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论文范文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媒介化；消费主义；范式；神话；涵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众，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商场里货物琳琅满目，人们通过消费活动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大众媒介通过源源不断的图像与信息，向大众展示一个流光溢彩的消费世界。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这两个时代的宠儿，联手制造了以快节奏、无深度、片断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它们之间的共谋现象，包括媒介化社会是如何兴起的，如何看待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媒介又是如何通向消费主义的。

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大众传播时代起始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以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其后不久，电子媒介迅速发展起来。接触大众传播媒介，遂成了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不过，虽然社会的媒介化一直都在进行之中，然而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电视使得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性大为增强。现今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让更多的人沉溺于网络，分不清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而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只要定制了新闻短信服务，就能够对新闻真正做到即时知晓。

媒介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与以往相比，今日的大众媒介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一是互动性增强。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的过程，虽然也有来信、来访等反馈渠道，但这种反馈是迟延的，而现在人们有了“互动电视”，尤其是有了电子论坛和电子邮件，媒介与受众的互动更加快捷和深入，由此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入。二是资源的丰富性与便利性大为增强。以往人们对媒介的选择并不多，能够收看到的电视频道和可供阅读报纸都只能以个位数计算，人们常常不能从它们那里获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就不会对它们产生很强的依赖。但现在，电视频道有几十个之多，报纸和杂志无计其数，网络也四通八达，人们真正做到了不出门就可知天下事，不出门也可做天下事。由于这种便利性，媒介自然会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助手。三是信息传播逐渐全球化。人们现在可以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信息。大众媒介在目前盛行的全球化热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众媒介的这三个特点，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从大众媒介发展以来，今天，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所生活的那个空间或社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生活世界；另一个是无限扩张的媒介化的社区，它可以被称为虚拟媒介世界。[1]这样，人们既从真实生活世界中获得认知，也从媒介上获得认知，并通过媒介与另外一些遥远的人建立联系与交往。这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典型。网络社区存在于无形的信息空间中，它和真实生活世界一样存在着声援游行活动、联谊活动、交易行为等。真实生活世界与虚拟媒介世界彼此相互影响。人们会依据从媒介上获得的信息指导现实生活，比如天气预报与商品介绍；也会以移植真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虚拟媒介世界中的事务，比如网络竞拍。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他们从真实生活世界获得的信息可能远远比不上从虚拟媒介世界获得的信息那样丰富和全面。因此，虚拟媒介世界对人们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超越真实生活世界的趋势。李普曼曾经指出，现代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信息环境则主要由大众媒介构造。这样，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

虽然，媒介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关，但媒介内容及其消费的方式却涉及意义与价值问题。中国自从大众传播媒介飞速发展以来，人们的思想就一直在经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在这些思潮中，消费主义显示出越来越强大影响力。消费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因为全球化导致的“西风东渐”，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次，是因为它暗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需求，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开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主义的前提是物质的极大丰盛，媒介化的前提是科技的高度进步，它们都共存于生产力已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工业社会中。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盛行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媒介化社会正好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一块沃土。

二、认识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的三种范式

消费主义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消费主义不在于仅仅满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于彻底满足的‘欲望’（desire）。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广告充斥着电视、广播、报纸，它不停地教育着人们消费什么，怎么消费，而各种媒介节目中，如综艺节目、偶像剧等也宣扬着消费的。仿佛媒介是宣扬消费主义的天然工具，而且也有一些媒体依靠消费类或具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节目逐渐做大做强。那么，对于它们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笔者以为，在探讨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方面，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视野。

首先，我们可以从结构功能范式来进行探讨。大众媒介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承担着某种功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说过，“系统是相对地有结构的；……为了系统的生存，某些功能需要必须被满足。”[3]而著名的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则在他的专著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从功能视野出发的理论有多种，其中使用与满足理论最具有代表性。该理论将受众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媒介在受众的使用与满足过程中成了满足受众功能需求的工具。由此进一步推演，那么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色彩也可以被看作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履行的一种功能。从全球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盛。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高涨，对于各种消费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媒介为了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势必要增加许多消费类的信息。因而媒介不自觉地带上了消费主义的色彩。另外，现代生活的节奏非常快，压力也很大，人们在为工作、为生活烦心之余，往往希望媒介能够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他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从而获得一种情绪上的解放。这样，许多媒介都表现出消费文化的“无深度、片断性、重复性”的特征。人们听到与看到的是欢歌笑语、华衣美服，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电视剧和时尚文章，让观众远离了生活的烦恼，享受着媒介带来的。这样，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它释放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满足了人们的世俗需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表现，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与结构功能范式对消费主义充满理解与包容不同，利用剥削范式对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市场经济中，媒介也是一个经济实体，追逐利润是其本性。我们知道，近来有一些电视频道正是依靠消费类或带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节目而名声鹊起，而一些旨在指导人们消费的时尚杂志也是风光无限。或许人们可以这么认为，媒介之所以选择消费主义路径，正是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消费主义使媒介从原先的严肃的、教育的面孔转变为亲切的、快乐的形象，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使媒介由昔日高不可及的圣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真正与受众融为一体。通过消费主义，媒介得以笼络住更多的受众，而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传播政治经济学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消费社会中，传播日益走向商品化，这不仅包括内容的商品化，还包括受众的商品化。著名学者斯密塞认为，“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媒介的节目编排是用来吸引受众的；这与以前小酒店为了吸引顾客饮酒而提供的‘免费午餐’没有太大的差别。”[4]在这种商品化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成了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媒介则依靠出售受众来赚取利润。而消费主义天然地可以让生产链的各种要素成为商品，媒介自然要利用消费主义以达到其牟利的目的。但是，当媒介出于商业化的意图运作时，它的另一功能，即建构健康的大众文化以正确引导受众，必然会受到损害。受众在不自觉地消费媒介的同时，其精神家园也会随之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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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范式截断对立，一种强调媒介与消费的正面作用，另一种则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并非那么绝对，那么非黑即白，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也远不是上述两种范式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许多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媒介与消费主义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的范式，并将它称为共谋共生范式。笔者以为，媒介与消费主义思潮共存于现代社会中，媒介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消费主义让媒介迅猛扩张，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处于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消费主义堪称目前社会中的宰制意识之一，它掩盖了政治、宗教、种族等差别，让人们处于一种虚幻的平等地位上。在这种虚幻情景中，消费成了划分阶层的最重要依据。这种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地位，迫使媒介不得不迎合它以取得受众的青睐，而媒介一旦迎合它，很快就可以发现，消费主义使它广受欢迎。而反过来，媒介的迎合又使得消费主义更加深入人们内心，消费主义的地位更加稳固，这种相辅相成、共谋共生的关系使得媒介和消费主义都能从中获利。如果说利用剥削范式主要是一种批判理论，那么共谋共生范式在保留其批判精神的同时，尤为重视剖析媒介与消费主义具体走向共谋共生的路径，其分析性要远多于批判性。

三、神话与涵化：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

中国的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呈现出这种共谋共生的状态，是与大众媒介的两重属性分不开的。“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新闻媒介既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又属于信息产业。”[5]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产业属性即说明它的产品具有商品属性。长期以来，我国对媒介的商品属性没有定论，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激烈的媒介竞争使这个问题提上了讨论日程。

最初的竞争是在报业开始的，因此，关于报纸商品属性的讨论出现得最早。“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报纸是一种商品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首先，报纸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报纸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人们以知识和信息，帮助他们消费对外界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从价值角度来看，报纸报道的新闻事实本身并不是商品，但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已经把新闻事实加工成新闻作品，再经过编辑的排版印刷，这样最后出现的报纸已经包含了许多人的劳动，并进入消费市场进行流通，这时新闻产品已经转化成商品。”[6]媒介的双重属性体现在我国新闻事业中即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它的事业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入市场，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而它在管理上采取企业方法，又说明大众媒介是独立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实行企业管理，决定了大众媒介必须关注利润问题。也正是因为正视了大众媒介的商品属性，让它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大众媒介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今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费主义由于各种因素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逐渐兴起。此外，媒介所处的环境也在随之变化。企业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媒介想方设法主动去适应环境。因此，媒介转而与消费主义共谋也就不奇怪了。消费主义由于得到了大众媒介这个绝佳的载体，自然加速了它的发扬光大。

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体现在大众媒介由于宣扬消费主义而获得更多的受众，而消费主义由于大众媒介的宣扬更加深入人心。但其对消费主义的宣扬，并不是简单露骨的，而是隐含在其文本之中，然后通过受众的阅听来影响受众，对受众进行消费主义的“洗脑”。媒介文本对消费主义的宣扬最主要体现在神话与涵化这两种路径上。

神话的概念由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提出。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发，把符号学引入了消费文化的研究。索绪尔认为，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由物质、行为或表象载体所充当的对符号意义的指称或指向。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神话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我们以红玫瑰为例来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作为音形符号的红玫瑰可以被视为一个能指，其所代表的概念——一种红花绿叶的植物——可以被视为所指，这二者处于本义层次上。这一层次的能指与所指所共同构成的红玫瑰符号又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能指，它可以用来表示爱情，这就是第二个层次上的所指，它处于转义层次上。事实上，人们在生活中看见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这也意味着红玫瑰的转义经常被直接视为本义，这种被当作本义的转义就构建了一个神话。[7]由此，神话成了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一种手段。

巴特的神话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剖析媒介广告。广告总想把商品和个人的价值、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例如有一则钻石广告说：“钻石恒永久，一颗永流传。”在这里，广告商想让人们认为钻石是永恒爱情的一个象征符号，也就是说想让受众认为钻石与永恒爱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拥有这种钻石，就能获得永恒爱情的保证。这样的话，只要人们想要表达坚贞的爱情，就会自然地想到购买这种钻石送给爱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实际上，不管任何品牌的钻石都和爱情没有必然的联系。“独具匠心的广告就能够利用这一点，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上。”[8]而商品一旦承担了这种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销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开。

除了广告在直接培养受众的消费主义意识，大众媒介的其他内容也在对受众进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教育。在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的名车、豪宅、靓衫，一掷千金、热衷享受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即使是向以严肃、公正、客观著称的新闻节目，鲍德里亚也认为，“透过大众传播，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9]大众媒介通过不断提供的大量信息，营造了一个包围受众的充满消费主义色彩的环境，这样就可以达到对受众的涵化作用。

涵化作用是大众媒介宣扬消费主义的另一手段。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涵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10]大众传媒对人们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例如，许多人从大众媒介上获得印象，认为大城市中的白领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一定个个衣着光鲜，拎笔记本电脑，飘着淡淡的香水味，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出入于豪华写字楼、高档商务会所，动不动就休假，去国外旅游。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白领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压力，高强度的竞争往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其生活远不象大众媒介所描绘的那样滋润。然而，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刻画，将一小部分白领的形象泛化为整个白领群体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就成了白领的“主流形象”。一般受众也很难将大众媒介中虚构的成分与现实区别开来，而容易将虚构的成分当成现实来接受。于是，社会的新生代将媒介中的白领生活方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实际生活中的白领也觉得自己不够格做一个合格的白领，有空就尽量模仿媒介中介绍的那种自己应该过的生活方式。于是，白领的形象与生活方式就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塑造中成了社会的共识。同理，当媒介利用难以计数的符号和形象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时，消费者由于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

如果说大众媒介中的广告是在裸地推销消费主义，那么神话与涵化则更为隐蔽与曲折，它们不显山不露水地让受众潜移默化，是消费主义更强有力的载体。

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影响，人们所处的大众文化环境主要由大众媒介缔造，这个环境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如果大众媒介对消费主义的宣扬过度，则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例如，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的报道虽然能够刺激消费、为人们生活服务，但过分了则又烘托出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而各种喧闹的娱乐节目，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调节身心，但过头了就难免庸俗、粗糙、浅薄。大众媒介的这些负面的效果势必会给人们造成不当的引导，从而影响健康的社会文化建设，并对社会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在现代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中的共谋共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并不一定就是福音，人们面对媒介所制造的狂欢表象更需要一种理性与反思精神。

注释：

[1]参见AndrewTolson:Mediations:TextandDiscourseinMediaStudies,Introduction.Arnold,1996.

