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学校教育和对改良政治的拒绝

教师和主张民主的学校教育人士正面临着困境。在职业教育论和新保守主义文化斗士日益猛烈的火力夹击下，即将和正在从事课堂教学的教师身陷某种意识形态的重围之中。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教师的公民责任和政治义务在于从事公民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教师要么用“市场话语”要么用“将政治从文化和社会中抽离出来的自由主义客观性和中立性之话语”来界定自己，而这导致了教师压力重重，要么屈从于企业的权力，要么成为与那种看似复兴、实则江河日下的学术职业化之规则联姻的自由学者。

当前对教育的攻击，尤其是教育日益企业化和私有化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表现为很多理论家拒绝重新审视以下问题:若将大学(和公立学校)当作重要的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学术团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公共领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气和行动?在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法团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让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是缺失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改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基础教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许多教师拒绝将教育视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转而乞灵于快速填鸭式的教学法，教育变成了以解码文本为目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此种教育实践与政治彼此疏离，因为它同权力和社会变革问题无关。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教学法并不仅仅存在于含混不清的解构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出于其他考虑而将教育实践完全排除在意识形态活动和权力之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中。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威廉•贝内特(“WilliamBennett”)把教育还原为灌输真善美等品质的毋庸置疑的方法。尽管这一主张很难获得改良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很多左翼人士如麦凯拉•德•列奥纳多(“MicaeladeLeonardo”)等却认为，包括教育仲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学，要么成为“现实政治”的障碍，要么像托尼•贝内特(“TonyBennett”)所说的那样，教育只能在学校范围内以一种压抑的、保守的、标准化的实践发挥作用。然而，近来关于教育的讨论更像是对文化政治学本身的进一步非难，并且激起了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阵营的同样不满。

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他们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所扼杀。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的政治。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⑤布鲁姆试图将文化仅仅置于审美的超越性的领域内，而不受表征政治(“poli-ticsofrepresentation”)、争夺公众记忆或关于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自责的产物，是20世纪60年代的余音，当时曾产生了他所谓的“愤懑派”。但是，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将有关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去合法化。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它既非解放也非宣示，而是通过将视觉文化置于印刷文化之上、将大众文化置于高雅文化之上为标准和礼仪的步步倒退推波助澜。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尤里乌斯•恺撒》意味着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通过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中的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以及他们要求进入到高等教育、国家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蔑视，认为他们是“不文明的”。

虽然理查德•罗蒂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传统的教育学和美学解读的合理性。按照罗蒂的说法，你无法“在文本当中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⑥。罗蒂坚信，在理解与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Grossberg”)、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亲自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和政治热情的行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合一。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考虑，赞同布鲁姆有关优雅叙事(“gracenarra-tive”)已经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响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而且对拒绝“谈论金钱”、立法和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判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的文化左翼同样表示不满。罗蒂认为，文化左翼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翼，考虑“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它们对任何左翼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借助的是一种使政治抵抗之领域复杂化并受到限制的文化政治学，这种文化政治学研究权力如何作为一种“被恐怖化的机器”在大众文化内部发挥作用的话语，或是研究如何将政治渗透到这种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当中。即使将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也依然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罗蒂反对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而是试图从美国的英语院系招募知识分子来担当政治改革的先驱。罗蒂认为，研究高雅文化的绅士教授们不仅是最能言善辩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似乎相当乐意摒弃“高雅理论”的遗产，“降尊纡贵”地同工会组织结盟，承认美国生活积极的一面，投身于争取渐进变革的斗争。假如这种观点只是来自顶尖哲学家的反讽，是一种修辞性的夸张，那么它可能只是后现代文学的又一个例子而已。然而，不幸的是，罗蒂真的相信文学教授是美国政治变革最有价值的希望所在，认为文化评论家和艺术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和高雅文化的绅士传统应当包容那些沉溺于大众文化、胆敢把文化置于“现实”政治之前的粗鄙的左翼。同样，罗蒂认为，大学和公立学校不适于充当开展政治斗争的公共领域。罗蒂认为，政治与教育、知识和身份的生产场所无关。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并不是可以有效地发动视野广阔的关乎社会正义的政治斗争的领域。在这种话语的狭小范围内，文化政治学相当于差异政治、鄙俗的消费主义和受害者政治。

如果罗蒂所言不谬的话，左翼就只有放弃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出过几本好书，但是对改变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并且放弃其60年代末期“大拒绝”以来所固守的自发的反美立场，藉此才能摆脱其所谓的政治困境。只关注种族、性别、性、大众文化、教育或其他纯粹的文化问题的批判，不仅代表了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而且代表了一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没有根据的(不爱国的?)怀疑，应该用“呼吁立法改革”取而代之。罗蒂想要的是一种无视肤色的、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改良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差异问题与自我标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死灰复燃的物质主义无关。在罗蒂的政治学中，教育退化为传统的劳动管理，主要为男性白人服务，从不质疑构成这种唯我独尊情形的前提。

最后，罗蒂对文化左翼进行了嘲讽，故意扭曲了社会运动对扩大民主斗争领域的作用，忽略了作为教育力量的文化在把政治作为批判和改造对象的基础、凸显政治的意义方面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罗蒂等自由主义者相当随意地忽视了产生“新左翼”(批判理论的新形式)和新社会运动(霍尔在反对倒退至阶级斗争的总体性政治时作为论述中心)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压迫形式。霍尔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在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时，进步人士必须面对传统左翼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冷战的官僚机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等级制度的遗毒。

反对将文化视为政治斗争之领域的论述，不仅出现在布鲁姆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罗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出现在某些新左翼变节者的著作中。在这些变节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托德•吉特林、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Tomasky”)和吉姆•斯利珀尔(“JimSleeper”)。与布鲁姆和罗蒂不同的是，吉特林及其追随者们站在左翼的政治立场上，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蔑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文化教育学以及基于人种、族性、性别和性取向的差异。在下文中，我将重点探讨这一群体提出的引起反复争论的论点。我还将讨论这个团体中最多产、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人物吉特林的著作。

吉特林认为，当前的文化斗争，尤其是那些围绕性、性别、种族、表征政治或(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充其量不过是“现实世界”之政治的勉强替代物，后者尤为关注阶级、劳动和经济不平等。吉特林认为，反对把阶级放在首位的社会运动给政治蒙上了污名，将左翼分裂成了不同的身份派别，没能“提出经济平等和重新分配的问题”，没能为可以挑战企业权力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种共同的观念。

和罗蒂一样，吉特林对社会运动的批判存在很多漏洞和借口。首先，他预设阶级是一个可以团结左翼的超验的、普遍的范畴，然后通过否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重要性而否认了将阶级政治贬低和弱化为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形态的历史。该论点的特征是假定种族和性别因素对于解放(“emancipation”)的一般性观念没有任何意义，它将社会运动的历史置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从而与阶级政治的传统区别开来。不仅如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居于从属地位以及对差异的压制，使得不同的社团组织得以在主流的阶级政治之外将各自的目标、历史和兴趣充分结合起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指出:“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越来越清晰地反对霸权的左翼、同他们串通一气的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及来势汹汹的右翼，难道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吗?”⑦她没有说错。吉特林不仅把社会主体(“so-cialagency”)限定在阶级的原初范畴中，而且把阶级仅仅视为既定的、统一的主体，而不是以历史的、符号的、社会的中介(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性别协商)为特征的流动的协商空间。在这种话语中，以阶级为基础的宗派主义的历史遭到了遗忘，阶级概念被本质化，文化与权力之间开放的和流动的关系被狭隘的政治定义所固化。

