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品论文范文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1篇

《运河河畔的诗意飞扬》是当代文学评论家刘新生教授领衔主编的一部文学评论集。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刘新生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学思潮和作品以及当代影视理论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著有《二十世纪中国电影流变》《中国悲剧小说初论》《影视艺术――灵动的彩色画卷》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和《齐鲁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引起了同行专家的极大关注，令誉颇高。特别是在悲剧小说研究方面，刘新生教授打通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的人为樊篱，从主题学和美学两个重要角度对其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解读和阐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确论宏见。刘新生教授在承当繁忙而充实的教学科研重任的同时，还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积极进行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运河河畔的诗意飞扬》即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一部非常出色的评论集。

《运河河畔的诗意飞扬》是关于张宝玺先生小说作品评论集。张宝玺先生是位在文学道路上艰苦前行的跋涉者，从1966年发表处女作开始，历时40多载，笔耕不辍。作品有《女人和月亮》《鲜花送给你》《潜流》《沧桑》《三生梦》《沉重的爱》《野神》《运河恋》等。他通过小说展示了社会转型期运河两岸的沧桑变化、世态人情的变迁和人们内心灵魂的律动。这些作品将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因此，受到浩然等老作家和海外评论家的褒奖和赞誉。如浩然说，“他极有可能成为同地生长、同时起步的同代人王梓夫第二”。旅美华人冰凌誉其为“运河文学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熊元义先生更是评价道，他的小说作品“书写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体现出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具有厚重的思想文化深度”。张宝玺先生在运用艺术形象阐释人生、事业、伦理道德的同时，彰显了积极、健康和进取的时代精神，而这正是他小说的价值所在。

《运河河畔的诗意飞扬》由挚爱生活的精织巧编――作品论、沧桑回忆中的深情咏叹――历史叙述、运河意境的美学体验――审美意蕴、理想主义的爱情世界――情爱表现、生命存在的个性化刻写――形象塑造、悲剧人生的深刻感悟――悲剧意识、商品社会的物欲描写――情感揭示、现代城乡的背离与统一――观念冲突审视、运河河畔的乡土气息――地域特色表现和变化纷呈的叙述形态――叙事策略等十个部分构成。论集的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自成杰构，同时十个不同的层面和向度的精致剖析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对读者进一步解读张宝玺先生的小说文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运河河畔的诗意飞扬》的著者绝大部分为刘新生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善于将崭新的文艺理论转化成文学批评的武器。因此，能够较为充分地解读、阐释和挖掘张宝玺先生小说文本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征，并且外化为一篇篇精粹的学术论文。这既是刘新生教授严格督责的可喜成果，同时又反映了年轻学子敏锐的洞察力、灵动的感悟力和准确的审美判断力。这部评论集无疑是分工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每个执笔者都秉持着一丝不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对所评价的小说文本认真细致解读的基础之上，提笔成文。因此，该评论集，持论严谨、立论有据、概括准确，论述精到。该评论集行文流畅，既富于学术论文的严肃性和严谨性，同时兼具文艺评论的可读性。

总之，这是一部结构新颖，评判准确的文学评论集。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1] 李琨.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J].国际新闻界，1999（3）.

[2]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1）.

[3]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当代传播，2004（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2008（5）.

[5]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渊源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6]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7]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J].国际新闻界，2001（3）.

[8] 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J].国际新闻界，2002（1）.

[9] 陈世华.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重读赫伯特・席勒[J].国际新闻界，2013（2）.

[10] 杨茵娟.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6）.

[11]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2]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3] 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概念转型[J].国际新闻界，2009（8）.

[14] 高亢.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作用机理的思考[J].现代传播，2013（5）.

[15] 谢进川.媒体改革运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0（6）.

[16] 黄源清.微博控制的维系与消解――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微博研究[J].前沿，2012（22）.

[17] 蔡骐，谢莹.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J].新闻与传播转研究，2008（3）.

[18] 刘燕南，文卫华.论“三次售卖”――兼谈电视互动节目中的受众权益问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9）.

[19] 罗锋.论版权贸易逆差：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J].国际新闻界，2010（5）.

[20] 胡冀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3（10）.

[21]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22] 黄典林.“限娱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J].视听纵横，2012（3）.

[23] 宋晶.全球化语境下中印媒体对社会冲突的再现之比较――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

[24]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5] 冯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另类媒体――以韩国和委内瑞拉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8）.

[26] 吴晓迪.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集中化――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

[27]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1）.

[28] 王殿英.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公民权[J].当代传播，2013（3）.

[29] 刘晓红.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及启示[J].新闻界，2005（3）.

[30] 蔡骐.权力的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2）.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领域；媒介市场化；广告；公关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是由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的，但由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1989）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后来的学者不断对“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补充，加海姆、默多克、戈尔丁、莫斯可等人将公共领域概念理解为一整套原则或社会过程，公共领域对于民主、平等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是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体现。现代世界随着媒体的发展，公共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真实的场所，大众媒介成为最重要的公共领域空间，公众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所需的各种信息，进而就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形成舆论等，并最终约束或抑制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一、媒介市场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市场化）使大众传媒丧失了批判功能，成为政党制造舆论气氛的工具，成为操纵人为的公共领域的工具。后来的学者也大多认同这种观点，媒介的市场化决定了商业媒介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尤其是广告业对媒介内容的操纵。H・席勒指出，“广告除了充当公认的销售商品以外，还培养人们的新消费欲，粉饰操纵体系，并为公司经济提供另一项无价服务”；而且由于广播电视节目不断被广告所打断、看报纸杂志要不断跳过大量广告插页或插图，这种信息碎片阻碍受众对信息整体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论，认为受众获得信息、知识或者满足其实只是媒介第一次售卖的过程，而第二次售卖也就是广告商和制作商实现利润的过程才是商品化的真正目的。但是，随着大众媒体与广告行业多年来的蓬勃发展，受众――作为被售卖的一方――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商品属性，也知道媒体上对某个品牌或产品的褒奖都是广告商付费的结果，这种理智使得广告的效果越来越差。

二、公关与广告的区别

在广告的表现越来越受到质疑的时候，公关作为另一种可以有效提升组织形象的手段，强势崛起。公共关系，简单而言，就是组织与其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关”要做的事，正是通过所谓“公关”的手段，来促进这种关系。

桑德拉・奥利弗在《战略化公共关系》中指出，高质量的关系需要组织与公众之间进行双向对等的互动，一种全新的以关系为基础，以理解为指导，由外而内的“非理性”战略管理模式开始出现。居延安教授在《关系管理学》中指出，公共关系正在由以注重即时传播效果，转向以“关系管理”的长期战略谋划和短期公共效应并重的发展新动向。在2002年美国营销大师阿尔・里斯及其女儿劳拉・里斯合著《公关第一、广告第二》中提出，营销始于公共关系，而广告则是公共关系的延续。

这些话其实传达了同一个理念，真正的公关，首先是一种管理战略，其次才是一种传播手段。很多人认为公关就是一种传播手段，即通过公关活动、制造事件、新闻，从而获得受众的注意力，但这仅仅是公关的表象。公关的本质是，为了实现组织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实现有效的、双向对等的信息沟通。广告沟通的实现是强制性的，而公关沟通的实现更多是自愿的，只有在受众愿意接受的情况下，这种沟通才能得以继续并取得效果。所以，不论是沟通的内容、还是沟通的形式，公关的要求都大大高于广告。而要达到如此高的要求，就必须从战略层面去推动。比如，企业兜售一款产品，广告可以无条件地把它的既有卖点进行放大和宣传，但如果要通过公关的手段，那就要考虑它的卖点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符合受众的兴趣和价值观、反馈会是如何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有回到企业的管理战略，涉及整个组织的各个部分，研发、生产、运营、销售等各个层面。

三、公关对于公共领域的影响

广告对媒体的操纵，会影响信息的严肃性、公正性，进而威胁公共利益，影响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那么公关对于媒体与公共领域，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相信每一个企业或组织，都期望自己发展地更好，正是基于这个普遍的愿望，他们试图以公关的方式，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以获得更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尝试对外沟通的信息也一定是积极、正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广告所承载的明确的销售目的性不同，公关的沟通，往往反而尽可能避开可能推销的嫌疑，选择那些精神层面的、能够符合社会期待、引起受众共鸣的内容。比如“中国梦”一经提出，许多企业纷纷响应，以梦想作为与公众沟通的主题；比如“正能量”一词刚火，又有许多组织加入探讨正能量的行列。

现在绝大多数企业，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作为公关沟通的必谈内容，以此向社会公众传递企业的“可持续”“责任”“善心”“大爱”等关键信息。这些话题涉及环保、扶贫、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公众参与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过程中，获得各种信息，并进而对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形成舆论等。

此外，除了企业和组织在沟通内容上的自发性优化，媒体本身在公关行为中，也会起到一个优化和保障的角色。对媒体来说，广告是受众可以识别的付费内容、不直接代表媒体的观点，所以并不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但公关的内容，却往往以新闻报道等直接代表媒体观点的形式出现，此时，媒体就要考量内容是否真实、是否与媒体本身的理念相符等等。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是分析背后的原因，还是放眼现实情况，企业和组织的公关行为，对于公共领域的建设，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但需要我们警惕的是，目前还是有不少企业和组织对于公关有着错误的认识，抱着搏出位、博眼球的目的，以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手段，制造所谓的“公关事件”。这不是真正的公关，也不是有助于组织的长久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息时代；论文剽窃；治理

中图分类号：G312文献标识码：A

据英国《自然》杂志2010年9月报道，截止2009年底，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杂志上的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期杂志同时在“通信”栏目刊登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的一封来信，道出给中国某杂志投稿中有31%的论文包含剽窃内容。同是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出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社论，直指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心灵”，使我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随后11月，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更是呼吁“我们的学术道德维护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自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工业社会庞大结构的逐步解体、集中调控到再分散，以信息技术为主题的信息革命正悄然到来。计算机的逐步普及，电子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晶体管、集成电路的规模化应用，特别是各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都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传统产业时代逐步向以创造和开发知识为重点的信息时代过渡。时代变革，社会竞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时，也为我国学术领域论文剽窃创造了沃土，严重浪费资源、阻碍创新步伐，极不利于我国干净、有序、自由、健康科研环境的构建。因此，探讨当前如何防止、规制论文剽窃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剽窃”的内涵界定