[2]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3]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4]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5]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6]蔡骐蔡雯，《媒介竞争论》，岳麓书社，2002年，第9页。

[7]NickLacey,ImageandRepresentation: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St.Martin’sPress,1998.pp.67-68.

[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9]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镜像；广告；消费文化；广告机器神效应

早在1926年，我国著名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在研究中国报学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⑵，一语道出了广告的商业本质和文化负载功能。诺曼·道格拉斯则说：“从广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⑶广告在现代社会中就像一面大镜子，其中呈现出现实的镜像，我们不妨称之为“广告镜像功能”。

近两年来，笔者对中国近十多年来的报纸广告作了一番研究⑷。在研究刚开始的时候，广告这面特别的“大镜子”中的“镜像”是凌乱和琐碎的，随着研究的进展，那些凌乱和琐碎的“镜像”慢慢交织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景，将中国社会文

化近15年来的变化奇迹般地重现于我的眼前。

一、“镜像”中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

广告是通过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⑸来传播信息的，其“镜像功能”也必然通过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来实现。“广告镜像功能”集中表现在广告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他一些典型事物／现象（包括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

大约在1988——1991年间，广告作品显示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受到日本文化的有力冲击。稍后，广告显示欧美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从着装习惯、休闲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方面对中国人产生影响，时间大约是在1989——1992年之间。之后，中国文化和外来的欧美文化、日本文化等异文化在广告中出现共生局面，似乎可以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渐吸收各方面的影响，时间大约是1993——1997年之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94年开始，广告显示港台的影视文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形成一定的规模，明星现象一度普遍，时间大约是1994—1996年。在1997年，广告中显示中国人似乎开始对多文化、多价值观念的格局开始了重新判断和审视。而到了21世纪末，广告更加像一个万花筒，映射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参见表一）

表一：中国报纸广告（1987-2001）中的人物形象和典型事务/形象⑹

时间广告中的女性着装与形象广告中的男性着装与形象广告中的家庭结构广告中的其他典型事物/现象简单分析

1987年轻女士穿着高跟鞋、留披肩长发，穿着还较为保守，下身是长裤；年轻女郎穿着礼服，同样显示了西方的着装风格。年轻男士西装革履、系着领带。个人计算机、博士伦隐形眼镜、阿凡提、排队买音响西方文化的影响流露出明显的痕迹。

1988穿和服、打着伞的日本女郎。系着领带的男士；穿着牛仔裤的男青年。幸福摩托、铁臂阿童木等。西方的着装习惯和生活态度。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渗透的复杂性在广告中表现出来。

1989西方年轻女性：女郎穿宽松的束腰装，下身是宽松的长裤；女郎长发曲卷，身上的衣着低胸、露臂，较开放随意。可乐、香水、洗发水、电视机、电冰箱、女郎手持麦克风，唱卡拉OK，广告语“一旦拥有，别无所求”。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已经非常明显。

1990女士穿晚礼服，裙子的下摆刚刚高于膝盖。男士西装革履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的组合。高脚玻璃杯、毛发再生精、第十一届亚运会。独生子女现象已经在广告中有模糊表现。

1991西方女郎东方人穿西服。父母加两个子女；大团圆的东方家庭。大耳环、卡拉OK

1992大量办公室中白领女性现象；女青年的上衣宽松随意、下身穿高过膝盖的休闲短裤，显示了较为开放的特征。一对西方青年男女身着网球服，女青年腋下还夹着一只网球拍。大团圆的中国家庭。卡拉OK、卡通形象、SONY的WALKMAN、Intel486。

1993办公室白领；轻松生活的单身贵族；穿着超短裙的清纯可爱的酒井法子。服装休闲的男士父母加一个孩子；大团圆的中国家庭；一对青年男女加一只宠物狗。卡拉OK、宠物、日本卡通、黄金首饰、汽车。西方消费文化进一步渗透，观念进一步开放，审美观念出现微妙的多元化态势。

1994表现女性的美方面比以前更大胆；健康、丰满、乐观的女性形象；穿着自然随便的女青年形象；身穿长至脚踝的长裙的周慧敏。周润发等父母加一个孩子学习机、周润发、周慧敏等影视明星。在这一年的广告中，从广告中历年裙子长度以及女性上装的变化来看，女性着装风格多样化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父母加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成为主流。

1995女性着轻松的T恤、长裙等。从女性着装上看，流行的风格已经显示出多样化，着装更追求自身的感觉。影视明星张智霖和成龙等。父母加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卡通人物、影视明星父母加一个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人心中的现代家庭观念。影视流行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剧。

1996女性形象和1994、1995年的女性形象有所不同，开始突破温柔女性美的模式，也打破了微笑模式，表现女性纤瘦、忧郁、冷漠等多种美感。穿着低胸短袖的紧身衣，胸部丰满的性感女性形象同时并存。影视明星刘德华等父母加一个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VCD、足球、影视明星刘德华、影视明星巩俐。社会对女性美的判断标准出现异化，人们日益强调对自我性格、自我存在。影视流行文化的影响愈演愈烈。

1997女明星、白领女性、丰满的性感女郎和非常生活化、穿着轻松自然的女性形象同时并存。影星形象仍然走俏。手机、Intelsymbol59/f“Webdings”\s10.5Ⅱ出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显示了一种从明星到自我的回归迹象。

1998多样化的服饰。休闲装与正装并存。父母加一个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笔记本电脑、电影《泰坦尼克》等。

1999文胸、吊带裙、中式小袄、旗袍、白领正装等多种风格并存。发型也是多种多样。网络、电子商务网络加剧了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多元化趋势。

2000年轻女性的着装更加多样化。年轻男性服装更加新潮。网络、电子商务

2001多种形象、多种风格并存。以正装和休闲服为两大主流。具有“韩流”特征的服饰、发型等多种价值观、多种消费文化出现明星的细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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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形象化特征以及原因

通过广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在广告作品中得到多层面的反映，突出表现在人物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家庭的结构等许多方面变化。研究发现，广告的“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形象化特征。

广告“镜像功能”的形象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之前。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日本、欧美一些著名企业的产品开始进入中国。然而，笔者通过对1979年到1987年的报纸广告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在视觉表现方面有几个主要特点：1.量少；2.主要表现产品；3.广告人物少；4.制作简单，大多用手工绘制。其中广告人物少是一个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也没有反映出外国文化对中国社会消费文化有明显规模性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7年—1995年。

通过对广告作品中人物的分析，笔者发现，自1987年后，报纸广告使用广告人物日益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形象化内容也增加到一定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广告作品来看，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受到外文化的影响也在广告中较明显的通过形象化因素反映出来。

在相关的研究中⑺，笔者发现，在1988—1994年之间，中国报纸广告创作思想从广告构成要素方面看，用文字内容独立地直接陈述产品或服务信息一直占主流地位。从1990年开始，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一直保持上升趋势。1994年是一个转折点。到了1995年，这种报纸广告创作思想替代了以文字单独传达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占据了明显的主流地位，并仍呈上升趋势。

第三阶段：1995年—1997年

在相关的研究中⑻，笔者发现，从1995年开始，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广告，从1995年占总量的55%左右上升至1997年占总量的66%。1995年—1997年，视觉内容在广告文本中占较大比重的广告，占报纸广告总量的比例维持在6%—7%之间（此前，这个比例在大多数年份不超过2%）。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消费文化现象越来越多地通过广告中的视觉化内容，形象化地呈现出来。

第四阶段：1997年至今

在这个阶段，中国报纸广告使用视觉符号已经相当普遍。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广告占报纸广告总量的比例大致稳定。视觉内容在广告文本中占较大比重的广告，占报纸广告总量的比例则从7%继续大幅度上升。广告的“镜像功能”的形象化特征已经相当明显。

那么，广告“镜像功能”为何会日益呈现形象化特征，而不是一蹴而就呢？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1.广告的“镜像功能”的形象化加剧最初的原因可能是：营销和广告逐渐从“产品”转向作为“消费者”的“人”。而这个变化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外来产品的进入和外国产品开辟中国市场的策略的变化。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外国企业开辟。中国市场的过程中采取了阶段性策略。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产品和资本的输入；在第二阶段，借助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来推动市场的开辟由于产品和资本的不断输入，产品不断丰富，中国消费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改变有了物质条件，改变成为可能。而外国产品为了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市场本身欲求发展，不论外国产品和中国产品都逐渐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这个发展过程其实也暗合了营销观念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人”成为广告诉求的重点。而为了对“人”进行更有效的诉求，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的功能和地位以及广告基本形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2.1987年后，广告的“镜像功能”的形象化日益加剧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大发展背景下中国社会消费文化走向多元化的需要。

结合经济文化的深层分析显示⑼，大约是1993—1997年之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文化逐渐吸收各方面的影响，广告人物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⑽，中国的一部分消费者也日益成为古田隆彦所说的“高度成熟消费社会的生活者”⑾，“已从功能、效率等功能性的层次超越至游戏及符号等感性的层次，且再进一步寻求多样化生活世界了”⑿。恰恰是这几年，中国报纸广告创作思想不论是广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还是广告基本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据此推论，我们可以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这就要求广告和这种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消费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因为，广告有引导消费的功能，它必须发现消费者心中的欲望和把握消费者兴趣爱好的发展趋势（广告反过来又推动了这种趋势，不断制造某种流行）。另一方面，广告创作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也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广告创作思想也必然体现这些变化。