其次，吉特林将所有社会运动归结为身份政治最为本质主义和最为刻板的形式，不理解阶级在现实中是如何借助霍尔所谓的种族和性别的属性而生存的。在吉特林看来，社会运动只是具体化的运动，因此他“是不可能承认社会运动对阶级政治的关键作用的”⑧。例如，罗宾•凯利(“RobinKelley”)指出，吉特林和另外一些人不承认，艾滋病解放力量同盟(“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通过各种示威活动和媒体大轰炸让人们认识到了艾滋病这种致命疾病，当前它给贫穷的黑人妇女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他们不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在揭露待现象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不承认待现象在贫穷的黑人社区和白人家庭中泛滥的事实。同样，也没有人承认，整整一代年轻人已被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广告、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体所灌输的种族主义思想侵蚀了头脑。

第三，吉特林诉诸多数原则，结果轻易地滑向了斥责少数派应当为当前的白人抗争负责的反动战术，他竟然会堕落到这样说:由于身份政治的追随者不再关注物质主义的问题，所以为右翼分子对劳动者和穷人的全面攻击敞开了大门。在吉特林的话语中，身份政治背上了“用种族化的修辞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伤害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上转移出来”的罪名。吉特林不假思索地站在右翼的阵营里，在奴隶制、帝国主义、强制居留区、种族隔离、消灭美洲土著、反对外来移民、歧视犹太人等都已经被重新写入美国历史之后，似乎仍不愿意加以承认，担心这会让大多数人不高兴，于是他宁愿将问题归咎于少数团体，而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共谋身份。

与这种历史失忆症相反，对于爱国主义、多数人的价值以及团结一致的诉求无不与过去有着一种可耻的联系，而这些诉求原则又都扎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它假设公共领域属于白人，而“种族清洗的阶级观”也居于优先地位。假如身份政治威胁到某些批评家(比如历史学家罗宾•凯利)所热衷的(因为是超验的和普遍的)阶级范畴，或许是因为这些批评家不理解阶级是如何通过种族、性取向或性别而形成和发展的，或者是如何退回到了反对企业权力的阶级斗争形式上，而后者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政治而已，这种基于身份的运动起源于白人男性的焦虑和厌恶，他们不愿意参与由非裔美国人、女性、拉丁裔和同性恋者领导的、代表全体人民的、甚至信奉激进人道主义的运动。

最后，吉特林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找到了其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吉特林认为，文化研究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旨在从最不起眼的文化活动中寻求反抗，而无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完全排除了权力的物质关系。文化研究庸俗地拒绝区分优秀文化与消费文化，从而成为缺乏诚信和政治责任感的象征。吉特林认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而言，将非裔美国人在物质上所遭受的严重不公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他们拥有说唱音乐”，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似乎对吉特林来说，既然文化研究的大量著作以大学为关注领域，那么它就“应该从政治实践的包袱之中抽身”，因为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无法在一个凋敝之地为我们的时代提出最紧迫的问题了。在吉特林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像霍尔所说的那样，承担起“将知识转化为文化实践”的责任，而是应该将“现实政治”置于文化问题之前，“不要错把学术研究当成更广大的世界”，还应该把精力放在组织“团体、联盟和运动”上。

吉特林的政治学是以一种植根于总体性阶级观念的经济学的复兴为特征的。这种经济学认为:“要么是阶级，要么是文化，两者不可兼得。”在这种论调下，社会运动只是一种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不再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不幸的是，这种论调既不承认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和阶级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也不承认文化在构成身份、激起欲望、形塑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功能。艾伦•威利斯(“EllenWillis”)反对吉特林等人的观点，认为假如人们“还没准备好捍卫自己在私人关系中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们也不会持续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吉特林的文化研究中，主体(“agency‘“)或反抗(”resis-tannce’)问题被作为民粹主义的倒退形式而遭到忽视，而文化教育学则被当成反理性和反理论的宣传鼓动工具。

这种论调令人不安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割裂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还在于它使人们无法把握统治制度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为竞争支配地位、在学校和其他公共领域从事批判性研究或促使学生和其他人有能力去质疑官方的压迫形式和权力的操控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当弗朗西斯•马尔霍恩(”FrancesMulhern“)等理论家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将政治的意义从属或归结为大众文化时，他们的确是歪曲了文化研究，马尔霍恩无意间指出，当文化只具有教育意义时，它既非自觉的，也非政治化的。这是一种轻率的理论转向，没能领会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所说的后福特时代的新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以及霍尔所称的文化在构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方面的中心地位。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与大众之间建立联系。相反，研究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并非沉溺和肯定大众文化，而是承担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责任。如今，无论是否喜爱大众文化，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因而产生了共同语言。无视共同语言的教育潜力，才是极端政治化的行为”。马尔霍恩完全不懂得如何分析将教育力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政治使命和教育使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对教育活动的以下功能感兴趣:瓦解共识的支配形式，为人们把自己看成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替代性范畴、意义地图(”mapofmeaning“)和一系列可能性。

澳大利亚教育家伊安•亨特(”IanHunt-er“)的著作也对教育学与文化政治学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他反对将教育学仅仅作为个体与统治社会和解的另一种工具，拒绝承认新颖的教育实践形式具有以下可能性:号召人们重点关注权力是如何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是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属性。亨特把教育归结为占支配地位的权威的强制性要求，并认为教育权威是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服务的。他的论述中没有自我反思性的话语，同样也不包含师生们在复杂多变的教育空间———这种教育空间由特定的制度形式、学术关系和学术训练规则所构成———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对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这种狭隘理解，学校不可能被视为反抗占支配地位的权威、抨击统治策略的志得意满或从自我批判的立场出发重建以课堂分析为对象的制度权威的场所。在他的论述中看不到这样的内容，即:这种文化规则的遗产是可以质疑的，在教育学的意义上是孤立主义的，或者说作为一种资源是有用的，可以将教学之基础改造为审慎的实践，为先进的文化政治学服务。

我并不是说批判教育学家应该忽视教育学和文化在构建一国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方面的作用。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内部的制度性实践，在形成教育所赖以进行的特定条件方面也并非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如阿兰•奥谢(”AlanO'Shea“)最近指出的那样，承认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以下命题是成立的:学校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无论学生和老师如何挑战统治权力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只能与它同流合污。在这种新版的再生产理论中，批判与争论只能从制度性的学校教育之外产生，借助由这类制度强加给“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道德技术，由文化批判者“原汁原味地”提出。这些批判不仅取决于关于社会及其社会形式的过时的功能主义观点，同时也认可了某种总体化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推崇冷静客观的批判者被忽视的作用，因而意味着放弃了使政治更具教育性的立场。它不仅是对福柯政治学某个糟糕版本的滥用，还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无能(而非单纯的反乌托邦)，颠覆了更关键的问题，即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如何发挥教育功能，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内为政治主体和批判性参与的形成创造可能性。这里没有积极关注老师和学生该如何构建教育权威并发挥中介作用，使教育权威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形式，能够回应对师生们的教学场所产生影响的特定的历史、制度结构和文化力量。