“剽窃”一词由公元一世纪古罗马著名讽刺诗人马歇尔创造，[1]其概念源于拉丁语“plagiarius”，英文“plagiarism/plagiarist”（剽窃/剽窃者）便是由拉丁文“plagiarius”（掠夺者、绑架奴隶或儿童的人）演变而来，[2]并在1621年由理查德•蒙大拿第一次将其使用在英文中。[3]

在中国古代 ，“剽窃”一词有“抄袭窃取”和“掠夺”两层意思。唐文学家柳宗元的《辩文子》：“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此为“剽窃”一词在我国的最早记录，[4] 意为“抄袭窃取”。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一：“缘道纵兵士剽窃民家”，意为“掠夺”。西方国家里，“剽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的著作权成文法或判例法中都未使用“剽窃”这一概念，[5]《牛津简明英语词典》中，“剽窃”的定义是：窃取、抄袭他人的思想、著作、发明等一切智力成果的行为。[6]

在科研实践中，“剽窃”的定义在中西学界均无统一界定，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一是我国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1999年1月15日的解释，即“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二是美国白宫科技办公室2000年12月6日公布的科研不端行为中，将“剽窃”界定为“把他人的观点、程序、结果或话语据为己有，而未给予他人贡献以足够的承认。” [7]在西方学术界，“剽窃”的定义来自于学术或职业共同体的诚信规范而“无法可依”，但人们又有大致相同的认识：剽窃就是使用他人的作品而“遗失来源”（without attribution）──把他人的观点或者表达当成自己的，这是最主要的属性，又因为学术或职业共同体对自己的行规比法官更有发言权，所以“剽窃”的定义在西方“无法可依”却又无比清晰。在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机构规程都有禁止剽窃的规定，却无一种规范界定何谓“剽窃”，每个大学都要学生远离剽窃，却从来没有清楚的告诉学生“什么是剽窃”。认识研究“什么是剽窃”是预防和惩治剽窃的起点，所有跳过起点的研究意味着过程尚未开始。[8]

作者以为，可以把“剽窃”定义为：将他人的观点、程序、结果或话语等原创智力成果（贡献）擅自据为己有并公开使用，不标明来源或不予以足够承认的行为。

二、信息时代视角下论文剽窃行为缘由剖析

剽窃是全球的通病，传递着复杂的政治、文化、道德和心理信息，学术剽窃折射出的更是学者个人、学术群体和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地产泡沫、伪劣商品、垃圾股票和浮夸政绩一样，论文剽窃已经成为我国信息社会的顽症之一，[9]其出现蔓延的趋势定有缘由：

（一）客观缘由

1. 论文网络化、规模化、系统化

“0”、“1”二进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传统固化在有形载体之上的论文开始与载体独立，[10]手稿、印刷品论文资料逐步通过计算机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规模化，与其同步出现的是庞杂的学术杂志种类，据相关人士预计，中国目前有5000家左右的中文学术杂志和200多本英文学术杂志，[11]这使我国论文的系统化也日益形成和完善。

一些期刊和个人利用这些特点，趁机参与论文剽窃，“井冈山大学两教师两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70多篇”便是其典型。两年70多篇，除刊发杂志《晶体学报》有问题之外，作者本人充分利用网络，在成规模和系统化的论文体系中实施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二者又都是信息时代下的“产物”。

2. 论文形式多样，剽窃方法简单

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手写稿，印刷稿，取而代之的是text文本、Microsoft Word 文档、Adobe Reader和CAJViewer等电子文档和软件。同时，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抄袭者提供了先进手段, 搜索引擎(比如Google)的强劲搜索能力使抄袭论文更为快捷和方便。[12]二者带来的后果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先检索一定数量的同类论文，然后操作电脑进行删减、增添、换补、拼凑等，短时间内就可完成一篇新论文，且水平不低。

显然，经过包装实施的剽窃比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复制”──“粘贴”──“重命名”的手段要高明，被识破也相对困难，这也是这种伎俩成为剽窃最主要手段的原因。

3. 定义不清，标准模糊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机构规程都有禁止剽窃的规定，却没有一种规范界定了“什么是剽窃”。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在《著作权法》唯一一次出现“剽窃”一词是在第五章第四十六条，把“剽窃他人作品的”作为侵权行为之一，没有任何解释性规章。定义不清、中文文献引证无统一规范，加之信息时代网络化虚拟环境，势必会导致剽窃从判断、认定、惩罚到预防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根据，也就不能对论文原创性做明确的界定并给予保护。

定义、标准不明，无章法可循，是当前我国反论文剽窃的最大障碍，以“中国青年报编委张建伟涉嫌剽窃”一案为例，虽然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侵权成立，但胜诉方作家刘元举却发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是打了三年，这场官司让我赢得索然无味”的感叹。[13]可以看出，赢了官司，如此感慨，何况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又推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清晰的定义和统一的裁量标准，举证困难，司法判决更困难，权益人的权益保护就难上加难，这是我国论文剽窃出现蔓延趋势的又一重要原因。

4. 竞争激烈化、评价体系偏颇

在对科研人员以论文、奖励数量为主要评价标准的体系下，论文成了评职称、拿学位、机构证明科研实力的硬性指标。时展，人类社会科研实力不断提高，把论文作为各类评审的绝对参考依据，出发点是继续推动科技进步，无可厚非。可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现状下，[14]院士、教授、研究生等科研人员数量的巨额增加，在信息时代人人努力使自己更出色以参与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极易造成人们行为失范和伦理功能失效，特别是一些忙于政务的官员型学者，为了经济利益和名誉地位而实施剽窃，铤而走险。

这类案例屡见不鲜，以“赵青申报教授的论文涉嫌抄袭”为例[15]，2010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教师赵青的教授职称申报论文《台湾校园歌曲回眸》被指涉嫌严重抄袭。从5月发表到10月申报，这篇论文到底是正常的研究成果还是单纯为了教授职称而写，实在让人怀疑，而问题的背后除了与其自身学术素养紧密相关外，当前的评价体系无疑是这类恶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二）主观方面，版权意识淡薄

在信息资源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资源时代环境下，信息总量、信息传播速度、信息处理速度和信息应用能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论文剽窃的辨识难度也随之加大。在没有明确的中文文献引证规范现状下，许多学术素养不高的人抱着侥幸心理，在巨量信息中实施论文剽窃，特别是一些院士、教授等年龄较大的学者，受传统“天下文章一大抄”，“窃书不是偷”错误观念影响，版权意识本来淡薄，对网络了解又相对较少，在反剽窃态度上不够坚定，有的甚至会将错误观念传授给科研新人，造成恶劣后果。以近期的“抄袭门”事件最为典型，面对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的博士论文约2.7万字涉嫌抄袭，其博士导师的回应是：“这很正常，没有错误!” [16]这不仅是导师自己版权意识淡薄的表现，更是助长了学生以后科研道路上的剽窃之风。

三、论文剽窃的治理与防范

（一）科技治理，“以暴制暴”

论文网络化、规模化、系统化的表现形式是巨额的论文数量和庞大的杂志种类，如果还是单凭肉眼、人工等方法去鉴别论文剽窃会十分困难，这就需要研发完善论文识别系统，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治理这种不端行为。

当前，相关的论文识别系统主要有siff、COPS、dSCAM、KOALA 和Check 等，大力将其推广和普及使用，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对所有论文进行技术识别，对一些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论文更是要多次识别、严格识别。充分利用科技进行监管，“以暴制暴”，既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也是信息时代背景下治理和防范论文剽窃的有效措施。

（二）学界规制，净化环境

随着我国著作权法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剽窃他人科研成果行为逐步进入了民法的调整范围，但习惯上，我们仍然会只把盗窃有形财产的行为视为盗窃。传统习俗和立法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论文剽窃的预防和治理进程，所以，通过立法形成一个清晰的定义和明确的标准规范治理论文剽窃，似乎是当前我国构建健康学术环境的一个不错选择（有学者就提出在刑法中增设“剽窃科学研究成果罪”的建议）[17]，但应该看到，剽窃和盗窃并不是完全相同，二者的行为对象有无形和有形之别，相比较而言，无形财产在网络虚拟化的环境里，通过法规去保护，难度很大，所以，作者以为借鉴西方国家学界自律的做法，可行且必要。

经验也已经表明，凭借公权力去维护正当学术行为、净化学术环境效果并不好，如果依旧按照公权力进行操作，可能会重复当前同样的错误，所以，学界自律应该尝试，首先，制定出一套统一的引证规范，由一个学校、一个出版社率先推出一个实验性标准，在竞争中不断形成优势，最终在实践中达成共识。然后，学界都“按章办事、按部就班”，即省却麻烦，又能有效预防和治理论文剽窃，净化学术环境。[18]

（三）体制改革，从严处理

既要建立一个对科研人员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体系，适应科学研究规律，又要治理剽窃，推动科技进步，这就需要体制作出合理调整。

首先，改变评价科研人员以论文、奖励数量为主的现状，实现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其次，允许以其他研究成果代替论文，特别是在大学生、研究生学位问题上，可适当考虑他们其他方面的学术成果。再次，从严处理，设立专门监管部门，形成一套完整的反剽窃体系，一旦发现不端行为，单位坚决取消评审资格，高校收回学位，杂志社撤销论文，计入个人诚信档案等。

（四）观念教育，德育治理

社会转型，时代变革，很多科研新人特别是广大学生群体，极易形成不健康的学术理想，需要加强这一类人群的观念教育，预防剽窃。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

第一，大学在网站、学生手册等位置设置有关剽窃问题的专题，告诫学生何为剽窃、剽窃有何危害、如何避免和剽窃行为会受到那些惩罚。第二、为研究生专门开设包括剽窃在内的学术规范课程，学习引证规范。[19]第三、导师必须对学生进行反剽窃等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培养其高尚的学术素养和学术理想，对所教学生的毕业论文负永久责任。

（五）公开监督，鼓励参与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科研成果特别是论文作品公开透明带来了便利，也为大众参与、监督论文剽窃带来了契机。

第一，科研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把更多的特别是一些影响力大的论文公开，既方便学术交流，又可让其经受大众的检验。第二，国家建立专门网站，鼓励大众参与举报、监督。第三，政府积极响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学术人（方是民、邓正来、杨玉圣等），鼓励他们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介揭露论文剽窃。

参考文献：

[1] 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 方流芳. 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J]. 中国法学, 2006(5).