在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之后，文字在传达信息方面就有了局限性。用文字在有限的广告空间和时间中表现五彩缤纷的世界，形形的生活方式、高矮胖瘦的不同审美情趣、生活中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就显得越来越困难。照片和图画等视觉内容则可以较为自由和形象地传达多元化信息。视觉内容具有很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这就使它比文字能更形象地传达信息，引起受众的共鸣。同时，制作手段和技术的进步也为视觉内容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此外，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出现多元化态势，增加了受众接受信息的压力。人们希望简单快捷地获取和自己相关的信息。视觉内容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90年代初中国电视业的迅猛发展⑴⒀同文化生活多元化态势改变了人们信息接受心理也不无关系。

我们可以认为，从1993年开始中国人文化生活日益明显的多元化态势使视觉内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改变消费者的信息接受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之整体传媒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并重、互补传递广告信息的报纸广告创作思想到了1995年替代了以文字单独传达广告信息的创作思想占据了明显的主流地位，并仍呈上升趋势⒁。

社会消费文化（包括衣着打扮、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标准等多方面）出现多元化态势，也必然会使混合使用产品信息、产品印象、个性化以及生活形态等多种形式的广告得到发展。在相关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国报纸广告创作思想从广告基本形式方面看，混合使用产品信息形式、产品印象形式、个性化形式以及生活形态形式的广告，从1993年开始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发展到1997年，此类混合形式的广告大约占广告总量的一成上下（此前，这个比例几乎为零），并且日渐呈上升趋势⒂。而混合产品信息形式、产品印象形式、个性化形式以及生活形态形式的广告，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就是大量运用视觉符号。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说，以下两个因素：（1）广告构成要素中视觉内容的分量变重；（2）混合使用产品信息、产品印象、个性化以及生活形态等多种形式的广告得到发展，是导致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的表象，而广告“镜像”与现实的互动则是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的内在动力。

三、“镜像”与现实互动中的“广告机器神效应”

许多学者将广告的社会作用引入文化视野加以考察。广告对社会文化作用的消极一面是许多学者论述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广告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是源自于“广告的销售本质”⒃。在以前许多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结合笔者的研究，笔者认为，广告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更直接的来源之一是广告“镜像”与现实的互动。在互动中，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而这种形象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广告机器神效应”。互动中的“广告机器神效应”则使广告在销售功能完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消极作用。

综合分析近15年中国的报纸广告，笔者发现，大多数广告人物在广告视觉表现上和产品结合在一起。笔者在一篇论文中借助一个拉丁语deusexmachina（机器神）来指称这种广告现象，称之为“广告机器神效应”⒄。产品在广告中最初起的作用，就类似古希腊戏剧中机器神的作用。产品在和人物以及情境或故事结合的最初之时，往往会显得突兀、过于牵强或过于巧合，甚至不合理。这种机器神效应最初引起信息接收者的突兀反应，也许是广告产生效果的重要原因。

然而，广告作品中的产品机器神的存在，却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剧情中舞台机器制造的神的出场，也并不像任何牵强的剧情转折那么简单。他们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剧情发展是力求避免重复，而广告则常常依赖重复。出色的编剧手法不必依靠机器神，而广告中的产品本身就有一种机器神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用舞台机器制造特效，让神出场来收拾残局的做法暴露了剧作家剧情编排上的不合理性，不是上乘的编剧手法。然而在广告中，产品和人物、故事或情境相结合的最初的机器神效应却往往可以通过不断重复来消减，当广告中产品的机器神效应被消减直至最终消失的时候，即意味着产品或品牌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意味着消费者不再对产品或品牌介入自己的世界感到牵强或突兀，他们已经接受了产品或品牌。广告中的机器神效应消减的时间长短显示了一个广告的效果和产品或品牌成功的速度。时间越短，意味着广告越有效、产品或品牌成功的速度越快。

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告中的机器神效应消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人的异化过程。人和产品或品牌结合在一起，产品或品牌在广告中成为区别人的地位、身份、品位等的惟一标准，并最终会影响到现实生活。“广告机器神效应”构建人和产品的关系，造成人的异化。而中国的社会消费文化也无疑受到了这种“广告机器神效应”的影响，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拜物主义倾向。“在中国当前与未来相当时间的消费环境中，属于功能性、实用性的消费形态仍然占重要比例；…属于象征世界的符号性、意义性的价值需求正成为一些消费者消费物质产品的重要的甚至是惟一原因……”⒅

社会消费文化中的拜物主义倾向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广告“镜像”的形象化，又进一步为“广告机器神效应”提供动力。

广告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受着这个大系统的影响，但是，广告也对后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只要留心看一看广告这面“大镜子”中呈现出的“镜像”，你一定会对“镜像”与现实之间的奇妙联系感到吃惊不小。

广告“镜像”与现象的互动不仅造成了广告“镜像功能”日益呈现出明显形象化特征（这一现象本身就带来了许多问题），也引起了许多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这有待以后作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⑴本文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内容分析基础（包括笔者以前的若干研究）之上，研究对象包括1979年以来《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中近五千条广告（通过大规模抽样获得）。

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5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⑶转引自赵金庆《广告与泛文化社会》，文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⑷参见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做广告》一书中“中国报纸广告作品编年史（1979-2000）”、“1988-1997中国报纸广告主流创作思想发展变化之研究”等部分，中国广播读书出版社，2000

⑸符号可以是物体、词、或者图画等等，在报纸广告中，种种符号可以分为两类：文字符号和视觉符号。

⑹⑼⒁⒂本表格的内容建立在对1979年以来《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中广告的大规模抽样（近五千条）研究基础之上。

⑺⑻参见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做广告》一书中“1988-1997中国报纸广告主流创作思想发展变化之研究”部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⑽参见本文上表

⑾⑿古田隆彦《观察成熟消费社会的九个角度》，转引自胡晓芸《21世纪中国广告：以“新生活世界模式”观照消费者》一文，文见《迈向新世纪的中国广告业――99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中国广告协会编，工商出版社，2000

⒀到了199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占全国广告经营额的28.5%，超过了报纸。详见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做广告》一书中“粗笔勾勒中国广告二十年（1979-1998）”部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⒃参见崔斌《广告文化批判》一文，文见《迈向新世纪的中国广告业――99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中国广告协会编，工商出版社，2000

⒄deusexmachina是拉丁文片语，英文可译为godfromamachine。这原是和希腊悲剧有关的一个术语，意为用舞台机器制造神出场来处理剧情的转折，后来引申为任何一种牵强的剧情转折。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作者：梁小莉 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必要性

商业健身消费作为一种即时的体验消费，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需要与教练、会籍顾问、其他消费者等进行社会交往。因此，商业健身消费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无疑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现象和过程的消费［7］，为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对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进行深入研究。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意义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意义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意义。传统上，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则有助于了解影响商业健身消费的社会学因素、认识商业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和社会功能，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商业健身消费的本质，从而不断丰富体育消费的理论体系，并有利于拓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进而有助于促进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其二是应用价值。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研究能够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为刺激商业健身消费、促进商业健身俱乐部健康发展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如社会阶层结构的视角、消费观念的视角、参照群体的视角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同时对于提高体育消费整体水平亦有借鉴价值。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主要议题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在商业健身消费方面应该存在一定的差异，家庭类型。不同类型的家庭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对消费者的商业健身消费应该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影响了具体的消费需要，表现为“跟潮效应”、“认同效应”、“示范效应”，同时还影响到抽象消费需要的层次，表现为“反叛效应”和“攀比效应”［7］。社会互动同样会影响到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健身消费。社会阶层。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不断变迁，当代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8］。由于各社会阶层消费者在资源占有上存在着差异，必然会导致商业健身消费的差别。第五，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9］。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包括信任、社会网络、规范［10］。社会资本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组织、社区等的发展都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势必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健身消费。第六，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消费理性主义、禁欲主义、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7］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健身消费也不例外。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关系消费。“关系消费”(consumptionofrelations)是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Baudrillard，2001:25)所提出的一个概念［11］。关系消费其实就是人们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消费行为。在注重关系的当代中国社会，关系消费现象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请客送礼。商业健身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系消费的特征。笔者曾对中高档商业健身俱乐部的消费者做过访谈，发现有的消费者将商业健身俱乐部作为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平台，有的将其作为维持、巩固客户关系、朋友关系的一个手段，而健身消费的本体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部分消费者边缘化了。第二，中上阶层消费文化。消费不纯粹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7］。商业健身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商业健身消费表达的是一种健康、时尚、尊贵的中上阶层消费文化，象征着一种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显示了消费者具有较富足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从消费主体来看，商业健身消费与一般的大众消费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三，消费分层。由于各社会阶层资源占有的不同，导致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均存在差异，消费分层现象客观存在，商业健身消费亦存在分层现象。笔者曾对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调查发现，有的动辄花费数万元购买私教卡(聘请私人教练)、有的办理金卡、银卡，而有的则仅仅办理一张普通会员卡，还有的只是购买季卡或月卡。在商业健身消费方面，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等之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等消费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功能商业健身消费不仅具有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功能，而且具有一系列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个体社会资本的增长。一方面，消费者在参与商业健身消费的过程中，通过与私人教练、会籍顾问及其他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一些消费者将健身消费作为一种“关系消费”，有助于巩固和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两方面都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资本的不断增长。第二，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商业健身消费不同于其他物质文化消费，它其实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西方经济学家将健身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商业健身消费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商业健身消费能够使消费者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消费者的社会流动。第三，有助于进行社会控制。现代社会，风险程度越来越高，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张力逐渐膨胀，影响到社会稳定和谐，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控制［12］。商业健身消费可以使人们释放压力、愉悦身心、沟通感情，在满足健身需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第四，有助于促进社会整合。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现象客观存在，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整合即促进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的协调，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商业健身消费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使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社会整合度。消费社会学视角下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对策如果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对策，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尚不太合理，底层太大而中上层太小，尤其是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距离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作为较高层次的健身消费，因为商业健身消费属于中上阶层消费文化，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作为基础。为此，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是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重要条件，如何完善社会阶层结构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第二，挖掘中产阶层健身消费潜力。在西方国家，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健身消费的主体，而且引领着消费潮流，在促进健身消费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上海市的研究表明，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预期体育消费投入不足［13］，这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如何努力挖掘中产阶层健身消费潜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第三，制定分层营销策略。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为此，商业健身俱乐部在制定营销策略时要充分考虑社会阶层的因素，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第四，倡导科学的商业健身消费观念。消费观念对消费者行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合理、不科学的观念将会直接抑制人们的商业健身消费。有必要建立并倡导科学的商业健身消费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商业健身消费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投入，而且是一种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投资方式。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第五，发挥参照群体的作用。作为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频繁的社会互动之中，每个人身边都有许许多多的群体，人们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周边参照群体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参照群体在促进商业健身消费方面的作用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1999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但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为此，中央采取包括增加发行长期国债、适当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等一系列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刺激消费增长是上述政策的主要内容。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消费者个人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主要考虑为年老、患病、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留出积累。如果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劳动者年老可以从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患病可以由医疗保险支付大部分医疗费，失业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这样就可以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届时，人们自然会乐于将更多的钱用于当期消费，由此也就可以带动经济更快发展。