这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妨碍了人们将教育理解为在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差异化的机会和社会变革的不同资源为特征的多元语境下发生的特定斗争的产物。托尼•本内特等理论家实际上只是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流行于美国激进教育理论家中的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本内特认为，当政府机构将所有教学实践管控成为一种麻木的标准化形态时，激进的课堂干预活动就会出现;同样，本内特认为，激进的教育家过分强调主体性，而忽视了制度压力的代价，信奉他称之为“有主体而无结构”的东西。然而，这种批评很难探知或者突出学校在制度压力方面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决定性，并且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能力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形塑的。相反，本内特只是把方程式颠倒过来，即把自己的治理观当成是没有主体的结构理论。最后，本内特得出了一大堆比他所总结的激进教育家的缺点更为保守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教育家的著作既没有质疑学校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带领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例如，本内特号召激进教育家采取更复杂、语境更特殊的反抗形式，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几十年前美国和英国教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理论论战。归根结底，对本内特而言，激进教育学仅仅意在强调保守的治理术，而不是教会知识分子参与政策改革。在这种犬儒主义哲学指引下，本内特很可笑地指出，文化研究只能在大学内部进行，但他拒绝分析该研究的关键要素，即教育如何才能更政治化。最后，本内特的悲观主义堕落到了比他指责激进教育家效法的自由主义更糟糕的境地。尽管本内特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职业化无动于衷，但又以“文化匠人”的陈旧隐喻来描述教师在大学中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令人吃惊的是，他通过为标准化考试以及知识和技能的缺陷进行辩护来抵制民主课堂，而这种论调同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E．D．赫尔什(”E．D．Hirsch“)如出一辙。这种观点把教学简化成了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正如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Johnson“)所指出的，它几乎没有论及教学是自我生产的方式，后者要求教师在知识与课堂之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中有所创新。此外，他很随意地把激进的教育法则(即教师将他们所讲授的历史、经验、理解与学生们带到课堂上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描述为某种毫无批判力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形式。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使知识更有意义，从而更具批判性和变化性，这种观念在本内特那里似乎是缺失的。

正是在反对当前对文化政治学的猛烈攻击及其企图污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在不同公共领域内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过程中，霍尔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我姑且称之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理论。

文化斗争

霍尔认为，文化为教育的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承认我们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是与理解、表述及破坏的策略密切相关的。在必要时，这些策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与或转变那些形塑了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的机会。霍尔影响最为持久的一个贡献是使政治教育化。他一再强调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多种方式，以及文化如何且在哪里作为一种教育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发挥其象征性和制度性的作用。他富于煽动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学是与主体的特殊表征、身份和形式进行独特斗争的产物。在阐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过程中，上述斗争的紧迫性与相关性日渐清晰。霍尔是这样阐述的:通过运用历史资源，与其说语言和文化“是”(being)什么，不如说它们“成为”(”becoming“)什么:与其问“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不如问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代表的，以及这种代表对我们自己代表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⑨霍尔认为，作为身份认同的斗争，公共教育学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场合之中，在特殊的流散形式和实践活动之内，差异、公民责任、社群和归属的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种特殊而明确的策略产生的?”

这些策略不仅是围绕着意义如何理论化的问题展开的，而且是围绕着近来霍尔称之为“文化治理”(”governningofculture“)的潜在斗争展开的。霍尔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控制、管理和分配特定资源的斗争，这为个人或社会团体选择、占有和改变有关身份、欲望和主体的特殊观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对霍尔来说，文化政治学是资源管理和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治理的实际方式为中介，也即文化实际形塑“我们的行为、社会活动、人类实践的方式，因而从整体上看也是人们在制度和社会内部行事的方式”。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还要取决于文化借助“以差异为标志的边界所构筑出来的探讨意义的潜在论域，即一种身份政治”的方式。简而言之，由于文化为人们学会如何与自身、他人以及外在世界发生联系提供了资源，所以它是主体和政治的组成部分。在霍尔看来，文化既非不受约束的，也非静止不动的。霍尔强调学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其贡献不仅在于承认文化是斗争的场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坚决主张文化工作者应该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深化政治的意义，而这种实践就是参与并挑战那些表征性的策略(”representationalstrategies“)、制度形式以及权力技术(权力技术制约着社会内部的权力、冲突和压迫的复杂博弈，并被这种博弈所制约)。文化是一种权力不断变异、身份持续转换、主体通常对其环境知之甚少的社会领域。在这种语境下，主体既无法预想，也不可能总是各得其所，而是不断取决于协商过程。主体———人们干预和改变社会形式的能力与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新型民主关系、制度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场所并带来了希望。人们“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学的地位”对于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思想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团体如何分析那些维持支配性的权力关系的现存社会、经济和教育力量，以及如何通过斗争来改变这些力量。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力量体现在它对表征和伦理话语的关注当中，而这种表征和对话依据学习、主体、社会实践功能以及政治本身的特定环境而定。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文化充斥着政治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文化不仅为知识和技能的转换提供了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的资源，而且还提供了这种转换的内容和语境。通过这种转换，文化使人们可以从主体和可能性的立场对世界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尽管这种解读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的。理解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关键在于认清文化的表征、空间和制度在当今时代变化的本质。一方面，作为制度、新技术、实践和生产的复合体，文化是现实存在的，它已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极大地扩展了“可以传递的意义、信息和图像的范围、规模和种类”;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信息爆炸标志着这样一种转向:如果不把知识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则意味着把知识视为产品的原始形态。在这里，文化既非文本，也非商品，而是“生产和权力斗争”的场域。文化作为首要的实体力量和认知力量，我们应强调其作为改变身份和展现权力之场所的教育本质。在这一语境下，学习本身成为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主体资格，而且是为了社会变革的概念本身。

作为公共教育学的文化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能力重新定义了权力政治，重新定义了表征的政治本质以及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明确原则的中心地位，也拓宽了我们对教育的公共影响范围的理解，即“在学术研究内外进行的”教育实践将教育的范围扩展到多个场所和领域。作为一种精进实践，在文化进行身份捍卫的所有公共领域内，教育的身影无所不在;它在协调知识、快乐和价值的关系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它利用重要的和存疑的权威让特殊的社会实践、社群和权力形式得以合法化。恰恰是这种对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教育化的强调，使霍尔的著作在今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果主体是在象征性的和实体性的权力关系中协商、形成和重建，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和关系语境中得到确认，那么就不能把它从可能的教育自反性中剥离出来，也不能将它同文化政治学的发展相分离。

对于批判教育学家来说，在分析权威与权力如何将文本与语境、意识形态与特殊的权力关系、政治规划与现有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方面，霍尔的接合理论(”theoryofartic-ulation“)非常重要。对于教育家而言，语境在把文化教育学形塑为实践政治的形式时具有核心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不仅因为政治规划是围绕特殊的语境形成的，而且因为语境是随着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这类规划只有在其自身保持着开放性、非整体性和不完整性时才是有效的。霍尔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共教育学是通过其精进功能、正在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对发生在知识、语言、空间关系和历史领域的互动与斗争的关注来定义的。在霍尔看来，公共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代表了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呼吁将公共教育学同跨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对抗式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且要将这些实践同推动种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民主以及推动霍尔和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称之为“公民权利的个人和社会维度”的更宏大规划联系起来。