[3] 参见Stuart P•Green,Plagiarism,Norms,and the Limits of Theft Law: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Criminal Sanctions in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tings Law Journal.11(2002), 载郑政蓉. 剽窃的法律认定与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4] 参见鲁景云. 谈古论今说“剽窃”[J]. 编辑之友, 1996(3), 载郑政蓉. 剽窃的法律认定与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5] [6]郑政蓉. 剽窃的法律认定与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7]陈广仁. 学术“抄袭、剽窃”的界定[M]. 科技导报, 2010(28).

[8][9][18] 方流芳. 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J]. 中国法学, 2006(5).

[10]吴汉东等著. 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1]据《网易探索》2010年9月17日报道，一位资深出版人称中国5000家左右中文学术杂志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大学学报，许多中国的杂志正转换成以英文的形式发行以提高它们的影响力，而且目前已有200多本英文科技杂志是中国出版的。

[12]史彦军, 滕弘飞, 金 博. 抄袭论文识别研究与进展[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05(1).

[13]吕蓓. 论学术剽窃的法律治理――从行为认定和法律后果的角度探讨[Z].学术批评网, (www.省略/)2009-03-13.

[14]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为159.68万人，2008年，计划招生数为599万，净增了400多万.

[15]参考方舟子. 刘老师“关于中国音乐学院赵青申报教授的论文成果的抄袭情况”[Z]. 新语丝 2010-10-28, xys5.省略/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1/zhaoqing.txt.

[16]参见河北大学校长博士论文导师回应“抄袭门”[N]. 东方早报, 2010-10-28.载腾讯新闻网: news.qq. com/ a/20101028/000569.htm

[17]参见杜勤: 增设剽窃科学研究成果罪的立法构想[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23).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5篇

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起源，安•斯玛特•马丁和J•瑞切•加里森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导论中，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支源头，即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认为这三个学科的理论话语为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注入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为物质文化在今后一二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弗兰兹•伯厄斯、詹姆士•迪兹和亨利•葛莱西等人类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将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家涂尔干倡导的人种志研究相结合，运用物质文化记载分析了早期殖民时期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强调了人造物品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受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年鉴派的影响，从人造物品入手开展研究成为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作为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关于物质文明和资本的思考》中显示了对日常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的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吃饭、穿衣、居住永远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2]。在艺术史领域，长期主持温特图尔博物馆工作的E.M.弗莱明在1974年的重要论文《人造物品研究：一种建议模式》中提出“弗莱明模式”，亦称“蒙哥马利鉴赏原则”，即从人造物品中提取文化意义；而研究装饰艺术的历史学家们记载了器物的风格和技术的改变，视器物为最牢固稳定的研究证据，拓宽了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马丁和加里森认为，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三个学科的理论话语为物质文化提供了基本研究方法和视角，“共同奠定并确定了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3]。马丁和加里森在该书别提到1975年在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召开的物质文化研讨会，将这次会议视为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是物质文化研究渐渐成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的标志，在物质文化研究史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会议邀请了11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物质文化专家，重点讨论“物质文化研究与美国生活研究之间的关系”，具体议题是“人工制品的研究是如何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之后1978出版的论文集《物质文化和美国生活研究》则是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较早的一次“理论奠基”[4]。

从马丁和加里森的研究来看，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对象是物质器物及其反映的观念和文化，研究主体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三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从马丁和加里森归纳的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支源头来看，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主要还是来自“博物馆的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关注对象”，研究方法也主要局限于历史考古研究，从“物”入手研究物品所处的历史背景，关注物被制作、、使用、交换、占有、丢弃的相关语境和文化。物质文化真正得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重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研究不断升温，不但吸引了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门从事物质文化研究，还成立了专门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数次以“物质文化研究”为题的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化研究的进程，使之日趋成熟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美国特拉华大学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分别成立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心”。1986年，由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和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物质文化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生活在物质世界：加拿大和美国的物质文化研究视角》；英国剑桥在1986年召开了多次高级研讨会，讨论怎样将不同的理论视角应用到物质文化研究中，这些会议论文后来被收录进《阅读物质文化：结构主义、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考察了列维斯特劳斯、格尔兹、德里达、福柯等理论家对物质文化研究视野的影响；1989年，史密森纳研究院赞助召开了物质文化会议，意图在于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各种器物，能够打破区别它们的壁垒和界限，使之相互交流，并发现各自研究的共同根基，之后出版了论文集《物的历史：物质文化论文集》；温特图尔博物馆1993年赞助召开了议题是“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的物质文化研讨会，重点探讨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出版了论文集《美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1992至1995年，史密森纳研究院召开了多次物质文化研讨会，之后出版论文集《物的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不同专业学科中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1]。1993年的温特图尔会议被认为是“物质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因为物质文化研究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于某一具体物的描述性研究，而是将物作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入口，关注“物被制作和使用的相关语境和文化”[2]。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来看，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慢慢走出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专属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再简单局限于对某一物的考古，而是可以和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相结合，用来研究物所指涉的社会意义和人物身份。从发展脉络来看，物质文化研究呈现两股明显的走势。首先，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这一时期的商品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形成交汇。比如，阿尔君•阿帕杜伊1986年出版的《物的社会生命》中以商品为例论述了物有“社会生命”；詹姆士•G•凯瑞厄在1995年的专著《礼物和商品：1700后的交换和西方资本主义》中论述了礼物和商品在消费领域的意义；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物质文化：为何物重要》等专著中展开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商品论述的批判，强调了物的“物性（materiality）”[3]。其次，对文化的关注也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苏珊•皮尔斯在《体验西方世界的物质文化》中强调了物质文化中物人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西恩•赫迪斯在论文《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谱》中示范了如何借助物质文化勾勒文化身份；威廉•皮埃兹的《物恋问题》和罗素•W•贝尔克的《占有和延伸的自我》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了物和自我身份的关系[1]。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自觉参与到物质文化研究中，将物质文化理论话语和自身的学科领域相结合，不但使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更加宽泛包容，同时也拓宽了自身学科的研究视野和路径。由于物质文化最早是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共同关注的话题，所以物质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为后来广泛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但是，正是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和边界的模糊性，物质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具有自身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独立研究领域。新千年来，物质文化研究呈纵深发展态势，越来越以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流。《理解物质文化》（2007）、《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2009）等导读性专著详细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廓清了物质文化研究和其他理论话语的关联和界限。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更深的哲学层面思考物质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架构，“物性”、“物人关系”、“物的社会工作”、“物的社会生命”等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重点。2001年《批评探索》秋季专刊推出了《论物》的专辑，是新世纪以来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物质文化研究动向。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比尔•布朗的《物论》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他从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认识“物”的意义和地位，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关键词“物”建立理论谱系。约翰•弗罗和W.J.T.米切尔在各自的论文中把“文学批评与新近对物的兴趣联系起来”[2]，从具体的物入手研究其中承载的文化政治内涵。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以《与其他东西一样，死也是一种艺术》为标题分析了西尔维尔•普拉斯的诗歌，从死亡角度分析了物人关系。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也在思考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试图和从具体的物入手来分析特定时期的文化观念的传统做法有所区别。在《物、物性和现代文化》、《物的王国》、《物质文化读者》等论文集中，研究者们尝试用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物质文化研究，比如为物“作传”，考察物在不同语境中的“运动轨迹”等[3]。此外，研究对象也更为微观具体，技术物品、被不断转手的礼物常常是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论文《撞的总是同一辆车》里，格拉维斯—布朗将视野投向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物品—汽车，分析了汽车的“人化”以及使用汽车的自我的“物化”。在他看来，“汽车既是自我的延展，也是自我的束茧”；汽车也许是“所有人造物品中最体现某种人格的东西”。在作为地位象征和表达自我的物品同时，汽车也渐渐变成凭自己本性行事的主体”[4]。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自身的学科领域相结合是近10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这既丰富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也拓宽了研究者自身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比如，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将物质文化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使物质文化批评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视角，文学批评中“对物质文化、客体性和物性的兴趣已经渗透到文学和文化史的各个经典时期”[1]。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物质文化批评视角弥补了多年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遗憾：在从前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像读书那样去‘读’物，去理解制造、使用、丢弃物品的人和时代”[2]。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和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批评概念，如“物质无意识”等，从不同侧面塑造了本学科的理论话语。

二、何谓“物质文化”

究竟什么是物质文化？阿瑟•埃萨•伯格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指出，“必须承认，物质文化是一种文化，但是这个术语有数百种定义。”[3]的确，几乎每个物质文化研究者都试图给物质文化下定义，但是他们的定义也和各自的研究背景相关。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勒兰德•费格森将物质文化定义为“人类留下的所有物体”，“物质文化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反映，也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4]；人类学家詹姆士•迪兹认为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指文化的产物”[5]。费格森和迪兹在定义中将物质文化强调为各种人造物品，这在托马斯•施莱勒斯看来有些局限。在《美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前言中，施莱勒斯认为，物质文化不仅应该包括“所有人们从物质世界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应该包括自然物品，如大树、岩石、化石等，因为“这些自然物品有时也体现了人类的行为模式。”[6]来自艺术历史领域的学者朱尔士•大卫•普朗认为物质文化就是“人造器物所体现的文化”，因此，物质文化这个术语“不但包括了物品本身的研究，而且也包括物品研究的目的，即文化的研究”[7]。施莱勒斯在普朗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物品和文化的关系以及物质文化的内涵，将物质文化研究定义为“通过物品研究一个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观念体系。”施莱勒斯认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人所制造的物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制造、委托制造、购买、使用的个体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从更大范围来说，反映了个体们所处社会的观念体现”[8]。施莱勒斯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剖析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目的，为物质文化研究明确了思路：通过人造物品来研究那些制造、、购买或使用这些物品的个体们的观念体系；通过人造物品来研究特定群体和社会的各种观念体系，如价值、思想态度和观念假设。