二、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措施

（一）认真落实“两个确保”。1998年5月和1999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对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工作作出部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个确保”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方面，国家要求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都要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向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费，并通过培训促进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盈利企业自行安排，亏损企业按照财政、企业、社会各承担三分之一的办法解决。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共有1219万名职工下岗分流，609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另610万人中，580万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占95％。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在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基金收缴，使收缴率保持在90％左右；二是动用积累基金，一年来共动用127亿元；三是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目前已有28个省份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各地共调剂使用基金25亿元；四是各级财政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资金支持。一年来，绝大多数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了养老金，有效地遏制了欠发养老金的势头。

（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基金征缴率。到1998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应参保职工的73％，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占56％，覆盖面偏窄，不仅损害了未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筹措力度。1999年1月，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我们利用这个大好时机，集中力量抓扩面工作，要求城镇国有、集体、外资、私营等各类企业及其职工都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经过前一阶段的努力，基本扭转了养老保险参保职工连续几年下降的局面。到目前，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达9195万人，比上年净增719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达9380万人，新增1452万人。与此同时，还加大了基金征缴力度，社会保险基金收缴率不断提高。

（三）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解决现行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存在的覆盖范围窄、保障能力差和浪费严重等问题，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国务院1998年作出了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基本医疗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分开管理；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份根据决定要求出台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体规划，多数统筹地区在制定实施方案，其中有一些统筹地区已经按新制度组织实施，运行情况良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

（四）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1986年，我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1999年1月国务院了《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缴费主体、缴费比例、统筹制度、支付条件、支付项目及标准。条例规定：城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保险费由单位、职工和国家三方负担；职工失业后可按规定领取最长期限为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1998年，共为358.1万失业人员提供了失业救济，为148.1万企业困难职工提供了一次性救济；有63万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五）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根据1999年中央12号文件要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水平从1999年7月起提高30％，并相应提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经过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到9月末，这项任务已基本完成，为近60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80万失业人员和27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发放提高标准所增加的收入68.8亿元，为46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补发了过去拖欠的养老金86亿元。三条社会保障线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居民心理预期，刺激有效需求，直接拉动消费。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设想

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要进一步加快，力争在2000年底前建立起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框架。为此，近期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拓资金筹措渠道，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一是要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提高收缴率，清理追缴企业拖欠的社会保险费。二是要拓宽筹资渠道，主要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征利息税等办法，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三是要抓紧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社会保险基金。

（二）加快推进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社会化发放仅占参保人员的36％。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离退休人员全部与企业相分离，由社区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样做，不但能够减轻企业负担，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因此，要大力推进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改差额缴拨为全额征缴。力争2000年全面实现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

（三）加快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从实践需要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保险立法。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立法已有深厚的基础，我们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加紧《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工作，争取尽快出台。要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加强执法监察，依法推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进程。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

1.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是农民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承担过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加大国家的投入力度，增强社会增援力量，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混乱，呈现多头管理。各部门处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部门间工作难以有效协调。一些具体职能的实施上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实施上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2我国农村消费现状

2.1农村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迟缓，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速度，并且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趋势。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结构不合理，层次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较高的食品类、衣着类支出却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北京市居民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数据中看出，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50%，服务性消费占30%；而农村居民同类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额的60%、28%

3对策与建议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资金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经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全民社会保障的步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分为几个档次，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缴费档次，政府会适当给以补助。实际上，政府补助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导当地的大型企业参与到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企业既可以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吸收当地农民，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对当地企业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其投入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项目中来。

3.3建立科学的农村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系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多头管理的状况，因此，必须统一管理，加强协作。同时，建立必要的内、外部监督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是一切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的基础，是关键。近年来，连连发生的社保基金案件直接摧毁了民众对社保项目建设的信心。加强社会基金安全监管，确保每一笔基金到位，做到实用，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3.4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有法可依是一切项目建设的基本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涉及整个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而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面临的无法可寻现象直接影响了社会保障项目的推进。因此，必须加强立法，保障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保障每一项民生保障工作都能有法律的保障，并在法律上确立农村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推动全民参与社会保障的开展。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社会学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体育运动的社会作用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对体育消费的价值观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体育消费已经广泛地进人社会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因素进行初步研究。

一、体育消费的基本涵义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的各种物质消耗的经济投人和观赏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体育消费包括狭义的体育消费和广义的体育消费。狭义的体育消费是指那些直接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广义体育消费包括一切与体育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是作为社会一般消费中以个人及其家庭通过支出货币所得到的各种体育效用，即各种体育的(包括物质的、劳务的、精神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消费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消费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前提下，所引发的适应更高层次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决择，是一种伴随对体育功能作用的主观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消费类型。体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的导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消费之后，追求发展和享受等方面需要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由此可见，体育消费的程度、水平、状况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

二、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

2.1文化因素

我国人民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从出生就开始接受周围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逐渐建立起与这种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它能决定一个人的消费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不同，其价值、消费观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体育教育程度、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和消费观。体育文化的认识和欣赏水平与国民教育水准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教育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公众对体育文化认识和欣赏水平较高。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左右，目前，每年有近百万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1.8700,这些无疑影响着他们对社会文化教育和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由此也会影响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和消费。可以说，目前我国整体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是影响我国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经济因素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或日常生活中个人及其家庭收支状况。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体育消费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及家庭收入在体育消费中的实现程度我国居民对体育消费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家庭收人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根据(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5160元(约合G3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2090元(约合255美元)，而中等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04。美元。萝仅管1999年通过调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人普遍有所提高，但与中等收人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收人仍处于很低的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人中或总支出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人不断增加，收人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大量研究表明，只有当恩格尔系数达到G5写时，才开始出现娱乐性体育消费;当恩格尔系数达到50写以下时，这类消费可呈现稳定的持续性增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开支75%仍用于吃穿用等基本物质生活，占全国人口74%的农民还以手工艺的方式解决温饱，处于解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低层次向小康型过渡生活需要的基点上，尽管目前我国实行了五天制工作时间，广大城市居民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但无宽裕的经济收入，因而，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高的体育消费水平。

2.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指社会阶层、群体环境、闲暇时间等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2.3.1社会阶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高收入阶层，这个阶层占人口的1%-2%，他们的消费观念是追求名牌、高档次、高质量是他们消费观的主流。同样在体育消费上也表现出一种舍得花钱、讲究体育愉悦身心的作用，更注重体育消费的名牌效应、第二阶层是中等收入阶层.这个层次约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他们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其消费观念注重物美价廉，注重使用价值和效果。在体育消费上他们追求的是健康、长寿、文明、高雅，讲究科学锻炼，参与型体育消费是主流。第三阶层是低收入阶层。这个阶层一般是劳动阶层。这个阶层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人的消费观念正处在“生存需要”为主体，并逐步向“发展需要”为主体过渡阶段，他们对体育消费虽有消费的强烈愿望，但无实现的经济能力，或者仅有较小一部分的消费能力。

2.3.2群体环境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群体环境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人们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必然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关系，彼此相互影响。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有影响的所处的群体环境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对个人影响最大的相关群体，如家庭、亲朋好友和邻居;第二类个人所处的社会团体和工作单位;第三类个人所崇拜的体育明星。这些相关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体育消费行为必然对周围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模仿、循环反应、行为感染和认同等作用。

2.3.3闲暇时间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闲暇时间的多少与体育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工时制度的改革，我国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明显增加，但实际用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多，主要原因是:(1)由于家务劳动自动化程度差，用于料理家务.时间所占的比重较大;(2)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时间花的较多;(3)受上下班交通条件及社会化服务完善程度等因素的限制。目前，一方面工时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增加，另一方面人们还无法完全摆脱家庭事务等的困挠，这种矛盾同样制约着体育消费。:

三、结论与对策

3.1结论

综上分析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还谈不上拿出很多钱来进行体育消费，即使存在体育消费，也只有个别的或少部分人的消费。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更新体育消费观念，提高体育消费水平。

3.2对策

3.2.1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收人，繁荣体育市场。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降低体育消费资料价格。

3.2.2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加强体育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日、消费观，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3.2.3要指导和引导合理的体育消费，使体育消费的结构更加合理，消费方式更加多样性，使娱乐性、享受性和求知性，创造性、智力开发性紧密地相结合。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逆转趋势

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中，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的，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降的重要原因。而福建、广东和上海也面临着同样情况。以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了东冷西热的局面。

东部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得不从土地的存量空间寻找，这就得提高现有用地的土地容积率，具体做法就是得拆旧盖新。近5年来，中国城市正在出现拆迁热，平均计算，拆迁面积大约相当与当年军功面积的20%。我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拆迁面积的价值是新房屋面积的一半，则近些年由于拆迁所损失的房地产价值，全国每年都在五六百亿元。近些年拆迁的大多还是老旧房屋，如果未来由于土地紧缺不得不对城市中许多新建房屋进行拆迁，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就更大了，就会真正进入到“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消费社会公共性多重二元结构立法效益

Abstract:Thelawisakindofspecialsocialpublicproductofferedtothemassesoftaxpayersbythegovernment.”Enjoylaw,consumelaw“shouldbecomethenewideaofmoderncitizensandthenewmodeinthemoderncivilizedsocietyof"survivalinrulesoflaw"too.Withsettinguplawconsumeofcitizens,howdoweconstructlawconsumptionsystemforsuitingofnationalconditionsbecomeaimportantproblemintheprocessoflegalmodernization.Onthebasisofperfectingexistinglegalsystem,strengthenaffinityanddemocracyoflegislating,setupserious-twolegalsystem,changelegalserveidea,can''''tlack.