“接合”的概念不仅仅为“在无联系之中制造联系或(更为常见的是)从一种联系中生发出另一种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还重新确认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本质，而后者正是学生们在不同的学习场所使用的资源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还将这些意义的特殊性与更广泛的质询和公共对话联系了起来。对于公共教育学的思想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种政治规划的核心要求是，必须从“人们实际生活之场所”与“意义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主导了日常关系中的世俗行为)中产生、呈现并引起论辩之场所”之间的交集之处入手。在这种语境下，公共教育学是将日常生活的社会语境理解为活生生的权力关系的批判性实践的组成部分。霍尔一再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批判地分析意义是如何同其他场所生产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的。文化工作者还必须分析意义是如何证明并产生特殊的实践、政策和社会关系的。教师不能把文化文本视为是真空或白纸一张，这样的做法常常会忽略标准同更广泛的社会形式、权力和公共斗争之间的联系。将文化文本视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一部分，意味着拒绝将我们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局限在这类文本的多重意义或解读文本隐含意义的形式主义方法上。相反，批判的公共教育学应该弄清楚，特定的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更合法地成为现实之表征，进而利用已经成为共识的假设在支配性的社会秩序下形成有效的话语和社会结构的。正如赫尔曼•加里(”HermanGray“)所指出的，霍尔的研究强调教师应该关注作为公共交流方式的表征问题，从而分析“这些形象，尤其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当前意义，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组合和重组”的方式。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表征可以被理解为在主流文化内部引起和见证更广泛争论的伦理困境的方式。这一论断的言下之意是，文化政治学要探究大众文本是如何在受文本产生的特殊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约的权力和统治之网的中介之下得到表述的。

作为政治的公共教育学

我已经论证指出，霍尔的研究支持一种跨学科的公共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在挑战权威和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交叉范围和渗透领域，在尝试将特殊性与国家性、跨国性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形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的特征。这种教育学的计划可能有多种实现方式，但其最深刻的动力来自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而这种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是深化和拓展批判主体、种族正义、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可能性。

显然易见，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在理论性、文本背景和严密性上令人耳目一新:它易于理解，但拒绝简单的回答。最重要的是，他令希望具有实践性，将社会正义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政治学和教育学方法中。霍尔的研究既充满建设性，也具有破坏性。它开启了对话，但拒绝拘泥于那种会破坏思考与反思的立场。

最后，霍尔的写作一直拒绝通过鼓吹“精英”政治而将教育的场所限定在那些“特权阶层”身上。组织工会、为立法遏制企业犯罪而上街游行、组织工人推动激进的社会政策改革是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但在霍尔看来，在公立学校、电视公司、律师事务所、博物馆或为数众多的其他公共领域工作，并非不值得尊重，也并非是不重要的政治活动。实际上，霍尔不停地号召知识分子“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严格的知识分子方式提出核心的、迫切的、最令人不安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他敦促文化工作者在不同的教学场所接受这一挑战，同时也为在统治制度下开展工作并质疑其权威和文化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对霍尔来说，这类研究的语境需要他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悖论———运用由学校等机构授予的权威来反对这种权威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策略并不意味着从吉特林等人所坚持的政治倒退，而是将政治和批判主体的潜力扩展到扼杀批判意识和政治行动的特定制度上。在这种语境下，权威仍然会继续坚持共谋，并为反抗、改革和斗争提供了可能性。这种话语将公共教育学和文化政治学置于“产生支配—服从关系的那种日渐分离的生活之上，并将其分离的界线延伸到学术团体内部”瑏瑡。霍尔对文化政治学的倡导使公共教育学成为必要条件。在这种公共教育学中，学习成为社会变革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变革成为旨在削弱等级制、实现更激进的民主社会秩序之政治的前提条件。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反复确立的就是主奴辩证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强势，他者则在长期的蒙昧状态中失去自我独立精神。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最明显的文本表征。鲁滨逊和星期五间的关系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通常从鲁滨逊的冒险开拓精神角度进行解读，从而掩盖了这一本质现象。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启发了大批边缘学者，他们开始把种族当做一个复杂的文化范畴，对其进行质疑、解构，“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数族裔获得一种族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他们开始质疑、颠覆、重构西方所谓的文学经典，揭示渗透在文本结构、故事情节和道德教诲中的种族等级制，进一步加深了文学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开始了对主流文学中所存在的习以为常的、隐含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进行批判，“他们开始把种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思想范畴，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的的角度来解释，并同时借助西马与后结构主义的成套分析工具，对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解构渗透到文本中的话语霸权和制度规范，使得“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则以自传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种族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文化政治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种族斗争经历了族裔内斗争的文化政治学和族裔外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族裔内斗争求独立，族裔外斗争求认可。这两种斗争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得到他者认可的一种象征性存在。处于中国文化家庭中的华女，自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无形中习得了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国传统道德，遵守孔子教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个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勤俭节约等中国文化价值观在无形中，自小深入到华女阿五的心灵中。父亲带着她一起诵读中国经典，她六岁时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读书。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她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她为自己所属的种族而骄傲，为祖先所创造的丰富文化而自豪，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学习成绩而自豪，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认为他的成绩根本无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结论:外国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他们天生冷漠。《华女阿五》的主要读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优秀，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华人形象是创作者显示其族裔属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黄玉雪极力想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她笔下的‘华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学中负面的中国人概念化形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美国社会文化的模范女性。”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融入主流社会，更重要地是让主流社会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书中大量介绍了中国文化，如“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华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饮食，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习俗;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等。”她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并非全盘采取赞扬的态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对比的立场上，根据美国这个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赞扬和详细描述三种不同态度。对待美国文化则以华人的眼光来审视，但“也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到华人文化中的许多错处。因此，我们有这种双重视野、双重传承，但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两种视角而更显丰富。”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黄玉雪把两种异质性文化置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异质和同质，使之相互转化，实现超越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建构。她之所以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元素就是尽其所能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对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会发出一个积极信息:我们不是消极被动地、封闭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我们的融入。但是作为华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种族歧视，取得了自己所认为的成功。儿童时期受到同龄学童的歧视，被称为;中学时受到学校辅导人员对华人的轻视。虽然在美国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书工作，虽然极尽其力，把一份冷冻疫苗工作报告写得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独具创见，依然得不到认可，晋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难。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认可，更是难上加难;结婚后，想在高档住宅区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给华人。“白人主流社会并没有把她当成平等的、独立的个人。苦思冥想之后，她灵感突来－把自己的奋斗经历写下来。”因为她想让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华人文化，她想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长及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汲取、拣选中美两文化的合用之处，以及如何努力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正是她的这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才使她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让那些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模样的美国白人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从这一方面而言，黄玉雪是成功的。同时，这本书的成功也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她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东亚各国旅行，随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经营旅行社为业。她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过阐释:“‘不妥协者’，因为只有不妥协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组合，如果妥协的话，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话去做，这个世界就无法产生新事物。你可以做个不妥协者，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协，不去扰乱社会，因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协意味着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协者则与众不同。但他们都具创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这全都配合在一块。”这种不妥协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僭越，或者称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在不失时第4期《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机地跨过既定界限，对主流的价值、观念、习惯、规定等进行修改、颠覆。颠覆被传统称为正典的、普通的价值体系。“文化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声称‘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价值体系，与纠缠于暂时世俗利益的纷争政治相对立，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倾向。”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协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视进行斗争，以一种力求上进的精神求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进行族裔内斗争以求得独立，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结合西方文化，以一种超越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间模式建构独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个人独立，族裔文化的独立。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离不开社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因此“作为政治的动物，人就不能离开政治和道德观点来考虑文艺问题。”文化政治学中的“政治”体现为权力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种族斗争就是争取认可权力和独立权利的斗争，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构、重构、建构的非中心式建构模式，这些都明显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学的身份建构烙印。