尽管费格森、迪兹、普朗、施莱勒斯等从不同层面阐释了物质文化的内涵、物品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将人造物品和未经改造的自然物品视为是人类思想在特定社会活动的固体存在，通过这些牢固、“不会说谎”的实存证据，研究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局限于物品的考古研究。随着物质文化研究成为更多学科领域关注的对象，物质文化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的考古意义，而是更多地强调其文化内涵。阿瑟•埃萨•伯格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借用亨利•普拉特•费尔查尔德的表述试图为物质文化下定义。费尔查尔德在《社会学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将物质文化定义为所有“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不但包括语言、工具制造、工业、艺术、法律、政府、道德和宗教，也包括各种体现文化成就的物品和器物，这些物品和器物赋予了文化特征以实际的效果，如建筑、工具、机器、通信方式、艺术品等”[1]。阿瑟•埃萨•伯格称赞费尔查尔德关于物质文化的定义，认为它“揭示了文化和物之间的关系”，从两个层面具体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物不但象征了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而且也是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的具体体现。”[2]伍德沃德在《理解物质文化》中也讨论了“物质文化”这个概念。他认为，虽然“物质文化”在传统意义上指涉可以携带、感知、触摸到的实存物品，是人类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类和物品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物质文化”这个术语强调“人类所处环境中的无生命的物如何作用于人，又是如何被人所作用，其目的在于执行社会功能、规范社会关系、赋予人类行为象征意义。”[3]根据这一定义，伍德沃德推导出物质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假设：“物和人一样，有指涉能力，或者说可以构建社会意义，或者说做社会工作”。物的作用在于“指涉意义、行使权力关系、建构自我”。伍德沃德认为物质文化研究应重点关注物人关系，尤其是“人们如何使用物、物能为人们做什么，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等议题，应致力于分析“物人关系如何成为文化依存的意义，而文化又是怎样通过物人关系进行传承，物人关系如何使文化被接受和创造。”[4]总体来看，和阿瑟•埃萨•伯格相比，伍德沃德更为强调物人关系，强调物的语境性和文化关联性，因为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的力量在定义物时，总是将物置于和其他物的关系体系中”[5]。

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论述物质文化定义时特别强调物的“物性”。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为何物有意义》中梳理了布尔迪厄、阿帕杜伊等关于物的阐释，通过两个疑问句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向当前物质文化研究的转变，将是否强调“物性”概念作为划分物质文化研究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他认为，第一阶段的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物很重要”，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十世纪80年代，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物有意义”，在承认物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将视野引向“物性”的研究。第二阶段是“物质文化的关键理论发展阶段”，“社会世界和其他方式一样也被一种物性所建构”[6]。在2005年主编的《物性》中，丹尼尔•米勒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物性”从古代到现在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物性对于塑造人性的重要作用。对于“物性”概念阐述得较为深入的是比尔•布朗发表在2001年《批评探索》中的《物论》。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布朗继承了后现论家鲍德里亚、拉图尔、巴什拉关于物的阐释，消解了有生命的人和无生命的物之间的对立区分，认为“物性”是一种“类似主体结构的东西”[7]，和主体相对应，且地位平等，同等重要。物所具有的“物性”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无生命客体如何构造人类主体的新思想，客体如何感动主体或威胁主体，客体如何促进和威胁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等。布朗在后现代语境中论述了物的“物性”，使得物质文化这一概念在当代话语语境中凸显出新的意义，成为当代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假设和理解“物人关系”的关键。物质文化研究对于“物性”的强调也丰富了物质文化关键词“物”的内涵。不同内涵的物对应了不同的英文表达，如“things”、“stuff”、“objects”、“artefacts”、“goods”、“commodities”、“actant”（行动元）等。无论是何种内涵的物，其共同点都在于关注人们周围的“各种形式的物”和“人和物之间的相互关系”[1]。其中，“行动元”指涉了各种具有社会功能行为能力的实体或者存在，包括人与非人的物品。这一术语消解了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和没有生命或外在的物品之间的界限，将人与物之间的种种藩篱统统剔除，彻底解决人与非人的种种区分[2]。

三、当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与范式

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物性”、“物有社会生命”等理论假设大大丰富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内涵，也有效拓宽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路径。在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中，物是人类思想在特定社会活动的固体存在和实存证据，因此可以通过物的考古研究，挖掘与物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体系。而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传统做法，将研究视野投向物的社会意义以及物人关系的深度考量，在研究方法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当代物质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提倡物的“过程”观，强调关注物的运动“轨迹”和“重新语境化”。这种重视物的意义变化过程的研究被弗雷德•R•迈尔厄斯认为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大的革新”[3]。阿帕杜伊和克比托夫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从物的动态过程入手研究“物的社会生命”，重点指出物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阿帕杜伊在研究商品时，揭示了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意义变化，包括购买过程中的商品、作为礼物的商品等；而克比托夫则研究了商品的商品化——去商品化——重新商品化的过程。在《物的王国》的导论中，迈尔厄斯在强调“物的社会生命”时指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于，“物在文化上不是固定的，总是处于存在和形成的过程中”；“移动、不稳定、动态”是物的社会生命的非常明显的过程。在具体研究中要考虑物的“动态形式，而不只是关于他们定义的某一个静止的时刻”；要关注物的动态发展过程的谱系研究，善于捕捉物的运动“轨迹”[4]。因此，为某一具体的物“立传”，研究物的“前世今生”是此类研究的常见模式。比如，在《鸦片在中国的社会生命》中，作者另辟蹊径，考察了“鸦片先生”在中国的“运动轨迹”，借此透视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关系[5]。还有一些研究者会特别关注物的“交换”，如礼物交换、婚姻中的交换，拍卖等，通过物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改变透视其中折射的文化框架和文化语境。其次，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话语形成一定程度的交叉。在研究物如何作为社会标记完成“文化工作”，如何成为标记社会地位的符号时，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者或借助布尔迪厄、福塞尔等关于社会“区隔”的研究方法，从不同阶层的品味差异入手揭示阶级分层和阶级冲突，挖掘特定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或借助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等社会学家关于商品研究的思路，通过人们的消费方式用来划分社会群体，研究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文化差别。在研究物如何帮助调节自我认同与自尊的形成，如何从心理动力上创造了意义和自我的感觉时，往往会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物如何与人形成亲密纠缠，物人关系如何实现“能量的辩证转换”[6]等。比如，《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的性别物质化》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型，作者威尔•费希尔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话语，从服饰、交通工具、香烟、手枪等具体物品入手，研究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性“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化”机制[1]。

从近年来和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受不同理论视角影响，在具体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范式：首先，从具体的物入手，考查物在虚构社会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见范式。物能够做“文化工作”、指涉意义、行使权力关系的理论假设引导物质文化研究者关注每一个微小的物质细节的意识形态意义，“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物品，比如手帕、胡须，可以帮助完成严肃的意识形态工作。”[2]部分研究借助布尔迪厄、福塞尔、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等相关理论，考察物如何作为审美和文化价值的标记，帮助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尤其是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物品的“表达功能”使之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成为社会表达、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再现的方式。社会“区分的物质化”逐渐成为建构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基础，“文化与社会地位的差异重现于物品自身的再次编码”[3]。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受福柯“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物的“文化工作”时，特别关注物如何参与权力的控制和实施。他们认为物和人一样都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元”，不但和人之间有着“交互性和互补性”，而且物存在于关系网络之中，和人一起构建关系网络的意义，反之也是在关系网络中意义才得以构建“。物被一些特殊的权力关系建构，反过来又积极地建构这些关系。”[4]受福柯断头台、圆形监狱、制服、时间表、写字台等物的研究启示，研究者们往往特别关注现代社会的技术物品，研究物如何作为“行动元”来行使或体现权力关系。此外，受福柯对于监狱建筑的形状或者位置的走向更为微观具体研究的影响，研究者们也还会开展物的形状、质地、构造等更为细致的研究，揭示物的外在形式如何“体现某种政治形式”，如何以微妙但又有力的方式“作用于身体和灵魂”[5]。将物作为身份的标记，研究人物的心理身份和社会身份是另一种重要研究范式。研究者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重点研究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观念、心理、情感和身份，关注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性别、种族等文化身份。在研究物和自我身份的关系的时候，研究者从主体拥有的财产、商品等入手，探讨了占有的财产物品与延伸的自我的关系，从心理学层面论证了“物恋”以及物对主体意识的建构。罗素•W•贝尔克在《财产和延伸的自我》中从心理学层面论证了财产和自我感觉的关系。他借用威廉姆斯•詹姆士早年关于现代自我的概念“一个人的自我是他所拥有的全部东西的总和”，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财产是自我感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贝尔克继而论述了住房和自我的关系，认为住房是“扩大的自我”，是稳定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物品，“这种延伸的自我有助于了解消费者行为如何对更广泛的人类生存产生助益，延伸自我的作用”[6]。研究者往往会特别关注消费社会中商品对人的心理影响。当处于消费社会的商品王国中，个体将希望、梦想和欲望投射在商品中，通过购买、积聚商品来构建起商品化的自我身份，但是，提供并承诺给予意义和满足的物品，最终却不能满足个体的深层需求，使个体陷入物的占有和深层欲望之间的断裂和永恒矛盾中。此外，研究者们也会关注从物入手研究人的社会身份，包括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在研究方法上与女性主义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种族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和交叉。此外，将物作为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标记，通过物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形态和文化结构也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研究者借鉴新史学派“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考察普通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物品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会特定社会空间的物质文明结构。此类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无论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在《物质无意识》中，比尔•布朗呼吁关注物的本体地位，物本身就是“历史文本”：历史不应该只包括马歇里、詹明信所说的关于生产模式和反映阶级冲突的叙事方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应该包括一个时代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外表层面的物质细节。历史的不引人注目的表层表现，或者象布朗自己所说的那些“没有明确叙述的、次历史的片断”，是“生命短暂却获得历史性的浮游生物”，能够揭示出它们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文化逻辑[1]。比尔•布朗将“物质无意识”概念应用到了文学作品的研究，认为文学文本中那些不引人注意的、不连贯的物质细节和记录，不但可以揭示日用物品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如何重新想象和建构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还可以深入理解作品中使用、丢弃、制造和购买那些物的个体的观念体系。和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相比，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很多关于“物”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并没有取代对物的传统考古研究，但是，对于“物”的内涵的拓展大大丰富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总体来看，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无论理论旨趣，还是研究方法，呼应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众多论题，是文化研究的范式。