Keywords:lawconsume;societypublication;serious-twolegalstructure;legislativebenefit

“享受法律，消费法律”是法学界提倡的法治新理念，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公民的权利保护意识复苏，法律意识逐渐觉醒，法律消费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而这种信仰的确立又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产品消费体系，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过分注重管理而忽略了公民的参与，建立一个相对人性化的法律产品消费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法律的性质，公民的法益以及公民与法律关系的阐述，引申出对我国法律消费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一、公共产品与法律服务

（一）法律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

所谓社会公共产品，是国家向社会无偿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产品。从性质上而言，作为社会公共产品，首先必须具备的是“社会公共性”。那么何谓社会公共性呢？一般认为社会公共性应当具备以下内涵：第一，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第二，公共性。这里的所谓公共性，指的是一种公有性而非私有性，一种共享性而非排他性，一种共同性而非差异性；第三，公益性。这是就社会公共性的宗旨来说的。这里的公益性，指的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众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只有公益性的东西才能作为社会公共产品而存在；第四，干预性。这是就社会公共性的实现手段来说的。社会公共性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定的干预，这里的干预性指的不是纯粹的内在自发性还应该包括一种外在强制性，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调节还应该有国家权力的干预。社会公共性就是上述四方面的有机统一。那么法律是不是具有社会公共产品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公共性”呢？结论是肯定的。首先，法律是以人类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为规范对象的。也就是说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他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法律从社会中来而服务于社会，法的这种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其次，法律不是私人的物品，其运作的权力既包括了公共权力也包括了私人权益；法律活动的主体不是纯粹的私人主体，还有公共主体，法律对公民具有普遍约束力。再次，法律具有公益性。法律作为社会利益本位，其运作的目的是要求自然的在公共财产、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公共信息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秩序。良法所要维护的是一种社会秩序和实质正义，而绝非统治者私人的工具。最后，法律具有干预性。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作为对上层建筑的支持，立法干预、司法干预、行政干预都是国家权力干预的重要手段。因此，法律是社会性、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的统一，法律的社会公共性是毋庸质疑的。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由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决定的。或者说是国家执行政治、经济职能的“外在表现”。这种社会职能就表现为国家要不断的“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正是这种社会职能的产物。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的成分，而社会一旦由自由放任状进入到管理的社会（statemanagedsocieties）,就会需要更多的秩序维系，作为执行政治、经济职能的国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规则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这种规则就是国家所生产的社会公共产品，而这种“合理规则的有序集合”就是法律，法律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产品。

法律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这种社会公共性是由人的社会本性所决定的。社会是由人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组成的，从法的“社会公共性”出发，在当代社会它应该是服务于作为纳税人的广大公民的。我们不妨把政治意义上的“法”转化为经济上的“产品”的概念，这样我们又可以看出法律经济学角度所遵循的法的一大特性：可消费性。遗憾的是，这种法律的可消费性长期以来都被其令人敬畏的威慑性和强制性所遮蔽，成为芸芸众生不敢轻易享用的奢侈品。传统的“厌讼”心理就是制约法律消费观念的“瓶颈”之一。事实上法律一直是于人类社会所共存的，公民不可能抛弃法律而独立存在。

（二）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话道出了人类的宿命：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种种社会关系的枷锁，法律正是这样一个与人类共存的枷锁之一。倘若说生物学上的人类是以生物圈和非生物环境的适应性为生存背景的话，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则更多的是以法律和秩序为其生存和发展的背景的。真正意义上的享受法律必须首先认识到人类与法律不可分割的共存关系：

首先，从人性的角度讲，法律的存在是以人性的缺陷为前提的，人的欲望中贪婪、自私等缺陷是很难根除的，仅仅通过道德的说教显然缺乏力度，因此，必须有一种刚性的制度对人性中：“恶”的一面进行最大限度的遏止和规训，而法律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是一种活动，法律制度的构建正是遏制人性恶面的持续的、有目的的活动。

第二，法律的秩序作用和正义作用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秩序指的是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凡是在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人类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出现，故都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倾向导致人们追逐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去构建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法制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是利益调节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机制，诉诸法庭由相对中立的法官做出裁决的司法裁判模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常规、最权威的手段，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公道的纠纷解决模式，以法律适用为要义的司法，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构建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生活的前提。

第三，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法的现代化不可避免。正如庞德说的那样“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龚自珍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迁移。”在当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律为社会职能经济服务的职能也愈加明显的表现出来，事实上法律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以一种公共物品的形象出现。近期对于宪法的修改，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对私权利保护的趋势。彰显私权利的举动体现了一种人权，也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尊重，他告诉我们，法律是全民性的，在遵守法律约束的同时人人有权享受法律服务。

（三）法律服务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

所谓法律服务，是指在法制环境下，法律人依照一定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为公民提供法律帮助、法律咨询等业务活动。从广义上讲，它还应当包括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司法活动。由于法律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社会对法律服务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多。而且法治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是全面的，如果没有充足而有效的法律服务，法律对社会的调整作用将无法充分发挥，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价值也就无法实现。人人享受法律服务，不仅是实现公民平等享有宪法权利，也是司法机器顺利运行机器及保持其完整性所必不可少的，是法治化社会的根本特征。

法律服务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公民享受“法律消费”上，对公民个人而言，法律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抑制其他方面的消费，尤其是许多不良消费；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在宏观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引人注目。法律消费体系的构建不仅仅是一个公民享受法律的过程，它更重要的一种宏观公共产品的供需构建过程。我国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法治化程度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都与这一体制休戚相关。实现法律对公民的平等保护，最终实现人人共享法律的服务迫切要求我们构建与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消费体系。

二、法律消费体系构建之观念基础

（一）培养公民的法律消费意识，树立法律信仰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在法律工具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法律的人，也象从事经济的人一样，被人看成了压抑其梦想、信念和情感，不关心终极目的，一味任用理智的怪物。”这在无形中导致了体制下的公民与作为法律主体的职业法律工作者之间的隔阂。传统的“厌讼”思想的形成，其根源在于统治者长期以来片面的追求法律的权威。在这里，法律的权威值得思考。因为对一个社会的法律渊源来说，唯其受到人的信仰才有权威，而法律只有权威才值得人们信仰，把这一难题推到法治的操作中也会出现两难选择，是首先树立法律的信仰，还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呢？问题很清楚，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即使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消费体系，法治也难以得到实现，但法律没有权威，法律信仰难以确立，法治也不会实现。尤其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更值得寻味。因为人们会感到法律的执行和政策的稳定性没有保证，法律并没有权威，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信任法律。例如在一些垄断性行业中存在的一些霸王条款（如银行借记卡的卡费收取，移动用户五一开始收取来电显示费等。）这在影响企业品牌的同时更大程度上导致的是人们对法规和行业内部规定的质疑。看来，解决这一矛盾非得双管齐下不可。法律的权威必须树立，这需要立法的保护，更需要各种行为主体自觉守法，接受法律约束，尤其掌握权力的机关和个人更应当带头守法，把法律不仅当成手段，也当成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最后达到对法律的信仰，自觉的消费法律，享受法律。

（二）加强立法的亲和力

我们提倡公民享受法律服务，消费法律这一“公共物品”其前提在于作为法律消费体系的组成法律产品其形式上应该是良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良法呢？依个人看来，作为公共产品的法律至少应具备如下条件：第一，法律应该是普遍性的。第二，法律必须是人们可以遵循的。第三，法律必须是稳定的。第四，法律应该是相对严格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不是唯一的权威，除了法律，还必须尊重“愿望的道德”如伦理规则、宗教戒律，甚至民间法的约束。因为“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的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

立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权利和利益的分配，法律是争吵和妥协的产物，在分配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公众最大程度的参与，这种分配本身很难说是公正的。建设“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法治新理念，必须坚持立法走群众路线，而不能单纯的依靠专家立法，部门立法。在制定国家法时，必须考虑我国薄弱的法治传统，充分注意国家法是否与民众的习惯心理和行为合拍，即立法应该有亲和力。我们看到，中国法律制度的演进更多的不是从自下而上的习惯中和社会演进中产生，而是从上而下的制定和颁布，实行的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或“规划的社会变迁”道路，如果我们把政府看成供应商，提供法律供给，而公民消费法律，这样可能会产生三种情况：一是有供给而无需求，这是法律的虚假繁荣，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法律无法使用；第二类是有需求无供给，这是法律消费体系不到位，立法不完善，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法律失职；第三种是有供给有需求，但没有市场，这就是供给于需求之间有梗塞而导致路径不畅，人们无法享受法律服务，也就无法消费法律。这三种情况都可能造成法律不被人们习惯，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法律消费体系的基础不稳，立法不切实际。

因此，在制定国家法时，应立足于本土的传统上，从我国的现状来讲，其所代表的应当是中国百姓熟悉的一套规则和知识。正如苏力先生说的那样“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和支持，似乎容易得到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者相近的规定。”衡量一个法律消费体系在立法阶段是否有亲和力标准至少有三点：一是民众参与和民意表达的广泛程度、参与程度；二是法律体现民众意志，反映权利的准确程度、发达程度，三是法律服务与消费要求的协调。社会秩序的关键是协调，法律的制定是一个多元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和妥协后做出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在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群众都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拥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做到广开言路，从源头上把法律这一社会公共产品做好。从党性的角度考虑也就是必须坚持那句口号“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法律制定过程的民主参与和程序公正，增加法律的公正性，透明度和民主感，使得法律植根于社会现象的土壤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赋予法律可信性和适用的生命力。

（三）转变司法机关服务理念

所谓司法的“服务理念”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法官的司法裁决虽然是针对特定对象和特定事件做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裁决是单纯的“私人物品”。基于审判权这一公权做出的且具有一定社会效应的司法裁决，往往具有鲜明的公共色彩，属于一类为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服务的特殊的“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司法裁决实际上是以司法特有的权威性、威慑性、示范性和可预期性为广大公民、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大众服务的。而事实上作为司法机关来说，根据其权限的不同，其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比如法院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和诉讼对象就是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其服务对象就是国家。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保障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取向，着重围绕司法体系宏观结构改革和司法权力体系内部的职能配置，逐步建立起权责明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的行使，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

体制的变革需要观念的转变，在我国，由于司法和行政合一的情况相当久远，应重新审阅和定位司法服务意识。从法院办案的角度而言至少应当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在服务方式上，司法服务最基本最大量的方式应当是通过公正高效地处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通过具体个案的裁判惩罚犯罪、消除纷争，而非片面追求效率，撇开法定的诉讼程序，采取所谓的主动出击的非诉讼方式；第二，在服务对象上，法院审判工作总体上是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的，作为单一制的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必须在司法的实践中严格遵循，同时要结合各地具体实际在情理上处理好各类纠纷。突出相应的审判侧重点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为名，变相的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提供法律支持；第三，在服务观念上。要强化平等保护意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是国有、集体企业还是私营、合作经济主体，不管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不管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外国人，在法律权益的保护上都应当是平等的，因为法律是为平等主体服务的社会公共产品。