二、性别所代表的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文化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强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现为非政治的、无所不在的触须、无意识渠道等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满斗争和喧嚣的政治场所在。“只有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有效分析，正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义，并且最终诉诸政治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变革，把此岸世界建设成理想乐土。”文化政治学中，性别和政治联姻，从而出现了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华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时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传统式的教育，学会了逆来顺受。孝顺是维系家庭的脐带，集体大于个人，家庭重于个人等观念渗入其幼小的心灵当中。父亲定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要求孩子们无条件严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父亲拒绝为黄玉雪上大学时支付学费。玉雪并没有气馁，内心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作为女孩，我也许不想仅仅为养儿育女而结婚!也许我的权利不止是养儿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个人!难道中国人认为女人就没有感情和思想吗?”在心理上，玉雪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抗，反抗中华族裔属性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为个人幸福去追求，这是美国教师传授给她的价值观。但在她幼时，父亲就谆谆教导她应为家庭荣誉而牺牲个人幸福。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两种属性:中华族性和美国属性。这两种属性在性别之战中体现出来，也体现出两种属性所各自代表的权力角力。父亲是第一代华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浓缩着中华族裔属性，他们内心中那种叶落归根的心理非常强烈，对故国的眷恋和回忆深深地刻印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当他们想极力融入美国社会而遭拒绝，处处存在的种族歧视让他们不断地回忆起故国，想躲进故国的回忆之中进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内，父辈感到惬意。有人聆听他们内心的苦楚，更有亲情、更温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则处处充满了纷争、竞争，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亲情。生活在唐人街让他们有种归属感。但代表着第二代华裔的黄玉雪则截然不同，种族歧视更坚定了其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而非逃避。她积极融入父辈所极力逃避的白人社会。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体验到隐私权受到尊重的幸福。和华人社会相比较，黄玉雪感到白人社会给了她更多的尊严和权利、温情和平等。而父亲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认为女性一般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智商低下，不适合从事智力活动，属于无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为了她们自己，同时也为了社会公益，她们最好谦卑、缄默，不要抛头露面。”［2］为挑战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她在一次开船典礼上，特意把一瓶香槟酒砸碎在船首，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形。因为在父辈所代表的华裔看来，女人触碰会给新船带来厄运和不幸。而黄玉雪竟然亲手把这艘船送出海，是她个人的殊荣，更是中国女性的殊荣和华裔的殊荣。“此举表现了黄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象征着她业已冲出束缚唐人街华人妇女的陈规陋习之藩篱。”［2］黄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行为颠覆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同时也打破了西方对华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当时的美国流行文化中，东方女性毫无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测的狐媚，就是出卖色相的艺妓。甚至在美国华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说在刘裔昌的自传中，华人女子也被称作‘尤物’，这是个具有性暗示的词藻。与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华人妇女形象作一比较，黄玉雪笔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着真正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詹明信对总体性的理解其实与威廉斯别无二致，而与伯明翰学派的其他学者相区别。威廉斯、詹明信都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分析的代表，即他们的文化批判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威廉斯被称为“英国的萨特”，而詹明信也深受萨特的影响。他在和张旭东的访谈录中承认自己与萨特在思想上的一脉相承的关系。陈永国在《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明信》中指出：“萨特给予詹明信的启示不止是风格上的，而是贯穿詹明信文学和文化政治批评的始终”，“经典存在主义的核心主题在詹明信论述中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则是萨特的总体化理论为詹明信提供的总体问题框架”。总体性是威廉斯和詹明信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共同工具。詹明信明确表述了自己文化分期的观点，“现在让我解释一下‘文化分期’。我认为资本主义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国家的市场，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CaPital）的时代。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论述的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不列颠帝国、德意志帝国等。第三阶段则是二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可概述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在六十年代有其集中体现，这是一个崭新的、与前面各阶段根本不同的新时代，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更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也便有其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产生了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进步，生物学意义的‘变异’在不断地发生，于是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一业的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这种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第三世界，比如说南美洲，便是三种不同时代并存或交叉的时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当然只是适用于一具体的社会阶段，而且必须和整个前资本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才行，但这并不妨碍这三段划分法的可行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针对历史阶段进行划分，主要的依据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在具体的社会阶段中，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应该说，这种划分的依据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经济被放在决定性的地位，而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等则被矮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子模式，已经被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质疑。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模式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比喻性的说法，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过经济之外如政治、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詹明信的社会历史分期思想所贯彻的就是这种文化中心论思路，即社会划分以文化为根据，而不是以经济为根据，经济的划分是外在的、受动的，文化的划分是内在的、中心的。詹明信通过解读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得出历史发展呈现现实主义一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的三元组合的结论。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在很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那里都存在。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关于“文化工业”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内在的逻辑悖谬及最终宿命。然而在阿多诺等人的理论中，“文化工业”始终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它仅仅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文化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服务于现实政治。詹明信认为，这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也不能确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局。在詹明信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晚期阶段，呈现出许多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特征，从信息媒介到传播途径，从生产方式到社会规范，从社会组织到日常生活，从社会无意识到个体无意识，都产生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时代的变化。具体到文化和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的“文化文本”。詹明信认为，在当今时代，媒介、大众文化就像汽车那样被不断地制造出来，“文化”与“工业”结成了联盟，形成所谓的“文化工业”。工业化的文化在文化的工业流程中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并且充塞了整个社会空间。过去人们习惯以历史事件划分时间和历史的做法，现如今已经收到了挑战，文化成为人们在考虑分期时无可回避的因素。詹明信在讨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十分强调它们在文化领域中的转型。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保有它们完全分明的意义和历史功能，这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不同定位，除此之外，也由于当代社会中文化领域的转型。”可见，文化成为詹明信分析后现代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分期的重要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是否还具有阐释的有效性

詹明信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化政治学理论与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颇有渊源，但从根本上他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总体性的批判话语，他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术语，如“阶级”、“无产者”、“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等等，甚至在后现代语境中坚持一种阶级斗争政治学理念，在众多后现代文化批评流派中颇为另类。詹明信构建后现代的文化政治的主旨之一，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的适用性，在某种意义上，詹明信是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马克思文本的权威性系于对人的问题回答通过实践验证之有效性。因此，“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詹明信后现代文化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重新阐释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它通过对马克思文本权威性重建，面向现实，解释和改造现实。首先，詹明信坚持马克思的总体性批判，坚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总体性为根据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坚信资本主义必定向社会主义转变。詹明信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詹明信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文化转变，比如文化界线被打破，高雅与低俗不在厘然各别；文化的全面商品化导致文化品格的降低以及批判本性的消失；主体性瓦解；历史感和现实感趋于模糊和弱化。麦克罗比对后现代的这种离散和片段式的社会图景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当代生活中有那么多不同的、零碎的领域需要理解，似乎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真实的情形。”总体性叙事风格的丢失，甚至使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和福柯。但麦克罗比承认，詹明信真正做到了运用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对后现代社会的总体把握。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坚持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拒绝放弃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詹明信认为，后现代的总体性在文学叙事深刻地体现出来。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其次，詹明信重新阐释和改造了马克思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詹明信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化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生命力和能量，文化与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居于支配地位。马克思的理论把文化归属于一般的上层建筑，把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定位为被动的反映和反作用。而在后现代社会，商业化的大众化的出现和扩张表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出现了马克思时代尚无法彰显出来的变化。詹明信明锐地观察到，后现代社会中文化至少在两层意义上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是文化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膨胀、扩张；二是文化在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为经济提供新的活力和发展空间。文化与经济结合的结果，是经济状况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运行于文化的底层而其决定作用，而是融入到文化活动本身。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詹明信列举了许多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形式，如拉斯维加斯的民粹主义建筑、好莱坞的黑、新朋克小说、甚至英国的“碰撞”（TheClash）乐队，等等。詹明信试图说明，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使文化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模式，业已发生的事情是，美学产品在今天已从整体上融入到了日用品的生产中：以更快的资金周转，生产出新一轮更新潮的产品（从服装到飞机），这种经济上的疯狂要求使审美创新和实验日益表现出一种结构和地位。”文化呈现出一种无止境的扩张趋势，甚至要使一切都变成文化的了。自然已经消失，被文化所取代；一切都被商品化了，日常生活也被审美化了。文化的扩张甚至重新定义了“后现代”，在詹明信看来，后现代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风格，也不仅是一场美学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文化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模式，艺术完全商品化，文化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批判。