四、结语

当前，各种新的物品层出不穷，在技术进步和大众消费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文化支持的同时，物质产品也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不是我们占有物品，而是物品占有了我们”[2]。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不但和恒在的物质世界脐带相连，也契合了当代社会以物质丰裕为标志的时代语境，研究意义不言自明。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穿梭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广阔的跨学科领域，日渐汇聚为一个具有独特研究视角的新的学术空间，成为当前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当下，“快乐的跨学科主义”盛行，各种学科理论话语交叉重叠，任何一个学科的传统疆界都开始变得模糊，而任何一个新的学术话语又想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疆界，这似乎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悖论[3]。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者在后现代语境中企图突破意义的边缘，重塑与“物”相关的话语，努力廓清自身的研究疆界，但也面临很多理论话语的悖论：一方面是“物”的概念的丰富指涉性，另一方面是概念本身的发散性、暧昧性。但是，这也使得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拓展性和未完成性。总之，将理论视野转向一切物及客体相关研究的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具特色但极富包容性的研究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其他理论话语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以其无限的活力和开放性，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编辑；学术作用：艺术作用；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科学、艺术等文化现象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普通编辑学的确立与发展应以符号世界为论域，编辑理论建设应充分重视对符号学研究成果及方法的借鉴。结构主义是认识论主体的认识模式，是编辑学术(艺术)把关的钥匙。科技编辑的学术把关和文艺编辑的艺术把关可分为不同层面，符号本质是这两大类编辑的共同点，由此两者相融合；同时，两类编辑理论建设对人类文化成果的吸纳也各有侧重。

有关学术(科技)期刊定级(分级)文献多数由期刊编辑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赞成或反对分级者都没有提及编辑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们谦虚?但编辑界为提升学科地位，不正是需要展示自身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微不足道，只是文字性的劳动、文化商品的经营或者文化活动的组织?但编辑们是不会甘于认可的，二十多年来编辑理论研究的原动力不正是“学术”情结?并且有论者鼓吹和宣扬编辑的学术作用。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在编辑界仍未形成共识，更不用谈作者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近几年编辑理论研究的冷清，和这一问题是内在关联的。作为一名编辑，在科学(以及文艺)过程中，编辑不是知识的直接生产者，相对于作者而言足“外行”，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素养才能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甚至学术把关?

符号行为是人独有的行为，使用符号能力的出现才导致了文化序列的产生，人类全部文明都是从运用符号中产生，并借运用符号而继续，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人的符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类文化史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史，而人类文化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在人符号活动本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下是成立的)。抓住以符号世界为对象开展理论研究是编辑学发展的根本。编辑的学问就是认识和研究人类符号世界的学科之一。

科学和文艺均是人类把握经验的符号活动。在科技编辑领域，钱文霖先生一再重申的“方法论路径”应该受到编辑学界同仁的重视。首先，媒体形态的变化对此研究路径基本上不构成阻碍；其次，此路径表现为能够灵活吸收利用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如系统论、信息论等；再则，此路径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指导编辑实践，又可以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基础。钱先生及其团队历经二十多年的奋斗，在科技编辑方法论方面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文艺(包括新闻)编辑，并且他们在科技编辑方面也大多涉足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不多；对从文稿表述形式细节去发现、改正内容方面疏误的关注较多，对文稿整体方面的关注较少，尤其是缺少对各学科认识结构及说明模式等的研究。要真正扭转学术期刊定级中轻视编辑的学术作用的局面，让编辑的学术作用得到以广大作者为首的社会大众的认可，作为认识论的结构主义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趋向要求按照数群这样的模型进行说明，表示为类似的形式化或其近似形式即控制论的模式。结构主义为“认识论上的主体”的认识模式，可以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当人们一旦做到了把某个知识领域归结为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结构时，人们就会感到已经掌握这个体系内在的发动机”。对于编辑而言，正是可以通过掌握各学科认识结构的特点来进行学术把关。一些科学家“无师自通”担任编辑，办出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刊物，一些学校教育毕业后再无或只有短暂科研经历的编辑办出了优质刊物，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该学科的认识结构并自觉加以运用。科技编辑的素质或者说编辑学造诣的最高境界，可能正是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掌握。

编辑对作品内容把关(编辑学功能的体现)，可分为不同层面。通过对各学科认识结构的解剖，不断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论题和学术审查，是第一个层面；对各学科说明模式的认知、把握和运用，即体现为对作品论证方法的编辑把握，是第二个层面；钱文霖等开创的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即从作品表述范式的规律把握内容疏误，是第三个层面；各种编辑规范的研制和运用，如科技书刊标准化等，则是第四个层面。

科学认识领域存在结构主义，而文艺认识领域是否也存在呢?作为“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的“文学批评”，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整个文化的“基础部分”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弗莱着重研究西方整个文学的结构形式，试探性地设计出“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写出一部划时代的被欧美学术界公认的“当代经典著作”，此书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弗莱之前的弗·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开创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成为2o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精神源头，而当代的叙事文本理论也深受其影响(《故事形态学》中译本代序，谢尔盖·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20世纪6o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是与结构主义运动分不开的。这些成就表明，文艺认识的发展也是趋向结构主义的。文艺编辑要真能与作者对话、进行“文艺”把关，依然离不开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因此，科学认识领域编辑学的各功能均会在文艺认识领域编辑学中再现。

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成就科学的诞生，与之前人类的文艺经验不可割裂。从人类认识演化过程来看，“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之中也永远存在，只是构成科学思维的低一级水平，个别主体的认识结构要达到“认识论上主体”的水平，要经过不断的“除中心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在有限生命个体的人的身上，文艺认识和科学认识也必然共存。非文学散文修辞的可能、科学修辞学的现存性以及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中，即是这种状态的证明。因此，面向科技和文艺的编辑学不存在“鸿沟”而是交融的，这是因为它们均归于人的本性(符号活动)所致。

已经有50多年发展史的符号学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对象是“意义问题”，其相当丰富的成果应当对编辑学特别是人文领域编辑学的建设有重要借鉴价值。陈力丹在新近出版的《新闻叙事学》的序中说，此书作者运用符号原理研究具体的新闻文本，“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话语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达到了对新闻本身进行深刻地分析”。一位新闻编辑只有对新闻本身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成为一位优秀编辑，此书研究路径及其本身应当对编辑学至少对新闻编辑学的建设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符号学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元知识和新的方法论”(陈力丹语)，而且有人直接提出话语分析为传播研究的新路径，可见新近传播学界对符号理论的重视。国内编辑学界以媒介形式分类进行的研究，如书籍编辑学、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等虽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没能将编辑活动的符号本质充分挖掘出来，要取得更大的成果其困难无形加大，非但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是“遥远”之事，就是编辑有学与否的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虽然编辑学界有人提出了“编辑学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但是现实情况可能是传播学界因对符号原理的积极运用而走在了编辑界的前面，将他们的研究拓展到了编辑领域，已知文献【14—15】就是例证。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

受众，简而言之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在当前的媒体市场中，传播者愈发重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受众细分、受众调查等方式或手段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受众的范围越来越广，传播过程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也更加明显，受众的研究分析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上，关于媒介效果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受众状态及其与传播者关系的争论，而传播效果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承认受众的过程。正如同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的梳理：“媒介受众研究始于20 世纪初。早期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着眼于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直接起作用。到20 世纪60年代，这一研究已不再生产新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发展出新的媒介理论来解释人们使用特定媒介的原因，以及使用这一媒介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下面，笔者将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由“信息来源主宰(source-dominated)理论”到“受众中心(audience-centered)理论”

经验研究刚刚开始时最早的广泛流传的“魔弹论”中，研究者将人类群体描述成由无理性的生物组成，他们可以被精心设计的大众传播刺激动摇并被控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受众被认为只能被动的接收传播者传递的信息，研究重点在传播者和传播过程，“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个人的差异和两种听众在社会分类方面的特性并且揭示了：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一研究最初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了解大众传播的效果，而只是一项对恐慌行为的研究。在“人民的选择”中，重点在于大众媒体对选民影响的研究，虽然最终的结论是：社会关系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传播者。但直到赫塔·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人们才开始研究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过程，分析受众心理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从众多媒介内容中选择某一特定讯息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应该可以称得上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中对受众分析的先河，随后也有学者对“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在之后的里程碑研究中，我们也可或多或少的看到关于受众分析的内容：衣阿华杂交玉米种研究中，布莱斯@瑞恩及其助手指出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早期接受者与晚期采用者在经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区别；耶鲁研究中，霍夫兰领导的团队分别从群体归属和个性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受众与说服效果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生活中的电视：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不同儿童对电视的使用存在的差异来源于：年龄、性别、智力、社会阶层背景、儿童社会关系的质量（如亲子关系等）。