从刑事案件的办案中还应当做到：⑴将“人性化”的办案作风贯彻始终，采用尊重人格，平等交流的办案方式，赢得信任，争取配合，促使被告人真心认罪，维护社会正义；⑵严格依照“无罪推定”原则，做到矫往而不过纵，避免在法律使用上的不平等；⑶程序实体并重，让被告人不仅感到公正，而且看到公正，这既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更体现了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理念追求。⑷监狱管理的人性化。事实上犯罪的因素很复杂，“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可能会与整个社会的契约关系相冲突，但并不因为犯罪而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全部权利”。凡是法律没有剥夺的权利，服刑人员都应当享有。最近江苏的监狱管理中推出了“亲情饭”“牢房答辩”“回家服刑”等一系列的人性化管理，区分了犯人在服刑期间，应当剥夺和不应当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管理模式上的探索，也是一种司法服务意识的形成过程。包括最近在宁监狱备受争议的“鸳鸯房”的试点，无论其在程序上是否完备，但至少在观念上它体现了一种进步，人人有权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

三、法律消费体系的初步构建

（一）构建原则

1、追求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根据“财富最大化”理论，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法律效益偏低的情况普遍存在。依然从法律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博弈和重复博弈的过程：在供给超过需求时，供给因没有效益而失去继续供给的激发机制；当需求超过供给时，社会因对法律的渴求得不到满足而潜在地制约着已有法律效益的发挥。法律与供给的均衡状态是：法律供给因没有补充外在利润的刺激机制而停止供给，而法的社会需求因为供给的满足而不再产生新的需求。显然这种相对静止的平衡点是短暂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立法的供给于需求处于一种永恒的互动之中，由于立法、司法、执法都是一种耗费社会资源的活动，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如何去分配以达到财富最大化这又成为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苏力先生认为：“在立法时考虑资源配置追求效益最大化时，更应当注重立法后司法执法的费用和收益。这是因为相比之下，立法自身所花费的一般并不很高，更大的费用是在立法之后的执法和司法。立法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估算执法和司法是否可行，是否便宜，费用和收益之比是否比采用其他措施的费用收益之比要大，这就是使用于立法自身和立法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效益问题。”另外，从建立一个合理的法律消费体系的角度来讲，交易成本可能还要包括对原有法律的修改所必须考虑到的成本。重构中国的法律体系必须要废除形成社会发展阻力的一切法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就”，对于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应当废止。社会并不是以法律数量作为法制成就的衡量标准的，而是以法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们享受法律的需要来评估法律，这无疑分散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但它却是必须的，因为它保障了利益的均衡，这也是衡量法律效益最大化的一个标准。

法律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不仅没有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反而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增加，这是法律效益或财富最大化的一种理想状态，经济学上称为“帕累托最优”。但如果单一的以“利益”作为法律所追求的效益目标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能做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增加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变或者有所损失，而一部分人所增加的利益除能够补偿受损失的人的利益外，还有剩余，这样算来，整个社会的财富是增加了，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利益增加了？什么样的人利益损失了？这点在立法效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还是以最近备受非议的银行借记卡收取年费以及从2004年5月1日开始收取的手机来电显示费这两个事件来做例子。作为利益有所增加的主体显然是银行和电信部门，而且他们的利益是无限增加下去，相反的信用卡用户和手机用户由于此类垄断性组织的一个行业性规定而利益无限的受损失下去，这样看来，法律所追求的财富最大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立法所做到的仅仅是一种“财富的转移而非增加”，归根到底其立法（规章）的目的有问题。

因此看来，衡量法律效益的最大化至少应该细划为三个小目标：一是社会整体财富增加了；二是立法时不能将一部门人利益的增加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之上，立法应该是社会各种利益均衡的结果；三是法律产品的构建必须统一，杜绝“霸王条款”对公民合法私产的权益侵害，避免“信任危机”。

2、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程序上的效益化

程序是司法活动重要的“游戏规则，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路径。法律程序在英美法系的思考过程中始终居于一个核心的地位,例如：人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对待，在司法过程中通过程序的规定限制国家的权力，律师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还有证据制度等,辛普森案件就是对程序作用的一种彰显。事实上英美法在这方面引领着全世界证据法发展的方向，只有在程序上完全的公正，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这点对人权保护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消费体系离不开司法效率，而“通过程序提升效率”堪称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途径。程序正义理应是司法公正的题中应有之意，没有正当的程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从公民享受法律的过程来看，正义和效率显然构成了现有诉讼体制下的内在矛盾。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层面的效率不能做纯粹经济学上的庸俗化理解，公正审判的每个环节都要依据诉讼程序法有板有眼的进行。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法律消费者的实际法律需求。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司法审判本身要受到时间和资源等诉讼成本的限制，司法程序其实是一种为了有效率且基本公正的回应现代社会纠纷的解决的制度设置，诉讼的审限制、两审终审制都体现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取向，但问题在于，现实中依然会有案件久拖不绝，“执行难”这样的现象产生，事实上，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中依然存在着“正当司法程序缺席”这一致命的症结。中国的司法界需要形成一种共识：“未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任何人不得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进入司法的正当程序，任何人都得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

（二）法律产品多重二元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受原苏联法律体系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就是要否定西方关于公法私法划分的原则，刻意从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结果是立法过于局限在调整方法和调整对象的角度，注重法律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而不考虑社会现实的需要。而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导致的结果是法律的供应往往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要。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变化的社会，单纯的一个法条框架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再加上我国的幅员辽阔，单单依靠现有的以制定法为主的一元结构显然不能满足我们所提倡的“法治化生存”理念的需要。未来的法律消费体系必定是一个法律规范多重有机结合的整体。这种体制的构建至少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构建由制定法和判例法构成的主从关系的二元结构，强调判例法的补充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制定法的原则进行具体化。法律规则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与特定的、纷繁复杂的案件的具体事实完全相吻合，概念法学派曾经期望成文法典可以解决全部案件的裁判问题，看来只能是一种幻想。由于存在法律漏洞，这就需要法官通过判例加以弥补。另外随着现代社会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司法权在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衡中的作用的发挥，都使得法官在解释成文法和创造法律规则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判例具有法典所不具有的作用，法典需要判例补充。第二，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二元结构。“程序优先”作为英美法系司法程序中的通用成语;大陆法系国家也形成一个新的观念，即程序法乃实体法发展之母体。这种并重关系重在强调程序法的自身意义，把程序公正摆到应有的位置。对程序的重视也将进一步维护实体上的正义原则。第三，公法与私法理性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强调私法的价值意义。公法作为一种权威的存在，其绝对权力的维护要求私法的保障。私法的价值在于对个体的尊重与保护，进而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法律上的秩序概念也正是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上产生的。第四，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的待建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当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国际法调整国家间关系的这个本质仍然没有变。随着中国开放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纠纷出现的频率将会越来越多，这里强调的是国际条约对国内立法的约束，国内立法要履行在国际条约中承诺的义务。第五，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预期意义上的二元结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没有中央立法就无法维护法律的统一，但由于东西发展的不平衡，单一的依靠中央立法显然是不可能的，地方立法的地位和独立性必须强调，没有地方立法就无法适应国内各地的具体情况。

综上所述，只有在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多重二元法律体系才能为公民享受法律服务，法律人接受法律消费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彰显律师在促进法律消费运动方面的中介作用

在典型的法治社会里，律师是法律服务不可缺席的当然主角，同时也是帮助公民享受法律服务的重要中介。国家与人民之间必须存在一种有效的互控方式。这种互控必须是平等、对等和均衡的，并应加以经常化和制度化。这样才能保证立法体现民意，执法与司法不曲解法律。在一个理性的国度里，一切总是需要靠说理来最终决定，而不是用武力或权力本身来决定。国家有的仅仅是公定力，如果国家垄断了知识的话，那么人民就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制约。因此，社会必须有一个中间体，这个中间体必须不依赖于国家权力而存在才能对国家起到制约的作用。而律师阶层天然的具备这个条件。律师的生活一般比较宽裕，他们不从属于国家机关，特别的，律师阶层精通法律知识，受到法律精神的熏陶，因此他们不仅具有力量，而且其力量具有更为严格的导向。律师的这种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互控作用集中体现在他们能够凝聚民间力量，引导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对抗，比如参与行政听证、立法听证、参与行政诉讼，也反映在他们与法学家一样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他们可以无所不在的提供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可以为国家提供，为社会提供，或者为任何有需要的孤立个人提供。特别的，由于“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存在，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得到了肯定，这样既可以制约个人滥用权利，也可以制约政府滥用权利。因此这一切使法律得到真正的运作是法律的衡平精神得到真正的执行。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律师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与全社会法律消费水平成正比的，律师业务越发达，则表明社会对法律服务的个人或集团购买力越高，公民及法人的法律消费水平越高。从与案件或纠纷本身的关联来说，当事人本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者，往往只能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来对待诉讼，而律师则因案件本质上属于他人的问题，能够保持一定距离，较客观冷静地把握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律师不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也可以作为一种经常性，广泛性的纠纷解决媒介，有利于社会的平稳。

正因为这样，随着消费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律师服务对象的扩大。随着国际间交往的增加，政府越来越多的成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例如BOT投资活动中，政府不是单纯的代表国家签定合同，由于项目投资者可能来自国外，因此它也可能成为MIGA机构求偿的对象，还可能成为国际法院诉讼的参加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亟待得到律师的法律意见和法律帮助。律师业务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政府也已经逐步列入到律师的业务对象中来。政府聘请律师，设立专门的法律顾问部，承担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化解经济纠纷，理顺经济关系的责任。这样做对规范政府的经济活动，减少决策事物，确保政府工作不偏离法律轨道不无裨益。第二，律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律师服务队伍的业务水平更高，同时，律师的法律部门划分越来越细致，公民在遇到法律纠纷时可以分门别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律师。第三，律师作用的扩大，律师为社会服务，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服务的层面，律师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到立法活动之中，律师的实务活动在为国家建立法制秩序，为立法的发展提供参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律师属于从事社会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不同的法律执业角色中律师可能是自由度和开放度最大且最具有民间色彩的角色，作为法律的民间代言人，在法律消费体系中，事实上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属于“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的范畴，事实上，这种服务正是法律消费最主要的客体之一。作为法律消费的中介，律师的民间职责不应该是一种正义的化身，而应该是一种私人权利的代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公民法律信仰的树立和法律需求的增加，“私人律师”将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有事请找我的律师”也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享受法律服务的一句口头禅。