总的来说，詹明信主要是一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的理论结构与威廉斯、伊格尔顿一样，主要是一种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与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有所不同，麦克罗比甚至批评他的理论在某些关键地方表现出了“突如其来的、甚至几乎是笨拙的论题转换”。一方面，詹明信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阶级斗争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又在总体性问题上凸显文化的支配作用，这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是根本不同的。与之相比，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则较为缓和，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更为合理，更能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接洽。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4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结语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 CSSCI 分析评价 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113-07

引言

本文拟从二级学科的角度出发，分析讨论研究机构和地区在国际政治学方面的学术影响，以 保证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各研究机构和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地位。由于CSSCI的每篇文章的学科分类是以一级学科进行的，所以在进行分析前，我们利用每篇 文章的图书分类号与国际政治的学科进行对应，抽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8000多篇［ 7］ ，根据CSSCI的统计数据，每年国际政治的发文量占整个政治学领域的30%左右［3.5 ］，说明我国政 治学方面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在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本文将借助CSSCI提供的各类数据对国际政治研究2001―2005年的发展进行分析评价 ，从而较为准确地了解我国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并把握国际政治研究的 热点和发展趋势。

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力分析

2001―2005年间，每年发表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研究机构大约360个左右，我们首先考察不 同 类型的研究机构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学术影响。CSSCI对各个研究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形 成了研究机构 字典，主要有8个大类：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系统、台港 澳作者、国外作者以及其他系统［1］(详细数据参见表1)。

表1给出了上述8类研究机构每年发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 不 包括军队院校、党校）5年共发文4280篇，占据所有发文的46.9%左右；社会科学院系 统为2015篇，约占22.1%；党政部门为584篇，党校系统为440篇，分别约占6%和5% 左右；其他类型研究 机构发文相对较少，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作者没有发文研究机构的没有统计进来。相对于整 个政 治学领域的普通高等院校、党政部门和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的发文量分别占据43%、11%、 10%［1］，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社科院系统的发文比例明显增高，是该领域党政部 门和党校系统发文比例的两倍，这个数据预示了国际政治研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

从年增长率看，社科院系统、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系统、台港澳作者、其他类型研 究 机构的发文数量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5年间没有明显的增长，基本保持在相对固定的 规模上。普通高等院校的发文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5年间发文量增加了69.4%，并且增 加的速度稳步提高。5年间CSSCI政治学来源期刊的数量仅增加了4种，在总量变化很小的情 况下，普通高等院校发文量的稳步增加表明普通高等院校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中的影响正在 逐步上升，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成果的 增多，是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此外，国外作者的发文量虽然总量不多，但是增长迅速，五 年间增加了250%，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98篇，超过了党校系统排名第4位。虽然这些论文的 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的华裔学者，但是仍然说明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希望并且愿意在中国的 政治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文章，寻求与中国政治学界的对话，也表明中国学者愿意进 行国际对话和交流，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日益增强。

1.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发文统计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研究机构主要来自我国普通高校、党校系统、社科院系 统和一些专门研究所，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以及拥有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授 予权点的研究机构是我国国际政治论文的主要生产者。表2给出了2001―2005年间CSSCI发表 国际政治论文不少于60篇的30个研究机构。

从表2可以看出在发文量最多的30个研究机构中，普通高等院校有17个(占56.7%)，社科院 系统7 个，党政研究机构4个，党校系统1个，军队院校1个。这说明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机构还是普通高等院校，但是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社科院系统、党政研究机构、 党校 系统、系统等非普通高等院校也占有相当的地位。这表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群分 布较为广泛，除普通高等院校以外，还有大量的国际政治学学者分布在党政研究机构、社科 院系统、党校系统等研究机构中，这与国际政治学的教学分布和人才培养是密切相联的。

从表2的发文量来看，国际政治研究排在第1位的是北京大学，而在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中 排在第1位的中共中央党校只排在第6位，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普通高 等院校都超过了中共中央党校。排在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有6个是普通高等院校，分别是 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它们都是拥有政治 学一级学科或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二级学科博士点的高等院校。在院校中，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院校，研究力量较强，发文也较多 。值得关注的是，暨南大学后来者居上，在地区研究领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2.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被引统计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被引是指国际政治论文所引用的论文作者的所在研究机构的被引。一般说 来，研究机构被引统计比研究机构发文更能反映一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表3给出了2001 ―2005年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被引用超过30次的研究机构。

从表3可以看出，国际政治论文被引用超过30次的研究机构一共29个，其中，普通高等院校1 9个、 社科院系统5个、党政研究机构3个、其他2个。与研究机构发文表对照，普通高等院校增加 了两 个，并且被引前10位中有7个是高等院校，说明高等院校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较高。此外，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国际关系学院等党政军研究机构也进入表3，这表明，除社科院系统（包括中 央和地方社科院）和普通高校外，其他各个领域的研究机构也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镇 ，并在学术界享有较好的影响。

国际政治论文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0个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均拥有本学科领域的一级学科 或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对比研究机构发文和研究机构被引表可以看出，北京大学 、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6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无 论是发文还是被引次数，都名列前10位，说明这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有 较强 的实力地位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虽然发文量在10名以后 ，但是被引次数却进入前10名，说明这些研究机构的论文影响较大、声誉较高。

3.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篇均被引分析

在表2和表3的统计分析中，那些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占有一定优势，而对一些人数少、规模 小的研究 机构，则较难有所反映。为了反映不同规模的研究机构的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对 各研究 机构的论文篇均被引进行了统计，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篇均被引前46名的研究机构。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篇均被引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上表的中国社 科院下属研究机构达到7个，虽然这些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并不多，但较高的篇均被引率反映 出中国社 会科学院各研究所论文的整体质量和影响力。第二， 8所高等院校排名前10位，相对于整个 政治学领域只有3所高校进入篇均被引的前10位（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1 ］，高 校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论文质量还是较高的，并且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第三，一些研究 机构 不但发文多，而且篇均被引也很高，如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中共中 央党校等，这说明了这些研究机构不但注重论文的数量，并且整体论文质量也较高，表现了 这些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影响力。

地区学术影响力分析

虽然我们可以从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的发文和被引统计了解地区的学术影响,但这是不全面的, 因为研究机构发文和统计只反映了该地区部分研究机构的影响力。这里我们通过CSSCI统计 分析某一 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发展程度、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考察该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的影响力。

1.地区发文统计

地区发文统计是对不同地区所有研究机构的发文进行的统计，它提供了我国及世界各地区在 CSSC I的来源期刊上发表的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情况。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我国各地区发表的 国际政治学论文的统计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SSCI来源期刊中没有包含台港澳期刊， 所以尽管表中包含了对台港澳地区的发文统计，但是这些数据仅仅是台港澳学者在内地期刊 的发文统计［2.5］。