尽管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受众分析的部分，然而，媒介效果研究真正实现从信息来源主宰理论到受众中心理论的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积极的受众和寻求满意度的受众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却与功能分析混淆在一起。针对这样一种误解，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就曾指出：要理解功能主义与大众传播的联系，有必要对功能（日常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后果）和传播活动的效果加以区分。她还表示，除非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否则媒介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所以，只有足够的受众愿意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二、受众理论的类型梳理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受众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理论，根据对手中地位的不同认识，可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九种，即：属于“附属论”的靶子论、商品论，属于“主动论”的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社会参与论和文化规范论，属于“中心论”的顽固受众论和自助餐理论。

对手中的研究实质是围绕主动或者被动而展开的，而说到底，受众的地位实际上是附属和中心、主动和被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只有受众接收才有意义，换言之，受众接收何种信息、接收信息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同时扮演着大众媒介消费者、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四种角色。而另一方面，尽管受众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归宿，也只能接收传播者传输的内容，他们只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因此，不管是夸大传播者地位的“附属论”或者强调受众地位的“中心论”都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丹尼斯，麦奎尔等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

[3][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4]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5]李新祥，受众理论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Z]. 第二届（2008）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论文

[6]Schramm，Wilbur.Men， Messages，Medi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3

[7]Stanley J. Baran， Dennis K.Davi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2nd Edition)[M]. Wadsworth， 2000

作者简介：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8篇

一

我是67届初中生，虽然经历了，但是由于父亲受到冲击，性格柔弱的我并未加入到文化革命的冲冲杀杀中，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串联，我属于家里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当社会上文化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时，我却忙碌于大家庭的家务，买菜、做饭、带弟妹。当上山下乡的号角吹响后，我却依然无动于衷，直到1970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上海，奔赴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西头大队插队务农。在农村的六年间，我下田插秧、上山伐木、下水撑排，并曾到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还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我劳动积极表现突出，1975年我被推荐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担任中文系的写作课程。1984年，我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曾华鹏、李关元先生，1987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91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我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王铁仙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期间成绩突出，199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在职破格两年就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回溯我的求学历程，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奠定了我中文专业的基础，写作课程的教学培养了我对于文学写作的热情、对于文学范文分析的技能。硕士学习期间，曾华鹏先生的谨严扎实、李关元先生的洒脱机敏，给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曾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条分缕析、对于作家研究的深入肯綮，李先生对于文学研究的新颖见解、对于文学资料的如数家珍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我。王铁仙教授是瞿秋白的外甥，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人性内涵和审美观照，他的谦和稳重、朴实勤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以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乡土特色、悲剧风格，毕业后我继续在该领域中拓展与深入，199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该著有鲁迅的乡土世界、乡土作家创作论、鲁迅身边的乡土作家、鲁迅著作的崇尚者、乡土文学综论、历史与现实之间六章。导师曾华鹏、李关元先生认为“这是一部扎实、丰富、富有新意的书稿”。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指出：“总之，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是一部见解独到、论证严谨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踏实认真的学术态度、深刻深入的学术思维、扎实严谨的学术功底等，都可以在此著中见一斑。”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现“五四”前后有诸多作家与基督教有关联，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诸如牧师、教徒、教堂等内容，基督教的牺牲、宽恕、拯赎等观念也呈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最初我有以此内容为题做学位论文的想法，却被导师否定了。硕士毕业后，我仍然就该论题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并采取作家论的方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徐訏等展开研究，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为题于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思和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似乎暗示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所变化。”“……剑龙先生显然是抓住了当代文学的信息，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应该说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格，以作家论作品论构成了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格局，以对于作品文本的细致阅读，对于作家本身的深入考察，将作家作品放到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中进行研究，在文学史发展的格局中评价作家作品的长与短，在探究作家的成就、作品的价值时，注重对于审美形式文学风格的分析，这基本延续了曾华鹏、李关元、王铁仙先生的研究传统。

二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涉足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我研究汪曾祺、何立伟、查建英、池莉、席慕容、周梅森、王晓玉、李晓、赵玫等作家的创作，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20世纪末，朋友策划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丛书，包括贾平凹论、张承志论、张炜论、梁晓声论、余华论、刘震云论、实论等十本，我撰写的是《现实悲歌：谈歌、何申等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我细致研读了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从创作取向、形象塑造、叙事方式、写实手法、语言特色、审美风格等十章展开研究，该著的大部分章节先期以论文形式发表，引起学界关注，该著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次全面研究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著作。1997年，导师王铁仙先生策划撰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一著，以改革开放后20年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参与者为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马以鑫、刘挺生，我接受了90年代的文学研究，我从仔细阅读文本开始，系统研究了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其中的有些章节先期在刊物发表，该著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立意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研究上海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

2003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博士生、硕士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选修课，有30余位学生选修该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邀请我做一场公开学术报告，要求不讲文学，思考再三我便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进行紧张的准备，邀请方请了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神学教授余达心评点，这让我有了压力和动力，在撰写讲稿的三个多星期的过程中，有时是半夜想到问题就起床写。我的公开报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5万字的报告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为题，200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2005年经申请，我获得了第2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选修课期间，我要求学生以写论文作为课程考试，我给学生出了几十个题目，我将学生的课程作业编辑为《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著，2006年由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出版。

2004年3月，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顺利结项，该成果以《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为题，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该著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百年的上海文学。

2006年，我将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编辑为25万字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著，编辑为创作论析、作品赏析、作家观照、研究回眸四辑。在该著的后记中，我写道： “回眸学术道路上的二十五载，我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态度与研究风格。在学术研究中我首先注重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注重自己对于作品的真切感受与感悟，注重阅读中的第一感觉，这往往成为我了解与把握作品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基础。努力将文学作品、作家创作置于作家创作轨迹中予以评说，将作家的创作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这就使文学批评与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视阈与眼光。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于研究方法理论的了解中，在对于不同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把握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展开恰如其分的探究，努力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力图避免人云亦云。在关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论题与视阈，企图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不为了刻意创新而意在笔先，努力论从史出水到渠成，不为一鸣惊人而故作惊人之语，努力追求客观平实深刻严谨。”

三

2004年由我领衔申请，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便将许多精力转移到都市文化研究方面，策划基地每年两个重大项目，每年主办国际会议，2005年为了筹备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会议，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任访问教授，在美国期间旁听课程、走访学者、了解纽约文化，对于拓展视野筹备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地成立以后，我们先后主办了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巴黎、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博茨瓦纳等双城文化国际会议，加强了与世界各城市学者的交往，开拓了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

在我的城市文化研究中，大致涉及如下几方面：

1.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重大问题展开及时深入研究

《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条件与问题》是党的“十七大”前参与专题调研的成果，指出文化计划的问题和举措：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观念；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的偏差；重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的偏颇；重大众文化轻精英文化的偏至。《改变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孤岛”状态》指出城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粗俗化孤岛化的状态，提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思路。《城市建设，走出审美误区》提出城市建设中审美误区：以欧化为美的审美追求，缺乏注重民族化个性化的见识；以楼高为好的建筑布局，缺乏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以破旧立新的建设思路，缺乏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意识；以求现代化的建设观念，缺乏保持生态平衡的前瞻意识。《走出社区文化建设的误区》、《警惕中国社会的过度城市化倾向》、《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危机》等，都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2.对于中国当代城市文化问题展开敏锐深刻的批评

《荧屏选秀的文化分析》认为荧屏选秀是大众化娱乐性节目，存在着一些值得警惕与改进的方面。《电视娱乐不应成为“愚乐”》批评诸多低俗的电视节目，不仅使荧屏充满了不健康的低俗趣味，而且形成了降低文化品位迎合观众的导向。《电影的拍摄与文明的偏颇》认为以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危害为代价，拍摄出一部部并不“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无疑呈现出文明的某种偏颇。《中国电影大片忧思录》批评中国大片奢华的形式下掩盖不了空洞的内容。《文化消费语境中的文学评奖》指出目前文学评奖的问题，认为商品化的逻辑影响了文学奖项的设立与评选。《让少儿读物远离诲淫诲盗》指出必须加大查禁不良出版物的力度，查找其源头，严厉惩治不法出版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弊端之反省》指出人文科学研究中理论的侏儒现象、立场的暧昧姿态、视野的狭窄状态等弊端。《学者与伪学者》批评有些学者当了领导后，借权势与地位，网罗人才，申报研究项目，撰文写书，即在学术界的名声雀起。

3.对于中国城市建设中问题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另一种“希望工程”——关于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的思考》将促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看成是另一种“希望工程”，提出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应该做到几方面的结合。《全球化背景中上海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思考》认为与纽约、伦敦、柏林这些世界性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提出促进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几方面。《拓展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几个因素》提出应该注重营造宽容创新的文化生态；创造动态的有意文化传播；建构文明多元的市民文化。《推进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之我见》提出：一、构建更开放便捷的文化交流氛围；二、打造具有国际性水平的文化精品；三、凝聚高层次文化交流国际性人才；四、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水平与品位。

我将2004年至2007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2008年9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最近，我又将自2008年至2011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2013年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分为上海文化、文化形象、传媒文化、文化教育、世博文化五辑，论集中的文章有的是应政府有关方面决策咨询而撰写的，如《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奉贤“贤文化”建设与发展纲要》、《上海世博会园区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的思考》等，《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一文还获得了第七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论集中有的是因2010年上海世博会而撰写的，为上海世博会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主办“世博会与都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世博会与都市乡村建设论坛”、“世博会与市民文化素质研讨会”等，我参与了世博会主题论坛“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的策划研究，主编整理了77万字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论坛文集公众论坛（上）（下）》，本论集中世博文化一辑中的论文大多是因有关世博会的学术活动而撰写的。传媒文化一辑中的论文，《论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导向》是因当下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而撰，《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是应文汇报约稿谈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而撰，文化形象、文化教育两辑中的文章，有的是由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有的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独到见解，《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发表后为《新华文摘》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

四

2008年后，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主编了《都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嬗变》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我出版的其他学术著作大致分为如下几方面：

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的震撼与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改革开放至1988年文学的研究成果。《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1989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主编的《论陈赞一的文学世界》一著，香港陈赞一修会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是对香港作家陈赞一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著，分别从诗歌、小说、散文角度展开研究。30万字的《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一著，201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我2008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分为文学思潮论、作家论、小说论、散文、剧作论、批评论、新中国文学论六辑。我主编的《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201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我与我的研究生合作的成果，分别研究了新世纪初的生态小说、“80后”小说、网络文学、戏仿文学、官场文学、传记文学。