（四）切实提高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水平

如果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可消费品的话，在中国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对那些无消费能力或者消费能力欠缺的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应当切实提高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消费水平及法律服务的购买力。然而对于社会特定弱势群体而言，法律消费依然是享受不起的奢侈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消费保障机制，但与其当权益受到侵害后以一种“免费的午餐”来保证消费权益，不如从立法上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立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群体的相互妥协的过程，好的立法程序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将不同的利益都给呈现出来，弱势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并不可能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正如学者贺卫方提出的那样：“如何能够让立法代表——人大代表——感受到不同的利益！然后我们制定的法律最后才可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既兼顾到秩序，又兼顾到对弱者的保护？”具体而言，在弱势群体的立法保障对象确定时应做到全面，即应将目前欠缺法律保障的农村劳动力、城市下岗人员等列入法律保障的范围；在立法理念上，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选择那些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基本立法理念，同时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等；从具体内容的界定来看，法律法规应明确的规定保护的范围、对象、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保护机制、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政策保护，真正把弱势群体管理起来，组织起来，使其能够尽其所能去创造价值，并享受一般群体同等的政治待遇和法律待遇。

在弱势群体保护上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是执法环节。行政执法环节是弱势群体权益能否得到保护的关键环节。在我国，行政执法要求遵循合法性合理性等基本原则，以使行政执法规范化，防止权利的滥用。但现实中能否贯彻上述原则，这既取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也取决与制度设计是否完备。因此，在执法层面上要保护好弱势群体利益，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重视法律素养的培养，转变服务观念，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社会安全网。最后才是保证弱势群体能够进入司法救济环节。享受司法救济。只有从根源上抑制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发生，才能说我们的法律消费体系真正做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的保障。

四、法律消费体系的完善

（一）顺应法律的“人性化”思潮

上世纪初，伴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知识爆炸式的增加，对于非人性的反思，掀起了一场“知识人性化”的运动。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法律的人性化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法律的人性化是指立法和执法活动均应当以人为本，以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公民的人格为其基本目标。人性化是法律进化的一个方向，其对实现法的正义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一，保障人权。这种保障首先要求规范解释法律和诠释法律的部门，不能任何的机构都能出台五花八门的规定。另外，在保护对象上，宪法和法律不仅要保护有产者的利益，同时要最大限度的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第二，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和公权力的正当性。所谓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仅仅是指政府依照已经形成的法律规则来管理公共事务，它还包括政府是否有效地行使了公权力，是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并促进社会进步。法律和政策以人为本，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保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这里所说的人性化，不仅仅要求打破那些古板、深奥难懂的法律条文对人们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影响，同时他要求立法者重视法律保护的全民性；执法者在刚性执法的同时，给予公民柔性的人文关怀：“尊重公民人格，维护公民权利，关怀公民需求，顾及公民感受”，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公正执法与执法效果的最佳统一。有人说，2003年是我国立法、司法树立了“亲民、便民、利民”等人性化形象的一年。比如，《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及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公民权益被温情关怀着。事实上这种人性化不仅仅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种“人本”关怀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得公民不再认为法律仅仅是一种类似与江湖暗号的学科术语的堆积，而是真正理解和掌握法律中所蕴涵的人性光芒，从而明确法律信仰，真正融入“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现代法律理念之中。

（二）降低公众法律消费的成本

成本极小和财富极大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建立一个最合适的法律消费体系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话，那么在追求法律体系构建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以成本最小的手段去完成。为使资源能够最有效的利用，必须使资源能从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率使用者手中。或者说，能够使使用者最有效的利用资源。故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必须考虑到交易成本，对一般的法律消费者而言，这里的消费成本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成本，即选择法律消费所必须支付的法律程序从启动到完成的生产成本，如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二是消费成本，即选择法律服务如聘请律师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交易成本越低，消费者选择法律服务的热情也就越高，反之，交易成本越高，越会阻碍交易的进行。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选择，就是人类的决策行为。从降低法律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要求这种手段兼顾公平正义和财富极大的目标，使得公民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也意味着法律是有效的，可选择的。从制度上讲，这种效率的实现要求在产品生产时做到明确，因为“不明确的法律规范使人们无所依循，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也留给官僚上下其手的空间，增加贪污腐化的社会成本，又因双方均可偏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解释法律，或存侥幸心理，容易引发纠纷，不明确的法律规范乃成为纠纷的根源”。从中国的法律体系上而言，这种明确不仅仅是简单的要求法律具有可诉性，同时他也要求权利划分的明确，杜绝司法行政化。从司法现状而言，我国目前在法律划分上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法律适用机关与国家执行机关职能不分。例如各级法院长期以来都将政府行政机关的执行职能圈定为自己审判职能的外延。法院是行使审判职能的国家审判机关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而执行依法生效的裁判文书这一行为从学理上分析似乎更加类似于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法院执行工作的司法性显然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这也是造成我国当前执行难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权限划分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执行成本的增加，使得公民选择依靠法院执行机构执行生效裁判的消费成本过大，因此有学者提出法官应当“从执行的战场退回审判的剧场”。第二，公权转移欠缺合理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法律的可消费性不容否认。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也越来越市场化，随着律师事务所的自主性经营，追求利润成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正当理由。我国《律师法》上所称的社会律师，是面向全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法》中规定了律师有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那些无消费能力或者消费能力欠缺的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问题。然而从学理上分析，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部门，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包括对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应当是一种国家的司法救助义务，属于社会公权力的范畴，而将这样的一种国家义务以法律的形式抛给律师事务所，在国营所占主流的时代，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随着律师所改革的进程，成本极大而又根本没有收益的法律援助逐渐成了各大律师事务所经营的负担，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律师每年不情愿而又必须接受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其办案效果不高，而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也认为律师对自己的案件不尽心尽责，造成对法律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失望。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事实上，法律援助的职能应当由专业的“政府律师”承办，虽然这在形式上似乎增加了机构设置的成本，但这种公权职能的明确却能在真正起到对特殊群体“法律保护效益最大化”的效果，应该是值得考虑的。

（三）做好法律的宣传工作

作为法律消费的主体，对于公民的法律宣传不可忽视。重视法律传播和法律教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明代朱元璋在审阅《律令直解》时就曾反复叮嘱官吏：“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意，颁之郡县，使之家喻户晓。”清代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则强调。平居将颁行法律，条分缕析，讲明意义，见法知惧，观律怀刑。”为了贯彻市民学法、知法，守法，《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在“吏律”中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具体要求。近代中国，普法工作也被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树立“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现代法治新理念，要求在法律消费体系构建的同时不可忽略对法律消费主体的法律宣传和教育。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普法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法律宣传应当重实效和长期性，具体而言应当做到：第一，法律公示的具体化。随着近年来立法速度的加快，新法的颁布和实施也成为人们议论越来越多的话题，仅2004年5月1日就有22部部级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开始实施。这其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法规，也有《集体合同规定》、《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等针对企业员工、服刑人员等部分群体的法规，还有《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国家行政部门对相关行业加强指导、监督和管理的法规。“享受法律”首先要求公民了解法律，如此多的法规实施要求政府不能仅做出简单的公示，还要求我们的媒体以及法律宣传部门能够针对各部法律做出简要的解读，以使得公民能够理解新法的法律精神。因为从公众角度来说，一定程度地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基础。第二，加大法律宣传机构的建设。对法律宣传印象，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在3.15（消费者权利保护日），4.22（世界法律日）等几个简单的日子里进行的一些惯常的法律咨询活动，这暴露了我国法律宣传阶段性，短期性的缺点，这其中有其客观原因，法律宣传机构有责无权，有人无编，设施缺乏，经费不足，从而制约了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因而必须加强对普法办事机构的建设。第三，文明执法，做好法律处罚的解释工作。法律宣传事实上是和司法、执法等各个环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司法服务观念的确立，文明执法工作的开展在客观上都对法律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需要和被处罚人做好解释工作，告诉其违反了哪条具体的法律规定，并对被处罚人的疑问进行必要的解答。这是因为，在执法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和受罚者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执法人员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在其具体的执法部门，是专业的法律人，对其部门内的法律规定是明确而精通的，而作为被处罚人而言，其违法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及时的做好执法中的法律解释工作有利于公民理解执法工作，并在客观上起到对部门法律的宣传工作。

（四）加强法律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评论法国的法律教育时这样说：“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地思维、透彻地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法国法律教学内容常常只是净化了的原则，它无须为寻找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手段而困扰。但是，以这种一般化的、非实践的，甚至是‘书本的’方式学习法律却是深化那些将来准备成为法律家的年轻人知识的一种有效方式。”中国以往的法学教育存在一种将总体的法律知识视做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的倾向，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法律消费体制的建立，公民对于法律服务的要求往往并不是单一的普适性知识而是根据其实际支付能力和具体个案而又各有不同。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这里借鉴苏力先生的几个基本信念：“一是法律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无法分离的，因此，作为总体的法律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单一的、普适的法律。其次，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的需要，要生产中国社会需要和对路的产品。第三，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国无疑需要大量与市场经济和都市生活相适应的法律。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大量的熟人社会，因此，这个转型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种现实，而且，如果考虑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某些弱点，似乎也未必应当彻底改变。因此，转型期的中国法律教育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点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一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社会组织理论，构建和谐社会涉及到各个主要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包括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事业组织的社会责任、民间社团的社会责任和城乡基层社区的社会责任等等。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概念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相关利益方(消费者、员工、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重视员工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等。目前，国际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工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都在发起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中国消费者协会将20__年年主题确定为“消费与环境”，旨在创建一个良好和谐的消费环境，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构建一个安全、交易公平、重视节能与环保的和谐消费环境，是实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共赢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在和谐消费环境中，每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公民，都应承担严格遵守法律、奉行高度的商业道德、尊重传统文化、关注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社会责任。

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获得质量可靠、安全有保障的产品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因此，企业除恪守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关于产品(包含服务)质量和安全性的规定，还应针对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升级可能造成的标准缺失或滞后，改进生产技术，确保产品符合当时技术水平的质量和安全性要求。企业有责任及时弥补和消除产品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产品出厂时的质量并不等同于消费者使用时的质量，因此企业须确保产品的储存、运输、展示、改装、分装、销售等环节符合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企业应采用通俗的文字，提供正确使用产品的说明与指导，确保非专业人士及低学历人群同样可以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

企业应设立确认产品质量的便捷途径和退货程序，降低消费者在购买到不合格产品后的质量鉴定与退货成本。并且，企业须建立相应机制，以便在产品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及有效地向消费者警示并回收产品。此外，企业还有责任采取措施保证其产品的销售过程符合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要求。