从表5的排名看，北京地区以发文3972篇排名第一，占全国国际政治学发文总数的51.5 %，北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心。这也与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的地位相吻合，也与北京拥有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地位 是一致的。与整个政治学（北京占41%）领域相比，北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更为 突出，可视为我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第一层次地区。发文量在200篇以上的其他5个地区， 分别是上海856篇，江苏460篇，广东445篇，湖北292篇，山东211篇，它们占发文总数的29 . 3%，可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二层次地区。第三个层次是一些边远地区，如江西、贵州、内 蒙 古、新疆、海南、宁夏、等地区发文均不到30篇，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相 对较弱。

2.地区被引统计

地区被引统计是分析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地区学术影响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比 地区发文更能说明地区学术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水平。

对照表5和表6，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名前5的地区，被引篇次排名的位置没有变化，其中排 名第一位的北京的被引次数达到了1613次，占到了全部被引次数的42.5%，被引排名前 8名的 地区被引量均超过了100篇次，这8个地区的被引数占全部地区被引数的81.1%左右。可见这 些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学术影响。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的发文次数和被引次数都远远低于排名前六的地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区 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结 束 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做了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学在整个政治学中占据了很 重要 的位置，其学术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远远大于政治学下属的其他二级学科。其次，高等院校在 国内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一些党 政研究机构也在该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用不容忽视。第三，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地区 差异特别明显，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几乎代表了整个中国 的国际政治研究。此外，统计数据还表明，各研究机构和各地区的年度发文的稳步增长，表 明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之中，而且正通过相互的交流与对话，日益地融入国际学术界 。

注释：

［1］苏新宁.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 6.4

［2］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 .lyqk2000.htm

［3］2003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3.htm

［4］2004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4.htm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专家学者有:

石亚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管理学与政府改革｡

张桂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

蔡拓教授,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政治学理论｡

丛日云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

朱维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与公共行政｡

孙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亚太政治与国际关系｡

潘小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公共行政与社区治理｡

杨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刘俊生教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行政､公务员制度与比较人事制度｡

屈超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制度史｡

林存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

学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邮政编码:102249

电话和传真:86-10-58909391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B29具体内容参见金荣勇的《东南亚国家的军方转型：印度尼西亚、泰国及缅甸军事政府的个案研究》，志一出版社2000年。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政治学 中国政治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需求与促进

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政策空间。过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方面，需要重建公共秩序，恢复常态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面对“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和人民生活普遍陷入困境的局面，亟需提高治理绩效，推动国家发展，增进民众福利。面对低效微观经营机制，只是恢复正常生产明显不够。

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乃至消除分歧和争论，最大限度建立共识，需要对以往历史进行总结，特别是对错误和失误进行充分揭示，阐释错误和失误的生成逻辑；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未来发展找到具有经验和理论依据的可靠策略。因此，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显得日益迫切。1978年，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先倡导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次年，邓小平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正是在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中央领导的“补课”要求之下，政治学得到恢复和重建，其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1990年代初）政治学研究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恢复学科。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是成立机构。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1979年3月，国内第一家政治学研究机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1980年12月，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许多省级政治学会也陆续建立起来；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后，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

二是创办杂志。1980年初，中国政治学会筹委会便开始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译介西方政治学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创办了《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

三是培养人才。1981年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三所高校率先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教育部委托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为全国各地高校等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政治学研究基本力量；1984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

四是构建体系。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拟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第一类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等；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如“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外国政治学现状”等；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研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选举”等；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国政治学说史”、“西方政治学说史”等。①循此计划开展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

确定价值。中国改革的曲折过程和相应的学术反思确定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发展与秩序。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原则和方向。但在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并没有具体化，未能有效展开。19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邓小平一再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长远目标和“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的近期目标，列举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7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反弹出的强烈权利主张，国门初开中西方巨大发展差距引发的忧患意识，领导人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再呼吁，这种氛围和情绪的叠加，将部分政治学者的研究导向了激进民主主义。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管理可能的失范和失序，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戒备。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表明了对既有政治权力结构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坚定维护。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政治学研究中的反体制倾向和激进主张进行了扼制和弹压。

1985年，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②。“发展”与“秩序”自然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转换范式。中国政治学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重建的。受制于传统的政治思维和狭隘的知识结构，早期政治学研究总体来看显得肤浅和褊狭。翻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文章，或是简单重复已经出台的中央文件，或是呼喊空洞的政治口号，或是进行煽情的政治动员。这种研究自然无法有效解释各种政治现象，也无力有效回应现实的政治需求。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学。经过努力，这一任务在1980年代末基本完成，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体现为：

第一，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理解与把握。政治学刚恢复时，受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抛弃了把政治单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澄清了政治的含义，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政治学者们整理、界定了国家、阶级、政党、权力、民主、权利、选举等基本概念，结合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阐释了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相关价值范畴，引进和阐述了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政治行为、公民文化、政治发展、利益集团、政治文明、政治参与、政治秩序、公共政策、合法性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建立了政治学科自身的概念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始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

第三，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框架。政治学科一恢复，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比较政治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政治转型治理理论等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切实帮助。借此，中国政治学拥有了自身特有的分析框架。

第二阶段（1992年～今）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和“八波”、“剧变”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研究变得冷静和理性，少了一些浪漫和激进，多了一些现实和稳健；少了一份批判，多了一份建设。

学术研究的这种转向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内在要求。市场取向改革的持续推进和1992年以后的全面加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公民亦已成为独立的自主性个体，权利意识全面觉醒，行动能力大大增强；社会加速分化，新的阶层迅速成长，公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普遍和激烈；为了发展志趣、维护权利，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涌现并快速成长；各个阶层、各类群体以及公民个体总是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使自己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利益分配中获取较大份额。这种根本性变革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本位，以富有效率的行动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也促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本身，以对政治发展逻辑的精确把握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回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效推动国家发展。

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③。

概念与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概念和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治理理论等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被纷纷引进中国，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修正和改进。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科分类更加精细和深入。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等主干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诸如公共政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人口学、政治行为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风险政治学等政治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论文。

深入分析中外政治实践。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政治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台海关系等；分析了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研究方面，在重点研究西方及周边俄、韩、印等国家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都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研究视角和具体内容也从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介绍到制度的生成背景、运作机理、所需条件、操作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自然有利于对本国政治特质的准确把握和对他国经验的有效借鉴。

持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和重建之初，我们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述与归纳，由于中国的实际政治与制度规定往往并不吻合，有些甚至差距巨大，忽视实际运作的这种研究常常谬误百出，让人不得要领。后来，随着西方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实证调查，关注事实和数据。现在，西方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可行方法几乎都被中国政治学界加以引进和使用，如田野调查、案例分析、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学模型、网络技术等等。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衔命而生”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种种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优化政府治理，推动政治进步。第一，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中国30多年的发展，虽经风历雨，跌宕起伏，但经济成长迅猛，社会发展平稳。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政治建设途径是比较有效的。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设计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功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策略和步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党政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等等。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直接参与或介入政治建设的实践：有的进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研究部门，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直接参与国家与地方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国务院机构改革等从问题调研、方案设计到政策阐释、途径选择等，都有政治学者的参与；不少学者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方案；有的担任党委、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党政部门合作，承担其委托的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党委、政府所采纳，有些转化成了国家的制度或政策。

第二，为党政部门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技能培训。政治是复杂的人类活动，驾驭政治需要精深的专门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遵循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才能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治挫折和社会灾难。因此，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实践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政治系统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专业技能的党政管理人才。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MPA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干部培训体系的完善，政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持续扩大。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④也为政治系统高效回应社会需求进而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