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一著，获得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0辑的资助，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该著研究了论语派小品创作热潮的兴盛、小品文创作论、幽默风格论、闲适笔调论、论语派与东西方文化、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论语派其他作家论、《论语》的编辑理念与实践等，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撰写。20万字的《乡土与悖论——鲁迅研究新视阈》2010年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收入了有关鲁迅研究的成果，分为鲁迅研究新视阈、走进鲁迅的世界、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四辑。我主编的《老舍与都市文化》一著，是由我主持的同名学术会议的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收入会议论文31篇，老舍的儿子舒乙、女儿舒济也有论文收入。由我主编的《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该著立意于探究上海文学对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分别研究了文化中心的形成与上海文学的发展、上海文学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出版业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现代派与20世纪中国文学、鸳鸯蝴蝶派与20世纪通俗文学、上海文学论争与20世纪文学思潮、上海戏剧运动与20世纪话剧发展、上海左翼运动与中国文学左倾思潮、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上海唯美思潮与20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

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10月11日，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有全国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移民作家施玮、融融两位特地从美国赶来与会。我将会议论文编辑为《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一著， 200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一著，获得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4辑资助，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上编为文学思潮研究，包括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陈独秀的宗教观与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真理社、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非基督教思潮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等。下编为作家创作论，包括教会学校文化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人道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论基督教文化与冰心、许地山小说的叙事模式等。

2013年将出版的著作《耕耘与收获：杨剑龙现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2006年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阅读与品味：杨剑龙当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书山学海长短录：杨剑龙学术书评集》选编了我关于学术著作的书评25万字。《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一著收入了我与海内外学者、研究生学术对话30余万字。

五

回眸自己30多年的学术生涯，回顾我30多年走过蹒跚的足迹。

倘若从我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已有30多年了。从18岁离开故乡上海插队江西务农，到读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我总以务农生涯的体验和感悟从事学术研究：脚踏实地、勤奋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开拓学术自留地精耕细作，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一。学术研究必须寻找到自己独特的领域，才能有创见有发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从对于中国20年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到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到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到研究都市文化，等等，都在这些自留地里精耕细作，有了一定的成果与影响。

不弃涓涓溪流拓宽学术滋养，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二。学术研究应该有开阔的视阈、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必须应放宽眼界，学习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才能使自己的栽种与耕耘之物茁壮生长。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学习研究文艺学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学习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宗教学等诸多理论，从而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阈与建构具有创新色彩的研究视野。

与时俱进清醒的学术意识，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理论与研究方法应该与时俱进，论题的选择也应该如此，这必须有清醒的学术意识，在对于研究现状、有关资料的把握中，寻觅论题、寻找角度展开研究，清楚哪些论题有价值、哪些领域值得探究，在论从史出、深入肯綮的研究中，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过程中，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总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有碍于社会发展人文建设的现象，应该予以研究分析、予以批评驳斥。我总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自觉的咨询责任，对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一些问题，提出有益的有建设性的见解与看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

我没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雄才大略，我没有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满腹经纶，我只是如一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一样，在学术园地里勤奋耕耘努力劳作，以无愧于自己的人生与辉煌的时代。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9篇

一、质量经营上升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对于跨世纪经济竞争与发展：质量问题已成为世界经济界关注的焦点。前不久，美国召开了有全美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参加的美国质量大会，专题研讨跨世纪质量问题。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在大会上提出，20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21世纪则是知识与质量的世纪，质量优劣将成为一个国家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问题。企业家们认为，企业发展由诸多战略组合构成，而质量经营已上升为这些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世界顶尖企业较早地看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与质量创新是决定竞争制胜的关键，纷纷创造“世界级质量”，不断拓展全球化市场。美国宝洁公司制定并实施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质量经营战略，把科技创新、质量保证与市场服务等融为一体，实行以质量为基础的市场创新经营。宝洁公司每年发明技术专利达2万件，质量管理系统延伸到世界各地独资、合资企业和产品销售市场。在进入中国市场后，派出跟踪产品质量与市场调查的专业小组就有20多个，质量调查人员常年深入到上海、广州等城市用户家庭。根据质量调研信息不断改进品种与服务，创出汰渍、玉兰油等17个中国品牌产品，成为高质量产品占据中国洗涤用品市场的重点企业。

实施质量经营战略，是面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世界顶尖企业的实践说明，企业必须要树立全新的质量理念，从市场预测、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用户至上、市场导向、质量效益与以质量求生存等广义的质量观念；将质量与科技紧密结合，双轮驱动，深入开展质量经营。我们的企业应当看到，这一战略是事关长远振兴企业与民族经济的大问题，极为重要。

二、顾客满意上升为企业追求的永恒目标

传统的质量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质量管理就是要对生产全过程进行控制，强调检测把关。认为对质量的追求就是追求达标化、零缺陷，质量管理工作是质量管理组织部门的事等等。这些质量管理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质量管理环境和内容的变化，企业的核心与决定因素已是顾客。因此，刻意追求顾客满意和忠诚，是世界顶尖企业创造“世界级质量”和创新市场的永恒力量，是质量管理新的重大课题。

笔者曾到法国、德国等欧共体国家考察工业企业，发现一个显著变化是，企业已从以企业为中心的“CI战略”转向了以顾客为中心的“CS战略”，CS即英文意为“顾客满意”的缩写。在谈到企业质量管理变革时，一位德国企业家认为，近年来人们较为重视重建内部机制，以强化质量管理，而忽略了“顾客关系管理”，这是有失偏颇的。时下，“企业命运在顾客手中”，“顾客是企业利润的最终决定者。”顾客满意已上升为现代企业质量管理的核心。

追求顾客满意和忠诚，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理念创新，这与追求产品自身质量及其标准化更科学、更重要。这一管理的内涵突出了顾客满意是企业最高目标，顾客是企业经营的主要驱动力，企业质量管理组织的中心位置顾客；产品开发与产品生产与服务必须围绕顾客进行，并由其参与；企业采用顾客关系信息系统，对其变化的需求随时进行监测，指导企业提高满足顾客要求的

管理水平。其管理对象也不同于一般消费者，“顾客”的涵意延升到不仅是产品购买者、服务者等外部顾客，还包括内部员工即内部顾客，以及企业供应商和相关产品生产商，是一个由商品生产者、消费者、流通者为一体进而组成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

我们应当借鉴发达企业的做法，更新传统的质量管理思维，深刻认识顾客满意对质量管理内涵的重大作用。从改善顾客关系中，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市场，培养更多的忠诚客户，营造利于制造质量提高的企业员工满意的工作环境，从而更有效地提升质量。

三、人的素质上升为企业质量管理的紧迫任务

世界顶尖企业认为，一场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发展正在全球经济相关论文href="/search/?Where=title&cid=0&Keyword=%BE%AD%BC%C3&x=22&y=8">经济领域展开。企业质量管理的紧迫任务是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全力开发“智能”资本，从人才与知识培养上获取质量效益。

我国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谈到企业成功发展时认为，海尔集团追求的“第一产品”是人才，在销往中外市场的家电产品则是“第二产品”。张瑞敏的“第一产品论”，正是确保海尔高质量、全方位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的前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创新产品与服务。

中外顶尖企业看到，当今质量管理已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已成为企业以质量为核心的经营管理的起点和归宿。企业步入全球化市场竞争，需要质量管理与技术管理并重，以市场为导向，创新质量管理。在这之中，人的素质发挥着决定作用。因此，均高度重视开发人才与知识资源，推动质量管理不断升级。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用于人才培训的开支高达10亿美元，通用公司投入4亿美元用于员工通过“6希格玛”培训计划。在欧洲不少公司出现“老板出钱，员工充电”现象，德国知名纺织机械制造企业卡迈·耶公司、赫希斯特公司等企业，均建立了常年培训制度，大力而有效地提升员工素质。从而，使这些企业制造的产品技术先进、质量优良，从不必担忧使用过程中发生需要进行售后服务等质量问题。

我们的企业面临跨世纪经济竞争与质量挑战，应当看到制约质量提升的首要因素是经营者与劳动者的素质问题，有必要下力气改变现状，赶上知识经济发展的潮流。

四、利益共同上升为企业整体质量形成的“生态关系”

英国著名经济学者查德·瓦里新认为，企业经济的成功需要合作伙伴之间利益的统一，应把市场竞争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彼特·德鲁克说：“企业之间的生存发展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生存发展，它们均是一种生态关系”。欧美不少企业深刻看到，企业在市场上形成整体质量效益，有必要建立所有受益者相互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追求整体质量经营与共同利益增长。

进入九十年代初，世界知名大公司纷纷严重亏损，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企业之间开展市场竞争，采取击败对手之策，产品价格失常，企业竞争成本上升，外部竞争环境不断恶化。教训使精明的大企业兴起了管理创新热潮，带来了质量管理观念更新飞跃。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史蒂文·乔布斯首先推出“苹果联盟生态系统”战略，取得了实质性效果。IBM公司相继建立了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战略联盟共同体，从产品开发、制造到销售，形成整体化质量保证体系，带动了群体企业经营效益迅猛增长。在德国大企业中，不少科技人员开发出具有高精技术和质量产品与项目，而大企业视他们为整体产品质量保证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规模小大企业不利于生产，纷纷资助科技人员创办小型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使之成为大企业的紧密合作伙伴，提高了配套协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

从整体质量及效益追求看，建立企业“生态关系”更利于共同利益的产生。这是因为，企业是市场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参与者，企业无论是要扩大市场占有能力，还是开发新的市场，都必须与他企业携手，集中有效资源，创造出消费者可以实际使用的高质量的新价值。同时，也在建立相互依存，相互协作以及为用户提供全方位质量服务中受益各方。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全部的质量整体意识，着力建设和培育以质量经营为中心的“生态系统”。