保证竞争和交易过程的公平合理

竞争和交易过程的公平合理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根本保证。通过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公平交易，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得以发挥，促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管理、积极创新，从而实现提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消费者亦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在竞争和交易过程中应采用公道的商业操守，在遵守国家关于公平竞争、反垄断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同时，还须做到在经营中不采用任何不正当竞争的手段。

企业在与消费者的交易中使用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等(以下统称为“合同”)，应恪守公平原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合同应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如涉及专业术语和名词亦须作充分解释与说明。合同中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条款应放在醒目位置或加以提示与说明。二是企业不得倚仗其在市场、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合同中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之规定。三是合同中应包含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向消费者作出的“承诺”或“保证”，并同时注明该“承诺”或“保证”适用的条件。

企业有义务保证交易程序的设计对消费者公平合理。如：在签订合同前，给予消费者必要的审看条款的时间；向消费者交付产品后，给予合理的验收时间和便利条件；大宗交易(如房产、保险)宜设定犹豫期，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解除合同的权利等等。

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企业还应积极保护及谨慎使用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包括积极通过举报、诉讼等途径制止他人以冒用或混淆本企业品牌等手段从事的各类侵权行为；及时就品牌被他人冒用或混淆的情况向消费者作出提醒；谨慎选择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转让或授权使用的对象，并对其生产及销售产品的质量进行监控。

诚实宣传和向消费者提供充足资讯

获知产品的真实情况是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只有在知情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行使选择权。因此，企业在产品宣传中的义务并不仅限于法律所规定的“不从事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是应向消费者提供真实、正确、全面、实用并可比较的资讯。首先，企业在宣传中所标示的产品价格、质量、用途、购买优惠等资讯须真实有效，如涉及产品的比较，其对象应是同时期的类似产品。其次，企业用于推销产品的宣传资料及广告的内容须全面，不应仅向消费者提供有利于企业的产品特性和技术资料。同时，宣传中引用的案例、数据应注明来源及相关实验条件。

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和投诉处理机制

当前，互联网及各种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全球市场更趋一体化，企业想取得区域性竞争优势已相当困难；随着各种现代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产品同质化日趋明显，企业难以通过产品差别细分市场创造竞争优势；企业为降低成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还导致了全球性产品过剩。上述原因使企业竞争的核心 正从产品价值逐步转向客户需求。因此，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和投诉处理机制对于企业和消费者都将大有裨益。

在客户服务方面，企业应创建对产品进行公开反馈的环境，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基础服务(如：选购指导、技术支持、维修、退换货服务等)和增值服务(如：产品维护、保养、升级、异地重新安装以及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等)。一个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至少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向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联络渠道，如呼叫中心、网站及客户服务中心等；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客户服务承诺和流程，该承诺和流程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消费者的需求，更需得到员工的理解与贯彻；三是根据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的要求，设置必要的网点、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制定并向消费者公示具体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四是客户服务的检讨和持续改进机制，如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进行与消费者及社区各阶层的对话等。

在投诉处理方面，企业应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投诉处理理念，建立适应企业规模、符合消费者要求的投诉管理机制，以双方共同得益为宗旨解决消费争议，而不拘泥于该争议的责任归属或法律法规对赔偿幅度的设定。为避免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投诉处理程序的辅助信息应容易理解和运用。投诉处理应公平、公正、公开、合理，整个投诉处理过程对消费者应是免费的。当投诉不能通过内部机制解决时，应让消费者知道其他解决消费争议的途径。如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申请仲裁或提讼等。

尊重消费者的人格权和个人隐私

企业有责任尊重消费者人格权，不应从纯商业的角度将消费者视作销售对象和利润来源。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是企业尊重消费者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信任是交易的基础，如消费者获知有关交易记录和个人信息被企业泄漏给他人，必定会对企业失去信任。因此，未经消费者同意，企业不应在宣传中使用消费者的姓名、荣誉、肖像及披露消费者的交易记录。

消费者的交易记录和个人信息不是企业的资产。因此企业只能在销售产品、客户服务和投诉受理的过程中善意地、合理地使用有关信息，而不得将有关信息有偿或无偿地转让给第三人。同时，企业应通过制定消费者交易记录和个人信息的保密机制，确保各级员工都认识到其重要性及承担相应的保密责任，并将上述机制告知消费者，以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互信基础。

保证产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工业化不断推进，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城市化步伐加快，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企业有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保证其产品符合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之要求。企业应主动采用国际认可的最新环保标准，在产品设计、用材、制造、包装和使用等方面遵循环保、循环利用的原则。企业还应积极提升产品性能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和可修理性，并保证在产品使用寿命期内向消费者提供充足、廉价的修理配件。

建立平等、负责、廉洁的企业文化

员工是消费者的直接接触者，也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价值的关键。企业应奉行内外统一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以平等、负责、廉洁的企业文化教化员工。企业应在管理中提高“平等机会”意识，使每一位员工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企业都要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并使关爱社会、保护环境和诚信对待消费者三大宗旨成为每个员工的自觉行为。

尊重传统文化和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消费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状况;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248-0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研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伴随着我过教育体制改革后,我国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大学生群体在消费领域越来越突出,大学生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选取2000―2007年间《中国青年研究》上刊发的关于大学生的所有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以揭示这一时期大学生消费的总体状况。由于《中国青年研究》是国内大学生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选择该刊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能反映该领域的研究面貌。

一、当代大学生消费的研究概况

(一)论文数量

2000年以来,《中国青年研究》共发表关于大学生消费方面的论文30篇。其中,前4年7篇,占23%,后4年23篇占77%。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消费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有关,也同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有关,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消费研究的重要性。

(二)研究的学科视角

在2000―2007年《中国青年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大学生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20%),其次是社会学(16.7%)和统计学(13.3%),教育学和经济学(10%)体育学和管理学(3%)。这表明随着我国高校扩招程度的扩大,大学生消费群体也开始显示其经济价值。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消费的经济学研究是服务于市场发展的必然,也有利于统计出大学生消费的内在规律,促进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再者,大学生的培养主要是综合素质的培养,其研究视角开始受更多学科关注。在2005―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高校大学生消费心理也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同时,大学生消费开始受到社会学的关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2000―2001年几乎没有社会学的研究,2002―2005年共出现5篇关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其中教育学研究占了3篇,但其他各学科的研究相对落后,造成各学科研究视角不平衡。

(三)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的形成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运用,方法的使用是一个领域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按各自学科所使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即多种方法并存时选择其最主要的方法。2000―2007年《中国青年研究》上关于大学生消费研究的30篇论文中,定量研究有15篇,占50%,定性研究有7篇,占23.3%,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2倍以上,可见定量研究是大学生消费研究的主要趋向。定量研究中,运用到问卷法的有8篇,占53.3%,访谈法有2篇,二手数据4篇,实验法1篇;定性研究中,运用到历史比较法的有4篇,占57%,其它3篇,因此,问卷法和历史比较法是大学生消费研究方法的主要方法。

二、当代大学生消费研究的主题与内容

30篇学术论文进行整理和归纳后,发现国内关于大学生消费研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一)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观念的研究

“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系列心理活动,也即消费的决策过程,它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消费心理实质上是一个消费购买的决策过程。”[1]大学生消费观念的变化总是基于一定的消费心理。以消费心理为研究视角的论文有6篇,占20%,其研究结果总体认为,大学生消费心理既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也有理性特点。大学生正处于自我需求不断扩张的发展时期,因而希望以新异的消费形象向社会展示自身成长的成熟,通过消费上的新潮时尚前卫来表示自己青春的活力。“消费误区引导下过度的消费,导致大学生中存在一部分高消费现象,具体表现在饮食消费的高档化、日用消费品的名牌化、娱乐消费的新潮化、人情消费的模仿化,”[2]这表明,在大学生消费群体中,炫耀性消费心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同时,大学生消费在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的道德观念下又存在理性的一面。多数大学生在校学习目的是明确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重视消费的时代,很多大学生赞同勤俭节约的社会价值,认为勤俭节约是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说明大学生们并没有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改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而抛弃这一传统价值观的在当代的社会意义。”[2]闫缨认为,我国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为“趋同心理”,他们的消费心理在社会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压力下,相互影响并呈现趋同现象。

大学生消费心理是大学生消费的原动力,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大学生消费进行解释和研究。心理学可以用实验法去研究大学生消费心理的成因和影响变量,统计学可以从许多数据分析的结果得出大学生消费心理的特点等。就目前的研究的情况来看,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不全,对这方面的认识还不深刻。

(二)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

“消费行为即通过支付一定的货币或信用以获得满足个人所需商品或劳务的过程。”它是大学生共有的一项基本活动,所以必然成为大学生消费研究的内容。消费行为的产生受到多种人的消费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感觉、知觉、想象等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30篇论文中,有16篇涉及到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研究,占53%。从时间上看,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的内容和主题呈多样化、全面化。既有研究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一般状况的,也有具体研究某一种消费行为的论文。具体概括如下:

1.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一般状况。这一方面的文章共有6篇,占消费行为研究的37.5%,构成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的主题。如张志祥的《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及其趋势》中,把当代大学生消费特点归纳为大学生基本生活消费、学习消费、休闲及娱乐消费、人情消费四个方面。

2.大学生消费的某一具体消费行为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共有6篇,占消费行为研究的37.5%,也构成了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的重点。包括手机消费、网络消费、租房、服饰消费、体育消费等。如史铮、黄新华的《透视大学生手机消费》就专门研究了大学生手机消费现状、特征和心理。

3.特定群体的消费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共有2篇,主要有城市青年的消费研究和特困生群体的具体消费行为研究。如熊德的《城市青少年消费行为与品牌消费心理的调研报告》就研究了城市青少年对品牌消费的心理。

三、问题与思考

科学研究的最终任务是取得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而有效的认识,即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从研究论文的数量还是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大学生消费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反映出了这段时期大学生消费的准确情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

2000―2003年,大学生消费研究只是对消费的行为进行粗略介绍,论文数量很少。到2004―2007年,大学生消费研究对消费行为和心理方面研究数量开始增多,并涉及到新的研究方向,包括独生子女消费和非独生子女消费比较研究,贫困学生的消费行为以及手机消费研究等。在研究的视角上开始涉及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教育学等。其中有80.5%的研究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但这些论文也只是根据一些统计资料进行经验描述,研究成果重复性研究较多,理论上积累和提高不足。虽有23.3%的论文是以理论为主的非实证论述,但大都是教条式的论述,没有一点新意。

(二)研究的学科视角缺乏多样性

根据表2的统计显示,大学生消费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其次是统计学。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这三个学科所涉及到的论文并不多。这表明,从2000―2007年期间大学生消费研究的各学科研究并不均衡:研究视角狭窄,相同学科间的研究者相互借鉴已有成果,研究深度不够。

(三)研究的方法缺乏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