更新政治文化，改善公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据统计，目前，我国政治学期刊约340余种，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余篇；⑤其他类别的期刊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从CSSCI的记录看，近年来，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的学者都在5000名左右⑥，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5000多篇，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⑦ 。除了论文，每年还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3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万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借助杂志、报刊、电视、网络乃至日常人际交往，政治学的概念、理论以及表述方式已被一般民众熟知或了解，促进了政治观念的更新、政治文化的改善和公民行为的改进，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比如民主、人权、法治、公民参与、利益表达、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社会责任、和谐社会、政治文明、自由、善治、、合法性、政府创新、权力制约、透明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等等，这些观念中，有些是由中国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有些则是由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倡导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一般公民日常表达的常用词汇以及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权利主张的引证依据。

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重要进步，同时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在学科建设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科学性和规范性还有待提高；在研究内容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中国政治的特质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有效阐释，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应用尚不够广；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突破性成果不多。这种状况导致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解释力、预见力和应用性比较有限。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⑧

重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学术发展的基础。经过30多年发展，我们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依旧陈旧和落后，因此，也很难产生一流学术。今后，中国政治学仍需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尤其需要加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

第一，注重政治哲学研究，确立学术研究和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和伦理依据。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学说，是对于“应然”问题的解答。“只有通过对政治价值的还原与辨析，才能揭示政治现象的实质，为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进而有效推动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⑨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一直薄弱。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西方的经典名著和相关理论的译介上，对于“政治的目的”、“政府存在的理由”以及“自由”、“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问题的探讨还只在转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论证。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发展来说，只有对宪法依据、立国精神和政府目的进行持续追问和广泛讨论，对公民权利、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进行充分探讨和深入辩论，才能在基本公共政策层面建立广泛的公民共识，确保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未来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

第二，注重政治科学研究，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受传统的政治思维、分析框架和现实的制度空间、评价体系等的制约，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政治化”是指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到了‘执政者’的个人意向上，研究过程情感诉说多于学理分析，主观臆想多于实事求是。“功利化”是指将学术作为谋取个人政治好处或商业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根据领导喜好或经济利益“制造”学术成果。“教条化”是指机械套用领袖著作和政治文件，凡事均在马列论著和领袖讲话中寻找依据和答案，缺乏独立分析和个人创见。当代中国政治学界需要扭转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确立“科学为本”、“学术为业”的态度和使命，推动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提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注重中国政治研究。一是必须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推动社会转型，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寻求更有效率的方式，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⑩。中国政治学研究也需在这种历史演变和全球化进程的交织中去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和建设途径。

二是必须在中国整体约束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是孤立推进的过程，而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技术、思想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整体约束结构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政治现象。

三是重视研究具体现实问题。转型中国，各类政治问题集中呈现。这些问题既有宏观的国家治理模式问题，又有微观的公民行为选择问题；既有迫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又有长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既有显性的和政治冲突，又有隐性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将顺利转型，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处理失当，我们将痛失机遇，甚至陷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政治学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重视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和途径，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重要保障。为了弥补现有方法论体系的缺陷，推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从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现实，进而推动中国政治建设。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定量分析在目前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大部分的定量研究只是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假设检验、推断统计等中级统计分析运用较少，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使用更少，所用数据也普遍存在信度和效度不足等问题。利用后发优势，避免极端定量化的弊端，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可以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跨越式发展。

运用和融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生活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领域并不截然分明，而是彼此交织，互动共生，许多政治现象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才能透彻理解、准确把握。所以，中国政治学研究，一方面需继续借鉴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引进计算机、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和实践力。

引进与创新并重。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多半扮演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输入者”与“承接者”的角色。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合法性”、“现代性”等。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厚的思想资源，西方的政治学经过10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学科恢复和创建过程中，西方理论的介绍甚至于移植是需要的，但介绍、移植并不能替代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以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和经验基础的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中国可能尚不具备，中西方政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往往形似而神非，因此，基于西方背景的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种情况是，某些西方学者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毕竟缺乏中国学者对于本土的真切了解和深情关怀，他们那些看似精巧的理论模型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点甚或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学者在介绍、移植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恰恰缺少了对理论分析的前提和背景的研究，常常导致理论研究与应用中的浅薄、迷惘和误入歧途。

理论创新要求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

【注释】

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社会主义研究》，1980年第4期。

②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③⑧⑩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⑥魏姝：“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⑦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⑨杨海蛟，李猛：“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9篇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在课程模块的设计中，要尤其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环节出了现有的假期实习报告、学位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还应规定累计不少于一个学期的实践部门实习经历，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应用性专门人才。

文化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围绕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选题、素材、写作套路和后期修改这五个方面提出小论文写作的指导策略，用“多”“亮”“实”“顺”“美”等美妙的“音符”，谱写政治小论文的华美乐章！

一、提供撰写角度，突显一个“多”

同一个主题，同一份素材，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现立意。

1. 政治学科角度

小论文的撰写要始终紧扣教材知识，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知识是写好政治小论文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生活》等相关知识，由此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观点的指引下选择小论文撰写角度，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例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天蓝了 水清了——记马渚镇沿山村生态村建设》《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和《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三篇文章曾获余姚市高中学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一等奖。三篇论文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调动了《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如科学发展观中涉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中涉及的宏观调控等知识，对素材的解读回归于课本，避免了空洞说理，因此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2. 时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也应适应时代要求，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现实问题。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盗版的世界“学问”大》《绿色奥运 绿色希望》和《似曾相识燕归来——小手机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论文，以盗版、北京奥运会和手机等当年的热点问题为载体，不仅引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把新闻引入课堂，让学生逐渐积累撰写政治小论文的新鲜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要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政治学科的独特性，富有研究价值。笔者发现，近几年获得一等奖的小论文一般都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如本校学生所撰写的《姚剧——姚江文明的瑰宝艺术》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骄傲》两篇小论文，挖掘了余姚地方传统文化——姚剧这个文化资源，从姚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主线进行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菜，榨出道理来》和《小杨梅 大道理》两篇小论文，选择闻名中外的榨菜和杨梅两种余姚特产，从它们的起源、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进行撰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余姚本土产品的魅力；《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同样的土地 不同的财富》《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四明山经济发展的“春天”——论四明山“农家乐”》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摇钱树》等小论文，以余姚的梁弄灯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农家乐”和塑料为撰写角度，告诉人们这些产业是如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由于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写政治小论文，得心应手、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以本土资源为素材，倡导“生活化”教学，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知行的辩证统一。

二、帮助学生选题，突出一个“亮”

帮助学生选好题目，是教师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重要一环。小论文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简洁、最准确和最新颖的文字告诉读者本篇文章将要阐述的问题，使人阅读之后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课余阅读报纸杂志和上网了解时事资讯的时间并不多，教师可结合政治学科实际、社会现实问题、地方人文特色和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来为学生选题提供素材，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为文章选择一个好题目，可以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政治小论文的“眼”，应该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为20字左右。若学生以提炼小论文的观点作为标题，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仔细研究背景材料，认真领会材料要说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联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第三，将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论文的观点，确定标题。例如，本校一位学生以余姚特产——杨梅为主题，立题为《小杨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对比鲜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中获了奖。

三、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显一个“实”

题目确定好之后，紧接着下一步，教师应指导学生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小论文虽小，材料也不可少，充分占有材料是写好小论文的前提。教师在辅导中要注意提醒学生：题目不同，搜集资料的范围、重点和途径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可让学生从以下两个途径搜集和占有材料。

1. 通过自身细致的观察和实地调查获取素材，得到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