“其他经学世家”那样不堪。

注释：

①邓骏捷：《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探论》，烟台，《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一期

②刘向斌：《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延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徐聪文：《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延安，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6月

④张侨：《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5月

⑤卢翠琬：《刘歆经学思想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⑥李梦芝：《刘向及其著述论略》，天津，《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

⑦李莉：《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5月

⑧李小平：《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6月

⑨林艳苹：《两汉经学世家考》，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

⑩汪春泓：《论刘向、刘歆与之关系》，长春，《古籍整理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

文学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研讨会邀请函模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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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定于20**年*月**日**日在****召开，诚挚邀请您参会。会议的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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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与**的完善

3.**的经验总结

4.**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与途径

5.**定位

6.**等**问题

7.当前**的热点问题

8.***相关**问题

三、投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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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计参会人数、预先做出相应安排以保证本届***研讨会顺利举行，如果您确定参会，收到此邀请函后，请务必在20**年**月**日以前填写好参会回执并以 E-mail发送到会务组投稿邮箱**@**，以便于我们为您提前预定酒店房间，以及其他工作的开展，谢谢合作。

四、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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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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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大学**学院

20**年**月**日

研讨会邀请函模板二

尊敬的 先生/女士:

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文学经典是树立和坚守基本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的途径。文学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各民族核心文化和情感纽带的体现，它所承载的鲜明民族个性不会被时间淹没，起着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始终保持选择、确立和传播经典作品的自觉意识，积极面对文学经典在跨文化的旅行中发育演变这一现实，着力推进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经典研究。

为了更好地研究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文学经典，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团结学界同仁，加强中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做出更大成绩，经中国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拟定于2010年11月5日-7日在杭州召开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

请围绕以下议题撰写会议论文和准备会议发言：

l 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记忆

l 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交流功能

l 文学经典翻译与跨文化沟通

l 世界文学经典中的他者形象

l 大众传媒时代的经典阅读与传播

l 文学经典的诠释与当代意义的生成

l 其他相关议题

久仰您在该领域的研究方面造诣高深，特邀请您拨冗出席会议，并积极撰写会议论文。大会工作语言为汉语和英语。

时间安排：2010年11月5日下午报到，11月6日上午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下午分组研讨，7日上午大会主题发言。7日下午市内参观与自由活动。会议于7日晚上结束。

报到地点：杭州海外海西溪宾馆(中国杭州天目山路329号)。可乘502、193、356、49、91、282、213、B支4区间等公交车到紫荆花路南口站下，或乘179、310、89路到府苑新村站下，或乘B支2路到天目山路古墩路口站下。

为做好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请参会者在2010年10月10日之前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向大会提交会议回执(将您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电子信箱、论文题目、是否住宿等)寄给会议秘书处，提交论文者，请将200-300字/单词的中文或英文论文提要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会议秘书处。

参会者交纳会务费人民币500元/人，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我们真诚地期待您莅会指导!

联系地址： 中国杭州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办公室

邮 编： 310028 联 系 人：张逸旻、李馨

联系电话 13858094162;13675818724; 传真：0571-88273946;

电子邮件： ;

会议相关网站：

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

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

2010年9月3日

会议回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