五、技术创新上升为企业质量提升的运行机制

一位质量管理专家认为，现代企业管理需要多种管理体制相容的一体化全面管理，技术创新则是诸多管理中起决定因素和作用的运行机制。中外顶尖企业普遍高度重视建立利于质量提升的技术管理创新机制，以技术进步支撑和推动质量创新，创造“世界级质量”，开拓全球化市场。

我国小天鹅公司将“全心全意小天鹅”作为全面质量营销创新的核心内容，较早地看到，企业市场竞争最终是全面涵意上的质量竞争，而质量的优胜来自于技术领先。由此，他们建立了由技术管理与质量管理双重创新的企业创新机制。小天鹅公司在全国洗衣机行业首家建立了由1214件中国专利、527件欧洲专利、398件日本专利和478件美国专利等3600多件涉及洗衣机国际专利的信息库，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创新。小天鹅公司还建立了由专家和博士后组成的技术开发院，确保开发领先市场5-10年的前瞻性产品。同时，小天鹅公司实行了24小时全天侯登门售后服务，把“全心全意小天鹅”的质量创新和运行机制渗透到研制、生产、销售与服务的全过程，追求质量与服务的“零死角”。从而，使企业不仅享誉于国内市场，还在东南亚等国外地区设立了生产企业，实现了技术出口和产品市场国际化。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不竭之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惟有建立创新机制和具有创新精神，才能不断发挥出创新技术、创新质量与创新管理的灵魂作用。近年来，我国美菱集团建立了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与淘汰机制相结合，动力与压力并存，“允许失败，不允许不创新”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海信追求创新机制，吸引了200多名硕士、40多名博士和1000多名北大、复旦大学研究生等加盟企业。这些顶尖企业抓住了创新机制的“灵魂”，使人才如鱼得水，推动了质量创新与技术进步。我们应当尽快转变传统的质量管理理念，更富有成效地通过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实现质量管理的快速提升。

六、企业文化上升为企业培育跨世纪质量的支柱精神

一位德国企业家说：“民族文化是产品创新之根，企业文化是质量管理与创新之魂。”当今，企业文化与管理创新已成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潮，成为企业培育跨世纪质量的支柱精神。

我国“五粮液酒”是近10年来市场上迅速崛起的高质量名牌产品。“五粮液酒”品牌与质量来源于何方？文化是“帆”，科技是“舟”，技术与文化交融创新，酿出了举世品牌。多年来，这家企业坚持走质量创新与企业文化创新之路，将文化内涵运用科技手段贯穿于产品之中，使产品内在质量与外观质量完美结合，不断实现企业市场创新的飞跃。五粮液集团公司在实施质量发展战略过程中，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科学思想和理论，与公司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培育以质量为支柱的企业文化，形成了一整套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和强大的质量优先文化氛围。正是这种力量的支撑，使五粮液成为全国首家通过IS09001国内国际质量认证质量，1998年企业销售额跃升为42亿元，利税12.5亿元。从1991年以来，每年递增利税1亿元以上，成为全国同行业之冠。

研究中外顶尖企业发现，企业文化对企业质量管理的地位愈来愈加重要，已经成为企业管理中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欧美许多知名企业家一致认为，不断提升高科技企业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实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提升产品质量，立于市场竞争不败之地的有力保证。近年中，欧洲各大企业正在寻求“第三条道路”企业文化与管理创新。“第三条道路”最先由英国政治经济相关论文href="/search/?Where=title&cid=0&Keyword=%BE%AD%BC%C3&x=22&y=8">经济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认为要打破政治上的左右两分法，创造混合型经济和投资国家，主张追寻“制度平衡”与“效率超越”。欧洲企业正以此创新企业文化，追寻责任与权利、雇用与民主、控制与激励、企业与顾客、公司与社会学类论文href="/search/?Where=title&cid=0&Keyword=%C9%E7%BB%E1&x=37&y=9">社会之间的平衡。欧美企业文化创新，有效地改变了员工的价值观念，重树企业精神，激发全员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从而使企业

文化商品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义务教育；择校原因；择校影响；对策建议

义务教育保障了公民最起码的受教育权利，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是决定国家教育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基础教育的公平与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受教育的层次决定了受教育者未来在社会上的前途和命运，自发的择校热逐渐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但是择校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虽然我国也曾颁布一系列的禁止择校的法令，但是并不曾发挥到很好的作用。

一、择校的原因

1.1历史成因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跟上国际发展形势，邓小平最先提出了重点校建设政策，这些重点学校无论是在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硬件设施上都明显优于非重点学校?。虽然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重点学校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虽然后来宣布取消了重点学校政策，但是这种由重点学校造成的客观差距却并未消除，这便是择校现象出现的历史原因?。

1.2经济原因

教育先行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我国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是面对庞大的教育支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却无能为力，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低且城乡分布不均是造成择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于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追求越发强烈，择校问题必然出现。

1.3社会的评价机制

社会对用人的评价机制是造成择校间接原因。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用人单位主要以高学历作为评价人才的基本标准。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许多父母从小学就开始择校，希望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拥有一个好未来?。

1.4错误的教育观

根据调查显示，大多数家长认为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是自己的义务。“教育商品论”的观点片面夸大了教育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作用，忽视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再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父母对于那些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升学率名列前茅的名校青睐有加。为了能让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于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家长来说，他们愿意不惜重金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重点学校。

二、择校的方式

2.1以分择校

以分择校就是利用考试成绩的高低来选择学校，考取高分的学生就读重点学校，考取分数低的学生就读普通学校…。成绩择校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以分择校的优势就是不用看重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经济地位，让学习最努力的学生占取优质资源，以分择校还充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了考取好学校，学生会化压力为动力，有利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但是这种惟分是举的择校方式，无形中加强了应试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2以钱择校

以钱择校就是以钱的多少来决定享受教育的质量好坏。对于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家庭来说，昂贵的择校费并不是问题，家长们不惜重金把孩子送进名校。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和相对贫困的家庭来说，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以分数择校来改变命运。据调查，有些小升初的择校费十分昂贵，甚至有1分100---1000元不等，择校费也是教育腐败的一种表现，这种择校方式不利于教育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3以权择校

这种择校方式是指一些学校的部分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向需要择校的家长收取高额择校费来出卖优质教育资源。利用这种择校方式的人在少数，毕竟认识高官领导的人并不多，大众们更是触不可及。但是这种择校方式造成的影响是最恶劣的，学校的领导人都把自己学校的优质资源以钱财的方式卖出，何来提高教育质量。这种择校方式更易滋生腐败问题。

三、择校影响

3.1积极影响

3.1.1增加教育经费

众所周知，家长为了使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不惜花费重金，高额的择校费，有利于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也有利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收取的择校费可以作为一种奖励机制，激发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改善教职工福利待遇。另外，还可以优化学校的基础设施。

3.1.2促进校际间的竞争

择校行为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面临家长和学校的选择，学校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夺优质生源，各个学校必然会积极探索自身发展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创新教育模式，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择校生，从而形成一种循环。

3.1.3创造就学机会

择校可以给学生创造另一次机会，如果因为就近入学而使自己就读了不合适自己的学校，则会埋没了一大批人才。当今社会用人机制过分强调高学历，虽说学历证书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能力，但是如今拥有了高学历才有了进入搞企业的敲门砖。

3.2消极影响

3.2.1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择校行为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众所周知，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在学校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所拥有的教育资源明显多于乡镇。虽然有经济实力的家长能够把孩子送入城市中，但大部分家庭承担不起这样高额的择校费。长此以往，城市将会掠夺更多的教育资源，也会把一批优质的师资吸引到自己的学校中，而普通学校却招收不到学生，找不到老师。这样会造成极大的城乡差距，重点学校越来越发达，普通学校越来越薄弱。

3.2.2加重学生心理负担

择校会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大部分择校行为都是家长自己做的决定，片面的追求名校，会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学校过多的招收择校生会使本校学生人数膨胀，而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往往不能够做到因材施教，而是机械性的注重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择校生择校方式的不同会给学生造成心理负担，他们往往被非择校生贴上“关系户”“有钱人”的标签，让他们觉得自己技不如人而产生自卑心理。

3.2.3滋生教育腐败

择校会滋生教育腐败，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事业，本来是具有公益性的特点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自择校费出现以来，学校的择校费越来越高不仅家长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买单，校长和老师也参与其中，这样会使学校成为牟取暴利的工具，学校只顾盈利而忽视了教育质量⑦。

四、择校措施

4.1加强政府干预

政府部门需要颁布一些法律法规在一定范围内减弱择校现象，促进教育公平，深化义务教育改革，加大教育投资，争取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优化资源配置。另外，健全监督机制，改革教育保障机制，将优质资源进行强制性分配，分配还必须公正、透明。明确规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

4.2改变教育观念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望子成龙”的文化传统使大多数父母对于孩子寄予太重的期望。但是并不是学习成绩好就代表成功，家长不能片面的追求好成绩而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在以科学文化为中心的基础上，应当注重子女综合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创新能力的提高。因为在当今社会需要更多的是创新性人才，而不是只会学习的书呆子?。

4.3优化资源配置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引发择校问题的关键原因，主要包括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三个方面。教育资源的配置不仅包括师资力量、也包括各种教育设施。在师资配置上，可以适当的增加乡镇学校的薪资待遇，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在教育设施方面，可以增加薄弱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建立健全教育基础设施。

小结：

择校现象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效率性，但是仅靠择校费来增加教育经费，促进学校间的竞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⑧。政府应该大力倡导教育公平，努力使每个孩子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力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让学生能够真实的享受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公正⑨。

参考文献：

[1]王一军.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现代化的质量范型[J]教育发展研究.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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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乔元正.基础教育阶段中美两国择校行为比较研究[C]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张晓菲.我国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研究[C]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5]李志华，王坤庆.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行为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2）

[6]徐丽平.择校：“堵”还是“疏”---一种基于分类法视角的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7（18）

[7]张岩.我国高中择校费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交际2011（03）

[8]胡艳萍.浅析和谐社会视野下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合理性[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4（4）